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文史资料数据库

　　一
　　三原县是陕西省建立党团组织较早的地区之一，从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七年，经历了建立组织、开展群众运动、迎接革命高潮这样一个过程。三原地区党、团组织所以成立得早，革命运动发展得快，是和这个地区的社会历史条件有关系的。三原是渭北各县的政治、商业、文化中心，旧社会陕西的统治者都很重视这个地方，认为控制了三原，就可以左右渭北，所以常常驻有重兵镇守；三原是粮、棉、药材、布匹以及京广杂货的集散地，商业发达，所以同京、津、沪、汉、蓉、渝等地交通运输来往频繁；这个地区文化发达，知识分子较多，在外地上大学的人也不少。各县多半还没有中学的时候，这里就有五所中等学校：省立的有渭北中学、第三师范、第三职业学校(原为甲种工业学校)；县立的有女子中学、县立初中。外县好多学生都来到三原上中学。在这些学校的负责人和教师中，由北京、天津、上海、武汉各大学毕业的和日本留学回来的人不少，他们之中有些人具有一定的民主思想，对当时的腐败政治常常表示不满，这对学生的思想进步起了一些促进作用。同时，三原这个地方还有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传统，如于右任、茹欲立、刘允臣等老同盟会员在知识分子中都有不小的影响。因为上述这些情况，所以这里消息灵通，人们的政治敏感较高，不论在国际上或国内发生了什么重大问题，在知识分子和学生中就有反应，历来如此。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抵制“巴黎和会”响应“五四运动”和反对日本强加于中国的“二十一条”以及抵制日货等活动，在知识分子中和学生倡导下，都搞过比较广泛的群众运动。
　　当时，一般具有爱国思想的青年学生，对政府的腐败，深感不满，对民族的危机，甚为忧虑，但是出路在哪里？青年的前途和责任是什么？思想上有些茫然，一时还找不到一个适当的答案。虽然喊了几年“科学救国”、“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等口号，而中国依然如旧。爱国的青年学生对国家和个人的出路问题迫切地要求在思想上得到指引。
　　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了。在党的推动下，孙中山先生在广州改组了国民党，宣布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形成了国共合作的政治局面，全国革命形势逐步开展起来了。革命浪潮波及到三原后，人们冲破了“莫谈国事”的旧戒律，纷纷议论国家大事。特别是我党提出反帝反封建的政治口号：“反对帝国主义”、“取消不平等条约”、“打倒封建军阀”等，在青年学生中发生了广泛深刻的影响，他们迫切地要求多看一些进步的和革命的书、刊、报纸等读物。一九二三年，渭北中学在校外创设了一个对外开放的图书馆，其中进步书刊不少，如“五·四”以来出版的书刊《科学与人生观》、《天演论》、《独秀文存》以及后来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布哈林著的《共产主义ABC》，还有《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不平等条约》等；刊物有《新青年》、《向导》、《中国青年》和党的北方区出的《政治生活》等；报纸有北京《晨报》、上海《民国日报》以及广州的报纸。所有这些书刊报纸，当时都成了青年们追求进步、摄取革命营养的热门读物，所以这个图书馆经常是读者满座。此外，各校有些进步学生，还直接向党在上海开设的“上海书店”订阅《向导》和《中国青年》；有的还向上海大学社会科学系订购了瞿秋白同志的《社会科学概论》、《社会哲学讲义》及《唯物史观解说》等书。这些青年学生阅读学习了这些进步书刊后，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政治觉悟提高了，大多数人由爱国主义者开始转变为相信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并以此作为政治理想，从而奠定了自己的人生观。这就为后来建立党、团组织打下了初步的思想基础。
