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斌丞-中国知识分子的光辉典范——怀念杜斌丞先生
王彦亭
杜斌丞先生为革命壮烈牺牲已整整40年了。回忆往事，我的心情实难平静。
他亲自介绍我参加革命组织
1944年秋，我到重庆国民政府监察院审计部工作，翌年2月参加了中共领导的在职青年秘密革命组织——中国民主实践社。不久，听说在西北各省享有很高威望的杜斌丞先生由陕来渝，住在胜利大厦，我以同乡关系前往看望。经过自我介绍，杜老紧紧握着我的手说：好，欢迎你来。你在重庆的活动情况我知道，很好!我很奇怪，他从来不认识我，怎么会知道我的活动情况呢?我估计，很可能与民主实践社这个组织有关，便问道；“民实”后边还有个组织，是不是?他嗯嗯几声，既不肯定，也不否定。过了几天，他打电话约我前去，对我说：“民实”是中国民主革命同盟领导的青年组织，现在我介绍你参加这个组织。我问：这个组织与中共有无关系?他说：关系密切，参加以后你就知道了。我参加民主革命同盟后始知，是他在中央常委会上提出：像王彦亭这样的青年，应当吸收参加我们的组织。杜老这样热心帮助青年进步，令我深受鼓舞。
后来，我又以同乡关系认识了原监察院秘书严信民(现为农工民主党副主席)，通过几次深谈，得知他思想进步，长于写作。我便在陕西籍进步青年中募集了一笔钱支持他创办《人民时代》杂志，并与他计划依照东北救亡总会办法，把西北各省在重庆的进步人士团结起来，成立“人民时代社”进行民主活动，也可为办杂志打下物力和人力基础。我将此事向杜老作了详细报告，得到杜老的大力支持，他的经济情况并不宽裕，便设法争取其他方面捐助了40万元法币给我们办杂志，同时以他的名义约请学术界知名人士侯外庐、张仲实等撰稿支持杂志。之后，“人民时代社”在重庆甘肃会馆召开成立大会时，杜老和西北知名人士屈武、王炳南、韩兆鹗、于振瀛、杨子恒等40余人出席了大会，他还在会上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激励大家为中国的进步事业，为实现政治民主化而共同努力，屈武等同志还当场捐出了现款。
他明知处境异常险恶……
1946年春，国民党政府还都南京。我原拟乘船径直去宁，当我去中共代表团驻地向王炳南同志辞行时，他要我绕道西安去南京。他说：到西安后，赶快告诉杜老，马歇尔来华调解完全是个骗局。现在蒋介石调兵遣将的部署已完成，全面内战即将爆发，杜老在西安处境非常危险，要他赶快离开西安去延安或上海。我于4月28日到达西安，即去王家巷杜家转告了王炳南同志的意见，杜老听后只简单地回答说：知道了。并无避走之意。
5月2日，我间接得知李敷仁同志(中共地下党员、陕西省民教馆长)于5月1日中午被特务公然绑架，并听说已被枪杀在离西安五十华里的咸阳塬上公路旁边，次日立即往张光庭同志处了解情况(张又名杨斌，中共地下党员，当时是西安市各大学共青团书记，1949年解放前夕被捕，壮烈牺牲)。张简单介绍了李被绑架的经过，并说：杜斌丞已被特务监视，他家对门有个小茶馆，经常有两个特务监视出入行人和杜的行动。我说：我很想去看看杜老。张沉思了一会儿说：如果没有必要，不要去冒险。既有必要，那就不怕，干革命就不怕冒险。接着又说：有时特务不在茶馆，可以利用这个机会进杜家门，出来时，可叫杜家先派人在外面看看，特务不在时，你可出门向西走，进莲湖公园，那里人多，万一特务跟踪也好脱身。
5月5日早晨，我乘机进了杜家。当时他正在吃早点，看见我走进去，吃惊地说：外面有特务，你怎么敢进来呀!杜老接着谈了李敷仁被绑架的经过，并告诉我说：李没有被打死，已被中共地下党连夜救往陕北，外边人现在都不知道，千万不要传出去。又说：反动派还要逮捕杨老(杨明轩)、王维祺等人，杨已隐藏起来，王马上要去陕北。我问：特务已监视了您，您能不能离开?他说：可以离开，高桂滋可以保护我出西安，通过他的防区可以到延安。我说：既能走开，就赶快走吧!他说：我不走。杨老已不能出来活动，陕西民盟工作无人负责(杜当时公开身份是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民盟西北总支部主任委员)，我要对工作负责，我要坚持下去。我说：蒋介石这个人毫无信义，对你们参加西安事变的人恨之入骨，张学良、杨虎城至今关押不放，即是证明。陕西省主席祝绍周又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魔王，现在敌人已开了刀了。王炳南同志的估计是对的，你在西安确很危险，现在既然能走开，希望你赶快走吧!他听后站起身来，背着双手，沉思着在房子里走了两圈，突然坐下说；我不能走，我走了西北民盟无人负责。即使有再大的危险，我也不能走，要对革命负责，革命就免不了有牺牲。接着又说：你赶快去南京告诉炳南同志，要民盟中央向蒋政权提出抗议(李敷仁同志的公开身份是中国民主同盟盟员)。我只得告辞出来。到达南京后，我立即给梅园新村打电话，约王炳南同志来鼓楼五条王昆仑同志住处，向他汇报了见杜老的详细经过，王听后急得直跺脚，连连说：真糊涂!他深感杜老的生命危在旦夕。
鲁迅式的非党布尔什维克
我离开西安后不久，听说特务对杜老盯得很紧，寸步不离，这时他就很难走开了。
1947年3月，在延安失守的第二天，杜老便被捕入狱，同年10月7日牺牲在西安玉祥门外。杜老在10月5日，即牺牲的前两天，已预感到反动派即将下毒手，特从狱中寄出遗言“每思三十年来，无日不为民主而奋斗。反动诬陷，早在意中，个人死生，已置度外。彼独裁暴力，虽能夺我革命者之生命，绝不能阻挠人类历史之奔向光明，终必为民主潮流所消灭也。惟望人民共起自救，早获解放自由，则死可瞑目矣。请转告诸生至友，共同努力，以期实现合理平等之社会国家，则公理正义，自可伸张于天地之间。”字里行间，无处不流露出他对国家命运、民族前途的美好憧憬。杜老牺牲后仅两年，新中国便宣告成立，我国迈入了合理平等之社会。
杜老以国家与人民的利益为重，以身许国、死而后已的一生，为中国知识分子树立了光辉典范。他牺牲后，毛泽东主席赠挽词云：“为人民而死，虽死犹生”。周恩来同志赞誉他是“鲁迅式的共产党员”。中共领导人林伯渠、董必武、谢觉哉、吴玉章、彭德怀、贺龙、习仲勋以及沈钧儒、柳亚子等人均写了挽诗、悼词、纪念文章，赞扬他是“中国共产党的忠实朋友”、“非党的布尔什维克”。这些评价，杜斌丞先生是当之无愧的。
(选自1987年10月3日《团结报》)
杜斌丞/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党史研究室编.—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2.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