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兰教在青海的传播和发展
孔祥录 喇秉德
一、伊斯兰教传入青海和回族
在河湟地区的早期活动
在唐代，从丝绸之路来到中国的外交使团主要活动于以长安为中心的西北地区；同时，阿拉伯、波斯的穆斯林商人也多往来于这一路。从那时候起，就有了以经商坐留年久不归的“番客”和战乱结束后在中国安家落户的大食兵，①并且为数不少。7世纪中后期，阿拉伯帝国镇压了持续达12年之久的以什叶派教徒为主反抗倭马亚王朝的斗争后，“曾有一批什叶派穆斯林因逃避王朝的迫害而到了中国的北方，做了中外贸易的牙客”。②据《甘宁青史略》卷首之三载：伊斯兰教于“唐天宝后，由西域流入甘肃，其教徒多西域人。时称西域为回回，因以名教”。而天宝后正是阿拉伯倭马亚王朝和阿拔斯王朝交替、阿拔斯王朝向东扩展，其东部疆域同当时唐朝的西北边境接壤的全盛时期，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同唐朝间的联系更加广泛密切，当时西域“胡商”的足迹已经深入到了蜀中。以此推论，较之便捷的河湟地区当更是经商范围；一批什叶派穆斯林之避难逃居中国北方，当然也包括河湟地区。
根据为编纂《青海省·民族志》回族志调查收集到的口碑资料，唐代中亚商人越过葱岭和祁连山，到达青海河湟一带，经营商业贸易，继从事耕作。现在西宁回族中的哈、丁、穆、白等姓的先祖，据说就是当时移居来到此地的波斯人，他们成为伊斯兰教在青海的最早传播者，这同前面述及的有关历史事实和记载等史料是完全吻合的。与此相关联的是，甘肃临夏(同青海回族历来联系频仍密切)回族中关于唐代曾有伊斯兰教十大“上人”到临夏居留直至终老的传说与“先有哈家坟，后有枹罕城”的古谣有相同之处。由此我们可以说，伊斯兰教的传入青海自唐代为始，或者说可以追溯到唐代。
到10世纪60年代，北宋建立，仍旧“还有大量的阿拉伯、波斯以及中亚其他地区的穆斯林继续从陆上沿丝绸之路进入新疆，到罗布泊附近，因为这时河西走廊为西夏所据，他们要去宋朝辖地进行外交、贸易活动，无法通过，就东南入柴达木盆地，经青海湖北岸过西宁，循湟水谷地到洮河流域，走临洮，再由陇南进入关中平原，东去洛阳、开封”。③也就在这时候，在已趋衰落的阿拉伯帝国原统治地域的葱岭以西到咸海附近，由当时已经信从伊斯兰教的我国古代少数民族突厥人和回纥人建立起哈拉汗王朝(我国史书称黑韩王朝或喀喇汗王朝)。之后，该王朝的疆域就由中亚越葱岭经喀什噶尔、叶尔羌、英吉沙尔向东延伸到于阗一带。在哈拉汗王朝统治了南疆南部以后，伊斯兰教在这一广大地区传播、发展很快。从此以后，因利趁便而进入南疆一带的阿拉伯等地的使者、商人等就经常同当地的穆斯林一起东经青海、陇南、关中到开封进行贸易。北宋收复湟州、洮州以后，青海路被视若通衢，而往返于这一路的穆斯林使者、商人等就更多、更经常了。他们也免不了因宋与吐蕃、西夏等国在政治、经济、军事上的冲突或者缓解，不得不经常在沿途各地滞留，而当时处于宋、吐蕃、西夏及金等势力交接要冲的鄯州(今青海西宁)，这种滞留的情形就可能更为经常，这无疑对包括西宁在内的河湟地区伊斯兰教的传播和发展是一个较大的推动。宋代的青唐城(即今西宁)已经成为中亚、西域各地商人进行贸易的重要集散地，直至南宋绍兴三年(1096年)，大食进奉使节仍沿青海路经西宁到熙州(临洮)，前后历史达100余年。清人冯一鹏的《塞外杂识》记载说：“西宁之西50里曰多坝，有大市焉，细而珍珠玛瑙，粗而氆氇藏香，中外商贾咸集。一种缠头回子者，万里西来，独富厚于诸国，又能精鉴宝物，年年交易，以千百万计”。这里特别提到万里西来的“缠头回子”，显然是指循青海路贡道而来的中亚等地穆斯林商人。其年年交易“以千百万计”，正说明西宁作为继宋代以来的中外贸易市场，穆斯林经商活动的规模不小。
