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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条山战役

高建白①


  中条山和黄河是保卫西安和陇海路的屏障与天堑,竖守中条山在军事上有重要的意义。一九三九年四月十一日,我们由太岳山刚刚开到垣曲县的朱家庄,就奉到了反攻日军的命令,于是我们十七军投入了晋南全线的反攻作战地带,经过十天的战斗,反攻取得了胜利,日军退据中条山有利地区,国军也占领了一些地区。我军在太岳山做游击战,行将一年,现在又改为阵地战,很感死板不灵活,加之情报工作未能开展,对敌方情况,不够明了,因而一切工作,都得重新布置。十七军高桂滋军长为了军民增进感情共同抗日起见,散发赈粮,救济饥民,修筑道路,补修民房,帮助收割,通过种种工作,群众和军队才接近起来,得到人民很大的协助。
  (一)
  沉闷了两个月的时间,终于在平陆燃起了战火。平陆失陷,紧接着便是茅津渡的放弃。数十敌兵,在黄河北岸奸淫虏掠。种种罪恶暴行,令人发指。这也是日军进犯中条山的先声,这说明残酷激战就要开始。这时我军八十四师担任垣曲县西北店上、曲家沟、焦家庄、结山一带的防线。一九三九年六月十五日,武装敌探五名,各携手枪一支,与我部情报工作员同时进入中间地区。由于我们得到群众的援助,在军民合力奋击下,敌探二名被擒,获手枪两支。十七日敌兵一百余名放火烧村来泄愤。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情报工作,并不放松,还在灵活地进行,得到正确的敌情:“十九日敌将以四个联队兵力,分道犯我。”我二五一旅当即拉开战线,因我战线长人数少,所以我全旅开入阵地坚守,准备给敌人以迎头痛击。十九日闻敌军七、八百名,窜入山内我李少棠旅马营防地,敌我战于婆婆岭、镇风塔一带,炮声彻夜清晰可闻。
  二十日晨,正面敌因受李旅马营守军迎头痛击,未能得逞。续由闻喜增来步兵千余名,分由桃沟、店上包抄而来。于是马营全部陷敌重围,敌开始向我旅阵地进犯,同时敌机六架结队飞来,轮番轰炸,敌我在东沟一带我旅前进阵地中展开剧烈血战,因为敌机纷纷投掷烧夷弹,致使店上、东沟、上阴里一带村落都着了大火,烈火熊熊,乌烟滚滚。我令艾捷三团长九时率两营兵力,进入结山阵地,向敌迎击。这时敌由闻喜不断增援,机枪声、大炮声、飞机炸弹声,混成一片。我正面敌步骑炮兵两千余名,鼓噪犯我阵地。我守兵竭力抵御,激战至五时,伤亡三百余名,敌焰顿减,前线转趋沉寂,间有零星枪声。但是到了六时,天将黄昏,蓊郁的山地,敌炮又狂吼起来。敌向我猛攻进犯,我旅沉着坚守,敌竟夜疯狂来攻,敌曾一度以主力冲至我旅结山阵地的山腹,这是全线阵地的最高峰,一时情况颇为危急。艾捷三团长率两连战士猛扑敌群,经半小时拼杀肉搏,敌不辨我多寡,纷纷溃窜。夜十一时,敌攻陷我下阴里,前焦、续向余元下、上玉坡、下玉坡之阵地,猛烈进犯。此时敌兵数倍于我,工事亦都被敌轰毁,全线处于紧张状态,所幸士气旺盛,在余元下、红石山、白石山我军与敌展开激烈血战,至二十一日晨五时。敌见我战士英勇肉搏,敌我双方死亡惨重,又派飞机两架,低飞轰炸助战,我战士愈益与敌紧密接触,挥刀交锋,白刃与赤血齐飞。此时我正面牺牲惨重。李旅任团黄营亦加入战斗,枪弹如雨,炮声震耳欲聋,为战斗中最激烈的一日。