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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胡宗南封锁陕甘宁边区片断回忆(图)

张士智 曹剑僧



  一、陕甘宁边区的由来 
  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率领红军,经过伟大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北上抗日,于一九三五年到达陕北后,随即解放了陕北的延安、延长、延川、富县、甘泉、安塞、保安(现在的志丹)、安定(现在的子长)和甘肃的合水、庆阳、环县及宁夏的予旺等县。一九三七年芦沟桥事件爆发后,蒋介石在全国人民和中共坚决要求抗日的压迫下,不得已在庐山向中共代表团亲口承认陕甘宁边区政府为合法政府,中国共产党发表了号召全国人民一致抗日的宣言。不久蒋介石政府又命令驻陕北的国民党军队把清涧、绥德、米脂、吴堡、佳县五个县的防务移交八路军①后防留守部队接收。至此,陕北地区除榆林专区所辖神木、府谷、榆林、横山、靖边、定边而外,均为陕甘宁边区政府所辖的范围。
  二、封锁线的形成
  一九四○年,在日寇深入山西,攻占了黄河东岸,积极窥视西北的时候。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为了民族生存,前仆后继,英勇抗敌。而丧心病狂的蒋介石却一贯抱着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政策,在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竟背信弃义掀起反共高潮,秘密指示伪十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和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胡宗南对陕甘宁边区进行严密封锁,妄想困死边区人民扼杀革命力量。
  蒋鼎文以十战区司令长官和陕西省主席兼保安司令名义,于一九四○年三月密令陕西省保安处配合胡宗南部,对陕甘宁边区进行严密封锁。保安处处长徐经济接到密令后,即令该处第一科规定碉堡构筑计划,由主任科员曹剑僧密制碉堡封锁线位置图。曹剑僧回忆那时碉堡封锁线的位置是这样的:东由黄河边宜川县东起,经宜川县城、瓦子街、英旺镇、洛川县城、交道镇、隆坊镇、七里镇、黄陵县、宜君县、金锁关、铜川县、耀县、小邱镇、方里镇、淳化县、通润镇、土桥、旬邑县、彬县,西至甘肃省之正宁县、宁县、西峰镇,长达七百余华里。
  为了严密封锁,碉堡线有纵深设备。碉堡选择有利地形构筑。碉堡线的前后距离,有近有远,多不一致。碉堡线是以碉堡群组成的。碉堡群位置多选在便于发扬火力的高地上或交通要道附近,每群以一个母碉和几个子碉(因地构筑,数目不等,一般为四、五个)组成。母碉与子碉间的间隔都不一致,以步兵火力能互相支援为原则。母碉多系两层(有的三层),有重机枪射击设备和步枪射击孔,约容一排兵力防守。子碉有轻机枪射击设备和步枪射击孔,约容一班兵力防守。一个碉堡群一般可容一连兵力防守。母碉与子碉间用交通壕连系,壕上加掩盖(重要地点有射击设备)。碉堡周围有外壕,母碉外壕宽度与深度均约四公尺,子碉外壕宽度与深度均约三公尺,外壕上均设置吊桥,出入通过吊桥,夜间将吊桥收起,断绝交通。外壕外约五十公尺内设有铁丝网、鹿寨等,重要地点埋布地雷。碉群与碉群间的间隔,一般近的为二、三华里,远的约四、五华里。
  三、碉堡构筑情况
  保安处将碉堡封锁线的地图绘好后,密令保安第一旅杨显部,第二旅穆鼎丞部,第三旅尤凤山部,开赴耀县、淳化一带,归伪铜川三十四集团军胡宗南部的十六军军长董钊指挥(这时十六军军部驻在铜川县),并与民政厅会衔密令咸阳、彬县、洛川、大荔等行政专员兼保安司令分别转饬彬县、长武、旬邑、淳化、耀县、铜川、宜君、黄陵、洛川、宜川、白水等县和黄龙山设治局有关各县(局)长,征集民工,采伐运集材料,协助部队,构筑碉堡封锁线的工事,限麦收前完成。
