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文史资料数据库

图一、邓宝珊 图二、高双成

　　榆林专区曾是国民党二十二军的驻地。二十二军的前身是八十六师，它的创始人井岳秀，是辛亥革命时期，在秦陇复汉军北路宣慰招讨安抚使井勿幕(陕西同盟分会创始人)所部第十六标的标统，部属除同盟会成员外，还有渭北游侠(刀客)和封建帮会分子。具有国家民族观念，缺乏民主思想，有浓厚的封建意识。部属养成服从命令，主官决定一切的传统习惯。从一九一六年八月井岳秀第二次到榆林任陕北镇守使起，经高双成(立卿)，到左世允(协中)一九四九年六月率部起义止，驻防榆林专区各县长达三十二年之久。中间番号屡更，编制从营到军，防区时大时小，在北洋军阀、冯玉祥、蒋介石统治时期，该部都是杂牌部队，经常受到歧视排挤，时图消灭。而井岳秀利用防区地处边陲，山河阻塞，借保境安民之名，行封建割据之实。十年内战时期，站在统治阶级立场，响应反共与人民为敌。一九三六年二月，八十六师师长井岳秀去世，由旅长高双成继任师长。一九三八年八十六师扩编为二十二军，高升任军长。在抗战时期，由于大敌当前，抗日第一，该军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停止内战，是和中共接触较早的一个。“西安事变”后，延安边区政府多次派负责同志来榆林，进行工作，发展到友好相处，一致对外，使陕北河防和伊克昭盟安然无恙。
　　我们都是过去在国民党二十二军工作多年的部属，从自己目睹耳闻、亲身经历的点滴回忆中，撰写中共对二十二军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建立友好关系的事例。由于时隔三十余年，熟悉过去的旧人，大多物故，我们均已年老，对往事遗忘殆尽，文献资料，多难查考，加以我们当时所处地位的局限性，以及个人水平有限，错误和遗漏之处，在所难免，请批评指正。
　　一、西安事变前后八十六师对 
　　内战态度的变化
　　一九三五年冬，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飞临榆林，同井岳秀密谈。事后八十六师副师长李藩侯对我们说：“张、杨这次来榆林向井说，内战不能再打下去了”。他们这次来榆，表面上是上级领导对部属的关注，实际是张、杨来做井的工作，使反对内战的呼声，传到井的部队。井受日本帝国主义满蒙政策的威胁，深感陕北有成为国防前线的危局，从此不再一味随蒋反共。早在一九三五年八月，中共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高双成阅后，初受感召，对国民党的反共政策，开始持怀疑态度，从此在他的防区以内，只加强防务，对红区避免摩擦。一九三六年二月高接任师长后，日本大举侵华已迫在眉睫，而国民党当局仍坚持其“攘外必先安内”的顽固政策，依然要打反共的内战。一九三六年三月，蒋介石派其嫡系十三军军长汤恩伯率两师兵力进驻绥德、清涧一带，一面封锁陕北革命根据地，一面插手八十六师内部，进行拉拢分化，妄图吞并。汤把十三军参谋处长徐之佳(浙江人，军统特务)，派任八十六师参谋长，并将十三军参谋长富文，派任榆林行政督察专员兼陕北保安司令，步步进逼，政工和特工人员云集榆林，造谣诬蔑，横行不法。
　　一九三六年四月，张学良和杨虎城两将军乘飞机再次来榆林，过绥德偕高桂滋同来，表面是调解八十四师和八十六师的隔阂，实际是劝导他们停止内战，团结抗日。还给八十六师军官们散发了《抗日问题》的小册子。“西安事变”爆发后，高双成说：“同室操戈，再不能继续下去之。蒋介石如被推倒，张学良、杨虎城能不能领导?谁来领导?谁来领导抗日！”他心中有一定的疑虑，曾感慨地说：“我们过去执行蒋介石的‘剿共’政策，同共产党打过仗，能不能得到共产党的谅解？”这些问题，使他长时期胸怀犹豫。从下边事例可以看出高当时的复杂心情。