那时我旅指挥所,在石门督战业已三日,忽然东西北三面山头炮声杂响,黄营阵地一度陷落,黄营长督率七、九两连誓死反攻,苦战半小时,立即收复原有阵地。我随即命令北战线之岳团长在后焦、上玉坡、下玉坡一带加强战斗,严阵固守。当时敌三次攻陷我白石山主要阵地,均经我们反攻夺回阵地。那时第二连张国栋连长患回归热,卧病在床,虽已有人临时代理他的职务,但他关心战斗,抱病指挥该连守御白石山阵地。敌首次攻占白石山时,他在山角下服药,听说白石山失陷,勃然色变,一跃而起,以右手在腰间拔出手枪,指挥该连战士四、五十名,直扑该山。他首先冲上山顶阵地,立刻用枪扫射打死敌五、六名。该连六班以手榴弹连续投掷,出敌不意,被毙命者二十余人,盘据山头敌人,一时大乱,纷纷逃窜,我乃夺回百石山。张连长因病中过分激动劳累,晕厥倒地,经士兵扶之下山。这天正是端阳节日,我们官兵只有以英勇的战斗来纪念祖国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这时忽然得到电话说我右翼十五军阵地被敌压迫而放弃了,于是我侧后被敌截断,使我军陷入重围。军部转来上边命令,让我旅转移阵地,改守中条山西南峰,以保证中条山全线优势。二十二日晨三时,我旅离开了战场,冲出了包围线,向西南峰山区前进。
  二十二日我们冒雨急行军,夜雨愈下愈大,又奉令向西南最高峰布防,夜雨如注,淤泥没膝,直至天色将曙,才彼此看见都成了落汤鸡了。每人泥浆满身,互相调笑说:“你成土地爷了。”当我们在转移行进当中,从敌方跑出一个青年农民,状极悲惨,啼哭着说:“我是闻喜人,家住在乡间,我家里有老母,不能走路,有哥哥,有妹妹,这次日本鬼子,来到我家,我哥哥被鬼子杀了,我妹妹被鬼子欺负了,我妈大概也不能活,把我打得满身都是伤痕,还要把我拉去当差,我不能活,因为汉奸老找我的麻烦,我是不敢回家的。这次打仗,鬼子兵来的可多啦,让我带路,我乘机就跑,爬山越岭,寻找中国队伍,请求为我报仇,这一带的路线我熟悉,愿意给咱们的队伍帮个忙,只要咱们的军队能多杀几个鬼子,我死去的哥哥都要感激你们的大恩。凡在有鬼子兵驻的地方,没有不受害的,要花姑娘,要鸡,砸毁家具,刺杀儿童,每次打仗,火烧老百姓的房子,老百姓最痛恨鬼子,能不能给我一杆枪,让我狠狠地去打鬼子。这次打仗,鬼子没有得到便宜,我亲眼看见抬下去的伤兵可多啦,有的重伤顾不及抬,活活架火烧了。”他的名字叫赵福全,人甚老实诚朴,身上确实有伤,我令情报员详细调查赵福全家中情况,我除安慰他以外,留在旅部,让他随情报员侦察敌情。
  二十五日晚,我旅离开大山,向前挺行,追击敌军,艾捷三团王营直追至马家山,与数百残敌相遇,整整打了一天,占领了马家山、上玉坡、下玉坡。二十六日晚我主力部队收复店头,北峪、石门、下阴里、店上、东沟。二十八日我旅再向敌各据点攻击并扫清战场。一旬来的战斗结束,粉碎了日军欲肃清中条山我国各军部队的企图,给敌以一个沉重的打击。
  八月八日王礼锡、宋之的两先生领导的文艺作家参观团曾来我军防地访问,我曾经招待过他们,并行座谈。叶以群先生对这一席座谈有真切生动的描写,题目是《中条山——游击》。这篇文章收入《我们十四个》一书第一三三页至一四二页。
  (二)
