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甘宁边区回族代表人物述论
郭林
陕甘宁边区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创立的著名抗日民主根据地和解放区。党中央、毛主席和中央军委在这块黄土地上工作战斗了13年，因而它成为中国人民革命战争的总指挥部和总后方，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中国共产党在这里实行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政策，特别是实行了各民族一律平等和民族区域自治的民族及其他有关的宗教政策，从而使陕甘宁边区各族人民得到了应有的民族地位和民族权利，在保卫边区、建设边区和英勇抗日的斗争中，各族人民团结奋斗，共同创造了陕甘宁边区的历史。
回族是边区的主要少数民族。在共产党领导下，边区回族人民在回族历史上谱写了民族平等团结的第一篇乐章。他的历史作用与历史地位无疑是回族史上重要的一页。回族中的许许多多优秀人物在这里成长，他们用自己的智慧、才能、汗水和热血为民族、为国家、为人民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因此，在回族历史和回族人物的研究中，解放区回族人物是一个不可忽视、有待深入发掘和研究的重要部分。本文仅对陕甘宁边区的三位回族代表人物作一简略介绍，以期深入研究。
一 党的优秀回族干部马文良烈士
马文良烈士是1941年2月在陕甘宁边区盐池县回六庄工作时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同年4月17日于银川市英勇牺牲的，牺牲时年仅29岁。
烈士原名尹久官，曾用名尹绂，1912年10月17日出生在辽宁省海城镇一个富裕的回族家庭。1931年考入北平东北大学，1936年初赴日本留学。那个时期正是日本帝国主义大肆侵华，而蒋介石集团却顽固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政策，加紧法西斯独裁统治，中国面临亡国危机的严重时刻。中华民族的子孙都在为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前途焦虑。1935年底，北平爆发了“一二·九”学生运动，掀起了全国规模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运动。热血青年马文良积极投入运动，参加各种抗日宣传活动，为抗日救亡奔走呼号。但平津学生的爱国行动遭到国民党当局的严厉镇压。1936年初马文良遂转赴日本，在日本期间参加了党领导下的革命群众组织“解放社”。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后，大批有志青年奔赴延安寻求抗日救国的真理。1937年秋，马文良也辗转来到边区，在延安加入中国共产党，由一名爱国知识青年成长为工人阶级的先锋战士。马文良在马列学院系统地学习了马列主义理论和抗日救国的本领。在延安这座革命大熔炉里他锻炼的更加成熟。
1940年1月，为粉碎日本帝国主义分裂中华民族，特别是挑拨、煽惑回族“分立自立”，“建立回回国”以削弱中华民族抗战力量的阴谋诡计，加强回族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倒退的斗争力量，同时进一步推动边区回族的抗日运动、促进边区回族文化的发展，马文良与金浪白、马青年、王占魁、王谦、马尔撒、苏汝智、苏冰等八人共同发起并组织成立了“延安回民救国协会”。在国民党不承认回族为一独立民族，回族组织只能以“回教”相冠的时期，延安回民救国协会的成立有着重要的意义。马文良参加了起草组织章程、大会宣言和告边区回民同胞书等各项组织筹备工作，并在成立大会上被公推为延安回民救国协会五理事之一，成为边区回族人民抗日救国斗争的一位领导人。在延安回协发起组织下，同年10月7日，边区回族人民在延安召开了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回民代表大会，在这次大会上成立了边区回民统一的抗日救国团体和文化团体——中国回教救国协会陕甘宁边区分会和陕甘宁边区回民文化促进会，以加强与全国回族人民的联系与团结。马文良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和常务理事。在马文良等回族干部的领导下，边区回协分会和回民文化促进会作了大量有益于团结抗日和民族发展的工作。
1940年11月，边区回协分会为加强回族工作，组织了三路巡视团分赴三边、陇东及关中分区考察边区及周边回民状况，帮助基层建立回协支会和抗日武装力量。马文良被任命为三边分区回民巡视团中共特支书记兼团长，率领副团长马文奎，团员马尚福、仲正明等6人赴三边工作。时值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国民党对边区的摩擦事件不断发生。1941年2月的一天，正在盐池县回六庄工作的马文良一行，突然遭到国民党惠安堡驻军与警察的包围，除马文奎一人脱险外，马文良等五人均遭非法逮捕。敌人将他们押解银川。在生死考验关头，他们临危不惧，与敌人进行顽强斗争，充分表现了共产党人、革命干部为民族解放舍身取义的崇高气节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穷凶极恶的敌人于1941年4月17日深夜，将马文良与崔廷儒(景岳，宁夏工委书记)、孟长有(地下党员)三烈士活埋在银川城隍庙北的城墙下。临刑时烈士毫无惧色，视死如归，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慷慨就义。
