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知道的榆林和平解放
高凌云
榆林是和平解放的。它的解放，不同于北平方式，也不同于绥远方式。国民党榆林部队于一九四九年五月初派出代表团去延安进行和谈，当月下旬偕同延安代表到榆林以至和谈协议签字，经过近一个月的时间。在那段时间中，以及那段时间的前后，在榆林部队内部，并不和平，经过了曲折的、反复的、激烈的斗争。
榆林的和平解放，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根本改变了人民革命战争形势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八项基本政策和对蒋方人员的方针与起义政策的胜利。榆林的和平解放，是中共领导下的地下工作人员和先后派去的代表，与许多坚持起义的军官和进步人士共同努力的结果。
榆林的和平解放，从内部来说，主要决定于当时国民党榆林部队及其领导人的态度。我亲历了这一过程，也参加了一些活动，甚至一些重要活动，有责任把它写出来。这篇稿子：(一) 基本上是以回忆录的形式写的，这就在内容上，以个人经历和直接接触的为主；同时，在一些地方，反映了我的思想活动和变化发展；(二) 既是我个人直接接触的，就受到了一定的限制，因此，难免有片面性；(三) 我年已逾花甲，记忆力明显地差，且事隔三十余年，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有待于知其事的同志补充，订正。
一、一九四八年冬的榆林
一九四八年底，驻在榆林的国民党部队有：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部(总司令邓宝珊早去绥远，并就任华北“剿匪”副总司令。由于平津形势紧张，又被总司令傅作义接到北平，其晋陕绥边区总司令职，由参谋长俞方皋代)及总部特务营；二十二军军部(军长兼榆林专员左世允、字协中，副军长徐之佳，参谋长张之因)及军直部队警卫营、通讯营、辎重营；八十六师师部(师长徐之佳兼，副师长张云衢随邓宝珊在北平)、师直属队及所属三个团——二五六团(团长黄镇威)、二五七团(团长高凌云)、二五八团(团长董正谊)。军属的骑兵团(团长段宝珊)、工兵营及所指挥的榆林专区保安团(团长朱宏高)驻绥远伊克昭盟扎萨旗；二十二军的另一个师——二二八师(师长杨仲璜)奉邓宝珊令已开驻包头。
当时全国形势，正如毛主席指出的：“中国的军事形势现已进入一个新的转折点，即战争双方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国民党是正在迅速崩溃中。两次榆林战役后，为了加强榆林的防御力量，经邓宝珊呼吁，由山西运城空运来胡宗南的整编八十三旅(旅长沈向奎，在辽沈战役前夕，被任为新八军军长，去锦州，旅长由副旅长马龙海代)和由宁夏调来马鸿逵的保安第二纵队(司令马宝琳)，但先后又调走。这两部离去，使二十二军完完全全成了孤军，榆林这座孤城，更加成了危城。在榆林的国民党军政党特官员们，一眼看到，再来一次榆林战役，结局当会是什么？真是瞻念前途，不寒而栗！
一九四八年冬，陕甘宁边区派罗明同志到榆林敦促起义。罗明是二十二军参谋处谍报课长张旨晟的妹夫，而张是左世允的挑担(姻兄弟)，也是左的亲信。在这之前罗曾多次到过榆林，通过张做左的工作。这次罗到后，一时城内出现了一股局部和谈的空气。