  一九三九年九月,第一战区对于中条山兵力部署,另行分配。十七军担任防御中条山的大门横岭关,右翼是十五军武廷麟部(是属于刘茂恩集团军的),再右系毕梅轩司令的游击部队。左翼是汤淮源的第三军,在左系孔令珣的九十军。在这一阶段,第五集团军总司令是曾万钟,指挥第三军和第十七军两部,总司令部设在马壁村。在中条山的后期,在第三军和第十七军的中间加入公秉藩的三十四师。十七军二五一旅担任横岭关的正面,经常与左右两翼友军联系着。自一九三九年六月二十五日日军败退后,敌方将中条山主要有利地形,全数占据,并做有坚强的工事,横岭关的主要高地,早被敌占领,我们只得在关下平坦地面设防,这是一个艰巨任务。这就必须构筑坚固工事。但是古堆山敌人距我们的前进阵地,只有八百多公尺,我们在敌炮火之下构筑工事,非常困难。因为白天受敌人炮火的压制,不能筑工事,所以全部工事都是白天考察决定工作位置,夜间秘密构筑的。假如没有月亮就更困难了。我旅就在这种艰苦条件下,坚固周密的工事计划一天天地逐步完成。我旅前次中条山痛击日军,粉碎敌欲肃清中条山我军各部队的企图,敌败退回,但我们兵员损伤也是很惨重的。现在上边迭次向中条山抽调蒋家军部队南渡开往他线,大部用于防共,因而中条山兵力单薄,没有机动的预备部队。中条山所遗留下来的部队,都是杂牌军队。例如十五军是刘镇华的河南部队的底子,九十军是魏益三的东北军部队的底子,第三军是朱培德的云南部队的底子,第十七军是国民二军胡景翼部队的底子,毕梅轩的游击队是陕西零星凑来的。抗日以来,蒋介石限制扩充,不给调整武器,对兵员的补充,有意推延,因而缺额太多,提名一军,不足一师,有名无实,非常空虚。老百姓说:“杂牌军队是空军”。蒋介石根本没有把中条山放在心上,因而将杂牌队伍,集中在中条山,将自己的亲信十四军李默庵部和其他亲信军、师一律南渡黄河用于别处。杂牌军在中条山抗日,胜也好,败也好,胜了为他撑撑面子,败了合乎他牺牲杂牌的目的,这是造成中条山失败的最大原因。
  因为横岭关是中条山的大门,十月苏联顾问查理和特来我旅视察,同我谈话,我把我们的部署情况向他说明。查理和用右手指着地图说:“我们要把来犯的敌人粘在这里,预备队从这里出击,就是敌人侧后方,我们来个夹击战术,把敌人在这里全歼。”他说的是非常正确的,他只知各部队的番号,却不知其中的实力。防线这么长而兵力这样单薄,这么广大规模的夹击战,不能有一点弱点;但是这个线上的弱点太多了,仅仅守着脆弱的一条线,怎能御敌,连个雄厚有力机动的预备队都没有,还谈什么夹击战呢?这种情况迭次上报总部和长官部,都没有答复。我们在横岭关正面筑成三道坚强的石坝,可以阻止敌战车,我们的官兵,还有作战的信心,可是右翼友军的地势平坦,又不构筑工事,而且还是两个军的结合部,敌人会从这里突进来的,我们只好准备三个连,作为友军紧急时刻的后援。我陪着查理和顾问先看我旅的阵地演习,又看了我们构筑成的防御工事,他很满意。查理和顾问说:“你旅阵地全部情况,我很明白,现在请你先回旅部,我还要到艾团团部和团长谈淡,请旅部参谋主任留此就行了。”我离后,查理和要求尹参谋主任和艾团长到前防的走马梁阵地看一看敌人的工事位置和敌我对峙的情况。他们走了几段散兵壕,不凑巧被敌人发现目标,先是一阵机枪声,接着步枪声开始了。他们立刻往回走,在两峰山没有停,一直回槐店。这时枪声已止,艾捷三团长集合了三个营长,要求查理和顾问发表视察后的意见,并请加以指导。查理和顾问很高兴地说(经翻译官给我翻译):“我到中条山看了许多阵地,但对你们的阵地有特别满意的印象。你们的工作成绩是出乎我的意料的......