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农学院的创建和陕西水利的兴起
马文彦
(一)
位于陕西省武功县张家岗的西北农学院是我国成立较早、规模较大的农业学府和研究中心。但这个学府之建立和其前后因果恐怕知道的人还不很多，我以见证人的身份，说明一下这个底蕴：这件事是在陕西坚持孙中山所领导的民主革命，并注意农业和教育的于右任先生和杨虎城将军为了实现他们多年前的诺言，经过最大的努力争取，始克达到的。
远在六十多年前的陕西靖国军时代，于右任先生时任靖国军总司令，杨虎城将军任第三路第三支队司令。西北的许多进步人士如陕南的李养泉，陕北的杨锡堂、惠有光、余尚贤、高桂滋、郑思成，关中的朱相臣、史可轩，甘肃的邓宝珊、张久才，山西的续范亭、景梅九等都经常聚集于三原的靖国军总司令部，或往来奔走于各路和各支队之间，鼓吹革命，参赞军机，提倡教育，规划水利，不遗余力。故使靖国军各将领在反对陕西督军陈树藩和与陈军转战之隙，均能听从这些人的建议而对渭北各界的学校教育和水利建设逐渐注意，并做出了一定的成绩。当1921年的冬春之际，杨虎城将军时已受任为第三路司令，驻军武功，于右任先生也由三原来到武功。这时，杨将军在乾县迤北的铁佛寺打了一个伏击，歼灭了一个较大的护运队，收缴了甘肃军阀陆洪涛由北京运回的一批优良军火和这个护运队的全部武装。接着又夜踏马嵬，打了一个大胜仗。当地群众皆来庆贺，并谈到武功原是我国夏、商、周三代以前后稷教民稼穑的农业发祥地，而近代以来西北农业凋敝，人民饥苦，应振兴农业以济民生，方能成为革命地区。于先生和杨将军均答应：只要局势比较稳定，力所能及的时候，一定要在武功地方办一个农业学校，专门研究农业问题和培养农业人员，帮助群众，改进农业。这就是设立武功农校的最初设想。但在于先生离陕杨将军移军陕北后，此事暂告中辍，而于先生和杨将军则对此事时刻未能忘怀。
1931年春，杨将军担任了陕西省政府主席，于先生也回陕探视。杨将军招待于先生住在当时设备最好的、设在梁家牌楼的陕西省银行。有一天杨将军和我同去看于先生，谈话中间，于先生又想起当年在武功答应设立农校的这件事，即笑问杨将军：“咱们当年在武功曾对人民答应的那件事，现在怎么办?”杨将军即随口答说：“现在咱给人民还愿。”于先生又笑着说：“那今天的话，文彦可是个见证人。”杨将军也立即让他的随从人员到南院门叫照像馆来为我们照了像，留作这次谈话的纪念，以表重视其事的决心。这就是杨将军为要实现在武功时对人民所作的诺言的坚定表态，也是我作为这事的见证人的来历。
1932年秋，实现这个诺言的时机终于来到了。但存在的问题和困难依然很多。这时的上海劳动大学忽有内迁之议，于是各方竞争甚烈，西南方的有力人士争着要迁往西南地区去，西北方的人士也争着要迁往西北来，东南方的人士则力主不迁继续留在东南。杨将军闻讯，立即赶到南京去和于先生商量，力争迁至陕西境内，以实现过去的诺言。经过于先生以上海大学原校长的地位，对“劳大”占用“上大”校址有较大的发言权(上海大学在“四·一二”后被封闭，校址被毗邻劳动大学侵占)；又通过于先生与“劳大”设在宝山县的农学院(“劳大”分三院：文、理两学院在上海江湾，农学院则在宝山县的大场镇)的人事关系，由该院提出其所有珍贵苗木、花卉以内迁至陕西的关中地区，在地理条件上较为适宜为由；为了取得多数赞助，减少阻力起见，在筹备委员会中又拉上了一些东南、西南的大员为筹备委员，加以于先生在国内外有较高的声望，又有办过好几个大学(复旦大学、中国公学，上海大学)的丰富经验，才算通过了将校址设在陕西的议案。筹备委员会的委员名单，已见该院简史中所列，但我记得其中没有王世杰、王应榆、褚民谊等三人，而有蔡元培先生。又据筹备处的主要工作人员朱力夫生前告诉我：筹备委员中有蔡元培先生，因蔡先生原是“劳大”的校长。简史中所列名单与我所记忆和朱力夫所说的不同之处，留待将来再作考证。但筹备委员虽有许多，大都是要个名义，而实际负责积极从事筹备工作的则为于先生、杨将军和王陆一、焦易堂、辛树帜、王玉堂以及成立筹备处后的几个负责人。
