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解放榆林见闻
霍绍业
一九四九年六月一日，驻榆林的国民党二十二军八十六师，在我党我军积极争取下，举行起义，人民解放军入城队伍浩浩荡荡开进市区，和平解放了塞上重镇榆林，结束了国民党在陕北榆林地区的反动统治。入城以后，起义部队改编为西北军区独立第二师。不久，又彻底消灭了十几股国民党县自卫队。至此，这一片毛乌素沙漠中的区域，终于回归人民的怀抱！
其时，我在榆林军分区司令部(驻镇川堡)当参谋；榆林解放后，在西北军区榆林军事管制委员会工作。所以，对一九四九年夏和平解放榆林和改编驻榆国民党军队的前后曲折过程，略知梗概，现扼要记录如次。
和平解放榆林是大势所趋
一九四九年春，我人民解放军连战皆捷，蒋军则土崩瓦解，一再败北。驻榆林的国民党二十二军八十六师，面临岌岌可危的局面，收缩在榆林城内，等待观望，伺机而动。在此情况下，我采取谈判方式，争取榆军起义已有可能。榆林和平解放已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
一、该军完全处于孤立无援之地。榆林城外均为我先后解放的区域，八十六师欲守不得，欲退不能。它要坚守，别说武器弹药和其它军需品难以为继，就是军粮供给也要断绝。要想出走，只有通过人烟罕见的漠漠黄沙，北去绥包和西抵银川两条路，这要经过数百里之遥的长途跋涉，是很难实现的。期待西安、太原、包头方面空援，也无可能。宁夏马鸿逵军队，也再无能力前来助战解围。活动于陕、宁、绥三省交界，行迹鬼祟，打家劫舍，鱼肉人民的周玉清、高怀雄、钟文耀、张廷芝、王二娃等十余股县自卫队合计两千多步骑，与它矛盾百出，且有的刚受过歼灭性打击，对我军十分恐惧。例如，一月十四日拂晓郭振华匪帮和八十六师二五六团二营宋文耀部被我军在耳林滩消灭二百零七人，只有郭等少数人落荒而逃。因之，此时已不大可能与其里外呼应，配合作战了。
二、当时我军已由弱转强。双方兵力对峙的态势是：以吴岱峰为司令员王心瑀为副司令员，朱侠夫为政委，王瑛为参谋长，武文斌为政治部主任的榆林军分区部队所辖第三九团、四○团两千余人，活跃在城外附近。该两团经过前两年保卫延安战役后，建制齐全，领导力量强，枪炮弹药装备也好，尤其士气空前旺盛，斗志昂扬。同时正参加太原战役的原绥德军分区部队独一旅和伊克昭盟军分区部队骑兵团亦随时可以驰援。三边军分区所属部队，绥德分区各县人民政府所属警卫部队，佳县、横山、镇川等地武工队，也可能配合作战。
而以左世允(左协中)为军长的二十二军所辖之二二八师远居包绥。以徐之佳为师长、张云衢为副师长的八十六师下辖二五六团、二五七团、二五八团，分别把守榆林城垣。其中以高凌云为团长的二五七团是主力，兵员充足，黄埔军校学生多，武器优良战斗力较强，为军中之精锐。该团防守城东方向。以董正谊为团长的二五八团，以黄镇威为团长的二五六团，防守城北、城西。二五六团一九四七年和一九四八年于高家堡、神木县活鸡兔与我军交战中，代团长李含芳被我擒获，连营被歼灭一部分，兵员迄未补充复原，其战斗能力甚差。以邓宝珊为司令员，俞方皋为参谋长的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部直属的于浚都新十一旅早已去包绥了，总部留榆人员寥寥无几。从榆军花名册看，在编官兵名单多达万余人，其实除却吃空名额的和逃散的以外，仅有四千人，且日减一日，三五成群潜逃流窜变为散兵游勇的逐渐增多。整个队伍情绪沮丧，无心战斗。
