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说，红军愿与东北军“订立条约”
姬乃军，申辉
毛泽东在指挥红一方面军取得直罗镇战役的胜利之后，于11月25日，同彭德怀致电红一军团政治委员聂荣臻并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要他们速放俘虏军官数名，与东北军第一○六师师长沈克办交涉。①第二天，毛泽东和彭德怀再次致电聂荣臻、林彪，指出：“对一○六师的基本方针是用积极诚恳方法争取其反日反蒋”。“无论沈克有无切实回答，一军团准备撤回”。②就在11月26日，张闻天在瓦窑堡致电毛泽东，建议释放东北军被俘军官。电报提出：“为了扩大我们抗日反蒋的影响与同盟者，此次所俘东北军军官(师长亦在内——原注，当时误传东北军第一○九师师长牛元峰被俘，引者注)应给以优待，晓以抗日反蒋大义后大部释放。”③在前线的毛泽东和在后方的张闻天，在争取东北军俘虏的问题上不谋而合，使红军对东北军的统一战线工作走上了迅速发展的轨道。聂荣臻在11月25日同东北军被俘军官的谈话中指出，只要东北军同意反蒋反日，与红军停战，红军俘虏的人枪，可以如数归还，以争取东北军抗日反蒋。④从本月底起，中共中央和西北军委后方办事处在瓦窑堡西北的稍目则沟村举办了解放军官训练班(也称白军政治学习班)，将劳山、榆林桥、直罗镇三次战役中俘虏的东北军100多名被俘军官集中起来，进行培训学习。⑤
11月26日，毛泽东致信东北军第五十七军军长董英斌，指出：“东北军将领虽铸‘九一八’大错，然而今日者固犹是食中华之粟，践中华之土，东北军之与红军，固犹属中国境内之人，何嫌何仇而自相斫丧!今与贵军长约：(一)东北军不打红军，红军亦不打东北军。(二)贵军与任何其他东北军部队，凡愿抗日反蒋者，不论过去打过红军与否，红军愿与订立条约，一同打日本打蒋介石。(三)红军优待东北军官兵，不但一律不杀，且分别任职或资遣回队；负伤官兵，均照红军伤员一体医治。”⑥，毛泽东在信中还向董英斌表示，愿互派代表，商洽一切。⑦在此前后，以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政治委员毛泽东、政治部主任王稼祥等九人联名，于本月发布了《告围攻陕甘苏区的各部队官长与士兵书》，提出：“只要你们不打红军和陕甘苏区，我们愿意和你们互派代表，订立抗日作战协定，并组成抗日联军与国防政府，联合起来，打日本救中同。不论那一派的军队，不论一军一师或者一连一排，不论从前有没有打过红军和苏维埃区域，我们为着贯彻四年来的抗日救国的主张，都一律欢迎同我们联合起来共同抗日。”⑧
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讨论并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并决定成立中共中央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之后，中共中央加强了对东北军的统战工作。
在瓦窑堡会议召开期间，彭德怀在甘泉城西指挥红一军团围攻甘泉城。为了配合红军攻城，中共中央在此期间将在瓦窑堡解放军官训练班学习的高福源押到前方，由彭德怀亲自做争取高福源的工作。⑨
高福源(1901—1937)，祖籍河北省盐山县，出生于辽宁省营口。早年丧母，由婶母抚养成人。高福源早年在北京汇文中学读书，又考入北京大学学习。1923年进入东北讲武堂学习。毕业后加入东北军。先后任中校团副、上校参谋处长。后任第六十七军一○七师六一九团团长。在榆林桥战役中被俘。
高福源在被俘以后，特别是参加了解放军官训练班的学习以后，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尤其是在彭德怀的教导和说服下，他的思想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彭德怀后来回忆说：“高福源系北京的大学生，东北讲武堂毕业，和张学良关系好，有相当强烈的抗日要求。我们待之如宾，同他多次谈抗日救国的道理，谈蒋介石不抵抗主义，利用‘剿共’削弱东北军，以至消灭东北军。请他参观我们红军，观看我军演出话剧、抗日歌曲。他认为我们抗日是真的。但他对共产党抗日有许多疑问，最主要的是：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怎样结合?我根据毛主席在瓦窑堡会议讲话的精神，采取民主讨论方式，同他谈了两天一晚。他要求去被围在甘泉的一一○师，我同意他去。”⑩彭德怀遂指派时任红一方面军政治部秘书长兼统战部部长的周桓同高福源一起到甘泉去向东北军进行喊话。
周桓(1909—1993)，辽宁东沟人。1929年加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5月到湘鄂赣根据地加入红军，任红五军政治部秘书，红三军团政治部秘书处长。后历任红三军团政治教导队政治委员、军团政务处处长、政治保卫分局执行部部长，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长、中央警卫师政治部主任、红二十三师政治部主任。长征途中任红八军团政治部破坏部部长、干部团上干队政治委员、红一方面军政治部秘书长兼敌工部部长。长征到达陕北后，兼任红一方面军政治部统战部部长。
当时在甘泉城指挥固守的是东北军第六十七军第一○七师所部。高福源进城后向守城的负责人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使之对中国共产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有所了解。⑾彭德怀回忆说：“数天后，他(指高福源)从甘泉城内回来了。他对我说，抗日救亡大事依靠共产党和红军。红军与人民的关系，表现了共产党是真正爱国爱民。”⑿在红军与东北军第一○七师的关系初步建立之后，彭德怀派周桓带着二三十垛猪、牛、羊肉和柴米等物资，于1936年1月上旬送到甘泉东北军驻地，以示慰问。⒀