　　二
　　三原的建党过程是：在学生中先有青年社的组织，后建立团的组织，然后才建立党的组织。
　　青年学生的政治觉悟提高以后，为了进行社会活动和过有组织的生活，大家普遍感到需要有个组织，统一行动，才有力量。在这个思想基础上，一九二三年下半年，首先在第三师范的学生中，由蒲克敏、严树森(严木三)、亢维恪(亢心栽)、王之鼎(王云)等同学发起，组织了“青年同志共进社”，吸收了第三师范一些在校学生为基本社员，毕业离校愿意入社的同学为特邀社员。当时，这个青年社的范围很小，人数不多。
　　一九二四年夏秋之交，在上海大学学习的李秉乾(李子健)回到三原。他受团中央的委托，负有建立团组织的任务。李秉乾了解到学生中一些情况后，也从发展青年组织入手，认为“青年同志共进社”仅限于三师的同学，范围太小，不能适应青年学生追求进步和形势发展的需要，必须重组范围更大的青年组织，要向三原各校以至外县的学生中发展社员。在他的倡议之下，由第三师范亢维恪、赵宗润、王之鼎、王鸿俊，渭北中学的贾怀庚、马文宪、庞诚斋，第三职业学校的张安人(张仲实)、唐金满、倪定国，女子中学的王爱玉、于云秀等人参加，另外组成渭北青年社。该社的章程是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章为蓝本而起草的，实际上是连搬带套的产物。接着又发展扩大了一批新社员，在渭北中学召开成立大会，通过了社章，选举了总社执行委员会，选举赵宗润为书记，王之鼎为组织部长，贾怀庚为宣传部长。会后继续发展社员，在各中学成立了该社的支部，并推动各校学生组织学生会。该社还公开出刊了一期《渭北青年》。渭北青年社在渭北一带的青年学生中有一定的影响，对学生运动起过积极的推动作用，为以后的建团建党在组织上作了准备。
　　渭北青年社的工作逐步展开以后，学生运动日益高涨，不少的社员进一步地要求参加政治上更先进、组织上更严密的革命团体。李秉乾和青年社的积极分子与一般社员广泛接触后，认为条件已经成熟，便和李子洲(在渭北中学任教)商量建团问题。在他们俩指导下，吸收青年社表现好的优秀分子，建立了团的组织。当时，最早入团的，第三师范有：蒲克敏、严树森、亢维恪、赵宗润、王之鼎、王鸿俊、赵文鳌(赵伯经)、刘清和等；渭北中学有：贾怀庚、庞诚斋、马文宪、崔怀道(崔贯一)、杨培琪、梁俊琪、田望治、刘树谋等；女子中学有：王爱玉、于云秀；三原县初中有：袁宏化、王炳南；第三职业学校有：张安人、倪定国、唐金满。一九二四年秋季的一天，在三原一个偏僻地方——北关二郎庙，召开团员大会，正式成立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三原特别支部。大会选举张安人为书记，王之鼎为组织委员，赵宗润为宣传委员。团的三原特支，直接受上海团中央领导，当时常接到由恽代英、任弼时同志署名的团中央文件(“通告”)。一九二五年，社会主义青年团即改为共产主义青年团。团的特支成立后，组织发展的很快，各中学团支部相继成立，除三师已有支部(赵宗润为支部书记)外，渭中支部(贾怀庚为支部书记)、三职支部(倪定国为支部书记)、县中支部(袁宏化为支部书记)、女中支部(王爱玉为支部书记)都建立起来了。 
　　一九二五年上半年，由于共青团的建立和努力工作，学生运动有很大的发展，各学校的学生会陆续成立，骨干多是团员和青年社社员。于是团特支决定由三师、渭中学生会发起，在三原召开了渭北各学校学生代表大会，成立了渭北学生联合会，选举张安人为学联主席，赵宗润为宣传部长，记不清组织部长是谁了。这时，渭北青年社和团组织也更加发展壮大了。下半年，团中央的特派员吴化之(以全国学联特派员身份驻西安)来三原视察工作，了解了学生运动和共青团特支的工作情况，提出建党意见和李秉乾协商后，就把团员中年满十八岁的优秀分子且多半是担任团和青年社领导职务的同志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当时转为党员的有：张安人、赵宗润、王之鼎、亢维恪、贾怀庚、马文宪、倪定国、庞诚斋、王爱玉等。党组织的成立大会是在第三职业学校后花园开的，会议决定成立中国共产党三原特别支部，并选举张安人为支部书记、王之鼎为宣传委员、贾怀庚为组织委员、王爱玉为妇女委员。