三、人民渴望早日解放。国民党反动派二十余年的穷兵赎武，敲榨勒索，盘剥重压，使这儿工农商学百业凋蔽，一蹶不振，人民贫穷。三月初，我们于城东南的新解放区米家园子、花园沟一带，目睹了农民饥饿的凄惨情形。有的家户将小米装入白布袋中在锅里煮，用煮米水给老弱妇孺分着喝。人们抢着吃粗糠咽树皮的，饿得浑身浮肿的，屡见不鲜。有一天，我们去一个连部午餐，刚端起碗吃，门缝溜进七、八个儿童，抢捞泔水吃，接着，又见门前几抱粗的柳树荫下，躺着饿死的一老妇人。市区人民的衣食也极困苦。
四、某些处心积虑捣乱，破坏部队起义的中统、军统特务骨干分子，先后逃往外地。特务头子徐之佳等逃亡了，这就减少了和谈阻力。
五、该军抗日期间与我党有比较好的统战关系，随着国民党的军事失败，渐渐分化出一些识时务，倾向起义的人员。以高凌云、张博学等为代表的军官，比较了解我党优待起义官兵的政策，逐渐觉悟到大势已去，只有起义才是出路。高等的进步表现不是偶然的，是与我党长期争取、教育和影响分不开的。在抗日战争期间，我驻陕甘宁边区的军队，与该军即有较好的睦邻关系，王震、高岗、南汉宸、肖劲光、周小舟、袁任远、陈奇涵、曹力如、续范亭、刘文蔚、杨拯民等，均曾赴榆做统战工作，或与其军官有书函往来。高等一九三九年和一九四五年两度往返原籍蒲城，路过延安，备受我方优待。一九四五年五月，高及张博学、严佐民、王伯谋等带百余人护送二十二军军长高双成(高凌云之父)的灵柩，取道咸榆公路，途经边区米脂、绥德、延安等地，都设路祭。高等耽搁延安期间，我方宴请并有十几位领导同志予以接见，向其阐述了党的方针政策。此外，在榆军中的地下共产党员也对其进行了争取教育工作。高等在一些军官中颇有影响，高等的转变，是促成起义最终形成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
六、该军陆续释放我方被捕人员，使双方对立的气氛开始缓和。从一月起，分别释放了一九四六年十月十三日骑六师起义中拘捕的我伊克昭盟军分区领导人赵通儒、参谋米国选等。二月十日，赵通儒从监狱放出，由该军部宴请后派副官礼送三岔湾，翌日，我骑兵护送镇川。这一下把两年前“结下的一个大疙瘩解开了”。
和谈仍有阻力
和平解放榆林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但还有阻力，这股阻力来自几个方面：
一、该军与外界音讯隔绝，消息闭塞，加之敌特制造谣言，蛊惑人心，不少官兵传谣信谣，对外界蒋军一败涂地的情况，并不了然。他们存在一定的幻想，认为或可“固守待援”，或可等待“全面和平”的实现。
二、该军的前身是一个营，自一九一八年由陕北镇守使井岳秀(井松生)开进陕北，长期统治陕北，逐渐坐大，发展成为一个军，该军与我军交往中，除了八年抗日战争期间，由于我党中央的政策、策略正确，多方争取，邓宝珊和前军长高双成比较开明，与我摩擦较少，彼此尚能礼尚往来外，长期与我对抗。远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它曾积极“围剿”过陕北和神府革命根据地。解放战争中追随蒋介石打内战。两年前它所辖之骑六师一部和陕北保安团，在共产党员胡景铎(其侄子胡希仲参加)指挥下，于横山县波罗镇起义，其中有一团长叫王永清的(外号称王锁子)在横山县城假装起义，随又率部反叛。一九四七年八月上旬和十一月上旬，我西北人民解放军与该军两次在榆林城墙内外鏖战过。所有这些增添了某些人的顾虑。他们很害怕我们以牙还牙，报仇雪恨。尤其是一些官佐的顾虑更重。当时有人曾散布什么“城下之盟结不得”，“向土八路、小游击队投诚不值得”，“阶下囚当不得”等舆论。
