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参加和平代表团赴青海的回忆
马丕烈
1984年7月，我到新疆见到了阔别35年的老首长王恩茂同志。王对我说：“马老，解放青海时，你我都还年轻。记得那时你的一个侄儿扼守黄河，你主动提出给他写信，劝他不要抵抗。后来，你的侄儿果然撤退了，解放军得以顺利渡河，解放了青海。你为解放青海做了有益的工作，立了功，党和人民不会忘记你。”老首长的一席话，使我热泪盈眶，35年前的一段往事又浮现在眼前。
1949年8月22日，解放军一野一兵团王震司令员率主力部队解放了甘肃省临夏县城。3天后，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带着妻儿老小从乡下回到县城家中。见家中院内虽住满了解放军，但一切物品的安放如旧。一位住在楼上的参谋长热情地对我说：“你回来太好了，我们正在找你呢?”他用电话告诉王司令员说：“我们的房东回来了。”我当时心里很不踏实，一边喝茶，一边预卜着自己的前途：“我和马步芳有亲戚关系，1940年前还当过82军的少将副官长，以后又当过青海省政府的财政厅长、国民党国大代表，去南京开过会……”正想着，一位解放军干部说：“马先生，王司令员派我来接你。”
司令部设在临夏的“东公馆”。当我到司令部时，王司令员很客气地对我说：“丕烈先生，你对解放临夏是怎么看法?”我当即答道：“很及时，很好。完全拥护，欢迎。”说实在的，我完全没有想到王司令员竟如此称呼我，所以答话显得有些语无伦次，但也表达了我对解放军的敬佩之情。
待镇静下来后，我说：“韩起功在临夏抓壮丁，弄得老百姓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许多青年都被抓去当了炮灰。老百姓的庄稼烂在地里收不回来，日子难过得很，现在解放军来了，临夏回汉人民得到解放，这是大好事!”
王司令员说：“你是民主开明人士，我在西安时就知道你。”他怕我听不懂，又举例说：“在陕北有个李鼎铭先生，就是一位民主开明人士，他很进步，精兵简政的意见就是他提出来的，毛主席对他的评价很高。”
王司令员的一席话，使我心里更踏实了。接着，他让我看了墙上贴着的一张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布告，是毛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的“约法八章”，并边念边解释。之后，他说：“现在解放兰州的战斗已经打响，马步芳的100师师长谭成祥的部队守东岗镇，马振武的部队守沈家岭、狗娃山一带，马继援的司令部设在庙滩子……”
说起马继援，王司令员惋惜地说：“他还年轻，听说对士兵也不错，他为什么要替蒋介石卖命呢?”他用商量的口气问我：“丕烈先生，你可不可以去兰州给马继援说说，叫他不要再打了。他能打掉第一野战军吗?就算能，我们还有第二、第三、第四野战军呢!你与他有亲戚关系(马继援是我的外孙)，你考虑能不能去兰州做做工作?”我当即爽快地说：“很好，能去。”
王司令员很关心地问：“你去后，他会不会为难你?”
我很有把握地回答：“我认为不会。即使是有点为难，也只在我一人身上，没关系，您的话我一定带到。”
第二天，我去见王司令。他说：“兰州正打得激烈，恐怕你过不去。我们再看看情况，然后定行止。”当晚11时左右，参谋长又派人通知我说，王司令有事要我去。去后，王司令高兴地说：“丕烈先生，兰州已解放。马继援已由永登跑到河西走廊去了，兰州不需再去了。”他又问我说：“丕烈先生，你能同我们一起去解放青海吗?”我立即回答：“过去我在青海做过事，认识很多人，我情愿为解放青海出力。”
次日，我向王司令推荐马良同去青海①。因马良是马步芳的叔父，可以发挥作用。还建议选上两位汉族代表同去，以做好回汉族工作。此建议，均被王司令采纳。
离开司令部，我去前河沿学校参加欢迎会。刚出大门，遇见我的族弟马朝庸，他是带着马全钦的意思专门来找我的。他急忙说：“马全钦已经逃过黄河了，现在官亭。他听说你欢迎解放军，让我来问问你，他该怎么办。”于是，我又返回司令部请示。王司令说：“马全钦来临夏，已赶不上了。明天我们就去青海，你告诉他，我们循化见。”我立即将王司令的话转告了马朝庸。第三天，马全钦到循化见了王司令，并高兴地回到家中。
当日下午，由我和马良以及徐季直、祁子厚两位汉族代表组成的赴青海和平代表团宣告成立②。王司令通知参谋处写好路条后，突然问我：“你有几个孩子?”我说：“有两个，一个已在兰州大学附中毕业，另一个还小。”王司令员说：“我保他去北京大学继续念书好不好?”我高兴地说：“那很好，好得很。”
我们刚聊了几句，参谋处干部就送来我们一行去青海的路证和保送我儿子去北京大学的介绍信，以及去京的50元路费，全交给了我。
第二天，我们分乘两辆小车和王司令同去循化。路坎坷不平，越过大力架山，来到罗家庄时天已黑了，我们就在附近一个撒拉族老汉家里住了一夜。
次日，我们到距循化还有10华里的石巷时遇到了一条约十几丈宽的深沟，木桥已被韩起功在撤退时烧毁了，部队正在抢修，汽车无法通过。王司令向跟前的部队要了两匹马，叫我和他骑上，绕深沟，抄小路，继续往循化方向赶路。我们过了石巷，走进了一个荒凉大滩，一小时内不见人烟。
我边走边想，王司令过这样的大荒滩连一个警卫员也不带，真不愧是一个有识有胆的好将军!我还想，王司令对我如此信任，对我毫无戒备之心，也不把我当外人看，实在令人感动!
