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宗南逃离西安前夕的罪行片断
韩光琦 王友直
一九四九年，胡宗南被迫逃离西安前夕，如同受伤垂死之野兽，进行疯狂的掠夺和破坏活动，强迫疏散，勒索黄金，抢劫食粮，破坏地方企业，裹胁社会进步人士和青年学生，种种罪恶勾当，无不令人发指，现就回忆所及，揭露其主要罪行于后。
一 拼凑地方武力，企图垂死挣扎
一九四八年，胡宗南部在陕北各次战役中，屡遭沉重打击之后，复在陕东、渭北一带，受到解放军围攻，无力招架，企图把关中的地方武力组织起来配合抵抗，作垂死挣扎，急令陕西省政府主席董钊负责进行。董钊于一九四八年七月七日接任省主席兼保安司令。但原有的几个保安团，早被胡宗南抽调补充了他的正规军，保安司令部已经成了一个空架子。董也想趁此机会给自己搞一点实力，胡的命令正合他的心愿。因此，董接任主席后，即约徐经济(卸职保安副司令)、李梦笔(刚卸任黄龙警备司令)和保安司令部参议耿端方等在省政府商谈。由于徐经济一贯效忠胡匪，任职保安副司令期间，曾经常拉拢地方武力为胡宗南部队作补充。上过当的人，对徐均不信任。董钊乃令耿端方出面联络，对耿说：“你给咱们把地方人拉起来吧！”耿说：“我自己不行，最好由李虎丞去搞。”董说：“你看张翔老(指张翔初)怎样？”耿答：“那更好了。”董即请耿端方与张翔初联系。随后，董又说：“还可以把姜伯范、胡景瑗、毕梅轩、薛鸿斋等人都联络起来。”耿秉承董钊的旨意去和张翔初接头，张表示同意。耿到渭南同姜伯范一起去找李虎丞，并派车到富平把胡景瑗和临潼的李杰三接来，同在李虎丞家里计议。耿传达了董钊鉴于“局势紧张”，要把地方武力组织起来，“保卫”家乡，由省政府约集大家共同商量具体办法等意图后，当场大家一致表示同意。但会后却有人主张慎重其事。多数人认为只要先搞起力量来，其他可以从长计议。实则他们都是一个共同的打算，就是先给自己弄来枪杆子，然后再看风使舵。耿回西安向董复命后，一直等到八月间，还没有下文，即回澄城家乡。十一月，永丰战役后，澄城解放，耿又来到西安。当时局势更趋“紧张”，解放军已逼近西安，董钊又召见耿端方旧话重提，要耿把地方武力马上组织起来。徐经济当时在座，插嘴说：“组织起来，枪支弹药从那里来呢?”意思要董钊向胡宗南说好再着手组织。耿说：“枪支问题不大，光拾下的枪支就够用了。”徐即反问：“拾谁的枪支呢?”耿说：“拾军队遗下来的。”徐大不以为然。董钊因急于求成，即着耿提出名单。随后董钊在省政府大楼请客，参加者有张翔初等地方士绅。董当席宣称：“胡先生(指胡宗南)想把地方上的团队由大家领导组织起来，作为地方上的力量，保卫地方治安，配合国军作战……”。大家听后一致表示同意，认为董钊是地方人当了主席，大家应当帮忙。会后即进行组织。耿端方急急忙忙先找寇胜浮写好了“陕西省人民自卫委员会”的牌子，问董钊写的怎样？董看后表示不满，说：“这不行，太空洞，我同胡先生商量过，要加‘戡乱’二字。”耿说：“如果加上‘戡乱’‘反共’字样，恐怕这些老先生不愿意参加，组织不起来”。董叫大家先把组织名称放下，以后再研究。过了两天，董钊为了迁就这帮老先生，告诉耿端方：“你们就这样去搞吧！”耿说：“加上指导二字好不好?”董说：“没有关系。”于是经过几个月酝酿的“陕西人民自卫指导委员会”(以下简称自卫会)才正式成立了。
参加的委员有：张翔初、李虎丞、韩寅生、姚丹峰、党自新、白弋仁、李定五、李杰三、胡景瑗、耿端方、马彦翀、寇胜浮、杨瑞庭、姜伯范、毕梅轩、薛鸿斋、张坤生、郭仰汾等。后来有人提议把柳子俊加为委员，但因为委员会委员已由省政府核定，不能随便增加，乃由该会把柳委为指导员。该会主任委员为张翔初，马彦翀兼任秘书长，杨瑞庭兼任秘书，耿端方兼任办公厅主任，在湘子庙街湘子庙办公。
自卫会起初计划成立三个团，以李杰三、毕梅轩、薛鸿斋分任团长。李以临潼团队为基础，毕以高陵团队为基础，薛以富平团队为基础，分别编组。先派李杰三往临潼、渭南一带与各方联系。李到临潼后，即拉拢地方反动武力，自封为司令，四处“招兵买马”，先后吸收杨桥镇秦颂臣、雨金屯梁忠义、铁炉镇韩国璋等三部分武力，向自卫会请求准许他们各编一团。李虎丞一见红了眼，为了扩充个人力量，也私自委派了他的侄女婿刘世锡任第四团团长。而刘未经自卫会批准，就私自印了官衔名片，大肆招谣撞骗，凭借他开设的合作社和私藏枪支，企图在三原成立团。省保安副司令张坤生坚决反对，将此情况反映给董钊，说：“你能管住这些人吗？你拉来这些大老，你能指挥吗？是你指挥张翔初、李虎丞呢？