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斌丞-杜斌丞先生在重庆
李健生
1946年1月，杜斌丞先生以民盟代表团政治顾问的身份参加旧政协。这时，我认识了他。
在旧政协会议期间，民盟常与中共协商行动。杜先生自参与政治活动以来，对国民党所谓的“信义”深有领悟，从不抱什么幻想。他常把自己的感受和看法和盘托出，向周恩来副主席进言。他十分拥护中共同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必须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认为只有这样，民主的前途才有可靠的保证。
在重庆期间，他和周恩来副主席、王若飞、秦邦宪、王炳南等商谈如何重点做高桂滋、邓宝珊的工作，并随时把有关这方面的工作情况，汇报给周副主席。周副主席对杜先生的工作很重视。那时，杜先生和周副主席、章伯钧等经常见面。地点或在中共驻渝办事处，或在民盟总部等处。谈话的内容主要是分析当时的形势和我们的对策。
记得周副主席有关杜先生的具体指示有这样几个要点：第一，杜先生在西北威望卓著，应该利用这个有利条件，发动知识分子和各界人士参加民主运动。第二，杜先生在西北军中有影响，为众望所归，应在国民党军队中发挥争取进步力量的作用。杜先生本着这个指示，身体力行，这为以后的国民党战场的一些起义所证实。第三，我们首要的任务是动员人民起来制止内战，这就是舆论的力量了，把《秦风日报工商日报联合版》办成为西北的舆论堡垒，杜先生为之也确实煞费苦心。在他和民盟西北组织的同志们的艰苦奋战下，《秦风日报工商日报联合版》不仅在西北地区唤起了人民的力量，在全国也有深远影响。第四，要发动西北方面的“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等爱国民主运动，这对动摇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有着致命的打击作用。
旧政协会议闭幕后，杜先生准备动身回西安。根据当时的形势，章伯钧和韩兆鹗等都不主张他回西安。因为西安是蒋介石的亲信胡宗南、祝绍周控制的地方。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已经密令部队抢占战略要地，准备向陕甘宁边区进攻，局势随时有恶化的可能。我们曾经三番两次劝他暂时不要回去。因为只要他们一旦恼羞成怒，屠刀一定指向杜先生，何必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呢!我们约杜先生一道去上海，组织民主运动。可是杜先生有他的看法。他表明一定要回西北去组织民主力量的决心时说，政协会议虽然开了，但内战的危险仍然存在。西北民主力量没有人去组织，等于一盘散沙。西北需要人，更重要的是几千万的西北人民要出于水火，登于衽席，没有一点牺牲精神，是达不到目的的。他还风趣地说，你们在中央与反动势力斗争，这是它的根本，但还谈不上真刀真枪。我去是面临前线，就有实弹射击的危险了。可是临危受命，这是我国人民的本色，中国历史上的文天祥、史可法就是榜样。他胸有成竹地表示：“你们为其易，我为其难，这是斗争的分工。我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了。”
周副主席听说杜先生要回西安，非常关心，特约他去会面。周副主席根据当时的形势，和他在反动派面前的目标太大，难免有遭受不测的危险，劝他不要回西安，先到其他地方去。周副主席说：“你是革命的教育家，如果从事革命的教育事业，在培育人才方面不是也能作出伟大的贡献吗!”杜先生非常感激中共和朋友们对他的关怀，但他仍坚定表示：“国家到了这个关头，我怎么能坐到后方不动?西安是延安的大门，我不去进行抵抗，就太便宜了敌人。我想了很久，我熟悉那里，我应该回去!”这铮铮如黄钟大鼓的慷慨之言，扣人心弦，令人感动。大家都对他的大无畏的赴汤蹈火的献身精神表示敬佩。
就这样，杜先生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毅然于2月离开重庆回到西安。他一回到西安就在西北积极开展民主运动。1946年5月，我们也离开重庆到了上海。后来，就听到杜先生被捕的消息。民盟中央提出了抗议，在上海和南京展开了营救活动，我们都为他的安全时刻操心。可是当时被侵占延安的“胜利”而冲昏头脑的国民党当局，正做着挑起全国内战，把民盟和其他民主党派完全宣布为“非法”，置国家一统于蒋家天下的黄粱梦。他们逮捕杜先生本来就是对整个民主党派的一个挑战，自然不会轻易放过他的。
1947年10月7日杜先生遇害了。噩耗传来，朝野震动。中国民主同盟张澜主席发表了控诉谈话，民盟内外展开了广泛的悼念活动，有许多盟的组织和盟员用秘密集会来寄托自己的哀思。虽然这些活动大多是在默默无声中进行的，但这是“无声胜有声”，“于无声处听惊雷”。尽管不久，国民党当局又宣布民盟为“非法”，要“取缔”等，但国民党反动派的屠刀和禁令没有吓退民盟争取胜利的信心，更没有能够挽救它必然崩溃的历史命运。杜先生就义前夕，殷切期望的“惟望人民共起自救，早获解放自由”，不出两年就在中国的大地上成为光辉的现实了。
1980年
杜斌丞/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党史研究室编.—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2.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