　　“西安事变”中，杨虎城曾电高双成征询对扣蒋兵谏的意见，高复电表示应和平解决。据八十六师驻南京办事处少校副官彭铎(安徽人)讲，在蒋被扣期间，八十六师驻南京办事处处长叶南帆(浙江人)曾三次给高双成打电报，着高向国民党中央表态。最后一次电报中说：“委员长在西安蒙难，高桂滋师长已经来电，表示坚决拥护中央，讨伐张杨，而榆林方面，至今还未表态，恐与己不利。”(这是大意)高双成仍不表态，待至蒋介石飞往洛阳的第二天，高双成才致电南京政府，表示“拥护蒋委员长领导抗日”。由此可以看出榆林这支杂牌部队，对蒋介石谈不上竭诚拥护，“效忠党国”。高是一个旧军人，受旧道德的影响，既爱国家，又讲“义气”，他对杨虎城将军的乡谊旧情较深。“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增强了他反对内战的信心，坚决走上了团结抗日的道路。
　　二、为防止陕北发生内战，延
　　安派周小舟来榆林
　　一九三七年四月，国民党命令驻绥德的高桂滋部和驻榆林的高双成部联合肃清府谷、神木地区盘塘、沙峁镇一带的红军，阴谋切断晋西北与陕北红军的联系，命令责成高双成亲自指挥，督战“进剿”。这时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联名给高双成打来电报，大意是：你部向府、神东南地区我王兆相部进攻，破坏“西安事变”关于国共纠纷应和平解决的协议。希即停止军事行动。否则，我军不能坐视，即日北上。随后，中共中央派周小舟来榆林。同来的还有八十六师参议刘绍庭，下榻陕北地方银行。当时高双成在神木高家堡，胡景通去高家堡向高汇报了情况，高到榆林，与周小舟会谈。周小舟讲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情况，赞扬张、杨的爱国行动，同时也说明了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周小舟着重指出，国民党当局命令你部向府神地区进攻，企图切断红军东进抗日的咽喉要道，进一步让你部东渡黄河，借日寇之手，达到消灭杂牌的目的。这一阴谋是十分恶毒的。高双成表示，停止内战，团结抗日，是我们共同的愿望，只要共产党不向我防区进展，我们可以友好相处。他坦率地说：“谁要在我这个地区打主意，我是不能答应的。”周表示完全理解高的立场。此后，八十六师停止进兵，八十四师也再未敢轻举妄动。当时随周小舟来榆林的小鬼(延安对小通信员的爱称)年龄不过十四、五岁，在军部副官处闲谈。有副官问：“你们在延安生活很苦吧？答：“我们精神却很愉快。”副官指墙上挂的蒋介石像问：“你看蒋委员长好，还是毛主席好？”答：“都是我们的抗战领袖。”在国共合作的抗日初期，立言得体，双方无损。事后这位副官对别人说：“这个小鬼的答词，我们成年人也答不出来，共产党的教育真了不起！
　　周小舟来榆林同高双成的会见，不特粉碎了反共顽固派的阴谋诡计，同时达成了榆林和延安互不侵犯，共同抗日的秘密协议。高双成随即指挥派刘绍庭作为八十六师代表陪同周小舟去延安。并说：“以后有啥事，由刘绍庭代表联系。”不久即以刘绍庭为代表，在延安设立了八十六师办事处；以田子亨为代表，在绥德设立了联络处。从此在陕甘宁边区政府和榆林之间，建立了正式友好关系，形成了和平相处、团结抗日的局面。
　　一九三七年六月，高桂滋的八十四师开往山西，所遗安定(今子长)、清涧、绥德等县防务，由八十六师张云衢团接替，在这与红军交错为邻的防地中，高双成一再告诫接防官兵，同红军友好相处，不要摩擦。他说：“我们决不失信于人。
　　三、抗日期间，延安和榆林                   