三、该军虽是国民党的杂牌部队，因为驻榆时间长，大部分官兵有家属、财产，“家城一起”，因而“保卫榆林”特别卖力卖命，两次守城侥幸未失，曾获得蒋、胡褒奖，更增加了他们对国民党政权的效忠。加上从边区逃去的一些地主、反革命在这里安家落户者也多，他们拼死抵制起义。该城长期为国民党在陕北对付我延安的重点据点，抗日战争时期一度云集十多万人，曾特务如麻，除中统、军统特务公开活动外，还有华北剿总驻榆谍报组、西北行辕谍报组、国防部保密局驻榆组等，他们从中破坏，给我们设置了种种障碍。
我方对上述情况有足够的了解和分析，并采取各种措施以排除这些阻力，争取了和平解放榆林的实现。
谈 判 之 前
一九四九年四月以前，我们在榆军中进行了一系列的秘密组织工作和政策宣传工作，为和平解放榆林创设条件，主要是：
一、在该军营中发展地下党员，建立党的组织。自共产党员邓有梅(邓宝珊的女儿)病逝后，直接来自敌营的情报减少，我对它内部的详情不很了解。一九四六年十月，中学毕业后居闲的高光昌由榆林返米脂省亲，中共米脂县委经过一番工作之后，吸收他为共产党员。一九四八年九月高抵镇川汇报地下工作，他依照中共榆林工委的指示，回去发展了他妹夫周济信(代号黄明，二十二军军部校官秘书）及妹妹高玉英为党员。接着又发展了该军秦腔剧团演员魏金声以及陈玉清等人入了党。一九四九年三月的一天，共产党员汤昭武(邓总部校官秘书)到镇川，谈论“榆军起义”问题，他的随员旦云章也被中共榆林工委发展为党员。周高等又深入工人、农民、教员中去，扩大了党的外围组织，这些外围组织力量中有中学教员武震九、郭济宁、黑义中等。地下党组织还将该军的电台密码弄到手，转送延安，使我掌握了敌军从空中往来的机密情报。同时建立了书面情报联系，及时将榆军的动态，转送榆林工委(在镇川)。周济信、汤昭武搜集整理的情报交高光昌转递，高托人带交工委派往边境的艾秦、高鸿章等，或交盐湾地下党支部(负责人叫叶应元)。他们连续不断地报告，使我们对该军的行迹举动，了如指掌。例如四月的一天，我在军分区司令部收拆了黄明发来的一份报告，这已不是一月前的用水笔写在极薄的密写纸上的蝇头小楷了，而是用毛笔字在黄表纸上的足有两千字长的东西，内容包括军、师、团级军官的思想言论，疑惑顾忌，对起义的态度，对北逃包头的主张，以及军事部署，武器配备，等等。
二、派遣人员到该军中去，初步开展起义工作。由于双方三、四年来不断地打仗，彼此甚少和平往来，此时我方要公开派人进城联系尚有困难，一则它并未邀请，二则城里混乱不堪，特务、反革命、地主麇集，我进城人员倘无人保护，安全无保证，因之，就派与该军官佐有亲戚、部属、学友等特殊关系的干部胡景铎、罗明(雷鸣)、田子亨、李含芳、郝登阁、贾世彬等，进入榆军和政府内开展工作。罗是蒲城县雷家巷人，他在榆军的亲朋、同学较多，是解放榆林前夕党几次派遣进入城区的党员干部。胡、田、李原为八十六师的军官，以后或者起义或者被俘过来，该军中与其情谊素笃者亦不乏其人。尤其胡的影响较大，他不仅和主要军官同属关中地区籍贯，并与其有过一、二十年的交往，而且有前不久任过该军副军长的胞兄胡景通的关系。郝、贾也在榆林国民党和政府机关呆过，一九四八年自韩城起义到边区的。他们进去时有的是带着我党政军领导同志个人致该军负责人的函件，例如胡就是带着西北局书记习仲勋给左世允的信件的。他们进入榆林后和我地下党员一起，在工农群众、民主人士紧密配合协作下，搞了以下工作：