三原党的特支归党中央直接领导。由于张安人、王之鼎担任了党支部的负责人，团的特支另选赵宗润为书记，王鸿俊为组织委员，庞诚斋为宣传委员。党、团特支建立之后，大力开展了建团工作，团的组织在渭北各县都有进一步的发展，除淳化外，都建立了团支部，如富平县明道学校团支部，负责人是严树森(党员)、朱宗云；富平庄里镇立诚小学团支部负责人是张云汉，团员有宋文梅、习仲勋；泾阳县有吴承襄(党员)、张焕文；高陵县有耿觉、白文范；扶风县有李琪、曹永丰；淳化县有卜兴孝。到一九二五年底，三原党的特支共有党员二十余人，团员有四十余人，渭北青年社在各县也发展到二、三百社员。三原及各县的党、团支部，都归三原特支领导。显然，特支这样的组织形式，已不适应组织和工作发展的需要了，因而于一九二六年二、三月间，根据中央指示，把党、团三原特支改组为三原地委。张安人为党的地委书记，王之鼎为宣传委员，贾怀庚为组织委员，王爱玉为妇女委员。团的地委书记由赵宗润担任，组织委员是王鸿俊，宣传委员是程士诚。不久，赵宗润调赴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即由贾怀庚担任团的地委书记，马文宪代替贾怀庚为党的组织委员。七、八月间，张安人去上海大学学习，党的地委书记改由贾怀庚担任，团的地委书记由王鸿俊接替。一九二七年一月，党中央决定成立党、团陕甘区委，三月中旬，召开了中共陕甘区委第一次代表大会，制定了《目前工作计划》，调整了组织领导关系。从这时起，三原党、团地委即归党、团陕甘区委领导，并决定由张秉仁任三原党的地委书记，贾怀庚为组织委员，王之鼎为宣传委员；团的地委书记仍是王鸿俊。七月间，党、团陕西省委成立，决定把三原党、团地委均改组为三原县委，县委书记仍由张秉仁、王鸿俊分别担任，原由三原党、团地委领导的渭北各县党、团组织，划归党、团省委直接领导。后来，王鸿俊调往西安，由孟芳舟接替团的三原县委书记。
　　当时，发展党员都是由优秀团员转党的，多数党员仍然“跨团”。因此，对于发展团员非常重视，要求严格，不但要在革命活动中表现积极，并对马克思主义有相当认识和信仰，而且要看思想意识和品行。入团的程序是先由团支部选定发展对象，指定两个同志负责作思想工作和观察其表现，成熟以后，由本人填写入团申请书，经支部通过，始成为团员。在组织路线上不单是接收党团员的条件很高，连渭北青年社吸收社员也要求高标准，如一九二五年上半年，渭北中学学生程士诚申请入社，因为这个学生曾同几个被人称为“八大恶少”的不好的学生接近过，社委讨论多次通不过，经团的负责同志批评了关门主义后，才勉强接收了。在发展组织上这样的作法，失之于过高过严，把有些可以接收为团员的人，拒之门外，在当时条件下这是一个缺陷；但是，在另一方面，这样作也有好处，保证了党、团组织的纯洁性和党、团员的质量。那时，党团员都是比较年轻，缺乏社会经验，马列主义知识不多的青年，但在思想感情上，对党的热爱，对革命事业的责任感，都是相当强烈的。在填写党员登记表时曾经有过这样的事：大家都是学生，觉得“职业”一项不好填，有人说列宁在党员登记表中“职业”一项填了“革命职业家”几个字，于是就有许多同志都照样填写，表明一生的职业就是干革命，用这来鞭策自己。因此，党员个人和党组织的关系非常密切，能真正对党忠诚坦白，无话不说，在工作中艰苦奋斗的精神很强，确有“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干劲，党指到哪里就干到哪里，不计较个人的利害得失，为了党的利益，甚至不惜牺牲一切。那时党组织面临的困难很多，没有人向党要求解决个人的什么问题，而党员还常常设法解决党的困难，特别是在经济上。曾经有人讲过这样一个事例：上海有一个很好的工人同志，家里只有一老母亲，党把他调到中央当交通员，有一天一个同志发现这个交通员由外边回来暗中流泪，就问他为什么流泪，开始不说，一问再问，他才说在马路上老远看见母亲在讨饭，心里难受；问的人说，你怎么不告诉组织，他说党很困难，不愿意给党增添麻烦。同志们听了这个生动事例，都很感动，很受教育。在三原，正因为许多同志在困难情况下，不计报酬，努力工作，社会上有些人对此很不理解，听信谣言，说我们拿苏联的卢布，竟然有人当面问我们：“苏联每月给你们多少卢布？”由此可见，在大革命时期，三原党、团员人数并不太多，却把革命干得轰轰烈烈，这和党的团结统一与党团员艰苦卓绝的斗争精神是分不开的。
