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内的对日强硬派-投身“一·二八”
杨箐
日本对中国东北的迅速侵占，极大地鼓舞了日本的军国主义扩张派。1932年1月28日，日军故技重演，采用卑劣的手段制造挑衅事件，在中国的政治、经济中心——上海，发动了一·二八事变。日本对上海的进攻，深深地震动了南京统治集团。同日，蒋汪合作的新政府成立，宋子文复任行政院副院长和财政部长。
事变爆发伊始，南京国民政府即宣告内迁洛阳，并决定由军政部长何应钦留守南京，“所有政府党军政留京机关人员概归何部长指挥”；宋子文“留驻京沪，所有上海行政人员归宋部长指挥”。宋子文从此频繁往来于上海和南京之间，在处理一·二八事变上承担起相当大的责任。
南京政府决定的对日方针是“一面抵抗、一面交涉”，即“军事上抵抗，外交上交涉”。
根据国民政府的对日方针，宋子文多次与美、英等国商谈解决事变的方法，谋求西方诸国的出面调停；同时，他积极支持中国军民的抗日行动。
在外交上，宋子文于1月29日复职的当天，便与英国代办伊格兰姆会晤，告之中方已作了军事上的部署。翌日，他会见美国驻南京总领事贝克，表示中国欢迎大国的调停。自九·一八事变以来，宋子文对由国联来解决中日冲突的前景渐感失望，但他仍认为，没有中立大国代表的在场，中国在同日本的谈判中必然处于无援的地位。在他看来，英美等西方大国在长江流域有着重要的经济利益和战略利益，他们不会坐视日本在上海的肆意扩张。的确，英、美方面一改九·一八事变期间对日的消极态度，积极对日施加压力和影响，并多次对中、日两国提出调停方案。1月31日，中日双方在英国驻上海总领事白利南的办公所首次接触，美国总领事也参加了。2月2日，宋子文在上海访晤美国公使詹森，探询有无停止敌对行动的机会。2月6日，英国驻华海军司令克莱向宋子文提出了中日停战及划定和平区的办法。次日，克莱与白利南又向宋子文提出上海问题的局部解决的建议。
这时的宋子文，虽然在中日冲突问题上，仍寄望于美、英等国的调停，但与九·一八事变期间相比，他的对日态度已明显强硬。在与美、英外交人员的会晤中，宋子文曾多次明确表示：中国将以全部的军事力量来抵抗日本的入侵；南京政府的迁都决不是妥协退让，而是为了组织更有效的抵抗，因为“在日本炮舰暴力威胁之下，任何政府，必不能正常行使其职权”。他强调，南京政府的迁都旨在向世人表明：中国不会在日本的武力威胁下屈服，即使日本占领了中国所有的港口和城市，中国仍然继续支持下去，日本逼迫愈紧，中国抵抗愈甚。在英美等国出面调停的过程中，宋子文再三强调：上海战事“解决之关键在于日本，故当由日本设法停止战祸”，不同意由中方首先单方面撤军。
一·二八事变发生后，宋子文迅速并多次公开地发表谈话并撰文，严厉指责日本的侵略罪行，高度赞颂中国军民抵抗侵略的英勇气概。在用英文撰写的《对中国的侵略》一文中，宋子文介绍了日本入侵上海的经过，指出了日本的武装入侵给中国造成的巨大灾难：“据估计，中国平民伤亡达5000多人，许多人死于公共租界之内。有50万居民的闸北，被蓄意焚毁。最野蛮的毁灭文化的行径，是轰炸价值1000万元的商务印书馆，完全毁坏了拥有许多古籍珍本的东方图书馆。”同时，他高度赞扬了中国军队不畏强敌、英勇抗击的气概：“中国装备不足的军队第一次无畏地面对日本的强暴，表现出为了独立的事业，我们知道如何去献身。中国的好男儿只拥有步枪、机关枪和迫击炮，抗击着世界上装备最精良的军队，正为国家的独立进行神圣的战斗。”
在另一些文章如《淞沪战争的意义》、《日本的荒唐概念》中，宋子文更强调了武力抵抗侵略的必要性：“感谢第十九路军及其友军第五军的英雄们，他们使我们懂得：只要我们自己武装起来并加以适当训练，我们完全能够保卫我们神圣的权利和民族的荣誉。”同时赞扬了民众对抗日军队的大力支持：“凡有中国平民集居的地方，人们都募捐出大笔钱款以支援第十九路军，给他们送食品、衣服和其他物品，许多人甚至到前线为军队运送弹药和装备。”
此外，宋子文还公开指出了国联盟约等国际公约在制止侵略方面的不力和无能，他说：“我们曾被告知：诸如国际盟约、华盛顿九国公约和巴黎公约等国际公约，完全能够保护弱国免受外来侵略。我们曾寄希望于这些国际公约，天真地认为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已经被消灭。这一幻想现在已经完全被打破。我们就像如梦初醒，方才知道国际公约的效用须以实力为后盾。”宋子文也由此而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来求得生存：“不管怎样，如果中国要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而生存，她就必须证明自己的力量，她必须英勇善战!”
