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冬天的回忆 ───纪念西安事变六十八周年//西安晚报，2004.12.08
1936年(民国廿五年,我八岁)12月12日凌晨，我背上书包走出家门，去大差市素梅小学上学，天阴得又黑又冷，街上行人稀少，万籁俱寂，只有墙垛上煤油路灯的微弱灯光在朔风中带来一点光明。路北水道巷口油条铺里炸油条的师傅在忙活着。我掏出妈妈给的二分钱买了根油条边走边吃。到了学校天刚蒙蒙亮。教室里有几位同学在嘁嘁喳喳，并传出笑语欢声。忽然，远处传来“叭……咚，叭……咚”断断续续的枪声，同学们都吓得不敢言传，教室里顿时鸦雀无声，静悄悄的。这时，戴眼镜的校长马可民先生在门口大声喊：“都回家去，今天不上课了!"我只好背起书包离开学校。走到街上，天已大亮，看见大差市口四个街角都用麻包垒起半圆形的防御工事，上面架着机枪，工事里的土兵，端着上刺刀的步枪，虎视眈眈地盯着行人，给人以气氛紧张，如临大敌的感觉。路南一家饭铺门前，围着一群人好象在看什幺。我出于好奇心，就双手扒开人们的腿缝钻了进去。人群中站着一名全副武装的士兵，左手持着步枪，右手打着手势。语气激昂地在大声演说。我娃娃家不懂事。只记得“东北军，西北军……不打内战……联合起来抗日救国”等词。回到家里，妈妈关切地说：“娃可回来了!就在院子耍不要到外面去，街上很乱。"半晌午，我在家门口看见有几辆黑色小轿车，从大差市方向疾驶而来，到小差市口朝南拐进了金家巷张学良公馆。大人们议论纷纷，说是车里头坐的张学良和杨虎城。因我家就住在小差市，站在街口，就能望见公馆里的青砖大楼。第二天晌午，从东北方向传来"轰隆隆"的飞机声，街上的人都乱跑，说是要丢炸弹。妈妈吓得拉着我和弟弟钻进了院子里的地窖。她神色慌张地跪在地上，紧闭眼睛，双手合十，口中念念有词“……菩萨保佑，全家平安……阿弥陀佛”，过了很长时间，外面没动静，就爬上来到门口看情况。街上的人都仰着脸朝天上看，有三十多架双翅膀飞机在东大街一带上空盘旋。有人说：这是南京派来的。记得从张学良公馆朝南走，路西有一所“东望”中学，学生大都是东北军和难民的子弟。据说“东望”这个校名，是取自唐诗“西望长安不见家”一句反其意而用之，其含意不言而喻。每当我从学校门前经过，看到这些天真活泼的同龄人，就会想起那首凄凉悲壮的救亡歌曲：“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我的同胞，还有那衰老的爹娘……”想到这里，心情十分沉重。从东望中学再朝南走，离城墙根不远有一处大院子，拱门上有”丰富里“三个字，院里住着东北军的家眷和难民。我每次从这里走过都在想：他们为什幺不在美丽富饶的松辽大地上安居乐业，而跑到数千里外的大西北过着悲惨的流亡生活?当年有一首歌谣叫《九一八小唱》做了确切地回答。歌中唱道："高粱叶子青又青，九月十八来了日本兵，先占火药库，后占北大营，杀人放火真是凶......中国的军队有好几十万，恭恭敬敬让出了沈阳城。""九一八"事变，日本侵略者给东北同胞及全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多少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背井离乡，逃到关内过着颠沛流离的苦难生活。1942年，日本帝国主义预感到末日即将来临，对西安进行狂轰滥炸，我家房子也被炸毁，这在我幼年的心灵里留下对日寇的刻骨仇恨。我家只好搬到金家巷东头"真武庵"地段以卖茶水为生。路北有一所四合院，常看到有一位穿蓝旗袍的中年妇女出来到杂货铺买香烟，讲一口东北话。邻居说这是张学良的姐姐。由于弟弟的牵连，日子过得很凄凉。1982年看了电影《西安事变》，影片揭示了这震惊中外大事的来龙去脉，使我深受教育。中国共产党从民族利益出发，在事变发生后，积极从中调停，致使“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这对推动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团结抗日起了重大作用。张学良这位为抗日救国立过功劳的将军，晚年未能回到东北老家看望故乡的父老乡亲，也未能回到西安小差市金家巷访问街坊邻居而不幸于期颐之年，逝世在异国他乡，如今想起，令人心里十分难过。1987年秋，我从新疆回到西安探亲，从小在这里长大，对这里怀有深厚的感情。看到这面貌一新的大街小巷，商店住宅，甚至人行道上的洋槐树和一草一木都备感亲切。当我怀着崇敬的心情迈进西安事变纪念馆(张学良公馆),登上办公楼浏览当年的陈设和资料时，心潮起伏，浮想联翩。"双十二"的枪声仿佛在耳边回荡，双翅膀飞机好像在头顶上盘旋。童年的经历，像电影里一幅幅画面映现在眼前。对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发动的联共抗日救亡运动，表示崇高的敬意；对他们的不幸遭遇，寄予深切悼念。
西安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