1.现身说法，阐明党的政策，消除官兵对起义的疑惧心理。已被敌区传闻为“投降共产党，被其枪毙”的胡、田、李等在塞上城市的出现，就不言而喻地粉碎了“共产党优待起义、俘虏人员的政策是假的”的谰言。他们列举了许多大家熟知的人和事，揭穿了反动分子的谣言。举例说明人民军队如何信任、重用一九四五年佳县打火店起义的梅廷栋连的人员和骑六师的起义人员，如何优待一九四六年十月镇川战斗和一九四八年神木战斗中被俘的人员。特别叙述了其深知的解放军三擒奇玉山(伊盟乌审旗的敌军司令)三次释放的故事，打消了一些人的疑惧。
2.讲清蒋家王朝末日来临的形势，克服了一些官兵侥幸图存的心理。由于长期的蒙蔽和谣言的煽动，许多官兵对全国蒋军失败的情况不甚了解或半信半疑。经此一讲，便确信该军除起义外走投无路了。
3.瓦解敌军。散发我边区印制之“解放官兵回家通行证”，策动官兵三五成群，或以班、排、连为单位逃往边区，投诚起义。一九四九年二月旦云章率一个连全副武装起义过来。四月十四日邓总部留榆人员受胡景铎指使由甄载明率三十余人出城到三岔湾起义，当即组织他们学习《入城守则》，后让他们先遣进城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不少从关中抓壮丁抓去的士兵，一听说到了边区，愿意回家者可发给路费遣返，沿途还有食宿处，可以安全地“返回老家见双亲”的消息，便迫不急待，争先恐后地逃亡。当时，小部分起义者和逃跑者日有增加，在“绥德兵站”和“俘虏招待所”接待了不少榆军着草绿色军装的官兵。这就震惊了对起义尚持疑虑和抱幻想的一些军官，不得不认真考虑起义问题了。
4.阻止北逃。从二月起，榆军中一直争斗着北去包头与否的问题，一些顽固派一心想把队伍带走。为制止逃遁，我们的干部采取了三条措施：一、设法控制北城防守的连营，挡住去路；二、发现逃亡迹象，弄清逃亡部队出发的准确时刻，速告城外我军部队狙击；三、动员工农兵群众抵制北逃，给予阴谋外逃的军官施加压力，强迫其放弃走意。地下党组织给企图北逃者左世允等递送了警告信，给左的信，是由高光昌亲手交左公寓的卫兵转递的，内容是正告他“如执迷不悟，将要受到人民的惩罚。”
三、建立和平促进会。发动工农兵群众参加要求“军政当局立即派出代表与解放军谈判解放榆林”为宗旨的和平促进会。该会的人员走家串户，深入街衢巷道、院落住宅、兵营，向官兵眷属宣讲我军在全国的大胜利，榆军只有起义的必然趋势，宣讲“和平解放榆阳势不可挡，战争解放榆阳民怨沸腾”。和促会接二连三地派代表出城欢迎解放军。例如三月二十九日，有一个以中学生为主组成的十几个人的代表团，每人打着“盼望解放军早日解放榆林”的三角形米黄色纸旗子，冲破三关五卡，走出南门，到归德堡、峁上、镇川堡一带慰问解放军。这个代表团中有榆林中学、榆林师范学生崔晨光(崔如珍)、刘照华(女)、王惠莲(女)等。黄罗斌、刘长亮等分区领导亲切会见并勉励了他(她)们热爱和平的大无畏精神。学生代表汇报了榆林的情况，企望解放军“拯救父老兄弟姐妹”的迫切愿望，并且接受了“广泛宣传动员群众，拉住榆军逃跑的腿，防止敌特爆炸破坏建筑设施”的任务后，返回榆林。该军领导人见和平解放运动愈演愈烈，曾不顾各界人民的强烈要求，一度悍然逮捕和促会的负责人李文正、张文彬等，镇压和平解放运动。但没有过几天，又在各界人民义愤填膺、强烈抗议下，被迫释放了和促会的人员。
