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文史资料数据库

　　谢葆真，原名谢宝珍，陕西省西安市人，1913年5月29日（农历四月廿四）出生于古城西安。父亲曾是教书先生，后因家境贫困，就去一家杂货店里作店员兼管账目。母亲姓鲁，是西安农村一个大户人家的姑娘。谢葆真兄弟姐妹五人，全家的生活仅靠父亲一人，实难维持，遂把大哥谢庭荣过继给三叔谢赢初。
　　1923年秋天，葆真父母送她上了西安女子模范小学（现在的书院门小学），后因家庭贫困，中途辍学。1925年葆真的父亲病故，母亲只好带着几个子女到长安县曲江池亲戚家生活。在此期间，谢葆真一边刻苦自学，一面开始接触社会，参加一些社会活动。
　　谢葆真上学读书时，正值大革命时期，在学校党组织的关怀教育和进步师生的影响下，受到革命思想的熏陶，曾和进步同学一起走上街头游行、讲演，直接参加了反对帝国主义和打倒北洋军阀的革命活动。
　　1926年3月，北洋军阀刘镇华率兵围攻西安，西安危机，守城将士浴血奋战，军民处境十分艰难，谢葆真和方鉴昭、彭淑贞等一起组织了歌咏队、演出队，带领大家慰问鼓励守城将士，动员群众捐粮捐钱支援军队。
　　1927年2月，中共陕西地下党组织以国民党西北政治分会的名义，在西安创办了“中山学院”，当时的妇女协会推荐谢葆真进了“中山学院妇女运动班”，她认真学习革命理论知识，对妇女运动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作用有了一定的认识。
　　不久，冯玉祥率领的国民革命军在西安招收女兵，刚满14岁的谢葆真坚决要求参加部队。母亲虽然不愿女儿离开，但见她态度坚决，难以挽留，就领着葆真到学校报了名。临行前谢鲁氏亲手把一只碗和一双筷子交给带队出关的秦德君，以示把年幼的女儿托付给他。葆真告别慈母，剪掉辫子，换上军装，高兴地随部队出发东进了。
　　谢葆真被编入冯玉祥将军所领导的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政治部直辖的“前线工作团”，该团的团长是著名的共产党人宣侠父同志。谢葆真在“前线工作团”里年龄最小，但工作从来不落人后，在党的直接影响和教育下，思想进步很快，“在前线工作时入了党”①。
　　当时杨虎城任国民联军第十军军长。魏野畴在十军任政治处长。经杨虎城同意，决定吸收一批进步青年到该部做政治工作。魏野畴挑选的这一部份骨干中，有陆芝素、王素文、谢葆真三位女战士。谢葆真先分到政治处宣传科，后又调至政治处下属的宣传队担任队长。1927年秋，杨虎城部队从北向南开，途经双浮集，军部驻此並召开青年联欢晚会，晚会上的唱歌表演和小型戏剧很受群众欢迎。军部次日即进驻太和县城。不久，群众要求宣传队再次到双浮集演出，因进步青年张春光是当地人，又认识军部政治部里的赵琴丰，所以大家就推举他去联系此事，张春光到太和见到谢葆真，谈妥了演出事宜。军部用马车送宣传队到双浮集演出，张春光、张普庆多次接近谢，后来谢葆真介绍张春光参加了中国共产党。②
　　魏野畴为了扩大革命影响，在杨部组织了士兵委员会、宣传队、民运工作队，並派大批党团员到附近农村进行革命活动，谢葆真被派到太和开展妇女工作。
　　1927年11月，在特委和县委的领导下，皖北建立了“太和县妇女联合会”，谢葆真被选为主任委员，陆芝素任组织委员，张淑真任宣传委员，其他进步妇女也吸收为委员。县妇联成立以后，谢葆真主持召开了两次全体会议。第一次会议，由谢葆真作“关于男女平等、解放妇女”的报告，号召妇女联合起来，参加反帝反封建斗争，要求“人人有饭吃，有衣穿”。这次会上，又成立了放足委员会，谢葆真被推为主任委员。第二次会议，由谢葆真作“关于妇女工作任务”的报告，提出：1．县妇联是在党的领导下开展宣传鼓动工作的。妇联成员分成小组，到各街道和城镇附近组织妇女参加妇联会。2．发动妇女放足、剪发，妇女委员都要带头。凡年龄在16岁以上、45岁以下，家庭不是土豪劣绅反动官僚並提出申请的妇女，都可以加入妇联会。3．发动妇女参加社会活动，号召妇女参加识字班学习。第二次会后，谢葆真又办了一所“贫民女校”（又称妇女识字班），帮助妇女学习政治和文化。