　　三
　　三原党的建设和革命的群众运动紧密地结合着，用党的建设推动群众运动，在群众运动中加强党的建设和锻炼党团员。自从团的特支成立之后，群众运动虽然还是以学运为主，但由于团员和青年社员的努力，在反帝反封建方面做了不少的工作。除经常的学生工作和宣传活动外，每遇到国际的和国内的革命节日或发生重大的政治事件时，都进行较大范围的群众活动，如每年五月(当时称为“红五月”)革命节日和纪念日较多，届时或举行群众性的纪念大会，或组织学生下乡宣传，年年如此。 
　　一九二四年九月，在直奉战争中，直系冯玉祥、胡景翼(笠僧)部倾向进步，成立国民军，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失败，华北时局大变。当孙中山北上，准备到北京参加国民会议时，三原团组织按中央的指示，大力开展了促进国民会议的活动，进行了广泛的宣传，拥护中山先生北上和召开国民会议解决国是问题的主张，成立了三原各界国民会议促成会，发表了宣言，揭露和反对了段祺瑞召开“善后会议”的反动阴谋。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孙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团的特支通过渭北学联在三原城隍庙召开了千人以上的群众追悼大会。各学校都分别举行了追悼会。在这个时候，我们作了一件幼稚的事：国民二军总司令胡景翼死了，胡的家属、部下及三原一些绅士，筹备开一次孙(中山)、胡(景翼)联合追悼会，我们认为胡是军阀，不配同革命领袖并列悼念，当时人家在城隍庙举行有军民参加的追悼会时，我们在会场上散发了题为“我们为什么反对孙胡联合追悼会？”的油印匿名传单。这事弄得满城风雨，社会舆论对我们不利，认为管的太宽，作法不当，胡的部下扬言要抓为首的“肇事者”，弄得我们也紧张了好几天。 
　　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国民党一些老右派形成“西山会议派”，反对共产党，猖狂一时。同时，戴季陶著书立说，曲解三民主义，破坏国共合作，我们斥之为“戴季陶主义”。在三原，我们对“西山会议派”的反动言行和戴季陶的谬论都进行了大张旗鼓的批判和斗争。 
　　“五卅”惨案发生后，六月，三原团的特支根据中央通知，领导渭北青年社和渭北学联，开展了支援上海工人掀起的反对英帝国主义运动，召开了有两三千人参加的群众大会，魏野畴在大会上讲了话，大会发表了宣言。三师团支部编写了话剧剧本，在本校操场公演，并当场募捐，以支援上海工人和学生的反英斗争。会后还组织宣传队，到街巷讲演宣传和散发传单。
　　直系军阀失败后，盘踞陕西的军阀刘镇华(督军兼省长)站不住脚了，率部离陕东去。原驻陕南的军阀吴新田乘机开来西安接防。吴新田专横残暴，部下横行霸道，他们同学生因争拾足球发生冲突，许多学生惨遭毒打，西安各校学生罢课声援。吴新田下令镇压。为了进一步开展驱吴运动，魏野畴带领西安团组织及市学联负责人和一些积极分子张秉仁、张含辉、高文敏、张金印、师守命等到了三原，同三原团组织和渭北学联的负责人张安人、赵宗润、王之鼎、亢维恪、贾怀庚、马文宪等共同筹划驱吴事宜。当即由渭北学联发动各校学生罢课，声援西安。并在城隍庙召开驱吴群众大会，高文敏在大会上汇报了吴军毒打学生的情况，激起了群众对吴新田的极大愤慨。会后派出代表去各县和陕军中进行宣传和鼓动工作，用实际行动驱逐吴新田，从此驱吴运动在渭北一带全面开展起来了。 
　　在驱吴过程中，几位早期的党员，如魏野畴、王尚德、耿炳光、李秉乾、赵宝华(渭中教师)、关中哲(渭中教师)等，除李秉乾外先后来到三原，为了提高学生的思想认识，在野畴的倡导下，在渭北中学举办了暑期讲习会。魏野畴、耿炳光、李秉乾、赵宝华、关中哲讲课，课程有《社会发展简史》、《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不平等条约》以及达尔文、赫胥黎的进化论方面的作品等，王尚德、耿炳光和李秉乾都在讲习会讲过话。参加听讲的除党团员外，大多数是渭北青年社社员和一些进步学生，共有一百多人。晚上同志们睡在渭中操场，野畴教大家唱《国际歌》和《少年先锋歌》，人人热情奔放，情绪激昂，对大家鼓舞很大。这个讲习会颇有收获，提高了大家的觉悟，为革命培养了干部。