你们能同敌人保持接触,且有控制敌人的力量和信心,这是以前战役中少有的。你们能在敌人炮火控制的地面上构筑工事,来对抗敌人的铁爪工事,反映了你们的勇敢和勤劳踏实的作风,把争取胜利放在可靠的基础上,这种勤劳踏实的作风是目前中条山区阵地首先需要的。......从战术上来说,两个部队结合处总是弱点,你们各级指挥官对联系和协助友军的计划,是非常周密的,这证明中国的军队有飞跃的进步。......还有一个好现象,就是在第一线看到你们紧张的演习,这证明你们能把学习和战斗结合起来。你们能天天抓紧战训力量提高,这样就会不断提高增强你们消灭敌人的力量。......我们认为你们有很好经验,值得宝贵的。横岭关是中条山的大门,希望你们负起这个守御的责任。”查理和观察毕,直接返回军部。
  一九四○年,我改任第十七军八十四师副师长。一九四二年五月我军正面之敌,是清水师团。在四月底和五月初敌在各战线上抽调部队,运输频繁,号称增加四个兵团,其实并没有那么多,故意扩大宣传,集中在闻喜、夏县、降县一带,向中条山全线进攻。这次的来势,与过去几次有些不同。有些人认为没有啥,有些人认为是要占据垣曲县和其它黄河渡口,敌人不会和过去一样,打打就走了。我们认为横岭关是通垣曲的道路,无论怎样,我们的防线,是敌人必争之地,我部就得认真准备,好在工事坚固,不断鼓励士气;但唯恐右翼出问题,他们兵额很少,又不作工事,敌人进攻,无险可守。我们曾将敌人动向、友军情况详报上级,请增加兵力,以壮士气。直至五月七日才听说九十四师过河,七日后与敌接触,同时总部通报说中条山全线,敌军展开向各军阵地进攻,形势紧迫,万分紧张。刘明夏的九十四师,是八日下午五时许,经我军军部赶赴前线时,十五军被敌一击,即溃退下来。七日后半夜,我正面敌人开始向我军进攻,官兵奋勇抵抗,敌未得逞,敌用战车来撞,被我石坝所阻,我部击毁坦克车两辆,正在激战中,不意左翼的三十四师、第三军和九十军的两个师各部阵地同时发生大战,阵地被敌突破。九十四师因为长途行军,疲累不堪,道路不熟,开赴前线与敌遭遇,一击而溃散,连第五集团军的总司令部驻地的马壁村,也受到威胁。敌用三进合击的策略,目的在于,抢占黄河沿岸各口,不使中国军队渡河,企图一网打尽。同时企图截断我十七军军部与部队的联系。此时我军奉令转移第二线(胡家峪南边的山地)还未到达新位置,即与敌一部发生混战,这时中条山处处都陷于混乱状态。因为我国军队事前没有计划,指挥上又不统一,互相协助更谈不到,试想这么大的根据地。预先没有预备队,九十四师是临时抽调来的,仓卒应战,怎能行呢?正因如此,敌军一打,我即乱成一团连第五集团军总司令曾万钟和他的总司令部,都被敌冲散。第三军军长汤淮源自杀,十二师师长寸性奇阵亡。第九十军三十七师师长王俊战死。第三十四师师长公秉藩、第九十四师师长刘明夏、游击司令毕梅轩都被俘,其他副师长、参谋长将官以上人员更是很多。我和高桂滋军长、刘礽祺副军长、金醒吾参谋长、王秀泉副官长、韩一帆秘书长在一起,也和队伍失去了联系。为什么我们在太岳山能取得胜利,而在这里就是如此下场呢?同是一个部队,为什么换了地方作战,就不同了呢?这不是由于地理决定的,就是由于领导决定的呀!一处是由共产党领导的,一处是由国民党蒋介石亲信领导的,我们从血的教训中,才懂得:为什么工农是抗战的可靠的力量,为什么共产党是抗日的最可靠的力量,为什么共产党是抗日的真正的领导者。
  (三)