青海路的开辟与西宁成为这一孔道上的重镇，使不少穆斯林商人留住下来。公元11世纪以青唐城为中心建立的唃*(左口，右厮)罗政权所统属的部众中有回纥数万，足以说明当时居留在青海的回族先民其规模弥足可观。④另据陶宗义《说郛》、李远《青唐录》记载，当时的青唐城的东城居住着“陷羌及陷人之子孙，夏周降于阗，四统往来贾贩之人数百家”。当时的青唐城与今西宁市的城区基本相同，其东城就是现在的东大街至东关一带，而这一带一直是回族居住比较集中的地区；清代同治年以前，城东北一带颇多清真寺，今西宁一中所在地原有一座规模较大的清真寺，康熙时马守祯、马家骏等人曾在此寺拜谒过圣裔赫达叶·通拉希；同治年间西宁回民起义被扑灭后为清军所毁，以清军将领刘锦棠之父统领刘松山在与回民起义军作战中被杀之故，改称统领寺。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窥见一些今日西宁回族在历史上的分布和源流之端倪。
到了元朝初年，马可·波罗在来到西宁时仍然看到，“西宁境内管辖的城市和堡寨，同样划归唐古忒省的疆界之内，属于大汗的版图。这个国家的居民大多数都是佛教徒。不过也有一些伊斯兰教徒和基督教徒”。⑤这里所说的西宁当指今青海东北一带，故而说“这个国家居民大多数都是佛教徒”。马可·波罗当时在西宁一带见到的伊斯兰教徒，不仅仅是随蒙古人西征而来的回回人，恐怕主要还是当地原来的穆斯林。
尚需说及的一点是，直到现在，西北地区回族妇女(主要是姑娘和少妇)中普遍喜欢用凤仙花的叶染手指甲，这种风俗很早以来也影响到本地汉族妇女中，人们普遍习惯于把凤仙花称之为“海纳”这一阿拉伯名称。宋人周密在《癸辛杂识》中早就对此进行过细致入微的描写，并说“今回回妇女多喜此”。这类情形还反映在一些日常用语中，如言称倒霉、懊丧之心情，就说“鼠迷”，或“鼠迷白道的”，这里所说的“鼠迷”正是阿拉伯语和中国伊斯兰教的经堂用语。又如指挑拨、逗弄是非的人或事，就说某甲受了某乙的“龊唆”云云，这里所说的“龊唆”也原本是伊斯兰教的经堂语言。现在，西宁地区无论回、汉，相处既久，在回族逐渐采用周围多数人(主要是汉族)所通用的语言——汉语之同时，本地汉族在其口语中也汲取了早期回族先民曾使用过的一些阿拉伯、波斯语汇，这种情形也只为西宁等不多的地区所特有，而且即使在城中汉族聚居区也依然存在，可见回族先民居留西宁年代之久远，及其与汉族在习俗、语言等方面相互影响之一斑。
二、伊斯兰教在青海的进一步传播和发展
元初，“天方圣裔故土布·览巴尼尔卜都来海嘛”，⑥以穆罕默德20世孙在成吉思汗征服撒马尔罕等中亚地区后，由伊拉克来到中国，先去云南，继又率从者来到西宁从事讲经活动，“复命归真”后，当时坐镇西宁的元西宁王速来蛮特地为其在西宁凤凰山(即南禅寺所在峰顶)修建“拱北”，并立碑以志纪念。⑦
