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斌丞-尊敬的恩师杜斌丞先生
秦琳
杜斌丞先生为中国革命事业献身已经35年了。每当我回想起他的为人和业绩，回想起他对我的关怀和教育，总不免热泪盈眶。
1933年暑假，我在西安高中念书，无力继续求学，正在生活道路上犹豫徘徊。当时，中学毕业的女学生，大都当小学教师，或是找个归宿——出嫁。
一天，我在李象九家里见到杜先生。他听到我的情况，热情地说：“妇女要求解放，一定要有知识。时代在前进，男人能做到的事，女人也一定能够做到。青年男子为追求知识，可以负笈千里，甚至远涉重洋，为什么青年女子就不能够呢?路是人走出来的。过早地追求小家庭生活是不会有什么出息的。”在多次接触中，他都反复地鼓励我上进，他的教诲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之中。
杜先生关心和资助进步青年的事例很多。七七抗战后，有一天，我到他家看望他。他交给我20元钱，并叮咛我说：你到王家巷焦易堂公馆去找一个叫王昭贤的青年人。他现在困居西安，很需要点钱。你去后，当面把钱给他，不要同他谈别的事情。我即如命前往，把钱交给了王昭贤。解放后，我才晓得王昭贤是王应慈同志的化名，是地下党员，当时奉命路经西安到外地工作。解放后曾任建工部办公厅主任。
那时，我在西安各界妇女抗日将士慰劳大会工作。妇女慰劳会是中共地下党组织领导的一个外围群众组织。由地下党员韩钟秀、李馥清负责，南汉宸的爱人王幼兰同志任征募科科长，我任副科长。
一天，我去北院门陕西省政府，要求杜斌丞秘书长接见，帮助我们募捐。出乎我的意外，他立即接见了我。他含笑说：你参加抗日救亡工作，很好。每一个中国人都要为抗日救亡贡献力量。当我说明来意，他立即执笔写了一批当时西安中上层人物的名单，让我直接去募捐，当我犹豫时，他说：“现在是抗日统一战线，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抗日救亡，人人有责。不要胆怯，要理直气壮，就说是我叫你去的。”有了杜先生的支持，我在西安一些大户人家征募到大批银盾(当时西安中上层人家婚寿喜事时，客人们送的礼品)、银首饰等。这些物品变卖后，我们用来作缝制军鞋和军装的费用。
慰劳品准备好后，需要铁路运输车皮。妇女慰劳会牌子小，我只好求助于杜秘书长。杜老听后，马上嘱咐科室职员给陇海铁路局写公函，以省政府的名义为我们要车皮。当我高兴地拿着公函准备离开时，杜先生叫住了我。他和气地对我说：“你们要把慰劳品全部送给八路军、新四军的想法很好，但也要注意分配一部分给沿黄河的国民党官兵。国共合作，统一战线么。要注意这一点。这是个大道理。”我听后深为杜先生的胸怀宽广，办事周密，照顾全局的精神所感动。
1946年，西北民盟总支部正式成立后，决定出版《新妇女》杂志，由杨明轩直接领导，主编是姚光，参加工作和撰稿的有李馥清、胡景儒、王惠今(彭毓恒)、孙学智等。按照当时的出版法，发行地址要登在报头下边。对于把发行地址登记在我家，并以我为发行人，我有所顾虑。杜先生知道后，就安慰我说：“你不要害怕。抗战刚刚胜利，全国人民强烈要求民主与和平。国民党现在还不敢对民主运动公开进行迫害。你要勇敢地承担这个任务。”杜老还就编辑方针提出了意见；“杂志要讲究斗争艺术，可以办得灰一些，主要刊登一些争取民主自由方面的文章，多从妇女角度写。”
第3期杂志发行后，国民党特务闯进我家，气势汹汹地说：“你们的刊物不合法!今后不许再印。”事后我向杨明轩同志汇报，他指示赶快收摊。