还是张翔初、李虎丞指挥你？我看要好好考虑一下。”董也觉得不安，就召见耿端方，当面问耿：“你们干什么呢？搞的这样糟！”耿感到事情不妙，即函请李虎丞立即制止，李毫不在意。同时，李虎丞在临潼家乡，招兵买马，经常有大队人马，来来往往，事为胡宗南驻军觉察，向胡告密。胡即约李虎丞到西安追问底蕴。李伪说是李杰三搞的，与他无关，搪塞过去，仍回临潼。胡宗南、董钊二人原想利用这些大老去搞地方反动武力，配合国民党反共，今见各抓兵权，深恐于己不利，于是就把秦颂臣、梁忠义、韩国璋等纠集的三部分地方武力拨归华潼警备司令部，由司令武纬节制指挥；把李杰三调任华潼警备副司令；把自卫会办公厅主任耿端方调到韦曲绥靖公署党政训练班受训后，与韩(城)合(阳)民团指挥官贾玉斋同被派为渭北清乡督导团副团长(团长由赵龙文兼)；毕梅轩也由西安绥署派任渭北民团指挥官。之后，毕带领高陵民团队长康树勋、富平民团队长伍子文，所部共约四百余人，连同九区(宝鸡一带)行政督察专员张海如率领的武功团队，跟胡逃窜汉中，由董钊编为陕西省保安团队五个警卫营，有几个团队队长担任了营长。另外胡宗南为了控制关中，除了加强早先设立的华(县)潼(关)警备区(驻渭南)外，另派何文鼎为秦岭中部警备区司令(驻周至)；徐经济为太白警备区司令(驻宝鸡)；李梦笔为千山警备区司令(驻凤翔)。企图苟延残喘，但都不过是徒劳挣扎，丝毫无补其失败的命运。
二 反对和谈，妄图与人民为敌到底
一九四九年春，淮海战役之后，解放大军进逼南京，蒋介石妄想假和谈之名，实行缓兵之计，通电下野，由副总统李宗仁代行总统职务，出面向中共中央乞求和谈。这是蒋介石反革命的两面手法。当时西安地方人士闻讯，认为国共双方要举行和谈，即行酝酿组织和平促进会，草拟通电，呼吁和平，赞成国共和谈。胡宗南目睹西安社会这种动态，深感不安，遂于三月中旬匆赴奉化，向蒋介石当面请示。并在南京密电西安绥署秘书长赵龙文指使陕西省、西安市党政和所谓民意机关联合通电全国反对和谈。赵龙文接电后，急约陕西省主席兼省党部主任委员董钊、西安市市长王友直、省参议长王宗山、西安市特别市党部主任委员陈建中等，在小雁塔西安绥署晤谈。赵说：“胡先生由南京来电指示，国共双方和谈问题，社会上闹的很厉害，这完全是共产党的阴谋，要我转告大家联名通电表示反对，不要上当。”他还问大家有什么意见，但很久没人发言。赵看大家沉默，先问王宗山说：“王老师(因王系胡在黄埔时的老师)意见如何？”王宗山老奸巨滑地回答说：“我无意见，只有遵照胡先生指示办事。但不知电文怎样写法?”赵说：“我这里已拟了一个电稿，可给大家念一下。”说毕，即取出电文宣读。电文大意是：共产党对于和谈毫无诚意，假和谈之名，行备战之实，未可轻信。举国上下，应团结一致，继续戡乱等语。赵念完电文之后，征询大家意见，没人说话。赵即匆匆请人签名，由董钊领头，一一签名后，电报即由赵龙文发出。
依照参议会的规定，议长对外文电，必须经过参议会通过。王宗山此次以陕西省参议会议长名义，签署上述联名通电之后，许多参议员深表不满，认为未经会议通过，王擅自以参议会名义签署通电，显系违法，并对通电支持继续进行内战表示反对。因此在同年四月下旬，该会召开第六次大会时，参议员即纷纷以此质问王宗山，王答称：系遵照绥署胡宗南命令行事，事出仓卒，未及召开大会商洽，只好补请追认等语。大家指责不休，王宗山被迫连声向大家道歉认错，终于不了了之。
在国共双方举行和谈期间，地方人士不明实况，仍纷纷组织团体，奔走呼吁，希望促进早日停战，实现和平。省、市社会人士由张翔初等发起，假湘子庙街市商会召开了一个和平促进大会。大家满心希望和谈成功，因而参加者非常踊跃，到会约三百余人。而赵龙文认为这些人都是中共的拉拉队，准备组织维持会，迎接共产党和解放军，内心非常不满。但鉴于这些人士均系地方大绅，不便公开制止，遂唆使省党部派遣大批特务，混入会场，进行监视。李犹龙也对许多人提出警告，不要他们参加大会。尽管如此，陕西省和平促进会，终告成立，当场选出张翔初、寇胜浮、马彦翀、杨子廉、成柏仁、耿端方、韩光琦等为委员，并推张翔初为主任委员，马彦翀、韩光琦为副主任委员。会址即设在市商会内。
第二天召开委员会议，出席的有张翔初、马彦翀、杨子廉、成柏仁、寇胜浮、耿端方、韩光琦等人。会议决定先向国共双方领导人李宗仁代总统和毛泽东主席分电呼吁。电文大意说：连年战争，民穷财尽，国难日深。希望双方立刻下令，停止军事行动，提早指派大员进行和谈。在和谈前先令各方管辖区内停止征粮征兵和构筑工事，以解民困等语。电文通过后，即送电报局拍发。至于发出与否，还是疑问。和平促进会虽然勉强宣告成立，但因国民党反动派一再施加压力，进行破坏和威胁，从此也就再没举行会议而消声匿迹了。
