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同盟军最后从察北南下的真相
石仲伟
一、抗日同盟军抗击日军与
冯玉祥被迫下野
在蒋介石执行的不抵抗主义卖国政策下，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兵不血刃，侵占整个东北。继而日军进至山海关，又占领了热河全省和察哈尔北部，直接进逼平津，华北危急，国土不保，全国人民，义愤填胸，群情激愤。
一九三三年三月十七日，中共发表宣言，呼吁立即停止内战，愿同全国各军订立抗日协定，共同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主张，得到爱国军人的赞同和拥护，通过党的联系与协助，冯玉祥、吉鸿昌、方振武于一九三三年五月二十六日在张家口揭起抗日同盟军旗帜，宣布对日作战，一时得到爱国军民和人民团体的热烈拥护。原在东北、热河各地撤到察境的抗日义勇军，纷纷投奔到张家口抗日同盟军阵营。同盟军武装力量迅速壮大，号称十万，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抗日的决心，对日军的侵略气焰，给予了有力的打击。
同年六月二十日左右，抗日同盟军总司令冯玉祥，先后任命吉鸿昌为北路前敌总指挥，方振武为北路前敌总司令。挥师北上，收复失地，连克康保、宝昌、沽源三县之后，分兵三路，进攻察北重镇多伦。多伦有日军茂木骑兵旅团及炮兵部队固守，筑有坚固工事。我敌展开攻守激烈战斗，日机多架轮番轰炸我军阵地，我军奋勇杀敌，前仆后继。吉鸿昌亲临火线指挥，几度下令总攻，并袒臂率部冲锋，直逼城下。经过五昼夜激战，终于在七月十二日宣告光复。捷报频传，全国振奋，祝捷贺电，从各地如雪片飞来。
但是蒋介石自“九一八”以来，一贯顽固地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热衷于所谓“围剿”红军和革命根据地，不顾全国人民反对，对日军节节进逼,屈辱妥协，竟于五月三十一日与日本帝国主义签定了出卖国土的《塘沽协定》，将我国的东北三省和华北的大片领土，化为日本领土或势力范围。冯玉祥和共产党在察哈尔组织抗日同盟军，抗敌保国，收复失地，却被蒋介石视为大逆不道，眼中之钉。更怕冯玉祥的抗日在全国民众中扩大政治影响，一面极力散布流言，大肆诬蔑攻击，胡说抗日同盟军“破坏国策”，“妨碍中央统一政令”，“破坏与友帮国交”，连电催冯下台；一面调集大军，三面包围张家口，且与日军勾结，合谋内外夹击。蒋介石还以利禄为诱饵，收买同盟军中部分不坚定分子分裂出来，并暗中挑拨冯玉祥旧部将领的关系。七月底，蒋军入察之师，计有庞炳勋、关麟征、冯钦哉等十六个整师，十五万余人，战云密布，内战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同盟军处于蒋日腹背夹击，孤立无援的险恶形势下，冯玉祥被迫于八月七日发出通电下野，取消抗日同盟军，而吉鸿昌、方振武声明继续抗日。八月九日，吉、方部队撤出张家口，开往张北，集结的部队，有吉部的第二师、第五师、第十六师、第十八师及骑兵五、六两师和方部的教导师等共约一万五千余人。
二、中共党组织在抗日同
盟军的重要作用
抗日同盟军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早在两年前，中共北方局负责人肖明和山西省委负责人张祝唐在山西汾阳与冯玉祥多次密谈，冯表示愿与中共再度合作。以后中共常派人与冯接触。“九一八”事变，山河破碎，“一二八”松沪战火又起之后，冯目睹蒋介石对内穷兵黩武，对日妥协投降，倒行逆施，激于民族义愤，发表抗日演说，提出抗日方案，亟谋起而抗日救国，并派员四出联络反蒋抗日力量。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冯玉祥在张家口召集旧部，组织抗日武装力量。他通过李达，要中共派人协助擘划抗日，当时中共北方局，遂派张慕陶、武止戈和吴化之到张，成立张家口特委，支持和策划冯玉祥抗日事宜。
