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文史资料数据库

　　为纪念中国共产党建立六十周年，陕西省政协约我就中共永宁山支部的建立与活动写篇回忆录。回首五十多年前的峥嵘岁月，不能不想起那些曾经共同战斗过的同志——曹力如、赵耀先……尤其是刘志丹同志。永宁山党支部的建立和发展与他们的战斗业绩是分不开的。中共永宁山支部是在大革命的洪流中建立的。在刘志丹、曹力如等同志的共同努力下，有过发展，也遇到过挫折，作为陕北我地下党的一个红色堡垒，曾经起过一定的作用。对此，我们现今活着的同志是永远不会忘记的。但因年代久远，本人又年高记忆力差，难免有不当之处，还望当年曾参与此项工作，熟知情况的同志多提宝贵意见。
　　一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榆林中学又爆发了一次学潮。由于当时形势对我们不利，组织上考虑到当时陕北镇守使井岳秀，在前一次干涉学潮失败之后，会利用学校中发生的任何一件事进行反扑，就相应做出了安排：有些不太明显的同志转入二线，以免因此而使组织工作受到影响；对于那些影响比较大的、比较活跃的同志则决定一旦出事，能转学、升学的可以转学升学；不能的便回原籍去开展党的工作。果然，学潮发生后，井岳秀立刻强加干涉，派了一营大兵开到学校，抓了为首的十多名学生，勒令学校当局马上开除，然后派兵武装押送出南门，遣返原籍。于是被遣返的学生便按事先安排好的各奔一方。我也是其中之一，在此年十二月间，回到了我的家乡保安县(今志丹县)。
　　我一回去，还未安顿好，县长就派人请我去吃饭。因为在我们那样偏僻、荒凉的小县城里，能到榆林读了中学堂的人，就象是前清时期中了举一般，在当时的县里是很希罕的，自然大家都另眼看待。所以县长听说我回来了，就特来请我在县高级小学任教，年俸二百块银元(当时东西不值钱，二百银元养家度日则是很可以过得去的)。他还要我为他举办全县的小学教师寒假训练班。于是我很高兴地答应了，因为我有了立足点，下一步便好办了
　　那时候的保安老县城实际上是一座废城，只是有时驻驻兵，并没有住什么人家。这是因为年月不太平。陕北地区地贫人穷，挺而走险的人很多，兵匪多如牛毛。老县城依山靠河，沟浅城低，易攻而不易守。于是县政府和县城的人早几年便已搬到永宁山寨上去了。这永宁山寨所处的地势是非常好的。周河与洛河交汇于川口，围绕着永宁山转了大半个圈。因此这里三面环水，周围的石崖高达数十丈。山下水势很大，根本无法攀渡，只有一条小路直通山上。而就在这条路上还有一座吊桥。真是鬼斧神工，天然造就的一座城堡。更可贵的是山虽为石山，但山上树木茂盛，有泉有洞，早年间曾被称为保安县的第一风景名胜。县政府搬进去后，人们又陆陆续续地在以前避土匪时修下的几排窑洞的上上下下、左左右右新开了许多窑洞。一些店铺人家、机关学校也相应地建立起来。时间一长，人们习惯了，一提起保安县，便自然而然地说成是永宁山了。
　　按照组织上的安排和决定，我在永宁山落脚之后，便立即开始活动。先找到在永宁山高级小学任教的赵耀先，他是我在榆林中学时期的同学，比我高一届，早一年毕业回来。老同学见面很亲热地谈起榆林中学的许多人和事。我告诉他，刘景桂(即刘志丹)等人都已到外边投身革命了。他告诉我，曹崇本(力如)同学毕业回来后没几天，就托他舅父袁成章的门道，也到外边投军参加革命去了。我们感慨了一番，说起榆林中学的这次学潮被井岳秀镇压的过程，他也气愤不平。通过几次交谈，我心想：志丹同志看人果然眼力不差，赵耀先是个进步的青年。原来，在我离开榆林中学之前，曾接到志丹同志从黄埔军校寄来的信。他建议我若毕业后回乡，则要利用合法的身份开展工作，组织革命力量。也就是说从教育入手，发展一批有觉悟的青年加入组织，组成骨干力量，以迎接革命高潮的到来。他还根据自己平时的了解开了个名单，建议我着重考虑，予以发展。在这个名单中就有赵耀先。为此，我觉得应该和组织上联系，积极开展工作，把赵耀先这样的先进青年都吸收进来，把组织建立起来。
　　按榆林中学党组织给的联系地址，我写了一封密信，向绥德特支汇报了回乡后的工作情况及自己的打算，并要求特支对此给以指示。一九二六年初，收到了特支的回信。信中指示我今后直接和特支联系，并同意我先发展团的组织，成立团小组。紧接着又通知我：为了便于开展党的工作，发展党的组织，特支决定我由团转党，并积极创造条件，建立中共永宁山党小组。当时特支设在绥德第四师范学校。联系人先是李客鉴，后是马瑞生。接到这个通知后，我便找赵耀先谈话，发展他加入了共产党，并由此而成立了永宁山党团小组。后来又陆陆续续发展了几个同志，我们的组织就逐渐发展起来了。
　　当时正是第一次国民革命高潮时期，工作开展比较容易；再加上我在榆林中学时曾随组织(党团组织)集体加入过国民党。这时就利用这一有利条件，公开领着师生闹起革命了。先是借办小学教师训练班这一事，向教师们灌输革命道理，后又组织师生宣传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活动，调动了广大要求进步师生的积极性。到九月间冯玉祥在五原誓师，参加国民革命军，后又赶走了陕西军阀刘镇华，全省革命形势骤然一变。陕北军阀井岳秀也见风转舵投机革命，公开宣扬参加革命军了。这样一来陕北形势向着有利于我们的方向发展。一九二六年六月绥德特支改为地委，并指示我们要利用这个大好时机开展农民运动。我们党团小组立即行动起来，组织了许多次的演讲会；办了一些识字班，并到乡间去宣传禁烟、放足、破除迷信。发动农民组织农民协会和农民赤卫队。于是穷苦老百姓扬眉吐气，地主老财则惶惶不可终日。通过这些活动，我们的党团小组也得到了锻炼并有所发展。
　　到了一九二七年春，形势就起了变化。由于蒋介石背叛革命，南方的“四·一二”、北方的“四·二八”，反动派对共产党人举起屠刀，无数革命志士壮烈牺牲。革命转入了低潮。这股恶风到了夏天就逐渐波及到了陕北，井岳秀当初投机革命，现今则充当了扑灭革命烈火的急先锋。延安四中和绥德四师这两个我党活动的据点，都让他给封闭了。大批革命同志入狱，刘含初同志惨遭杀害。
　　保安县虽然由于地远荒僻，白色恐怖不似内地那么严重，但过去那股热火劲也已不存在了。由于我们的工作不是那么细致和扎实(尤其是在高潮时期)，虽然也曾发展过几个党员和一些团员，可思想工作没有跟上，结果形势一变，绝大多数都不再露面了。当时我们几个都很懊恼，却也想不出什么办法来，和地委也很长时期联系不上。我们处在一种似乎是与世隔绝的境地。
　　这年夏末，我在榆林中学时的同学曹创业(字继之，后来叛党)由西安回到了县里。他是在西安由杜衡介绍入党的。这次回来，拿着省委的介绍信和我接上了关系，参加了永宁山党团小组的活动。因为他回来时还带有国民党省党部的介绍信，这当时在我们这个小县城里是很吃得香的，被委为国民党县党部书记兼县教育局的局长。利用这层关系，我也当上了县教育局的督学员。由于督学员有权到各校视察，我们活动就更加方便了。那时县警察局的局长陈一清，是一个前清秀才，也是我们上高小时的老校长，有师生关系，所以风头一变他就主动地找我们打“招呼”：年青人气盛，但不可过于偏激，凡事收敛一些，否则我就不好给你们周旋了。他的意思是怕我们惹事。我们当时已与上级组织失去联系，党团小组的活动完全转入地下，组织也就没有什么发展，只是根据当时县里情况的变化，把工作的重点放在搞上层关系上，力求于稳，因此就没有搞什么大的活动。所以表面上看，整个保安县还是平静无事的。
　　二
　　在永宁山党支部的活动中，一九二八年是个重要的转折点。
　　这年七月间的一天，在我住的窑洞里，刚开过党小组碰头会，同志们都走了，我就着微弱的灯光，揭开炕席想把文件藏起来，只听一阵狗叫声，紧接着就有人小声敲我的门。我打开门，进来的是曹力如，我惊奇地问：“你咋回来了？外边情况如何……？”他神秘地笑了笑说：“你别急，你看后边是谁？”话音未落，一个身穿青布大褂的汉子迈了进来，将我的肩膀一拍，哈哈大笑。仔细一看，原来是传说中早已被“正法”了的刘志丹同志。只见他头戴一顶旧礼帽，清瘦的脸庞，两眼灼灼有神。我激动地说：“真想不到你们会一起回来。真是太好了，可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曹力如脱下鞋，一边往外倒砂土，一边说，娃儿没娘，说来话长。谈起他这几年的经历我们才知道：力如自榆林中学毕业后就托他舅父袁成章的关系，上了国民二军办的无线电学校，出来后又到西安上了一段中山学院，在那里加入了共产党，后魏野畴老师在陕西杨虎城部队当政治部部长时，安排力如做了国民革命军第十师的政治处长，协助魏老师搞党的“军运”工作。后来，杨虎城部开到安徽，蒋介石叛变革命，他和魏老师搞了“皖北兵暴”，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但不幸失败了。魏野畴同志也英勇牺牲……。我听到魏老师不幸牺牲的消息，心里十分悲愤。因为魏野畴同志是我们参加革命的引导者之一。随后我才知道。志丹和力如同志并不是一起回来的。他俩事先谁也不知道对方的消息，只是走到甘泉县下寺湾，住在同一个店里才碰上的。真是太巧了！天已很晚了，力如说：我要回旦八寨去。志丹说：你先走一步吧，我要在子宜这儿搭住几天。我忙说：那太好了。只管住下吧，我也有许多事要谈呢!