　　一九二五年七月上旬，在魏野畴指导下，在三原渭北中学召开了全省学生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了省学联负责人：张安人、张秉仁、张含辉、高克林等；成立了陕西省学生联合会的执行机关。大会通过了支援西安学生的驱吴斗争，开展驱吴运动和维护学生利益等决议。七月中旬，国民军二军一部分和孙岳的第三军开进西安，在党团组织推动下，经过艰苦斗争，军阀吴新田看见形势不妙，在一个晚上窜出西安，逃回汉中，驱吴运动暂告一段落。
　　另外在反对帝国主义运动方面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开展反对基督教运动。我们曾收到团中央的“通告”和非基运动的小册子，以及宣传大纲之类的文件，认为基督教既是文化侵略，也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先锋队，必须给予打击。我们常常以“反帝大同盟”和“非基大同盟”的名义(实际上无此组织)进行反帝和非基活动。除经常的宣传外，凡遇节逢会，都有较大规模的行动。每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圣诞节”，教会都要大张旗鼓地进行好几天宗教活动，我们党就把“圣诞节”前后约一周时间定为非基运动周，不论天主教、耶稣教一律反对，到时每天都有人上街宣传，散发传单。“圣诞节”这一天，渭北学联还要组织各校学生进行非基游行示威，有一次学生游行示威时，由于一个教徒出言不逊，激起了示威群众的愤怒，就把三原南大街耶稣教一个劝道所砸了。出事后，第三师范校长怕的要命，他说：“你们这样干，引起国际交涉怎么办！”后来的非基运动仍是照常进行，结果弄得各教堂在“圣诞节”这一天不敢开门，当地驻军还要派部队在教会门口站岗守卫。三原有了集市，每年农历腊月初八左右，有个规模很大的“腊八会”。基督教会每年都要在会上搭棚传教，我们便在他们传教棚的对面或隔壁，也搭起棚来进行反教宣传，弄得他们后来再不搭棚传教了。
　　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第三师范学生为纪念巴黎公社，同校长发生冲突，爆发了轰动三原的三师学潮。三师校长程鼎臣是日本留学生，有些民主思想，起初在学生中影响不坏。但是，当学生逐渐倾向马克思主义后，他同学生的距离越拉越远。三月十八日这天，三师党团组织督促学生会派代表同校长程鼎臣交涉，要求整队去参加纪念巴黎公社群众大会，程不准，并说：“我只知道德谟克拉西(资产阶级民主)，不晓得什么巴黎公社。巴黎公社是外国的事，我们中国人为什么要纪念它呢？”没有谈成，学生会就自动整队前往渭北中学操场参加了纪念大会。会后程鼎臣召学生代表赵宗润谈话，话不投机，谈崩了，以至于互吵互骂。于是程出布告牌开除了赵宗润。三师党、团支部和渭北青年社支部及学生会都召集会议，作出决议：赵宗润不能离校，驱逐程鼎臣，还组织了“驱程大同盟”指挥驱程运动。渭北学联也通告各校学生会，支援三师学生驱程运动，声势较大的三师学潮爆发了。可是驱程运动时间一长，三师学生就有些分化，程鼎臣乘机拉走一部分学生和教师，在校外火神庙上了课，他们还组织了一个所谓“非驱程大联盟”，和我们对垒。驱程的学生虽然还占大多数，但人家的上课和对抗活动，已经对我们形成了威协，怎么办呢？在没有教员给我们上课的情况下，我们就把同学中所有的书籍(社会科学书居多)和报刊杂志统统收集起来，在第三教室布置了一个阅览室，除搞驱程运动外，规定时间让同学们有组织的到阅览室看书学习。这样以来，不但稳定了人心，而且使学生学到了知识，提高了认识，巩固了驱程决心。这个学潮持续了三、四个月，直到暑假。本来打算暑假后还要继续驱程，但因刘镇华进攻陕西，围攻西安，又令麻老九(振武)部进犯三原，这时反对军阀刘镇华祸陕的斗争已成当务之急，加之有些学生因回避战争都回家了，所以三师学潮也就以不了了之而告终。在北伐军节节胜利，全国革命形势日益开展的条件下，三师一个学校的学潮，由于党团组织的坚决领导和斗争，驱程学生内部团结的好，党群关系密切，又有各校学生的支援，所以能够坚持四个月之久，这在陕西学运史上是罕见的。
