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第六战区受降前后二三事
康朴 张镜白①
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艰苦奋战八年，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其间更以苏联击败德帝国主义后，移师远东，以神速战略消灭日本关东军六十余万，迫使日军不得不早日无条件投降。当时我们在国民党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部工作，兹将在这个战区“受降”前后自己所知的二三事，写成回忆，亦以见蒋介石的一贯阴谋诡计以及各级文武官吏腐朽骄横的一斑。
孙蔚如“调升”第六战区
司令长官的主要原因
当日军在一九四四年春发动平汉路以西地区(包括鄂西和豫西)，进行所谓扫荡战时，不一月，襄樊、南阳、洛阳广大国土很快即陷入敌手，其间蒋介石亲信部队汤恩伯部和蒋鼎文所指挥的一些小的部队，无不望风披靡，溃散几尽，汤恩伯本人最后也只留百十人西逃。(我们在西坪镇见汤时，他的狼狈状况实不能以言语形容。)此时，孤军坚守“登汜阵地”的是孙蔚如所率领的第四集团军部队，战守二十余日，在态势极度不利下(日军已抄至侧后方，直逼总司令部)，向后转移，经至十余日的敌前退却，而部队主力始终团结在一起，因此到宜洛卢氏一带，尚能布防扼守。此时日军继续沿陇海路西侵，进攻卢氏未逞，转移主力正面侵犯，虢略镇一战，直扣潼关。胡宗南既丧失了一部实力，又虑关中难保，更怕孙部退回陕西，号召抗战，不利于他们反共的勾当，于是由蒋介石施展手段，首先有陈诚北来组织指挥所，以羁縻孙蔚如、高树勋等部，继则发表调升孙蔚如为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随即把孙所率领的第四集团军置于胡宗南控制之下，遂渐改变成为反人民的反动武装。
六战区原是陈诚的“家业”，一切唯陈诚的意图办事，即前司令长官孙连仲也只是在恩施看门而已。孙蔚如调往，一切实权都掌握在副长官兼参谋长郭忏之手，孙所能过问者，都是郭忏用无关轻重的东西所做的点缀罢了。蒋介石这一诡计是一举数得的，首先孙离开豫陕边界(卢氏一带)，消除了胡宗南尔后进攻陕甘宁边区的后顾之忧；其次取消孙的兵柄，增加了胡宗南部的一些实力(控制了孙部两个军)；而孙在恩施只是空名，实质上又形同软禁。如一次孙蔚如派连瑞琪(系孙带去的人)看了一次被拘押的叶挺同志，郭忏就对我们说：“长官还派连秘书去与叶挺联系呢！真是，真是！”言词之间极表不满，由此可见一般了。所以蒋介石对孙的调职，与其说是升官，毋宁说是夺权。更具体地说，就是根本解决了杨虎城将军所留在西北的最后力量。这就是蒋介石十年怀恨彼时暂不能消灭，此时坚决消灭之的办法，也是蒋介石一贯消灭杂牌军队的手段。孙蔚如当时也深深有所感觉。
准备“受降”和勾结日伪军
在恩施知道日军宣布投降，首先是郭忏接到重庆电话，然后转告孙蔚如的。当时郭的表现是疑信不定的，所以一再说：“这样突然啊！”我们则雀跃不已。情况证实以后，郭忏及其亲信一面研究对策，一面宣扬美国原子弹使日本帝国主义投降的作用，而对苏联红军出师东北的胜利消息，竟挂口不提。不数日，何应钦飞来，指示“受降机宜”，除宣扬了一番美国原子弹的威力以外，主要说了以下几点：(1)日军在华力量仍很大，“受降”态度要谨慎谦和；(2)还要借重日伪军(这里所指的伪军是日军卵翼下的汉奸部队，以下同。)的力量维持当地秩序，以免城镇和其他遭受损失；(3)最重要的是防止“奸匪”(指中共和人民抗日武装)抢先进入城市和收缴日军武器等等。何去后三日，郭忏即派谢士炎(系战区参谋处长)飞往芷江向何应钦报告所拟的“受降计划”。这个计划原则上照何的指示拟定的,只是再加了陈诚的电话指示，更具体化而已。