　　力如走后我们又谈了起来。我简单将家乡这几年的情况和党团小组活动向志丹同志做了汇报。志丹同志也向我介绍了他这几年的经历。他说：“我自黄埔军校四期毕业后，党派我到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第六路军任政治部主任兼参谋长。徐州会议后，冯玉祥也跟着蒋反共，把他队伍中的近百名共产党员逮捕起来，押送往湖北，我们这一行人中有方仲如、刘景喜(贯一)等同志。等我们到了湖北，武汉政府的汪精卫也背叛了革命，于是大部分人去了莫斯科，另外一些人去了南昌，剩下的都各回家乡。我到了上海，由中央派回陕西搞兵运。在渭南、华县一带，和唐澍同志搞了个“渭华暴动”，但失败了，牺牲了不少同志。我回到西安，汇报了情况，省委决定派我回来，担任陕北军委书记。要搞武装，没有枪杆子，只靠嘴头子和笔杆子，人家一翻脸我们就得滚蛋。潘自力同志(当时任陕西省委书记)曾对我讲过，陕北党组织如今几乎没有什么武装斗争。省委指示要整顿陕北党组织，开展军运，搞武装割据。”接着志丹同志针对当前的工作说：保安县位于两省交界，地方偏僻，敌人统治力量较为薄弱，而我们的社会关系多，地理熟，开展工作的有利条件也多，所以，我们首先要健全和发展党的地方组织，为将来展开游击战争打好基础。有火种在，何愁不能烧红半边天。
　　我们越谈越兴奋，不觉天已大亮。志丹同志在我处住了三天三夜，我向他提了许多自己在当时斗争环境中搞不清楚的问题。比如中国革命为什么没有象俄国十月革命那样，依靠城市暴动取得胜利……。志丹同志根据自己亲身体会，结合马列主义原理都给我详细作了解答。使我懂得了不少事情，有了不少的提高。后来中央红军上来后，陕甘省委总结以前的工作时，我根据这些思想和看法，作了一个发言；陕甘省委书记李富春同志听后非常高兴。他对我说：陕甘的工作法是朴素的马列主义，朴素的辩证法。你学习的不错吗，懂得不少马列主义，还能结合到现实革命中去解释，很不简单……。我向李富春同志说：这主要是受刘志丹同志的影响……李富春同志笑道：刘志丹同志是黄埔学生，政治水平很高。这段谈话，李富春同志和我过了几十年后还留有很深刻的印象。
　　志丹同志要在本地活动，就需要有一个合法的身分。当时保安县的县长崔焕九，是一个同情革命的知识分子，和我们的关系很不错，只是有些胆小怕事，更何况他以前曾在榆林中学任过教，说来还是我们的老师！因此我们商议之后，就由我和曹继之去告诉崔县长。他听说志丹、力如这些自己的学生回来了，并且还要来拜见他，很是高兴。他请志丹同志吃了顿饭。不久，果不出我们所料，任命志丹同志为县督学员的通知就下来了。紧接着曹力如同志也被安排到了县高小任校长。他们在家乡都站住了脚。
　　安顿好以后，志丹同志便开始积极工作。他首先深入下去了解情况。他的工作作风非常平易近人。在当时象我们这样有了一定学历的人，地位是很高的，连县长的衙门都可以随便出入，乡亲们自然是敬而远之。可志丹同志却不管这些。他经常在群众中随便接过老乡递来的旱烟袋吸着，便拉起话来了。由于他平易可亲，又说的是老乡们爱听的话，乡亲们便也无拘无束，对他无话不说：自己的生活、自己的愿望，都毫无保留的告诉了志丹同志。于是没有用多长时间，志丹同志便把保安县的情况和人们的思想动态，了解的一清二楚。经过周密的考虑之后，他向我提出了整顿永宁山党团小组的意见：开除那些在大革命失败后丧失革命意志、脱离组织的动摇分子，正式成立永宁山党团支部，并把党团组织分开来，以利今后的工作。我们对此意见都很同意(因为那时永宁山党团小组中，还保持组织生活的只剩下我、曹继之和赵耀先等四、五个人)。整顿以后经大家选举并报特委批准(当时已与特委恢复了联系)，刘志丹同志兼永宁山党支部书记(因为志丹同志是省委派回到陕北特委工作的)，曹力如同志任组织委员，我任宣传委员兼团支部书记。这样，在新的党、团支部领导下，永宁山地区的革命工作开始了新的一页。
　　支部成立以后，我们在一起开会，讨论了今后的工作，志丹同志特别强调：组织工作尽量保持单线联系，互相之间避免横的关系。志丹同志说：这是在长期地下斗争中，用血的教训总结出来的经验。开展工作则要非法斗争和合法斗争相结合，充分利用现有的有利条件，为今后开展武装斗争打基础，把永宁山建成红色的堡垒。大家思想明确并且统一后，劲头就更高了，工作也就迅速开展起来。这年冬天，志丹同志离开保安县，去榆林找特委。家中就由我和力如同志全面负责。
　　时间过得很快，我们按着原订计划，利用我们在县教育界的影响和权力，将部分党员及靠近我们的进步、开明人士安排到全县七所小学校里，以学校为活动点，通过考查和了解，选好发展对象，利用拜把兄弟，交换“金兰帖”以及当时流行于民间的秘密结社等方式，掩护我们的工作，分别发展了一批党团员，其主要成员大多为各区学校的教员和学生。组织发展了，各项工作也就慢慢的铺开了。在此期间，延安区委曾派霍世杰，高敏夫(均为原榆林中学的同学)及崔冀(我县到延安四中读书的学生)等人为代表，来我县视察了几次工作。无疑的对我们的工作也是一个推动。
　　那时陕北连年遭灾，粮食歉收，有些地方几乎颗粒未收。而地主、商人却大量屯积粮食，哄抬粮价，一斗小米由几角钱飞涨到几十元。到了一九二九年，也就是民国十八年春天，人们更无法生活下去了，老乡们仅有的一点家当早已典卖光，草根树皮也无多少，只好四出逃荒。可各地都是一样，哀鸿遍野，无处求生。于是米脂、绥德一带的饥民便汇集在一起，冲进县城，砸开粮仓分了官粮，又分成数股到四乡去吃大户。消息传出来，轰动了陕北各地、县。为此，特委特地发出了通知，要求各县党组织借这股风，利用年关和春荒，领导饥民进行斗争。我们接到通知后，立即行动起来。当时我们保安县也是灾区，本县和外县逃来的饥民们成团结伙地汇在一起，从这条川流向那条川，沿途的树皮草根吃个尽光，路边不断有饿死冻死的大人小孩尸体。民众早已激愤万分。于是我们首先组织成了平粜委员会，以控制粮价的哄抬，然后拉住县政府的人，同饥民们一起，一道川一道川的走，遇到那些村寨中有粮的大户，就以县府的名义强迫他们开仓登记存粮，然后再按我们定的平价卖给百姓度荒。没有钱的可以欠，按平价不得加价，秋后再还。同时我们还弄出一些粮来，在有些常来常往的大路、川口之地，支起大锅煮粥，以供逃荒过路的饥民充饥。在这一斗争中，我们支部的党团员都积极参加。如王兆基等党团员最先在我县西中区金堂一带领着饥民吃大户，紧接着县城高小的一些党团员、积极分子赵耀先、王子宜、刘约三等人也拉着县政府的一个姓井的收发官，带着饥民们冲了小麻川里的大户——刘家老庄，以他屯积居奇，高价售粮，不搞平粜，为富不仁等罪名，起出窖在地下的上万斤粮食，分给了大家。这样以来把局面一下子给打开了。饥民们遍山遍野，冲了好几个寨子，地主老财们叫苦连天，到县政府去告状。但因找不到具体的人好告，只得告到“平粜委员会”。而我们却说：平粜是县政府的“官事”(上边曾有不准抬价、救济饥民之说)，之所以抢粮是因为你们不按衙门指示办，激起民愤所致。县长也怕事情处不好，弄得饥民象绥、米一带发生的事那样，便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能拖便拖，老财们干急没办法，又不能老等下去，便败兴而回，时间一长也就不了了之。而这时天气已渐渐转暖，草木返青，春荒已过，饥民们也各返故里，事情自然慢慢的平息了。在这一事件中，我们只是顺水推舟，因势利导，所以自始至终并未暴露党的组织。
