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胡宗南在汉中召开的“总体战紧急动员”会议
申道哲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中旬，蒋军嫡系——胡宗南军事集团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雷霭万钧之势的军事压力下，被迫放弃了他和张群(国民党西南行政长官)、王陵基(四川省政府主席)共同制订的所谓“川陕联防”计划，不得不逃离陕南，仓皇失措的向四川流窜。
胡宗南在这时，虽处于狼狈逃命之际，但还不甘心对于他奴役达十三年之久的陕西人民，在他逃跑前夕，企图进行最后一次的大掠夺，提出所谓“陕南地区实施总体战紧急动员”方案。为了实现这个洗劫性的席卷陕南人力、物力、财力的反动方案，他于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二日，在汉中国民党中国银行南郑分行召开了“陕南地区实施总体战紧急动员”公议。
会议是由西安绥靖公署以军事命令召集的。我当时任石泉县长，这次会议曾被召集参加。兹就当时公议片断见闻，写出这份资料，作为汇集编写蒋军嫡系——胡宗南在陕黑暗统治时期史料时的参考。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二日会议开幕，由胡宗南的西安绥署参谋长罗烈主持。参加这次会议的高级人员，在西安绥署方面有沈策(副参谋长)、李廉(胡军的一军长)。当时会议中传出的侧面消息说，这个会议的召开，出于沈策、李廉二人向胡宗南的献策，要胡效法刘备弃新野携百姓而走的故事，在陕南来一个“坚壁清野”。但陕西省政府主席董钊，却对沈、李二人这个献策，不感兴趣。董对胡的主张，又不能正面出来反对，只好采取了消极溜会的办法，避往城固。这种情况，反映出当时胡、董之间的矛盾。同时，胡宗南在会议期间自始至终也未出头露面，而由他几个高级亲信上台扮演。
会议的组成人员，在陕西省政府方面；有秘书长蒋坚忍(当时蒋往四川，由秘书主任赵芷青参加)，民政厅长刘亦常，财政厅长温良儒(温当时往成都，由该厅秘书主任陈琯出席)，建设厅长白荫元，教育厅长高文源(高当时往广东，由该厅秘书主任王君毅出席)，田粮处长史直(史当时往广东，由该处副处长张汉三出席)，地政处长徐玉柱，陕西省银行代理行长孙元参加(行长温良儒兼)。在省党部方面：有副主任委员杨尔瑛，书记长翟文凤，组训处长李犹龙。各行政专区专员参加的有第六区行政专员潘元，十一区专员马子静，十二区专员刘恩荫(刘当时去成都，由该专员公署秘书参加)，五区专员李静谟(因安康地临前防未出席)。各县参加会议的计有南郑、城固、褒城、勉县、佛坪、洋县、西乡、镇巴、紫阳、安康、石泉、宁强、岚皋、汉阴、略阳等县的县长、县党部书记长、参议会议长、中等学校校长等，以上总共约百余人。参加会议的一些人，对于这个反动方案，多缺乏信心，表现忧郁和沉闷。
罗烈在主持会议的开幕词里露骨地叫嚷这个反动方案的重要意义在于军事上缩短防线，集中兵力，取得主动，加强反攻力量；将来在必要时转移阵地，必须作好总动员工作，把陕南地区的人力、物力，进行必要的组织和有计划的移运和储藏，要保证陕南地区的人力、物力掌握在我方等等，一句话，对陕南人民要进行一次大洗劫。
陕西省参议会议长王宗山继罗烈之后也讲了话。我记得王宗山说：“我今天来的时候，不知道今天会议的内容，到了这里以后，沈副参谋长给了我一份‘陕南地区实施总体战紧急动员措施方案’，看了以后，觉得这一方案，思想左的人看了，一定说太右；思想右的人看了，还会说太左。我个人的看法，凡是一种政策，看他本身是否适合于多数人的要求……。”王宗山的讲话，反映出当时反动派内部在溃灭前夕的紊乱和矛盾。
王宗山讲话一结束，沈策即站起来，以坚决的语调说：“在目前军事形势下(指在胡军将要全军复没的形势下)，必须缩短战线，集中兵力，解决补给困难，才能加强战斗力量，争取主动，因此，在陕南地区有立即实施总体战总动员的必要……”接着，沈策便逐条宣布总体战条文。为了真实的把胡宗南当时企图抢劫陕南人民的阴谋记录起来，就我记忆所及，尽量把沈策宣布的条文原来语句追述如下，并作必要的说明。
方案的第一条，露骨地表达了要反革命到底。原文说：“为了保证戡乱军事的胜利，必须集中兵力，缩短战线，解决当前补给困难，加强反攻力量起见，特拟订陕南地区实施总体战紧急动员方案。”