三 幻想联络三马，坚守西安
胡宗南在奉化受蒋介石的指示，使劲地反对和谈。他回到西安后即采取种种反动措施，准备继续进行反革命战争。直到最后时刻，还妄图坚守西安，抗拒解放。
(一)联络三马(马步芳、马鸿逵、马步青)配合反共。一九四九年三月初，胡宗南指使董钊派遣陕西省政府委员兼社会处处长陈固亭(系陕西CC高干，当时是胡宗南的西北特派员办公处反动组织的中心人物之一)去兰州，任陕西省政府常驻兰州代表，与西北军政长官马步芳和甘肃省主席郭寄峤等密切联系，配合胡宗南进行反共。陈到兰州后，一面为胡吹嘘拉拢，极力敦促马步芳等与胡密切合作；一面向胡汇报甘肃的军事、政治动态，直到兰州解放前夕，陈才由兰州逃到张掖，转逃重庆，后来由重庆逃往台湾。
陈固亭去兰州后，在西安的军事参议院院长张钫(伯英)也力主胡宗南与三马合作反共。张受胡的委托，曾亲自去过兰州两次，与马步芳商谈联合反共的具体办法。以后回到汉中，还劝胡给马步芳等部队提供新式武器装备，胡未答应。同时因为联合反共指挥权问题没有解决，张也再未去兰州。张钫嗣任豫陕边区绥靖公署主任。胡马合作问题终无具体结果。
(二)宴请杨德亮和王友直，妄想坚守西安
胡宗南部节节溃败，但仍妄想坚守西安，抗拒解放。一九四九年三月初，胡在西安六谷庄招待所设宴款待十七军军长兼西安警备司令杨德亮和西安市市长王友直，并请省政府主席董钊、省政府秘书长蒋坚忍、国民党省党部副主任委员杨尔瑛、省参议会议长王宗山、省政府委员马师儒、绥署参谋长罗列和秘书长赵龙文等作陪。席间，胡宗南特别殷勤，亲自拿起酒杯安席，硬要杨德亮、王友直坐上席。这种场面，大家起初还不明底蕴，其实胡宗南要杨、王二人为他效命。胡当席举起酒杯，严肃地说：“现在局势紧张，西安是西北的重镇，西安得失，对战争全局关系很大。我们决心守西安，要与西安共存亡，这个光荣的任务就要请杨司令、王市长两位勇敢地担负起来。我给你们拨三个军，其他部队担任外围运动战。请大家起来，为他们两位完成这个光荣的任务干杯。”杨德亮致答词说：“我们一定遵照胡主任的指示，坚决与城共存亡。”王友直表示：个人守土有责，绝对配合杨司令与西安共存亡。接着作陪的纷纷向杨、王二人敬酒，熙熙攘攘，乱叫一团。以后，因为渭北各县相继解放，西安受到严重威胁，胡宗南改变了战略，准备向西南方面逃跑。因此，“坚守西安”之说，只是嘶叫一阵，也就哑无声息了。
四 进行紧急疏散，准备逃跑
陕东和渭北各县解放后，解放军节节进攻，胡宗南深感不支，决定放弃西安向汉中逃跑。为此，特制订了一种破坏性的疏散计划，勒令各机关、学校、企业一律向汉中搬迁。
省政府方面：省政府接到绥署疏散命令后，即派省政府委员张丹屏率领部分人员到汉中负责组织省政府驻汉中办事处；派田粮处长史直率领田粮督导人员到陕南各县积极筹办军粮；派陕西省公路局局长孙福祐率领公路局人员和汽车二、三十辆先行到汉中，待各机关主要档案由火车运到宝鸡后，由公路局汽车向汉中转运。后来，这批汽车在汉中解放前夕又转去成都。
陕西高等法院院长郗朝俊率领所属人员携带主要档案，先疏散到汉中；汉中解放前夕，亦转到成都。
西安市政府方面：市政府接到疏散命令后，立即召集了所属局、科、室负责人员研究疏散办法。市长王友直和秘书长汪震意见不一，汪主张重要档案必须带走，不能带走的一律焚毁，并指示各科室负责人，马上整理，作好准备；王友直却告诉档案负责人和地政科科长赵世俊把主要档案密藏起来，设法避免汪震焚毁。大约在五月初，汪震看到局势紧张，想先逃走，向王友直提请辞职说：“现在市政府无事可做，胡先生给我另有任务。”王说：“你既有新的任务，你可以先走，不必辞职。”汪即离开市政府逃到汉中，后到成都任西安绥署成都办事处长。因此，西安解放时，市政府的档案，基本上保存下来，没有遭受损失。
省参议会方面：四月下旬召开省参议会大会时，省政府要该会迁移汉中。参议员纷纷表示反对。大家认为，在此局势紧张、人心恐慌的情况下，不想法安定人心而轻率地进行疏散，这是自乱脚步，庸人自扰。参议会是代表“民意”的机关，参议员也是众望所系，如果临危先逃，势必影响人心。开会时，议论纷纷，最后决定，不必疏散。