三天后，几十名警察包围了我的住宅，里里外外搜查，没查到有嫌疑的东西，借口在我后院住的两名工人没户口，将他们逮捕。杜先生知道后，对我说：“要警惕，特务是什么事情都能干出来的。要讲究斗争方式，用合法斗争同他们斗。”从此以后，西安的白色恐怖更加严重。
杜先生的住宅被敌人监视后，朋友们都不能去看望他。一天，我按照杜先生吩咐的办法走到他家门口，向坐在外面的特务问道：“西北大学的高教授住在哪个院子?”特务努个嘴说：“在前院!”我顺利地走进杜家的大门。
这是一个座北朝南，有三排房屋的旧式庭院。前院高家静悄悄的。走到过厅，我看见角落停放一辆人力车，上面落满灰尘，不由流下眼泪。敌人监视后，杜老连出门的权利也没有了。当我迈着轻轻的脚步，走进杜先生的书房兼卧室，他正坐在大书桌旁，面向东，背靠椅，侧着身，借着窗外射进来的光线，拿着一本书在聚精会神地阅读。桌上放着各种报刊和书籍，当中是墨盒、砚台，笔架上插着几支毛笔，旁边放着一支红色铅笔。这哪像是一个被软禁的人，分明是一个勤于治学，手不释卷的学者。
杜先生听到脚步声，连忙放下手中的书，招呼我坐在他书桌的对面，接过我递给他的重庆报刊，微笑地对我说：“你胆量可真不小!”他仔细地询问外面的消息和一些朋友的近况。当我看到他穿的短袖圆领针织汗衫已经破损时，他说：“你叫人在上海代我买两件大尺码的汗衫来换。”一切和平常一样，丝毫没有紧张和消沉的气氛。一会儿，杜良明送进杜老的午餐：一小罐米饭，一小盘土豆。我劝他改善伙食，注意营养。他说：“这饭很香。”他边吃，边同我谈话。他说：“不要怕，我一点也不怕。他们(指蒋介石、胡宗南)能把我怎样?”站在一旁的杜良明用手拍着自己佩带的手枪说：“特务敢闯进来，我就敢开枪打死他!”
还有一次，我去看望杜先生，劝说他迅速离开西安，到上海或香港躲避一段时间，并说一切费用，我们已有安排。在此次看望之前，杜先生曾独自走出家门，特务没有发现。他一人到明星池洗澡，又到玄风桥高桂滋家坐了一会儿。敌人大为吃惊，一再逼良明要人，待先生回家才算罢休。这件事说明，在当时，要摆脱特务监视，离开西安还是可能的。杜先生拒绝我的建议，他说：“我的斗争岗位在西安，我不能回避斗争。假若离开，我在西北就没有什么作用了。敌人会讥笑我。不明真相的人会说我胆小吓跑了。一些在西北坚持民主运动的人斗志也会受到影响，我已经60岁了，还怕杀头!即使他们下毒手，我也无所畏惧。”杜先生那慷慨悲壮的言谈使我深受感动。我含着泪花离开他家，心里默默地祝他平安。
局势越来越紧张。有一天，良明到我家，传达了杜先生的嘱咐，不要再到他家，有事良明用电话约我见面的时间、地点。1947年3月20日，国民党反动派以“窝藏烟土”的莫须有罪名将杜先生逮捕。听到这消息，大家都万分忧虑。1947年10月7日清晨，残暴的敌人将杜先生杀害在玉祥门外。这一天，古城西安乌云密布，天下着蒙蒙细雨，好像天地也为杜先生被害而哭泣。我不禁失声痛哭。
杜良明同志是一位忠诚可靠、机智勇敢的革命战士。他多年在杜老身边工作，既是卫士又是通讯联络员。在杜老被捕后，他也被抓进监狱，活活地折磨死了。
杜斌丞先生是我们终生难以忘怀的前辈和恩师。我们这些当年受到杜先生关怀的青年人，如今都已两鬓斑白。他的革命精神和高风亮节将永远激励我们前进。
杜斌丞/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党史研究室编.—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2.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