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作宾-对少数民族工作的意见
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
一、甘肃是一个多民族地区，600多万人口中，回、藏、蒙等少数民族，约有一百几十万，占全省人口五分之一强，回民有百万左右，多集中于临夏、和政、永靖、宁定、康乐、海原、固原、西吉、隆德、化平、华亭及清水之张家川宫门镇、秦安之龙山镇等地区；藏民主要集中在夏河(拉卜楞)、卓尼、临潭、西固、永登等县；蒙民信回教者(俗称乐乡回)聚居于临夏、宁定、和政、永靖四县各一部分。由于各少数民族政治上长期处于被压迫地位，经济文化及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生活等不同，形成民族意识浓厚，而阶级观念模糊。历史上封建统治的大汉族主义者与狭隘的民族和宗教制造各民族间的不团结，以至互相仇视。特别在回汉之间(主要为临夏地区)与回藏之间(主要由于马匪步芳屠杀拉卜楞藏民的结果)是严重存在着。
但广大的少数民族人民曾经对这些封建魔王及民族反动派进行过无数次的英勇革命斗争，如满清以来回族人民为了反抗满清皇帝的压迫，曾先后于顺治四年、乾隆四十六年、同治年间、光绪二十一年，举行过四次大规模的暴动，可惜均为回民内部反动分子所出卖，特别是因为中了满清挑拨回、汉互相仇杀的诡计而失败了。马匪步芳的祖先就是因帮助满清镇压回民同胞有“功”起家的。而马匪步芳等自民国以来，又作了卖国贼蒋介石的走狗，继续出卖回族的利益，成为回族的民族败类。如在民国十七年，代表大汉族主义者的刘郁芬，曾对临夏回民同胞进行大屠杀，而马匪步芳等并未站在回民方面，反而帮助刘郁芬肃清海固回民为反对大汉族主义压迫所举行的暴动，而马匪鸿逵同样镇压屠杀回民同胞。那时回民人民已觉悟到反动派不仅利用“以汉治回”的手段，而且看透了反动派“以回治回”的毒计，所以在海固暴动中，回汉人民之间未仇杀，而且共同对付当局。这在甘南暴动中就表现的更明显。当时回、汉、藏人民联合起来进行了斗争，可惜均被胡匪宗南与马匪步芳、马鸿逵镇压屠杀而失败了。所以，马匪步芳等不仅压迫汉、藏、蒙人民大众，而且同样的压迫回民同胞。他们是回汉藏人民之公敌。这些历史的事实和教训，应当向广大各民族人民讲清楚。
二、现在反动统治者在人民解放军与回汉藏蒙人民合作之下被推翻了，各民族应团结起来，进行农村各种社会改革，达到支援前线努力生产建设之目的。但在甘肃境内国民党与马匪步芳的残余势力尚未完全肃清，土匪特务还在到处活动，在利用着历史上反动统治者所造成的各民族间互相隔阂与仇视的恶果，继续进行其罪恶活动。挑拨各民族间团结，从中进行造谣破坏，公开进行土匪抢劫杀人活动。在临夏、海固等地，有土匪若干股，煽惑少数群众参加，造成农村社会不安，成为一切工作的障碍。检讨起来，这固然由于反革命之罪恶活动，但我们干部在执行政策中存在着严重的缺点与错误，给反动残余以可乘之机。如和政县府未吸收一个回民干部参加，甚至因情况紧张不让回民入城；临夏决定民兵要汉民占三分之二各地因收枪，吊打回民(甚至有逼死的)等错误。这些都是大民族主义思想残余在我们干部中的反映。这样做只能加深民族成见，使我们陷于孤立。我们要在党内外进行反对大民族主义思想教育，肃清其残余影响，纠正一些错误的认识和说法。如“回民的饭吃得，话听不得”和“十年一小反，三十年一大反”(其实过去的反，是革命的)及“回匪”、“藏匪”等。我们干部不应接受这种反映，否则就一定犯错误。因为这是反动派大汉族主义者诬蔑少数民族人民的一种观点和办法。他们把少数民族被压迫的卫护本能与警惕的心理情感，加以歪曲，以推卸其罪恶责任。我们应在党内外群众中进行深入教育，以马列主义的观点分析形成此种现象的根源。斯大林批评大民族主义思想说：“在边疆工作的大俄罗斯共产主义者，他们是在‘强国’民族生存条件之下长大的，不知有民族的压迫。因此，他们往往缩小了民族特点在党的工作中的意义，或是完全没有顾及到这些特点，在自己的工作中未考虑到某一些民族的阶级构成，文化生活，过去的历史特点，使党对民族问题的政策庸俗化，因而加以曲解。这种情形，其结果便弄成放弃共产主义，倾向于大国精神殖民主义、大俄罗斯排外爱国主义方面。”《联共(布)第十次大会民族主义报告提纲》一切汉民干部都须根据斯大林的指示来检查自己的思想。