　　谢葆真领导太和县妇联会开展各项宣传活动。他们提倡婚姻自由，反对三从四德，号召妇女起来维护自己的权利，反对封建婚姻，反对妇女缠足。她曾对妇女姐妹们说，不要再把自己的脚裹得小小的了，生下什么样就应该是什么样，这样自己也就健壮了，男的能做的事，我们也能做！1927年底，谢葆真组织妇联成员，在太和五门设了五个岗哨，见了进城妇女就进行逐个解释、教育，並说明缠足的害处，及时解下裹脚布条，当场剪断。由于她决心大，思想工作得力，当时太和城内外正式参加妇联会的就有80余人。
　　谢葆真到杨虎城军政治处开展宣传工作成绩显著，颇负盛名，“杨将军对天资聪颖、果断能干的谢葆真逐渐钟情，他在与魏野畴、南汉宸多次谈话中，提出让谢葆真协助他读书学习，言谈话语间表露出对谢的喜爱，有请求批准与之结婚的意向。经请示河南省委后，批准谢葆真同志与杨虎城将军结婚。1928年春节前夕，谢葆真与杨将军在军部所在的教堂举行了结婚礼仪。”③南汉宸等人去喝了喜酒，宴席上有个同志问：杨将军为什么爱上小谢？他坦率回答，我知道她思想进步，结了婚她可以直接帮助我。谢葆真说：我不要你海誓山盟，只要你革命就行了。杨虎城高兴地举杯说：好！为了革命到底，白头到老，大家共同干杯！以后南汉宸等人到他家找谢葆真商议党的工作，杨总是借故避开。④
　　1928年4月下旬，杨虎城由谢葆真和秘书米暂沉陪同到日本休养。他们到东京后，通过参观访问，了解日本的军事政治情况和日本下层人民的生活，並从报纸和宣传品中分析研究各派系对中国问题的看法。谢葆真和杨将军经常约请在东京参加各党派的留学生进餐攀谈，一起分析新的思想潮流，听取他们的意见。谢葆真还经常与共产党员杨玉珊等女友讨论形势，交换看法，並向前来看望他们的秦德君、沈雁冰等友人请教。在此期间，她每天都抽出一定时间学习文化知识，由米暂沉担任教师，讲解语文、历史、地理等。在日本半年多时间，谢葆真开阔了眼界，学到了很多过去不懂的东西。
　　1928年11月16日，谢葆真随杨虎城回到上海，又转南京，后到达山东临沂的部队中，她在部队行军中做家属工作，第二年随部队到山东莒县时，就在家属中办了学校。在杨部攻克河南驻马店前，谢葆真和蒙浚僧、王宝山、钟惠春、罗辉铭等人在汉口日租界住了半年，与各方人士频繁接触，了解情况，为确定杨部的出路和前途而进行活动。杨部确定回陕后，谢葆真回到河南南阳杨部驻地，生了儿子拯中。因前方部队行动迅速，河南的辎重、家属未能同行，直到1930年10月底，谢葆真才经洛阳观音堂回到西安。
　　1930年，杨虎城部进入陕西后，部队规模扩大，人员增多。作为西安绥靖公署主任和省主席的夫人，一切社交活动都得出面应酬。但是她毕竟只有十八岁，对官场中复杂的关系以及重重矛盾感到厌烦和不解，所以有时就向女友李馥清、彭淑贞倾诉自己的苦衷，甚至在一次和王安娜女士谈心时竟哭着说：“真想和虎城找一个清静的地方过上几天安宁的日子。”尽管这样，她仍能体贴杨将军在政治上的苦闷，给他以思想上的帮助和安慰，並极力控制自己的情绪，广泛和社会各阶层人士联系，与杨将军的朋友、家属频繁往来。她经常去西华门附近的青年会，参与当时一些进步人士的政治活动。她还在西安北大街（原省一中）办了一所训练班性质的学校，聘请亢心栽、武伯伦、杜松寿等进步人士讲解革命道理和文化科学知识。她对求知有强烈的欲望，一有空就去向有学问的人请教，还到北大街通济坊去学俄语，又请人教英语，力求不断提高自己的文化知识水平。
　　1932年到1936年，谢葆真由于怀孕、生产、照顾孩子，使她的身体和精力都受到了一定影响。就在这种情况下，她还力争摆脱家务，请母亲帮她看管儿女，自己尽量抽出时间，对杨将军的工作给予协助和支持。
　　从杨虎城将军回陕主政以来，国内局势发展迅猛，民族矛盾日益尖锐。为此，杨虎城曾数次在蒋介石面前直陈己见，要求停止内战，团结御敌。蒋介石坚持其错误政策，对杨虎城将军的不信任逐渐加深。为了削弱杨虎城将军的实力並强化对陕北红军的围剿，蒋介石以突然袭击的手段，免去了杨虎城陕西省政府主席的职务，派邵力子主持陕政。接着，又调遣张学良将军的东北军进入潼关。驻在陕西的国民党特务机关，更乘机在各派系之间挑拨离间，制造事端。陕西这个小小的政治舞台，一时呈现出极其复杂的局面。
