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文史资料数据库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侵略者继侵占我东北之后，又发动了芦沟桥事变，妄想灭亡我国。竟然不顾国际公法，明目张胆地向我大举进犯，激起我全国军民无比愤慨，奋起抗战。在抗战期间，我曾任伊东游击纵队参谋长兼第三支队支队长(属二十二军高双成军长领导)。谨将当时对日作战的实况写在下面，以供历史科学研究之参考。
　　一、伊东游击纵队所辖部队概况
　　一九三七年十月间，日军已侵占了我绥远省之包头市与山西省之保德县等许多地方，陕北重镇榆林受到威胁。这时我在三边任民团指挥官，正在作一些抗日的动员、组织、宣传等工作，忽接到榆林二十二军高双成军长电令，令我速回榆林。见面后，高军长对我说：“现在全国为了赶走日本侵略者，都在踊跃抗战，我们不能落人之后，也应立即出兵杀敌。傅作义先生给我们拨来三个支队，约四千人，我们把军部直属两个骑兵大队，扩编为两个支队，共五个支队，编为伊东游击纵队，由我兼纵队司令，任你为参谋长，此为二十二军开赴抗日前线的部队。”我听了不觉一怔，随即请示说：“我这两下子，军座还不知道吗?识字不多，不会做作战计划，能当参谋长吗?带兵打仗，那还可以，当参谋长，恐怕拿不动吧?”高说：“拨来的三个支队，人事复杂，很难指挥，叫你去当参谋长，不过是应个名，主要任务是联络他们，大家能团结一致，服从指挥，以利共同杀敌。至于参谋长应做的事，给你另配干员，不必顾虑。我再三考虑，你去最合适，早已决定，不再变动。我因太忙，不能离开榆林到前方去，由高致凯代司令，好在你和致凯关系不错，脾气也合得来。本来叫你俩一同前往，因情况紧迫，来不及等你，他已在前三天出发了。你赶快准备一下，即速前往。部队方面，除五个支队外，致凯又带去一个正规团，人数足，装备好，作为司令部直属部队。你到了前方，和致凯精诚团结，遇事多研究商议，以杀敌为目的，要灵活机动，多打胜仗，为我们二十二军争光。国难当头，艰苦在所难免，如有困难，随时汇报，我全力支持你们。
　　我听了，感到激动高兴，表示愿服从命令，尽力为国效忠。基于民族义愤，决心和日本侵略军拼命到底。于是连夜准备，第二天即带了精选的七、八十名随从人员，携带较新武器，赶往前方。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初，我到达纵队司令部驻地绥远省包头市西南之小淖(音脑)。一见高致凯代司令，双方都极高兴。致凯说：“只有你来了，我才觉得不孤单，现在心里踏实多了。”致凯将部队情况，一一作了介绍，好让我心中有数。各部情况如下：
　　第一支队长邬青云，支队下辖三个团，各连人数不足，全支队共有官兵一千三百多人，名义上声势浩大，人多称邬青云为邬师长。驻三座茅庵(地名)。
　　第二支队长王永清，支队下辖三个团，全支队官兵一千三百人左右。枪支较好，但声势稍逊于一支队，驻大树湾以西地区。
　　第三支队长张步成，系东胜地方团队改编而成，支队下辖三个大队，全支队官兵九百多人，驻东胜。
　　四支队长陈秉义，支队下辖两个团，全支队官兵一千余人，驻新城及黄河岸边。
　　五支队长段宝珊，支队下辖三个大队，全支队官兵九百多人，驻战旦沼。
　　全纵队官兵连同司令部直属部队，七千多人。一、三、四支队距司令部较近、二、五支队距司令部较远。特点是大部分是骑兵，行动迅速，缺点是没有重武器(指野炮)，重机枪、迫击炮也不多，只是司令部直属部队有。但各类枪炮、弹药充足，士气旺盛。这是伊东游击纵队的大致情况。
　　我到达部队以后，分别和各支队长见面，好处是原来都认识，彼此也有所了解。他们也知道我的脾气，是一个好爱朋友，不惜钱财的人。见了面，都很热情高兴，表示欢迎，有说有笑。这些人都是久跑外边的江湖派，性情怪癖，很难领导，一时不对，就翻脸不认人，有时还有性命危险。我和他们接触，也以江湖习惯应付之，就是表示大方不小气，干脆不麻烦，诚恳不客套，知己不外气，无拘束随便。每个支队长，我都赠给一把二十响盒子枪。当时绥远流行一种风气，只要能结为换帖弟兄，就能达到最亲密的程度。见了面称兄道弟，亲如一家，可谈知心话，无拘无束，一切不隐不瞒，坦白干脆，出生入死，在所不计。我为了联络感情，达到团结，后来陆续和五个支队长及有关人员都结为换帖弟兄。的确在各方面有很大方便，办事也异常顺利。当时先后和我换帖的有：高致凯、段宝珊、王永清、邬青云、陈秉义、张步成、马志希等多人。惟代司令高致凯，虽和这些人结为兄弟，纯系表面应付，思想上实看不惯这些人的过分随便和散漫作风，经常不安于位，总想离开为妙。
　　二、初战获捷，协同马占山部
　　对达拉旗的战斗
　　抗日名将马占山部，由东北撤至绥远后，名义上还有四个师的番号，实际不足三师人马。当地达拉旗的康王，已投降日军，危害地方，成为日寇帮凶。我到前方约七、八天，即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日左右，马占山将军派人与我部联系，拟出兵进攻达拉旗，以我部人地两熟，请派队协助。我和高司令研究后，决定派有威望的第一支队前往。这是我部第一次和日寇交锋，不摸底细，故一再叮嘱支队长邬青云说：“这是我们参加抗战第一次作战，一定要打好这一仗，要勇敢谨慎，事前多加研究考虑，切勿粗心大意。我们既为前导部队，侦察敌情要紧，你是本地人，必须与老百姓取得密切联系，不要中敌埋伏！发现情况，立即报告友军指挥部，要与马部密切配合。”邬青云听了，满不在乎地说：“请放心！决不会给你丢人。”作战期间，捷报频传，没有几天，就结束了战斗，全胜而回。邬青云支队缴获长、短枪六、七十支，弹药数千发和许多军用物资。在这次战役中，我无一伤亡。得报后，我心里非常高兴，首战告捷，速向榆林高军长发电报告。我和高司令同到一支队慰劳祝贺，并奖励法币数百元，作为部队会餐之用。