高等院校方面：绥署按当时的规定，所有西安高等院校的师生和图书仪器一起迁到成都。绥署秘书长赵龙文对绥署党政人员训练班大队长高建白说：“对于高等院校，一定要实行疏散。”高说：“西北教育落后，西安仅有一点教育事业，如果这样一搞，无论运输有无问题，结局必定有损失，将来西安教育就没有办法了。”赵说：“那些咱们不管，能运走多少，就算多少，其他就不必考虑了。”高校疏散的命令一下达，各院校师生的绝大多数坚决反对。学校当局也以时间迫促，更兼图书仪器和用具很多，运输困难，一再推延。除孔祥熙所办的私立铭贤学院迁到四川成都外，西大和陕西省的几个专科学校以及咸阳西北工学院和武功农学院均未迁移。教授中除极少数人(如西大的马师儒、张光祖、肖洛轩等)逃到成都外，其他大部分师生都未疏散。胡宗南破坏高等院校的恶毒阴谋，终未得逞。
约在四月间，胡宗南迫令各工厂把机器搬往四川，声言违者将加以破坏。各公私企业都不愿迁移，因而一再搪塞，借故拖延，直至西安解放前夕，仍未见移动。西安警备司令杨德亮狗急跳墙，就派遣武装特务四处破坏(本文另有详述)。据渭南象峰面粉公司经理李百朋说，他的公司因为受到地下党人吕向辰的指示，就地妥加保护，没有搬家。他对胡匪帮一面搪塞支吾，一面把主要机器和另件分别秘密埋藏，故未受到损坏。
陕西企业公司，把西安积存的各项主要物资，由经理胡伯益运往兰州。陕西省银行，把购存的棉花，尽数运到重庆，资金洗数转移到汉中，并把代陕西省政府保管的两幅名画(一件是用二万五千银元买到湘子庙街赵家珍藏的宋代夏珪画的《溪山无尽图》；一件是用五千银元买到的宋代李龙眠画的《五百罗汉图》)私行带到四川，由陕西省银行成都分行保管。后来两幅名画均被董钊的亲信陕西省银行成都分行副经理柳慈元逃台湾时带走了。
西安报社方面：杨尔瑛所办的《建国日报》和张研田所办的《黎明日报》，分别迁到成都、重庆等地出刊，继续进行其反共宣传；国民党的党报《西京日报》把部分机器运到天水。
西安市警察局局长肖炤文在临逃跑前，把西安市消防队的新式救火汽车，全数开到汉中，后来又开往成都。
五 假借“筹措军费”名义，阴谋发行新币进行掠夺
胡宗南统治陕西十余年来，征兵征粮浮支滥派，极尽搜刮之能事。他贪婪成性，在逃离西安市前夕，仍企图巧立名目，大捞一把，如借“筹措军费”为名，阴谋发行一种新币，并拟向西安市工商业者和一般富户勒索大批黄金，即其一例。
早在一九四九年三月间，胡宗南即计划发行一种地方性新币，实际上就是一种军用券，企图借此大肆搜刮，继续进行反革命战争。约在三月底，胡宗南着他的秘书徐光麟用电话约请省商联会理事长韩光琦到下马陵商谈。第二天，韩如期前往，胡亲自到大门外迎接，表示特别亲热。见面后，胡首先说：“中央与共产党现在正在和谈，我认为不会有什么好的结果。徐州大战后，共产党也需要一个整休时间，不久，大战还是要爆发的。江南的情况，我很难说，不过，西北各省驻军，都是我的部队，大战再起，保卫西北就是我的责任，请地方人士放心。对西北战局我是有把握的。但是这么多的部队，需用很大，金元券不仅不断贬值，而且用量也逐渐增加。这些军款都是用飞机空运，在战争时期，一旦空运发生问题，军用来源中断，影响战事很大。我对此事，非常焦急，想在西安发行一种地方性新币，以救目前之急。韩先生办理银行多年，对西北财经情况十分熟悉，有何高见，请多指教。”韩说：“胡先生说的很对，在西安就近印刷纸币，确实可以解决空运不足问题。但是要发行一种新币，还要慎重考虑。因为发行纸币，首先要考虑信用问题，如果没有长期使用的信用，是不能顺利流通的。老百姓是最讲现实的，即在国家政局稳定时期，发行一种新币，也须经较长时期的出入试验，才能逐渐取得信用。现在局势如此动荡，金元券急剧贬值，就是明证。如果现在发行一种新币，短期不能树立信用，一旦遭到老百姓拒绝使用，造成市场混乱，物资断绝，这是很危险的。以我之见，在目前情况下发行新币，不大妥当……。”胡听了这一席话，立即坐立不安，在房子里踱来踱去，不断用手摸着他的脑袋，但他仍多次坚持他的老调。韩光琦也再三说明发行新币害大利小，建议从长计议。历时很久，韩要告辞，胡坚留韩吃过午饭，再加研究。最后韩临走时，胡还请他再仔细考虑一下。韩答说：“这事不必再加考虑，请胡先生打消这个意思吧！”韩进一步说：“发行新币是为应付战事，倘若新币遭到拒绝使用，经济上发生灾荒，公私都要受害，不待共产党来，自己就先陷入绝境。”胡只点头，就此与韩告别。嗣后一个时期，此事未再重提。