我们通过大荒滩，穿过循化城，来到了一个叫草滩坝的庄子，见到了王恩茂同志。他向王司令汇报了黄河对岸敌军的防线情况：“对岸马家部队和民团已经挖好战壕，准备抵抗，指挥官是马全义……。”
当我听到马全义名字时，心里一动，说：“马全义是我的侄儿子，对我还尊重，可以写信叫他不要阻止解放军前进。”王司令同意后，我立即动笔写信。大意是：解放军纪律严明，进入临夏后一枪未放，秋毫无犯，鸡犬不惊，各清真寺、拱北都受到了保护，士兵连百姓家的上房都不进。最后写到“吾侄见信后千万莫阻止大军，立即放弃阵地撤退，弃暗投明，不要让各族子弟再为国民党反动派当炮灰了。”因马良与马全义有亲戚关系，也请马良按了手印。我们在当地找了一撒拉族水手，囚水把信送到对岸马全义手中。
夜深人静，我还向对岸敌军喊话，劝他们不要阻挡解放军西进。
第二天，黄河对岸的敌军全撤了。
王司令高兴地告诉我：“敌军已全撤退了，我们正在搭浮桥。”我说：“浮桥至少一两天才搭好，让我先过去，争取时间劝说马步芳官兵投诚。”他问我怎么过河，我说：“这儿附近有个车汉大寺庄，以前我在那里办过木料，他们可以用木料把我送过去。我还想让马良和两个军代表同去。”王司令同意后，遂派卢德和李骥参谋与我同行。我们走后，徐季直和祁子厚2人便返回临夏去了。
当日，我们4人来到车汉大寺，找到熟人比西勒阿訇。我叫他找两个水手，绑好木排，把我们送过了河。在阿华庄又找了熟人者麻力，由他找4匹马，我们骑上跑40里，来到了化隆县城。我让朋友马炳安把群众召集起来，将临夏、循化解放的情况以及循化县吉福祥大商号的马瑞斋当了县长的事全向大家讲了。群众明白了共产党的政策，也就安心了。
我们在化隆县城吃饭后，即向西宁进发。走出约30余里，迎面开来一辆大卡车，上面坐着马辅臣、沈海珊、马子乾等20多人，全是西宁市的绅士。他们说是来欢迎解放军的，我说：“大军正在过黄河，今天还到不了。和我们一块来了两个军代表，你们赶紧欢迎去。”他们立即请军代表上卡车，向西宁开去。
当晚10点多，我们到了西宁。
汽车直接开进了省政府，只见院内乱七八糟，破坏十分严重，甚至连椅子上的座垫也被人偷走。因此，宣传党的政策，安定人心，恢复社会秩序便成了当务之急。
当时市内极混乱，到处发生抢劫事件。我急忙派人找来了国民党西宁市警察局的督察长，对他说：“你赶快维持社会秩序，制止一切抢劫事件发生!”这样，就由他带着30多名警察负责维持治安。
次日晨，我们得知从兰州败退到青海的部分军官到了上五庄。我马上找了两辆车，同马良、李参谋前去劝降。途中，见逃散的官兵到处鸣枪，我担心李参谋的安全，就叫马良陪李返西宁，由我独自去劝降。
我在上五庄原马步芳的洋楼里找到82军副军长赵遂和他的参谋长马文鼎、100师师长谭成祥、129军副军长韩得铭及师长杨秀戎等人。我先向他们介绍了临夏解放的情况，宣传了解放军的约法八章，然后说：“你们不要怕，一切还来得及解决。你们现在能集合多少就编制多少人，立即向解放军投诚，愿意回家的，可以把枪支弹药放下骑马回家。”
经多方劝说，他们终于打消了顾虑，准备投诚。我连夜返回西宁，向两位军代表报告。他们立即给投诚的人写信，主要内容是，你们的行动很好，生命财产将受到我军的保护等。