　　是役马占山部，投入主攻兵力约一个师，还有一师配合作战（人数均不足)。达拉旗康王所有部队，只一千余人，战斗力很差，日军配合作战部队很少，战斗一打响，达拉旗兵即节节败退。最后经过几小时激烈战斗，配合达拉旗作战之日军部队不支东撤，达拉旗部队就溃不成军，四散逃窜。马部乘胜占领康王府。康王和其部队司令官马子希，逃跑不及，均为马部俘虏。康王所有库存武器弹药、军用物资，康王及其官员多年搜刮的民脂民膏，包括金银财物，珠宝古玩，悉归马部所有。马部由东北退入关内，拖家带眷，辗转数千里，啼饥号寒，困难殊多，此次所获，为其最丰富的一次补充。马占山将所俘康王及其部队司令官马子希等押解重庆，向国民党中央报功，获得蒋介石的嘉奖。不久国民党中央将康王管押重庆，把马子希教育释放，令其回旗，并任命他代理旗王，收拢残部，抗击日军，为国尽力报效。
　　马子希原和我认识，当其释放回绥后，由于上次惨败，家底丢光，困难较大，曾来我驻地，表示极愿收拾残部，坚决抗日，请我予以帮助。我觉得马子希平日为人正派，尚有朝气，群众舆论较好，不象康王腐朽堕落。上次附逆，系康王主张，非他之本心。现既表示悔悟，也许真心抗日。当即答应给予帮助，其临走时，送给几把手枪、几匹战马和一些衣物钱财，着其回旗，筹备抗日，马子希回旗后，确未食言，大力号召，旧部复集，声势又起。他代理达拉旗王，领导全旗军民，与日军作战，非常坚决，使敌时有损失。虽也遭日军的惨重打击，但抗战意志毫未动摇。在抗日战场上，对我部有过多次帮助。他想和我结为兄弟，以示亲密。我为了团结抗战，就顺其意愿，我们关系更进一步，益坚其抗战之决。
　　达拉旗战役后，增强了我的抗战信心，对部队积极训练，加强战备。为了能确实掌握各部起见，以加强各部领导力量为理由，并取得各支队长的同意，为各支队委派一名副支队长。先后委派戴清芬为第一支队副支队长，郭友忠为第三支队副支队长，何康伯为第四支队副支队长。
　　三、东胜战役
　　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二军二五六旅左协中旅长奉高军长之命来包头滩视察我纵队抗战情况。刚到东胜不几天，日军指挥伪军李守信部约两个余人，并配有坦克多辆、野炮几门、飞机多架和日军少量部队，直扑东胜，情势非常严重。如东胜有失，则断我纵队之归路。纵队补给线和榆林联系，均成问题。左旅长当即指挥我纵队驻东胜之第三支队及地方团队，向北急进，迎击敌军。以他带来的两营步兵为预备队，机动支援。并电令我纵队迅速派队增援，保卫东胜。我部奉令后，高致凯代司令立派第一支队及步兵一营，迅速出动，以急行军，赶往前方，支援东胜。我三支队在中途与敌遭遇，霎时间，枪炮之声响成一片，战斗非常激烈，双方互有伤亡。所幸敌坦克在深沙中失去作用，只靠飞机支援，又由于敌我犬齿交错，相距甚近，敌机无法投弹，只能东西低飞，向我扫射，由于我火力炽烈，敌机不敢低飞，敌野炮亦无法使用，威力大减。敌狗急跳墙，对东胜轮番轰炸，妄图威胁我后方，乱我军心，以便取胜。在左旅长亲自指挥督战下，我部仍沉着作战，未为所动。敌依靠优势武器，向我疯狂猛扑，日夜激战，几经肉搏，我伤亡不少。正在危急之中，我邬青云支队赶到，向敌狠狠冲击，三支队及地方团队见援军到来，士气倍增，双方夹击，奋勇冲杀，敌腹背受创，气焰顿挫。敌困兽犹斗，战事仍在继续。不多时，我增援步兵亦赶到，加入战斗，奋勇杀敌，敌不支，狼狈向北逃走。
　　是役激战两昼夜，敌死伤三百余人，我亦伤亡官兵一百多名，战马多匹。敌虽败走，对东胜轰炸仍在继续。东胜遭此轰炸状甚悲惨，炸毁民房数十间，死伤无辜平民百多人，引起人民对日本侵略者的无比愤恨。
　　四、派爆破队长王果亭深入敌后
　　王果亭，陕西合阳人。一九三八年时，约三十岁左右。为人勇敢沉着，机智灵活，任军部工兵连中尉排长。曾受过严格爆破训练，技术高超，动作神速。当我纵队开赴抗日前线后，他在榆林多次向高军长呈报告，要求上前方参加抗战。经高军长批准，于一九三八年五月到达纵队司令部报到。我原深知王果亭的为人。纵队接军部命令后，在他尚未到达前，我已向高致凯司令介绍了王果亭的情况。此次他自告奋勇，来到前方参加杀敌，我和高司令特设宴欢迎。王果亭一再表示，要坚决不避艰险，不怕暴敌，以多杀敌人来报答军座及各位长官的关怀和期望。他到纵队的第三天，纵队即正式任命王果亭为司令部上尉爆破队长，他又自告奋勇，愿到敌占区搞爆破工作，以炸敌铁路、桥梁、仓库、公路等，困扰敌人。他有此杀敌决心，我们自然嘉许，并加以鼓励。我们认为在敌占区活动，做此秘密工作，兵在精而不宜多，司令部直属部队的士兵，自告奋勇愿参加此项工作者不下百余人。经过一再严格挑选，决定队员三十人，编为一个中队。中队下辖三个分队，每分队为十人。分队长为中、少尉。分队下辖三个小组，每个小组为三人，小组长为准尉，队员一律按上士待遇。在敌占区工作，为了行动方便起见，一律配发手枪，至于烈性炸药、雷管、小型地雷、爆炸应用之物，根据条件允许，尽量携带。一九三八年五月底，在纵队司令部秘密举行一个简单庄重的欢送仪式。会后当晚，王果亭等秘密化装潜往敌占区包头一带。过了十多天，即听到传说敌人几处公路小桥和仓库被炸。又过了二十多天，敌人一列火车中的一节爆炸起火，多节车皮出轨，敌人恐慌万状。我们估计，可能系王果亭所作，但未见派人回来汇报，亦不知他们的情况如何，心甚悬念。