马文良烈士是回族人民的优秀子孙，党的优秀干部。他宁死不屈的高尚气节和英勇献身的精神光照千秋，浩气长存。银川市委和市人民政府于1991年10月为马文良等三烈士修建了一座纪念碑，将他们的英名永载史册。
二 抗日民主政权中的阿訇马生福
马生福是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议员、边区政府委员、边区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是一位正直、进步、热心为民众服务的老阿訇。他是甘肃清水县张家川人，生于1882年，14岁开始在张家川及新疆学经，24岁时为阿訇，到47岁时已在陇南一带开学9处，他的徒弟中有18人成名。这时的马生福已是一位伊斯兰的饱学之士。1929年，他来到陕南宁陕县东江口做阿訇。1933年红军曾到达该地打土豪分粮食。红军走后，国民党当地保安队因马生福与红军有来往而逮捕了他，并准备抢毙。行至刑场，被当地回族群众苦苦哀求，以600块银元赎回，使他幸免于难。1936年底，他不堪国民党的压迫，与长子逃往西安，在西安回教公会弄到10余元盘缠，1937年3月进入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新正县一区九乡谋生。九乡是回民聚居区，当地政府与人民群众热情接待了他，并设法将他的妻儿老小从东江口接到边区，帮助他们在边区安家。从此，马生福阿訇在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开始了民主自由的新生活。
他开始在新正县一乡清真寺当阿訇，1941年5月，边区政府任命他为边区民族事务委员会五委员之一，7月正式接任延安清真寺教长之职。边区第二次民主普选时由新正县选为边区参议员，在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上当选为边区政府委员会委员，从此代表回族参加了边区新民主主义政权的管理与建设工作。在教长接任典礼上他激动地说：“我是在关中开学的阿訇，我早就很想来延安。我知道延安建立清真寺完全是为了回民自己，所以我抱着很大的热情，不怕天气炎热，不怕路途遥远，不怕年迈苍老，坚决要来延安。我来这里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民族、为了国家，在边区政府英明领导下，使各民族团结起来，为中华民族为回民自己的解放而奋斗。”①这些话充分表达了马生福阿訇爱国抗日、追求正义和维护民族团结的进步思想。
在边区政府工作中他尽职尽责不辞劳苦。对边区建设他提出过许多宝贵建议，如：保护森林以利发展边区木材、调节气候雨量案；发展畜牧业、培养兽医人才减少牲畜死亡以利边区建设案，改善群众卫生设备消除疾病及注意保育儿童健康案等等。他的这些提案受到边区政府重视，在参议会上均获通过。他尤其注意推进边区的回民教育事业。他认识到，在偏远的边区回民文化特别落后，人人都是睁眼瞎子，这是很危险的事情，于是他利用去回胞家念经和清真寺礼拜后的时间向群众讲解办学的意义，商量民办公助的具体解决办法。1944年，在他的带动与推进下，新正一区龙嘴子群众自愿出工修窑，办起了伊斯兰小学，使当地回民子弟有了学习的条件。
马生福阿訇不仅是一位称职的边区政府委员，还是积极响应边区政府号召，改革旧习的改革者。在边区大生产运动中，他以身作则参加生产劳动。1943年，63岁的马生福开荒3亩，收获麻子、菜蔬、玉米等作物，生产总值达8000元边币。1944年他仍种了5亩麦地。在他的带动下，1943年延安清真寺农副业生产总值达16万余元，做到了油、盐、菜、肉全部自给，不仅改变了清真寺经济依靠“天课”的状况，减轻了回民群众负担，也改变了阿訇、满拉等寺院人员不事生产的旧习，提高了他们的思想觉悟。
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反对蒋介石集团独裁统治的斗争中他义无反顾，痛斥国民党反动派进攻边区、封锁交通、杀害行人的卑鄙行径，坚决要求国民党撤退包围边区的军队，开赴抗日前线。1945年3月，他领导延安回民群众举行圣纪活动后，与边区回协共同召开回民座谈会，强烈要求国民党当局改组国民政府统帅部，建立联合政府与联合统帅部，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他积极拥护成立“解放区回民抗日救国联合会”的建议，因为只有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才能真正发挥回民抗日的伟大作用。他在边区政府作出了民族宗教代表人物应有的历史贡献。抗战胜利后，因他年老多病，由政府安排回到新正家中，不久病逝。
马生福阿訇是一个受尽国民党反动派民族压迫的回族宗教界爱国人士，来到陕甘宁边区后受到党、政府和人民的关怀、爱护和尊重。因此他十分珍视解放区的新生活，真心热爱共产党、热爱边区，竭心尽力为边区各族人民谋利益，为抗战救国出力。他没有作出什么惊天动地的伟业，但在他的带动下，边区出现了许多回族及伊斯兰教的模范先进人物，不仅团结了边区及边区周围广大回族群众，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进了回族文化发展，而且开创了回族宗教界人士与共产党亲密合作，宗教与新民主主义制度协调发展的先例。
