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知道的西安中华基督教青年会
张亚雄口述
一、西安基督教育青年会筹办的经过
一九一四年以前，西安没有青年会。当时在西安东关耶稣教救世堂传道的英籍牧师斯密氏，为了发展教会外围势力，扩大帝国主义对华影响，即怂恿西安教友桑伯廉和由西安东关教会学校毕业的王焕章、张友樵等，着手筹办西安基督教青年会，由斯密氏总负其责，桑伯廉、王焕章、张友樵等协助办理，即在西安东大街端履门三台巷路南租凭民房数间，开始接收会员、发展会务。因会址狭小，仅开办查经班和英语、数学补习班。那时西安基督教青年会只设干事一人，为桑伯廉。后来因接收会员人数和参加查经班人数逐渐增多，容纳不下，于一九一六年将青年会会址，迁至东木头市救世堂传道所内，占了一个正院，仍系临时暂借性质，这时由教会武牧师(忘其名)、陆化南牧师兼任总干事。直到一九二○年由张亚雄接任总干事，才着手选择固定会址，以三千元的代价，买到本市案板街郑平阶的地皮十余亩(郑系陈树藩的军需主任)，开始建筑。嗣以人力物力均感不足，商请由上海中华基督教青年协会，派来美人朱尔登、万耕庐长期驻在西安，协助办理会务。计先后建筑办公室、大会议室、教室、电影放映室、中西餐厅近三十间，共花费一万八千多元。这些费用由上海青年协会补助半数，可能是由北美世界基督教青年会总协会补助的；由西安青年会担负半数，都是向西安各界募集的。同时又为朱尔登、万耕庐两人，在新城南门外修建两幢小洋房，费用也是上海青年协会拨来的。解放后，西安基督教青年会仍然还住在案板街旧址，但是和以前有了很大的区别，所谓洋人洋干事早已逃跑了，奴化气氛逐渐肃清了，并且部分会址变为社会主义各种教育展览的场所和人民业余娱乐活动的场所了，会务完全由我国人、基督教的信仰者、三自爱国会自己来办理。
二、西安基督教青年会的组织及隶属系统
各地基督教青年会均为当地基督教徒所组织，可以说是教会的外围组织，会章上虽然规定是倡办新兴事业，提倡正当的文娱活动，为社会服务，为青年服务，实质上惟一目的是为基督教会服务的。所以在组织上、活动上，均偏重于教徒和会员方面。西安基督教青年会也和各地基督教青年会一样，其组织情况大致如下：
西安基督教青年会的组织，分两部分，即董事部和干事部。董事部为权力机构，董事必须由责任会员(即基督教徒)选举或当选。非基督教徒的会员则不参加选举或当选。选出董事，再由董事选出董事会的正副会长，董事会即掌握青年会内一切兴革大权和指派青年会内干事部人事大权。记得当时担任西安基督教青年会董事长和副董事长的，先后有张子宜、浦化人、岳文卿、张子修等，担任董事的有桑伯廉、李仁、张哲臣、童一吝、刘树藩、周新斋、耿来亭、阎来庭、葛丕六、梁育普、李养三等。董事资格必须为基督教徒，任期三年，但得连选连任，为无给职。据我所知，当时西安基督教青年会的董事长和董事绝大多数，都是基督教徒中的大资本家或者为旧官吏中有地位的人，例如张子宜等在西安均有雄厚的产业，刘树藩系当时的陕西区邮务长。
干事部设总副干事各一人，总理全部事务。下设四部：德育部、智育部、体育部、群育部，每部均设干事一人。所有总副干事及干事，均由董事会聘任。干事资格均为基督教徒，但体育部干事有时也可聘任非教徒，这是例外。干事一年一任，均为有给职。还有一点，当时担任总副干事和各部干事的，大都是进过教会学校，学会一些英语的人担任。干事部因事务繁简，另设有会计事务员或办事员等人员。记得当我在西安基督教青年会担任总干事时期，群育部干事由我兼任，德育部干事为杨仁寿、智育部干事为聂梦九、耿庭桢，体育部干事为王焕章、聂尚宣。
以上是西安基督教青年会内部组织。至于隶属系统，西安基督教青年会须直接受上海中华基督教青年协会的指导和协助，上海青年协会又须受北美世界基督教青年协会的指导和协助。同时西安基督教青年会和西安东关救世堂教会，也有一定的相互关系。
三、西安基督教青年会关于会员的接收分类和收费
西安基督教青年会会员，照例在每年十一月底前后征集一次，同时收入会费一次，由群育部干事负责办理，入会会员因交纳会费数量不同，逐分为五类，如学生会员每人收费五角，普通会员每人收费一元，特别会员每人收费四元，赞助会员每人收费十二元。另外，捐助会费二十元以上者，均赠授名誉会员。以上五类虽然均属会员，可以享受会内一切规定优待权利，但是对于董事的选举和被选，不是每个会员都能参加，而是另有规定。因此将所有会员，又区分为两类，一类是责任会员，本人必须是基督教徒，一类是非责任会员，本人非基督教徒。只有责任会员，才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记得从一九一六年到一九二七年，十多年间，会员发展人数最多时达到九百余人，最少时不过二百余人，但所谓责任会员不过三、四十人。
会员成分，有所谓达宫贵人、富家商贾，以至教员学生，但绝大多数为资产阶级，劳动人民则寥寥无几。这些人的入会动机，除少数学生为了补习英语、数学课程，享受会内一切文体活动，一般的则为资助青年会希望办些有益的事业，还有少数借着教会外围招牌，希图消灾免祸。因此，青年会当时所谓替社会服务，究竟是替谁服务，这不是很清楚的吗?
