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同盟军的失败——方振武、吉鸿昌抗日讨蒋的片段
段培德①
方振武，系安徽寿县瓦埠街人，历充国民第五军军长，第二集团军第一路总指挥及九方面军、第十一路军、第四军团、第六路军等总指挥，兼安徽省主席等职。
吉鸿昌，系河南扶沟县吕潭镇人，历充第二集团军第十一军军长，宁夏省主席，及抗日同盟军前敌总指挥兼第一军军长等职。
一九二九年十月，方振武充第六路军总指挥兼安徽省主席时，在名义上曾奉蒋命在郑州与冯玉祥将军会议数次。冯、方二人密谋倒蒋，被蒋特察觉，方氏于回京复命时，遂被管押于南京羊皮巷二号。至一九三一年初，恢复自由，寄居上海，他的旧部鲍刚、张人杰，于一九三○年冬倒蒋失败后，把所带的旧西北军二、三两师，撤到晋南，对外号称二三联师。蒋介石不承认，不发给饷械。阎锡山以旧同盟的关系予以最低限度的接济，方氏在经济上大力支持，为自己再起准备基础力量。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违反全民意志，仍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这时中共中央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一致抗日。
一九三三年初，冯玉样将军在张家口组织抗日同盟军，响应中共的号召。同年一月，方振武微服由沪北上，经天津、北平，大同等地，至山西介休，扩编二三联师为三个师，定名为抗日救国军，自任总指挥。一九三三年二月一日，特举行绵山誓师，通电抗日②。誓师后，翌晨，即率抗日救国军出晋东东阳关，经河南涉县到达河北邯郸车站，沿平汉铁路北上抗日，沿途屡接蒋介石电报，严令就地停止，不准妄动。但方氏仍继续指挥抗日救国军北上，沿途照常宣传民众，坚持抗日。行至定县、望都地区时，据悉，蒋氏已集结大量军队于保定附近，阻止抗日救国军北上。同时来电，诱以官位，允予点验收编抗日救国军为正规国防军，并给方氏以西北边防督办名义，督办公署驻地指定在张家口、大同、归绥三城市，由方氏自己选择决定之。这时，方氏对部下宣称，只要有利于抗日和有利于保持本军的独立与自由的原则，我们可不拒绝形式上的统一。当即复电云：愿在现地(定县望都一带)听候点验。同时方氏又对营以上的干部说：时时刻刻，都要有战斗准备，因为蒋介石的意图是叵测的！方氏一面虚与逶迤，接受点验，看蒋能否实践诺言，一面暗与冯玉祥将军联系，以防万一有变，既向张家口急进，与抗日同盟军合作，以扩大抗日的声势。后来果然不出所料，蒋氏是拿点验作幌子的，他的真正目的是：争取时间，积极准备以武力解决抗日救国军。在点验了三日之后，紧接着又来一电，改派方振武为西北林垦督办、允许方氏从所辖军队中拣选一个营作为林垦督办公署警卫部队，其余部队允予改编为国防军，实质是并吞为蒋军。这时，据侦察所得，集结于保定附近的蒋辖部队，已完成作战准备，并有积极进攻抗日救国军的模样。在这种情况下，抗日救国军当然按照自己既定的方案，突于四月某日中夜，由望都、定县一带急剧西进，进入山区，经唐县，涞源、倒马关、飞狐口、蔚县等地。分别到达宣化、张家口，与冯玉祥将军领导的西北抗日同盟军合作。到了五月，为统一军权计，改编抗日救国军为西北抗日同盟军第一路军，方氏仍任该军总指挥。