曾参与这一密谋并熟悉内幕活动的李犹龙事后曾对王友直说，胡宗南对于发行新币的图谋，并未放弃。这是胡系智囊团头目赵龙文关于坚持反共战争顽抗解放条陈建议之一。事前胡曾批准秘密组织了一个西安绥署财务委员会，聘陕西省财政厅厅长温良儒为主任委员，李犹龙为副主任委员，赵龙文、杨尔瑛、王鸿俊等为委员。他们计划勒令西安市工商业者和富户捐黄金一万两，作为基金，在胡宗南的管区里，发行一种地方性货币，搜刮掠夺地方财富。一九四九年四月中旬，西安绥署财务委员会曾在下马陵董子祠胡宗南官邸召开秘密会议两次，委员王鸿俊等都出席参加。该会名义上以温良儒为主任委员，但召开会议仍由赵龙文以绥署秘书长身份主持。第一次会议上，赵龙文首先提出财务委员会的任务，他说：“为了战事需要和稳定市面金融，决定向地方工商界和殷实富户劝募一笔黄金，发行地方性货币，”并一再强调说“此事对于扭转战局关系很大，胡先生非常重视。请大家研究出一个有效的方案。”经讨论决定，先拟出调查西安市各富户、巨贾资产的办法，推定杨尔瑛、李犹龙负责。关于捐献办法，决定根据调查材料，再来确定捐献人名单和数字，推定赵龙文、温良儒、王鸿俊负责研究提出方案。杨尔瑛和李犹龙二人在会后急忙分别指使他们的特务骨干分子调查完毕后，即将调查材料送交赵龙文。第二次会议约于四月下旬，仍在下马陵董子祠举行，由赵龙文主持。在这次会议上，由赵龙文、温良儒、王鸿俊等三人提出捐献办法、数字及捐献人名单，在三、四十人的名单中，有工商界人士，也有官吏。据悉内幕的李犹龙说，记得给韩望尘定了五十个金条，韩光琦十个金条，其他人的数字他就记不清楚了。五月五日左右，温良儒为买好韩光琦，到韩家说：“西安绥署最近决定了一个捐献名单，并准备召开一次特别会议，按照名单勒令捐献黄金以支持战争。名单上有你有我，还有王友直。听说你我都是十个条，王友直还要多些。省政府方面，对于此事决定明天先召开一次会议，进行研究，请你届时出席，不另通知。”温临走时还说：“这是逃跑前的一种‘拉票’行为，你要注意。”王鸿俊当时也对王友直说：“赵龙文、李犹龙等搞出一个捐献黄金名单，有你，还有杨厚山。”温、王等都是参与内幕的，他们吐露个消息，为的洗刷自己，讨好地方人士，逃避指责而已。
第二天，韩光琦按时去省政府参加会议。出席的有董钊、王友直、王宗山以及市参议会议长李仲三、省财政厅厅长温良儒、市财政局局长肖屏如、省商联会理事长韩光琦、市商会理事长汤文焕等人。董钊首先发言，他说：“最近战事不利的情况，大家都是知道的，今后还会有更艰苦的一段时间。军事方面更须付出最大的努力，但军费短绌，影响军心和战事甚大。我们都是地方人，利害攸关，理应抱着疏财救国的精神，想出各种办法，发动群众，踊跃捐献，以救国难。”出席人接连发言，意见大同小异，大致是说，自去年“八·一九”币制改革(指发行伪金元券)后，黄金收归国有，个人不得私存。所谓有钱的人，也不过有些日益贬值的金元券，捐献再多，也无济于事。较有价值的东西，主要还是房地产。如能发动群众，捐献房地，交由省府陆续处理，移作军费，较为实际等等。最后董钊说：“今天的会开的很好，不过这是个预备会，讨论也不作决定。待我把这些情况报告绥署后，再举行正式会议，请有关人士参加，进行捐献。”
第二天，温良儒又见韩光琦说，董钊已将会议情况报告绥署，绥署决定与省府联合举行会议，由绥署召集。温一再要求韩准备对策，届时参加。
约在五月八日，西安绥署在胡宗南的六谷庄招待所，召开了一个特别会议。绥署出席的有绥署参谋长罗列、绥署秘书长赵龙文、西安警备司令杨德亮，约请参加的有卸任的陕西省银行经理王鸿俊及董钊、温良儒、王宗山、韩光琦、王友直、肖屏如、李仲三、汤文焕等人。罗列主持会议，由赵龙文提出发行新币问题。在说明了新币发行的“重要性”之后，赵声色俱厉地说：“只有发行新币，经济才有办法，战事才能好转。否则，前途不堪设想。”除军方外，与会人一致认为，在当时情况下，发行新币，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而赵龙文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真正目的是要向地方人士勒索一批黄金。因为发行新币一经通过，马上就得筹集准备金和提出指名捐献的问题。这种阴谋，参加会议的人早已看破。因此，除杨德亮外，大家都先后发了言，没有一个人同意赵龙文发行新币的主张。双方争论达二小时之久。罗列看到大家坚不同意，为了会议继续进行，他才说：“发行新币问题，确实关系很大，容后详细研究。现在可以讨论其他问题。”