　　又过了二十多天，即一九三八年七月二十日以后，王果亭和五、六名队员，化装成老百姓，回到司令部。方知前所传闻，果是他们所为。王果亭报告说：“初到敌区，人地生疏，困难较大。爆炸了几次，引起日寇注意，搜查严紧，只好在大青山深处山洞隐藏，吃喝行动，困难极大，因此没有派人回来报告。好在老百姓不管闲事，有时还给予协助。过了些日子，我们花钱想办法搞到良民证，学会一套应付敌人的方法，这就方便多了。我就指挥全队，以小组为单位，分散许多地方，伺机活动。准备爆炸铁路，使敌人运输中断。铁路一般比地面高，目标显露，必须行动隐密迅速，既险又难，我便自己承担这一任务。很快选定目标，迅速完成爆炸准备。导火索点燃后，快要爆炸时，敌人一列军用货车，飞驰而来，我高兴极了，真是难得的好机会，预计之外的大收获！机车和五、六节车箱刚过爆破点，只听轰隆一声巨响，炸中了敌人一节弹药车厢，霹啪轰隆之声，不绝于耳，车皮立即起火。后面冲来的车皮，因铁轨已毁，全部出轨。敌人恐慌万状，押车士兵，胡乱放枪，我赶快撤离。当时铁路附近群众，已有多人被捕。预料敌人定要大肆搜查，立即传知全队，速向大青山隐避。后来听说敌人果然戒严搜查，忙乱了几天几夜，当然一无所获，我们却休息得十分安静，虽然在山中吃了一些苦头，心里感到万分高兴。再过些日子，等风头过了，我们准备再大干一场。现在准备补充一些爆破材料，领些经费，钱真是大有用处，钱通神路。”
　　我们觉得王果亭的汇报，基本符合事实。于是对王果亭和一同回来的队员，大加鼓励，特别优待。指令他们好好休息几天。我和高司令商定，除特给予优厚奖金外，提升王果亭为少校大队长。令他提议推荐，论功行赏，该提级的由司令部正式加委。第二天，呈上名单，司令部照他所提名单，都一一加委。但人数未变，仍是那三十多人。一星期后，王果亭等人，又化装潜入敌区，进行工作。从那时起，王果亭隔两、三个月回来汇报一次，并补充所需物资，领经费及其它物品。有时隔得时间较长，有时他不回来，另派专人，办理一切。据报该队全体人员已与当地群众取得密切联系，并得到群众的积极支持，以各种身份隐蔽起来，安全不成问题，活动更觉方便。司令部发给爆破队的薪饷和特别费，相当于一个半连的开支，特别费由王果亭酌情使用，不必报销。后来，他感到一切顺利，人手略觉不足，司令部又加派了十多名精明强干的队员，经费也相应增加，总人数还不足五十人，其声势使敌人闻之头痛，恨之入骨。
　　王果亭自从一九三八年五月开始在敌占区工作以来，指挥全队，分组活动，神出鬼没，炸毁敌铁路、车皮、桥梁、汽车、仓库、营房......等不下二百次。还在敌必经道路埋地雷，使敌疑神疑鬼，如履薄冰，不能安枕，沉重地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成绩巨大。日寇也采取多种措施，分等悬赏，到处捉拿王果亭；还千方百计，动员汉奸、地痞、败类组成侦察网，化装多种身份，日夜侦察，一发现线索，即穷追不已。王果亭不幸于一九四二年六月遭敌逮捕，惨遭杀害。在王未遇事前的一九四○年八、九月间，我纵队撤离新明堡时，奉高军长命令，派专人化装去包头一带找寻王果亭，令他即速率全队撤回，到东胜集合，可是找来找去，杳无音信，只得作罢。
　　王果亭被害噩耗传来，我们深为悲痛，其人虽死，其神出鬼没打击日寇的英雄事迹，却盛传包头一带。人多颂赞。真是抗日英雄，永垂不朽！
　　五、新城战役
　　新城位于包头西南方向，距大树湾约十多华里。当时四支队陈秉义驻在这里。一九三九年间，据陈秉义报告，得到可靠情报，敌人有攻打新城消息，请求司令部增兵固守。经过研究，决定增派步兵一连，帮其守城。随即命令张志琳连前往，张连训练有素，久经战阵，斗志昂扬，士气旺盛，全连一百四十多人，年令多在三十岁以下。张志琳连长年二十八岁，为高军长所爱之连队。我和高司令还亲到新城，视察了防御阵地，看了周围地形。地面挖不多深，就有水涌出，工事极难构筑，又易塌陷，极不坚固。城内工事尚可，仍经不起重武器的轰击。我口头鼓励守城官兵，心中实无把握，思想怏怏不乐，临行面嘱陈秉义看情况指挥，要灵活机动，勿打死仗。我们返回后，密切注视新城情况的变化。
　　张连进驻新城后，不到三天，即遭日军拂晓猛攻，陈秉义率所部及张志琳连奋勇抵抗，坚守阵地，敌猛攻数次，均被击退。第二天敌改变打法，先以野炮轰击，继以飞机轰炸，发起数次冲锋，均被我击退。敌看不能取胜，又施放毒气，我官兵多感头痛。听西班牙神甫建议，每人口蒙湿毛巾，可以无事，如法炮制后，有些效验。但敌使用大炮轰击，飞机轰炸，交替而来，我阵地多被摧毁，敌又不断发起冲锋，张志琳及全连官兵奋勇拚搏，在敌攻击中全部壮烈牺牲。陈秉义苦撑至第三天，由于阵地全被摧毁，伤亡太大，无法固守，遂乘夜退出新城，转移新阵地。高代司令得报后。乘敌在新城立足未稳之际，先派段宝珊等两个支队，由板汗圪堵等地向敌后侧进击。高司令亲率纵队主力向敌正面进攻。因在夜间，敌机未出动，激战两小时，日军不支，向东北方向溃逃，我遂收复新城。是役敌伤亡二百余人，我亦伤亡二百多人，乘马二十余匹。
　　高司令和我进入新城后，看到残垣断壁，满目疮痍，多处灰烬，还在冒烟。随令部队吃饭后，略事休息，即整理加固防御工事及防空设备，以防敌人反扑。
　　张志琳连长，在新城抗击日军的英雄事迹，为当地群众所称赞。敌人死于张连官兵的枪口和刺刀之下的为数确实不少。张志琳尸体装殓入棺，灵柩先运榆林，再转渭南原藉。高军长闻张志琳身死，不觉泪落，深为痛惜，令优抚其家属，以慰忠魂。
　　新城战役前，我曾电请高军长派兵增援。不久，高军长派杨仲璜营由府谷马蹄沟开来，行至中途，新城战役结束，杨仲璜营奉令返回。
　　六、大树湾战役