校址虽然决定设在陕西的关中，但究竟设在哪里，还有不同意见：有些人主张设在咸阳县境内，以为距西安较近；有些人则主张设在周至县的楼观台附近，以为环境较好。经过反复讨论，最后还是听从于先生和杨将军的意见，定在武功县的张家岗。这是为了实现当初的诺言的。地址决定后，即在武功县城内设立筹备处，并挂王玉堂(字子元，三原县人，曾于1918年代表靖国军各部请回于先生任靖国军总司令，他则被任总司令部的外交处长。又于1921年偕王陆一等护送于先生离陕赴粤，甚为于先生所信任)为筹备处主任，朱力夫(亦三原人)等为筹备处负责干部，立即开始筹备工作。
筹备工作开始后，首先是划定校区，征购校用土地问题，这些又费了很大力气。农校设在该处，为当地人民所欢迎，但在土地私有制时代，要占用一部分农民的耕地，则有很大困难，即是想修一条大路，也都常常修不通。赖有杨将军的大力支持和地方人士的热情赞助，始购得校用土地500亩，试验田8000亩，并划渭河北岸长二十里，宽三至五里的沿河地带为畜牧区，眉县境内的秦岭山地2万亩为林业区，以后又购得周陵附近的2000亩为造林区，才算铺开了局面。
1934年4月，教学大楼奠基。1935年建筑工程开始。教学大楼的设计、建筑，都是由上海建业公司承担的。该公司为当时国内技术较好的建筑公司，西安的西京招待所和中国、交通两银行的行址，都是该公司承建的，做出了较好的成绩。对农校的教学大楼设计为广三层，中间七层，规模宏大，气势轩昂，建成后为西北当时最好的教学大楼。但开办费和经费问题依然颇费周折，教育部按计划每年只拨付60万元，而这60万元各方还要争，最后不得不答应由每月5万元中付给南京的对外文化协会4000元，洛阳的博物馆1400元，才使西北农校(初期称农校后改为农学院)的建校工作得以依次进行。以后逐步发展成为现在的情况(已见该院简史，本文不多赘述)。
(二)
陕西的水利设施原很发达，在秦时有郑渠，系韩国人郑国入秦，为秦穿渠引泾以灌田，秦民大得其利。经秦汉战乱逐渐湮没，至汉时又得赵中大夫白公穿渠引泾以灌田，较郑国渠之规模更大。史称南、北、中三白渠，可灌礼泉、泾阳、三原、高陵四县7000余顷(70余万亩)，与现在泾惠渠所灌之面积约略相当。秦汉之强，皆由于此，关中之富，由此得名。后代又渐湮没。明清两代以来，陕西屡遭旱灾，人民穷苦不堪。靖国军时代，曾重视水利工作，并曾由天津海河水利工程学校请回李仪祉先生(陕西省蒲城县人，世界著名水利专家之一)，实际视察，进行工程规划。李寿亭、赵寿山、胡润民等先生也作过测量。但因限于财力、人力，未能有所作为。杨虎城将军任陕西省政府主席后，以李仪祉先生为建设厅长，动用华洋义赈会对1929年(民国18年)陕西大旱灾的救济款(延期后拨付的)18万元，采取以工代赈的办法作为修筑泾惠渠的专款，又请于右任先生与南京的经济委员会接洽，获得为修建洛惠渠的专款50万元，杨将军也由陕西省财政内筹出50万元作为修建渭惠渠的专款，积极进行陕西的水利建设工作。并规定：以前期水利设施所收的水费，续作后期的水利建设，不得移作别用。数年之间，先后修成了泾惠渠，于1933年6月举行落成典礼，可灌田50万亩，以后继续扩大到70余万亩；渭惠、洛惠两渠均已放水，使渭北农田成为全国著名的粮棉基地之一。在洛惠渠的一个3000米长的输水隧洞尚未完全打通的时候，又抽调一部人力，立即开展梅惠、黑惠等渠的测量、规划工作。陕北的织女、绥德等渠也相继建成。当陕南的褒惠、湑惠、汉惠、冷惠等渠也正在规划时，杨将军已被迫出国，不得亲见其全部落成，实为憾事。今各渠的扩大发展，皆为始初规划之继续。故陕西水利的重兴，实自于先生和杨将军开始，而备极艰苦的创业和操劳者则为李仪祉先生和水利界的先后诸同志。
(贺志云整理，原载《西安文史资料》第五辑)
《于右任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