第二条接着说明要对陕南人民实行大肆劫掠的企图，和坚壁清野的阴谋。因此原条文说：“本方案紧急动员的措施主要事项有五：（1）人力动员；(2)食粮征集；(3)交通管制；(4)棉花纱布管制；(5)五金电料通信器材的管制等。”而其实施这五项总动员措施的细则是：
(一)关于陕南地区人力动员编组紧急措置：“规定年在十八岁以上、四十五岁以下的青壮年男子，一律采取编队的方法，分县分乡分保编为义勇队；青年妇女也要编为妇女反共救国会；十八岁以下、十岁以上的儿童编为儿童反共救国队；各县中学生，一律集中编队，实行军事管理，迁移指定地区，实行战时教育。以上规定的青壮年男子和妇女、儿童、学生均得在规定的时限，完成全部编组工作，听候紧急命令之召集。”这是胡宗南幻想把陕南人民裹胁一空的阴谋。
(二)粮食征集方面：企图采取征集、储藏(埋藏)、转运、分散的紧急措施，幻想在逃跑前夕，把陕南民食劫掠净尽。因此原方案的条文中，具体采取了如下的措施：
(1)“紧急动员实施地区，一律停止按田赋额征粮规定。”
这一条的目的，当然不是胡宗南对于陕南农民田粮赋税的豁免，为的是更进一步掠夺陕南农民食粮时，宣布不再受田赋征实法令的约束，任所欲为的进行抢劫。
(2)“食粮征集的对象：贫农、佃农免征，大户存粮、余粮采取劝献，不肯捐献者，必要时强制其分散。”
这一条的目的，并非他们对于贫雇农和佃农苦难生活的慈悲，而是企图以此谎言和惠而不实的手法，幻想缓和当时尖锐的阶级矛盾，用以麻痹贫农、佃农对反动政权和封建地主的强烈反抗。同时，反动统治区域内的贫雇农和佃农，早已被掠夺得家无颗粒，贫无立锥，事实上无粮可征。因此，掠夺的对象所谓“大户”只是集中在中、上农和比较富裕的农民身上，真正的大地主，在当时已是胡宗南要加以武器装备的同盟军了，因此，他们的目的只是集中在抢劫陕南一般富裕农民的粮食方面，并非真的要对地主大户征粮。
(3)“各县已征起的赋、军、公、绥各粮，必须按照指定地区移转或埋藏。”
当时反动政府所谓“赋粮”系指按田赋科则所征收的田赋正额实物粮食；“军粮”系指专为反动军队向群众征收的粮食；“公粮”系指反动政府为一般公教人员征收的粮食；“绥靖粮”系指为绥靖区的军队和保安部队征收的粮食。这些军、公、绥粮，多是按照赋粮征额比例附加征收实物的，其征收数字合计起来，要大于赋粮正额十数倍以上。这一条的目的是反动政府当时在陕南各县以赋、军、公、绥各粮的名目把征起的粮食，在逃走前夕，企图抢运一空。
(4)“征集起大户的食粮，发给各县各乡无粮穷苦人家，彻底使粮食分散，以免资‘敌’。”(幻想以此收买人心，并企图为解放军造成缺粮困难。)
(5)“在军事形势紧急变化的情况下，存粮不及处理，得采取焚毁办法。”
(三)交通管制方面：为阻碍人民解放军的追击，采取破坏公路、桥梁和炸毁船只的手段，并计划把民间的牲畜车辆和兽运力量，一律编队编组带往四川。
(四)棉花纱布管制方面：采取征集、捐献、强制移运和军队直接抢劫的办法，原条文中规定“所有大户、商贾储存的棉纱布匹，一律进行登记，限期移运四川。”
(五)五金电料及有关军用通信器材管制方面：“规定这些物资实行详细调查登记，无论商户、机关、团体、军民人等，不得有隐藏情事，一定要按照指定地区，规定时限，全部移运完毕，否则以企图资‘敌’严处。”
沈策宣布了这个企图大肆劫掠陕南人民的阴谋条文之后，接着又说明实施这个阴谋的组织形式以及监督陕南各专区、县、乡执行这个“总动员”计划的措施：
(1)组织形式：“设立总体战紧急动员督导委员会”，主任委员由胡宗南兼任，副主任委员由董钊、王宗山、罗烈兼任。总体战紧急动员措施方案各项条文之执行，以军事命令行之。
(2)监督执行办法：“为了督导各县、乡执行总体战紧急动员措施方案，由西安绥署派出干部一千人，分赴各县、各乡督导实施。必要时得由各县驻军协助执行。”
胡宗南这个阴谋计划，由于当时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发展的迅速，在陕南地区没有全部得逞，就狼狈仓皇地向四川逃窜了。但从这个阴谋计划中，充分地暴露了反动统治者，虽在垂死前夕，仍不丝毫放松对人民的掠夺、残害，再为他自己的罪恶记上最后一笔帐。
(民革陕西省委员会供稿)
《陕西文史资料选辑》（第五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