　　大树湾位于包头西南部，在黄河的南岸，为日军包头外围据点之一。一九三九年四月间，我部第二支队长王永清，自告奋勇，拟攻打大树湾。王是大树湾人，地理人情比较熟悉。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他敢于主动杀敌，有这个气派当然很好，我们只有鼓励，并尽量满足他的要求。问他需要什么？他只要求加派一个步兵连协同战斗，换些好枪，补充些弹药就行了，司令部都完全照办。问他掌握敌情及战斗计划如何？他说：“根据可靠情报，真正的日军部从，在大树湾只有二百多人，其他都是一些地方伪军，约四、五百人，战斗力很差。但在大树湾寨子里储存的枪弹和军用物资不少，大有攻取价值。我们打算攻破大树湾后，首先把所有物资运光，然后再看情况决定守和撤。我是大树湾人，人地两熟，情报可靠，那里驻有多少敌人，防守情况如何，战斗力强弱，都一清二楚。在敌人防守松懈有机可乘时，对敌突然袭击，攻其不备，就可成功。”我还参加了王永清召集的团、营、连长会议，看来大家决心很大，斗志昂扬，我当场予以勉励。并决定派郑思义连长率队前往。郑连人数足，装备好，全连一百六十多人，训练有素，战斗力强。令其暂归二支队指挥。第二天深夜，王永清得到情报，认为有机可乘，派其二团一营暗暗前往，郑连紧跟该营前进，大部队紧随其后。先头部队接近寨子时，为敌发现，一时枪声大作，王永清认为敌人不多，又在夜间，可以发挥我军优长，决心消灭当前之敌，下令三面环攻，志在必得。立时枪声密集，喊杀连天。断续激战数日，终因敌阵地坚固，武器优越，未能攻克大树湾，只克少数据点，正在战斗之中，王永清忽得情报，敌寇大量援军赶到，王觉情况不妙，急下令撤退，骑兵行动迅速，霎时已无踪影。只有郑连全是步兵，遭敌围攻，急切撤不下来，郑思义指挥全连，奋力抵抗，逐步退却，郑思义不幸在指挥激战中阵亡。全连无主，各自逃生。好在都是久经战阵的士兵，又在夜间，有各自为战的能力，敌人不摸底细，恐遭伏击，没有穷追，就算结束了战斗。回到驻地，计点人数，除郑连长外，阵亡士兵三十多人，负伤五、六人。二支队伤亡数人，马三、四十匹。事后得知，敌人亦大有伤亡，其中伪军一百多人，日寇士兵有几十人。我军撤后，日寇为加强防御，忙碌了几天几夜，不得休息。
　　王永清回到驻地，略事整顿，天色大亮。垂头丧气，来司令部报告，面有愧色，我极力安慰。郑连乃二十二军基本部队，培养有年，勇敢善战，又听指挥。此次连长阵亡，士兵又损失多名，我深为哀惋，多日振不起精神。
　　攻打大树湾后，王永清父亲暴露，被敌抓去，要挟王永清率队投降，否则杀害其父。王永清将日寇威胁信带到司令部，垂头丧气，如痴似呆，坐在椅上，一语不发，只是叹气。我们对此，进退两难，深感棘手，想安慰他，又找不出半句言词。只是空洞地说：“先不要着急，大家想办法，救出老人就是。”话虽如此，哪里有什么具体办法。不一会，王永清在屋里走来走去，纳闷深思，大家也觉无话可说。王忽抬头说：“高司令、参谋长，请相信我，我是中华男儿，日寇如此可恶，我绝不投降鬼子。可是我父现被鬼子抓去，我不能忍心不管，部队留在这里，我只带少数随从，去到敌营，相机救出我父，事成归队，不成以死报国。请上级批准，以便营救我父！”我和高司令听了，面面相视。经过研究，认为他只身前往，可以允许，如强留不准，既不合乎人情，还会出事。于是允准前往，并郑重地为他饯行，祝愿他顺利地救出老人，早日归队，落个忠孝两全。我们虽如此祝愿，但认为凶多吉少，可能不会回来了。
　　不料王永清走后，只隔五、六天，忽然回来了，他非常兴奋地说：“司令、参座，日寇听信了我的谎言，不但释放了我的父亲，还给了我许多钱和枪，我已将我父亲绕道接回。”我们听了，高兴地向他祝贺，并宴请了他的父亲。但也觉得有些奇怪，恐其中有诈，暗中察看和防备了多日，感到没有什么异样。王永清后来还在骑第六师和十一旅任团长多年。
　　七、击落敌机一架
　　大树湾战役后，日军对我部骚扰频繁，经常出动飞机，对我部轰炸扫射，时有损失，激起我部官兵无比愤慨。日寇飞机时常低空飞行，对我威胁很大。针对这种情况，司令部下令：如敌机低空来犯，务要前后左右集中火力，瞄准射击，迫敌机不敢低飞，以减威胁。大约是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下旬，我第一支队杨占山团长在包头市黄河南岸梁家圪都击落敌机一架，该机坠地烧毁，机上人员，全部毙命。这一收获，增长了我部士气，打击了敌人嚣张气焰，振奋了人心。事后将敌机残骸，送榆林展览。高军长上报中央，得到优厚奖励。”二十二军各部都分得奖金，伊东游击纵队分得较多，杨占山本人，不但奖金优厚，还得到高军长的表扬。
　　八、三支队长遇害和枪决刘牛
　　一九三九年七月间，第三支队长张步成在东胜驻地，被其第一大队长刘牛暗中枪杀(刘平时自称团长，带上校军衔)。事件发生后，一面急报榆林，请示处理办法，一面暗中派人周密调查，确系刘牛所为，为了稳住刘牛之心，派其代理支队长。我和高司令密商，认为这种恶风，万不可长，务必严厉惩处，方能一儆效尤。但刘牛异常强悍，又有一帮死党，如操之过急，使其有所防备，易生变端。先采取放长线办法，暂时不理，使其不备，再看变化情况，相机处理。我想起高军长在我来包头滩时，曾对我说：“傅先生曾说，东胜刘牛，为人狡诈，要我特别注意，你到包头滩，要谨防此人，以免吃亏。”今果如此，不可轻视。不几天，接高军长密电云：“冬电悉，就近相机妥为严处具报。”刘牛看司令部没有动静，又委他代支队长，认为我们不掌握真实情况，大肆扬言，说张支队长之死，系自带手枪失火，与他人无干，他虽如此宣传，但做贼心虚，自事件发生后，总不敢到司令部来。他也不断打探我们的口气，试探我们的态度。我亦扬言：“张支队长这人太大意，平常带枪，总是顶膛子弹，我劝过几次，老是不听，今日果出事故，也是命该如此，不能埋怨别人，赶快埋人完事。”于是司令部派何康伯为代表，厚葬张步成。按说似已完事，但传各部开会，刘牛仍不来司令部，总是推说有病，派副大队长李清壁为代表到司令部开会，我亦毫不在意。会议完毕，李清壁总要到我的房子闲谈一阵，无非是代刘牛打探消息而已。我认为这是表示态度最好的机会，我特别表示对刘牛病情的关心，叫李回去，代我问候刘牛，并着其转达我的意思，令刘牛好好养病，不要着急。并着李带钱回去，代我给刘牛买点礼物，表示慰问，日子久了，没人再提张步成被害一事，气氛已淡。刘牛根据自己的打探，认为平安无事了。有一次召集会议，据说刘牛自己要来，我即作了周密布置。到时刘牛果然带了五名卫士，骑马而来。等刘牛将下马时，突然将其逮捕，五花大绑，并将五名卫士缴械捆绑。