宋子文在对日问题上所持的强硬立场，不仅表现在口头和书面文字上，更体现在他的行动上。作为财政部长，他在淞沪抗战期间曾多次与上海金融、实业界紧急磋商，为十九路军筹措军费。他还主动调财政部所辖的税警团参加淞沪抗战。
税警团是宋子文为严密控制税收而在财政部里建立的一支约3万人的部队，由4个分团组成，直属财政部，其官员的任免、经费的增减、武器的补充、防地的调动等，皆直接受宋子文的指挥。名曰税警团，实际上其人员、武器等比当时的某些正规部队还好，如税警团总团长王赓即毕业于美国著名的西点军校。一·二八事变前夕，税警团大部分驻在上海一带。至2月中旬，淞沪抗战越打越烈。这时，宋子文决定调驻闸北的税警3团和驻南翔的税警2团，配合正同日军激烈交战的第十九路军作战，经与第十九路军指挥蒋光鼐、蔡廷锴等商量，决定将参战部队归第十九路军指挥。待张治中的第5军开来上海参战后，又将那两个团改名为第5军第87师独立旅，受第5军指挥。税警团不直接以自己的名义参战，据宋子文解释，是因为怕外国银行团知道后会反对，停止拨给盐余经费。税警团虽然是在战火烧到身边时才投入战斗，但宋子文没有让税警团不战而撤，而是令其参加抗战，这一点是应该肯定的。战斗中，税警团的大部分官兵表现得很勇敢，伤亡也较惨重。3月1日，在日军发起全面进攻，中国第一线部队处于被日军包围歼灭的危险情况下，总指挥蒋光鼐下令转移阵地，税警团奉命于当天深夜开始撤退。
一·二八事变以后，宋子文在对日问题上所持的态度及其所作所为，无一不体现出他的抗日立场。正是在一·二八事变后，宋子文被各方公认为国民党中央政权里的对日强硬派。
不过，此时宋子文对待日本的强硬立场，主要的还是表现在对外宣传方面。在行动上，宋子文奉行的是南京政府“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方针，寄望于在美、英等国的介入下，与日本进行停战谈判，这就决定了他所持的“抵抗”立场是有限的、不彻底的。
在交涉过程中，宋子文一度持顾维钧力主的将上海问题与东北问题联系起来，求得中日问题全面解决的观点。但是，在日本的坚决反对，美、英诸国的压力下，加之上海商界急于解决事件的迫切要求，南京政府接受了把上海问题同东北问题分开解决的方案。宋子文于是按此方案进行交涉。
经过宋子文及有关人士的多方活动与安排，中、日双方于2月28日，在美、英等国驻华大使的调停下开始直接谈判。5月5日，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与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次长郭泰祺代表双方政府签署《淞沪停战协定》(又称《上海停战协定》)，主要内容是：中日自即日起停战，停止一切形式的敌对行动；中国军队未经决定办法以前，留驻其现在地位；日军撤退至公共租界及虹口方面的越界筑路地区(即一·二八事变以前状态)；设立由中、日双方及美、英、法、意等国家代表参加的共同委员会，监视协定有关条款的实施。5月24日，宋子文被国民政府任命为“淞沪战区善后筹备委员会”主席。
《淞沪停战协定》的签署，是南京政府推行“一面抵抗，一面交涉”八字方针的直接结果。一方面，它迫使日军从上海撤兵，从外交交涉的角度看，这比九·一八事变的处理结果积极。另一方面，这个协定规定取缔抗日运动，承认上海为非武装区，将该地区置于美、英等西方诸国的“监视”之下，故仍然是丧权辱国之协定。一·二八事变的解决，既是包括宋子文在内的南京当局对日态度渐趋强硬的结果，也是他们对日抵抗不力、过分依赖西方大国的必然结果。
宋子文传/杨箐著.-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