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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作宾-身处逆境见精神

孙晓北

                   
  谈起父亲,我就会想起冰雪复盖的祁连山,想起碧蓝广袤的青海湖。因为父亲的为人纯朴得就像高原上洁白的冰雪,他开朗的胸怀就像碧波连天的青海湖。
  青海湖您是这么的蓝,这么晶莹,像镶嵌在高原之巅的一颗大的蓝宝石。您对我的印象是这么美好,这么不可忘怀,就是因在我童年时曾和父亲一起来到过您的身边。那大约是我4—5岁时,父亲担任青海省省长的职务。为了掌握当地的地域特征、民俗民情、物产物种,他经常去农村、牧区搞调查研究,抓第一手资料,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生产建设服务。和他一起去青海湖是我童年里最开心的一件事。当我们经过长途颠簸到达青海湖边时,父亲和我都被这湖天溶于一体的蓝色美景陶醉了。“远看是天边一条湛蓝的丝飘带,近看是一望无边的大海,多美的湖光天色啊”!父亲感叹着,我看到他眼里含着激动的泪花,远眺湖水。接着他与前来迎接他们的几个藏族同胞亲切握手,席地而坐,促膝聊天,就好像多年不见的老朋友一样。过了一会儿我们又在湖边观看了一位藏族青年驾驭一匹白马表演的精彩马技。马儿和英俊的青年真像是由天下凡的神骑,他那绝美的表演深深吸引着在场的人。父亲、司机、秘书一一上去和青年人握手祝贺,还一同跳起了藏族舞蹈。可惜当时没有照像机,没有留住这令人心旷神怡的一刻。四十年前青海湖畔短暂的一幕犹如昨天发生的事一样,明晰地印在我的脑海里。我至今想起爸爸那激动的泪花,娴熟的舞姿,不但反映出他对大自然、对各族人民的热爱,也反映出一个共产党员对劳动人民、对祖国壮美山河的深情。
  还记得和父亲一起在郊外散步时,他常常会站下来和地里干活的农民聊起来,或问收成、或问家庭生活,聊着聊着就挽起袖子和农民一起割麦子了,割得挺内行,就像一个行家里手。农民看着这位穿着干部服的农把式那里会知道他就是他们的一省之长。父亲走到哪里都能和群众打成一片,急群众所急,想群众所想。在图书馆工作时,父亲熟悉每一个职工的身体状况、技术特点。并时刻关心着他们。记得在图书馆大院邻居中我有个好朋友叫王玲,她母亲姓李,李阿姨患有严重的心脏病,但在身体状况稍好点的时候就坚持上班。我假日里常到李阿姨家去玩,有时候玩的时间较长,回来后父亲就不高兴地说:“李阿姨有心脏病需要安静,你不要到人家家里呆那么长时间,打扰人家的休息。”从此,我们玩耍就在院子里,很少去他家吵闹了。还有一位曾阿姨患有胃下垂、肠粘连等消化系统疾病,人虽然年轻却面黄肌瘦的。父亲见了她总是问长问短,并给她介绍医生,还送去药品,对她说:“你这么年轻,要把身体搞好,身体好了才能工作好。”图书馆里有几位书法很好的中年职工,父亲常虚心向他们请教,学习书法特别勤奋。他的书桌上摆着许多历代书法名家的字帖,忙完公务后一有空就开始在废报纸上练字,正面写完写反面,每天不写十几张是不罢休的。他尤其喜欢颜体,苍劲地一笔一画,方方正正的字体,都凝结着父亲的辛勤和追求。父亲特别平易近人,所以馆里的同志们都喜欢和他谈心交朋友。他的几个棋友都敬佩他的棋艺,他很守时守规,什么时候约好下棋肯定雷打不动。有个叫贾成才的棋友在患皮肤病时还戴着草帽顶着骄阳来和父亲下围棋。父亲责怪他太死板,生病就不用来了,可他说:“和老馆长一起下棋能减轻病痛”。每逢过年过节,图书馆还举行群众迎新春联谊会,会上职工们都忘不了请老馆长表演节目,父亲也总会满足大家的愿望,或唱一段秦腔折子戏,或唱一支革命歌曲,甚至还会和大家一起跳起新疆舞。他特别珍爱少数民族音乐和舞蹈,所以藏舞、新疆舞都能跳几曲,和同志们共舞其乐无穷。