　　同共产党合作，团结东北军和一切反对内战的人共同抗日是杨虎城将军坚定的政治立场。在错综复杂的派系势力和人际关系中，谢葆真以其特殊的身份，为实现杨虎城将军的正确主张，做了大量工作。
　　为了广泛团结和联系社会力量，谢葆真热情地关照着来自异乡的邵力子先生的夫人傅学文和张学良将军的夫人于凤至以及赵一荻小姐。她经常邀请她们来自己家里作客，一面品尝着陕西的风味小吃，一面谈论着家事、国事。谢葆真还经常出入张学良公馆和邵力子官邸，同夫人们相聚谈心或结伴郊游。他们都有着很好的文化素养，不同的经历使她们对国家的前途和命运都非常关切，四位夫人在一起很快便成了贴心姐妹。谢葆真以主人的身份，支持她们的工作。傅学文热心妇幼保健事业，在西安办起了第一座助产士学校，经费有困难，谢葆真慷慨相助。于凤至和赵一荻对流落异乡的东北军子弟非常关心，想筹备办一座学校，谢葆真便四出奔走，终于帮助东北军在西安办起了东望小学，东北军子弟感动得为她们唱抗日歌曲，谢葆真激动地说：“我相信有良心的中国人，有民族自尊心的人，是不会做亡国奴的。”四位夫人还经常在一起谈论妇女解放问题，对妇女的职业教育都很关心，便共同集资，筹办了培华女子职业学校。思想进步，个性刚强，待人热情的谢葆真，虽然在四个人中除赵一荻外她最年轻，可是她很受尊重，傅学文曾盛赞她是妇女中的英杰。
　　杨虎城、张学良两位将军同邵力子先生在陕西工作期间，相互默契或通力合作，相处十分融洽，使陕西这块地方，呈现出活跃的团结抗日的政治气氛。作为杨虎城将军的助手，谢葆真做出了贡献。
　　华北事变后，整个中国濒临灭亡之危险。谢葆真以满腔的爱国热忱和革命激情投入救亡运动。1936年，“西北各界妇女救国联合委员会”在西安成立了，谢葆真担任会长，彭淑贞、韩忠秀等同志都是委员。这个妇女组织，经常召开妇女界座谈会，组织妇女训练班，开展抗日救亡活动。这年秋天，谢葆真曾多次到当时规模较大的女子学校——省立西安女子中学开展工作，有时在教员休息室同教师谈心，有时在宿舍和学生一起谈论形势。
　　11月间，绥远军民奋起抗日，在红格尔图打败日军，极大地振奋了中国人民的精神。在中共西北特别支部领导下，西安地区各救国团体、群众组织，纷纷发起了为绥远抗日将士募捐的活动。以谢葆真为主任委员的西安绥靖公署即十七路军眷属募捐分团，在11月29日至12月1日几天内，就收到捐款7738元，全部汇往绥远，为前方将士购置皮衣。
　　12月11日，西安城内的气氛表面上是平静的。下午，张、杨二将军准备设宴招待随蒋介石来陕的军政要员和他们的夫人们。但在宴会开始前，蒋介石突然邀请张、杨赴临潼晚餐。新城大楼的宴会，只得由邵力子先生主持，而傅学文和谢葆真实际上成了宴会的主人。谢葆真一身盛装，风度优雅地出现在宴会上，她谈笑自如，从容镇静，军政要员和他们的夫人谁也无法觉察，几乎在这表面欢乐的宴会同时，古城西安正在酝酿着一场震惊世界的大风暴。
　　12日凌晨，西安事变发生了！
　　事变发生之后，谢葆真同杨虎城将军一起，经历了一个又一个动荡的日日夜夜。
　　12月14日，谢葆真主持在东望小学召开了西安各界妇女救国会后援会筹备会议。与会者多为东北军和西北军将领的家属和知识界的知名人士。她们表示坚决支持张、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八项爱国主张，誓做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后盾。谢葆真当场捐款100元作会议经费，会议决定由谢葆真领衔主持筹备工作。在西安出版的《解放日报》，次日以醒目地位发了题为“杨主任夫人等发起推进妇女救国工作”的消息。筹备会上决定成立宣传、救援等组织，并决定16日召开成立大会。在西安事变前几天，西安群众为了支援绥远抗战，组织成立了“陕西援绥战地服务团”，在西安事变期间也积极组织群众宣传张、杨八项主张，宣传团结抗日。