警卫连李排长跑步来报消息，我立即前往，正走间，那排长小声对我说：“参座！刘牛愿以两万元买命，请参谋长....。”话未说完，我将李排长训斥一顿，李排长不敢再说。我站在司令部门前高处，很生气的大声喊道：“刘牛丧心病狂，目无法纪，狗胆包天，竟敢枪杀上级，罪大恶极，应该严惩！就地枪决。”刘牛哀声求饶，还极力争辩，已经是颤颤兢兢，面无人色。我一摆手，警卫战士，即将刘牛脚不沾地扶了下去，枪决于司令部门旁空地。枪响后几分钟，即有几个支队长跑步而来，想为刘牛说情，见其已倒于血泊之中，只是叹气而已。我当时迅速将刘牛处决，就是怕人说情，如不听人劝，将开罪多人，如依人情，后患无穷。以傅将军之尊，尚对刘牛如此注意，可见刘牛早已恶名远扬，其行为到达何种程度了。当天开会时，即当众宣布刘牛罪状，并说明处决刘牛，系奉高军长之命，司令部只是执行而已。罪状宣布后，大家亦认为刘牛罪有应得，处决及时正确。刘牛一死，影响巨大，全部军纪，肃然一新。当时第三支队，尚无适当人选，高致凯发电请示高军长后，由我兼任支队长。这已是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初的事了。
　　九、高致凯调走由张子英接任司令
　　代司令高致凯，初到包头滩时，一看各支队杂乱无章。彷佛乌合之众，连军人起码的礼节也不讲。他干正规部队时间长，看不惯这种现象，立时就不愿干，拟回原部队，曾向高军长电请辞职。适值左协中旅长来包头滩视察纵队情况，高军长电左商议，拟请左代纵队司令，左已悉纵队杂乱情况，坚决不愿担任斯职，视察尚未完毕，即匆匆结束，急回榆林。高致凯辞职一事，未获批准，只得暂且维持。人虽在此，心不在焉，有事多向我身上一推，我顾及老大哥面子要紧，就勉为其难，尽力而为。三八年夏，致凯亲去榆林，向高军长说明原委，当面请辞。高军长再次慰留，仍未允准。后来在前方又连辞两次，未见复电。一九三八年冬，高军长电召我回榆林，主要研究高辞职问题。我说：“致凯为人正派，艰苦耐劳，勇敢善战。实因看不惯纵队杂乱而想离开，确无其他意思。既然不愿干，勉强留下，于公于私都无好处，不如调动一下较为合适。”高军长询问我个人是否愿意长期干下去？我答说：“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军座叫干就干。不叫干就回来，我个人没有意见，请军座决定。不过我和各支队还能相处如常，困难不大，苦、险我都不怕。这个部队的缺点，就是礼节差，表面看来，不象正规部队，给人以杂乱印象，认为是一团糟。实际上这些人都讲义气，听从命令，打仗勇敢，作战经验丰富，枪法迅速准确，确合抗战需要，我看还是优点多于缺点，这是我的看法，不知是否正确？”高军长问：“你看谁去合适?”我答：“张子英能胜此任，请军座酌量。”高军长没有表示意见，只说好，你先回去，我再考虑，回去后，向致凯致意，调动的事，我正在考虑，请他不要着急，有机会就调。
　　张子英为人，性情急燥，脾气不好，这是缺点。作战勇敢，有计有谋，是其优点。一九三七年冬，日寇侵占我山西保德以及周围广大国土。保德与陕西府谷隔河相望。当时张子英团驻防府谷，斯时，张选拔精壮官兵百余人，亲自率领，暗渡黄河，偷袭保德，斩获颇多，安全返防，不曾折一名士兵，打击了日寇嚣张气焰，使日军落魂丧胆。大受高军长的称赞和奖励。他真敢效三国东吴大将甘宁百骑劫魏营的故事，一时传为奇谈。张和我亦系换帖弟兄，关系较好。在致凯极不愿干的条件下，只有希望调子英前来，我才不感孤单。不久张子英果然受命接任，高致凯如释重负，第三天即回榆林去了
　　十、柴磴和昭君坟战役②
　　柴磴在昭君坟以东约五里之处，为日军所占。距我们防地约五十华里，敌我中间地带，为我游击区。在敌我相持的形势下，大战役的空隙中，经常和日军发生班、排、连小规模战斗。柴磴的敌人，也和我部因遭遇由班的战斗发展到团的战争，这样情况，有过三、四次。每次战斗打响后不久，敌驻昭君坟的部队大量增援，我虽派有打援部队，由于武器差又众寡悬殊，吃亏不小。时常计划拔掉昭君坟这个钉子，如昭君坟为我所有，柴磴之敌，自不能立足。因力不从心，只有等待机会。
　　昭君坟位于包头西南方向，为包头外围重要据点之一。日军常驻劲旅于此，以控制昭君坟以西至柴磴以东之线，以阻我攻击包头。一九三九年六月间，据报日军驻昭君坟部队大量东调，越过柴磴，向北渡河而去。最后根据可靠情报，日寇驻昭君坟之兵，不过一营之众，加上地方团队，共约一千余人，是攻打昭君坟的最好机会。张司令决心攻击该城，电告高军长，请示机宜。高军长特派能打硬仗的张云衢前来指挥。张兼程赶到，在军事会议上，他认为骑兵目标太大，攻城战斗，非其所长。决定派步兵营长李师刚率全营前往，并加配重机枪、迫炮两连。这一战役，任张云衢为攻打昭君坟指挥官，王永清为副指挥官。除步兵六个整连担任主攻外，二、五支队协同作战。我投入该战役的兵力有四千多人，约四倍于敌，有必胜信念。前锋打响后，激战两小时，敌我均有伤亡，相持不下，张云衢命令二、五支队各派兵一营，加入战斗，三面夹攻，守敌动摇，二、五支队趁势增兵，敌阵几处被我突破，喊杀连天，震人心弦。敌将溃逃，眼看将攻占该城，不料敌援兵大量赶到，轻重武器，一齐向我压来，声若雷动，弹如雨下。东、北两方，敌兵潮涌，向我猛扑，并出动飞机多架，向我军后部轰炸扫射，我部阵地立时烟尘笼罩，土雾迷漫，我伤亡不少。我几处隐蔽的战马，亦受创乱跑。张云衢看情况紧急，下令撤退。二、五支队迅速撤离。步兵亦赶快撤退，互相掩护、逐步下撤。敌紧追不舍，我无法摆脱敌人，慌乱之间，各不相顾，在敌飞机大炮轰击和步兵猛扑下，损失惨重。正在我撤敌追的严重时刻，幸有我奉命增援的一营步兵赶到，看我军形势不利，急先占领退路高地，等敌接近，轻重武器，一齐对准敌群射击，敌伤亡二百余人，料我已有准备，不敢再追，随即退去。我亦没有追击，战役就此结束。