同年六月，吉鸿昌军于收复察北康保、宝昌后，乘胜进攻多伦，激战约二日，在吉氏机智多谋、忠勇为国的卓越指挥和感召下，官兵用命，能以劣势装备战胜各方面绝对优势的日军。这是我在张家口参加抗日同盟军，庆祝收复多伦大会时，冯玉祥将军讲话的大意是这样的。
同年七月，蒋介石编组了三路大军，沿京包铁路及其两侧地区西进，准备进攻张家口。这时，抗日同盟军被迫也在张家口外围构筑工事，积极准备作战。冯玉祥将军在一次动员作战讲活中说：“蒋介石派遣了三路反动军，由宋哲元统一指挥，准备进攻我们，大家都知道，他的中路先头部队是二十五师关麟征部，新兵多，装备虽好，作战经验、能力都很低，他们是给我们输送武器弹药的；他的左路军傅作义，已经有信给我说：‘你(指冯)是我的旧长官，抗日是我们当前共同的急务，我是不愿与抗日同盟军作战的，可是我部被派为进攻张家口的左翼军，将来到了万不得已时，我准备应付一下，仍回晋北，另作抗日的打算。’他的右翼军庞炳勋劝我卷起抗日同盟的旗子，我给他回信说：‘我看了你的信，可气又可笑，可气的是，你不明大义，不辨是非，不知道中国人当前应该干什么。可笑的是，你是发着官迷向我说话的。据说，蒋介石允许在打下张家口后，让你当察哈尔省主席，所以你甘愿为蒋介石作犬马，你的一条腿已经跛了，你若进攻张家口，我准备把你另一条腿也打成跛子。”等语(系记述大意)。最后鼓励士气说：“张家口外围多山，地形有利于守，山坡的倾斜情况，很适合于使用滚雷，你们作了许多天工事，比我(冯自称)知道的还清楚。我们已制造了很多的滚雷，雷身造有定时锁，按照不同的距离，扭定各种不同的时间，叫它爆炸，保证能把进犯的敌人，完全消灭到我们的阵地前......”等语。官兵听后，士气大振。但在蒋介石挑拨、离间、威胁、利诱的情况下和冯在整顿军队方面，操之过急，就地捉杀新投效的军长邓文于妓院，邓文虽然罪有应得，但须通过一定的法律程序，以彰其罪，而示慎重，达到教育群众，严肃官箴的目的③。可惜计不出此，竟在据报后盛怒之下，立刻捉杀于妓院，兔死狐悲，以致有些意志不坚定，作风欠正派的其他将领，尤其是新附的将领，发生强烈的震惊，顾虑增多，渐怀异图。给蒋介石挑拨、离间、威胁、利锈，起着共鸣的因素，加上数十万大军，云集察南、察中一带，地瘠人稀，服装给养补给异常困难等，极为复杂的原因，迫使冯玉祥将军感到事与愿违，不得不依允蒋介石的条件，暗然下野，约于一九三三年七月下旬某日中夜和他的警卫团(约两营)专车驶离张家口，开往山东泰安去了。
冯潜离张家口后，当日拂晓，即被方、吉二人首先发觉，即刻召集驻在张家口附近的抗日同盟军各将领，开紧急会议，在吉鸿昌将军的倡议下，公推方振武为抗日同盟军临时总司令。旋奉到某抗日反蒋集团领袖的电令(据说是广东国民政府的电令，又据方氏的随从副官徐某对段应明——当时充方氏卫士——说，系共产党毛主席来的电令)，特派方振武为“西北人民抗日同盟军临时总司令”，方氏当即通电就职。(通电电文较长，兹就记忆所及，摘述要意如下：......蒋介石置个人利益于国家民族之上，特务横行，暗无天日，淫威所播，是非久淆，真正抗日者诬为汉奸，真正救国者诬称匪军，近数年来，消灭异己，屠杀爱国同胞，常以此为借口......云云。)