12月14日，谢葆真亲赴服务团视察工作，给予了积极支持，并建议西安各剧团发起义演，为服务团筹集经费。在这段紧张的日子里，她几乎每晚都要到这里来指导工作。12月16日下午，谢葆真到民众教育馆出席了有300多人参加的“西安妇女救国后援会”的正式成立大会。谢葆真在大会上报告了筹备经过，並发表了充满激情的讲演。后援会成立之后，在谢葆真组织领导下，积极开展了各项工作，组织宣传队、慰问团到群众中、到前线的将士中宣传西安事变的伟大意义。12月25日下午，妇女救国后援会在东望小学召开第二次常务委员会，研究妇女救亡工作，同日，妇女部全体成员携带物品，慰问了被释放的女政治犯。
　　1936年12月下旬，在西安革命公园举行西安人力车夫救国会成立大会，谢葆真应邀参加。那时的人力车夫社会地位低下，处境困苦，经常要挨警察的棍棒，受有钱有势人的白眼，更没有抗日救国的自由。但他们的爱国之心不亚于任何人，西安学生的抗日救国活动，就得到过他们的有力支持。人力车夫们迫切希望团结起来并得到社会上正义力量的同情和支持，所以就在西安事变爆发后不久，召开了自己的救国会成立大会。
　　谢葆真在大会上讲了较长时间的话，从张、杨的抗日主张讲到人人平等，表示支持人力车夫提高自身社会地位的要求和一切爱国行动。参加大会的近三千名人力车夫情绪十分高昂，一致高呼抗日救国口号，拥护张、杨八大主张，会后还在市区进行了抗日游行示威活动。
　　在西安事变中，蒋介石为了分化东北军和西北军将领的团结，不断制造事端，挑拨离间，谢葆真经常以杨虎城将军夫人的身份，到东北军将领的夫人们中间去，同这些夫人一起倾吐着国破家亡的痛苦经历，探讨着当前的形势。她向东北军将领的夫人们阐明西安事变的意义，宣传同共产党合作，同全国人民一起共图抗日大业是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光荣，也是我们每个人的光荣。谢葆真的讲话对这些夫人有着很大的启迪，她们中许多人跟随丈夫南征北战，但很少过问国家大事，听了谢葆真的讲话，茅塞顿开，心胸一下子开阔了。据张学良将军的秘书长吴家象的夫人张爽秋回忆，在一次聚会之后，谢葆真单独同她谈心，鼓励她坚持进步，将来争取加入共产党，虽然由于历史的原因，张爽秋以后未能入党，但对吴家象先生事变后坚持不向蒋介石妥协，以至后来走向革命道路都起了积极作用。
　　据宋黎同志回忆：“有一件事使我久久不能忘记。为了改造东北军，充实东北军中、下级军政骨干，我曾建议和帮助张学良将军开办‘东北军学兵队’。学兵队员大多是从流亡北平参加过“一二·九”运动的东北家乡子弟挑选的，还有少数社会进步青年，或因暴露身份需要转移的共产党员。前两批都是在西安事变之前到达西安的。第三批的200多人行至途中西安事变爆发，一部分返回北平，一部份渡过黄河投奔冯钦哉防区，此时冯部已叛变投靠到蒋介石的怀抱，北平来的这些青年都被扣压起来。青年们设法跑出来后，就是通过谢葆真的介绍辗转到了延安，使革命队伍又增加了一批有为青年。
　　1937年2月，谢葆真为了协助杨将军取得各方面的支持，同杨将军的长子杨拯民一同到北平，住在东单象鼻子后坑，和各方爱国进步人士接触。当时联系交谈过的有杨秀林（杨秀峰），张友渔、张申府等共产党人和知名人士。和他们交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了解抗日形势，询问与交换了大家对西安事变的看法。她用自己的行动支持了张、杨二将军的爱国壮举。由于过度的紧张和劳累，她的身体消瘦了，而她的爱国热情却深受大家的敬佩。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蒋介石背信弃义心怀报复。1937年4月，蒋介石给杨虎城“革职留任”处分，强迫他辞去西安绥靖公署主任和十七路军总指挥的职务。6月16日，南京政府军事委员会指令杨虎城为“欧美考察军事专员”出国考察。