　　三
　　一天早上，曹力如同志来对我讲：志丹同志回来了，让我到他家去。我立即和他一起沿着洛河川向吊坪曹家赶去。百十里路，赶到吊坪时已是深夜了。曹家窑洞一片漆黑，叫开门才见灯光。只见志丹同志和谢子长同志坐在炕上，窗户用棉被捂得严严实实，密不透风，人一抽烟满窑洞都是烟。我和志丹同志打过招呼后，就问谢子长同志啥时候到的。他告诉我们：来好久了，以前在志丹同志家中，今早才和志丹同志一道来这。然后他谈了“清涧暴动”失败的经过，并且说：这次回来，志丹是军委书记，我是委员。省委派我们回来，还是要搞武装。志丹这次去特委传达省委指示，和杨国栋(当时是特委书记)干了一架。他让国民党吓破了胆，自己不敢搞武装，还不让别人搞。省委让志丹回来搞“军运”，他却要志丹留在榆林开个店，搞联络站，我们不同意，为此和他斗了一场。马文瑞、李力果、刘澜涛、贾红光(拓夫)，冯文江等特委的同志都支持志丹。“官司”打到省委，省委决定撤了杨国栋的职，由志丹同志任特委书记。我和力如同志听了都很高兴。志丹同志接着说：这次特委决定不但要注意“军运”，也不能放松“匪运”。由于陕北地区土地比较贫瘠，当时地主老财又很刻毒，很多百姓无法生存，就利用山高地险这一有利因素拉杆子，占山为王做了土匪。他们各种武器都有。平时干些打家劫舍的勾当。虽也有残害百姓的，但其中大多数还是受苦人。所以我党时常派人进去工作，瓦解和争取他们，从而改造成为我党掌握的革命武装。这种工作就称之为“匪运”。当时，在宜川县后九天山中有一股绿林好汉，有百十条枪，首领叫杨庚五，这个人大革命时期曾是我党党员，后来形势变了，失掉了关系，就在后九天一带拉杆子当土匪。为此我党派李力果同志已打进去工作了。
　　在这里要说明一点：当时志丹同志负责陕北地区的军运工作，在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三○年期间，他做过全面周密地安排。我虽不可能了解得很全面，但知道当时他安排利用一些关系，趁那时国民党扩充军队的机会，派了大批的进步青年学生、农民和一些党团骨干打进去从事军运工作。如张秀山、贺晋年、高岗等人，就是由志丹抽调，到宁夏军阀苏雨生部的第八旅十五团学兵队工作的；还有驻神府一带井岳秀部高志清的队伍、甘肃陈圭璋的队伍都曾派进去过人，为后来的革命军事斗争打下了基础。
　　大家又谈到了那次领导饥民斗争的情况，总的看来我们的党团员都从中受到了锻炼，也涌现出来一些骨干，打开了局面。但是组织力量不强，没有自己的武装，一遇到武装镇压就都散伙了，结果是虎头蛇尾，大好形势错过了。谈来谈去，大家一致认为搞武装是方向。但我们这儿怎么搞呢?力如和我提起保安县民团这支武装来。志丹同志认为，县民团枪不少，人也熟，要设法把这支武装控制在我们手中。不过我们在民团内的力量还很薄弱，无论是交械还是拉出来，都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大家仔细想想，也确实不太好办。结果商量了好久也没有定下来如何搞。最后只是决定：把这一问题作为支部今后的工作重点之一。谢子长同志走后，我们一连又开了几次会，并且亲自深入到民团搞调查，摸到了不少情况，然后经过研究，终于定出了一个认为比较满意的方案：利用我们目前的有利条件，通过合法斗争来夺取这支武装。
　　陕北高原由于连年旱灾，收成不好，而苛捐杂税倒随着年月的变迁增加了几十种之多。什么地亩税、血税、人头税、羊圈税、烟囱税、苇子税，连挑东西过街也要收几毛钱税。劳动人民挣扎在死亡线上，不少人去拉杆子，投土匪，结果陕北的土匪多如牛毛。一般有些财产的人家或是比较富一些的村寨，都要弄上几条枪，雇些人来看家护院，或是将寨子修葺坚固，戒备森严。县里边更不例外，为防匪由官府出钱雇人来护城。这种地方武力，民国前叫“团练”，入了民国则改称为民团，民团也随着县的大小、财力的多少各不相同。不仅县城有，各区乡也有，成为当地的一种武装。保安县除了搬到永宁山上外，也有民团负责着县城的安全。
　　保安县民团里的团丁多为本县子弟，有几十人，十几条枪新旧不等。现任团总是本县在会(即民间会社，如哥老会)的大爷，姓路名登高，字仰之，没念过书，却懂点武术。他家是本县的大地主，很有钱，又和县里的大户们多有联系，所以连县长都得让他几分。他每天非嫖即赌。要么就是领着团丁到各家各户收粮收款，而且巧立名目，日日翻新，什么枪捐、弹药税、慰劳费、鞋钱……，层出不穷。勒索来的这些钱粮，绝大部分他暗自私吞，结果不仅团丁们气不平，连乡绅们也多有不满，不少人对他有怨气，百姓们就更不用说了，只是因为他财大权重无人敢出头罢了。
　　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决定先从路仰之身开刀。按照支部的安排，党团员纷纷四处活动，大造舆论。县城里到处都可以听到人们的议论：“路仰之除了认识麻将和牌九上的那些点点划划，斗大的字认不下一石”，说是个团总，既没有读过兵书，又没有上过阵，就会派粮要捐”，“巧立名目，死要钱来肥饱自己，却欠发团饷！”，“以前是山中无老虎，猴子充大王，现今有刘景桂(志丹)、曹力如这些出去上过武备学堂，当了军官的武举，又参加过‘扫北’（北伐），能文能武，真刀真枪领兵在沙场上打过仗的人，不比路仰之强万分！”， “是啊，放着真才用，倒用吃才”。这些话在酒铺饭馆、街头巷尾传播，渐渐传到路仰之耳里，一开始他还不在乎，后来说很多了便也坐不住了。出去走一圈，感到确实不妙，便召集亲朋商量研究一番之后，东颠西跑的活动起来。
　　我们看路仰之有些坐不住了，而且条件也已经成热了，便拟了个有四乡父老签名的“条陈”，正式向县长提出：路仰之文不识丁，武不服众，惯于鱼肉百姓，作威作福，横行乡里，对于本职无所用心，以致民怨沸腾，值此兵荒马乱之年，为免遗误乡梓，请县长改选团总……。县长连日来对外界的议论，也有所闻，再加上平素对路仰之的骄横、贪婪多有不满，现今接到“条陈”，倒也觉得换掉他是可行的，一方面省得再受人挟持，另一方面也确有合适人选。便找来路仰之，将“条陈”之事谈了，并告诉他县府决定改选团总。路仰之虽因县长不给他撑腰心中有气，但又恃自己有钱有势，就是改选也没有什么要紧的。就对县长讲：只要县中父老认为路某不如刘景桂这个洋学生，愿情让给他。县长看他也没什么别的说，便决定三天之后在县高小，请本县绅士、父老开场选举。消息传出去，轰动了永宁山。敌我双方都利用这几天展开了积极的活动。路仰之连日连夜的请客送礼，利用他在本县的权势，找熟人托朋友，拉拢行贿；而我们则是利用学生和教师的家庭关系，拜把子关系，四处宣传游说，一时旗鼓相当，倒也十分紧张。