方氏深知吉鸿昌将军抗日意志最坚决，宣布吉氏为副总司令兼前敌总指挥，这时，蒋介石一面派遣优势兵力，继续向张家口进迫；一面利用金钱、官位和挑拨离间，来分化同盟军。在这种情况下，万福麟、张人杰、刘桂棠等首先脱离了抗日同盟军。处于这种情况，方、吉二人，决定迅速把抗日同盟军撤出张家口，北上抗日，约于七月底左右撤出。方振武部暂驻于张北县，约于八月十日左右，方、吉所部分别由张北、沽源等地东进之第一天，方所辖之阮玄武旅，接受了蒋介石的封号(名义约是察北警备第一旅)，脱离方振武。当日晚，方、吉分别以抗日大义勉励所部，第二日仍继续东进。当时察热边境的独石口，有伪军刘桂棠部，他们慑于方、吉的威名，稍事抵抗，即行后撤，同盟军因而进入了日军早已占领了的热河境内，沿途一面抗日，一面宣传民众，组织民众，到处都得到人民的同情和协助。约于八月底左右，收复了丰宁。嗣因饷弹被服缺乏，补给困难，主要由于没有资源地，因此，拟袭取北平(北京)作为根据地，约在九月初某日，由热河南进，出马兰峪口急袭北平，行至高丽营子时，该地驻有旧东北军于学忠部的一个连，阻止同盟军南进，经喻以中国人民应团结起来，一致抗日的大义，再三交涉，该连不唯不听，竟先向同盟军开枪。因该连的有钱电话，事先已被同盟军割断，不能向他的上级报告和求援，所以该连一面以先开枪代替鸣枪报警，一面先发制人，从事抵抗，在这样的情况下，同盟军奇袭北平的企图，已被暴露，遂忍痛将该连缴械，继续向北平前进。约行十里许，接到前多日派去北平的地下工作人员的密报，知北平蒋军已有准备，遂变奇取为计取，佯装没有袭取北平的企图，折向西北方向前进，表示同盟军在缓冲区宣传人民，共同抗日。同时，密令在北平活动的地下工作人员刘宝斋等加强活动，争取在最短时间内，能与驻在北平近郊的杂牌军达成协议，取得深切的同情与紧密的联系，作为本军占领北平的得力助手。
因为抗日同盟军的主要目的是占领北平作为根据地。所以虽然由高丽营子以南，转向西北前进。为了不使离开目的地远，徒增人马的疲劳计，所以迟迟其行，每日前进，不超过二十华里左右，前进了三、四天，才达到昌平县的西北方及昌平县正北一带地区，与昌平只隔了一条十三陵山岭，平均距昌平约十余华里。就在这时，接到前派去北平作地下活动的负责人刘宝斋的报告，大意是：我们已和现驻北平西苑的东北军三个师联系好了，他们的条件是，只要抗日同盟军能打过潮河，占领北苑，他们就一定在西苑起义，协助抗日同盟军攻取北平。方、吉二氏，遂决定即日回师攻占北平，并决定由昌平县西北附近的一个峪口，通过工布厂、东山口，越过昌平，指向东南，直捣北平。
抗日同盟军教导第二旅段培德部，奉命要旨如下：该旅应于旧历八月十四日上午三时前，由现地出发，分别派遣必要兵力，力求隐匿，同时接近昌平西北郊的工布厂及昌平东北郊的东山口(该两处驻有万福麟部约一个连的兵力)，到达与他们的哨兵可以直接淡话的距离，喻以大义，使我军得以和平通过该两处。当即遵命，派遣第二旅陈团第二营及第三营的一个连，先后出发，按照指示办理，均于拂晓前接近了他们的哨兵，当即喻以共同抗日的大义，促使他们与同盟军合作，使同盟军顺利地通过昌平，特别是要求他们，叮嘱他们，不要向上级报告抗日同盟军的活动情况，经再三交涉，他们还是不明大义，不让同盟军通过。同盟军当即利用距离近天未明，而且兵力悬殊的情况，一拥而入工布厂，缴了他们的枪。东山口之敌，在交涉破裂后，凭借他们的工事和有利地形，企图阻止同盟军通过。但他们没有料到同盟军早有周密的布置，特别是由总司令部直接派遣的轻机枪群，于凌晨二时许，即越过较为险峻的十三陵山岭，埋伏到东山口附近敌侧背的制高点，在教导第二旅先头营开始攻击后约十分钟左右，总部所派协助攻击的机枪群、即向敌人施行有效地压制射击，出敌意表，形成包围，东山口之敌顿时慌乱，所以在战斗开始后约一刻的时间，他们即仓皇向东南撤退，半数被同盟军预派的伏兵缴了枪。此时，天已黎明，昌平城内敌人的山炮，向同盟军射击了十余发，方、吉各率所部分两路向北平急进，口号是：“今晚在北平吃月饼，”意思是今晚在北平过中秋节。