　　5月27日，谢葆真和7岁的拯中随杨将军乘飞机离西安到上海。29日中午，他们乘美国大来公司客轮“胡佛总统”号离开上海，开始了出国考察生活。同行的还有杨的秘书亢心栽、参谋樊雨农、仲跻翰，国民政府外交特派员王麟阁等共7人。他们先后到过日本、美国、英国、德国、法国、奥地利、瑞士、西班牙、捷克斯洛伐克、比利时和卢森堡等11个国家，历时约5个月。
　　在行程中，杨将军时刻为民族前途担忧，不时流露出被迫出国无可奈何的情绪，他想起了十年前到日本的情景，深有感慨地说：“我们是个伟大的民族，在国外我们一定要有民族自尊心，决不能自暴自弃。”谢葆真面对丈夫的这种心情，多给以安慰和鼓励。她从上海带了很多书籍，每天除与杨将军坚持阅读外，自己还刻苦学英语。当轮船行至太平洋时，杨将军获悉芦沟桥事变发生，即致电宋子文，要求回国抗日，谢葆真和随行人员坚决支持杨的行动，后复电未获许可。
　　杨虎城在出国活动中，从政治活动到日常生活，都得到了谢葆真的支持和关怀，她经常和杨将军一起讨论问题，並无微不至地关照他的生活。刚出国时，南京政府派王麟阁监视杨的行动，到英国后，谢葆真即出面应酬，设法让杨摆脱王的追随。杨将军欲去苏联访问，由于国民政府的阻挠未能成行。为此杨将军心情十分苦闷。在此情况下，谢葆真就为他安排了充分的参观时间，让他多外出活动，以排解心中的烦恼。在杨将军外出参观访问时，谢葆真则在一些华侨妇女和女子学校里参加座谈并进行讲演。
　　在国外，谢葆真时刻注意对儿子的教育，她经常对拯中说：“我们时时都不能忘记我们出来代表的是中国人，我们的言语行动都不能给中国人丢脸。”11月20日，途经苏伊士运河，只见有些穷苦孩子都聚集在海边，岸上游客把硬币扔到海里，让这些孩子下水把钱含在咀里捞上来。当时拯中也想扔钱，谢葆真忙把拯中手里的钱抓过来说：“你看那些孩子多可怜，咱还能去捉弄这些孩子吗？他们没有钱，我们可以给嘛！”当有的孩子在岸上叫卖小纪念品时，谢葆真不问价钱就给了五元钱，並对拯中说：“你看这样好还是把钱扔下海去让他们捞好？”在这些穷孩子中，有个华侨小孩，因代表团人员曾给过他一些钱，这孩子的父亲特地赶到码头来感谢，在船已起锚时，老人还在岸上高喊：“中国人，中国人，感谢你们，请你们把这孩子带回中国去！”杨将军感叹地对谢葆真说：“你看看中国，将来如果不强盛起来，这孩子也会和他的父母一样在异国他乡过那种牛马生活。只有祖国富强，这些穷苦人才有出头之日！”杨虎城和谢葆真把许多事情都和爱国爱民联系起来，他们的举止言谈都深深地留在了年幼的拯中心里。
　　1937年10月，杨虎城、谢葆真怀着满腔爱国热情回国参加抗战。11月27日到达香港后即被蒋介石的特务监视起来。船到九龙的当天中午，王炳南从上海赶来迎接，而宋子文也赶到香港。当时各方人士都十分关心杨回国后的安全，谢葆真也意识到杨将军回国后处境困难，但她从大局出发，仍然支持杨将军回国参加抗战。
　　杨虎城回国后的第二天，蒋介石来电要他到南昌相见，並派特务头子戴笠“迎接”。临行前，杨将军召集他带领的全欧归国抗日代表团的全体成员开会，安排分三路回西安：谢葆真、拯中和杨明轩、郝郁文等人第一批乘飞机回西安；他到南昌见到蒋介石，请缨抗日被批准后，即回西安和大家会合；还有一批年轻人被安排从香港到广州之后取陆路回西安。30日上午，谢葆真、拯中和王惟元等人送杨将军和王根僧到九龙机场时，已是四围岗哨，戒备森严。11时40分飞机起飞，谢葆真眼眶涌出泪水，拯中在人群中也挥动小手：“祝爸爸一路平安！”谢葆真怀着沉重的心情走出机场，梁参议走过来对她说：“机票已办妥，你们可乘12月2日上午11点30分的飞机回西安”。
　　谢葆真回到西安的第4天，才确知杨虎城将军被蒋介石和戴笠骗至南昌扣留起来了。海外归来，壮志未酬，身陷囹圄。此时此刻，谢葆真十分气愤，立即把这一情况告诉同她一起从国外回来的女友郝郁文，两人抱头痛哭。谢葆真含泪对郝郁文说：“他上当受骗了，我要去援救。我要去问问戴笠，抗日有什么罪？”她明知此去凶多吉少，有可能同被囚禁，却坚决要去。临走前，谢葆真和女友李馥清深谈了几个夜晚，一再向李表明她的行动决不是一时冲动，而是经过深思熟虑后下的决心。她认为她的行动不仅是为了杨将军个人，而是为了抗日救国的事业，即使此去不能回来，也愿意与杨将军同甘共苦，生死与共。
