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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篇-周总理最后一次回延安

李忠全

                                   
  周恩来同党中央在延安生活和战斗过13个春秋。1973年6月9日上午10时至10日上午10时的整整24小时,是敬爱的周恩来总理陪同越南党政代表团来到延安参观访问的一天。这也是周恩来最后一次回到延安。这一天使我终生难忘。当时我在延安革命纪念馆搞党史陈列研究工作,有幸参与接待工作,并随同在枣园革命旧址做记录。我亲眼看到了周恩来总理,聆听了他的一次谈话,至今一回想起来就有一种说不出的幸福和愉快。
  人民总理人民爱
  当周总理要回延安的消息传出后,陕北各地群众络绎不绝地涌向延安,当时延安机关、学校、工厂都放了假,广大群众都渴望能亲眼看到总理。
  6月9日一大早,在淡蓝色的晨雾中,从宝塔山下到延河两岸,从东关的飞机场一直到宾馆的大道上,到处都是密密麻麻的人群。许多群众忘记了休息和吃饭,只怕失去了这次难得的机会。上午10时,周总理高兴地走下飞机舷梯,他向周围群众招手致意,并向前来欢迎的延安党政军负责人高声说:“我又回到家里来了!”
  总理陪外宾在延安宾馆短暂休息后,便参观城内凤凰山麓革命旧址。当时从宾馆门口到旧址大门,整个街道被群众堵得水泄不通。返回时汽车已无法通行,最后只好由武警部队排成人墙,挤出一条人行小道,周总理下车步行返回宾馆,一路上亲切地频频向群众招手示意,盼望已久的延安人民终于看到了敬爱的周总理。
  由于中午被群众围堵,为保证总理及外宾的安全,决定汽车从宾馆不再列队驶出,而采取一辆一辆单行。用这个办法,总理才得以顺利由南关招待所出发,沿南河小溪登上了宝塔山。他对身边的同志说:“我在延安住了10年,没有上过宝塔山,在这里可以看到延安全景。”在山上,他深情眺望延安的每一座山、每一条沟、每一道街,细说延安的变化。总理在山上的活动被群众发现,又造成了宝塔山下南河堵车的情景。当时还没有修建宝塔大桥,返回时无法行车。河里水很窄很浅汽车司机本想加大油门冲过小河,但总理不让,他怕河水溅湿群众,让司机减速慢行。这样便造成熄火,总理乘坐的小车滞留河中。此时,总理打开车窗,将手伸向窗外和群众握手。人民群众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连鞋也顾不得脱掉就跳入河中将汽车推上彼岸。
  从下午3时开始,总理陪外宾参观枣园、杨家岭、王家坪旧址和新建的延安革命纪念馆。6时许,从王家坪返回途中,在延河大桥上群众将汽车堵住。总理掀起窗帘,挥手向群众致意,长达20多分钟,不少老乡流出了幸福的热泪,后经各级领导劝说才疏通了道路。事后总理笑着说,延安人民有挡车的传统,记得1945年10月毛泽东主席从重庆返回延安时,整个城墙和马路上都是欢迎的群众,挡住汽车要亲眼看看主席是不是真的回来了。这些生动的场面充分反映了延安人民对周总理的无限爱戴之情。
  人民总理爱人民
  周总理在繁忙的工作中一直惦记着延安人民。当他在延安看到人民生活还很困难的情况后,回到北京半个月,就在北京专门召开了延安地区插队知识青年座谈会,并亲切接见了延安地区负责同志,他说:“全世界都知道延安,可现在延安呢?谈起延安的情况,我心里非常难过,怎么向毛主席交待?”他深切怀念延安人民对中国革命的支持,他说:“陕甘宁边区人民对毛主席、对共产党、对部队是那样的爱戴,那样有感情,在苦难的日子里,群众始终和我们在一起,群众支持我们,延安人民哺育了我们,我们对不起延安人民。”接着,他先后从北京派来1200多名干部支援延安建设。一批接一批的医疗队,深入延安农村为群众解除疾病痛苦。北京市和国务院各部门制定了支援延安的方案,在较短的时间内,帮助延安兴办起钢厂、电厂、氮肥厂等一批新企业。    