与此同时，即从各方面向伪军发电，所有武汉附近地区及其外围各县的伪军头子，都用电讯联络(内容同样是照何应钦的指示精神，又加了些开脱许愿等巧言)，有的电讯不通，则令前线部队急送，并责成前线部队与伪军确保联系，密切协同。于是著名的伪军头子叶蓬、邹平凡、李宝连、公秉藩、古鼎新、张启黄等得到“借重”的电报或函件，他们就更加飘飘然肆无忌惮；另一个安排，就是一再电告日军不得向“国军”以外的任何部队(实指中共领导的人民武装)缴械、交防，要求原防待命，并维持交通和城市秩序，且指示日军如遇“国军”以外的部队强来接收和缴械时，即行抵抗。至此，蒋介石、伪军和日军合流成一，共同对付人民抗日力量。今日回忆其丑恶情景，至今我们自己仍有无地自容之感！
孙蔚如在此时则设法保全他带到六战区的一团兵力(原系第四集团军第十七七师五三一团和总部特务营合编到战区后，改为长官部特务团)，意在使十七路军(杨虎城将军部)所留下而又在自己直接照顾下的一点力量，不被吃掉。我们也体会到这一意图，于是表面上委曲求全，暗中尽力扩充(后扩编为二三二师)，结果幸而得保，在一九四九年秋，得以投向人民。
接收大员(特派员)和接收部队
我们由恩施出发乘船东下，九月十七日到达武汉。此时六战区派遣的前进指挥所(主任是谢士炎)到汉已十余日，对日伪军及一切汉奸头子都已有较紧密的联系”。翌日，孙蔚如长官即集合日军头子们讲话。这次讲话，虽然表现了中国是胜利者和中国的大国风度，但是在何(应钦)、陈(诚)的指示的压力下，孙蔚如也不得不抑制自己敌忾之情，采取了不适当的温和态度对待日军高级指挥官。我们记得，他的讲话第一句就说：“今日中日两国已化干戈为玉帛，......”这就是他照何应钦所规定的“慎重”了。九月十九日，在汉口中山公园举行了受降典礼，而日军最高将领(第六方面司令官冈部直三郎、参谋长中山贞武等)在隐约中露出不服的神色，盖因自己虚怯，且想多方“借重”敌人，是以敌人有“再等十年重来武汉”的谣言。
住恩施时，长官部也组织了个敌伪物资接管委员会，由孙蔚如长官兼主任委员，郭忏和王东原(湖北省主席)兼副主任委员，以下设委员若干人，并规定不得由某一部门向日伪方面进行接收，所有军事物资或非军事物资皆由委员会按性质指派部门前往接收，更不许个人私自活动，这也可谓做了点防微杜渐的表面文章了。然而事实上并未防止住劫收的“疯”浪。不久，重庆派来一大批“接收”大员(特派员)和战区的部队前来“接收”，其中有经济特派员李景璐，军事特派员林逸圣，铁路特派员夏光宇，党务特派员袁雍，三青团特派员郎维汉以及卫生、新闻、船舶等等特派员，这些特派员为敌伪物资接管委员会的当然委员。委员中夏光宇首先自行接收，未果，于是各委员才重视了委员会的权力。但由于贪污成性的委员们加以在郭忏的主持下的委员会议，实质上变成了分赃的总机关。部队有周*(上品下石)的第二十六集团军和王敬久的第十集团军等及以后来的王耀武的第四方面军和胡琏、马励武等军，也都听命于郭忏。这些官吏和部队一到武汉，先抢占高大房屋，看管日军仓库，继则安排个人“公馆”和交通工具，以便霸占盗窃转移物资。所以这些人的“公馆”都像是企业的堆栈。他们中先来的强占较多，后来者不甘于所得的少数，于是把原可开工生产的机构，也故意使之停工。名为清理，实则偷盗。最后演到破坏成品，以便盗卖，所以企业全部停工，车船和工厂机器大部残破，即发电燃料因煤被抢占，也只好使用木柴。当时全市停电已是常事。例如在岳阳收缴日军大汽车二百多辆，放置停车场，还派人看管，但一夜之间，轮胎尽失，继则机器也被拆去。车厢日晒雨淋，最后也都变成废品拆卖了事。他们为了把偷盗数目灭迹，有的勾结日军人员涂改原始物资清册；有的用破旧顶替数目；有的仅有空箱空桶，甚至空库房，形形色色怪象百出。