  构筑地区的划分:彬县区——包括彬县、旬邑、土桥、张洪镇等地区,由十六军预三师周开勋部负责构筑;淳化区——包括通润镇、淳化、方里镇等地区,由保安第二旅穆鼎丞部负责构筑;耀县区——包括小邱镇、耀县、柳林等地区,由保安第三旅尤凤山部负责构筑;铜川区——包括铜川、槐树庄、焦坪等地区,由十六军直属部队负责构筑;宜君区——包括金锁关、宜君等地区,由保安第一旅杨显部负责构筑;黄陵区——包括黄陵、七里镇等地区,由十六军二十八师李梦笔部负责构筑;洛川区——包括洛川、交道镇等地区,由暂编骑兵第二师马禄部负责构筑;宜川区——包括瓦子街、宜川、秋林等地区,由十六军预一师协同阎锡山部负责构筑。
  碉堡线附近各县所派的民工,一面在黄龙山及耀县一带山区采伐运送木料或就地乱伐树木,拆除庙宇木料砖瓦,向碉堡线运送;一面帮助部队进行土工作业。因工程浩大,需要材料很多,使碉堡线附近十几个县有劳力的民众、车辆、牲口,几乎全部被征调为构筑碉堡服役,服役期间,人的口粮和牲口的草料及需用工具都全部自带。
  部队到达指定地区后,正是夏季农作物接近成熟的时候,他们为了依限完成任务,指挥民工挖壕运料,牲口、车辆、民工、部队蜂拥一起,踏毁大量青苗,有的民工拉运材料,想多走一点路,少糟踏一点庄稼,部队不允许,甚至遭到打骂,恐怕误了时限,交不了差,因之对碉堡沿线附近的夏季农作物,完全毁坏,农民只有望空叹惜,无可奈何。
  四、封锁边区的兵力部署
  一九四○年五月,修建碉堡工事,依限构筑完成,即以原构筑工事的部队,担任碉堡线的防守,其部署:甘肃省的西峰镇、宁县、正宁地区,由甘肃驻军配合地方保安部队担任防守(番号不详)。陕西彬县至土桥地段,由十六军预三师周开勋部担任防守。通润镇至淳化地段,由陕西省保安第二旅穆鼎丞部担任防守。小邱镇至耀县地段,由陕西省保安第三旅尤凤山部担任防守。铜川至金锁关地段,由十六军直属部队(内有两个补充团)担任防守。焦坪至宜君地段,由陕西省保安第一旅杨显部担任防守。黄陵至龙首镇地段,由十六军二八师担任防守。洛川至交道镇地段,由暂编骑兵第二师马禄部担任防守。英旺镇至瓦子街地段,由十六军预一师谢辅三部担任防守。宜川至秋林地段,由阎锡山的部队担任防守。
  抗战时期,国民党反动派,把胡宗南几十万军队,控制在西北地区,并以四、五个军长期包围封锁陕甘宁边区这个反动措施,遭到全国人民的强烈谴责。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为了掩护他反人民的勾当,不得不另玩一套花招,乃把胡宗南军防守在封锁线上的几个军撤退,以五个军的兵力合编为一个整编三六师:一二三旅、一六五旅、二八旅,并指挥整编四八旅,继续担任碉堡线防守。整编三六师与国民党一般部队不同,编制特别庞大,号称特种师,师辖三个整编旅,旅辖四个团,团辖四个营,营辖四个步兵连,一个重机枪连,所谓四四制。团约五千人,旅约二万余人,师约八万余人。三六师担任封锁线防守任务时的部署:一六五旅驻洛川,以四个团分别担任宜川、洛川、黄陵、宜君等县的封锁任务;一二三旅驻耀县,师部及所指挥的四八旅驻彬县,分别担任铜川、耀县、淳化、旬邑、彬县等县的封锁任务;二八旅驻西峰镇,担任甘肃境内正宁、宁县、西峰镇等县的封锁任务。从表面上看,胡匪封锁陕甘宁边区只有一个师,好象兵力减少了,实际整编后的三六师,等于整编前的五个军,加上所指挥的四十八旅,以及配合防守的陕西保安旅团,共有兵力总在十万以上。
  碉堡封锁线上的防守兵力,由陕西省保安司令部经常派保安旅团配合胡宗南的正规军分段防守,因之保安司令部在淳化囊形地带设置保安指挥部(驻淳化县城),指挥防守封锁线上的保安旅团和所属各专区、县的保安团队。
  为了便于指挥,便于补给,便于防守,担任封锁线部队的军、师、旅司令部,一般驻在县城,团、营部一般驻在碉堡线附近的大村镇,连以下单位一般配置在碉堡线上。
  碉堡线上的防守兵力,因情况变化常有调动,这个部队调走,那个部队补填,固定性不大,但重要地方,总是由胡匪正规军担任,次要地方,由保安旅团担任。