　　之间的友好往来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芦沟桥事变”发生后，七月八日，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发出了号召抗战的宣言，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国内出现了一致抗日的局面。八月，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和新四军。九月，国民党八十六师张云衢团奉令开赴绥远前线，所遗葭、米、吴、绥、清五县防务，移交延安八路军留守部队接管，连同安定县的防务，也自动移交。在此期间，国民党绥德专员何绍南鼓动绥米地方士绅杜子勤来榆林，要求高双成留驻军一营，支持何绍南，高坚决拒绝。
　　在双方交接防务时，延安方面为了欢送八十六师部队北上抗日，曾派“抗战剧团”前来驻地演出许多精彩节目。并赠送许多宣传抗日的刊物。
　　抗战期间，延安和榆林之间的邮件往来没有限制，延安发行的《解放日报》和毛主席各种论文的单行本，如《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等书，都给榆林部队机关邮赠，高经常看这些书刊，研究中共政策。延安抗战剧团、八路军后方留守处的战地文工团也都先后来榆林、神木等地，演出抗战话剧和《黄河大合唱》等文艺节目，备受当地军民的热烈欢迎。我们印象较深的是当时八十六师官兵，每天自发地学唱《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大路歌》、《救国军歌》、《打回老家去》等歌曲，这些慷慨激昂、嘹亮的歌声，对于团结对敌，鼓舞士气，增强抗日信心，起了积极的作用。
　　抗战期间，陕甘宁边区政府、八路军后方留守处、绥德警备区、晋西北一一五师、一二○师同榆林国民党之十二军，相互往来，关系密切，建立了诚挚的友谊，为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树立了光辉范例。
　　在此期间，延安先后来榆林接触的有高岗、肖劲光、袁任远、曹力如、刘文蔚、马玉章、师源、罗明、黄罗斌、杨拯民、续范亭、李鼎铭、杨明轩等人，尤其是袁任远、南汉宸、曹力如、刘文蔚、罗明等与二十二军代表刘绍庭、田子亨、来往的次数就更多了。至于函电往来联系，那就不计其数。这种频繁的往来和接触，不仅在上层进行着，而且发展到中下层。高双成军长常告诉团、营、连长们，要同边区交朋友，遇事主动商量，要热情接待，不要搞摩擦。
　　一九三七年十月，南京政府把驻甘肃的新一军邓宝珊部和驻榆林的八十六师高双成部合编为二十一军团，邓宝珊任军团长，以后又改编为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部，邓任总司令。
　　一九三八年五月，八十六师奉命扩编成二十二军，高双成任军长。此时，边区派高岗来榆林，同邓宝珊、高双成联系。高岗曾在延安高双成旅部任过司书(即文书)兼延安国民党县党部录事，认识二十二军的人很多。高岗到与榆林后，即问邓、高研究防御日军入侵陕北的问题。在这次访问中，高双成召集驻榆林城内几千官兵于大操场，邀请高岗讲话。高双成握着高岗的手，对官兵们说：“这就是同我们打过几年仗，现在和我们是朋友的高岗先生。”接着高岗向全体官兵讲了话，主要围绕团结抗日，枪口对外的精神，激发了官兵仇恨日本侵略者，坚持抗战到底的信心。
　　一九三八年绥德警备区司令员陈奇涵接防时，二十二军驻绥德办事处田子亨代表该军去郊外迎接，陈司令员对田表示谢意。随后不久，陈司令员叫他转告高双成军长，想彼此之间，见见面。高欣然接受说：“我去镇川堡视察部队时会面。”是年七月间，田子亨陪同陈司令员、刘文蔚到了镇川堡，双方见面，非常热情。高设宴招待了陈司令员及随行人员，住了两天，双方进行了几次交谈，达成了和平相处的默契。离别时，高约陈司令员来榆林一行，陈欣然应允。事后，田子亨说他们在返回绥德途中，陈司令员曾说：“对这次会谈很满意。”不久，陈司令员来榆林见了邓、高，作过长夜谈，彼此态度诚恳，气氛融洽。此后高和中共许多朋友往来，始终保持互助互让，和平相处的原则，从未与陕甘宁边区部队发生过摩擦。国民党顽固派曾三令五申，封锁陕甘宁边区，但二十二军却对陕甘宁边区的贸易人员给予方便，除货运无阻外，还尽量利用私人关系，从国统区给边区转购一些短缺物资，延安则让二十二军由西安领运的武器弹药和军需被服装备等物资，以及由关中接收的新兵，经过延安、绥德北上，边区政府给予保护、免税和食宿等方面的便利，双方真正体现了团结互助的原则。