  五月八日全线被敌突破,奉命转移第二线,我们军部由柴家圪塔出发向西南转移,规定十七军军部驻马壁村,那天晚间住在家桑村。九日晨四时许,总司令曾万钟派联络参谋对高军长说:“西南方向我第三军阵地被敌突破,都退下来了,敌人距总司令部马壁村不远,现在总部已经转移到别处了,顾不得通报,候总部驻地住好,再行电告,特派我来通知你们。”这时天已黎明,出村展望,见敌人部队向马壁村方向用炮轰击;家桑村被各军、师的后方杂色部队,后勤人员,以及各军眷属挤的满满的,都不知怎样才好。高桂滋军长和我决定向北寻找自己的部队,掌握了实力,以便应付当前混乱的局面。走了七里,高军长主张休息吃饭,耽误了两个多钟头。这时望见敌人已进入马壁村了,约半个钟头,敌炮即向我们休息的地方轰击。这时我们向北翻过大山,至南沟接到岳英贤团长的报告,说他们已占领第二线指定的阵地,目下尚无情况,高军长很觉高兴,就在南沟休息了两个钟头。忽然敌机七架,大行轰炸,这时东北方向,发出枪声,南沟的南山枪炮声很密,各军师后方人员、眷属、杂役兵勇和当地的人民群众,都逃过山来。敌尾随攻击,这时形成东北南三面敌包围而来,情况紧迫,只有向西而逃,寻找自己的部队。行至申家沟地方,烧水休息之际,后边敌人又攻击上来。我们军民往西逃跑,意欲寻找我军的部队,不料西边大山开枪射击,紧接着机枪扫射,前边跑的军民和眷属,都转头退回。紧接着东南北三方面的敌人,也包围上来。高军长认为是四面敌人合围而来,因而大家密藏于深林之中。其实西边山上发枪并非日军,正是艾捷三团打的。他们认为去西山的散兵和老百姓,是日本的便衣队,因此打枪,倘若大胆撞进,便可以找到三个团,再遇日军,也能抵御一气。艾团也应该派出武装小组,强力侦察敌情,同时寻找军部进行联系。他们不出此图,竟然不分敌我,开枪射击,这是大错特错。如果沿途少休息,在南沟跟着岳团送报告人同行,也会顺利地于各部队联系在一起。就在这种危机情况下,敌军就包围上来,即与西山我军发生战斗。敌人一步一步前进,我们在密林中看的清清楚楚,我们也来了个准备,万一敌人搜查进来,只有一拼,生死置之度外。到了天黑,枪炮声齐停,敌大部队集体经过这里,大皮鞋在石头路上走的声音很响亮,约计有一千多名,向西山前进。这时推断艾捷三团和其他各团一定向西退走,敌人是向西追击去了。到了次晨侦得南沟一带没有敌人,只好向左转,再回南沟去,设法吃饭。但是成千的隐藏军民集聚满村,不意西边又发现敌向东搜来。我们决定向东南到河西村去,刚刚到了河西村上,正要休息,敌四处又包围上来,枪声很密,眼看快到村边了,我们大家隐藏在河西村的南小沟里,这时高军长看见形势危急,向副官要过手枪,是要作自杀的准备。恰好大雨如注,枪声少了,侦知敌人已退,我们才回到房子里,烤衣服、烧水,休息了一宿。次日高军长听说敌退了,很高兴地向大家说:“我们寻找部队,同时应设法向长官部、总部报告。”正在这时,敌包围上来,大家分开隐藏,又分散了,敌一部即驻扎在河西村。在深夜互相寻找,我和高军长、韩秘书长又遇在一起,在山中小土窑待了一天,于五月十四日我们和刘戎祺副军长、金参谋长、王副官长会于金圪堆,这时知道敌人主要的目的,要先行占领黄河沿岸各渡口,严密封锁。要将中条山这里的中国部队,一齐消灭净尽,敌人分二十余个支队,划区搜山,寻找掩藏的中国的官兵,选定据点,建修工事,作久远的打算。我们大家得到会合,精神舒畅起来。到了次日早晨,不料敌机又临,敌军一部又渐渐活动起来,因此五月十五日隐蔽于北大坡。