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反苏游行和捣毁《秦风工商日报联合版》的内幕
王友直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为了进行反共反人民的内战，对于非官方报刊的控制、压迫、摧残更为变本加厉。一九四六年，我任陕西省教育厅厅长期间，几次参与了胡宗南主持的陕西特联汇报，对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反苏游行和捣毁《秦风工商日报联合版》的种种阴谋和罪恶勾当，略知其内幕。兹将个人所了解的情况，分述于后：
一 国民党反动派对于秦风、
工商两报的种种迫害
抗战开始不久，西安除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出版的《西京日报》、三青团陕西支团部杨尔瑛所办的《青年日报》(后改为《建国日报》)以外，国民党反动派对于其他民办报纸，一律采取压迫、摧残和收买的政策。如对李子健所主办的《西北文化日报》，因为写了一篇反对田赋征实的社论，触犯了蒋鼎文，蒋即借口该报为前潼关行营的财产，实行武力强迫接收；又如对俞嗣如所办的《新秦日报》，借口为共产党代印《新华日报》，先行罚令停刊，继则强迫其接受中统特务分子刘毅任该报编辑，郭汉章任校对，进行操纵；对景梅九所办的《国风日报》，则利用山西同乡关系，由C·C头目、山西人郭紫峻、冯大轰指派中统特务把持；又如拉拢地方劣绅李芝亭参加C·C系的组织，收买了李所办的《西京平报》。
《秦风日报》原系地方人士成柏仁、张翔初、寇胜浮、杨子廉等人所办。以杜斌丞为董事长、成柏仁为社长。成柏仁、张翔初、寇胜浮、杨子廉均为地方士绅和陕西省参议员。国民党反动派对于该报平时主持正义及揭露省政府贪污黑幕就有所不满；尤其在抗战期间该报曾承印共产党的《新华日报》，郭紫峻一再在特联汇报上提出要予以惩办。郭说：“据我们得到的情报，不仅《新秦日报》替八路军偷印《新华日报》，《秦风日报》也承印了《新华日报》。经过多方侦查，确属事实，应对该报提出严重警告。”当时陕西省政府民政厅厅长彭昭贤说：“据我了解，该报在经济上非常困难，几乎处于不能维持状态，或出于经济关系才承印了《新华日报》，成柏仁也未必知道，可以劝告成，不要再印了。不必因此得罪他们，闹大了不好看，免得他们在省参议会里攻击省政府；最好由郭紫峻和成柏仁当面谈谈”。彭接着还说：“他们因为经济不能维持还准备拍卖一部分机器。”郭即提议：“如果他们真的要卖，我们可以把他们的报完全接过来办。”当时他们主要是暗里搞阴谋，为了顾忌社会舆论，对该报尚未采取公开的压制办法。
国民党反动派对于《工商日报》一直认为社长刘文伯系杨虎城十七路军的“余孽”，副社长张性初和主笔耿坚白，过去均系共产党员，一贯思想左倾，因此对该报监视甚严。一九四○年前后，西安新闻检查所所长唐奇，经常向特联汇报控告《工商日报》言论左倾，采访的新闻“荒谬”等情。特联汇报指示唐奇：要对该报送审的清样，严加审查。因而在审查时，总是吹毛求疵，多方刁难。该报所写的社论，几乎经常扣发。该报也常常采取“开天窗”的办法，进行抵制。而反动派则认为这是有意捣乱，更加仇视。一九四一年冬，军统特务将该报副社长张性初逮捕。当时田一明找我设法营救，我即去找天水行营调查科科长李人士(军统分子)。他开始说不知道。后来，我又找陕西省警察局局长刘汉东(军统分子)，他告诉我这是奉李人士的命令逮捕的，仍要我去找李人士。当我再见到李人士时，他说：“张性初确是共产党员。”我告诉他：“据我了解，张性初过去是共产党员，他已多年与共产党断绝了关系，他和我是很熟识的朋友，经常往来，关系密切，我可以担保。”因为李知道我也是参加特联汇报一贯反共的人，相信了我的话，才将张性初释放出来。