　　选举的日子到了，按照志丹同志的布置，由曹继之负责组织学生，曹力如同志去民团活动倾向我们的团丁，我负责掌握选举会场。那天，县高小学堂已被我们的学生布置得张灯结彩，墙上贴满了红红绿绿的标语，“尊重选举”，“慎重考虑，请选举刘景桂！”，请选曹力如”，门口几个学生又吹喇叭又打鼓，着实吸引了不少的人，气氛很是热烈。县长走来转了一圈，很是满意，就在正中大红票箱后面的太师椅上坐了下来。刘志丹同志和路仰之分别坐在两旁稍后一点的木椅上。我带着几个大点的学生站在旁边监场。客堂里全是赶来投票的“选民”：有城里店铺商号的老板及各界人士，有四乡的土绅，也有来凑数的百姓代表。一堆堆、一圈圈，吸烟谈天，一片嘈杂。县长看看人来的差不多了，正要吩咐开始选举，只见从下边挤上一个人来，鬼头鬼脑地爬在路仰之耳边叽咕了几句，路仰之听后马上得意起来，对县长说：外边又来了一批选民，请县长做主让他们进来。县长有些不耐烦的说：那就让他们快点，说话之间从外边挤进来十几个人。大家一看这些人，有一半多是弯腰驼背上年纪的人，还有几个粗壮汉子，立刻明白这是路仰之搞的鬼，于是场上一片议论。这时，志丹同志递给我一张纸条，上边用铅笔写着：“学生”两个字。我会意的送出会场，来到外边向早已等在那里的曹继之招了招手，他马上领来了先安排好的十几个年纪比较大些的学生，吵吵嚷嚷的走进会场要求参加投票。路仰之一听着急了，连忙表示反对。县长看看志丹，志丹同志笑而不语。县长便对路仰之讲，你让参加的人，景桂并无二言。如今这些学生，我看也可以参加。路仰之说：这些都是孩子，学未成，业未就，怕是受人雇佣吧!这真是猪八戒倒打一耙，全场顿时大哗，志丹同志立刻对老师说：县长，大家都是一县人，谁不认识谁呢？到底是谁雇人，大家心中有数。如果咱们路团总愿意，到可查查看。大家齐声称好。路仰之一时成了哑吧了。县长看他无话可讲，就说：还是开始投票吧。经过一番忙乱过后，选举揭晓，刘景桂、曹力如二人得票最多，路仰之落选了。
　　路仰之对此大为不满，叫嚷选举不民主，肯定有人作鬼，不能算数。他的几个亲戚、家丁、雇来的人以及相好的一些土顽士绅也纷纷东说西说，极力反对，我们则反驳说：县长亲自监票，有什么鬼?每人一票总数不错，怎么能不算数！路仰之暴跳如雷，土财主们议论纷纷。我们则高呼：选举有效！县长一看此情，也不知如何办才好了。这时只听外边一片号声、鼓声，原来是我们安排在县民团中的人，带着团丁们全副武装，吹着洋号，打着洋鼓，列队向县高小走来。一路上还不断高呼：“拥护新团总！”引来了不少看热闹的人。来到县高小呼声更高了。县长一看，胆子也壮了，说话也硬朗了，拍着桌子说：这次选举是在本县长的亲自监督下进行的，现未查出什么作弊之处，理应有效，就由刘景桂任团总，曹力如任副团总。会场立刻欢腾起来，路仰之只得灰溜溜的溜走了。
　　事后我们几个在一起谈到这次选举，才知道学生们在这里面还搞了点小名堂：原来我们的学生在写完自己的选票后，就主动去帮那些识字不多或者不识字的老头们写。遇到凡是选路仰之的，就给他换成刘景桂。老头们虽有不放心的，但数数选票上写的字数，也是三个，也就没有什么可说了。可他们却忘了刘景桂这个名字也是三个字，结果还是上了当。所以最后刘志丹同志的选票以压倒多数获胜，大家听了都感到好笑。
　　选举后，路仰之—直拖着不办理交接。理由是：刘景桂是被政府通缉过的共产分子，并为此而四处宣传。同时他还收买了一些团丁，想让他们在民团中活动，企图挑起事端以阻止志丹等人上任。我们见此情况，一方面动员了部分绅士到县政府去告他，用县党部的牌子压他，使他不敢再乱说；另一方面深入到民团中进行活动宣传，从而团结了大多数团丁，使得少数团丁虽有路仰之在后边指使也不敢再乱说乱动了。结果路仰之招数用尽，无有办法，只得乖乖交出了兵权，下了台。志丹和力如同志走马上任。
　　我们掌握了民团，支部再次开会商议，针对目前形势决定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是要趁热打铁抓紧民团的改造工作，二是把全县的教育系统的工作狠抓一下，以利今后斗争的需要。前一项工作主要是由曹力如同志来搞(志丹同志因在特委还有工作，常常外出往来于陕北地区，故支部工作只能兼顾)。后一项工作则由我们几个来负责。会后立即对民团开始了整顿工作：首先根据我们以往摸到的情况，在开民团会时清除了一些不可改造之痞子，又选派了一批进步学生进入民团，从而改变了民团的成分，充实了民团的力量，也为今后在民团中建立我们的组织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其次宣布了新的团规，严明了纪律，逐步从本质上改造团丁。再次是调换了各区民团的团总(当时县民团是由县城民团及各区民团组成)，把民团的领导权牢牢掌握在我们手中，如一区(也就是县城川一带，即县城民团)由曹力如、刘志丹掌管；二区的团总换上了薛怀让(也是个有钱人，但平素很敬佩志丹同志，故很靠近我们，愿听我们的话)；金鼎区团总换上了袁成章，他是曹力如同志的舅父；旦八寨区的团总干脆让曹继之的父亲曹俊章当了；永宁山五区的团总则是让我们在警察局的关系卢钟林干。经过这一番整顿之后，民团的面貌焕然一新，组织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也慢慢地在民团中建立起来了。
　　在此期间，区委通知开会，我则以到延安四中请先生(即请教书的先生)为名，骑上匹毛驴去开会，区委就设在延安四中，我向区委的王化成等同志汇报了保安县近一段的工作情况，并要求给我们派一些人去，区委同意了。当即抽调了刘作新、屈振国、张庚阳、王化南、杨可箴五位党员同志，由我带回永宁山工作。从延安回来后，在志丹同志的主持下，对支部议决的第二项工作进行了安排：从延安来的刘作新、王化南留在永宁山高小任教；张庚阳到金鼎区小学当教员；屈振国去旧县城小学；杨可箴则派到县民团去协助曹力如同志工作(杨可箴同志是杨琪同志的侄儿，工作能力很强，到民团后积极开展活动，不久就发展了金玉贵等一批党团员，金后来起义参加志丹同志率领的队伍，在战斗中英勇地牺牲了；在本县高小毕业的薛本义(共青团员)，被派到东川新集小学当教员。经过这样一番调整后，在教育系统整个支部的活动力量大大的加强了。由于各区都有我们的人，使党团组织发展很快，一个时期内，永宁山党团支部内除了力如、赵耀先和我以及延安派来的几位同志外，还有周玉洁、王国桢、赵光前、王其昌、胡哲、王庭光、曹士荣、周玉振，康从周、胡彦璋、汪宪章、李丙华、薛本义、金玉贵、曹成业、胡彦年等同志。由于年代久远，还有一些人现在都记不清了，算来当时有好几十人之多。县民团和各区小学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也大都陆陆续续成立了党团组织，甚至连永宁山洛河川下游安塞县的葡萄沟、架子沟、刘家庄一带也由区委交由我们负责领导，我们在那里先后发展了康从周、汪宪章等同志，使得那里的工作也很快的开展起来。尽管志丹同志当时的主要工作在陕北特委，文部里只是兼职，不算是支部的成员，由于我们认真按支部决议行事，大家都齐心协力搞工作，使得两方面的工作都取得了极大的进展。
　　四
　　一九二九年冬天，志丹和子长同志再次从特委回来，召集我和力如等同志到芦子沟他家中开会。会上志丹同志说：省委为了加强陕北地区的军事斗争，已派吉国桢同志担任特委书记，让自己集中力量抓武装。这次回来是准备和谢子长同志一道，去甘肃的庆阳地区搞军运。因为那里有个陇东民团军司令，叫谭世麟的，他为了扩充实力正在招兵买马，说是谁能拉起一连人，就给个连长；谁能招来一团人，就给个团长。重要的是给划防地、发军装、给养。所以特委的意思是让我们去那里活动。力如同志和我都提出把永宁山民团拉出来，志丹同志不同意，他认为我们的民团是合法的，这点本钱还要留着将来派大用处。如果轻易一动，折了本就不好了。子长同志也认为在目前情况下，基本队伍已经有了，不用再动民团了。原来，自前一段派李力果同志去后九天搞“匪运”以来，经过一番努力，现已将杨庚五(即后九天土匪部队中的头子)部中的周维奇(延安区委派来帮助工作的阎红彦同志的隔山兄弟，是杨庚五部的一个营长)拉出来一部分人。再加上志丹他们通过特委从延属各县抽调的一些党团骨干，两者组合到一起，配上马匹，一人长短两支枪，这支队伍也就象样了。准备过几天就去甘肃，我们听了也就没有再说什么。因为志丹同志经常在外边跑着布置工作，难得回来一趟，这次又要远离永宁山到陇东去，他就又同我们将支部工作做了进一步的安排：县上的工作还是要抓紧，支部组织也要健全起来，民团由力如同志负责，其他的则由我来负责。