  父亲的心总是的群众的心联结在一起,无论在当省委书记、省长时,还是在当图书馆馆长时,总是平易近人,没有官架子。总是和群众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目的是团结大家一起把工作搞好。加上他纯朴的本质,永远抹不去与劳动人民的血肉感情。他常说:“一个人如果只为自己活着,那是卑鄙的、狭隘的。只有为全体人民谋福利,为大家都过上好日子而工作才是有意义的。”
  父亲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对生活也总是抱着乐观向上的态度。1958年父亲被错划为右派,职务工资连降六级,全家人从政府省长楼搬到图书馆平房住。虽然待遇降低了,党籍也没有了,但父亲对党的一片赤诚之心丝毫不变。他对我们说:“要相信党,相信组织,爸爸的问题党会进一步审查做出正确结论的。你们要好好读书,积极进步,不要因为爸爸的问题影响学习。”他还常讲起他小时候因为家里穷,上不起学,为了争取念书他哭坏了眼睛,村里的孩子都喊他“烂眼边子”,虽然后来他上了学,但也吃了许多苦头。爸爸说:“你们现在的学习条件多好,要珍惜今天的大好时光啊!”有一天,我在上学路上,遭到省委大院几个孩子的围攻,他们冲着我喊:“右派狗嵬子、右派……”。我被这突然袭击吓坏了,拔腿就往家里跑,当气喘嘘嘘回到家看见父亲立即哭诉了刚才的遭遇。父亲听了后说:“右派怎么了?右派也是人,不要被他们的瞎咋唬给吓住,要觉得自己和别人都是一样的、平等的。该干什么还干什么,该怎么干还怎么干……”。有了爸爸的鼓励,我克服了自己的自卑心理。在学校的各项活动中处处走在前列。小学、中学(直到初二“文革”开始),年年都是三好学生或优秀队员,五、六年级和初一都担任学校少年先锋队大队委员。
  爸爸热爱生活,热爱劳动,勤俭朴素,身体力行。我家在图书馆住的五年间,吃水都是到院内的一口老井去挑。井房离我家约一百米远,井很深,打水用的绳索就有十几米长。开始,我家挑水的活主要是由四叔来干的(从老家来青海帮忙的堂叔),但父亲认为家里人口多、用水多,这项重活不能由四叔一人干。嘱咐我们兄弟姊妹大点的都来干。一到放学或假日,我二哥、二姐都抢着挑水(大哥大姐在外地上学)。父亲也常常加入到挑水的行列里。我有时也争着挑,但桶大人小没法儿弄,父亲就拿给我一只小桶,把大桶里的水折给小桶里一些,我提着小桶跟在父亲挑着的大桶后面,心里乐滋滋的。父亲还在平房门前的空地里种了不少蔬菜,有白菜、萝卜、葱等。松土浇地他样样都干。还在菜地中间挖了个坑上面盖上木板和铁丝网,下面养兔子,我们经常给兔子喂青草、喂萝卜,小兔子渐渐长大,竟然繁殖了好几窝。通过经常和父亲一起参加劳动,使我们从小就培养起热爱劳动珍惜劳动成果的好习惯。   
  父亲平时生活很简朴,吃饭有面条、大蒜、油泼辣子他就很满足,平时穿的衬衣、毛衣、棉衣总是有补丁或织补过的痕迹。桌椅板凳不结实时,他敲敲钉钉修理修理照样使用。节约用水用电也是他常常告诫我们的事。1959——1962年生活困难期间,我们全家和全体老百姓一样都挨着饿,父亲由于患有胃炎、胆囊炎等病,妈妈为照顾他做点白面发饼,但父亲还是坚持和我们一样吃甜菜根面糊、菜团子、菜糊糊。有时他还在地里挖一些野菜为大家做野菜馅和杂合面饺子。图书馆院内原先曾有十余株水果树,每年果子成熟时,馆内职工都是统一摘收上交公家,统一分配。但院子里家属多、孩子多,难免出现偷摘果子私自享用的事。父亲严格管理我们,不让我们违犯馆里的规章。我和小哥哥都因为摘过公家的水果受到父亲严厉的批评,后来我们连落果也不敢往家里拿。父亲经常教育我们要公私分明,不要沾染损公肥私、损人利己的坏习气。要老老实实做人,诚诚恳恳待人,高高兴兴助人。在父母家教的潜移默化下,我们在学校在社会在家庭都能严于律己。六十年代当学习雷锋的浪潮在全国范围掀起时,我们很自然地与这个热潮融合在一起。
