南京与保安，渐行渐远 2.重要使者：端纳
宋连生
为了掌握西安的真实情况，特别是弄清蒋介石目前之处境，经过多方商讨，并征询了英、美大使馆的意见，宋美龄恳请端纳冒险去趟西安。
端纳，生于澳大利亚新南威尔斯州里斯峪。高高的个子，金黄的头发，蓝蓝的眼睛，戴副金丝眼镜，讲一口流利汉语。辛亥革命初期，以英国《察晤士报》记者的身份来到中国，曾任上海《字林西报》记者。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时，对他的报道非常赏识。他曾为孙中山与张作霖介绍过关系，随后，张作霖向孙中山捐献了五十万银元，作为国民革命费用。为此，孙中山曾授端纳一枚金质奖章。1915年袁世凯与日本政府密谈签订“二十一条”，他最早获悉情报，并及时把条文内容电告伦敦，成为震惊中外的大新闻。后来，他做过张作霖的顾问，张作霖死后，又任张学良的顾问。张学良青年时期在东北度过一段公子哥儿式的生活，染上了吸食鸦片和白面儿的坏习惯。端纳说服了他并陪他戒烟，结果张学良完全戒掉了烟瘾。大家都说是端纳挽救了张学良。端纳还曾陪张学良赴欧洲考察八个多月，两人朝夕相处，亲同兄弟。东北易帜后，端纳转而担任蒋介石和宋美龄的顾问，是蒋、宋家中常客，可以不需通报，随时出入，成为英、美驻南京大使馆与蒋介石及国民政府的实际联络人。由于这种关系，在形势危急关头，宋美龄首先想到请端纳到西安去。
端纳考虑到自己与蒋介石、张学良双方均交谊深厚，而且也“不相信少帅会搞兵变，不相信委员长已经死了”，出于道义，便应允西行。10
12月14日，端纳身穿崭新的深咖啡色西装，登上飞机。下午4时许，飞机在西安西郊机场上空盘旋了几圈，用小降落伞投下一个信筒，筒内装有一封写明交给张学良的信。在机场警戒的士兵拣到信，立即送交张学良。张拆开信筒，知道是端纳写的。信中说，自己受蒋夫人的委托来西安，希望与张学良一见。如果同意的话，请在机场上燃一堆烟火，看见烟火飞机就将降落。张学良立即派人燃起烟火，飞机随即缓缓降落。
此时夜幕也随之降临了。
当晚，端纳把宋美龄写给张、蒋的两封信全都交给了张学良。宋美龄在写给张学良的信中说，张和蒋向有深交，希望张能考虑他和蒋二人之间公、私两方面的关系，不要操之过急，要确保蒋的人身安全，以避免“使国家前途受严重之打击”。
在给丈夫的信中，宋美龄写道：你的脾气不好，你心里的话总不肯好好地对部下讲，你也不能好好地倾听部下的意见。这种情况，我很担心。因此，你每次出外，我常常陪你一起去。这次因航空建设会改组事宜在上海开会，我不能不去参加，所以没有同你一起去西安，不料就在这次出了事情。东北军官兵是亡省亡家的人，他们要求抗日是自然的事情。你应该把你心里的话告诉他们，对他们的抗日情绪，应该好好安慰。你不这样做，所以激出这次事情。我托端纳先生冒险去看你，望你为国家为民族保重身体。在可能和必要的时候，我愿亲去西安一趟。最后告诉你：目前南京方面是戏中有戏。
宋美龄写给蒋介石的这封信，经过检查记录并由张学良过目，仍旧交还给端纳。
随即，张学良与端纳举行了晤谈。张首先说明蒋介石的安全情况，然后谈到兵谏的目的。他表示：只要委员长能答应官兵的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我们还要拥护蒋做领袖，并无危害蒋的恶意。端纳对张的主张表示同情和支持，并愿意去说服蒋介石。张又把蒋因误会而不愿搬迁住处的事告诉了端纳，请端纳帮助解劝。端纳也慨然应允。