一九三三年五月，抗日同盟军成立前后，中共北方局派出大批党员到张家口同冯合作，这批党员均被分配到部队中担任一定重要职务，同时在同盟军组成了以张慕陶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负责党的工作。张慕陶又兼任了冯总部的政治部主任，吴化之兼任了吉鸿昌部队的政治部主任。冯的总部和主力部队中，有不少党员任要职。事实上党领导的前委在冯的首脑部参与各种重要会议，在有关军事重大决策方面起着决定性作用。
吉鸿昌率领的部队，是抗日同盟军的主力，撤到张北的第五师师长宣侠父、第十八师师长许权中都是党员，团、营、连长大都是党员。第二师支应麟师，早建立有以王霖为书记的党支部，几个团、营长也是党员，这个师武器装备较强。方振武部党员虽少，而方一贯反蒋抗日的主张，在部队中影响很大，方要反蒋抗日，自然要同共产党合作。因此集结在张北的吉、方部队，是完全听从前委指挥的。此时部队的军事活动，不仅关系列本身的成败利益，而且关系到抗日和革命前途。部队一到张北一带，就有向绥西、晋、陕北进军的传说。第二师、第十八师已开到张北以西百里左右地区，这时忽然又确定部队南下，要向河北去发展，忽东忽西，使不少人感到疑虑，且有人对南下主张有异议，认为困难多，无必胜把握，但为什么一定要确定南下，在这个问题上，我提供一段亲身经历，用以说明事实真相。
三、最后部队从察北南下是
怎样确定的
抗日同盟军吉、方部队为什么要从察北南下，先从略述经过说起：我是在抗日同盟军未成立前半个月，由北方局派到张家口工作。同盟军成立，先在吉鸿昌的张家口警备司令部政治部任科长，续调吉的骑兵第十六师任政治处长。七月底前后，蒋介石增调入察之师，对张家口实行三面包围，平绥路线下花园至柴家沟十华里的铁路，已被蒋军破坏，双方形成对峙，在剑拔弩张的严重时刻，我受冯总部参谋长邱山宁的派遣，带着秘密文件(用小条红绸子写的盖有总司令部关防的委任状几件)，前往怀来蒋军冯钦哉师做策反工作。由于下花园到柴家沟一段火车不通，到下花园经同盟军蒙古部队司令亲自送出前哨阵地步哨线，徒步沿铁道线南下至柴家沟蒋军庞炳勋师阵地，前哨步兵十余人，枪口对着我，围上来盘查。当听了我说是新从陕西到包头转去天津的话，气氛缓和了。原来他们也是陕西渭南人，年龄大都有二十来岁，一年前被招募当兵的。“乡党见了乡党亲”，问长问短，拉起乡情来，后虽曾把我引见了他们的连长，但从旁极力帮腔，我很快就脱身了。
到怀来，工作进行尚顺利。不料八月七日，忽然得悉冯玉祥发出通电下野的消息，情况突变，形势逆转，不禁感到骇异，此时回张家口不可能，遂于次日回到北平。
在北平见到北方局负责人肖明、刘继曾，同他们交谈了有关察省军事情况后，他们说吉、方部队已从张家口将撤到张北，叫我还去张北，有新任务。隔了一天，刘继曾来见我说，北方局的意见，撤到张北一带的同盟军，不能向西去，要向南发展，军事是为政治服务的，西去绥远、晋、陕北沙漠荒凉、人烟稀少地带，完全失掉了政治影响。军事行动，首先要从政治影响上考虑。为了继续抗日反蒋，部队就必须从察北掉头南下，取道西京地带，挺进到河北中部，沿太行山东麓山区，展开游击战争，创造游击区，建立革命根据地。太行山区，地处中原军事要冲，地势险要，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发展前途，极为广阔，对今后反蒋抗日，是有重要意义的。又说，北方局给前委有密件，你去直接交给柯大鼻子(指柯庆施)，并将我们的意见当面告诉他。接着又说：机会主义者张慕陶的前委书记已撤除，由柯庆施接替。我听了以后，认为这是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只是考虑如何极力去完成这一任务，因其他情况不熟悉，未多谈。最后，他提出去张家口的路线问题，以宋哲元的部队已进驻张家口，走那里，恐发生麻烦，主张绕道山西太原、大同、平地泉前往察北寻找，我以此路绕弯太远，且费时日，了解到平绥火车，有一次列车是晚上十二点钟到达张家口车站的，深夜街上人少，趁翌日清早出城上路，问题不大，得到他的同意，当日我就搭车北上了。