　　他们走后，支部再次开会研究了今后的工作，认为一个是积极开展群众工作，尽可能的积蓄革命力量；另一个则是在民团中努力为刘志丹、谢子长等同志搞的武装队伍筹集款粮及枪支弹药。为这一目的，我们支部的工作又进一步做了必要的调整：由我担任支部书记负责全面工作，曹力如同志按志丹同志的意思，把工作的重点放在民团上，充实力量并想方设法为部队搞枪支弹药；刘作新则协助我领着同志们深入到城关、四乡去搞宣传鼓动，领导群众反对苛捐杂税。对于那些贪官污吏、地主老财，则利用贴无名告帖的方式警告他们，使他们不敢放胆去欺压老百姓。经过这样的安排并活动之后，虽然当时反动势力在全国还很猖狂，但在保安县，革命势力还是在慢慢地向前发展壮大。后来，我们听说刘志丹、谢子长他们领着人，到了甘肃后被编成陇东民团骑兵第六营，驻扎在三道川的张家沟门一带时，便立刻从民团中把早已准备好的枪支弹药和一些同志输送到志丹同志的队伍上去了。
　　一九三○年夏天的—个傍晚，志丹同志带了几个人风尘仆仆地回到永宁山，几匹马上驮着一些东西，浑身上下都汗湿透了。我不知怎么回事，忙将他们安顿下来。志丹同志进窑洞坐下来一说，我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我们的队伍驻在三道川一带，谭世麟多次要志丹同志去庆阳他的司令部，帮助整编部队，参赞军务。志丹同志无法推托便去了，同时想趁此捎带着给自己的部队催领军装、给养。到那儿后帮助他们训练了一个时期新兵，然后才领着军装、给养返回驻地。走到半路上就有消息传来：说是张庭芝（原是靖边县的一个土匪头子，后也在陇东民团军处领了委任状，编入陇东军，带了一些兵驻在我们队伍的附近。为了需要，阎红彦同志还曾和此人换过“金兰帖”，拜过把兄弟）叛变了，趁着志丹同志不在队伍的时机，玩弄诡计，一下子把我们的人扣了起来，把枪也收了。队伍中的党团员不愿意交枪，和他们打了起来，被他们打死或是扒了衣服赶了出去。谢子长同志脱险了。马锡五同志(共产党员，当时任志丹同志的军需官)被抓了起来。张庭芝这个坏东西，不抓住志丹同志不甘心，派人到路上去截，幸亏有人通知了志丹同志，才免遭害，而直接返回保安来了。我们听了都十分痛心，辛辛苦苦拉起来的队伍，却让这个坏家伙给吃掉了。更可惜的是损失了许多好同志。
　　我们正在交谈之际，一个团丁跑来报告，张庭芝的骑兵已经追到永宁山下，吵吵嚷嚷要进寨子抓人，让我们给挡在吊桥外边了。他们说要叫县长出来说话。力如同志听了便带着团丁跑到寨墙去看。我和志丹同志商议了一下，便往县政府所在的那排窑洞走去。没走多远，迎面碰上县长。他还以为是土匪围了寨子呢，直叫嚷着请力如集合团丁上寨墙。我将情况简单地同他谈了谈，然后同他一起登上寨门。只见山下一片火光，百十个骑兵手持火把，身带长短两件武器。为首一人正在高叫：快放吊桥，我们要进去抓逃犯!我们忙问抓什么逃犯?下边又是一阵呼叫：“刘景桂、谢子长是不是都在里边?快快交出来!”那个看起来象是个头头的说：我们是陇东民团军，奉命行事，让我们进去搜一搜，也好交差。崔县长听了，便对我和力如同志说：既然不是土匪，而且景桂又未回来，就放他们进来招待一下算了！这年头惹得起那个司令呢?我立刻说：这话虽不差，但如今兵荒马乱，黑更半夜放他们进来，谁敢担保不出事呢?县长一听也觉很对。这时力如同志挥了挥手，朝下边喝道：你们是甘肃的军队，我们是陕西的民团，各守地盘，谁也不认识谁，深更半夜如何能放你们进来！如若懂事，还好商量，否则我们也是不好惹的。下边听了，顿时安静下来，但仍坚持要进寨搜人，否则便要攻寨。县长急得没有办法，志丹同志此时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县长吓得一楞，忙向志丹同志说：你看如何办才好！志丹同志说：不慌。然后朝下面看了看，认出那个领头的就是张庭芝手下的营长蔺士殿。就对力如说可以把蔺士殿放进来，队伍不能进，然后拉着惊慌得不成样子的崔县长一同往回走了。
　　力如同志把条件告诉了外面的人，他们商量了一阵子，也就同意了。于是蔺士殿只带着几个护兵马弁进了寨子。一进寨子，我们的团丁就把蔺士殿的护兵扣下来，只让他一个人，由曹力如同志陪着去见县长。我们仍守在寨门上。过了一会儿，只见蔺士殿垂头丧气的由力如同志陪着又走出寨子去了。紧接着县长又前后张罗要给外边的那些人送些酒肉去。忙往县府窑洞走去，正好力如同志回来，便问他情况如何。他告诉我：志丹同志当着蔺士殿的面把张庭芝骂了个狗血喷头，蔺士殿连句话也没敢说，结果在县长的调和下退了出去。说话间我们一起走进窑洞，只见志丹同志正把桌子上放的盒子枪拿起来往腰中插，一见我们便说：我刚才教训了蔺士殿一顿，让他转告张庭芝，他忘恩负义，我们将来一定要和他算这笔帐！眼下也不能太难为县长，我还是得走。我和力如一想也只有这样了。可派人一打探，蔺士殿并未把队伍撤走，只是撤到离寨子不远不近的一个地方扎下营盘，把永宁山给围起来了，企图困守，以便志丹同志一出去便抓。由于永宁山三面环水，一面被封就无法出去，结果相持了两天也未走成。我们感到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只怕夜长梦多，便商量打后崖突围出去，临行之时，志丹同志叮嘱我们将他带回来的几驮军装给养藏好，以备将来派上用场。
　　天黑之后，我们几个来到寨子后边的山崖上，用绳子把志丹同志吊了下去。我和力如同志也跟了下去，一直送到十几里外的川口小村，找着熟人备了几匹马，志丹同志乘月夜直奔绥米一带找特委去了(那时特委已由榆林搬到绥德、米脂一带了)。后来，蔺士殿又围了几天，不见动静。一打听说是刘志丹已经走了，开始还不太相信，见我们已不再关闭吊桥，就带着人到寨子里来搜了搜。自然是什么也没搜到，倒是见民团如临大敌，个个都是刀枪齐备，怒目而视，也就不敢再有什么动作，收兵回去向张庭芝交差去了。
　　此事发生后没多天，我们支部针对当时的情况，又做了新的安排：除抓紧原有各项工作外，还要更进一步抓好民团的工作，巩固和健全我们在民团中的组织，积极筹集钱款，以民团名义派人外出购枪支弹药，以备我们将来再搞队伍之需。同时还派出一些同志四出活动，打探到有那些原来在志丹同志的部队上，在三道川被打散之后又跑出来的同志，就设法和他们联系上，并尽力把他们安置下来。
　　五