　　谢葆真把自己手头现有的一部分金钱和东西，捐献给抗日救亡运动，又到西安南郊东八里村，嘱托母亲和张雨春副官把4个女儿带到四川去避难。走前，许多亲友都劝她把拯中留下，特别是当时已是共产党员的杨将军的长子杨拯民，他坚决反对带走弟弟拯中，然而谢葆真和爱子拯中却难分难舍，她想到孤独的杨将军如果有爱子在身边，心情也许会好些。她不听亲友的劝告，一定要带领拯中和副官阎继明、张醒民一起去南昌探望和营救杨虎城将军。
　　12月4日，谢葆真携带拯中和两位副官飞抵汉口。此时杨将军已被囚禁于梅岭，而谢葆真和王炳南等人直到1938年的元月底还打听不到杨的下落。
　　2月，戴笠安排谢葆真去南昌，但杨将军却不在南昌，戴笠把谢葆真和拯中、阎继明、张醒民一起囚禁起来，直到下半年才又把他们一起送至湖南益阳桃源和杨将军囚在一起。从此谢葆真等就陪同杨将军度过了漫长痛苦的监狱生活。
　　1938年冬，日寇进攻，国民党从武汉撤退时，杨虎城、谢葆真、拯中和阎、张两位副官被押解贵州息烽县，到息烽后，把杨虎城、谢葆真和拯中三人囚禁在玄天洞秘密监狱，阎继明、张醒民被关在息烽阳朗坝集中营。先后和他们囚在一起的有共产党员韩子楝、宋绮云等。
　　息烽秘密监狱是中美合作所的前身。玄天洞位于息烽县城东南8公里的南山山麓中段，建于明崇祯末年，清初扩建，乾隆三十五年建成，有新老两洞。老洞1300多平方米，高15米，分上下两层，有大小山门和左右两排建筑群。这里高山环抱，幽深险隐，只有一条羊肠小道盘旋而上。这个与世隔绝的山洞和名胜古刹，竟成了残酷迫害杨虎城一家的监狱。
　　在囚禁杨将军一家3口的玄天洞外，由戴笠亲自设置了内卫、中卫、外卫3层警卫线。内卫由军统一个30多人的便衣特务队警卫；中卫由一支40人的宪兵队担任；外卫由特二团一个连负责。这三层警卫线层层设防，严密控制着方圆10华里的地区。
　　杨将军夫妇被囚禁的房子，阴暗潮湿，洞内终日不见阳光，常年分不清白天黑夜，经常要点一盏煤油灯。谢葆真长年被禁锢在洞里，虽身处逆境，但仍坚持看那些经过特务审查的报纸，有时她还练习毛笔字。当时拯中已到上学年龄，特务不准他外出读书，谢葆真就教儿子读书写字，还让他到山顶上采集植物标本并练习画画。拯中很聪明，他能认真学习文化知识，但由于长期的监狱生活，身体虚弱，头发也过早的花白了。谢葆真看到儿子受罪，更加惦记西安的女儿们，她以为可以给老母写信，便多次把写好的信送交特务发出，而特务却将她所有的信件烧毁，还欺骗她说，因为邮路不通没有回信。后来谢葆真看到能够收到报纸，产生了怀疑，杨将军才将特务不准与外界联系而扣压了全部信件的真情告诉她，劝她以后再不要写信了。葆真激愤万分，她质问特务队长李家杰：抗日有什么罪？为什么要囚禁我们？並写血书以示抗议。
　　军统特务知道谢葆真早年就是共产党员，因而对她的举止言谈更加注意，连狱内的“自由”也不给她，还经常有意刺激她，在精神上多方摧残她。谢葆真看到这种情况，完全明白了敌人的阴谋，她一面防备着敌人对她的迫害，一面和看守她的特务斗争。她经常大骂特务队长李家杰、龚国彦是汉奸、卖国贼！并质问特务“为什么囚禁我们？”当她极度激忿时，随即就把手中的东西劈头盖脑地向特务砸去，致使特务们都不敢走近她的身边。谢葆真这些反抗行为，使特务们恼羞成怒，对她进行了加倍的刁难和摧残。
　　1941年春天，谢葆真生了一个小女儿拯贵。长期的牢狱生活，惨无人道的折磨，使她百病缠身，消瘦、无奶，在杨将军一再要求下，特务头子只好同意由杨出钱请一位奶妈。特务强迫住在息烽县三田河坝的农妇吴晴珍扔下自己的孩子来给拯贵喂奶。吴晴珍刚到玄天洞时，並不了解杨将军夫妇的身世和处境，把他们看作特务队里的大官和太太，而杨将军和谢葆真对吴晴珍是既同情又爱护。谢葆真见吴晴珍只有一件破衣服无法换洗，便把自己的两件旗袍送给了她。吴晴珍到玄天洞之前，军统特务答应每月给她家一些白糖、奶糕喂养孩子，但一直没有给，谢葆真知道后和杨将军商量，偷偷地给吴晴珍一些钱和吃用的东西，还让吴晴珍和他们一起吃饭。谢葆真待吴亲如姐妹，她非常关心吴的家庭和孩子，叫吴向特务要求回家。在特务的监视下，她和吴晴珍两次去吴家看望吴的丈夫和孩子。后来，忠厚老实的吴晴珍逐渐知道了他们夫妇的悲惨处境，也深深地同情他们。在患难相遇，天长日久的共同生活中，吴晴珍对杨将军一家产生了深厚的感情。