　　二十二军在包头滩和府谷、保德抗日战役的初战告捷，陕甘宁边区政府、八路军后方留守处及延安、绥德各县“抗敌后援会”，不断寄来函电慰问。在边区人民困难的条件下，还送来许多慰问品。这对我军前方浴血奋战，英勇杀敌的广大官兵是极大的鼓舞。对榆林各界同胞支援抗战，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一九三九年夏,王震同志接任绥德警备司令员，双方继续保持着良好关系，他还通过办事处田子亨给高双成转送信件，高对王的友好信件，非常满意。过去朋友通信，称呼多用别号，若直称其一字之名，太不恭敬。高给王复信时，先向刘绍庭问王震司令员的别号，王为了双方通信方便，临时取号“重霖”，亦是统战中的佳话。
　　一九四○年到一九四一年期间，王震司令员由刘绍庭陪同，先后两次来榆林访问，每次同邓宝珊、高双成都说：“我是代表毛主席来的”。双方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这一期间，肖劲光、杨拯民等均先后来过榆林。高双成设宴招待后，并叫高凌云陪同游览榆林城北红石峡、雄山寺、镇北台等名胜古迹。王震、肖劲光、袁任远、南汉宸和其他负责同志，多次来榆林同邓宝珊、高双成会谈的情况，我们都不清楚。但他们几次成功的访问，是同抵制两次反共高潮，反对制造摩擦有密切的关系。邓、高两人均以团结抗日为重，非常憎恨破坏团结抗日的行径，拒绝参与反共勾当。这种态度，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之后。
　　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五年，邓宝珊由榆林去西安、重庆等地，每次来去路过延安时，毛主席都亲自接见，亲切交谈。一九四二年秋天，邓去重庆见蒋，带他老友缐润民回关中，随行的有王伯谋等，路过延安，留住三天，受到边区政府隆重接待，据王回忆，使他幸运而永远难忘的是，邓见毛主席和党中央其他领导人时，邓把缐、王二人向毛主席和朱总司令介绍，并与他们握手，他感到非常荣幸，陪同接见的还有林伯渠、贺龙、叶剑英、肖劲光等领导人，都表示十分亲热。毛主席和邓宝珊谈笑风生，无拘无束，非常亲切。贺龙司令员曾问王伯谋：“你老弟看共产党成功，还是国民党成功？在座的人都看着他怎样回答，邓宝珊担心他回答不好。王说：“谁对老百姓好，谁就成功。”在座的人都笑了，事后听说：毛主席说王伯谋说的好，还干脆。这次幸福的接见，使他深受鼓舞，永志不忘。
　　由于邓宝珊、高双成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边区政府团结合作，共同抗日，因此二十二军所属各部在自己的防地，都十分注意与八路军搞好关系。
　　一九三七年春，原八十六师骑兵团长胡景通驻防安边，当时驻在定边的高岗派杨一木偕同赵通儒、鲁直等人来安边，同胡景通多次联系。有一次因为几名持枪的红军战士，被我部段宝珊营扣留，前来交涉，胡景通立即命令段宝珊把人枪全部交还，并向他们表示歉意。胡景通任陕北保安指挥官时，习仲勋当时任绥、米、吴、清警备区政委，派参谋师源、王都来榆林联络，胡景通介绍师、王去横山波罗见副指挥官胡景铎、参谋主任薛宏道、参谋武之缜、副团长秦悦文等人，胡当时提到这些人，都是富平县立诚中学的师生，因而见面后感到非常亲切。此后盘桓往来，关系不断。