抗日同盟军过了昌平县前进约一小时许，蒋军二十五师的七十五旅，已由火车输送到沙河车站，已经下车，开始向同盟军部署攻击中，同盟军当即中止前进，占领较高的有利地形，在无隐蔽的情况下，使二十五师不敢白天仰攻。但他们的装备好、火力强，同盟军也不能在开阔地形里向他们攻击，徒招伤亡。因此，形成对峙状态。同日，蒋军由北平增加兵力输送到沙河车站的有两列车，同盟军当日黄昏后，留下极少数兵力与敌保持接触，主力向北平以北的汤山前进，计划在拂晓时攻占汤山，暂作立足之地，这时汤山的守军，以为同盟军这几天以来，天天西进，脱离他们渐远，或者以为同盟军正在昌平附近与二十五师对峙，不能东进，因而放松了戒备。因此，使同盟军能比较容易地接近到开始攻击的位置。所以当同盟军开始攻击时，除哨兵外，敌人都鼾睡着，旋即天明，汤山之敌企图固守待援，同盟军鉴于汤山四围都是平坦开阔地，为迅速占领有利地形计，命教导第二旅的山炮连突向大汤山发射，掩护攻击，山炮连只射击了十余发，敌即放弃汤山，仓皇南逃，同盟军遂占领了大、小汤山，从事休整沐浴，翌晨即由大、小汤山一带南进约二十余里，到达潮河北岸一带。此时，蒋军已先沿潮河南岸布防。隔河对战了约八、九日，中间蒋军二十五师，曾由草场村渡河，攻击数次。均被击退。在这段对战期间，二十五师师长关麟征，曾派他的师部军医曹某密带企图使同盟军教导第二旅旅长段培德倒戈的信，藏在棉衣襟里，夜间由火线潜过，被同盟军的他部捕获，连同查出的密信，直接送到同盟军总部，方振武接见后，方氐亲打电话叫段培德旅长立刻到总部去见他，段到总部后问有何事？方氏说，你看一下这封信，段看了以后说：“我事前丝毫不知，也从来没有这种思想和打算”，并郑重地说：“总司令看我是不是一个不讲信义的人？”方氏笑云：“我若不深知、不相信你，你在见我面以前，就已经没有你了！”这时，方和段谈了些和关麟征的关系以及方氏和段的师生与知遇等关系④后，返回旅部。
这时抗日同盟军已由运动战逐渐陷于四面包围状态，东、西、南三面被蒋军包围，北面被日军包围，并用野炮数门，不时向同盟军射击，尤以日本空军不间昼夜地向同盟军轰炸或扫射，同盟军这时的兵力共约万余人，被包围圈的战斗线长三十余里，处处都感兵力单薄，但蒋军慑于同盟军的威力，不敢轻易进攻，尤以初沿潮河对峙时，蒋军二十五师某日拂晓，曾集中优势兵力，从草场村渡河攻击的一次，同盟军阵地几乎被突破，在万分危急中，方，吉二氏曾指挥着各自的警卫连投入战斗，同盟军官兵目睹总司令和他的警卫连都加入冲锋，士气大振，因而击退了二十五师，取得了这次战役的最后胜利。尤以吉鸿昌赤膊大呼：“把反动军消灭到我们的阵地前”，所起的效果更大。