由于抢夺不均，互相争吵，更由于公分私吞，散失和隐瞒也不少。以后又成立了“敌伪物资密报委员会”，规定不论何人密报敌伪物资，经查属实者，给密报人以百分之四的奖励。不到一月，密报物资中查明确系敌伪物资被隐匿的，价值竟达法币一百多亿元之多，其物资隐瞒之巨可以想见了！密报物资都未列入原始清册，因此，六战区长官部应湖北“人士”的请求，都拨充湖北省文教之用。但实际上又被那些文教负责者贪污中饱了事。最后又电中央财政部在武汉成立了敌产清理处(负责人钟朴生)，这些负责清理的人，除了拍卖物资时营私舞弊以外，还分别向贪污盗窃者进行了数目不等的敲诈和分肥，所以到底也没有清理出什么名堂，只是表演了拍卖行一类的滑稽丑剧而已！
后来孙蔚如命我们编辑“六战区受降记实”，其中附了不少统计表，这些表中的品种数目虽与日军所交的原始清册根本不符，但那些特派员仍不高兴，挑拨郭忏阻挠。而郭忏也自觉理屈，只是消极对待。结果我们只好自己去设法勉强搞成。从这里即看出当时的所谓“接收”，实为接收的一笔胡涂帐。至于国民党部队则利用武力强占汽车船舶以及仓库的也不少，如胡琏等很快就组织起船舶公司和汽车公司。至于卖械弹、卖器材、卖装具的官兵，更属寻常的事了。记得当时武汉市金银价格原不很高，但由于“接收”人员之流疯狂抢购货物，以致金银价格很快的上涨了十几倍到几十倍。
根据极不确切的统计：六战区日俘共三万余人(包括二万左右侨民)，缴获步骑枪十七余万支，各种炮六七千门，载重汽车二千多辆，大小驳轮一千余艘，其他器材等更多，然而都成为郭忏和郭忏包庇下的文武官吏分肥对象。所以在陈诚到武汉，我们向他报告情况时，郭忏对报告以上数字也表示不满。结果这些物资一部分充了蒋介石反人民的本钱，一部分被劫收者盗卖，另一部分也变成了这些家伙们的私产。这是仅就军品而言，至于非军品方面的物资，上报数字既少，物品都是残破，最后也变成私产，因而当时武汉不少钟表唱机店、纸店、布店、五金材料店等，或由这些劫收人员新开设，或由这些人员托卖寄卖，贪官与奸商又紧紧勾结，在市场投机倒把，兴风作浪，把武汉市搞得乌烟瘴气，漆黑一团。
郭忏及其亲信的作为
郭忏独揽六战区大权，孙蔚如只徒有司令长官虚名，是尽人皆知的。郭到武汉也先占住了一个郊区大“公馆”，有时在公余返家，和所有伪军(汉奸部队)的勾结，都在“公馆”进行。有次，听到因分肥不均的几个人说：“邹平凡送到悔公(郭忏别号悔吾，部下都称之为悔公)“公馆”的大烟土和黄金，真算不少，悔公可以吸用几辈子。”事实上，当时郭在午餐时必须返家吸一次大烟。其他伪军同样要向郭纳贿(仅日本人造丝绸就弄了四千多尺)，而郭对邹平凡则特别赏识，特别关切，最后不仅掩护了邹平凡的大批赃物，还保送邹到重庆中央军校受训去了。一九四六年夏，郭忏调南京任联勤总司令，当离武汉时，一群一群的文武官吏、劣绅奸商都公开送礼，有的送金盾，有的送金钥匙，五光十色，花样甚多，都是酬谢郭忏对他们的掩护包庇之恩的。
蒋军中，因抢夺物资很多，尤以高级实职军官，生活进一步豪华腐烂，如胡琏已经在武昌修造了一座华丽的房屋，但在汉口仍占有两幢高大楼房，一在山海关路附近，一在吉庆街。吉庆街的大楼上下绸幔绣幕，极其辉煌，且派有专人(官兵数人)和佣人住守，以作宴会和夜间逍遥的场所。也由于“接收”的军品甚多，相互间可以赠送，一次，宋瑞珂对胡琏说，他部的山炮，口径不一致，配发弹药不便。胡即答应送给宋军“三八”式山炮数十门。其他各部队的情况，大都如是。因为他们依靠着郭忏，又都是陈诚的嫡系和亲信，所以一切都可以为所欲为。在这些文武官吏互相勾结、明抢暗偷之下，完成了蒋介石所谓“接收”工作，直令国人寒心，而使当时武汉地区的人民灾难加深，“三镇”更为漆黑一团了！
一九三六年三月十日
注释：
① 康朴当时任六战区长官部高级参谋，现任政协湖南省委员会委员。张镜白当时任六战区长官部特务团团长，解放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二一五师师长，陕西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陕西省第三届人大代表、陕西省政协常，一九七二年病故。
《陕西文史资料》（第十八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