  周总理这次回到延安,他利用一切场合接触群众,了解农民的生活情况。6月9日下午3点一到枣园,他就问大队和公社的同志来了没有?当他听说还没有到时,立即派人去接。当时担任枣园公社书记的刘新民和大队书记雷致富早已在枣园大门口等着,他们听说总理要接见,十分激动地赶紧前来。总理询问了他俩的简历后,便询问社队的基本情况。当总理听到枣园村有96户,471口人和1090亩土地时便说:那比大寨还大呀!雷致富说他们修了200多亩梯田比不上大寨,标准低,质量差。总理说:不要紧,先低后高嘛。总理又问了农民口粮如何?过去的老同志谁还在?雷致富说高同有还健在。周总理知道毛主席请高吃过饭,是位抗日军属。总理让人赶快去请,因我在枣园工作,也熟悉高老,便一路跑步到他家去请。
  当我步入高同有家院落时,他正躺在树下休息。一听总理要见他,连拐棍也不拄了,猛地站起来就走。边走边说,我想总理不会忘记我们的,高的女儿秀琳陪父亲一道前往。总理见到高同有亲切地握手问长问短,问高现在住哪里?高同有说,原来住在二连山上,现住在旧址后边半山上。总理回忆说:我1943年住在杨家岭,1945年住在这里,就是开“七大”时在这里住了一段。后来开政协会,开会回来就住在后沟。总理又问高同有生活怎么样?高说,儿女满堂,生活很好,有吃有穿。谈话间外宾到了,总理把高同有介绍给客人,说这是我的老同志,打过胡宗南。这时新闻记者抢拍镜头,场面掀起了一个高潮。
  周总理陪同客人在参观王家坪纪念馆休息时,又接见了陕甘宁边区著名劳动英雄杨步浩。总理说,我们对你们关心不够,是延安的土,延安的水把我们哺育成长的。问到杨步浩家庭情况及延安生产、人民生活时,杨步浩说这几年天旱,庄稼不行。总理说,胡宗南进攻那一年也是大旱,天灾、胡祸,搞了一年他们就退出去了。现在比过去条件好得多了,要千方百计克服困难搞好生产,不然还是什么社会主义?
  周总理作风简朴,这次陪外宾来,外宾住宾馆,而他自己却要住当年陕甘宁边区政府的交际处(即延安招待所),吃小米饭,荞面饸饹。吃饭间他还询问收成好不好,群众生活是否有困难?参观、调查、接见忙碌一天,晚上10时至11时半,他又专门接见省地负责同志谈延安经济发展和改善人民生活问题。
  周总理说,1970年,我了解到延安的一些情况,就和北京市负责同志商议了一下,请你们到北京,促你们一下,帮你们一下,今天我亲自来看看。毛主席给延安人民的“复电”,是主席对延安人民的指示,“复电”发表到明年(即1974年)就25年了,一晃就是25年。“复电”你们写在大路边上,贴在展览墙上,25年了不兑现怎么行。难怪总理在宝塔山和纪念馆参观时两次全文念“复电”,当念到毛主席希望延安人民“迅速恢复战争创伤”时,他对省地负责同志说,战争创伤恢复了,但是不够迅速。念到“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时说,这一点问题大,20多年了农业还没有过关。念到“十余年间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工作人员中所具有的艰苦奋斗的作风”时说,还不够艰苦奋斗。
  这次谈话充分体现了周总理对延安人民深厚的阶级感情,以及对省地负责同志的殷切希望。他多次指示要搞好延安的农业,一再勉励大干三五年,把延安农业搞上去,把工业建设搞上去。总理从自然气候谈到地质勘察和陕北煤田的开发,指示说,要发展农业,得搞梯田,要舍得花气力,要苦干,大干,三年不行搞五年,这样不仅能增产粮食,同时还可以防止水土流失。总理还说,陕北群众爱吃小米,公粮缴玉米不缴谷子。湖北、河北人喜欢吃玉米,鱼有最好的蛋白,他们也不吃。玉米面烙饼最好,墨西哥人也吃玉米。陕北人既不爱吃玉米,又不吃鱼,缺乏营养。这是一种保守性,要作宣传。总理强调说,我看你们农作物品种不多,产量不高。都靠机械化提高产量要等到哪一天?要学大寨搞梯田。从飞机上看陕北是黄土高塬,土字旁的塬,土质很好,四边种树修梯田,这是最好的地方。 