  五、封锁线的改变及防守重点
  一九四八年瓦子街战役后,宜川、洛川、黄陵、宜君相继解放,这时铜川以北以东的封锁线根本被摧毁,铜川以西围绕囊形地带的封锁线,基本尚为胡军占据,但也朝不保夕。胡宗南为了掩护西安确保铜川煤矿,即以残余的碉堡线最东端铜川县城北面的军台岭为基点构筑工事,同时在耀县以北的黄堡镇为基点构筑第二线工事,企图固守。碉堡线构筑工事所需材料,均是砍伐树木拆毁当地的庙宇祠堂而来。当时西安市民众已感烧煤困难,大部分市民用劈柴烧锅,革命公园附近已成了劈柴市场。胡部军官见劈柴价大,有利可图,乃把为构筑工事的木材,运到西安出卖,以饱私囊。当时铜川群众对碉堡线的守军编了四句顺口溜:“白天睡觉,晚上拆庙,大的卖钱,小的烧灶”。
  一九四八年八月中旬,胡宗南令进驻耀县、柳林、小邱镇防守之伪陕西保安第一旅旅长兼第三区行政督察专员张士智,配合由三原出动的第一旅、七八旅,扫荡三原耀县以西地区后,向照金以北推进,保一旅所遗防务,抽调各县保安团队防守。张士智按照胡的指示由三原、富平、泾阳、高陵等县,各抽派一个保安中队,归付司令李继岳指挥开赴小邱镇接替碉堡线防务。令第二团团长王旦率该团由耀县经柳林向照金前进;第一团王宪斌部由小邱镇向照金前进。照金附近的边区地方武装部队,未加抵抗,主动向北撤退,柳林以北只遇到边区地方少数武装抵抗。保一旅到达照金以北之薛家寨高山梁上东西之线,修筑工事,停了三天,又奉命撤回耀县。原抽调到小邱镇、柳林之各县保安队,仍回各县,第一旅和七八旅也回三原。这次向照金以北进犯的目的,是企图吸引解放军分兵西进,以减少大荔以北战场上的压力。 
  碉堡封锁线东半部被摧毁后,胡部防守碉堡线最东端铜川、耀县的兵力,也很不固定,有时多些,有时少些,完全处于被动,听从解放军的调遣。
  六、封锁线给人民造成的危害
  碉堡封锁线,东起陕西宜川西至甘肃西峰镇,波及到十四个县,共长约七百余华里(每华里以五百公尺计即三十五万公尺)。碉堡纵深一线以一百公尺计,即毁坏耕地约五万亩左右。两线则毁坏耕地约十万亩左右。一九四○年开始构筑时,正在接近夏收,毁坏的庄稼远不止此数,因之沿碉堡各县人民的粮食产量大为减少。同时由于构筑碉堡用料连同胡部军官盗卖木材,除碉堡沿线各县的树木砍伐一空外,还拆了不少的庙宇祠堂。至于为扫清射界拆毁的村庄房屋,也为数不少,给当地人民带来了严重的灾难。
  封锁线上各县的地方行政,在“军事第一”的口号下,完全成为当地军队的后勤工具。马干草料要地方供应,担架伕役要地方征集,运输骡马和工事用料(每换一次防就要一次补修工事用料),也要取之于地方;构筑工事,修筑道路处处都要强征民伕服役;还有过年过节对驻军医院的犒劳慰问,对移防接防部队的送往迎来也都要地方出钱。这样对老百姓的残酷压榨,就没有个完。军差一来,急如星火。一九四九年一月间一天,驻在铜川的胡部第三军通讯营,要电线杆二百根,民伕几百名,架设铜川五里坡到红土镇的军用电话,立刻等用,违了以贻误军机论罪!县长因办不及,将此情况报告伪军长许良玉,许笑着回答:“咱们是老乡(浙江人),他们杀不了你的头,赶快办好了”。
  组织所谓三哨三网。强迫封锁线上的群众,在各村设立了望哨、检查哨、和递步哨,用以监视检查与边区往来的人民,并传达边区的军事政治情报,以资戒备。原来只是一线式,为了严密不容易被对方破坏,由胡宗南部特务头子赵龙文设计,把一线式三种步哨,改为纵横交错的复线,一般组成二、三十华里纵深的网带,最少有三层,使民众互相监督,造成恐怖。 
  沿碉堡各县,特务机关林立,欺压人民,无恶不作。一九四八年驻耀县的特务单位,就有十多个,计绥署小组、军统小组、宪兵小组、伪省党部调查小组、伪第三军小组、陕西保安处小组、保一旅便衣队等,此外还有些假冒的特务,这些特务,无论真的假的,都在地方横行霸道,作恶多端。