以“圣裔”之尊贵身份来华而后去云南，继来西宁，相从徒众必不在少数；后来“复命归真”修建拱北，其跟从徒众及其它信从之人由尊奉其人，到崇拜拱北，遂相聚相守而终老当地，这在伊斯兰教中是极明白而合理的事，拱北周围的四座坟墓就是确凿的证明。直至明代修东关清真大寺时，尚有回族上层冶正国主持拱北之事，沿及于今，仍有人结庐而守。这是青海伊斯兰教传播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从这位“圣裔”之从伊拉克来我国云南，而后再来西宁，说明西宁已经有穆斯林居民，并且是伊斯兰教已经传播的地区。据说，现在西宁北关、南关和白玉巷等处的清真寺，就是元代修建，清代被毁后于近、现代才修复的。因此，伊斯兰教自唐宋时期传播到青海，至迟在元代已经有了公开并集体进行礼拜等宗教活动的正规场所——拱北和清真寺(在伊斯兰教的传播过程中，拱北作为伊斯兰教某个教派贤人的陵寝，有时起着与清真寺同等的作用)，这表明当地穆斯林居民人口业已达到了一定的规模。
西宁王速来蛮修拱北的事，起码表明了他对伊斯兰教及其贤人的尊崇，这种尊崇以修建拱北、树碑立传的方式表现出来，无疑对伊斯兰教在该辖区的传播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早在13世纪初，成古思汗西征从中亚回军经由甘肃河西走廊东归实施其灭夏、灭宋的政治军事计划，曾于1227年攻取洮、河、西宁等州。这时，随同东来的数百万计的“西域亲军”(即主要是被签发的葱岭以西阿拉伯、波斯和中亚信仰伊斯兰教的各族人)连同随军的工匠和妇孺等均由蒙古军队的首先征服西北，其大部或以驻守，或从事屯聚牧养于西北各地。《甘宁青史略》卷十三载：“世祖二十八年，是岁以甘肃旷土赐回回昔赛赤、哈散等，俾耕种之”。《元史·世祖本纪》亦载：至元二十五年，命回回人“忽撒马丁为管领甘肃陕西等处屯田等户达鲁花赤，督斡端，可失合儿工匠千五十户屯田。”于是，形成了“元时回回遍天下，及是居甘肃者甚多”⑧的情形。当时，从六盘山到黄河的宁夏和甘肃的河西、五条河等地，是一个主要的农垦地区。现今青海回族主要居住的省内东部农业区在历史上正是属于甘肃的一部分，五条河垦区则全部包括了今日青海回族居住的大通河、湟水流域和古代被称作析支的循化、化隆到贵德的黄河谷地。
元朝末年，封西域回回薛都尔丁为甘肃行省佥事。及明代洪武四年归附朱明王朝，仍授原职，并命其率部众往驻米拉沟(在今青海民和)，起初以其来之西域故称为缠回，明清两代数百年间作为西北地区18家土司之一世袭罔替，今天民和米拉沟、巴州一带冶姓回族基本上就是薛都尔丁及其部众繁衍发展而来的，冶土司祖先弟兄中有叫米来者住西沟里，后来称西沟为米来沟，米拉沟即由此变音得名。因而，冶土司及其部属的世居此地，加上其它社会历史原因等，使民和成为伊斯兰教在青海传播发展的一个重要地区。
公元14世纪中后期(约当元末明初)，青海撒拉族的先民在其首领尕勒莽弟兄带领下，从中亚撒马尔罕地方分别沿天山南北两路东来，他们中的大部分经长途辗转来到现在的循化街子一带定居下来，而传说中的尕勒莽弟兄原来就是撒马尔罕地方在伊斯兰教方面因有很大影响和声名，受到国王忌恨为避祸而携带《古兰经》不辞万里东行到此，这部《古兰经》是用精制羊皮抄写的，几百年来，撒拉族人民视为本民族最珍贵的文物保留到现在。⑨应当说，撒拉族先民的移居，是伊斯兰教在青海传播发展过程中的又一重大事件，而骆驼泉的传说则是这一事件在撒拉族民间文学中的生动反映。
综上所述，故土布·览巴尼尔卜都来海嘛及其从行者的到来，回回军户在河湟流域的屯田垦戍，西域缠回薛都尔丁率其部众的驻扎并以此世居米拉沟、巴州，以及撒拉族先民的集体入居循化，与唐宋时即在河湟地区居留下来的穆斯林不期而合，这就在更大的范围内传播了伊斯兰教。同时，在青海这一历来就是多民族活动的历史舞台上，在各种社会历史条件的作用下，促使形成了新的人们共同体：即在全国回族形成的同时形成了青海回族；另以从撒马尔罕东来那一部分穆斯林为基干，与周围回、汉、藏等民族融合，形成了为青海所特有的民族——撒拉族。明初，征西将军沐英(回族)奉命为巩固明廷的西北边防等军务来西宁后，应青海回族上层人士的请求，奏准朝庭，在西宁修建了规模宏大的清真大寺。由此我们可以断言，从元初西宁王速来蛮为圣裔修建拱北，到明初征西将军沐英请旨修建清真寺，其间一百多年是伊斯兰教在青海以西宁为中心向整个东部农业区稳固发展的阶段。