随后，端纳在张学良的陪同下去见蒋介石。端纳用英语讲话，由张做翻译。端纳首先向蒋问好，然后把宋美龄的信交给蒋。蒋读了妻子的信，不禁抽抽噎噎地哭了起来。尤其是信中“南京方面是戏中有戏”一句，令他深感触动。等蒋读完信，情绪稍微平复一些了，端纳说：“我这次是受蒋夫人的委托而来的，到这里之后与张汉卿将军进行了晤谈，对这次事变情况有了一些了解。我首先告慰您，就是张将军对您并无加害之意，只要您答应他们的主张，他们还是忠心地拥护您做领袖。我认为这不仅是张、杨两将军的个人意愿，也是全中国人民的迫切要求。而且许多西洋人也赞同这样的政见。”端纳说到激动处，边说话边用手比划：“您若是接受他们的主张，今后将要成为世界的伟人；若是拒绝接受，势必将成为渺小的人物。国家和委员长个人的安危荣辱全系于委员长自己心思的一转。”11通过这次谈话，端纳使蒋介石认识到，以何应钦为代表的一些人，“此刻决定利用西安事变，借机派步兵、炮兵和轰炸机进攻这座城市。何的追随者将以解救委员长为借口炸死他，为他们自己和日本夺取权力。……政府军已经向西安进发。”12
宋美龄的信和端纳的话，使蒋介石的心情平静了许多。再加上近几天自己对情况的见闻、判断，蒋开始慢慢了解张、杨的真意，知道自己在西安没有什么生命危险，反而是南京内部纷争已起。由此，蒋的态度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不像被捕之初那般紧张和惶恐，脸上露出了难得的一点儿笑容。
看到蒋的笑容，端纳趁势提出请他搬到一个清静又安全的地方去住。有了端纳的担保，蒋也不再拒绝搬迁。于是，在张学良和端纳的共同陪护下，蒋介石住进了金家巷高桂滋公馆。
由于第一封电报稿没有发出，蒋介石于15日又写了第二封电报稿，根据蒋的日记记载，电文写道：
余决为国牺牲，望勿为余有所顾虑，余决不愧对余妻，亦决不愧为总理之信徒，余既为革命而生，自当为革命而死，必以清白之体还我天地父母也。对于家事他无所言，维经国、纬国两儿，余之子亦即余妻之子，望视如己出，以慰余灵，但余妻切勿来陕。13
写完电文后，蒋介石让特勤总管黄仁霖带到南京。
这封电报稿与他在13日写的电报稿内容大体相同，大都讲的是蒋的家事，集中表达了三点意思：一是蒋对“牺牲”的决心，也可看作是对自己命运的一种忧虑；二是希望宋美龄能将他的两个儿子蒋经国、蒋纬国看作自己的孩子，“视如己出”，好好照顾；三是出于安全考虑，希望妻子不要冒险来西安。
从这两封电报，可以看出蒋氏家庭的关系颇为复杂。蒋一生共有四个妻子，第一个妻子叫毛福梅，1901年与蒋结婚，蒋经国即为毛氏所生。蒋的第二个妻子叫姚冶城，1913年被娶为侧室，蒋纬国即其所生。蒋的第三个妻子叫陈洁如，有一养女蒋瑶光。蒋介石的第四个妻子就是宋美龄，同蒋1927年12月1日结婚，没有生育儿女。还有一种说法是蒋纬国是蒋介石的好友戴季陶在日本时和一个日本情人生的私生子，后为蒋收养。
这些遗嘱式的电文展现了蒋介石儿女情长的一面。这位“国家元首”在自己生死未卜的时候，首先想到的还是妻儿。这也是蒋介石平时难得为外人见到的一面。
端纳也住进了高桂滋公馆。与此同时，张学良给南京发报，希望派人来西安谈判。