回到驻地，计点人马，营长李师刚和连长师侠彬阵亡(小名师来智，共产党员)，排长亦阵亡四、五员，士兵近二百名，还损失战马五十多匹，各种枪炮一百多件，军用物资无数，昭君坟战役，历时一天半，损失如此惨重，令人不由纳闷。张云衢在部队到达驻地后，垂头丧气，来到司令部，面有愧色，对我和张司令说：“今天的仗，打得如此糟糕，有何面目见人，向高军长怎么交代?尤其辜负了二位长官的期望，我心里万分难受！”说完连声叹气。我和张司令尽量安慰。说明这次战役并非指挥不当，实由我们力量不够，这次失利，下次捞回，来日方长，何必丧气。张云衢似觉安定。但他对失败总是不服。不久指挥部队对敌又发动两次进攻，毙敌数十人，击毁敌汽车几辆，俘敌数人，缴获战马数十匹，步枪数十支。在司令部住了不久，就高兴地回榆林原部队去了。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枪毙刘牛后，由我兼任支队长。这时傅作义将军号召，由绥远各部队抽调人马，组成一支劲旅，准备进攻磴口，我纵队由第三支队抽选一连精壮骑兵，参加攻击磴口战役。后来这个连仍然归还建制，损失排长一员，士兵十多名。缴获敌人长短枪五十多支和其他一些军用物资。
　　十一、暗渡黄河，袭击敌人
　　昭君坟战役失利后，我们积极整顿部队，补充人、枪、弹药和军用物资。经过半年，又复原状，士气旺盛，斗志昂扬，时刻准备捕捉战机，与敌一拼。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中旬，黄河已结冰多时，人马车辆，均可通过，可以说天险变通途了。气候非常寒冷，大风呼呼，整天不停，滚滚黄沙，满天皆是，天气显得非常阴森，日寇龟缩包头及其附近据点，很少外出。张代司令和我召集营长以上军官会议，研究如何利用冬九寒天对敌攻击问题。会上发言积极，对敌斗争意志坚强，争先恐后要求任务。经过研究决定，由每个支队，抽调精壮人马一团，准备渡河，攻其不备，袭击敌寇。并规定每个支队的人马攻击一个地方，在搞清敌情的条件下，迅速行动。在作战中互相取得密切联系。在统一指挥下，务必听从命令，动作迅速，不得迟误。十一月下旬一天夜三时许，下令出发，命令下达后，突然北风加剧，雪花纷飞，风大雪急，气候过于寒冷，虽穿皮棉衣裳，似赤身入冰林之地。环境虽然恶劣，在敌我武器悬殊条件下，却是袭敌的好机会。官兵鼓足勇气，冒着严寒，分批急进。找敌防守松懈而较隐蔽的地方，悄悄渡河。防守河口的，多为敌地方部队，风大雪紧，岗哨均不见人。我部三千人马渡过黄河，敌竟未发现，亦属奇事。顺利渡河后，各自找到攻击目标。三支队攻击的是包头附近的鄂尔各塞，毙敌团长一名。一时多处枪声大作，喊杀连天，敌人从睡梦惊醒，不知我军多少，又不知我军从何而来，手忙脚乱，不知所措，各自逃生。一小部分企图抵抗，多被击毙，杀至天明，毙敌约二百余人，伤敌一百余人，缴获枪弹和军用物资不计其数。根据已往经验，恐敌援兵赶到，随时下令撤退。所获枪弹和物资，尽量携运，笨重运不走的，予以炸毁。骑兵多有步行以马驮运物资者，各支队均满载而归。奇怪的是由撤退开始，至回到防地，始终未见敌人追来，沿途似入无人之境，安全返回驻地。是役我军除轻伤十多名外，其余无损失，各支队所获，均归各支队所有，不必上交，皆大欢喜。高唱抗战歌曲，以示庆祝。第二天，司令部特召集庆祝胜利大会，并奖励有功官兵。这一仗打得最痛快，为我部参加抗战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及时向高军长报捷，第三天即接到嘉奖电文。我部参加抗战以来，消息极为灵通，一方面依靠我部情报人员的努力和与当地群众取的密切联系，一方面依靠被迫作为敌谍报的人员，这些人究竟是中国人，只要取得密切联系，不歧视他们，并多予奖励，他们是肯做工作的。他们所送的情报，根据实验，大多可靠。我部在这方面得益非浅。
　　十二、新明堡战役
　　我部暗渡黄河，袭击敌人，取得空前胜利之后，大大增强了我官兵对敌作战的信心，士气倍增，斗志旺盛。没有被选中过河袭击敌人的官兵，多感遗憾。此时，我纵队司令部已移驻新明堡，和敌人更加接近，意图更进一步消灭敌人。过了半个月左右，即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十五日，忽得情报，敌人将攻击我部，已在大量集中兵力，配备有不少大炮坦克，包头机场又增加许多飞机。司令部得报后，立即召集营以上军官会议，研究对敌方案。会上有一团长提议：“日寇现在是地广兵少，捉襟见肘。这次集中兵力，是由各地抽调而来。由于近来遭我袭击，吃亏不小，怀恨在心，意图报复。日军集中劲旅，意在速战，企图一战消灭我们，以拔眼中之钉，解除顾虑。如我避实就虚，不与强敌硬拼，使日寇劳师扑空，他虽武器精良，来势凶猛，无用武之地，也是徒然。既可泄敌之锐，又可保存我之实力。它既是各部临时抽调之师，自然不能长驻此地，日子稍久，仍须归还建制。我注意捕捉战机，相机消灭敌人，有利则战，无利则等。我们这样作，适合长期抗战之要求，请上级和大家研究。”我当时同意此说，大部军官，都觉有理，多数人拟采用这一方案，进行研究。张代司令坚决反对。他说：未见枪响先行溜走，会不遗笑于人?我们守土有责，岂能日寇不付代价，一摆阵势，就吓倒我们，赶快就拱让国土，一跑了事，这岂是大丈夫所为？照刚才的说法，人家都这样干，不要多久，我们将逃到印度边界去了。我们还是等敌人真正到来，真刀真枪拼一番，遏其前进，然后再看情况，决定行止。假若敌人未到，我们不放一枪，放弃防地，撒腿就跑，上级怪罪下来，我们如何承担?这可不是闹着玩的！既有杀头危险，又关部队声誉，需要慎重考虑，请大家研究研究，应该如何决定?请大家发言。”大家听张司令说的也有道理，又是上级，不好辩驳，只得按司令决定办事。都表示愿听司令部指示。经过研究商议，以新明堡为中心，构筑纵深防御工事，尽量加固。要日夜不停，分班作业，务在一日一夜之间，完成工事任务，以防敌突然袭击。还准备在敌来攻时，派骑兵迂回敌后，扰乱敌人，以分敌势，而减压力。