三、伊斯兰教在青海随着回族大
迁移而进一步广泛发展
明代，将“移民实边”做为一项国策，数度移民青海。明王朝建立伊始，就采纳以经略西北到青海的征西将军邓愈、长兴侯耿炳文的奏议，将人烟稠密的“江右”(长江东南)、“淮泗”(安徽北部)一带居民大量移居西宁卫及所属之今乐都、贵德、同德等地，由是史称“卫所军民皆事垦辟矣”。移民中固多汉民，但宋元以来，“回回皆以中原为家，江南尤多”，⑩因而也一定有江南回回人同被迁移。洪武十三年，邓愈督修贵德城完工后，“因此地土著多系羌戎”，便移河州回民48户于此，给其田亩，免其赋税，(11)这部分回族的移居使伊斯兰教在贵德地区得以传播。
值得一提的是，1979年11月7日、8日，在民和大庄金家嘴窝子地出土了一个金壶和五个银壶，考古确定为明代器物。这几个金、银壶形状大小基本一样，高为24—25厘米，口径7—8厘米，底径7.1—7.2厘米，最大腹径12—13厘米，把高11厘米，壶嘴长约10厘米。金壶底部有一行阴刻铭文：“大庄民寺金瓶一对。”其以大小形状似应为壶而称之为瓶者，正是伊斯兰教教徒礼拜行大小净专用的汤瓶。由大庄之为回族聚居地，其拥有汤瓶之民寺显然是清真寺。而拥有金银制汤瓶的清真寺，其规模绝非等闲可比；壶之制于明代，由此可以想见至迟在明代，民和一带回族居住之盛。
到了清代，由于极其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以各种形式来到青海的回族较列代更多。清初甘州(甘肃张掖)米刺印、丁国栋领导的一度有席卷西北之势的回民反清斗争失败后，曾有一部分起义者为逃避镇压屠杀携眷翻越祁连山来到门源、祁连一带落户，他们中的一部分曾依附于蒙古人托茂公受到庇护，并娶蒙古女子为妻，在后来的发展中，形成既受到蒙古族某些习俗的影响，又保留伊斯兰教信仰的青海托茂人。《甘州府志》记载这一事件说：“我朝顺治八年，叛回米刺印、丁国栋余党数百人善鸟枪者逃出，降于番夷滚卜台吉。滚卜亲率诸回驻牧于巴丝墩以为羽翼”。雍正三年，罗卜藏丹津事件平息后，仅修大通卫(包括今大通、门源、祁连)所属大通、白塔、永安等三处城垒，即从山西、陕西、甘肃、北京等地迁来大批回民以实边。这部分回民先后大批地移居青海，不仅壮大了青海回族，而且使伊斯兰教在北从大通河流域东经湟水谷地，南至黄河积石山流段的整个河湟地区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清代中、后期，统治阶级的民族压迫，尤其是对信仰伊斯兰教的回族、撒拉族的高压政策，激起回族、撒拉族人民多次掀起不屈不挠的反抗斗争。其中以咸、同年间在太平天国革命影响下的西北回民大起义最为壮烈。西宁做为当时的四大起义中心之一，青海全境的回族、撒拉族人民也同仇敌忾地投入了这场斗争中。但在当时太平天国革命失败等严峻形势下，基本上各自为战的西北回民大起义依次被镇压。西北回民被成千上万地屠杀的同时，引起大范围的逃难流徙。青海回族居住地区处西北偏僻地带，也因陕甘宁等起义中心依次丧失的缘故，陕、甘等地起义回人，或因失败避难，或因继续进行抵抗，陆续来到青海。