彭德怀在指派周桓和高福源向甘泉守敌做工作的同时，收到了甘泉守敌领导人的来信。彭德怀遂于12月31日致电毛泽东、周恩来：甘泉城敌师张(文清)参谋长和三位营长共同来信，言他们对红军主张深表同情，唯其家属多在长安附近，因此顾虑颇多。他们愿设法与红军暂定抗日协定，退出甘泉归还主力。⒁彭德怀在电报中指出：其实退出甘泉归还主力一事，明知不可能，其所以这样提出，似试探我方态度。我可利用这一谈判，加深宣传，争取做到互不打枪。⒂
毛泽东和周恩来收到彭德怀的电报后，即于次日，也就是1936午1月1日，复电彭德怀：“原则上同意甘泉敌人归还其主力，但须向其指出，要抗日须与红军合作，且须影响和组织其他东北军一同抗日。”⒃电报还指示彭德怀：“交涉宜努力进行，要处处表示我们诚意。只要其加入抗日，一切条件无不可以磋商。”⒄
1936年1月1日，西北军委在瓦窑堡东北的齐家湾大操场举行了盛大的运动会。运动会前举行了阅兵式。周恩来领导全体指战员宣读了抗日誓词，并发表了讲话。周恩来在讲话中号召东北军与红军携起手来共同抗日。阅兵式后，举行了田径比赛和军事技能比赛。这次运动会和阅兵式，还特意邀请解放军官训练班的学员参加，以共同迎接新的一年的开始。⒅
1936年1月上旬，高福源向彭德怀提出了返回东北军，劝说张学良放弃反共政策，与红军停战，联合抗日的意向。彭德怀回忆说：“某晚，他(指高福源)又来我处，谈到张学良等都要求抗日，东北军要求打回东北去是普遍的，关键在张学良。如张(学良)能了解红军的真实情况，在抗日题上是可以合作的。我说，你就回西安去，做这件工作，他高兴极了，问：‘你们真敢于放我回去吗?我若回去，一定不辜负红军对我的优待。’我说：‘你什么时候去都可以。’他说：‘明早?’我说：‘好吧!欢送你。’送给他二百元，派骑兵送他到王以哲军防线以外。”⒆
高福源到达洛川后，经过他在东北讲武堂的同学、时任东北军第六十七军参谋处处长佟铁肩的转达，才得以与王以哲见面。王以哲(1895—1937)，字鼎方。黑龙江宾县人。1922年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第八期步兵科。后投身于东北军，历任排长、连长、营长、团长等职。1928年，任陆军第十九师师长。九一八事变后，任北平军分会一处处长，兼第一○七师师长。1933年2月，任第六十七军军长，参加了长城古北口对日作战。1935年4月，被授予陆军中将。1935年9月，调往陕北，军部驻于洛川。高福源向王以哲汇报了他在红军中的情况，并转达了红军愿意和东北军实现停战，联合抗日的意见。高福源还提出要面见张学良将军。张学良在此之前曾瞩咐王以哲在前线寻找共产党的线索，王以哲遂立即向张学良报告。
张学良接到王以哲的报告时，正在陕北绥德视察第八十四师师长高桂滋的防务。当时与张学良同去绥德的栗又文回忆说：“张(学良)在乘飞机回西安前，忽然接到王以哲由洛川来电，说高福源被释放回洛川，问张(学良)是否到洛川降落。张(学良)让我复电说不到洛川降落，让王(以哲)把高福源密送西安。”⒇张学良在和高福源会见时，表示要面见红军代表，商议抗日大计。
张学良在会见高福源后，即命王以哲将高福源迅速送回甘泉。王以哲并让高福源转交他写给彭德怀的一封信，王以哲在信中表示，愿意停止内战，联合抗日，并告知日本已退还了没收东北军第五十三军军长万福麟的财产，蒋介石对东北军第五十一军军长兼甘肃省政府主席于学忠以甘肃、青海为诱饵，阴谋分裂东北军等情况。（21）
高福源回到甘泉后，即向周桓作了汇报。彭德怀接到周桓的报告，立即电告毛泽东和中共中央。
1月15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提出同东北军谈判的条件为：全部军队停战，全力抗日讨蒋；目前各守原防互不攻击，互派代表商定停战办法；提议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请表示目前东北军可能采取之抗日讨蒋最低限度之步骤(不论是积极的或消极的)；立即交换密码。（22）
第二天，毛泽东又致电彭德怀，提出去洛川问东北军进行淡判的代表从前方选派，要彭德怀即刻印刷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政治决议案，由高福源、伍修权去洛川带给王以哲等人。（23）当天，彭德怀复电毛泽东，谈判人选改派李克农，由他带发电密码本同高福源去洛川。（24）担任红军与东北军谈判的代表李克农（1899－1962)是安徽巢县人。1926年冬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上海市沪中区委宣传委员。1930年春调人中共中央特科，从事秘密工作。193l年l2月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历任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政治保卫局执行部长、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国家政治保卫局执行部长、红一方面军政治保卫局局长。李克农是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第二届执行委员会候补执行委员。长征途中，任中央纵队驻地的卫戍司令。到达陕北后，任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