　　一九三八年四月，高双成派驻高家堡张云衢团长，在赵通儒偕同下，前往府神特区盘塘镇，同防守黄河的黄罗斌司令员会晤，随后渡河到晋西北岢岚县，受到彭绍辉司令员的接见，并参观了教导团的训练活动，听了抗日模范事迹的介绍，受到很大的教益。返回时，张与黄罗斌司令员商谈防守黄河部署和相互联系，并送给黄一些驳壳手枪子弹。一九三九年夏，张云衢团调驻府谷后，奉高双成命去晋西北兴县崔家崖会见贺龙师长，并拜见续范亭先生，受到几位领导人的热情接见，并对当时抗战形势及共同对敌作了重要的分析，会见后还摄影留念。临别时，贺龙师长把缴获日军的两把战刀，交张带回分赠给邓宝珊、高双成留念。说明边区和二十二军的友好关系，一直扩大到晋西北的八路军中。
　　一九四二年绥德专员袁任远来榆林，同高双成和二十二军副军长左世允密商，派人给绥远大青山游击队送电台四部，左即派驻萨县河防营长董正谊送去。一九四三年左驻防府谷，与八路军驻保德许光达旅长有关系，许旅高仰山家住府谷贾家湾，回家探亲一月多，许光达旅长函请左世允关照，被国民党县党部书记曹亚华发觉逮捕，查出手枪一支，曹报告榆绥区党务特派员徐玉柱电令严办，左即承认是他允许的，仍将人枪护送过河回防，左并致函许旅长说明自己照顾不周，表示歉意。
　　一九四二年，杨仲璜任二五八团团长时，陕甘宁边区府神县长毛凤翔和李楷、刘伯垣、刘长健等，先后来神木县城同杨仲璜联系，商谈抗日工作和国家民族前途问题，杨仲璜也先后两次派副官李少鲁去贺家川进行联络，受到毛风翔县长的亲切接见。从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六年，杨仲璜驻防神木几年中，虽然国民党顽固派一再要求封锁边区，但神木城南关有四个客货栈，专门接待边区军民及小商贩自由往来，进行交易。当时边区缺盐，神木缺粮、缺布，他就鼓励商民，平等互利，互通有无，从未阻挠，对边区革命干部住内地的家属和回家探亲的同志，从未检查留难和限制。
　　二十二军驻高家堡的高致凯团长和八路军杨嘉瑞团长，过去同在邓宝珊部下当过连长，彼此关系较好，在此期间，他两人来往密切，高常派副官程克强给杨送驳壳子弹、电池、土布等物，以后高团开到府谷，他的军需主任张搏九同住保德县的八路军贸易公司股长毕子玉(现任陕西省外贸公司书记)经常往来交换货物，关系融洽。八路军联络员李三楼也常来府谷联络工作，他还介绍叫辛人的同志来府谷、神本等地，给二十二军驻当地部队作抗战形势的报告，受到当地军民的欢迎。刘文蔚同志因探望母亲回高家堡，高部副处长严佐民曾函驻军团长张杰给予一切方便。
　　由于我们响应了党的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边区政府友好相处，因此由西安领运军需物资到榆林，往返经过延安，通行无阻。榆林军需补给品，由关中运往榆林，经过延安最为方便，如果绕道宁夏、伊盟等地，不仅行程远一倍以上，而且沿途无兵站设施，经过荒无人烟的沙漠地带和蒙古草原，极为困难。至于带领新兵长途跋涉，逃亡加死亡，困难就更大了。邓宝珊、高双成二人，一再告诫官兵同友党友军搞好关系，每次组成接收新兵的大队长、中队长、分队长和班长，在出发前，高双成都亲自召集他们训话，告诫他们严守纪律，遇事同边区政府联系，违者以军法论处。一九三九年高双成派他的儿子高凌云经延安去关中蒲城接收新兵时，曾嘱咐高凌云给毛主席带去榆林特产韭黄、芹黄及筒装炮台烟等礼物，表示敬意。二十二军由关中装运军需物资时的汽车、马车在过境时，也给边区代运过棉花、药品等物资。接收的新兵经鄜县(今富县)茶坊进入边区境内，一直到米脂县出境，沿途十一站，边区政府按站接待，供应粮食及住宿方便，从未留难。
　　一九四一年春节期间，有几队新兵过延安时，边区政府组织当地群众，到旅店给新兵扭秧歌，敲锣打鼓，送猪肉、豆腐等食品，进行慰问，新兵们感动得热泪盈眶，深感鼓舞，每次新兵过境，总有不少病员暂时留在当地，边区政府都给以热情照顾，轻者让去卫生所门诊，重着送和平医院住院治疗，病愈出院后，开给证明，按站提供口粮，让他们自行返回榆林。这些病员离开时，心情激动，都十分感谢边区政府无微不至的照顾，到处传颂共产党太好了。某次有一个患天花重症的新兵，到延安不能继续北上，留在交际处对过旅社，全身脓肿，无一处完好的皮肤，独占两间大房，脓臭惹动苍蝇乱飞，经交际处金城处长介绍到中央医院免费治疗，医治月余，病愈出院，仍由交际处填发路条和领粮证，由严佐民付给路费，令其自行赴榆林。从这一事实更说明延安视二十二军的新兵，如同自己的子弟兵一样对待。若在蒋管区国民党其他部队拉的壮丁，患这样重病，早已填入沟壑。