　　特务们的残酷迫害，生活条件的恶化，使谢葆真身心交瘁。但是作为妻子和母亲，只要能解除丈夫和孩子的痛苦，她宁愿把敌人的迫害和折磨引向自己，她感到自己迟早要遭毒手，只希望杨将军和两个孩子将来能够脱离虎口。因此她置生死于不顾，经常骂这些特务是汉奸、坏蛋，以泄心中之恨。有次当特务队长李家杰进牢时，谢葆真正在吃饭，她立即站起来厉声问道：“为什么囚禁我们？”李张口结舌无言对答，随即她就把手中的饭碗向李砸去，吓得这个特务拔腿就跑。
　　1939年下半年，在杨将军要求和出资的情况下，盖了新洞牢房，但特务头子却借口谢葆真的行动影响杨将军休息，背着谢葆真把杨将军和拯中搬到新盖的房子，让谢葆真、拯贵和吴晴珍仍旧住在老洞那个阴暗潮湿的牢房里。后来，杨将军坚持要与妻子住在一起，特务们才同意谢葆真带着拯贵和吴晴珍搬到新洞来。
　　谢葆真生活在难以忍受的折磨虐待下，她的病情日益加重，精神恍惚。1943年秋季一个雨夜，她说特务要谋害他们母女，把拯贵抱出去在大雨中淋着，吴晴珍发现，强拉她不走，只好抱走了拯贵，她竟在雨中淋了一夜。第二天，特务借此又把她的铺盖搬回老洞，谢葆真和杨虎城又一次被完全隔离开来。
　　在与亲人分开囚禁的艰难岁月里，唯一关照和体贴谢葆真的就是吴晴珍，吴见谢葆真精神好时，就安慰她、照顾她，当她受到刺激发病时，吴又设法通知杨将军，使将军了解妻子的情况。在那血雨腥风的岁月中，不论敌人采取什么手段，不论谢葆真精神受到怎样难忍的刺激，而她的爱憎始终是分明的。1945年8月，日本投降的消息传到牢房时，谢葆真高兴得跳了起来，一个劲地喊：“我们胜利了！我们胜利了！”她十分关心胜利后的国内形势，要吴晴珍找特务去要报纸，并向吴晴珍说：“现在世界和平了，我们也该回去了！”然而一切良好的愿望都是幻想，蒋介石对杨将军和谢葆真坚持爱国的言行无比仇恨，他不顾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和全国人民的反对，决心要置爱国将领杨虎城一家于死地。
　　1946年4月10日，杨虎城、谢葆真又被押往重庆中美合作所内的杨家山。行前谢葆真坚持要吴晴珍和她同去，否则她坚决不走。特务无奈，只好答应。走时吴晴珍还带着她的小女儿郭满珍。特务还把副官阎继明、张醒民押来同行。到杨家山后，杨虎城、拯中和阎继明被关在前边的五间房里住；谢葆真和吴晴珍、张醒民被关在后边的两间小房里。
　　重庆中美合作所比息烽的玄天洞更为森严。谢葆真除了与吴晴珍可以说话外，完全处于特务的包围和监视之中。11月的一天，谢葆真让吴晴珍告诉特务她想出去在院子里转一转，特务队长龚国彦假惺惺地表示同意，可她刚走到院子，警卫的宪兵就用枪对着她，厉声喝她回去。谢葆真满腔怒火，决心以死相拼，她本想吃火柴头上的粉末，没有办成，她便宣布绝食！
　　谢葆真绝食到第五天，特务们为了向上司交待，也想继续欺骗杨将军，便强行给她灌葡萄糖，甚至把咀挟出了血，她还是坚决反抗。特务们一看难对付，就把她送进了中美合作所内的陪都医院。在医院里她继续绝食，特务便让一个姓吴的大夫欺骗她，说是陕西同乡要调走，邀请她吃个便餐以作饯行。席间谢葆真向吴大夫要他的金戒指作纪念，吴大夫给了她，谢葆真见人走后，就把金戒指吞了下去，这事幸亏被吴晴珍发现，才得以抢救。
　　早在息烽时，谢葆真就预感特务迟早要对她下毒手，她曾多次对吴晴珍说：“看来他们确确实实要害死我！”“宁愿站着死，也不愿跪着生！”谢葆真宁愿自己绝食、服毒、吞金壮烈死去，也不愿遭受特务的暗算。