正 式 和 谈
到了五月初，全国许多大城市相继解放，我军横渡长江，扫荡南方广大地区的蒋家军队。邓宝珊参与下的傅作义部的起义，北平和平解放的信息传来塞上，对正酝酿的榆军的起义鼓舞甚大。邓与邓总部一直保持着电报联系，他告诉“榆军起义势在必行”。在这种大势所趋的情况下，二十二军才派代表团赴延安与我正式谈判。五月二日以军参谋长张之因为团长，张旨晟、鱼渤然、雷无尘等为团员的谈判代表团，乘一辆大卡车抵镇川堡，随即由朱侠夫陪同赴延安。中共西北局书记习仲勋同志亲切接见了二十二军代表团，并亲自领导曹力如、朱侠夫、罗明等人参加的代表团，与其开始第一轮和谈。谈判中提出的枝节问题很多，其中核心的问题，我要将该军改编为解放军的一个师，他要编为一个军。他在榆林实际上只存在一个师，却要编一个军，我们当然不允。谈判到胶着状态时，左世允突然电告张之因，谓他要率部北去，停止谈判云云。张即大伤脑筋，认为自己还是该军赴延安谈判的“全权代表”哩，左竟不予商量，擅自决定北逃，抛弃代表于延安，太无信用。几日后，左又复电：“谈判仍继续进行”。左为何反复无常，几出波折呢？原来是张云衢等从中作梗。张是五月中旬，从北平邓宝珊处返榆的，他到榆林一再坚称：“邓要队伍去包头起义”，执意拉队伍北去。左在一些军官的包围、要挟下，苟同了张等的主意。五月十五日，二十二军直属队和八十六师集合操场，整装待发。左世允将自己的家产、细软，扎起几个骡驮，就要启程了。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些人认为北逃无异于送死，起来反对，才使一场逃亡阴谋变为泡影。既然左对起义与否尚且举棋不定，与其代表团谈判，等于白费劲。于是双方议定赴榆军中再行谈判。五月二十日，榆军赴延谈判团折返，我方代表团人员曹力如、朱侠夫、罗明和工作人员张汉武、田子亭、石达康、董英亦同车前往。五月二十二日晚进入榆林城。
曹力如进城前，到分区司令部(镇川堡艾家院)向十几位师、团、营级干部传达了西北局、西北军区关于解放榆林的意图，并且说：你们要在外面战场上把敌人围困住，狠狠地打击北逃者，让他插翅难飞出去，我们在里面谈判就有力量，争取和平解放，但不放弃战斗解放的准备，我们要作不依赖外援歼灭敌军的计划。敌军是不堪一击的，但他还是全副武装的四千人哩，不可过低估计它的力量。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曹还宣布了一个使全场顿时活跃的消息，西北局发来十万火急的电报，大意是独一旅太原战役后整休完毕，即西渡黄河，赴榆参战，望绥德、榆林分区沿途筹集粮草。据此精神和面临形势，遂由吴岱峰主持在那张和窑洞墙壁一样大的，密密麻麻插上红(我)、白(榆军)、灰(自卫队)相间的小纸旗子的军用挂图前面，又将围城部队重新作了部署，将阵地向前推进了一大段，只要一声令下，马上可以攻入城垣。由于前述的种种原故，我们对进城代表的安全特别担心。临时党委分析了当时的状况，认为代表进城和谈一般不会出险，即使一时有险，也得去冒险，因为代表团不进去，左右不了军内力量。我三九团天天派人到城南五里墩高地用望远镜观察城内动静，又着武工队的便衣进入街道探听风声，均回报：“城内平静，一切无异样。”五月二十四日我代表团人员由左世允陪同行走在二十二军军部门前，特务分子从墙内扔出砖头袭击，砖头沿曹力如耳旁飞过，幸未击中。这是一个要杀害我代表团长，制造事端，破坏和谈的阴谋。