　　一九四三年榆林军食困难，高双成派军需处副处长兼驻陕军粮局榆林办事处副主任严佐民去边区订购粮食，去时高双成嘱严佐民：“这次购粮是二十二军出名，驻陕军粮局出钱，榆林特务都睁大两眼盯着，若延安朋友照顾我们，搞的太顺利时，对部队和你都不利。”严到延安住在交际处，由金城处长负责接洽，见过朱总司令、贺龙司令员、肖劲光主任、南汉宸厅长、常黎夫局长，除商洽购粮和新兵过境吃粮住宿问题外，对边区保卫局周兴局长几次提出的边境小纠纷，随时电报高双成，予以解决。每批新兵从鄜县茶坊进入边区境至米脂出境，按站由边区粮站提粮，最后在边区粮食局汇总按优惠价格结算。绥德王震司令员派粮食科长同田子亨一道去榆林，住了二十余天，给榆林出售两千石粮食，解决了榆林方面缺粮问题。边区对二十二军的热情支援，在其他专搞摩擦的国民党军队看来，真是不可思议。
　　二十二军迫于地理环境，防区东边府谷、神木两县，北边伊克昭盟上下七、八百里河防，隔河与日军相对峙，后方七百余里与陕甘宁边区接壤，只有与延安搞好关系，才能面向前方，全力对敌。若与八路军搞摩擦，不特腹背受敌，自取败亡，且引日军渡河，成为国家民族的罪人。同时二十二军和延安都深知，若无延安做屏障，就没有二十二军的存在；若无二十二军驻守黄河沿线，则伊克昭盟和府神的河防，门户洞开，或由“中央军”进驻榆林专区各县，则延安和晋西北交通中断，腹背受敌。双方的唇齿关系，友好两利，寻仇两损，已成为人皆知的事实。
　　四、中共对邓、高合作的关怀
　　邓宝珊和高双成对共同抗日，拥护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意见是一致的，但是高对邓初来榆林，不是没有顾虑的。因为二十二军过去吃过苦头，对外总是怀有戒心，由于邓的态度光明，开诚相见，邓到榆林见了高双成第一句话是：“立卿兄，我始你当参谋来了。”而高对邓始终以“军团长”或“总司令”相称，十分尊重。邓足智多谋，谦逊有礼，善长交际，而缺乏集资的主力部队，人称其为“光杆司令”，高双成则短于应付当时的复杂环境，而善于练兵，能牢牢掌握部队，数十年如一日。他们二人取长补短密切配合，相得益彰，关系日渐融洽，八年抗战，合作无间。特别是对延安关系方面，他们始终以团结抗日为主旨，目标一致，遇事互相尊重，通过协商，统一认识和行动，总部和军部从未发生矛盾。党的老朋友杜斌丞、杨明轩二先生同邓宝珊、高双成和二十二军其他一些人都有多年朋友关系。杜曾在西安王家巷三十二号高双成的私宅住了十年，高凌云赴成都路经西安时，去拜会杜，杜老风趣地说：“你是不是来收房租呀?高说：“我是看望杜老伯，没有别的事。”这说明高和杜斌丞的交情是很深厚的。杨明轩先生在“七七事变”后，曾来榆林住了几个月，对促进邓、高的关系更加密切，同陕甘宁边区友好相处，起了重要作用。
　　一九三八年和一九四二年，胡景通两次去西安时，在寇胜浮、段泽清家中和二十二军驻西安办事处，经常和杜斌丞、杨明轩二先生见面，他们嘱胡与石毓瑞(二十二军秘书长)注意把邓、高的关系搞好，还要与陕西军队孙蔚如、高培五互通声气，他们说：“不要看胡宗南对你亲近，企图叫你做‘陕奸’，拆二十二军的台。”他们还说：“榆林到西安，中间隔着边区，不然你们早被胡宗南吃掉了，告诉邓、高一定要与八路军建立友好关系”。胡景通第一次到西安时，杨明轩领他见林伯渠同志，林老热情地说：“陕西我的朋友很多，你大哥胡景翼先生、井勿幕先生都是我的好朋友，陕西朋友知道我叫林祖涵的人多”。
　　五、制止何绍南的反共挑衅