北平解放后，由榆林地下党组织的“榆林和平促进会”出现了，促进榆林问题就地和平解决。领导人有李文正(工)、尤德(农)等，学校、电报局等单位都有人参加。二十二军军部副官程蔚青、赵得义，甚至左世允的译电员杨根铭等都在积极活动。某天，邓宝珊总部驻榆林城外金刚寺的一个连，由班长旦云章(中共党员)带了两个多排起义，进入边区。总之，在榆林地方上和军队里的和平力量，日在发展。榆林的广大群众，盼望着尽快和平解放。榆林的和平解放，已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了。
一九四八年冬至一九四九年初，当被我视作关系“党国”存亡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以一百五十多万国民党部队全部被歼灭而相继结束，我对国民党不存在任何幻想了。我意识到自己前途的黑暗，我已陷入十分苦闷，不知怎样处理自己好的境地。封建道德气节观念加上两次榆林战役给我精神上留下的“创伤”，堵塞了我走向革命的道路。我痛恨国民党反动当局腐烂透顶的误“国”，认为他们是自作之孽，活该自食其果；但“殃及”我，乃是极不甘心的。
一九四九年一月，我先后看到了蒋介石求和的声明与《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关于时局的声明》。我将和谈基础八条，跟自己作了联系，尚不感苛刻，因为八条中所惩办的是战争罪犯，所没收的是官僚资本，打量我都还不够格。同时，我的看法是：全面和谈了，个人对国民党可以没有责任，其后果当会比局部解决好些，二“害”相权取其轻；再，如果搞局部和谈，部队即行接受改编，很可能被调往关中，参加解放西安的战争。无出路的“戡乱”仗，我固然决不愿意再打了，但对打解放仗，还没有那个觉悟。于是全面和谈，就成为我到了山穷水尽唯一的希望。一月底，北平解放，我估计作为国民党华北“剿匪”副总司令、榆林地区最高负责人的邓宝珊，定会将榆林的问题，一并商谈解决；也相信邓对全盘情况了解得多，相信邓的政治识见，认为应当等待邓的指示，也渴望邓的指示。
八十六师师长徐之佳，浙江人，日本士官炮科毕业，是蒋介石的嫡系，军统特务，还与军统特务头子毛人凤是亲戚。汤恩伯任国民党十三军军长时，徐是汤的参谋处长。一九三六年，十三军驻绥德时，汤将徐塞给高双成(当时任八十六师师长)，初任师参谋长，后任副师长、师长，实际上是给八十六师安下的一个钉子。由于徐是我的顶头上司，他是个光杆子师长，他看到我是国民党中央军校毕业的学生，有实力的团长，便极力争取拉拢我，处处对我表示好感和尊重，我呢，按二十二军的封建历史关系，应当和军长左世允走一道的，左是这个部队的老一辈，与我父亲高双成更有三十年的旧袍泽关系，是我的父执长辈。但自我一九四五年任二五七团团长后，被左认为桀骜难驭，非其族类，对我疑忌，并不信任；我则鄙左的昏庸好货，不满其用人唯亲，这就自然使我和徐距离日近。经过了两次榆林战役的共“患难”，我和徐的反革命感情进一步增加了。我竭力支持徐，希望徐能代替左领导二十二军，而我也可借以向上爬。北平解放后，徐清楚自己的反动政治身份(这一身份，在榆林多年一直保密着，对我亦然)，他感到他的环境日益恶化，从他的顽固的反动立场出发，他一心想使二十二军离开榆林，西去宁夏，或北走绥远。他向左积极建议，左哼哼哈哈，不给他明确答复。徐因未能取得左的同意，便找我商量，想撇开左和我率领能够掌握的部队离开榆林。我与徐的想法不同，但把榆林部队带到宁夏或绥远，是一致的。我的意图是，求得以空间换取全面和谈实现的时间，坚决反对左世允酝酿的所谓局部和谈，同时也不愿二十二军分裂，我建议徐争取左带全军一同走。过了几天，徐对我讲，他和左谈过数次，左佯应但不行动。徐恐迟了生变，他不得脱身，他又没胆量在没有取得我的支持的情况下单独率部队行动。实际上，他手里掌握不了多少部队。遂决定个人先行离开，乘汽车去包头。临走时，还反复嘱咐我努力促使左离开榆林，并和军参谋长张之因多接触。为了尔后便于和我联系，特着他的亲信译电员叶德钜编了一个专用密电本给我留下。徐到西安、南京后，均有电报催我行动。到上海，最后给我一电，说他已就任浙江镇海要塞司令，不再回榆林了；他跟我通讯用的密电本已转交即将回榆林的重新任二十二军副军长的胡景通，让我以后与胡合作，遇事电报联系。此后，音信遂绝。徐之佳离榆林了，二十二军的钉子拔了，对几个月后的榆林起义，减少了阻力，是有利的。