　　三原党团组织建立以来，就很注意群众运动，不过在前一段总以学运为主。魏野畴曾经提醒过我们：搞革命不能仅限于学生运动，要把活动范围放宽一些，不但要搞学运，还要搞农运、兵运。一九二六年初，接到中央关于派党团员到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农运理论和工作方法的通知时，三原党组织非常重视选送工作，即是影响一点当地的工作，也要选拔优秀党员去学习农运问题，先后送去党团负责人和党员积极分子亢维恪、赵宗润、庞诚斋、刘清和等七、八人。从这时起，党组织就开始准备把工作重点转移到农民运动方面来，以迎接全国革命高潮的到来。这些人回来以后都被分配到专作农运工作的岗位上去了。乔国祯、黄子文被分配到三原武字区(后改为陵前乡)，庞诚斋被分配到三原西关农民区，亢维恪作了陕甘区委的农委书记，赵宗润没有回来，被中央派到河南去了(后来在开封被捕牺牲)。这些同志在农运工作中很快就见了成效，有的农村如三原武字区、三原西关、泾阳云阳镇，成立了略具雏形的农民协会，特别是武字区和云阳镇还初步组成了农民武装。三原党在革命工作中，很重视群众运动，但对抓武装力量，搞军事斗争的重要性缺乏认识。比如向黄埔军校派遣学员就不象选送农运学员那样认真、重视。这和我党当时总的工作方针以及对武装斗争的认识水平是有关系的。 
　　一九二六年春，国民军遭到严重挫折，直系军阀东山再起，镇嵩军首领刘镇华乘机卷土重来，进攻陕西，围攻西安、三原等地。当时，驻三原的抗刘部队，番号很多，构成复杂，缺乏强有力的统一指挥系统，战斗力不强，只能做到守卫城池而已。三原北城驻军是杨虎城的部队：李志高一个旅，赵寿山一个营，还有一个炮兵营，代理营长张汉民思想进步并和我们党有联系(张于一九二七年入党)。我们通过他在部队中做了一些工作。就总的战斗情况来看，在三原只有杨虎城这一部分军队战斗坚决。在战争时期，党团组织除在各校留校未回家的学生中做工作以外，还派人到街上进行反刘宣传并散发传单。这时虽是战争环境，但留校学生因受北伐胜利的鼓舞，要求入团的人数增多，各校团支部都发展了新团员，渭北中学发展的新团员有武廷俊、王希贤、郝义、崔守山、刘书林、魏志毅、于延生、万志宁、周水平等，第三师范有张云锦、何维珍、朱克敬、华岳岗、李友元、王榜、王谦益等，女子中学有黄侠仙、刘嘉、史玉娥、侯玉霞、赵玉兰、武彩霞、武明霞，还有由西安转来的康孝英(女)、徐九龄(女)，民治小学有张秋芬(女)。三原的攻守战争持续了四、五个月，由于国民联军十一月解了西安之围，赶走了刘镇华，三原的战争也就结束了。 
　　反刘战争结束后，全国革命形势进一步发展了，三原党的工作因受战争影响，各方面的工作都需要大力开展，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要进一步开展工作，不但要抓学运、农运、兵运，还要在中间阶层的知识分子中进行工作，使他们也行动起来，造成更大的革命声势，发挥更强大的革命力量。关于这个问题，党中央早有通告，指出共产党员可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并担任该党各级党部的领导职务，藉以推动工作。当时，我们看到国共合作的政治局面在全国形成以后，对动员中间阶层的人士和促进革命事业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但在三原只有一些国民党员，还没有国民党的组织，因此帮助国民党建立组织，开展工作，就成了三原党的一项重要任务(在驱逐吴新田的斗争胜利后，我们曾联系过一些思想进步的国民党员，同他们协商酝酿，打算筹备成立国民党三原临时县党部，后因驱刘战争爆发而暂时停顿)。西安、三原解围后，这项工作又提到党的议事日程上来了。一九二七年春，经与几个国民党进步分子郝梦九(渭中校长，共进社成员)，民治小学校长张文生，共进社成员熊文涛(渭中教师)等商议准备筹组三原县国民党党部。取得他们同意后，召开筹备大会，成立了国民党三原县党部筹备委员会，推选郝梦九为主任委员，王之鼎任组织部长，熊文涛任宣传部长，庞诚斋任农运部长，徐九龄(女)任妇女部长。其中王、庞、徐都是共产党员，在会前他们履行了国民党员登记手续。三原国民党筹备委员会成立后，工作开展得很顺利，许多中小学教师和社会进步人士都要求办理国民党员登记手续(因为当时登记手续等于国民党员入党手续)。这样一来，壮大了革命力量，也给我们党团发展组识造成了有利条件，连郝梦九也想加入共产党。从此在三原党团组织的推动下，各方面的工作都很快地开展起来了，党团员人数也有很大的增长，在成立三原县委以前，地委所属党员人数即达到八百八十一人。由于大家的努力，三原的革命运动搞得轰轰烈烈，一九二七年上半年达到了高潮。