五月二十九日，我地下情报站转出一信，我照例拆交部队首长，简短内容“吴、刘：谈判已按计划达成协议，望即加快筹划进城事宜。我等安全无恙，不日返回。曹、朱。”同时又获得绥德专署的电话：独一旅先头部队已抵绥德、米脂。这是前几日伊盟军分区高平、惠子高骑兵团与分区部队会师，挥师南下关中以后，又一两军会师佳讯。电报传开，全体兴高采烈，喜同雀跃！在操场演习的和在战壕里严阵以待的指战员不约而同地扭起陕北秧歌和编唱起快板来！第二轮谈判时，对方再不提“赴包头起义”的问题了，那个要把人枪带去“起义”的张云衢，见自己的幻想破灭了，急着要去包头，我们就将他等四人礼送出境，让他找邓宝珊将军去。对方也不强调“改编一个军”的问题了，他们力争的是改编后的师长由谁担任。我们要高凌云担任，左却要让他的外甥董正谊担任。最后，我代表团起草了一个“榆林谈判协议书”，该协议包括：该军军部以及八十六师就地改编为解放军的一个师，师长高凌云，师下辖三个团，其中一个团的团长由我派任，两个团的团长由八十六师的两个团长担任，军部及八十六师的全体官兵以起义对待；六月一日和平解放榆林城，等等。至此一直犹豫不决的左世允，在绝大多数官兵要求下，在协议书上签了字。
端阳节举行入城仪式
五月二十八日，榆林城外三十里之三岔湾车水马龙，熙熙攘攘，热闹非常，我分区党政军领导同志以及随行人员，从四面八方赶到此地集合。在该村的一孔枕头型的大石窑洞中，召开了中共榆林临时工作委员会(扩大)会议，有曹力如、张达志、吴岱峰、朱侠夫、张汉武、黄罗斌、刘长亮、李子川、李治周、麻志浩、武文斌、贺晓城、罗明、常远亭、高林等三十人参加。会议检查了各项进城准备工作；传达了已达成的改编榆军与和平解放榆林的协议；讨论了举行入城仪式的方案。针对会上汇报和讨论中反映出的干部、战士的思想情况，曹力如同志在报告中强调要深刻领会党的二中全会的决议精神，认识以和平谈判方式解决榆林问题的这种不流血的政治斗争的复杂性质。他说，现在我们还要有和平接收和战争接收的两手准备，必须从好坏两种情况出发作两个方案的准备。在敌军未放下武器，仍然在城门上、城墙上站岗放哨、布防警戒的阵势下，我四路纵队开去有无风险呢?从各方面的情况分析，认为是没有危险的，榆军是不可能毁坏协议，挑起一场血战的，因为它已力不从心了。但是我们今天还不能放松革命的高度警惕性，要有战斗入城的姿态，以防止万一的不测事件。这就要求我们组织入城游行队伍，必须是一个精干的随时能够应战的队伍，一切老弱病残者和携带重要、重大物资者，例如妇孺、伤病员等和电台、物品等，暂不进城。那种要么攻城，消灭敌军后再进城，要么就要所有的人员几个钟头通通开进城去，不作打仗计划的想法和做法是错误的。他强调进城后要严防糖衣裹着的炮弹的袭击，严格遵守入城纪律和入城守则，绝对不许可重犯一两年以前解放神木县城、高家堡镇时违反党的城市政策和工商业政策的错误。严禁个人接受对方武器、弹药、物品、物资的馈赠，批评了个别同志和榆军军官交往中接受手枪等赠物的错误行径。曹报告后，张达志、吴岱峰、朱侠夫等继起讲话，表示坚决拥护西北局领导下达成的和平解放榆林的协议，批评了少数同志“和平解放不成熟”的左倾思想。