同盟军经过这一险关取得胜利以后，蒋军白天不再敢向同盟军进攻了。他们利用夜间，常以小部队作试探性的攻击，企图发现同盟军防御线的弱点后一举突破之。针对敌军这种措施和企图，同盟军尽可能的减少了第一线守兵，加大了几个重点机动预备队，以便在必要时及时而迅速的投入到被试探攻击的地点，在使敌人感到这里的兵力很充足时，即迅速转向敌军要继续试探的另一地区移动，这样做的结果，使蒋军感到同盟军防御线的兵力处处都不单薄，找不出弱点。所以夜间蒋军也不敢发起大规模的攻击，与此同时，同盟军也在夜间派出过几次人数少而火力较强的小编队作扰乱性质的攻击，每次都能使蒋军第一线部队发出炽盛的火力，盲目射击，达到消耗敌人的目的。这就是当时反动报纸特大标题“方吉之乱”在平北地区战斗的概略情况。
抗日同盟军，在热河抗日与在平北反蒋，受到蒋、日军的合围攻击，在这期间，日军当局，先后多次派代表前来谈判，要求方，吉与他们合作，方、吉每次都拒绝接见，但日军代表每次都强烈地要求接见，方、吉不得不允予接见时，都是坚持抗日，毫无妥协的表示，这也是促成蒋日合作的原因之一，在这种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方、吉每次对于部训话时，均表示他们抗日的决心与人格，曾说：“我们一定为抗日而生，亦决心为抗日而死。”并说：“我们两人(指方、吉)多年抗日救国的主张，决不因任何困难而改初衷，以致有玷民族传统荣誉和个人人格”等语。但终因众寡悬殊，且无资源地，在弹尽粮绝无法继续作战的情况下，方、吉二人遂不得不接受和平解决的条件。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某日，北平八大团体，包括各国领事团在内，倡议和平谈判，保证方、吉二人生命安全⑤，军队由蒋军改编，师长以上不究既往，旅长以下发资遣散。十一月某日，方，吉在顺义县地区，在商震军长陪伴下，与蒋军嫡系十七军军长徐廷瑶见面，徐当时秘报北平行营主任何应钦说：方、吉已入掌握，请示处理，何应钦即刻密电蒋介石请示处理，就在这种万分危急，蒋介石复电尚未到的暂短时间内，商震军长声言当日中午欢宴方、吉，并请徐廷瑶作陪，在欢宴中间，方、吉托言到厕所去。这时，徐廷瑶以为在商震军部，如有意外，当由商震负责，后因时间较久还不见方、吉转来，急问商震云：怎么不见他们转来呢？商震佯装镇静，叫部下赶快到厕所去看，杳无踪影。事实上，方、吉早已乘坐商震给他们准备好的汽车，迅速向天津开去了。
方、吉脱险经过：
当方、吉乘汽车向天津急驰时，徐廷瑶发觉后，当即在商震军部以电话通知二十五师派兵把守住通往天津的一切道路，不准放过向东南行进的任何人，一面派武装约一排(师部特务连的一个排)由连长带领，乘最新卡车，沿通往天津的大道上追捕，追了将近一小时后，方、吉看见较远的地方有卡车向他们追来，此时正好他们所乘的汽车，已经接近一个村子的北边，急急开往村南适当距离时停住，方氏请吉和他一同下车步行逃避。吉鸿昌说：你先下车，让我把他们再诱追一个时间，方氏遂先下车，单独逃走。后来方氏雇了一个脚驴骑到天津，⑥约二、三日即搭乘直驶香港的外轮去香港，旋即由香港出国。据闻方、吉由顺义县境逃走后，同日黄昏前，蒋介石复电何应钦，命将方、吉就地枪决，可见蒋对北平八大团体所作的诺言，完全是欺人之谈，彻底暴露了他个人不讲信义，奸险毒辣的本质。
吉鸿昌逃到天津后，匿居法租界，约至一九三四年某月日，在天津法租界国民大饭店被蒋匪特务击伤，送往法国医院治疗，由蒋军引渡逮捕，解往北平枪毙。据闻，冯玉祥当时在泰安，电令韩复榘营救，韩复榘因顾忌到他个人的地位与利害关系，置之不理，等到吉鸿昌惨遭枪杀后，韩复渠去见冯，冯闻韩来，转身面墙而卧，韩复榘进冯卧室后，冯未转身，初不作声，最后讽韩云：“你富贵了！那里还看得起穷朋友吉鸿昌呢？”冯和韩的情感从此大相径庭。