赵龙文所提发行新币方案搁浅之后，他又转到另一个问题——筹措军费的问题。他说：“发行新币，大家不肯同意，但仗还是要打的。军需问题，必须很好解决。试想一旦和中央联系中断，在西北方面独立作战，事先对军费没有筹划好，情况将是何等严重可怕啊！希望今天会议对此作出周密的研究和提出妥善的办法……。”大家看清这是赵龙文玩弄的另一种花招，他名义是提出筹措军费问题，大家在不好反对又提不出较好的办法时，他就可以再次提出指名捐献黄金的问题。事实却完全出乎赵龙文的意料之外，当时大家纷纷发言，一致表示，必须解决军费问题，如说：“羊毛出在羊身上”，军队既要在西北独立作战，保卫地方，地方上就应管它的吃穿问题，事前没有筹划，就要演成军队临时自想办法，那是不堪设想的；但应由地方财政予以解决，等等。这样一来，堵塞了赵龙文的口，他要勒索黄金的阴谋，一时无法提出。同时，赵龙文的意图是要速决，而省、市政府和地方人士的对策则是拖延。会议最后决定由省财政厅厅长温良儒、市财政局局长肖屏如，先就省市财政情况，作出书面报告。又推定赵龙文、王鸿俊、温良儒、肖屏如、韩光琦等五人，由赵龙文召集，审查省市财政报告书，提出如何挹注的意见，再交下次会议讨论。赵龙文并提议第三天(即五月十日)下午七时，仍在绥署招待所召开审查会。
用地方财政挹注军费，赵龙文也明知是不可能的。但他所说发行新币和勒索黄金的阴谋又不能得逞，因而苦闷难熬。五月十日下午七时审查会开会，温良儒、肖屏如、王鸿俊、韩光琦等，都按时到达，独赵龙文却跚跚来迟。会议先由温良儒、肖屏如分别将省市财政情况提出报告，据称：由于辖区缩小，当前财政收入锐减，已形成入不敷出的严重局势。既然政教等已无法维持，挹注军费，深感困难，云云。接着赵龙文发言，他完全换了另一副脸谱，不象在特别会议上那样气势汹汹，而是和颜悦色地讲述军队生活困难和地方财政确实穷苦的情况。关于用地方财政挹注军费问题，却没有发表意见，只说在国难期间，个人应该如何刻苦努力，奋发有为等冠冕堂皇的话。会议毫无结果，就宣告结束。会后，温良儒对韩光琦说：“从赵龙文的口气和神态看来，胡宗南快要逃跑了。你应该早日离开西安，免得临时再出麻烦。”韩光琦即于十一日买来飞机票，十二日逃往成都。胡宗南勒索黄金的阴谋就这样结束了。
六 抢购粮食，制造粮荒
胡宗南在全线溃退、决定逃离西安的前夕，又借筹措军粮之名，在各县特别是西安市大肆掠夺，抢购和运走了大批粮食，企图在解放军初进城时，造成粮荒。众所周知，由于陕西实行田赋征实，历年征额过重，农民生活贫困，已达极点。到了一九四九年春，时值青黄不接，一般农民，不仅无可交之赋，而且无可吃之粮。春荒来临，哀鸿遍野，在农村里，除了一些地富尚有余粮，其它大批粮食，均集中在城市各面粉公司、粮食店和囤积居奇的商行之手。对于上述粮食，须要用现金购买，不能象对农民那样，随意征用。因此，胡宗南就请粮食部拨出大量资金，进行抢购。早在三、四月间，即开始用飞机将现洋和黄金由上海空运西安，交由陕西省田粮处征购，如此便把地方上的所有存粮，几乎搜罗一空。
陕西省田粮处在胡宗南的指示下，对于军粮征购、征实，一向是卖尽力气的。加以胡部连吃败仗，部队空名很多，又强迫加征所谓“绥靖”公粮近百万石，军粮不仅充足，而且还有大量积存。但胡宗南在决定逃离西安的前夕，于五月八日左右，却急如星火地严令陕西省田粮处，用大量现金在西安市及周围各县抢购粮食，时限七天，不得拖延，否则即以贻误军机论处。仅西安市一处，就派购面粉六万袋之多。附近各县也有不少的派购。西安市政府接到命令后，迅即按照常例分配给商会及各同业公会抢购。同时召集西安市大小面粉厂负责人及各同业公会理事长等到市政府，由市长王友直报告征购六万袋面粉紧急任务后，即决定所有粮食店存粮，不论数量多少，一律交由面粉厂，集中力量磨制军粉，停止磨制商粉。各行商囤积的面粉，不论数量多少，均须收购，不得隐藏，违者以军法论处。西安市的成丰、华丰、福豫、和合等四家大面粉厂，奉命星夜加工赶制。军政双方复派大批军警，监视催逼和挨户搜查。这样，才勉强于限期内(即五月十五日左右)，把六万袋面粉，如数购齐，分别运到西安火车站、崇耻路(即西八路)、新城西南角大礼堂等处仓库收存，然后，由胡军星夜西运。至于西安附近各县征购情况，因时间短促，运输困难，未能如期完成。有的县政府把款领去，根本没有运粮到省；有的县政府仅送到一小部分。尔后胡部狼狈逃走，商民遭受损失如何，就难以估计了。
七 裹胁地方人士和青年学生仓惶逃窜
胡宗南做贼心虚，不但对西安社会进步人士，甚至对他的爪牙，都不放心。在决定逃跑和强迫疏散时，曾指定赵龙文、杨尔瑛等拟定了一个包括各方面人物在内的黑名单，分别派人通知，威迫他们早日离开西安。据我们所知，事前由陕西省主席董钊通知宋菊坞、耿端方等；由保安副司令张坤生通知吕向辰、武伯纶等人；由西安绥署副主任高培五通知张翔初、寇胜浮、马彦翀、李潘侯等；由杨尔瑛通知师子敬等；由王宗山通知郑自毅等；由王友直通知刘海亭、祁介夫等；由国民党省党部秘书田杰生通知汶洁甫、赵雨晴、韩光琦等。另外，通知强迫疏散的还有很多人，我们仅就所知道的列举如上。