一九四三年秋，秦风、工商两报联合后，改称《秦风工商日报联合版》，以成柏仁任社长，张性初任副社长。两报改版后，经常转载《解放日报》和《新华日报》的各种专论，特别是在本省采访的新闻中，常常揭露陕西省政府和各县的贪污舞弊及其有关施政方面的种种黑幕。因此，反动派认为该报更加左倾。省政府主席祝绍周平时好大喜功，对此最为痛恨。在一九四六年春的一次汇报上，祝绍周特别提出，要整《秦风工商日报联合版》一下。他说：“秦风工商报，近来言论非常反动，并且经常凭空捏造消息，攻击省政府，应该整它一下。否则他们还要更猖狂呢!”其他人都附和祝的意见，一时议论纷纷，争相献策。省政府秘书长林树恩说：“我们可以封锁它的发行，叫他们的报纸卖不出去。”省警察局长肖绍文接着说：“这事我可以办到，我让各分局分别通知各商户、居民不去订阅他们的报纸就行了。对于零售报纸，我们可以把报贩组织起来，一律不卖他们的报纸。据说该报近来经济困难，这样就可以搞垮他们。”主持汇报的胡宗南当时就下命令说：“就把这事交给肖绍文去办好了。”林树恩又说：“《秦风工商日报联合版》的外勤记者杨宾青最坏，许多有关省政府的消息，都是他搞出来的。省政府各厅、处以后不要理他，不要给他消息，各厅、处要发表新闻，一律送省政府秘书统一发表。”肖绍文说：“据我们调查，《秦风工商日报联合版》经济困难，现由田一明资助，只要封锁住他们的销路，就会自己垮台的。”肖绍文在会后马上指使特务强迫西安市的报贩不准卖《秦风工商日报联合版》；并由各分局秘密通知各商户不准订阅，也不准在该报登载广告。同时，又由汇报秘书处通令各县汇报机构设法封锁该报销路，不准订阅该报。他们想尽一切办法要搞垮《秦风工商日报联合版》。
反动派所以急于对《秦风工商日报联合版》采取摧毁手段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是因为该报在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四六年期间，不断地发表响应中共所提出的“要求团结、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的正义主张；并且大量的转载中共报刊《新华日报》的专论；呼吁释放全国的政治犯，释放杨虎城将军；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在政治协商会议(旧政协)期间一系列破坏和平、制造惨案的罪恶活动等，这就引起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特别敌视。国民党陕西省党部主任委员谷正鼎和西安绥署秘书长赵龙文在某次会议上对秦风工商报大肆叫骂说：“秦风工商报这批‘屁红子’，简直比共产党还可憎。”因为在国共合作期间，他们对共产党报纸发出的言论没有办法控制，但是认为《秦风工商日报联合版》是在他们的统治之下，可以用政权进行镇压并加以控制。另一方面，是一九四六年二月间，杜斌丞先生由重庆参加政治协商会议后回到西安，约二、三日后，即以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身份在该报上发表了长篇谈话，着重指出国民党虽然同意了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但是要把这些决议见诸实行，还要全国人民继续努力，不断斗争；并呼吁为实现“团结、和平、民主”继续斗争，等等。同时，听说西北民盟组织由杜负责开展活动。胡宗南曾在汇报上说：“杜斌丞这人不讲信义。蒋委员长在重庆当面问过他是否参加了中国民主同盟组织，他说没有参加。蒋委员长请他帮忙，不料他回到西安就来了这一手。”当时反动派把这一件事看成是一颗爆炸了的炸弹，非常震惊。据了解，林树恩曾向李犹龙说：祝绍周、胡宗南和谷正鼎等都分别把杜斌丞在秦风工商报上发表的谈话和他在西安地区组织民盟活动的情况向蒋介石作了详细的密报。反动派当时对杜斌丞虽然恨到极点，而且指使特务严密监视，但在没有得到蒋介石的指示以前，还不敢遽然下毒手。据李犹龙说，蒋介石给他们的回电指示，要对杜斌丞的行动和秦风工商报严密注意，并随时具报。在胡宗南召开的另一次汇报会上，为了搞垮秦风工商报，专门成立了一个宣传组，指定绥署政工处处长王超凡任组长，研究对策。结果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不应采取公开查封的办法，还是用封锁的办法，使他们自己垮台为好。所以仍决定责成肖绍文按照原定办法，进行封锁扼杀。据肖绍文事后说，他为完成任务，曾给该报社长刘文伯和田一明等人分别寄发了一封恐吓信，提出严重警告，迫使他们立即停止经济支持。然而，结果该报却丝毫未为所动，仍然继续出版。
二 谷正鼎发动反苏反共游行和捣毁《秦
风工商日报联合版》营业部的经过