1月19日，李克农与高福源到达东北军六十七军军部驻地洛川县城。
当天，毛泽东同彭德怀联名致电王以哲转张学良，电文指出：华北五省危机加深，“日本灭亡中国之行动均得到南京政府蒋介石之赞助与拥护”。电文希望张学良和王以哲“不为奸人谣言所动，胁利所屈，坚持联合抗日之立场”。（25）
第二天，毛泽东就同东北军谈判问题致电彭德怀即转李克农，电报指出：“向彼方表示在抗日反蒋基础上我方愿与东北军联合之诚意，务使进行之交涉克抵于成。”电报还要求李克农“向彼方指出，东北军如不在抗日反蒋基础上求出路，则前途是很危险的”。（26）电报还指出，彼方诚意抗日反蒋，我方可暗示许诺帮助在西北建立稳定局面。（27）在收到毛泽东这份“万万火急”之电文后，彭德怀立即将电报转发给李克农。
当天晚上，李克农与张学良在洛川举行了会谈。（28）
1月21日，彭德怀致电毛泽东、周恩来，提出李克农与东北军谈判时应注意的几项原则：凡对抗日表示诚意，不问其党派、军队、团体以及个人过去行为如何，均表示欢迎；目前共产党在政治上领导着中国民族革命，以求得民族独立、领土完整，而不是在政权机关的专政，抗日联军总司令诚推张学良将军负责；凡阻碍友军抗日行动者，红军须以实力帮助解决。（29）
当天，李克农从洛川致电毛泽尔、周恩来、彭德怀，报告了同张学良谈判中了解到的情况。电报说：张学良表示愿意为成立国防政府奔走，东北军中同情中共抗日主张者不乏其人，对“剿共”态度消沉，愿意目前各守原防，恢复通商。（30）此后，李克农离开洛川，返回甘泉红一方而军司令部驻地。
为了进一步推动东北军与红军联合抗日，1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和彭德怀等20位红军将领联名发出《为红军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指出：“中国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是愿意与任何抗日的武装队伍联合起来，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去同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的。我们愿意首先同东北军共同实现这一主张，为全中国人民抗日的先锋。”（31）这一书信还提出了关于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具体办法，建议互派代表共同协商。
在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的精心部署下，经过多方努力，中国共产党、中国工农红军与东北军终于建立起了互相沟通的联系渠道，为最终停止内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①②《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490页。
③《张闻天年谱》上卷，第281－282页。
④周均伦主编：《聂荣臻年谱》上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10月第1版，第164页。
⑤据《张闻天年谱》上卷，第282页注①。
⑥⑦《毛泽东年谱(1893一1949)》上卷，第490页。
⑧《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493页。
⑨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人民出版社1998年3月第1版，第133页。
⑩《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第1版，第208－209页。
⑾⑿⒀⒁⒂《彭德怀年谱》，第134、209、136、134、134页。
⒃⒄《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502－503、503页。
⒅《周恩来年谱(1898一1949)》修订本，第303页。
⒆《彭德怀自述》，第209页。
⒇《张学良在—九三六》，第17页。
(21)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编：《中共党史人物传》第42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12月第1版，第348页。
(22)《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505页。
(23)(24)《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505、505—506页。
(25)《彭德怀年谱》，第137页。
(26)(28)《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507页。
(27)(29)《彭德怀年谱》，第137页。
(30)《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第304－305页。
(31)《毛泽东年谱（18933—1949)》上卷，第508页。
西安事变实录/姬乃军，申辉著.--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7.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