12月15日，端纳再次与张、杨会谈。会谈后，他将张、杨的意思转告蒋介石。当天下午，他乘飞机由西安到洛阳。原计划16日飞南京，因气候恶劣，难以成行。端纳便在洛阳机场通过电话向宋氏兄妹报告蒋介石的安全情况和西安事变的真相，并转告：西安方面欢迎派人来陕磋商释蒋问题。这是事变发生后，宋美龄获得的第一条关于蒋介石真实情况的信息，她又惊又喜，觉得“发现第一次希望的曙光”。这也更增加了她以和平方式营救蒋介石的信心。在洛阳，端纳还答复了《纽约时报》记者的电询。他说：张、杨此次举措，纯为救国主张，绝无对人之意，余甚钦佩。他还表示返京后，当对此间情形，转告京沪各界人士。
16日早晨，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在南京召开第三十次会议。会上，何应钦为了阻止西安与宋美龄的联系，说端纳来电，实近合西安心理，欲诱孔、宋入陕，多一重作质者，以加厚其谈判之力量而已。在何应钦的说法下，主战派更一致主张尽快开战，一直打到西安城下。尽管冯玉祥等人百般要求，讨伐派寸步不让。在国民党大员们的一片讨伐声中，孔祥熙也改变了原先对张、杨的温和态度。他对南京《中央日报》记者发表谈话，严厉指责张、杨“对统帅妄加劫持，影响国家前途，至深鉏钜。”还在致阎锡山的电报中称：“汉卿劫持蒋介石，迄无悔悟表示，中央同人，愤恨万端……若汉卿仍旧执迷不悟，则中央同人，为国家民族计，为国际地位计，断难容其抱一人之质，贻全民之祸。”14从这封电报来看，孔祥熙的态度与12月12日深夜致张学良的电报判若两人。当然，孔祥熙不是坚定的讨伐派，他虽然同意出兵讨伐，但仍主张采取“军事政治，同时并举”的策略15。其实，就当时形势而谈，军事与政治相辅进行，以和平解决为主，武力压迫为辅，应是符合南京政府利益的较好选择。云南省主席龙云也持这一观点。他分析说：“目前急务，自以设法营救委座出险为要，但以军事解决，则不免投鼠忌器，似用政治方法比较和平稳健。然恐夜长梦多，枝节横生。综合而言，欲在最短期间求解决，只有用军队压迫。而运用之缓急，则在前方将领。”16
在僵持不下多时后，两派终于达成妥协，会议通过决议：一、推何应钦为讨逆总司令，迅速指挥中央军进攻西安。二、由国民政府下令讨伐张、杨。三、推于右任为“西北宜慰使”，北上进行孤立张、杨的游说。这是何应钦生平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独自掌握国民党中央系的军事大权，对他来讲意义非同寻常。
会后，何应钦任命刘峙、顾祝同分别为讨逆军东、西两路集团军总司令。在举行白衣誓师仪式后，声称要“督率三军，指日西上”，扫荡叛逆。同时，他调动十几个师的军队向西安进逼。他的军事部署是：以董钊的二十八师，宋希濂的三十六师、袁肇昌的五十七师、樊松甫的七十九师、桂永清的中央军校教导总队，以及两个炮兵团、一个工兵团，沿陇海铁路线两侧，从正面进攻西安；以另外两个师，准备由潼关开往商洛，夺取西安附近的蓝田；以天水胡宗南的第一师，向宝鸡、凤翔一带推进；以宁夏吴忠堡附近关麟征的二十五师，向固原、平凉一带移动，以郑洞国的第二师、李必蕃的二十三师，在潼关附近集结待命，作为整个围攻西安的总预备队。为配合陆军行动，何应钦还调派空军主力。从洛阳机场起飞，轰炸西安外围。同时，派飞机飞往西安上空进行威胁，扬言炸平西安。一时间，西北大地战云密布，形势急趋紧张。
蒋介石与西安事变/宋连生.--北京：团结出版社，2008.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