　　一九三○年冬天，志丹同志带着几个人从特委回来了。大家见面之后问长问短，志丹同志谈到：自那次永宁山脱险之后，在去特委的路上遇见了子长同志(他自从三道川跑脱之后，就也跑回了保安县，住在芦子沟志丹同志家躲了几天风，听说志丹同志回县了，才赶来的)，于是一块去找特委。在特委同赵伯平同志(当时任特委书记)及其他同志谈了三道川事件，并研究了如何在陕北开展武装斗争的问题，同时还参加了特委召开的第五次扩大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决定成立中共陕北行动委员会军事指挥部，由谢子长同志任总指挥，志丹同志任副总指挥，并再次强调了要狠抓武装斗争。按照特委后来的意思，是要志丹同志继续担任军委书记。但志丹同志认为搞基层武装斗争更为重要，故请求另让别人去担任军委书记，自己回陕甘边区搞军运工作。特委同意了这一意见，另派孔祥祯同志担任军委书记，于是志丹同志就经延安赶回永宁山了。
　　我们几个人听了特委的这一决定也很高兴，志丹同志又谈及：在延绥一带活动了一段时间，又拉起了几条枪，这次带回来的几个小伙子，就是我们再搞武装的第一批人。我说，你说过，搞武装得有个立脚点，外边情况复杂，地形也不熟，咱们这本乡本土，熟门熟路，各方面条件都不差，何不在此立脚干起来呢？力如同志也说：把民团拉出来，还怕没人没枪！如今老百姓都被逼的没路走，只要竖起共产大旗不怕没有上千的人来投奔。志丹同志说：我也有在本县开展武装斗争的打算，这也是我回来的目的之一。如果条件成熟，那是完全可以的。可目前的形势是到处一片白色恐怖，你这里一树大旗，马上会招来周围所有反动派的镇压。敌强我弱，是要吃大亏的。现在我们应该努力积蓄革命力量，保留革命火种，以待时机成熟。所以我们目前搞武装仍要利用地方武装繁多这一有利条件拉队伍。永宁山这把革命火，将来会烧红半个天的。对此看法我们都深表同意。
　　因为他们要在这一带活动，我们便给他们联系住的地方，把志丹同志带回来的几个小伙子都安顿好。志丹同志则每天带着力如等几个同志，晚出晨归在外边跑了起来。没多久，那些在三道川被打散跑回来，被我们安置在四乡的志丹同志的老部下，象王庭光、卢仲祥等听到消息后，便从四乡赶来，聚在志丹的身边了。
　　一天晚上，志丹和力如同志来到我家，谈起了去太白镇夺枪之事，当时我们虽然活动、联系了不少人，但枪支弹药却极少。而离永宁山百余里的甘肃合水县有个太白镇，那里是陇东民团军的驻地，驻守着陇东民团军第二十营，倒是有不少人和枪，如若把他们的枪支弹药搞到手，则我们的队伍就可以拉起来了。如何才能夺过来呢?原来，志丹同志有个老部下叫杨树荣的(共产党员，是当时志丹同志留在陇东民团军司令部里的关系)，听说志丹同志又回到保安县了，便从陇东民团军司令谭世麟处回来。他告诉志丹同志说：张庭芝在三道川搞的那一下子，谭世麟事先并不知道，在和杨树荣的谈话中，谭也表示对张庭芝的不满，并吐露出他还是很器重志丹的，希望杨回去能将志丹请回来，他可以帮志丹拉队伍，仍让志丹当他的骑兵第六营营长。杨树荣回来路过太白镇时，曾和驻守在那里的第二十营营长黄毓麟谈到了谭世麟的这个意思，黄毓麟也说他和志丹有一面之交。针对这种情况，志丹同志认为可以将计就计搞掉太白镇，重新拉起自己的队伍。
　　听了志丹同志的这个打算，我们都觉得可以试一试。于是我们又坐下来仔细研究起来。把各项工作及行动的细节都安排好了之后，便马上分头行动起来：先打发杨树荣同志去太白镇通知黄毓麟(是个反动透顶的坏蛋，外号叫“黄儿子” )，说刘志丹不日率部去庆阳，路过太白镇，请他准备好粮草，并为部队号好房子。我们这里则一方面派人把以前窖起来的军服、军旗等挖出来；另一方面由曹力如同志出面从民团中抽出十多个带枪的党团骨干分子，又从警察局调了二十多匹马，加上志丹同志原来的部下，集合到一块也有好几十号人，都是些十八、九岁的精壮小伙子。其中年纪最大的，我记得是马锡五同志，也不过二十八九岁。
　　一去三、五天，他们就胜利归来了，人员多了一倍，都是自愿参加的。骡马一人一匹还有余，驮满了枪支弹药等军需品。把队伍安顿下来之后，志丹同志向我们简单谈了夺枪的经过：由于事先打了招呼，所以队伍到达太白镇后，黄儿子也就不太介意，除让队伍住下外，还请志丹去会谈。我们的人趁机分别把住营部各个出口。一切就绪后，马锡五等同志拔枪打死了守在门口的黄儿子的两个护兵，里边黄儿子听见枪声，刚想翻身下炕，志丹同志抬手一枪打死了他，他的副营长也让杨树荣同志给解决了。这时我们的人纷纷冲进其它房中，那里的士兵还未来得及动手，便被我们的人用手榴弹逼着交械了。个别顽固分子反抗统统给打死。结果缴了五六十支枪，四五十匹骡马，还有不少毛驴。我们的人无一伤亡。详细情况是我们以后从马锡五同志那里听到的。
　　太白夺枪胜利后，志丹同志和我们商量了下一步的行动。根据当时的情况：虽然太白镇夺了枪，消灭了黄儿子的队伍，但由于太白镇是甘肃的地盘，和陕西不太通气，再加上保安县只有民团并未驻扎国民党的正规部队，而且我们也未亮出旗号来，所以不妨在保安县找个地方驻下来，把这支刚刚组成的队伍整顿一下。我们把周围的地方考虑了一下，最后决定去葡萄沟。葡萄沟位于保安县和安塞县交界，离永宁山六十多里地，方园几十里全是梢山，沟沟峁峁长满了茂密的树林，即使是深秋季节叶子都落光了，也仍不同于陕北一般的黄土丘岭那样光秃秃的，那里早年间曾有过人烟，拐过沟口的山梁上有个古寨子，几排破窑洞稍修一下便可住人，于是志丹同志便把队伍带进了葡萄沟。
　　队伍在葡萄沟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便在附近地区开展小规模的活动，即以游击的方式打土匪、筹粮款。因为当时部队的粮款主要来源是靠我们永宁山支部通过各方面努力筹集，同时还利用一些秘密组织(如哥老会等)筹集。后来队伍渐渐扩大了，靠我们筹集又比较困难，便通过打土匪、搞老财等办法来解决粮款。同时这也是对队伍的一个锻炼。经过这样一闹腾，对保安县的震动极大：康家沟、金鼎、旦八、新集、蔡家砭的几道川都传遍了刘志丹拉起队伍杀富济贫的消息。于是有的跑来请求参加队伍，也有跑来传递消息的。而富人们则纷纷闻风而逃。消息越传越广，志丹同志看这样下去也不是个事，就一方面派人向特委及省委请示，另一方面则召集我、曹力如、刘作新等支部负责人到葡萄沟开会，在会上他谈了自己的打算：准备把队伍拉出去活动一下。我们也认为在目前情况下，拉出去活动一下是会有好处的。这样粮款问题不仅可以得到解决，更重要的是扩大影响，队伍也可由此而得到锻炼。于是就决定等上级指示一来便行动。没有多久特委指示来了，也要求我们的队伍逐步开展游击战争，以扩大实力。根据这一指示，志丹同志就带着队伍往安塞的真武洞、链刀湾方向去了。沿途打土豪、分粮食、筹集粮款、收缴零星枪支，在安塞、靖边、华池、合水、保安一带活动了近两个月之久，队伍扩充到二百多人，然后才又转回到保安县的瓦子川、石峁湾一带训练休整。
　　游击队的活动在两省交界地区影响极大，引起了当局的惊慌忙调兵进行“围剿”，一时间风声大紧。这时延安区委将紧急通知送到永宁山支部，让火速转交志丹同志。我立刻骑马赶到志丹同志的驻地——瓦子川的石峁湾，将通知交给了他。志丹同志告诉我：我们已经研究过了，以前省委曾建议我们搞苏雨生(陕西部队)部的军运，以便把苏雨生拉过来组织一个大暴动，一直未办，现今正好把队伍拉去。
　　不久志丹同志带着队伍在甘肃合水一带和前来“围剿”的敌人兜了几个圈，甩开敌人就远走了，我们这里也就听不到他们的确切消息了。
　　六