　　四 
　　一九二七年“四·一二”后，六七月间国民党反动派又召开了郑州会议和徐州会议，蒋、汪、冯合流反共，大革命失败了，中国顿成黑暗世界。同年七月二十三日，冯玉祥漾电到陕，全省反共，全面“清党”开始。三原南城驻军田玉洁靠在反动势力方面，积极反共，到处捕人。但北城驻军是杨虎城部下，如赵寿山营并不反共，还有炮兵营长张汉民是共产党员。三原有的党团负责同志，在南城住不成时，就住在炮兵营躲避。但党团员中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青年占绝大多数，有些人经不起失败的打击，情绪低落，思想混乱，党团组织一时陷于瘫痪状态。可是，大多数党团员还是要革命的，只有少数人表现很坏，有的投敌叛变，有的主动自首，有的落荒而逃。有这样一个党员负责人，几天不见，“失踪了”，我们都很担心，是被捕，还是出了什么事，多方寻找，迄无下落，后来在渭北中学门房发现了一张纸条，看字迹就是此人写的：“心灰兮，力尽；树敌兮，何谓敌寻我过兮，应付不来，从此告退兮，逍遥自在。”寥寥的二十八字，却把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描写得逼真到家了。后来听说他剃了个光头，穿着一身农民衣服，藏在乡村家里不敢见人了。  
　　在革命失败后，党内发生这样的现象，就幼年时期的党来说，并不奇怪。不过更深一步地探索一下，就可以了解到这和当时党内教育的不够深刻、细致和带有片面性是有关系的。三原党在建党过程中，也注意了思想建设，但思想教育中有缺陷，不够全面。比如在形势教育中只讲胜利在握、前途光明一面，不讲革命有时还有可能遭受挫折，甚至失败一面；甚至在政局已经出现了变坏的苗头，仍然是盲目乐观的估计形势，这就使得大家只向往胜利，根本不考虑失败的可能性，一旦形势逆转恶化，思想上没有准备。在阶级教育方面，只注意强调加强无产阶级思想，反对小资产阶级思想。这在党团员中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占大多数的情况下，当然是对的，也是必要的，而且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对具体的思想问题有时不能按具体情况对症下药，有区别的、切合实际的解决思想问题，却笼而统之地批评为小资产阶级思想；进而把小资产阶级思想几个字变成了帽子，不仅在党内扣来扣去，而且常常用在党外，往往对一般后进的知认青年也扣上这顶帽子，弄得别人很反感，认为是“党气逼人”，因而用轻蔑的语气表示不满：“人家是革命青年，咱们是反动的小资产阶级分子，他们组织青年社，咱们组织老汉团吧！”革命高潮时，这些人绊绊打打；时局反动后他们常常对我们同志加以讽刺和挖苦。在党性教育中，强调党的利益是完全正确的，因为维护党的利益是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的起码条件，是共产党人的天职，也是党员的首要任务。但当时的党内教育常常是单纯地强调维护党的利益一面，对个人的正当利益有所忽视，甚至连个人利益、家庭利益统统都否定了。结果，弄得在革命失败后，对党团员个人的处境和地下工作都造成不利影响。
　　总之，三原党的建设历史证明，由于幼年时期的党没有经验，在政局逆转之前，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所以大革命失败后，党团员思想一度发生混乱，组织一时也陷于瘫痪，这虽然有它的难免性，而思想工作的缺陷带来某些消极因素，也可以说是原因之一。但总的看来，思想建设的成绩还是主要的，有显著的效果，大多数党团员也是好的，后来在陕西几次武装起义中党团员们英勇战斗的事实，就足以说明这个问题。
　　一九八一年四月十二日
　　《陕西文史资料》（第十二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