　　1947年2月8日（农历腊月三十）经吴晴珍再三劝慰，她才同意让吴晴珍给她端来碗豆花。可怜她绝食几十天了，连豆花也难以下咽，只是吴晴珍端着让她喝了几口汤。就在这时，从成都赶来的特务医生和几个军统人员闯进屋来，他们蛮横地把谢葆真的床拉到屋子中间，把她的手和脚捆在床上，在铁架子上挂起了“药水”，然后把针头插进了谢葆真的小腿上。谢葆真意识到特务终于要谋杀她了，她痛苦地望着站在门边的奶妈呼喊：“奶妈，你救救我，他们要害死我，你赶快到我身边来！”特务允许后，吴晴珍便在她身边。谢葆真咬紧牙关挣扎着连声喊道：“奶妈，救救我吧！”经过一个多小时的痛苦折磨，她的两眼直往上翻，眼球也鼓出来了。这时吴晴珍看见拯中在门外，就喊道：“拯中，你赶快进来，你妈要死了！”特务医生大声喝斥吴晴珍：“你胡说！”他不让拯中进屋。过了片刻，谢葆真终于停止了呼吸。吴晴珍一看急忙喊：“拯中快来，你妈的大气都落了！”特务医生跑过看后，赶快用被子盖住她已发青的脸，把吊针架子和药瓶收起来走了！赶进屋子看望母亲的拯中扑在母亲身上嚎啕大哭：“妈妈，妈妈，你死的好惨呀！”张醒民、阎继明闻讯赶来，悲痛万分，泣不成声。就在这春节到来之前的一天，凶残的特务杀害了谢葆真。
　　杨虎城将军闻讯赶到后，扶着谢葆真的遗体放声痛哭，对失去这位患难与共的伴侣，他无论流多少泪水也难以表达他的悲痛，他提出要亲自火化谢葆真的遗体。谢葆真遗体火化时，特务龚国彦假惺惺地拿来一些纸钱，杨虎城当即义正词严地回绝说：“她不要你们的钱，她生前都不要钱，死了还要什么钱！”谢葆真火化后，杨虎城亲自收了骨灰，装进木盒，这个木盒就陪伴着他，在他从重庆二次转押至贵州时，还一直抱着这个骨灰盒。
　　谢葆真被害后，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徐远举按照蒋介石的旨意，于1949年2月将杨虎城将军和幼子拯中、幼女拯贵以及秘书宋绮云夫妇等八人骗至贵阳黔灵山麒麟洞囚禁。
　　1949年8月，蒋介石逃到台湾又返回重庆，亲自主持对西南地区的破坏，指令特务头子毛人凤杀害杨虎城。毛人凤、周养浩、徐远举在重庆召开秘密会议，决定把杨虎城骗至重庆。9月6日，杨虎城将军和拯中、拯贵、宋绮云、徐林侠和男孩等被特务杀害于重庆中美合作所戴公祠。
　　1949年12月，在戴公祠挖掘杨虎城将军的遗体时，谢葆真的骨灰盒和杨将军的遗体一起被发现。
　　全国解放后，在党中央和人民政府的关怀帮助下，杨虎城、谢葆真及随同遇难烈士的灵柩运回西安，安葬于西安南郊韦曲杜公祠西侧。
　　参考资料：
　　1 米暂沉：《杨虎城传》，陕西人民出版社1979年出版。
　　2 张守宪等：《魏野畴》，《中共党史人物传》第5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
　　3 王安娜：《中国——我的第二故乡》。
　　4 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会：《杨虎城将军在欧美》。
　　5 《陕西文史资料》第15辑集《纪念杨虎城将军诞辰九十周年》专集。
　　6 西安市妇联：《谢葆真烈士传略》。
　　7 徐占林：《谢葆真同志在太和的革命活动》，《安徽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1982年11月重版本。
　　8 秦德君、彭淑贞、窦荫三、陈云樵、谢玉珍、吴晴珍、张雨春、吴琼玖、郝郁文、田新民等同志的回忆。
　　9 中美合作所特务李家杰、张静甫等人的口供。
　　注释：
　　①南汉宸：《皖北革命回忆》，阜阳党史办编《皖北四九起义》，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
　　②中共太和县委党史办副主任、县政协文史委员徐超山所写资料：《谢葆真1927年介绍李华亭、张春光参加共产党的考证》
　　③1986年11月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阜阳党史办编《皖北四九起义》书中吴敬、王彦峰、徐超山写的《我党在杨虎城军驻皖北期间的革命活动》一文。
　　④1987年12月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丹心素裹》书中南汉宸写的《皖北革命回忆》一文。
　　《陕西文史资料》（第二十四辑 陕西民国人物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