  强迫实行移民并村。国民党反动派,为了坚壁清野,严令沿碉堡线各县,将靠近解放区的村庄居民,一律搬移合并于蒋管区其他村庄,不得在边区界内居住。一九四六年耀县政府,把耀县西北靠近苏区(边区当地人称苏区)幕凹附近的一些居民迫令向南迁移,所有家中牲畜及能搬动的物品全部搬走,不能移动的,一律毁坏,毁灶、填井,搞的乌烟瘴气。人民都不愿离开自己的故土,但迫于伪政府的命令,未敢违抗。伪政府曾欺骗群众说,迁移后的一切吃的住的都由政府负责安置,可以放心。谁知搬到蒋管区后,不但无村可住,就是每日生活伪政府也置之不理。这些饥寒交迫的群众只得偷偷地又回到原来的村庄,但已破坏不堪,一无所有。触景生情,有的放声大哭。为了生活,只好搭一点草屋,暂住下来。当时该地的老百姓说:“移民并村受尽苦,不由叫人心发抖”。
  在封锁边区期间,伪国防部颁发了封锁边区条例,主要内容是:扣留去边区的青年学生(胡宗南在西安所设的战时干部训练第四团学生中,就有许多是去延安而被扣留下来的青年);禁止布匹、棉花、纸张、药品、电讯器材、粮食、和日用百货等物资流入边区,违者以走私论罪,物资没收,货主法办。没收的货物,以半数奖给查获的部队,半数缴送上级。当时驻军认为执行封锁任务,是发财的好机会。
  封锁部队,各自在封锁地段的路口,设置检查哨和盘查哨,除了少数规定通行的道路外,其他都是不能通行的地带,到处明设障碍物暗埋地雷或手榴弹,因之不仅使一般来往行人不便,而且被炸死炸伤的人不少。当地牧放牲畜和耕地的人畜,也有触雷死伤的。胡军对这些人畜死伤被害,从来是不闻不问的。 
  七、两次阴谋幻想夺取囊形地带的破灭
  一九四○年五月间,封锁线已经完成,部队部署在碉堡线上担任防守后,胡宗南认为封锁线太长,空隙太大,对边区封锁围困不够严密,浪费兵力太多,企图将囊形地带封锁线截断,向北推进,形成东自宜君西至甘肃正宁东西直线,将囊形地区夺为己有,遂密令所属十六军以两个师(二八师、预三师)攻占马栏夺取囊形地带,正要行动,伪中央因在抗战紧急关头,封锁边区,已为全国人民所反对,如再向边区进攻,恐又遭到全国人民的指责,遂令胡部暂时停止武力行动,由伪中央向中共交涉,让出囊形地带。 
  一九四六年,在三人军事调解小组没有到达陕北以前,胡宗南根据蒋介石的阴谋,企图趁此时机再次夺取囊形地带,造成既成事实,为封锁边区创造有利条件,密令驻三原的整编一二三旅刘子奇部先行袭取囊底柳林镇(此时柳林已解放),作为尔后进攻马栏的前进根据地,刘旅奉命后,由耀县铜川分两路向柳林袭击,于一九四六年十月二十五日侵入柳林,破坏了地方组织,抢夺了一些物资,不敢久停,即撤回三原。蒋胡对边区尤其是囊形地带,不夺取是死不甘心的,但是畏于全国人民的谴责和解放区军民的威慑,两次阴谋均未得逞。 
  八、小 结
  碉堡线的构筑和封锁给沿碉堡线各县人民及边区人民在各方面造成的损害是严重的,但是真理是封锁不住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封锁不住的,人民的革命意志是封锁不住的。一切反动派最终总是要被革命的人民葬埋,这是历史发展规律。反动派再疯狂毒辣,绝不能扭转历史前进的车轮。蒋介石、胡宗南封锁陕甘宁边区的下场也是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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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份资料是以我们二人亲身经历的回忆为主,并参考李日基(一九四五年任一六五旅旅长)、刘子奇(一九四六年任整编三六师一二三旅旅长)、刘玉璋(一九四八——一九四九年任耀县县长)、赵可梅(一九四八——一九四九年任铜川县长)等同志的一些材料和向各有关方面访问编写成的。事隔日久,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望熟悉当时事实的读者,予以指正。
  ①抗战开始,红军改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
  《陕西文史资料选辑》(第四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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