　　一九三九年夏，国民党顽固派何绍南任绥德专员兼保安司令时，何的保安队同驻守在瓦窑堡杨家园子的八路军发生冲突，国民党天水行营主任程潜命令邓宝珊、高双成派武装部队进行调停，邓、高派胡景通带了一团部队去瓦窑堡执行调停任务，井指示决不能扩大事态，一定要平息冲突，和平解决。当时边区政府耽心调停部队偏袒何绍南，派了马玉章持着高自力的慰问信及罐头前来慰问。马玉章同胡景通在北平、西安时，有过交往，所以彼此见面后，谈了一夜，胡景通把邓、高的指示转告了马玉章，并表示如果没有边区政府的存在，我们这个杂牌部队早被胡宗南吞并了，我们决不吃摩擦饭。马玉章了解到邓、高的意旨后，才放心回去。马还约胡会见了八路军刘忠大队长、黄志勇政委、任白戈教育长和薛兰斌县长等。有一天晚上，任白戈派人告诉胡景通说：”何绍南的联保主任南寿堂，要暗杀你们调停部队的军官，阴谋嫁祸于人，挑起和八路军冲突，扩大事态。”胡立即严令部队一律不准外出，密切注意动态，以防引起纠纷。某夜南寿堂果然乱放了几十枪，企图挑起事端，由于事前已有准备，结果他们的阴谋落空。第二天胡景通召集地方士绅开会，当场揭露联保主任南寿堂违反协议，制造事端，应按军法从事。经地方士绅力保，最后把南寿堂管押起来，听候查办。此后一个月中再未发生冲突，调停部队即返回榆林复命。何绍南这个反共专家，飞扬跋扈，气焰嚣张，他对邓、高的睦邻友好决策，非常反感，因此同边区的摩擦时有发生，这次邓、高派人调解冲突，何绍南虽然不满，也无可奈何。
　　六、抗拒蒋介石的乱命，挫
　　败进犯边区的阴谋
　　一九四○年三月，第十次反共高潮中，日本帝国主义在晋西北发动了一次大扫荡，坚持抗战的八路军后方留守机关正拟撤到黄河西岸，处在极端紧迫和困难的时刻。蒋介石知道邓宝珊和延安有来往，怕走露风声，他没有通过邓宝珊，竟直接拍给高双成一份亲译急电，令高速派步兵两团，截断螅蜊峪、宋家川及其沿河上下通往山西的黄河渡口，阻止八路军过河，违令停饷。这是极严厉的绝对电令。岂知高双成也是坚决反对内战、积极抗日的。延安方面获悉后，即派刘绍庭来榆林探询，刘到达时，高双成正与邓宝珊、朱绶光(伊盟指导长官公署代理指导长官)、荣祥(字耀宸，蒙旗宣尉使兼蒙古游击军第二区司令)等谈话，高听到刘来，立即叫到军部澡塘密谈，刘问：“重庆方面来电吗？”高答：“有，你回去对毛先生说，我交朋友就要交到底。”彼此心照，再未明言。刘深知高说话算数，欣然返回延安复命。高终未发一兵一卒，只对蒋复电云：“八路军在横山边境集结三千余人，有北犯榆林企图，无兵抽派”等语。蒋介石有所顾虑，再未追究。此后刘绍庭说：“延安一些负责同志对当时边区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高先生拒不执行蒋介石的命令，是对革命作了一件大好事，至今念念不忘。”
　　一九四○年蒋介石任命陈长捷为晋陕绥边区副司令兼伊盟守备军总司令。陈亲自指挥马志超一个师，准备开进陕西靖边(宁条梁)，又调何文鼎的新二十六师全部由桃力民向南推进，一部开到榆林附近的牛家梁，并以骑七师朱钜林部为预备队，还着二十二军直接指挥的驻横山波罗堡的保安指挥官胡景通部协同进犯边区。在这剑拨弩张、一触即发的时刻，边区派南汉宸来榆林，同邓宝珊、高双成、胡景通一起进行商谈。南汉宸在杨虎城将军主持陕政时，曾任秘书长，同邓、高关系较好。他对国民党顽固派发动两次反共高潮和当前抗战形势做了精辟的阐述，指出亲日派为急于配合日本解决中日战争，要求国民党订立和平条约，加入德、意、日三国同盟，破坏国共合作的统一抗战政策，这是很阴险的。邓、高、胡同南汉宸的商谈，十分融洽，一致表示：“我们榆林同边区是唇齿相依，休戚与共，否则早被胡宗南吃掉了。顽固派阴谋逃犯边区，对我们自己也不利。”于是秘密商定了对命令二十二军配合陈长捷向边区进攻的对策，由邓、高二人联名先向蒋辞职，拒绝派兵；如果当局还要一意孤行，二十二军就对陈长捷所部以武力阻止，八路军给予军事援助。经这次秘密协定后，邓、高二人以粮秣运输困难为借口，拖延时日，按兵不动。终于挫败了进犯边区的阴谋。到一九四三年初，陈长捷听说扎萨旗西官府同情共产党，把西官府诱骗到东胜县枪毙了。引起蒙民愤怒。同年四月，保安队连长老赖夜袭亲近陈长捷的蒙政委员会，打死委员白音苍及蒙汉民众三十余人，陈长捷派骑七师二十团及新二十六师七十七团包围扎萨旗，占领王府，并追赶沙王到台葛庙附近的红柳区，发生冲突，造成伊盟流血事件，激起蒙古王公、牧民一致反对。邓、高为调停伊盟事变，邓派总部秘书彭尔玉、高派军部副官主任王公弼及随从三人，前往伊盟找沙王到榆林居住，并保证他的安全。王公弼行至乌审旗，被哨兵误会打死。这一不幸事件，并未影响邓、高对调停的决心。嗣经傅作义将军和重庆派来姚宗等几方面商洽，给沙王送去二百多万元的礼物，重修王府，并将陈长捷撤职“查办”，才算了事。