三、现在汉、回、藏、蒙各民族人民在共产党与毛主席领导下，在人民解放军坚决善战英勇牺牲下，推翻了蒋介石与马步芳的血腥统治已经解放了，没有了民族压迫。所以，今后各族人民应当在以毛主席为首的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坚决执行人民政协共同纲领，各民族人民应该团结起来，反对各民族的反动派，吸收各民族人民参加各级政权与各项建设工作，这就要求各少数民族人民改变过去的观点，改变以往看反动政府与反动派的大汉族主义国民党的看法。因为现在的人民政府是各族人民自己的政府，共产党是代表各族人民利益的政党。我们今天应强调团结，因为已经打倒了各族人民的共同敌人。要进行建设就必须团结，一切民族间的歧视、压迫和分裂的思想行为都是有害的，英美帝国主义者正在煽动某些民族上层反动分子，进行分裂我某些少数民族成为其附庸的活动。如英美帝国主义之对台湾与西藏，这是值得各民族人民注意与警惕的。特别在反动残余尚未肃清的时候，各民族人民都应该了解到各民族人民利益是不可分的，一致的；孤立的民族主义者，必然断送本民族的利益。在中国离开了中国共产党与人民政府，是根本谈不上本民族利益的。只有败类，才不想依靠共产党、毛主席和人民政府的领导，各民族的广大人民是绝对需要的。中国共产党，从来把帮助弱小民族的解放与发展看成是自己的天职。这就要求我们各民族先进分子，学习马列主义的精神，教育干部和人民，才能更好的亲密团结。但不能幻想，把反动统治多年来所造成的民族隔阂与成见，想在一个早晨都消失干净，这是不可能的。我们的任务在于以自我批评与批评的精神教育干部和群众，以实际的事例改变各民族彼此间不正确的认识，把反动统治遗留下来的民族成见逐渐去掉，这是各民族先进分子的长期责任，尤其是各少数民族中的进步者的责任。斯大林批评少数民族干部中的狭隘民族主义说：“当地共产主义者，他们曾经过民族压迫的梦魔。往往夸大了民族特点在党的工作中的意义，放弃了劳动者的阶级利益，或是简简单单地把该民族的劳动者的利益，跟该民族的‘全民’利益混为一谈，不会把前者从后者之中分别出来，而根据劳动者的利益去建立党的工作。这种情形又弄成放弃共产主义，而倾向于资产阶级民主的民族主义方面。”《联共(布)第十次大会民族主义报告提纲》一切少数民族的干部必须深入地体会这个指示。
四、依据政协共同纲领精神，广泛而深入地宣传党和人民政府的民族政策，这应成为每个共产党员、革命干部的重要工作。我们认为必须在民族平等、民族团结的总方针下，建立各少数民族的区域自治政府。在民族杂居的地区，建立各族人民联合政府，按照各族人口比例确定应当参加政府委员名额；其正副主要负责人(如县长、副县长)，应按各民族人口之多(正)少(副)确定之。各级政府与群众团体的干部，均需要适当配备少数民族参加。统战工作，在各少数民族中，有其特别重要的意义，故对少数民族中的上层分子，只要拥护政府和共同纲领，不危害民族团结的，都应该采取坚决争取和联合方针，以便通过他们更好地开展少数民族工作。对各少数民族人民内部纠纷，各数派之间必须采取调解团结方针。为使少数民族经济生活初步改善，应实行贸易自由、组织消费合作社，进行等价交换。尽可能地提高少数民族文化，恢复旧有学校，创设新学校。为了少数民族的健康应提倡卫生，设立医院(如拉卜楞与卓尼)。在游牧区域民族中可以发展青年团。以上必须在发动少数民族群众，放手民主，走群众路线，一切工作通过少数民族群众去进行。要晓得民主是各民族人民的共同要求。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
五、没有一批用马列主义武装起来的少数民族干部，不可能把少数民族工作做好。民族问题的彻底解决，须待一批共产主义者少数民族干部来完成，因此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是极其重要的工作，除在工作中注意培养外，凡有少数民族的地区，必须成立少数民族干部训练班，培养少数民族干部。
六、民族问题在甘肃有其决定的意义，各项工作的各方面，必须注意民族问题的正确解决，否则就要犯错误。我们的同志在这方面的重视与学习是不够的。有关民族问题的一切事情，必须事先请示，而在掌握政策上务必很好地学习。因此每个干部必须学习斯大林论民族问题和刘少奇论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等文件，提高理论政策水平。
(1950年1月9日) (原载1950年2月《新华月报》第4期)
孙作宾/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