　　转眼间已是一九三一年的春天了。这期间永宁山的工作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力如同志是一个爱说爱笑非常开朗的人，为人和气可亲，他团结了绝大多数的团丁，并在其中发展和壮大了我们的组织，从而将民团紧紧地掌握在我们支部手中。我们还通过各种渠道与警察局的人拉上了关系，为我们自己的活动创造了十分便利的条件。高岗搞军运工作由延安区委出来路过保安，被县警察局扣住了，我们知道消息之后，力如同志当即给警察局写了个条子，说此人是本团总过去的熟人，警察局二话没讲便马上把高岗放了。学校是我们活动的基地，各项工作开展的都较好。不少学生毕业了，有些想继续求学的，我们便介绍他们去榆林、绥德师范或是延安四中学习；有些不愿意出去的，则安排他们留在县上办事或者送回各区去工作，这样我们的工作就更深入、更扎实了。
　　这年的初夏，马锡五同志回来了，向我们谈了志丹同志以及部队的情况：志丹同志率部到旬邑县的职田镇，苏雨生只给了一部队番号，其他的一切均靠自己来筹办。于是他们便在驻地附近征粮筹款，以解决部队的给养问题。队伍打了几个土豪，分了他们的钱粮。当地土豪劣绅便向省政府告了志丹的状，说志丹是被通缉过的共党分子，尚未捉拿归案，现今又意欲赤化……。云云。结果志丹同志被捕，多亏组织上通过南汉宸同志和杜斌丞先生利用他们与杨虎城将军的关系，才将志丹同志营救出狱，而志丹同志的部队却让苏雨生的两个骑兵团给围在大平原上，一共三连人，二个连打散后，冲了出去，一个连让交械了。志丹同志出狱后，召集旧部原本想搞甘肃地方军阀陈圭璋队伍的军运未成。志丹同志认为，象这样下去终不是个办法，必须象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建立根据地那样，为自己的队伍建立一个根据地，立住脚才能发展壮大组织，以便建立陕北红军。于是，便率领召集起来的旧部，有二百余人枪，由旬邑向宁夏，合水、庆阳一带转战，并准备在这三省交界的地带建立根据地。
　　马锡五同志了解了一下永宁山支部的情况，并问起志丹同志安排的搞武器的事儿。原来，我们保安县高小有一个学生叫刘兆庆(后去榆林中学念过书)的，家住保安县西川。他父亲是个土财主，人称“五万两”，家里养着一万头羊、三千头牛，是我县最有钱的地主。土匪司令张庭芝，被谭世麟收编后在保安县西川驻扎，看刘家钱多，便强派给刘兆庆一个连长的名义，让他自己去买枪、买马、雇人，刘老汉平日是有名的守钱如命，一毛不拔，自然不肯花这笔冤枉钱。张庭芝便派人把刘老汉抓了起来，而后又放出风来，非得一万两银子才放人。刘家救人心切，没办法只好把银子如数送去，将刘老汉赎了回来。老汉心痛的光掉眼泪，说不出话来。陕北的土财主，平日里穿开花衣，披老羊皮，不舍得盖瓦房住窑洞，不舍得吃好的，吃粗粮，一个子儿、一个子儿的把钱积存下来，今日里平白无故地让人诈去那么多银子，岂能不心疼。刘兆庆也咽不下这口气，就找到刘志丹同志诉苦，请志丹给他出这口气。志丹同志答应了，并说：你也是个要求进步的青年，可是也太窝囊了！家里放着那么多银子，不拿出来为革命买枪，却白白送给张庭芝这个土匪头子。刘兆庆听了之后，便当即表示愿为革命买枪……但是人已出去好长一段时间了，还一直没有什么消息。我便托马锡五同志把情况向志丹同志说明。马锡五同志便回志丹队伍上去了。
　　就在马锡五同志离开不到两个月的时间，突然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志丹同志派人和刘兆庆在山西买到枪后，由于在外购枪时间较长，回来后打听不到志丹的队伍在哪里，就把枪支弹药运送到米脂县南关的王守义(中共党员)那儿，藏在他父亲开的店里。为了尽快把武器给志丹同志的队伍送去，刘兆庆就给曹力如同志和赵耀先同志两个人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我到山西，货已买好，运回米脂。不知刘伯达(志丹同志的化名)现在哪里?望速告知，以免误事……。又在信的末尾写了代问我、曹继之和高景山三位先生好的话。结果，这封信发出后被敌人的稽私机关查看了，接着又查获了刘约三同志给我们的信，内容大意是：我们这里生意很好，听说薛老板(谢子长同志的化名)在保安总管塌一带下庄，生意如何?望告知……。他的意思是想通过我们打听一下谢子长同志的情况，结果也引起了敌人的怀疑。敌人首先跟踪刘兆庆(在米脂时就盯上他了)，等他一到榆林就将他逮捕了。一审问，刘兆庆平时有点小聪明，看事情不妙，当即供称他在山西买枪，是为了作礼品，托同族人刘伯达转送给张庭芝做人情，以求免去叫自己招兵买马当连长的苦差事。因到米脂后知道张庭芝把自己的父亲抓起来了，才把武器藏在米脂的一个朋友家中，然后到榆林来找井大人(即井岳秀)告状。由于他这番话说得似是而非，敌人很难全信，就派人到米脂县南关王守义处将枪支弹药起了出来，并将王守义同志捕了起来。同时还命令驻延安的高双成部，派人到保安将我们几个人抓到榆林。于是，曹力如、赵耀先、曹继之、我和一个群众高景山被逮捕起来，先押到延安，到延安给每人砸上一个十斤重的镣，又立即解到榆林。关在井岳秀的八十六师看守所。
　　我们被捕后，立即就有人写信告诉了我们保安县在榆林中学读书的学生，让他们设法营救。所以，我们一到榆林，曹士荣、曹成业、刘光实等同志(均系共产党员)就以同乡的名义，花钱打通关系来看守所看望我们，并获准在短时期内可以每天给我们送饭。借此，帮我们打探情况、传递消息。同时向组织上汇报了我们的情况，当时在榆林工作的陕北团特委书记马文瑞同志来监狱探望了我们，和曹力如同志接上了关系，按照组织上的决定，我们在狱中成立了党小组，曹力如同志任党小组长，负责领导同志们同敌人展开斗争。当时我们抓住敌人只是猜测、怀疑，手中并没有我们就是共产党的真凭实据的情况，商议好对策，串好了口供，在法庭上装胡涂，坚决不认帐。尽管敌人多次给我们上刑，力如手上的骨头都让打碎了，腿也让老虎凳给压坏了，但谁也没招供。刘兆庆权衡利弊，知道实招了更要倒霉，也一口咬定原供不变。敌人毫无办法。无奈，又演了一出假枪毙的戏，想看我们的反映如何！谁知我们一听说要杀，有哭的，有笑的，有喊冤的，却并无招供的。高景山只是一个群众，对党的事根本不摸头脑，他一听要杀，当时脸就吓白了，一个劲的求饶喊冤。力如同志仰首大笑，喝道：“死了也好，但咱们是清白的，虽死他乡也不能做饿死鬼，快拿酒、拿饭来！送老子们走!”敌人见此情况，又捞不到任何有用的口供，定不成共产党，杀不得、放不得，只好仍维持“危害民国嫌疑犯”的罪名，仍把我们关押起来。结果时间拖得越长，有些事情也就越无法查清楚了，案子也就松了。
　　自我们入狱以来，我们的同志在狱外就开始了活动，他们托我们以前上小学时的老师陈一卿先生、保安县的老县长以及刘兆庆的亲戚贺明堂等人出头营救。他们四处活动，用花钱托情，出面讲理等方法，终于使军法会审处宣布撤销了“危害民国嫌疑犯”的罪名，按“倒卖枪支罪”转回军法处处理，这样拖拖拉拉的又过了半年多到一年的时间，于一九三三年七月经由贺明堂先生(原保安县的县长)出面，先将我和曹继之、赵耀先三人，因病保释出狱，第二年又将曹力如和刘兆庆二人也保了出来。