四、西安基督教青年会的业务种种
首先说西安基督教青年会的德育部。德育部开办查经班，这也是创设青年会的主要目的。查经班专门讲解圣经，其主旨为了扩大耶稣教，宣传灌输信教思想，为教会培养新的信徒和后备队。因当时西安人绝大多数，认为这是洋教，不合胃口，所以听者寥寥，收效不大。后来利用西安学生多愿学习英文，作为课外补习，又开办了英文查经班，听讲人数是增多了，但青年学生另有目的，对于听讲圣经，仍是格格不入。同时为了培养青年人的宗教道德思想，花样翻新，组织志愿座谈，组织专题讲演，但组织座谈者和讲演者，多数仍为基督教徒，说的天花乱坠，目的只有一个，仍不外宣传信教如何好，西方国家如何强，只有信仰基督，学习英、美，才有出路。
其次是智育部、体育部。业务花样繁多，举办的有英语、数学、财会等专修班和补习班，分日班和夜班，也曾一度附初级和高级小学，以及中等补习学校，也经常请人作哲学科学讲演等等。体育部设有室内健身场和露天运动场，室内有台球、乒乓球、象棋、围棋等，室外有足球、蓝球、网球、排球等，并随时联系各学校或社会团体，举行比赛。
再次是群育部。举办的有宿舍、西餐部、中餐部、浴室、电影、幻灯等业务。主要是为会员设备的，会员可以享受折价优待，非会员则不能享受折价优待。
以上智、体、群三部业务，在表面上看，似乎是给西安地区做了一些好事，给社会上服了务，其实仍不外拿我国人的钱，为教会扩大影响，为其目的服务而已。
五、西安基督教青年会和政府官吏的交往
当时西安基督教青年会和政府官吏，是有一定的往来的，这个来往是建立在相互利用的基础上。就青年本身说，是没有固定经费，而经常开支每年约在三千元左右，业务收入仅能维持业务支出，会费收入最多时期不过一千七、八百元，因此经常开支大部分仍靠募捐，募捐对象，主要是“达官贵人、富商大贾”，这就不能不交结官府与之往还。就官吏讲，认为青年会是教会洋人办的事业，在害怕洋人、崇拜洋人和一旦有事可以依赖洋人的思想支配下，自然对这个洋办事业予以支持。同时青年会设有电影和西餐部，那时在西安是独一无二的业务，请洋人吃饭或者一些“体面”朋友吃饭娱乐，也乐得和青年会来往。记得我在青年会时期，于右任、阎治堂、郑平阶、陈树藩等都捐助过一千元，冯玉祥、刘镇华等都捐助五百元，以下其他僚属和富商大贾也多有捐助，这就说明相互来往的一些实质。
六、基督教青年会在西安地区
起了一些什么作用和影响
西安基督教青年会象前边记述过的，开办英语、数学补习班，展开体育文娱活动，开办宿舍、餐室、电影等等，从表面上看，好象似在西安办了一替人服务的业务，但其实质、其目的、其作用，无一不是为基督教会服务的，并进而为美、英帝国主义者侵华扩大影响，其贻富流毒，浸淫于我国人民脑海中，比之帝国主义者直接向我国贩运鸦片毒品为尤甚。例如当时有人说，基督教青年会是“小租界”，住青年会宿舍有保障，每天可以避免军警的查店和纠缠，有战争和意外事变，住在青年会内，生命财产可以不受损失。事实证明，在西安围城时期，有很多人要求在青年会内居住。那时象刘楚材、张午中等不少人，都是挈家带眷，住在会内。有些人说，拿上基督教青年会的路证，比国民党官府的路证威力还大，不但可以减免军警的搜查留难，碰到土匪也很买帐。所有这些，算是一种什么作用和影响?这不很清楚的显示出教会和洋人有特权吗?这也不是很明白的指出基督教青年会是替谁服务吗?另外青年会开办的西餐部，一切材料都是从美国进口的。西干事朱尔登经常宣传推销美国奶粉。董事桑伯廉利用青年会和西干事的关系，包销美孚煤油和瑞典火柴。以上这些，都超出了正当宗教活动的范周。
本文仅就个人经办的和听到的，加以叙述认识，因年久记忆力差。错误不周之处，在所难免，希望详知者予以纠正补充。
(郭铁民整理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日)
《陕西文史资料》（第十六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