一九三七年芦沟桥事变后，国共二次合作，在精诚团结一致抗日的号召下，并在李宗仁、白崇禧的担保下，方振武由国外返国。方氏回国后，蒋仍视为目中钉，暗派特务监视其活动，给予方氏一个“抗日救国人民外交委员会”委员长的空衔，使方氏一筹莫展，仅出了一种宣传抗日的小册子。以后仍因安全无保障，复往香港，在日军占领香港秩序混乱之际，蒋匪特务枪杀方氏于香港北郊荒野中。
当方振武率领抗日救国军自河北省定县望都一带急走张家口时，鲍刚所率的抗日救国军第二师(方振武到山西后改编的第二师)，脱离了方振武，接受了蒋介石的封号：“新编第四十六旅”的名义。自此，第三师师长张人杰的内心，渐萌异志，开始发生动摇。此时，惟王中学师(归方直接指挥)所属的商正夏、段培德、李自新、邹致均等部，坚决拥护方氏，共同抗日。
一九六二年十二月
注释：
① 段培德，当时任抗日同盟军教导第二旅旅长，解放后任中学教员，民革陕西省委员会成员，一九八○年病故。
② 方振武在潜赴山西组织抗日救国军以前，曾与当时山东省主席兼第三路军总指挥韩复榘约定。由方氏倡导通电抗日，他一定响应。到了一九三三年二月一日，方氏齐集抗日救国军举行绵山誓师通电抗日后，韩复榘为了保持禄位，竟食诺言，哑不作声，仍俯首贴耳的寄蒋篱下。
③ 冯在枪毙邓文以后，当日上午召集驻在张家口及其附近营长以上的军官讲话，大意是：邓文所部经过许多困难，开到察哈尔，全军困苦达于极点，前几天发给他三万元，他不即刻返回所部，解救官兵的疾苦，反而把一万元(或者是五千元送到他个人的家中，余款留到手中，逗留到张家口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照这样置部下疾苦于不顾的人，还能领导全军抗日救国吗？等语。
④ 一九二三年段培德充陕西户县苍溪高小三年级级任，是关麟征的老师。一九二六年冬至一九二七年年底，段培德从方振武所办的军事政治学校毕业(当时方振武是总指挥兼该校名誉校长)，各科成绩平均是九八点二。方振武颇器重之，毕业后，充见习时，特准支上尉薪。
⑤ 一九二八年冬初至一九二九年四月，方振武任第四军团总指挥时，住北平庆王府，在北平各界人士和外交使节中负有较高的威望和信誉。吉鸿昌在二次北伐期间，任第二集团军第X路总指挥。该军战斗力最坚强，号称铁军。他们二人(方、吉)，在华北负有盛誉，这也是北平八大团体出来斡旋和平因素之一。
⑥ 方振武在商震请吃晚饭以前，早已换上劳动人民的便服，把身上仅有的某银行五千元存折，交由商震转发给他即刻就要离别的警卫连官兵，他本人身上一文不名，所以到了天津安徽会馆时，无钱付脚驴价二元，方氏向会馆管理人去借，口称，你是我的同乡，请暂借我二元，隔一会儿我就还你二十元都行，某人戏笑着奚落方氏说，你既然隔一会儿就能还我二十元，何必借这二元呢？说毕置之不理。方氏因听这人的口音和他是距离很近的同乡，即直说我就是方振武，请暂借我二元，叫门外赶脚的人快些回去，那人即刻道歉，并立即拿出二元很快地向门外走，代替方氏交了脚价，后来方氏以电话通知他在天津所办的小报馆，这个报馆不多一会儿即派汽车迎接方氏而去。
《陕西文史资料》（第十八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