我带上信又回到上五庄。赵遂等人见信后很高兴。当时，在三角城还有一批准备逃跑的国民党官兵，我又前去找到190师师长马振武、副师长马子俊、参谋长李少白、团长马得义，82军248师师长韩有录等人。他们在三角城还有一个完整的旅，旅长是马英，也是在兰州溃败后由河口退到这里的，已抢了不少牛马，准备逃跑时在路上杀着吃。
我首先给马振武、马英等人做工作，向他们宣传政策和当前的形势。他们听后便集合其他军官们请我讲话。
我向他们说明了来意，详细介绍了临夏解放后，共产党尊重我回族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的政策，对投诚的军官及其家属都做了妥善安排等情况。我针对他们想逃西藏的心理说：“有些人想走，可是走到哪里去呢?去西藏吗?我知道那里的情况，这条路确实不好走，你们的生命，还有老婆孩子，身上带的财产，能保得住吗?!再说，马英这一旅人大多数想回家，他们最多和你们跑一二站就都开小差跑了。”在场的军官听后，个个低下了头。
我见时机成熟，就直接说：“解放军的政策这样好，这样宽大，我看投诚是最好的路!”
马振武说：“我们可以听你的，愿意投诚。但是，你要做担保!”
我说：“我可以做担保!你们先赶快把枪枝、电台集中在一块，我马上去西宁向解放军代表报告，给你们按上五庄的样子要个证明信来。”
正当我要走时，远见几辆大卡车开来，原来是湟中公司疏散货物的4辆大道吉汽车，全是空的。我让人挡住，准备装枪枝、电台。
我回到西宁，把马振武等人愿意投诚的情况汇报给军代表。他们很高兴，立即仿照上五庄的方式写一证明信。因时间紧迫，我在西宁未久留就往三角城走。刚走到上五庄，天黑了，便住下。次日，马振武派人接我和马文鼎进三角城，并将解放军的证明信交给了马等人。他们高兴地把枪枝弹药一齐装上了汽车，又让团以上的20多名军官坐一辆车上，到上五庄与赵遂等人一同去西宁。此时，解放军也开到三角城来了。
我们到西宁后，解放军贺炳炎军长召见了我和投诚的军官，鼓励他们立功赎罪，重作新人。
第二天，王震司令员到西宁，住在湟中公司。我向他详细汇报了上五庄、三角城的劝降经过。他很满意，并对我说：“明天在东关大寺召开群众大会，投诚军官也参加。到时我们一块去会场。”次日晨，我到王司令员住处，他向我介绍了廖汉生同志：“他就是青海省政府主席。”从此，我又和廖汉生同志相识了。
群众大会开始时，王司令让我先讲话。我先向大家介绍了王司令和廖主席，然后又将解放军在临夏纪律严明和尊重回族风俗习惯等情况给群众介绍了。
王司令也讲了话。他驳斥了马步芳的“拼命保命、破产保产”的谬论。他说：“所谓拼命保命，是拼你们大家的命，来保他的命；所谓破产保产，是破你们大家的产，来保他的产。”他的话，激动人心，感人落泪。
散会后，我跟王司令走进了大寺西北角的会议室，里面坐满了投诚军官。王司令让我先讲话，我只简单说了几句，即向大家介绍了王司令和廖司令，并请他们讲话。他们在讲话中肯定了投诚军官归顺人民的成绩，同时鼓励他们好好学习，改造思想，立功赎罪。至此，我完成了青海的劝降任务。
注 解：
①马良于1952年逃往甘南参加叛变，后被我解放军歼灭。
②徐季直、祁子厚系临夏汉族绅士，二人于60年代先后去世。
《西北回族与伊斯兰教》 (第八章 历史知名人物和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