  谈话间,总理突然把话题转向延安地委负责人许效民(当时任革委会主任),问延安有多少水地?许说现有30多万亩,坝地13万亩。总理又问共多少耕地?许说580万亩。总理说打坝也是造田的办法。坝要搞得很结实。又指示说,你们要种树,要种核桃,要种苹果,要防止羊子乱吃乱啃,延安地区“五小工业”原料要自力更生。总理又问延安现在有多少人口?许说有139万。总理说机关、工厂占那么多地不得了,不能再占了,全区139万人,耕地580万亩,一个人才平均四五亩。总理更具体指示说,搞农业第一还是平整上地,陕北老乡对这点认识不够。不平地,不搞深翻,土壤没有团粒结构,不能贮存水和肥。要深翻深种,土就肥了。总理又问你们一亩地上多少粪?许说两三千斤到四五千斤。总理问你们猪有无圈?人有无厕所?许说大部分有了。总理说,你们要宣传,猪到处跑,积不了粪,修公厕也是积粪的好办法。粪是黄金,米字头,田是上了粪才出米的,粪是好东西,要提倡。
  总理说土还是第一,然后水、肥、种、密、保、工,还有植物管理。你们还要抓林牧副和手工业。省里可以给一些原料,帮助你们搞一点手工业。你们的“五小工业”赔钱,不搞点手工业怎么办?总理最后说,延安有些地方的群众生活,现在还赶不上当年,这点我心里很难受。枣园的高同有对我讲,现在是儿孙满堂,生活不错。可能他那个地方好一点。杨步浩也给我说,现在没有当年延安时苦了。我说你们那个公社现在并不怎样好,他们都是些头面人物,见了领导说好的,有意见也不说。
  敬爱的周总理为延安人民操尽了心,对延安的感情是那么样的深。在一次吃饭时,他情意深长地说:“延安人民哺育了我们,使我们取得了全国革命的胜利。但是延安的农业还很落后,我们对不起延安人民。”说着总理问许效民,延安的粮食5年能不能翻一番?许说可以,总理立刻和许握了手,和延安地区各位负责人握了手,并叫拿酒来和延安的同志碰杯,亲切地说,为延安粮食5年翻一番干杯!你们粮食5年翻了番,我一定再来延安。
  总理为我们讲党史
  周总理在延安参观期间,对延安革命纪念馆的陈列展出作了许多重要的指示。这些内容我曾写过几篇文章在报刊发表,这里不再重复。对我印象最深的是总理当时一边回答外宾提问,一边向我们讲述着中国共产党及其在延安的历史。
  在王家坪纪念馆展室,总理看到长征路线示意图时说,遵义会议后,毛主席领导红军渡赤水,巧妙地甩开敌人,过乌江,强渡大渡河。大渡河是太平天国大将石达开当年失败的地方,蒋介石当时散发传单说,红军到了当年石达开全军覆没的地方,非失败不可。我们在毛主席的领导下,胜利地过去了。后来又爬雪山,过草地,批判张国焘分裂主义。在长征中,蒋介石的部队常常是听我们“调动”的。    
  看到泸定桥照片时,总理说,泸定桥当时被敌人破坏了。范文同问,乌江有多宽?总理答:不到1000米。接着补充说虽然不宽,但是很深。范又问,雪山有多高?总理说5000米。黎笋问,翻雪山多长时间?总理说,4个小时,上山时难,下山时像飞一样。上山时我没骑马,我的马让给别人骑了。
  在杨家岭参观中央大礼堂,看到“七大”代表进入会场的照片时,范文同问讲解员“七大”时有多少女代表?总理朗然大笑,说这个问题连我都问住了,他(指讲解员)根本答不上来。我想了想,便插言说,至少10个以上。在中央办公厅旧址门前看了延安文艺座谈会合影后,讲解员要给客人表演陕北秧歌舞《拥军》,总理说不如《兄妹开荒》,《兄妹开荒》精彩。演完一段后,总理很高兴,拍手说,我把这个剧带到重庆,在重庆演了。可惜第一个演这个剧的男同志王大化在哈尔滨撞死了,女的叫李莲,现在还健在。后来我们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两个同志学着演,演的也很不错。