　　一九四二年，朱总司令到绥德视察时，召见田子亨说：“高双成从战士到军长，虽是行伍出身，但也有远见。是有正义感的一个军人，他敢于同共产党合作共事。你转告高先生不要轻信特务造谣，我们不缺榆林那块地方，你们又不是蒋的嫡系部队，请他放心。”田子亨都一一转告了高双成。“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里，国民党顽固派发动了两次反共高潮，邓、高二人以团结抗日为重，拒不参与。从以上事例，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是非常正确，非常成功的。
　　七、边区对高双成的哀荣
　　高双成军长从戎三十多年，一生勤俭，亲自督操练兵，习以为常，从实践中独创“快步行军法”锻练所部体力，虽年逾花甲，而步履轻健。一九四五年元月，偶患伤寒症，病情严重，急电请延安边区政府派医生来榆林会诊，边区政府同八路军后方医院即派名医带药品前往，行至中途，闻高已逝世，仍返延安。
　　高双成逝世后，由邓宝珊、荣祥、左世允等组成治丧委员会，发出讣告，延安边区政府、参议会、八路军后方留守处，绥德警备区专署，都发来唁电。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曹力如和刘文蔚部长带有朱总司令和边区政府送的挽联，挽帐二十余幅，来榆致祭，并对高的家属慰问，深刻地表现了八路军和边区政府对死者的隆情厚谊。
　　据高凌云说一九六六年十二月，接赵通儒同志来信(原文)：“据我知，毛主席在抗日困难时期，赠送你父狐皮百余张(先拟赠农料，毛主席未采纳此议)，以示慰问抗日之意(府谷驱倭)。你父逝世后，毛主席指示，用边区党政府名义致祭吊唁。”
　　现抄录挽联原文如下：
　　高立卿军长灵次
　　练兵辛勤，驱逐倭寇著功名。
　　救国友谊，传来讣报悼善邻。
　　陕甘宁边区参议会
　　陕甘宁边区政府 同 挽
　　八路军后方留守处
　　一九四五年四月间，高立卿军长治丧委员会派严佐民、张博学、王伯谋、高凌云等扶柩去蒲城安葬，护送官兵和家属约百余人，由米脂进入边区。米脂八路军团长傅传作主持祭奠，到鄜县茶坊出境，共九天行程，边区各级政府，每日沿途按站招待，搭灵棚，设路祭，地方党政军领导亲临致祭，中午各地打尖，也致祭如仪。灵榇到达延安后，留住三天，延安各界举行盛大公祭，朱总司令、林伯渠主席和李鼎铭、贺龙、高岗、肖劲光、南汉宸等负责同志，都到灵前致祭。并宴请送灵人员，在饭前林老对高凌云语重心长地嘱咐：“你父亲殁了，要帮助左军长搞好团结，共同对敌。”贺龙同志还亲切地询问高家中情况，表示慰问。次日，边区建设厅长霍子乐、教育厅副厅长贺连成、参议员刘绍庭等党外负责同志又设便宴联欢，晚上邀请观看京剧“三打祝家庄”。高凌云对这种殊遇，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高双成军长没有看到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就与世长辞。他的逝世，受到中国共产党的隆重殊荣，充分说明党对高双成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上，建立了友好睦邻关系，对他的历史事迹，作出了一定的评价。
　　一九八二年
　　(姜谦祖 严佐民 张紫垣整理)
　　《陕西文史资料》（第十八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