这里树木茂密,安全地渡过了一个整天,夕阳西下,大家都出了树林,望远镜向皋落镇一望,看到敌人大队正在集中,一部分向横岭关方向前进。我们认为敌大队退走,情况好转,决定当晚即住在山下的村子金古堆。正在烧水做饭之际,敌军在山顶射击,包围而来,大家分散奔藏,敌机枪不断扫射,我和贾真一队长,同时负伤,因流血过多,行走不便,后来决定必须离开此村,如能到武家沟一带,宿吃休疗,即有办法,因为那里我曾住过。我和贾真一彼此互相拖拉,黑夜逃生,幸遇陈老头和王兴福关照,住在他北沟。五月十六日到庙湾。十七日巧遇刘礼和、刘义两人,在他家住了两天,对我们特别照顾。十九日住焦家沟。二十日到曲家沟,敌人包围上来,我们经后山离开此村。得到胡振江、温存和、张礼三人的帮助换上伤药,经过敌人的封锁线,五月二十二日抵马鞍桥。五月二十四日到达寺底,才和我军警卫连连长齐天然相遇。据齐说:“我军四九九团、五○一团、五○二团,这三个团损失不大,在申家沟西大山与敌战后西退,已经安全渡过汾河,进入马蹄沟与晋军取得联系,曾在马蹄沟与敌激战一天,得到当地人民的支持,敌未得到便宜,因而东退。一战区催令速渡黄河,开往河南新安县整顿。艾亚春团(即五○○团)与军部失了联系,在焦家沟被敌包围,团长阵亡,余都壮烈牺牲。现在军长究在何处,传说不一,我已组成武装小组,化装起来,找到许多关系,再入东山,无论如何一定要将军长接出,完成我保卫长官的责任。”我们到了郝庄休息,听说金醒吾参谋长,王秀泉副官长,在郝庄西的一个小村隐藏,我随即派人约他们一同西行,以便追随部队,不料他们两人不愿同行,在北大坡隐藏阶段,他俩思想上很不健康,极为悲观,最后被俘。六月二日我们在薛店住了五天,敌人每搜索村庄,形势甚为紧张。后来我们找到郝青山为引道,专走小路,在日军碉楼附近偷渡汾河,随行者计七人。我们刚刚渡过汾河,被敌发觉,鸣炮乱击,瞎射一阵。那晚我们住余章镇,八日进入马蹄沟口子(亦叫马蹄峪口子),已到安全地带,逃出死亡圈外。到了吉县,由小船窝渡过黄河,巧遇高军长亦脱险归来,悲喜交集,不知话从何说起。
  高军长在中条山指挥作战,热心帮助地方公益事业,关心群众生活,因而得到群众好感。在这次被敌冲散的危急情况下,得到很多爱国农民的援救,得以辗转找到自己的队伍。高军长说:“我和你们分散后,过了二十多天的难民生活,使我难忘的是郑忠义义士,他将我和牖夫(即副军长刘礽祺)、一帆(即韩秘书长)隐藏在石头圪塔天主教堂内,后来郑忠义又联系郭金声,并托郭金声由小道送我们到曲沃城关,敌人没有发现,终于我和牖夫等过了黄河,今日大家才能见面,金醒吾(参谋长)、王秀泉(副官长)表现不好,在北大坡极其困难的时候,他俩劝我另找出路,意思是劝我投降,我拒绝了他俩的主张,他们私自跑了。结果被俘,是应当受到处罚。我们迅速赶回河南新安县,整顿部队,继续抗战,以尽军人的天职,挽救民族的生存。
  一九六四年
  注释:
  ① 高建白,当时任国民党第十七军第八十四师副师长,解放后在政协陕西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工作,一九七六年病故于西安。
  《陕西文史资料》(第十八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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