　　当我和赵耀先同志出狱时，力如同志告诉我：出狱后到榆林职业中学××号房间，找一个姓张的学生接关系，万一接不上头，就先回保安。我们出狱后，到龙王庙附近的职业中学找过两次接关系，但都未找到人。门房老汉说：学校现今正放暑假，学生有家的都回去了，过些天再来找吧。我们出狱后就住在贺明堂先生家里，好几天了接不上关系，心中十分着急，便和赵耀先同志商定干脆回永宁山找组织。我们辞别了贺先生动身回了保安。
　　七  
　　一九三三年八月间，我们回到了永宁山，稍作安顿之后便着手了解情况，在我们坐监的这二年，永宁山支部已经瘫痪了。从延安来的那批党员中，刘作新回延安后便被敌人抓了起来，结果成了叛徒，为此王化南等人也被敌人抓了起来。剩下未被抓的，也跑得没有消息了，杨可箴同志到志丹同志队伍上去了。因为走的走，散的散，不干的不干，党组织的工作完全停顿了。针对以上情况，我和赵耀先同志商量了一下，决定给组织上写封信，汇报我们的情况，先争取把关系接上。这封信写好后交给我的一个侄儿王斌，他和南梁游击队的修械所有关系，让他到南梁一带去找组织交递。大约在一九三四年的春天，马锡五同志突然回来了，好久未见，我们都很激动。锡五同志说：托带的信已经收到了，我就是特委派来专门和你们接关系的。我听了之后，当即把在永宁山小学任教的赵耀先找来，把被捕原因以及在狱中的情况和出狱的经过向马锡五同志详细作了汇报。马锡五同志听了之后说：党是相信你们的，你们的情况，组织上也是了解的。他问起曹继之的情况，我说，别提了，回来后他就一头扎进旦八寨子民团里去了，他父亲是团总，他在那儿挺得意，我去找他谈话，让他恢复工作。他却说：我已经“翻然悔悟”了，劝我也“做个明白人”。马锡五说：让他走他自己的路吧(该人后来叛变革命，被除掉了)；你们出狱后需要休养治疗一段时间，特委希望你们能暂时留在永宁山坚持工作，把地方党组织恢复起来，开展工作。特别是要把民团的工作抓起来，同时密切注意敌情变化，及时向南梁组织报告。对这一决定，我们从内心里感到高兴，因为我们又回到了党的怀抱，工作有了方向，劲头也就更足了。
　　马锡五同志还和我们谈起了南梁根据地以及特委的情况，说志丹同志的队伍现在已经在南梁地区站住了脚，并建立了地方红色政权，恢复成立了红二十六军，下辖一个师，师长王泰吉，政委高岗；秦武山同志是陕甘边特委书记，习仲勋同志是陕甘边苏维埃主席，刘志丹同志是陕甘边军委主席。保安县境内也有我们的游击队活动，队长是刘景范，指导员是王英。这些消息给我们以很大的鼓舞。马锡五同志在我家住了一夜，交待我们今后直接和南梁联系，并交给我一封南梁陕甘边特委给安塞县委的信，让我们负责转送去，他第二天一早就返回南梁了。
　　我们按照特委的指示，着手恢复和整顿党团组织。那时敌人被南梁红色政权的存在搞得心惊胆战，特别敏感，永宁山在敌人的白色恐怖统治下，我们活动起来困难是很多的，我和赵耀先同志分头采取个别接触、深入了解的方法，将那些表现好的党团员组织起来，恢复了组织生活，在民团中先联系了原来的党员金玉贵，然后通过他逐步恢复了我党在民团中的活动。王斌是我们和南梁特委之间的秘密交通，他经常往来于南梁一保安之间，给我们传递文件。当时特委曾让他捎来了一部分钱，委托我们支部在县上订了一些国民党的报纸和刊物，按期转送给特委，我们照办了。
　　永宁山党团组织的恢复和发展，是和陕北红军的发展壮大相联系的。在一九三四年到十九三五年初，陕北的游击战争迅猛发展，各县陆续成立了许多游击队。尤其是在粉碎了井岳秀对根据地的第一次“围剿”之后，革命形势大为改观，各县的游击队编成了红二十七军。保安县游击队也发展很快，一九三四年冬正式改编为红二团，成为红二十六军主力的一部分开走了，留下了一百多人的游击队，来巩固已经建立的地方红色政权。当时，整个保安县基本上全红了，只剩下驻有国民党正规军的老县城和有民团死守的永宁山、旦八寨，金鼎山几个寨子。
　　不久，陕甘边和陕北红军联合作战，粉碎了敌人的第二次“围剿”，红军连战连胜，解放了安定、延川、延长；到一九三五年的六月，志丹同志率部攻克安塞县城，歼敌数百，活捉了县长，解放了安塞全境，接着又挥师北上，一举攻克了靖边县。这样一来，保安县三面都红了。当时敌保安县长李德安，在永宁山坐不住了，便跑到老县城，找到驻守在那里的井岳秀部的张团长商议逃走。张团长让其部高营长派了二个班的人，跟李德安一齐回永宁山搬家眷。李德安回来之后，一面急急忙忙地收拾东西，一面派人通知民团，让给他拉些牲口以备他驮东西。在民团中的金玉贵同志得知这一消息之后，便马上跑来找我，问怎么办?我立即找支部其他同志商量，认为要利用这一有利时机，组织民团起义，迎接红军解放永宁山。于是金玉贵同志便返回民团去传达支部的意见，串联我们的人积极组织团丁起义。但表面上仍给他们拉牲口，以拖延时间，我们这里则火速派了几个人分头下去找红军联系，并设法通知各区的苏维埃政权和游击队，请他们派部队来配合我们的行动。另外我们还让人把县长准备外逃之事大加宣扬，这样一来永宁山就更加不安宁了，有钱的大户们纷纷东跑西窜，翻箱倒柜的收拾细软，乱了套似的忙了两天也未准备就绪。这时，我们的各项工作都准备得差不多了，各乡的赤卫队已赶到了，县民团的起义团丁拉了出来和赤卫队一道将永宁山围了起来。当逃跑的人和国民党的二班士兵一下山，双方就呯呯啪啪的交起火来。由于我们的武装太差，没有国民党兵的火力强，他们保护着县长等人冲了出去，而那些地主老财则被我们给堵了回去。这里还有个笑话：那个落选的团总路登高，在准备逃跑时，收拾细软，装了一口袋铜元，一口袋银元，临到逃跑时着了慌，忙乱之中背着那一口袋铜元跑了，却把银元给我们留下了。就在他们往外冲的时刻，红军赶到了，来的是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保卫队，队长是白天章，刘景范和马锡五同志也随队一同来了。红军一到，我们就合在一起，穷追猛打，敌人不敢停留地拚命往老县城跑，沿途丢下许多东西。我们一直追下去，敌人跑到老县城也不敢停留，和那里的驻军汇合到一起后，就沿着北川落荒而逃了。保安县终于全解放了。过后，我们在永宁山召开了群众大会，宣布了党的政策：没收敌政权官员及土豪劣绅的财产，分配给穷苦百姓。为革命的需要迁散永宁山的住户，毁坏山寨，恢复老县城。八月间，各项工作告一段落，我便和赵耀先同志赶到洛河川的下寺湾，陕甘边苏维埃政府的所在地。我们在阎家沟见到了陕甘边苏维埃主席习仲勋同志和陕甘边军委主席刘景范同志，当时，仲勋和景范二同志正准备回永宁山地区迎接和慰问长征上来的红二十五军，便对我们讲：你们前脚离开永宁山，红二十五军后脚就到了。你们刚来，就不用再回去了，写封信把力如同志叫来(曹力如同志由榆林监狱中出来之后，一直在保安县吊坪老家养伤治病，没和我们一同来)，就留在苏维埃工作吧。
　　到此，永宁山支部的工作便告一段落了。此后，保安县改为赤安县。志丹同志英勇牺牲之后，为纪念他，边区政府又决定改赤安县为志丹县。它是陕甘宁边区政府时期的第一个经过民主选举而建立民主政权的县，在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的年代里，都作出了不少的贡献，它的光荣历史是无数革命先烈们用鲜血谱写的。今天回忆起当年的战斗历程，只有一个想法：希望后来人能珍惜、保存、发扬先烈们的遗志，为建设一个繁荣富强的新国家而努力奋斗。
　　一九八一年二月十一日于北京 
　　《陕西文史资料》（第十二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