当胡宗南逃跑的前两天，董钊亲去宋菊坞家里，催宋速走，说：“菊老的身体不好，不能坐飞机，先坐火车到宝鸡，再由宝鸡改乘汽车到汉中。沿途省府派人照料，没有什么困难，二日内就请起程。”宋本不愿意走，但经董催促，究竟怎办，一时没有主意。家庭意见也不一致。于是和世交高建白商议，高向宋说：“赵寿山已派李天民来西安，要李转告菊老和张翔初、寇胜浮、高培五等，千万不要走，也不要害怕，共产党将来对大家有所借重。”高还说：“如逃到汉中，想再逃困难就更多了。”宋说：“那我就决定不走了，但对董介生(即董钊)怎么说呢?”高说：“就说有病，医生嘱咐不敢动，俟病稍好再走。时间短促，一推就过去了。”宋即依样通知了董钊，因而未走。
五月十七日下午一时，耿端方、党松年二人到省政府找董钊。董已回家，耿、党二人随即赶到董家。见面后，耿问董究竟决定向那里走呢？董说：“到汉中。”耿说：“到汉中怎么办呢?”董说：“打游击。”耿说：“打游击要有本领，你们能打游击吗?”省政府参议张廷镛即从旁插嘴帮腔说：“坐了沙发，再坐坐石头；穿了皮鞋，再穿穿草鞋还不好吗？”董说：“到了那里再说吧！”第二天，党松年逃往汉中、耿端方转赴渭南。
同日下午二时，高培五、寇胜浮二人，同坐车到高建白家里。寇对高说：“胡宗南有一个黑名单，其中有八个人是要逮捕的。这是张坤生秘密告诉张翔初的。张翔初只记得四个人，内有杨子廉、高宪斌等。”高培五接着说：“听说还有一个黑名单，开列有八十个人，都要带走。”高建白即问寇胜浮：“那你怎么办呢？”寇说：“我看有点硬性，非走不可。你呢？”高说：“我不走。”高培五说：“你们不走，可要特别注意!”随后高培五、寇胜浮同车又到杨子廉家里去了。
同日下午七时，胡宗南即在六谷庄绥署招待所，召开紧急疏散会议，约请参加的有张钫、张翔初、寇胜浮、马彦翀、李藩侯、王宗山、杨尔瑛、王克平、张坤生、赵和亭、赵愚如、郑自毅、董钊、温良儒、陈建中、王友直、肖屏如、罗列、赵龙文等人。会议由胡宗南主持。他首先要求大家疏散到四川成都，并且把家眷都带上，生活方面由他完全负责。张钫说：“我们这些人先走，恐怕西安秩序要受影响。”寇胜浮说：“我们走，还要带家眷，这不是给政府增加麻烦吗?”他们提出的种种顾虑，胡宗南根本没加理睬。他断然决定，要省政府和市政府各包一架飞机，负责疏散省、市政府要走的人员。每架飞机包价六千银元。省财政厅厅长温良儒和市财政局局长肖屏如相继陈述省市财政极其困难，职工伙食已难于维持，确实无力以六千银元去包飞机等等。正在会商期间，胡宗南忽去接电话。这时，张坤生看到大家提出许多理由不愿意走，就威胁说：“大家要明白些，非走不可！别的话都不要说……”胡宗南接毕电话回来，神色仓惶地说：“我有事，要同罗参谋长先走，叫赵秘书长(赵龙文)主持会议，继续研究。”会议从七时开到九时，整整研究了两小时之久，争论不休。省市政府还是拿不出现洋，飞机不能包。
赵龙文看到胡宗南仓惶神色，亦不再坚持。最后说：“时间不早了，既然研究不出较好的办法，暂且散会，以后再说。”
六谷庄会议散伙后，温良儒给李藩侯说：“胡宗南要抓吕向辰，我对吕不好开口，请你转告吕即速离开。”李到吕家时，吕早已走开了。
当晚十一时，胡宗南获悉军事形势突变，即用电话通知董钊、王友直二人，火速偕同到绥署(小雁塔)来。董、王去后，胡宗南立即叫罗列把军事不利形势，向董、王二人简单地按墙上的军用地图说了一遍。胡说：“敌人已到三原，我们不准备在西安作战。现在要转移阵地，离开西安。绥署拨给省、市政府飞机各一架，限今晚下三时，齐集飞机场，准备起飞。”董、王二人离开绥署后，分别到省、市政府准备逃跑事宜。王友直到家后，胡宗南又两次给王友直通电话要市政府的飞机把赵和亭、赵愚如带上。随着省政府飞机逃走的有：陕西省政府主席董钊、秘书长蒋坚忍、民政厅长刘亦常、财政厅长温良儒、教育厅长高文源、合作管理处处长徐玉柱、会计长张建勋、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副主任委员杨尔瑛、陕西省参议会议长王宗山、陕西省政府秘书兼省银行副经理柳慈元等人。另外，由绥署拨飞机一架，乘坐的有：张翔初、寇胜浮、马彦翀、高培五、李藩侯等五人。拨给市政府的飞机，乘坐的有西安市市长王友直、市财政局局长肖屏如、参事宋席珍、稽征处处长杨梅亭、事务主任李坤笃、国民党西安市特别党部主任委员陈建中和他的女儿等。这两架飞机于十八日拂晓五时，飞往汉中。国民党陇海铁路特别党部主任委员冯大轰，听说绥署给王友直拨一架飞机，深夜跑到王的家里，看王表示冷淡，恐怕坐不上，又去找汽车。据说冯以后乘汽车逃到兰州，由酒泉辗转通过西藏逃往印度，最后逃到台湾去了。王友直因胡宗南要他把赵和亭、赵愚如带走，去飞机场时顺路约赵氏兄弟同行。赵和亭因正在弄一点现款，要王下车等他；王说时间短促，迫不及待。赵和亭只好让王先走。约早六时前后，市府飞机才离西安。听说赵氏兄弟以后赶到机场，飞机早已起飞，懊丧地回到家中，藏在乡下。