根据三岔湾会议确定的进城的指导思想，入城式以半临战姿态进行，那个连营在前，那个连营在后，机炮、武器、轻重火力配置，都作了精心的部署。同时，通过榆军中的进步力量控制了城内各主要军事要卡和军事制高点：北城墙、南城门、南城墙、东山、新楼、钟鼓楼等。要求榆军军官陪同我先头部队一起进入南门。六月一日，即农历五月初五端阳节，这是塞北少见的一个风和日丽、晴空万里的日子，城头上和街道中红旗招展，交相映辉。设在钟鼓楼上的入城仪式指挥部播送着和平解放榆林的消息和节奏明朗轻快的进行曲。上午九时以前，入城队伍从南面、北面、东面几个方向开来，汇集于南门外的五里墩飞机场至榆阳桥中间。九时半，左世允等率领军官和榆林城各界代表数十八人伫立飞机场迎接进城队伍，我党政军领导人与其一一握手言欢之后，即按分区部队，干部队伍和独一师的排列次序，由曹力如、张达志、吴岱峰、朱侠夫乘骑排头率领，以四路纵队涌进南城门，鱼贯而行。通过自南至北的一字形砖铺的四里长街，走出北门，这就是游行的全部路线。记者和石达康等秘书、参谋和警卫人员也乘骑全副武装，紧跟着曹、张、吴、朱相继而行。我们几乎是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上下左右的一切动静。我们仰望城墙头岗楼上的哨兵，一个个都是荷枪实弹全副武装地站立着。入南城门便是四四方方的一个瓮城，高凌云等一些军官候立道旁欢迎。再看市区，满街满巷人山人海，全城简直要沸腾了！群众的欢呼声和游行队伍的军号声，呼口号声和广播乐曲声交织一起，响彻云霄，衣着草绿色的上千的榆军官兵也挤在人群中，夹道欢迎前进的队伍。当我们走过新楼、钟鼓楼洞时，楼上各界人民代表将五彩缤纷的色纸屑向下飘撒，一刹时间，指战员通通披红挂彩了，落在人身上、马背上、枪炮上的彩色纸屑，点缀了游行队伍，在阳光照射下，五光十色、晶莹耀眼，盛况空前。
改 编 榆 军
入城队伍游行刚宣告完毕，三九团、四○团进入市区警备防务。与此同时，宣布解散一切反动党团组织。宣布成立西北军区榆林军事管制委员会，对市区实行军事管制和早晚戒严。军管会主任委员为曹力如，副主任委员为张达志、吴岱峰、朱侠夫、张博学，委员为罗明、刘长亮、武文斌、白伟章、李之洁、马济棠，秘书长张汉武，军管会秘书处秘书石达康、霍绍业，工作人员王树安、高锦银、吕学来、朱继章等。军管会办公地址设镇署巷口的一个小院落。军管会下属军事、政务、文教、金融贸易等几个处，具体组织接受事宜。各处负责人是姬伯雄、霍仲年、刘兰亭、杨在清、魏正廷、马师冉等，以及工作人员冯继胜、贺治华、赵达孝、袁世富、杨笃谦、刘咸珠等。军管会布告底稿还在一月前就几经修改、草拟就绪了，当即印刷颁发张贴。布告内容：保护全体人民的生命财产，望全体人民严守秩序，各安生业。保护民族工商业，没收官僚资本。保护学校、医院、工厂、商店以及其它公共设施和建筑。保证起义官兵及其家属的生命安全。除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外，国民党军队各级官佐、政府各级官员、警察人员等，凡不持枪抵抗、不阴谋破坏、不隐匿枪支者，既往不咎，将功折罪……。同时立即接收《陕北日报》社印刷厂，建立榆林日报社，出版《榆林报》，宣传党的政策和解放战争的胜利，报社主编为董英。《榆林报》第二号头版头条刊登了军管会布告。接收榆林军火库和军械修理所以及榆林市的八大文教事企业单位，即：榆林中学、榆林职业中学、榆林师范、毛织厂、邮电局、银行、医院、秦腔剧团。军事处接收了装满几十个窑洞的军火库中的几万件旧枪械，其中各种杂牌的步机枪、小炮都有，而以“晋造”的为最多。
同时成立中共榆林市委和榆林市人民政府，朱侠夫兼市委书记、常远亭为副书记，罗明为市长，李之洁为副市长。中共榆林地委、榆林专署进城办公，刘长亮为地委书记、朱侠夫、李子川为地委副书记，杨沛琛、杨醉乡、时青、高凤山等为地委各部负责人。朱侠夫为专署专员，赵希贤为副专员，刘兰亭为公安处长，刘维世为副处长，林平为榆林市公安局局长，刘兴汉为副局长。专署政务秘书刘达三，一科科长杨在清。