  父亲也特别喜欢体育锻炼,我大伯1959年从陕西来青海看望他时,教会了他练太极拳、太极剑。从此,他养成了每天练拳练剑的习惯。他坚持锻炼的毅力实在令人佩服,每年365天,天天练。有时白天公务繁忙没顾上练,就在晚上借着月光和路灯在花园的走廊里练。有时大风、大雨不能在院子里练,就在十几米见方的室内练几招。对我印象尤其深刻的是,父亲经常练长途走路。为了增加身体耐力,他常常连续快速走几个小时。在西宁时从家门出发到西大街→东大街→火车站→北门外→北大街→返回家。大约十多里路,一路上不休息。回家后常常气喘嘘嘘,有时还淌着汗,他兴奋地说:“你觉得自己起得早,走得远,但还有比你更早、比你更远的;你觉得自己已经很勤奋了,但还有比你更勤奋的。真是山外有山,天外有天。劳动人民为了生活忙忙碌碌、勤勤恳恳的,虽然他们说不出什么大道理,他们每天的生产活动,就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听着他的这些话,我理解了他练习那些枯燥的拳和长途走路,不只是为了增强体质,还为了寻找激励自己生活征程中的火焰。通过脚下曲折的拔涉来摆脱压抑在他心头的阴霾。我常常端详着父亲练拳练字时的姿态,就想像着他年轻时搞地下工作灵活机智的身影;他在敌人面前临危不惧化险为夷的场面;他在延安“抢救运动”时面对康生一伙的逼、供、信,坚持真理决不低头的铮铮铁骨,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拯救了甘肃地下党全体同志的政治生命。他常常给我们讲述一起战斗过并牺牲了的战友们的故事,有时讲得声泪俱下,体现出对战友深厚的感情和怀念,对许多活着的好战友、好同志的赞许和牵挂。但对党内一些不顾事实、颠倒黑白、好大喜功、贪图享受者,父亲则深恶痛绝,十分反感。虽然别人骂我是“右派的狗崽子”,但是我敬佩父亲,我坚信他是无产阶级的忠实战士。
  “文化大革命”中,许多找我父亲外调材料的年青人,过后如果他们能反躬自问,在与我父亲接触的过程中一会感觉到——这位被定为“敌人”的老人,在以往白色恐怖的敌战区为党干了多么重要的工作,获得了敌人那么多的情报和兵力。并且不顾个人安危,为维护党的利益,为维护同志们的政治生命与“文革”中打倒一切、否认一切的歪风做坚决的斗争。但在“四人帮”横行的日子里,那些外调材料的总想从父亲那里得到他们所需要的“稻草”,以扩充他们批倒批臭某某人的证词。但父亲最尊重历史事实,最信奉实事求是,只能是把这些被调查的所谓“叛徒”、“特务”的真实历史提供给他们。他们一看与期望得到的材料大相径庭,就冲着我父亲大发雷霆,叫喊要砸烂我父亲的花岗岩脑袋。我父亲冷静地说:“我只能按事实说话,不存在的事情我不能瞎编。我已经比预计的多活了几十年,你们就是砸烂我的花岗岩脑袋,我也不能不说真话。”“如果周围的同志都是叛徒、特务,那么革命是怎么取得成功的?”父亲义正辞严,据理力争,使不少搞外调的人员受到了教育,改变了一开始盛气凌人的态度。记得一位外地红卫兵自言自语道:“这老头的骨头真硬,当初革命也就是这样的人来干的。”
  在漫漫十年浩劫中,父亲也与其他老干部一样,遭到了关押、隔离、批斗等冲击。尤其在林彪、江青刮起的反“二月逆流”恶风中,父亲和母亲都被关押在一个秘密看管所里。当时哥哥、姐姐们都在外地,小哥哥也下乡插队,我和弟弟只有十二、十四岁,自己不会做饭,靠着点微薄的生活费买点大饼或馒头,饥一顿饱一顿,生活很凄惨。我四处打听爸、妈被关押的地点,当时寻找父母的心情就像是在寻找自己生活下去的支柱,特别的焦急,不怕任何风险恶果,经过多方面的磕磕碰碰,最后终于找到了。当我拿着给爸妈的换洗衣服,拿着一点清淡的饭菜送去时,看管所的看守们不让我进去,只让把衣服、饭菜留下,还告诉“下回不要送了……否则罪加一等……”。虽然没见到父母,但我知道他们还在西宁,离我们不远,心里总算踏实了点。后来我才得知父亲他们在牢里一人一间被隔离开,不给吃饱,很少给水,一天只能上一次厕所,实在紧迫时只好把大小便排在脸盆里,然后偷空儿从后面小窗口倒出去。没有水洗盆,从来不洗脸。在这次关押的多次提审时,父亲的腰骨还被踢伤了,从此落下了经常腰痛腿痛的毛病。在这种极其恶劣的境遇中,父亲总是刚正坚毅,没有向“四人帮”的代言人低头,没有按他们的意图写揭发检举材料。他总是以他参加革命的初衷为基石,相信自己光辉的事业是为大多数人谋福利,是正义的,必然会胜利的。因而,任何狂风险浪的袭击,都扑不灭他心中燃烧着的圣神的理想之火。