其他还有许多人，没有赶上飞机。改乘汽车的有：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委员李犹龙、陕西省党部副书记长翟文凤、陕西省参议会秘书长杨尔琮等人。他们搭乘“省政府”汽车，经周、户等县逃到宝鸡，一路上狼狈不堪。
胡宗南为要继续进行反革命战争，拚命搜罗炮灰，对于西安青年学生特别注意。早在五月十八日仓惶逃走以前，就已计划对西安市中等以上学校的学生，进行强迫疏散。曾指定杨尔瑛会同省教育厅厅长高文源，煽动诱骗西安大、中学生迁移汉中上学。胡宗南在逃跑前夕，决定把这批学生编为四个总队，以张坤生、袁朴、王应尊、魏炳文等四人，分任总队长。听说当时各校学生大多数人坚决反对迁移，不少人回家，只有一两千人被迫集中，由张、袁等带领由西安经子午峪入山到达汉中。途中每人各带面粉一袋，不少学生沿途逃走，到汉中时只剩下几百人。以后被胡宗南诱编入西安绥靖公署干部训练团。
胡宗南本人于五月十八日下午三时由西安乘飞机逃到汉中。逃跑前曾令西安警备司令杨德亮指挥留在西安所属部队掩护退却。西安市市长王友直在十八日早晨八时逃走时，曾手令市政府参事冯树人代理市长，而杨德亮在王友直离开后，遂即擅自委派伪市警察局长肖炤文代理市长，并把警察约一千余人，连同市清洁大队合编为“火焰(代号)别动总队”，由肖炤文自兼总队长，在地方上大加破坏，肆行掠夺。到二十日上午，解放军逼近西安，总队人马就随同杨德亮残部，狼狈由长安县子午峪入山逃往汉中。
八 组织爆破队，大肆破坏地方企业
胡宗南盘据西安十余年来，对抗日战争时期发展起来的民族工业，极尽其摧残掠夺之能事，直至倒闭结束而后快。对仅存的几家民族工业，在强迫疏散时，也曾阴谋计划将能搬动的机器一律迁走，不能带走的一律加以破坏。胡在逃跑前夕，复令杨德亮对于不愿意和未迁走的工厂企业，加以彻底破坏。
杨德亮在决定二十日逃走的时候，手令他的工兵组织爆破队，每队各派武装士兵数十人，由军官带领，于二十日拂晓，乘坐汽车分途出动，向指定的工厂进行破坏活动。他们所到之处，主要是破坏动力设备(并收缴各厂自卫枪支)，企图使之在短期内不能恢复生产。爆破队闯进陇海铁路局西安机车厂时，用手榴弹把二、三部机车的锅炉炸坏，随后即奔向锅炉房去炸锅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护厂的工人蜂拥而来，就把他们包围起来。有一个胡军士兵，看到形势不对，便说：“我们不是去炸锅炉，而是去找我们的连长。”工人们众口齐说：“我们有准备，你们破坏不了。回去告诉你们的官长，我们有保护铁路交通的责任，如果再来，那就对不起了……”匪徒破坏的阴谋，未能得逞。去华丰面粉厂的爆破队，先收缴了自卫队的枪支，然后把机器的引擎和汽缸加以彻底破坏。爆破队到大华纺织厂时，由于工人们尽力保护，破坏程度不大，仅把锅炉炸坏了，电机等机器没有破坏成。当日上午九时左右，灞桥的铁路桥梁被爆破队炸断。到上午十时左右，他们又去福豫面粉厂。该厂正在磨制面粉，爆破队突然冲开大门，闯进厂内，缴去该厂自卫枪支，并开枪逼走在厂职工，用重炸弹炸毁锅炉、引擎等重要机件，动力房机修房和电机房等均被炸毁。最后，爆破队跑到中南火柴厂时，已到正午。他们进厂后，先收缴了自卫队枪支，接着奔向锅炉房。工人说：“我们厂里没有锅炉。”他们不信，到厂里各处去看，没有找到。又问经理在什么地方?工人说：“经理出去了，不在厂。”这时，忽然厂内厂外，群众欢呼：“解放军进城了！”爆破队的匪徒们一听，立时慌恐万状，夹着尾巴爬上汽车慌张逃窜。不到一个小时，解放军胜利进城，西安解放了。
[附记]本稿中有几部分资料是由陇海路西安站退休职员陈承瑛、原福豫面粉厂经理贾玉璋、原中南火柴厂经理张士心以及高建白、耿端方、李藩侯等人提供的。
一九六五年七月九日
《陕西文史资料选辑》（第八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