从六月一日到四日，每晚城内都有土匪抢劫居民，扰乱人心。五日晚又有多处发生抢案，我警备部队事先侦悉并设伏捕捉了一处的匪徒，从而发现多数为二五八团的官兵，张汉武代表军管会即率警备部队逮捕监禁了二十几名惯匪。从此市区大的匪患绝迹了，秩序井然，人民生活安居乐业。
六月六日起，进行联欢和庆祝活动。六月九日西城内莲花池旁的大操场上召开了“热烈庆祝榆林市和平解放胜利大会”。各党政机关团体人员、部队指战员和工农商学各界人民群众两万多人，参加了这个盛大隆重的庆祝会，曹力如、左世允等讲了话，耸立操场高及八、九米的主席台上就坐的，除了军管会主任、副主任外，还有妇女、青年、工人、农民代表李源(女)、孙振英、李文正、尤德等。
六月八日，独一师与分区部队于榆中操场一块举行庆功大会，联欢会师。一师辖之四团、六团两年前和分区辖之三九团均系绥德分区的子弟兵，兄弟相逢，分外亲切。四、六团以前多次战斗中打得英勇顽强，但伤亡也大，不少指战员为全国的解放事业献身捐躯。在这胜利的喜悦日子里，战友相逢，高兴得简直要跳跃了！会上，又是英雄报告战斗经验，又是啦啦队呼口号、唱歌子，又是文工团演出节目，那种热烈、欢快、兴奋的气氛，洋溢于全场，简直难以笔墨形容。同日，左世允在鸿宾楼宴请我方部队的营职以上军官一百多人，宴会中做为礼物赠给每人草绿色人字呢一套衣服的布料。赴宴的除团以上干部外，我记得榆林分区部队还有刘光、延国钧、张鸿财、苏桂堂、尚士英、杨秉鉴、艾龙飞、石达康、任邦厚、田保华、莫善培、张福金、常子实、常金鉴、田盈芳、雷济斋、杜修成、杨沛英、高锦西、马文英、师道高、崔敏、王忠山、马祥林等。翌日军管会在镇署巷设宴款待双方部队团职以上军官，参加者，我方除军管会、独一师、分区党政军的主要领导者外，还有贺廷智、贺晓城、罗明、王慈、杨昆山、赵立业、贺树槐、高万英、王照新、李子文、王德明、薛华亭、艾文山、王国柱、梁振基等，他方的除军、师和各团的军官外，还有周济信、汤昭武等。
六月十一日，独一师和三九团奉命赴伊盟地区剿匪。同时即开始改编军队，成立整编二十二军八十六师委员会，编委主任张达志，副主任吴岱峰、黄罗斌、高凌云、鱼渤然，秘书蔡树德等。到七月十五日完成整编工作，将八十六师编为解放军西北军区独立第二师，师长高凌云，政委黄罗斌，参谋长李新国，政治部副主任赵斌，供给部长李文彬、贺居敬，卫生部副部长张崧山。独二师下属三个团的建制，即四团、五团、六团。由连到营团，我们配备了一批有实战经验和经过步兵学校训练的干部。四团团职干部黄镇威、武建恒、孙彬，五团团职干部刘安堂、李子文、梁振基，六团团职干部董正谊、贾化夫。对该军原有官佐，依据不同情况和个人自愿要求，以部队留用、调外工作和遣返回家三种办法处理。例如军需处长徐绍先等就是按其自愿，发给路费，遣返老家的。张之因、张博学、郭有忠等调外地另行安排工作。以后左世允任陕西军区副司令员。七月十九日，独二师与独一师一并西进，先到靖边、定边，后转战于宁夏。九月十日于下马关刘家滩与马家军搏战，配合我十九兵团六十四军夹击马鸿逵部。八十六师主力在榆林改编了，但是它逃往包绥的少数残兵败将又重新组成八十六师，这就是以后的“第二次起义”的因缘。
一九八○年六月一日
《陕西文史资料》（第十三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