一九四六年二月下旬，谷正鼎在汇报上提出，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接到中央党部一则通告，要各省市在举行“追悼”国民党东北接收专员张莘夫的大会上，同时抗议苏联红军搬走东北各工厂机器。谷正鼎接着大肆诬蔑说：“苏联军队在东北各地帮助中国共产党军队，破坏我国统一，我们要举行一个盛大的‘追悼’会，以国民外交的名义，向苏联提出强硬的抗议”。这是国民党反动派企图发动内战，在全国范围里掀起的一次反苏反共高潮。祝绍周、赵龙文、肖绍文之流，因为此前没有达到破坏秦风工商报的目的，很不甘心，所以相继提出，要利用这次大会，搞垮《秦风工商日报联合版》。他们说：“我们举行这次群众大会不仅要对苏联提出强硬抗议，而且要给本省的‘媚苏亲共’分子以沉重的打击。”于是汇报即行决定：三月一日在新城操场举行陕西省各界“追悼”张莘夫大会。由教育厅负责通知各校学生一律参加，由国民党陕西党部通知西安各机关团体人员参加，由杨尔瑛动员各校三青团骨干分子参加，并由杨提出由三青团师专分团特务学生曹积德担任大会主席团主席。大会的总指挥指定由西安警备司令周体仁担任，副总指挥由省警察局长肖绍文担任。另外，又由省调查室主任、军统特务头目侯定邦率领军统特务，中统特务头目指派西安总工会理事长、帮会头子张佐庭组织帮会流氓分子，肖绍文又组织了一部分特务、流氓等等，都混在学生的游行队伍中间，专门担任打手。
三月一日在西安新城操场，如期召开了所谓追悼张莘夫大会。除由曹积德担任大会主席团主席外，参加大会主席团的还有谷正鼎、杨尔瑛、林树恩、王宗山(省参议会议长)、赵守钰(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周体仁和我等反动党团军政的头目。被纠集来参加大会的除各机关团体外，还有大、中、小学的学生，共约数千人。曹积德宣布开会后，首先由谷正鼎讲话，他在会上大肆煽动反苏反共情绪，大叫大嚷地说：“苏军强占我东北领土，强行搬走我国各厂矿机器，奸淫掳掠，无所不为，并杀害我东北接收专员张莘夫，帮助共产党的军队，破坏我国统一，是可忍孰不可忍！但是现在还有一些民族败类，他们丧心病狂，媚苏亲共，甘心为虎作伥；我们一定要给予严重警告；我们要求中央政府向苏联提出强硬抗议，要求与苏联绝交；我们誓作政府的后盾。”接着由赵守钰、杨尔瑛和我等重复着反苏、反共的滥调，提出要求苏军由我东北撤走；归还抢走我国的机器；停止帮助中共军队“破坏”我国统一；要求中央政府提出强硬抗议与苏联绝交等。在谷等对苏联和中共大肆诬蔑，煽动反共情绪后，大会宣读并通过了早已拟好的向蒋介石致敬电和对苏联提出的抗议电，狂呼了一阵口号后，即行结束。
会后由曹积德带领着一批早已组织好的所谓“学生请愿代表团”，去新城大楼向省政府请愿。祝绍周派他的秘书长林树恩接见。他们递交了一份请愿书，恶毒诬蔑《秦风工商日报联合版》是“汉奸报纸”，“破坏国家统一”，要求省政府对该报严加惩办。随后由大会总指挥周体仁和肖绍文带领学生群众队伍开始游行。游行路线是出新城南门，经端履门，折转至东木头市，穿过西木头市、南院门转西向五味什字《秦风工商日报联合版》的营业部行进。沿途狂呼口号：“打倒苏联赤色帝国主义”，“反对汉奸报纸”。由肖绍文指挥的插入学生队伍中的军统、中统特务打手到达五味什字时，叫嚷着冲向《秦风工商日报联合版》的营业部，不问青红皂白，大肆捣毁，并把营业部的木牌拿到街上砸碎。在这批特务捣毁该报之后，游行队伍回转到钟楼附近即行解散。
曹积德在捣毁《秦风工商日报联合版》之后的当天晚上，还召集新闻记者发表了诬蔑秦风工商报的反动谈话。这只不过是反动派盗用学生群众的名义，施用“借刀杀人”的手法，用以掩盖他们罪行的一贯伎俩而已。
国民党反动派，满以为经过这次捣毁，《秦风工商日报联合版》一定不会继续出版，即使出版，在态度上也会有所改变。但在事实上，《秦风工商日报联合版》第二天照常出版。由于捣毁该报引起了社会上正义人士和广大人民包括学生群众在内的极大愤慨，纷纷对该报表示慰问。从这天起，该报每天都登载有各界人士的慰问信和对特务暴行提出强烈谴责的文章。社会上有名望的人士如张翔初、杨子廉、寇胜浮等人在慰问信中特别强调指出：“这批暴徒的罪行，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公然破坏社会治安和政府法纪，政府不应熟视无睹”等语。反动派的捣毁未能达到迫使该报停刊的罪恶目的，反而引起了群众的怒火。《秦风工商日报联合版》比以前更加理直气壮地向社会上揭发控诉反动派的罪行。