同治初年，河州回民起义由于马占鳌父子等人的叛卖而断送，不甘屈服的起义回民曾一次避居化隆500余人，另外也有投奔西宁等地的。与此同时，陕西回民起义领袖白彦虎率部2万余众辗转退据西宁，驻小南川一带，抵抗清军失败后经大源去新疆；当清军刘锦棠部攻进西宁时，西宁仍有陕西回民2万余人，左宗棠把他们迁到甘肃的平凉、秦安等地。这两地陕西回民数万之众流散于西宁等地者亦不在少数。今民和马场垣团结、金星二村的回族就是同治年间自西安到兰州城关营、苦芦湾，后又来到民和的。大庄张、安、海、马四姓回族据称也是那时自兰州皋兰等地迁来的。这里的白、苏等姓回族则是直接从白彦虎起义队伍在甘、青辗转抗击清军过程中掉队流落下来的。这种大规模的流动，加上后来左宗棠为彻底杜绝回民造反而采取旨在“涣其心，孤其势”(12)而强迫迁徙为主的一系列“善后措施”，原先相对集中的回民力量被大大削弱。强迫迁徙分散的结果是，自唐宋以来发展到清代不下70万的陕西回族以“十不存一”，急剧减少，使伊斯兰教在陕西的影响大大削弱；另一方面，在镇压回民起义的屠刀下劫余的幸存者西向迁移避难，在客观上使伊斯兰教在一些偏僻地域得以传播和发展。
还应看到，伊斯兰教在青海的传播发展中，一部分汉族人也逐渐地受到伊斯兰教的影响，于是随着思想信仰上改宗伊斯兰教，在族属上也就自然地加入到回族中。在青海称为“随了”。同治年间，马桂源受抚清廷任西宁知府期间，曾采取了一些意在改善回、汉民族关系的措施，如于同治四年(1865年)春二月劝令西宁所属汉民改良畜牧方法以促进生产；同治七年(1868年)，为汉民修缮孔庙等等。这在一定程度上赢得了部分汉民的好感，愿意改随伊斯兰教。如《近代史资料》记载，同治年间，“西宁八属汉民，尽随其教，马智元(即马桂源)兄弟格外庇护，得以安业”。其他以姻亲婚嫁等关系而多改随伊斯兰教者，尤其是在回、汉杂居地区更为常见。
随着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的人口不断增加，伊斯兰教的影响也无形中日益扩大，对宗教生活也更加重视，因而去麦加朝觐的人次越来越多。由于朝觐的时机和所经过的途次等的不同，朝觐者接受了阿拉伯国家流行的不同学理、教派，特别是他们中专门的学经者，在受到各种不同的教理传授归来后，讲经传道，标新立异，于是形成了不同教派和门宦。
注 解：
①杨怀中：《唐代的番客》，载《伊斯兰教在中国》，宁夏人民出版社，1982年。
②③马士年：《伊斯兰教在陕西的传播发展与演变》，载《清代中国伊斯兰教论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81年。
④参见《海北藏族自治州概况》，青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
⑤《马可·波罗游记》第69页。福建科技出版社，1981年。引文中的唐古忒，也称唐兀，约当今宁夏全境、甘肃北部及青海东北部地区。
⑥⑦《南禅寺天方圣裔复命归真碑文》。
⑧《明史·西域传》。
⑨此节叙述参见《撒拉族简史》第二集族源部分，青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
⑩周密：《癸辛杂识》(续集)《回回砂碛》条。
(11)《青海省志·民族志·回族志》(油印本)。
(12)《西宁府新志》卷十一。
《西北回族与伊斯兰教》 (第七章 教派门宦与清真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