三 边区回族知识分子的代表金茂岳
金茂岳曾是陕甘宁边区著名的外科、妇产科专家。在延安时一直是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同志的保健医生。他的医术和人品受到党和群众的高度评价。
金茂岳是山东泰安市回族，生于1906年5月5日，1935年毕业于山东齐鲁大学医科系，曾获医学硕士、博士学位。“七七”事变爆发后，他积极参加了南京中国大学、山东齐鲁大学联合组织的救护队(后称中国红十字会第二十三医疗队)，任外科医师和队长，辗转于安庆、汉口、西安等地为抗日前线将士进行战场救治。然而国民党片面抗战路线使他失望，在中国共产党全面抗战路线的感召下，1938年1月，他毅然率队奔赴革命圣地延安，投身于民族解放的革命斗争之中。他先后在边区医院、中央医院等医疗卫生单位担任外科医生、妇产科主任、医务部主任、延安自然科学研究会医药分会副会长等职。他在边区从不以高级知识分子自居，始终满怀革命热情，在物质条件极差的情况下勤奋地工作。他自己动手设计并修建手术台，在简陋的条件下作外科、妇产科手术，救治了无数病人。同时，他非常重视医学教育工作，1940年被延安中国医科大学聘请为妇产科教授，担任该校和延安卫生学校的临床教学和实习课，同时为延安女子大学讲授妇幼卫生教育，为边区医疗院校培养了大批医务人员，是延安深受欢迎的妇产科教授。1940年“三八”节时被评为延安先进妇女工作者，获“保护妇女利益”奖。1941年当选为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一次大会的参议员。中共中央领导对他的工作给予很高评价与希望，并赠送题词表示鼓励。毛泽东为他题写了“努力救人事业”，朱德题赠“不但医人还要治国”，周恩来的题词是“为边区卫生工作创新纪元”。革命领袖的表扬和鼓励成为他一生工作学习不断进步的巨大动力。
作为回族知识分子，他时刻关心着回族人民的命运。他积极参加边区回族的抗日救国和文化活动，成为回民文化促进会筹备委员，在回民代表大会上被推选为主席团成员。
1938年4月白求恩到延安时，金茂岳作为助手，同白求恩一起作过手术。伟大国际共产主义战士的高尚品格给予他深刻教育和影响，成为他一生怀念和学习的榜样。1942年3月，由陈云介绍金茂岳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1943年他受到“左”的错误路线的审查和批判，但他身处逆境却始终坚持着革命信念，坚信党中央，坚信人民。甄别平反后他依然勤勤恳恳、兢兢业业的战斗在党的医疗卫生战线上。解放后他担任过宁夏卫生厅副厅长、北京市卫生局副局长、卫生部医学科学委员会委员等职务，为我国卫生事业的发展和建设倾注了全部心血和毕生精力。1987年7月17日金茂岳病逝于北京。
四 边区回族代表人物的思想风貌
马文良、马生福及金茂岳，虽然职业不同，政治身份不同，但有着共同的思想特点和品格。
1、他们都是回族中有觉悟的知识分子，继承了回族热爱祖国、追求真理、不甘压迫、富于斗争精神的优良传统。在祖国危亡面前，他们不怕国民党反动派的淫威，苦苦寻求救国救民的革命道路，毅然投奔延安，参加革命工作，汲取革命营养，为革命贡献青春与生命。体现了回回民族勇敢、坚毅、不惜牺牲个人的民族性格。
2、热爱回回民族，同样也热爱中华各民族，始终把回族作为中华民族不可分割的一员，共求各民族的平等解放和繁荣昌盛，这是边区回族代表人物的共识，因而他们拥护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主张，拥护党对于回族平等团结积极帮助的政策。在党的领导下，不惜热血与生命，促进全国回族的抗日运动，巩固民族团结，决心“为粉碎日寇对回族的挑拨以及为争取全国回回民族与中华各民族的解放而斗争”(《延安回民救国协会告全边区回民同胞书》)。这种共识也是边区回族人民民族意识的突出特点。
3、边区内外少数民族绝不相同的政治地位和生活状况，使他们深切感受到“中国共产党确实是回族的可靠朋友和领导者”，坚信“毛主席是我们的救星，各抗日根据地是回民解放的靠山”，只有信赖共产党的领导才能完成中华民族和回回民族的彻底解放。这些认识同样也是边区回族人民的共识。所以以马文良为代表的回族革命志士抛却身家性命于不顾，决然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共产主义理想、为民族、为国家而献身。而像马生福这样的回族宗教界爱国人士及广大回族群众虽然在宗教信仰上与共产党不同，但在抗日民主政权的政治生活中却能接受党的领导，协调一致地与共产党为民族解放祖国富强这一共同目标携手奋斗，这在中国共产党还未夺取全国政权的艰难时期是非常可贵的。如今，历史已经证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回族和中华各族人民解放、民族昌盛的根本保证，是中华民族大团结的核心。在今天中国进一步改革开放的大潮中，也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才能避免民族分裂，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一滴水可以折射出太阳的光辉，一个历史人物的生平与事迹是一段历史的写真。马文良、马生福、金茂岳等革命先烈、前辈的生命之花为绚丽多采的回族历史增添了一片彩云。
注 释：
①1941年7月14日《解放日报》。
《近现代回族人物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