陕西省政府主席祝绍周知道，他若不出来对此事表示一下态度，就会引起社会舆论越来越多的指责。因此，他要我于三月十六日在公共体育场召集各校学生，听他训话。我召集学生到会后，他训话的大意说：学生是国家将来的主人，一切行动应该遵守国家法令，遵守学校的纪律，不能胡来。《秦风工商日报联合版》纵有“媚外”言论，当由政府依法惩办，你们只应向政府提出意见，不能采取自由行动。你们正在青年时期，应该努力读书等等。祝绍周这一篇讲话，内容包含了双重意思。一方面对学生训斥一顿，敷衍社会舆论的指责，把指使特务捣毁《秦风工商日报联合版》营业部的罪恶活动说成是学生群众出于“义愤”的自由行动，力图混淆社会视听为自己解脱；另一方面他的主要意图还是要借此警告《秦风工商日报联合版》：如果不改变“媚外”言论，政府要依法惩办。
三 胡宗南指示特务炸毁
《秦风工商日报联合版》印刷厂的阴谋
《秦风工商日报联合版》在营业部被捣毁之后仍然继续出版，使胡宗南大为恼火。他认为手下的特务实在无能。于是又指定绥署政工处处长王超凡负责准备彻底破坏《秦风工商日报联合版》。据李犹龙对我说，王超凡受命后，随即召集汇报，研究破坏该报的具体办法。中统特务头子陈建中，军统特务头子侯定邦、警察局局长肖绍文等人都出席了这次会议。研究的结果，认为要彻底搞垮《秦风工商日报联合版》，必须把该报在冰窖巷的印刷厂机器完全烧毁。汇报决定：由侯定邦负责准备好燃烧弹，利用中统特务常炳煜，去找在《西京平报》(李芝亭主办国民党CC派)社当印刷工的胞弟常炳林，叫他在《秦风工商日报联合版》印刷厂收买串通该厂印刷工某，将几颗定时燃烧弹秘密投掷在该报印刷厂里。由于该厂早有准备，燃烧弹刚引起火苗，即被职工扑灭，幸未引起大火和破坏。事后王超凡报告给胡宗南，胡对其大发脾气。中统、军统特务们因为没有完成破坏任务，却互相推卸责任，争吵不休。
反动派这次虽然又没有达到目的，但并未甘心，因而采取的破坏手段，就更加阴险毒辣了。
四 对《秦风工商日报联合版》
编辑人员进行人身迫害
反动派捣毁《秦风工商日报联合版》的阴谋未能得逞之后，就企图使用最恶毒最残酷的手段，对该报编辑人员进行人身伤害。据王超凡在汇报上得意地说：“秦风工商报编辑梁益堂，是有名的共产党，我曾派人盯住他，了解了他每天的行踪。有一天，看到他走到北大街南头和钟楼转弯的地方，我们用汽车硬碰了他一下，把他的腿轧断了，虽要不了他的命，但要使他成为残废，教训他一顿。”另外肖绍文也在汇报上显示他的成绩说：“据我得报，《秦风工商日报联合版》外勤记者杨宾青总是每天深夜回家，我派了几个人在四月十九日深夜在他的住处附近守候，当杨宾青由报馆回来坐着人力车到了半截巷附近，就把他从车上推下来，狠狠的揍了一顿，给他的眼睛和口里还塞了石灰和辣面子，要把他眼睛闹瞎。”同时王超凡和肖绍文提出，对该报编辑李子健、耿坚白和张性初等人，在必要时进行逮捕云云。
李敷仁当时任西安民教馆《民众导报》主笔，又兼任《秦风工商日报联合版》副刊编辑，早已为特务所监视。他们于一九四六年五月一日(或二日)在民众教育馆将李诱捕后，用汽车绑架到咸阳原上枪杀未死，后转往边区。在旧政协会后，王任律师和其他律师二十余人，筹组人民自由保障会陕西分会，公开发表谈话，谴责特务对人民自由的戕害。三月一日《秦风工商日报联合版》营业部被捣毁后，王任领衔又和其他律师出面充任联合版的法律顾问，维护该报出版权益。反动派视王为眼中钉，就用栽脏诬陷的手段，以吸食鸦片为罪名，于一九四六年四月中旬将王枪杀，并把枪杀的布告贴在联合版报社的巷口，以示恐吓。
反动派对于《秦风工商日报联合版》虽然用尽种种最毒辣最残酷的手段，但该报仍继续出版。于是胡宗南最后指使王超凡和周体仁，公开用西安警备司令部的名义，对该报进行恫吓；并实行原已决定的严密封锁办法，指派反动军警严查该报的订户，勒令停止订阅；痛打出卖该报的报贩；全部扣押了寄到外地的报纸，致使该报一份也发不出去。在这种情况下，一九四六年夏该报被迫停刊。这个当时为群众所喜爱的报纸，终于被国民党反动派所摧残了。
一九六四年
《陕西文史资料选辑》（第八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