　　散会后，张代司令闷闷不乐，在房内踱来踱去，他总担心日军武器凶恶，沙漠地带，工事不坚，如何是好。我再次提到某团长所谈灵活运用一节，请他酌情采纳。他说：等敌进犯时，看情况变化，再作决定。随即将情况报告榆林，请示机宜。第二天一早接高军长回电：“同意部署，根据情况变化，当机立断，应灵活运用，勿墨守成规。情况有变化，及时来电。”当日中午，张代司令和我一同视察各支队阵地，总觉不够完备，但多数掩蔽部还较坚固，限于条件，只好如此。命令各支队，在敌人进攻前，要不断加固工事，不要存马虎和侥幸心理。
　　视察阵地后不多日，一九四○年一月的一天拂晓，日军大炮开始向我轰击，知敌攻击开始，命各部迅速进入阵地。霎时间，炮弹如雨点轰来，我军阵地，立刻硝烟迷漫，尘土飞扬，电话线多被炸断，与部队失去联系，部队情况已经无法掌握。炮轰之后，敌机又来轰炸，弹落之处，土柱冲天，巨响雷鸣，附近房屋，多被炸塌。敌战斗机低飞疾驰而来，侦察扫射，嚣张之至。我急和张代司令决定撤离，以免更大的损失。电话已失作用，只得派人传达撤退命令。命令规定了撤退序列，依次转移，不得拥挤。由最后撤退的一支队担任掩护。命令下达后，已发现敌大队步兵，在坦克前导掩护下，蜂拥扑来，我部秩序顿形混乱，情况紧急。大部物资，多已甩掉，争先恐后，慌速撤退，建制已乱，各不相顾，大片人马向西南方向奔跑，目标过分集中，立遭敌炮射击，我部又遭损失。慌乱中，我腿部负伤，几乎坠马，血流不止，幸有警卫跟随，救护转移。我阵地原筑有许多藏马沟道，比较宽阔，遏阻了敌坦克的前进，亦迟滞了敌步兵行动。加之我部多系骑兵，很快摆脱了敌人的追击，不一会，敌寇飞机追来，疯狂轰炸扫射。这时我部已拉开很大距离，目标分散，敌机虽投弹扫射，在我迅速隐蔽、避匿和对空射击下，没有多大损失。
　　张代司令对此次转移阵地，秩序混乱非常气怒，沿途大骂不已。撤离约七、八十里之地，才稳定下来。各支队收容自己人马，按行军序列，向东胜前进。初抵东胜，计点人马，全纵队缺少一千余人，令人吃惊不小，及到深夜，还有人马继续归队，到第二天统计，全纵队损失官兵三百余人，马二百余匹，长短枪四百多支，弹药行李和军用物资无数，为我部参加抗战以来最惨的一次失败。电话虽丢失不少，在那样紧张慌乱的情况下，电台没有丢失，实在是个奇迹，特别奖励了电台全部官兵和派去保护转移电台的警卫连一个排的全部官兵。
　　部队驻定后，张司令召集支队级军官会议，检查这次惨败的经验教训。各支队长陆续汇报了本部损失情况和其他有关事件后，接着张代司令讲话：“各部撤退时极度混乱，简直是乌合之众，不象部队，无组织、无纪律，不听命令，以致为敌所乘，加重损失，这和一些不负责任、散漫惯了的带兵官有绝大关系，如不严加惩处，何以维持军纪？”大家听后，面面相视，低头哑口无言，张代司令越讲越生气，一再重申，一定要严惩带兵官！张代司令讲完后，各支队长相继发言。大致都作了自我检讨，承认有错。大家发言，包括以下内容：敌人集中优势兵力，炮火太凶，我无活动余地，被动挨打，无法抵抗。撤退时，情况紧迫，建制已乱，下级军官无法控制。请司令念及此次惨败，死的死，伤的伤，残留未死的，东西丢光，转移路上又遭敌机轰炸扫射，吃不上，喝不上，苦难已达极点。现刚到安全地带，正是大家休养喘气之时，应当慰问安慰，才合道理，如在此时严惩官兵、必使军心慌乱，不好收拾。请司令宽宏大量，多予谅解，则官兵感激，上下一心，团结一致，同心同德，共渡难关，徐图再举，有利抗战。大家发言完毕，司令仍然怒气未息，会议不欢而散。大家走时，一齐到我房中来，请我在司令面前善言多讲，万不可严惩一人，否则后果严重。我虽行动困难，在此重要时刻，只得满口应承。各支队长走后，我扶着拐仗，勉强走到张代司令房中，再次向张代司令建议，请他郑重考虑，绝不能枪毙一人，否则部队有哗变危险！张代司令看着我一再说情，又看我行动困难和焦虑神情，似有缓和。他对我说：“本来按这次情况，最少也要处决五、六名带兵官，以警效尤。既然你老弟一再替人开脱，看在你的面上，枪决两名算了，不然军纪没法维持，请老弟谅解。”我紧说：“能不能用禁闭、记过、打军棍代替处决吗？你这样作，的确有危险性！我看到了，不能不说。这次我部惨败混乱，确有客观原因存在，不能怪罪个别军官，谁受处分，都是冤枉，既然冤枉，就不能使人心服，请老兄考虑。”他应付说：“我再想想不过这样下去，我们司令部的命令，谁还肯听。你伤势不轻，先回去好好休养，不必考虑太多。”谈话至此，已无变更希望，我亦无能为力。想向高军长报告，已来不及。再一想，就是能来得及，也不能报告。如果报告了，他显然会和我矛盾激化，今后怎样共事?使我进退维谷，只好由他。
　　第二天，张司令下令，集合全体部队，当场枪毙两名连长。会后议论纷纷，多数官兵说：“这抗战还有什么前途？我们不死于日本枪炮之下，明知无罪，也要死于自己长官之手。”被处决连长的友好，背过司令，更是捶胸大哭，呼喊冤枉。各支队团、营、连长等，都啧有烦言。尤其第一支队长邬青云，第四支队长陈秉义，怨言更大，在我面前竟对张代司令横加指责。并指责我不主持正义，一味向张代司令买好，不爱护部下。我虽冤枉，不能对他们解释，也不能把责任都推到张代司令身上，更要维护司令部的尊严和威信，只有指责死者，并竭力说明张代司令基本处理正确。他们仍不服。一再说：“这种人今后在一起怎么共事，蛮不讲理，令人寒心！”我只有尽情安慰。我当时很担心部队将要爆炸，腿部又时感巨痛，行动困难，愁闷不已，心情沉重。一面令警卫部队严加戒备，以防有变，一面利用换帖弟兄关系维系感情，总算没有发生变故，聊以自慰。
　　不几天，据报敌人已撤，司令部迅速下令又复占领新明堡和所失村庄及据点。虽然仍是那些地方，在劫后已是面目全非了。我们到达新明堡第二天一早，据报第一支队和第四支队昨晚深夜去向不明。我急找张代司令说明情况，张代司令还不知道，听我说后，相对叹息不已。急电榆林，向高军长报告。高军长得报后，特派专使和傅作义将军协商，伊东游击纵队的防区，拟请由傅部接替，准备整顿改编。这种情况，一时尚难决定。我纵队只得原防不动，听候命令。