  在枣园旧址参观毛主席旧居会客室时,总理讲了个故事。他说1944年,毛主席和美国观察组一个成员在屋子里谈过话,1945年上半年又谈了一次。主要是谈联合政府问题,我们主张要有三分之一的代表,要保障民主。这个美国人说:伸一只脚就够了。主席说,不行。要进去得两个人进去,主席说着就把窗子打开(这时总理也走到窗前打开窗子),主席说,把窗子打开,把臭气放出去,屋子里的臭气太多了。越南同志听总理介绍到这里都乐得笑起来。总理接着说:主席的意思,就是说×××说的话是放屁,他懂得了就不说了。
  周总理在枣园和接见省地负责人时,反复指出陕北必须树立刘志丹。总理说,陕北是革命老根据地,我们是从这里出发取得全国胜利的。当然高岗所谓“没有陕北就没有中央”完全是胡说。没有毛主席,他的头都掉了。刘志丹就不同了,执行“左”倾错误的同志要逮捕刘志丹,通讯员把逮捕信送给刘志丹,刘志丹看了信后说,你送到军团部,我自己去。便单身匹马到瓦窑堡去了,表现了一个真正共产党员的气概,要是高岗他一定早跑了。刘志丹出狱后我同他谈话,他一点怨气也没有,这个同志思想非常纯朴。东征时我和他在一起,部队到清涧后,群众来看刘志丹,一个瞎子老汉看不见,跑到窑洞去亲手摸一摸刘志丹,把刘志丹同志叫老刘,说明刘志丹是和陕北人民紧密相连的。我讲的是刘志丹的真实情况,不要考虑什么改志丹、子长县的名字。总理最后惋惜地说,1936年渡河东征到山西,在一次战斗中刘志丹牺牲了,他是一个很好的同志。
  严于律己 不突出自己
  周总理一贯谦虚谨慎,平易近人,在延安参观,每到一处都和接待的工作人员合影,问长问短。总理在宝塔山参观时,曾问起1937年劳山遇险时牺牲的陈友才等同志的坟墓,说当时就埋在宝塔山下,让找一找迁入烈士陵园。他在对省地负责人谈话时说,颖超意见我的住处不开放,是对的(指1970年邓颖超来延安参观时,地委请示要开放总理旧居,她不同意),除非所有的人住处都标出来。总理看了延安纪念馆陈列展出内容后说:内容很单调,我看了很不安,纪念馆要补充。现在只有两个地方有总司令,一张是和主席一起看地图,一张在大会上,我的倒比较多。在王家坪纪念馆看到“七大”他的照片时说:怎么又有我了?多找几个领导同志的嘛,人太少了!人太少了!在展室看到毛主席和他在神泉堡谈话的照片时说:这里我记得还有任弼时同志。陪同参观的土金璋说,那在另一张上。总理说,那就同时挂上,我们要有群众观点,干部观点。
  在枣园革命旧址参观时,走到总理旧居大门口,这时土金璋同志问总理:说你不让开展你的地方,全国人民都有意见,我们没法解释。总理没有说话,摇了一下头。土金璋请求说,总理看一下吧?总理说,我不看。便步伐加快走了过去。在杨家岭革命旧址参观时,讲解员李秀梅讲到大生产运动时说,总理纺的线好,得过第一。总理说,尽胡说八道,你们乱吹。是任弼时同志线纺得最好,得过甲等奖(其实总理纺的线也得过甲等奖,他不让讲)。当外宾提出要看总理在杨家岭的住处时,总理说很难找到,1943年住过。讲解员说就在下边,总理说:反正我不去,你讲解员找不着。当客人去看后,总理给李瑞山说,我右臂跌伤时就住在这里。当外宾出来,给总理说地方很大时,总理回答说,很大,中间一间可大了。并回忆说,1943年回来一直住到1945年,最后从枣园离开的。
  周总理就是这样严于律己,处处不让突出他个人,始终强调办展览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要坚持实事求是,要有群众观点、干部观点。他处处高洁独秀,一尘不染。
  延安一日,在周恩来光辉的一生中,仅仅是短暂的一瞬。而他留在延安人民心中的印象,将流芳百世。
  

周恩来在陕西纪事/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8.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