  1978年,我父亲的右派问题得到了彻底平反。他在青海省革委会举行的招待会上即兴作诗,当场诵读,感人至深。是啊,人的一生有几个20年?一心向着党而被剥夺党籍20多年,现在终于回到党的怀抱,多想在有生之年为党的事业尽一分心、出一分力啊!平反后,回到故乡陕西,担任陕西省人大副主任时,父亲虽年已古稀,但仍然勤勤恳恳为党的事业奔波不息,劳碌不止。他曾去甘肃、陕北、陕南与乡亲、战友们促膝谈心,调查研究,探讨农村搞多种经营、脱贫致富的道路;把党的温暖送到千家万户的农民兄弟身边。他还接见了许多父母牺牲在敌人监牢或战场上的烈士子女,以及历史上对革命有过贡献,但现在仍在农村生活的老同志,为他们证明平反了历史遗留下来的冤案,解决了部分人经济生活困难的问题。对待同志和战友他总是有一颗火热的心,对待他们的子女也同样如此。为了让先烈英灵安息在九泉之下,为了还烈士子女历史清白的面目,他不顾自己患有严重的眼疾,多次给他们写证明材料,反复给各级的民政部门写信,一直到把事情搞得水落石出,使烈士的子女们得到了满意的回答。他常说:“革命就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为普天下老百姓争一条活得好些的路。很多战友为一个共同的目标死在了前面,我要比我原先预计的多活了这么多年,迟早都要和战友们在马克思那里见面的。趁着还活着,要为革命多做些事。要把有些弄颠倒了的事纠正过来。要把以前走过的许多弯路的经验教训交待给年青人,让他们少走弯路。”
  父亲对子女的要求也很严格,从不给我们营造特殊化、优越感的氛围。记得有一段时间我对医务工作不安心,想通过父亲的关系调到国家政府机关去。父亲知道了我的心思,衷恳地对我说:“一个人一辈子能力有大小,但只要能把一件专业认认真真干好就是有能耐。要善始善终对待自己的工作,国家培养一个医生不容易,每天的工作能给别人解除病痛该有多高尚啊。要耐得住默默无闻,要耐得住枯燥、单调。如果实在要调离一个新单位,还是通过所在组织,通过自己参加考核来实现。想借助我的关系是不行的,还是那句老话:自己的路自己走”。在父亲的教导下,我一直坚持在医疗战线上为人民服务20多年。有时实在被疲劳的夜班折腾得头晕脑胀,但想起父亲说的“耐得住”,我会立刻感到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清凉剂浇灭我心头的浮躁,使我能稳住阵脚,心悦诚服地、精益求精地干着救死扶伤的工作。从这高尚而又普通的工作中看到了我存在的价值。从病人由急切到舒展的表情中,使我弄清了为什么生活中许多乐趣总是来自奉献而不是享受。
  父亲一生特别注重不断学习,提高自己的政治素养。他十分关心国家的两个文明建设;关心祖国各地各条战线面临的新问题、发生的新情况;关心国际风云的变化和未来展望。在他近几年由于眼疾严重几乎导致失明的情况下,还是每天坚持听广播、听新闻,或让秘书以及身边的子女给他念报纸、党内文件及邓小平文选等,以随时了解天下大事,使自己的认识跟上飞速发展的形势。他那一颗战士所特有的充盈着滚烫热血的心脏紧紧和党的脉搏一起跳动,和祖国人民的事业同呼吸共命运。
  我做为他的子女,为他的业绩和传奇式经历感到自豪。我要以父亲的坚强、善良、热情、执著为榜样,谱写好自己的人生篇章。
  孙晓北
  1996年12月12日
  

孙作宾/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