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内的对日强硬派-特种外交委员会副会长
杨箐
九·一八事变后，宋子文代表南京政府，直接参与了对日外交的交涉与处理。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的第三天，南京政府成立特种外交委员会，时任财政部长的宋子文兼任该委员会副会长，会长由当时的考试院院长戴季陶担任，顾维钧任秘书长，负责实际事务的运作。委员中有蒋介石、于右任、颜惠庆、陈立夫、陈布雷、邵力子、罗文干等多人。特种外交委员会为对日决策研议机关，以备政府在处理外交问题、特别是处理当前日本侵略问题时咨询。当时，宋子文常与戴季陶等“到外部主持一切，以应事机”，经常同蒋介石、戴季陶、顾维钧等人商议南京政府的外交方针，以及在国联行政院会议上的立场和处置方略，中国代表施肇基在国联会议上发表的主张，均经过宋子文等人在国内商洽议定。
自南京政府将九·一八事变诉诸国联后，中日两国在国联展开了交锋。国联行政院曾先后通过了2个关于中日冲突的决议案，均未对日本的侵华行为予以严厉的谴责与制裁。在国联软弱无力的干涉下，日本非但没有撤兵，反而肆无忌惮地扩大军事行动。期望经由国联来迫使日本让步，已不可能。在此情况下，顾维钧在特种外交委员会上提议，在国联的监督之下，由中日直接谈判来解决问题。他认为：要日本遵守国联行政院的决议是不可能的，国联行政院又没有可以使用的手段来对付日本及其军部，迫其撤兵；要想解决中日间的问题，应在国联的监督、帮助之下，由两国进行谈判才行。理由是：
谈判是解决国际争端的正常方法；不管这些争端是多么严重。正因为如此，日本尽管是侵略满洲的祸首，也希望作出愿意同中国谈判的姿态。如果中国对日本的建议给予完全否定的回答，拒绝和日本谈判，那么就正中日本之计，使日本可以遂行其抗拒国联的策略。①
顾维钧的意见得到了正、副会长戴季陶与宋子文的支持，并有几位外交界人士以及和中国外交有若干关系的委员表示赞同，于是赞成谈判的意见在特种外交委员会中占了上风。根据顾的意见，外交委员会经过连日不断的讨论、协调并修改，至10月19日的早晨，由顾维钧与蒋介石、戴季陶、宋子文、颜惠庆作最后的商讨，确定了一个全盘的“具体方案”，中心意思是要求日本在10日内撤兵，中日双方根据中方确定的三项原则，通过谈判解决问题。②
10月26日，日本提出“指导中日直接谈判的基本原则”，共5项，其内容如下：
(1)相互摈弃侵略和侵略行动；(2)尊重中国的领土完整；(3)全力镇压一切干涉贸易自由以及煽动国家仇恨的有组织的运动；(4)在满洲全境提供有效保护以便日本国民在当地从事和平职业；(5)尊重日本在满洲的条约权利。③
日本人在该项声明中附加说明，日本仍愿和中国政府直接谈判这些原则，以及有关中日正常关系和日本军队撤退到铁路区以内等事项。
特种外交委员会再次就日本提出的5条进行讨论。从日方所提5项基本原则的内容看，其第5条尤非国民政府所能接受，但顾维钧认为，从日方声明看，中日交涉尚不绝望。10月底，蒋介石召集政府领袖开会，讨论特种外交委员会提交的报告，以确定并起草给施肇基的训令。当时在华的国际联盟代表拉西曼也应邀出席了此次会议。据顾维钧回忆，“拉西曼挨近宋子文坐着，他们交谈了几句。宋博士对蒋介石说明了拉西曼所讲的话，蒋就要拉西曼另行起草训令。拉西曼的提议与委员会的决议恰恰相反。……这个提议的主要内容是：中国应该明确拒绝和日本谈判，而依赖国联行政院的决议，要求日本从占领区撤军。”会议最终采纳了拉西曼的提议。
至此，在九·一八事变的处理方针上，宋子文由原先主张的中日直接交涉改为求助于国联，这个改变实际上也代表了南京政府的立场。顾维钧认为，宋子文乃至南京当局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受了拉西曼的影响。他对拉西曼、宋子文、蒋介石的关系，有这样一段描述：“宋子文这样信任拉西曼，他甚至和他商量与技术援助以及与国联合作无关的问题。而蒋委员长又和宋博士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在外交方面几乎让他放手行动。”
11月下旬，日军围攻锦州，东北局势更趋严重，日本不断扩张侵略的野心已是昭然若揭，包括宋子文在内的南京当局对日本扩大侵略的手段和目的，开始有了较为清醒的认识，对日态度在一定程度上有了转趋强硬的变化。与此相应，国民党中央向同日军直接相峙的张学良发出了一些较为积极的指示：请张并饬所属勿与日方直接讨论交涉，应“由中立国视察员转达，……以防坠其奸计”；“如日方无理可喻，率队来攻，仍请兄当即立断，即以实力防御”；“锦州一隅之保存，关系三省全部存亡；撤兵一节，若无国联或三国确实保证，吾方万不能承允；如日军不顾国联决议，悍然进攻，只能竭力抵御”。宋子文并表示，将在财政上积极支持张学良。
与此同时，宋子文还与在华美国外交官进行接洽，希望凭借美国的支持来遏制日本的侵略。当时的美国虽不是国联成员国，但在解决中日冲突问题上，国联行政院十分依赖美国来支持它要采取的有效步骤。而美国并不想介入中日冲突，在此问题上持消极观望的态度。
当国联的软弱无力暴露无遗之后，蒋介石再次打算与日本进行直接交涉，决定任命赞成同日本谈判的顾维钧担任外交部长。宋子文虽不赞成与日本直接谈判，但作为蒋介石集团的核心人物，以及他对顾的信任，他坚定地执行了蒋介石的意旨，受蒋的委托，力劝顾维钧出任外交部长，以“共济时艰”。顾维钧认为，他被任命为外交部长，是因为“委员长是个现实主义的政治家，他觉得必须对日谈判。另一方面，作为一个精明的政治家，他不愿意公开明言直接谈判的政策。”而他顾维钧“不是国民党人而是无党派人士，又闻名于外交界”，所以“要他首当其冲”。
应该说，包括宋子文在内的南京当局对日态度的渐趋强硬，固然是因为他们对日军侵略阴谋的认识有了深化，但更主要的，是受到国内强大的抗日风潮的影响。无论是诉诸国联，抑或与日方直接谈判，虽不失为必要的外交努力，但是，由于宋子文以及南京当局未能看清日本的侵略野心，对西方大国以及国联抱有太多的幻想与过分的依赖，为尽早平息中日冲突，害怕以至压制国内民众的反抗力量，结果终未能抵制日本的侵略。1932年1月3日，日军不顾中国的一再抗议及各国的反对、国联的阻止，悍然攻占锦州，实现了武力侵占全东北的战略目标。
①《顾维钧回忆录》第一分册，第417页。
②台湾《革命文献》三十五辑，第1220—1222页。
③《顾维钧回忆录》第一分册，第416页。
宋子文传/杨箐著.-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