　　一九四○年一月，高军长认为张子英代司令在部队中一些决策、指挥和措施，确属失当，影响不好，另调他职，张代司令走后，高军长没有派人接替，令我以参谋长兼代司令，我曾电请辞卸，未获批准，只得勉为其难，所幸人事感情融洽，困难不大。
　　原来第一支队长邬青云和第四支队长陈秉义对张代司令枪毙两名连长的作法非常不满，恐祸及己身，思想恐惧，遂投降日寇，编为王英伪军所部师长。抗战胜利后，为傅作义将军收编，两人均任傅部师长。北平和平解放时，二人又随傅作义起义，编为解放军。朝鲜战争爆发，陈秉义率所部抗美援朝。后来陈秉义在朝鲜战场阵亡。
　　一九四○年二月，一支队团长赵城壁，不愿随邬附逆，设法脱离邬的控制，冲破许多困难险阻，率全团归来。我电报高军长，高军长来电嘉慰，并任命赵升任第一支队长，实际人数不够，相差甚远，高军长另派韩祥甫为第四支队长，韩支队只有百余人。我纵队经此挫折，实力几乎损失过半，只得暂取守势，积极整顿内部，意图再举，并尽量避免和敌接触。但和敌对峙，由不得自己，战争总是难免的，小战斗仍是不断发生，互有胜负，亦互有伤亡。这时，敌人兵力可能也是不足，没有向我大举进犯，亦是采取守势。
　　一九四○年八、九月间，傅作义将军抽调部队前来接防。我即命令全纵队开往东胜集结待命。
　　全纵队官兵，多系绥远人，不知部队开往何方，不愿离开乡土。这样借口，那样理由，推推挪挪，影响开拔。但仍迅速给傅部让出防地，暂住以南村庄。针对这种情况，特召开了连长以上会议，听取意见。我在会上首先讲话：“既是军人，就应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上级命令开到那里，就要无条件到达那里。根据国家需要，南方军队开到北方，北方军队开到南方，这是大家都见过的，尤其现在国难当头，更应无条件服从命令，以利抗战，况且我部向南开拔，也不过是陕北、最远是关中，离家能有多远呢?说不定经过整训和补充，再来绥远，也是大有可能的。开拔的事，不能改变。下去传达，大家有什么事，从明天起，三天办完，第五天就全部开拔。大家有什么困难，可以当面谈谈。”我讲完话，陕西籍和其他省籍的军官，表示服从命令，只有绥远藉的军官，面面相视，欲言又止。我看此情况，不能强迫命令，免得另出事故。随即和颜悦色地说：“咱们在一块打日本鬼子，已有几年，出生入死，亲如兄弟，有什么具体困难，可以当面谈清，只要我力所能及，可以设法解决。”于是他们要求暂缓开拔，理由无非是安顿家庭、清理手续等情。我考虑后说：“咱们分两批开拔，第一批五天就走，第二批三个月满了再走。第二批走的部队，应严格注意下列事项：第一要严防敌人突袭；第二要和老百姓搞好关系；第三到期开拔，不能拖拉一天。如有违犯，定予军法从事。”当即命令参谋处登记，分列第一批和第二批开拔名单，并指定王永清为第二批开拔指挥官，负责驻留和行军全部责任。绥远籍的军官喜形于色，表示坚决服从部署。第五天，我先带司令部直属部和第一批开拔部队向东胜前进。部队到东胜驻定后，我即到榆林，面谒高军长，请示机宜，得知纵队将要缩编，待部队集中后，再着手进行。我觉得部队已到后方，无作战任务，就在榆林住了几个月，才回到东胜。我到东胜，住了多日，第二批该到部队仍未到达，我发电催促，直到一九四一年夏，才集合完毕。高军长派员点验，将纵队缩编为骑兵第六师，任左协中为师长，胡景通为副师长；任我为十六团团长(第一团)，王永清为十七团团长(第二团)，段宝珊为第十八团团长(第三团)。改编完毕，经过短期整训，师部移驻伊克昭盟准各尔旗，部队开赴山西河曲对岸沿河一带布防，阻止日寇渡河。我团和八路军三五八旅许光达部联防，我们和平相处亲密无间，友谊日增。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我团奉令派精壮骑兵两连，袭击山西偏关，该地有少数日寇部队和伪蒙军三百余人。看见尘土飞扬，不知我军多少，略事接触，弃城逃走。我部缴获步枪七十多支，手枪几把，弹药和军用物资无算。恐敌援军赶到，放弃城池，满载而归。
　　一九四二年三月，奉命派骑兵一个连，在山西石户梁袭击日寇两次，均甚得手。第一次派赵世明连长、第二次派赵世英连长前往。出敌不意，攻敌不备，突然袭击，斩获颇丰。两次缴获长、短枪一百多支，军用物资无算，毙敌三十余名，我部亦略有伤亡。
　　我部自一九三七年参加抗日战争以来，到一九四二年，前后历时近五年，经过大小战争六、七十次，我部官兵，基于爱国热忱，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始终士气旺盛，斗志昂扬，不顾一切，敢和敌拚，有败亦有胜。尤其王果亭在敌后杀敌，使敌胆颤心寒，不得宁静，其可歌可泣的事实，令人钦敬，永不能忘。当时日寇自感兵力不足，未能扩展进犯，又在我部和友军不断打击下，顾此失彼，不敢大事扩展。似想缩短战线，节约兵力，作长久防守之打算。我伊东游击纵队若非中间措施失当，部队发生变化，当能继续打击敌人，收到显著效果，可惜事与愿违，终成遗憾。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
　　注释：
　　① 王伯谋，当时任伊东游击纵队参谋长，现任陕西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西安市政协委员。
　　② 另据杨仲璜等人回忆，柴磴战役在新民堡战役之后，因未找到可靠文献资料加以核实,难以确定谁的说法准确，有待查证。—编者
　　《陕西文史资料》（第十八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