到张垣正是晚上十二点，住进旅馆，第二天天刚亮，我在小饭店吃饭时，问清了前往张北的路线。从东北的一条沟道直向北走，张垣距张北七十华里，约三十多里长的沟道村庄有几处驻有宋哲元的部队，我假以新闻记者的身份，应付了哨兵的盘查。由于赶路心急，在那石沙满地、道路崎岖不平的沟道里，一口气步行四十里。在沟口原头小庙前稍事休息后，又向东北方向迈步前进了。傍晚时赶到张北，张北方振武的部队，正在城外大街整队迎接方振武进城。当晚探听前委负责人随同吉鸿昌部队，开至张北西北约百里的二井泉子，我经过二天多的时间，赶到吉的驻地，见了柯庆施，交了北方局的密件，谈了北方局刘继曾对部队南下的意见。第二天，前委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改组了革命军事委员会，推选柯庆施，吉鸿昌、宣侠父、许权中、张慕陶、刘振运、折青庭七人为常委。根据北方局的指示，确定了南下计划。在部队人事方面也作了一些调整(如将十八师师长许权中，调任副军长等)。接着吉鸿昌在二井泉子广场集合部队，召开了南下誓师大会。吉在大会讲话中，痛斥了蒋介石媚日卖国，破坏抗日的罪恶行径。并强调了部队南下发展要杀出一条血路，开展反日反蒋反汉奸的斗争，创造新局面，继续抗日的意义和决心。为了整顿军风纪，吉部军法处在大会后枪决了两名逃兵。在誓师大会后当日晚，柯庆施要我带前委密件即日回北平，向北方局复命。他说：“部队已经决定南下，将文件交给并告诉他们(指北方局)。”第二天我乘驻商都高树勋部队派来同吉部联系的阎红彦回商都的汽车，先到商都，取道平地泉乘火车回至北平，将前委密件交给北方局刘继曾。到此，我往返传送密件和口谈的任务，遂告完成。
部队决定南下，在当时吉部官兵特别是一些党员中，就有不同意见，不是怕打硬仗，而是感到无必胜的把握。到后期由于蒋介石集团派到抗日同盟军内部进行分化收买活动，不少参加同盟军部队，被收编或被缴械，力量大为减弱。唯一可靠的吉、方部队，在武器装备和兵力方面，同蒋军悬殊很大。且蒋军调至察南、京北时间已久，地形熟悉，节节防守，严阵以待。九月初，吉、方部队会师独石口时，前委将抗日同盟军改称：抗日讨贼军。惟所掌握的基本部队，只有十八师和第五师等，兵力不足五千，而要当十万之师。前委不顾实际，不听别人意见，一味蛮干。后并开除了王霖、尹心田、周茂兰、雷振中、张慕陶等人的党籍。张公干等人虽提出不同意见，也未加讨论。这些同志，在当时部队中是有一定影响的。同时，对面临的不利形势，未能考虑，还提出限中秋节前打进北平过节赏月的空洞口号，以示反蒋决心。当部队从独石口转战南下进入滦东，经怀柔，密云，到达京北小汤山，沿途遭到蒋军堵击和日机轰炸，已损失不少，又陷入四面包围，不能自拔。同蒋军几经展开激烈搏斗，终以众寡悬殊，伤亡惨重而失败。吉、方二人只身出走，这一支名震一时的抗日武装力量被瓦解了。
事实说明，部队南下，是前委根据北方局的指示确定的。最后导致抗日同盟军失败的主要原因，内在因素只能说是党的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军事领导和策略上所犯的错误所造成的。左倾思想上的错误，在军事上搞冒险主义，只凭一股子热劲，对形势没有正确的估计，对主观的情况，缺乏分析研究，不顾客观条件，不知己又不知彼，硬要和敌人进行决斗，以致陷于不应有和本可避免的失败。
孤军深入，兵家所忌。当时蒋介石调集在察南京北一带的兵力，大于自己十倍以上，且与日军勾结，合谋夹击我军，敌军处处设防堵截，敌强我弱，以逸待劳，在战略上我军处于极端被动地位，猛冲直闯，愈陷愈深，钻牛角，瞎指挥，怎能不惨遭失败呢？南下中，牺牲了不少抗日忠勇战士，最后中共优秀党员抗日名将吉鸿昌遭到反动派杀害，损失重大，言之痛心。事隔五十年，今天不少旧日参加或关心抗日同盟军的人士，没有不为当时我军确定南下的失策，而深为惋惜。
一九八二年五月
注释：
① 石仲伟当时在抗日同盟军张家口警备司令部任科长，继在骑兵第十六师任政治处长，后受中共北方局的派遣，任党的地下交通，现任西安市政协常委。
《陕西文史资料》（第十八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