这期间，经周济信同志介绍，罗明同志与我会见。在两次榆林战役后，第一次见了共产党人，精神上很不自然。当听到罗骂蒋介石时，尤为不快。我倒不是觉得骂的无理，而是感到伤害了我的自尊心。当时，我在感情上还接受不了胜利者的共产党人当我面骂我拥护了多年的那怕是人民公敌的蒋介石。罗明盛气的态度，或许是我的错觉，也引起了我的反感。
二、二月“起义”的流产
二月“起义”的原由是这样的。原八十六师二五六团代团长李含芳，驻神木高家堡。一九四七年解放高家堡的战斗中，该团全部被歼灭，李被俘投诚，此后再无消息。一九四九年二月，李忽然自边区来榆林。李到来后，行踪诡秘，遇到熟人自言他来纯是私事性质，给左军长拜春节，看看老朋友，没政治使命。但他却与当时八十六师参谋长张博学相密谋，对左世允软硬兼施、威胁利诱，强迫起义。这一活动，是在极端秘密进行中。就在那几天，一日，我去张之因办公室。张告我：张博学、李含芳已与老左商量好要起义，作法是事前绝对保密，届时对外发出通电，对内下一道命令，便改旗换号；起义后，计划部队编为两个师，张、李各任一师长。左征求过他的意见，他坚决表示不同意，几次劝阻无效，看来势在必行，三两日内就要行动，云云。我听了很突然，十分气愤。我心想：李含芳投诚共产党，在二十二军中声誉很坏，认为是丧失“气节”，为人所不齿；张博学是个空杆子在家住闲的参谋长。他们有什么资格领导二十二军起义，这纯粹是搞政治投机，借此想捞一把。即就是左世允真要起义，也总得召集军里一些负责军官商量，研究具体步骤办法，然后进行，怎能由三两人一手遮天地断然包办。特别是有关全军如此重大的问题，不通过我，便作了决定，真欺人太甚。张博学曾跟随我父亲二十多年，与我有较好的所谓私交，那些天，我们几乎每天见面，他竟然背着我搞那么大的政治活动，实在是人心叵测。这些，都是我所不能容忍的。更何况，我的根本思想在全面和谈。我向张之因表示反对，并请他转告左，如要那样干，榆林城内引起流血后果，我不负责。这实际上是对左进行威胁恐吓，离开张后，我将左的这一计划告诉俞方皋，并请他电告邓宝珊。俞完全赞同我的态度。当时，我那一团全部驻在榆林城内东半部，我当日即下令各营及团直属队，连续几个夜晚，在榆林大街以东所有巷口，布置岗哨(包括在我团驻地区域内的左、张家门口)，实行戒严，断绝交通，盘查行人，制造紧张空气，用武力向左、张、李示威。那次“起义”，就这样被搞得流产了。在那期间，我曾给在北平的邓宝珊发过电报，请他努力促成全面和谈，并请示对榆林问题的方针，终未得到一个明确的答复。
三、周济信的影响，我的转变
一九三七年，高双成任八十六师师长时，周济信在师长办公室任秘书。因为我们能谈得来，遂日相接近。一九四五年我任八十六师二五七团团长后，我团的一个连，驻防榆林西门，在城门口查获了一批走私的骆驼。因这批骆驼与军长左世允有关，便触怒于左，连长被撤职。我见左为之说情未得允，我非常气愤，很想辞职。那期间，周济信常去我团部，在经常接触交谈中，我深知他思想左倾，尚不清楚他已是党的地下工作者。他再三劝我，提示我不要丢开这一个团的武装力量。我听了他的话，打消了辞意。后来榆林部队起义时，我才省悟他的劝阻是有深意的。
一九四九年三月初，周把《整风文献》一书和国民党国防部编印的所谓《共匪反动文件汇编》送给我看。当时对书中好多内容我还不能理解。看了一些能懂的，感到十分惊异。这些书对我起了启蒙的作用。我惊异共产党真的是为全人类谋利益求解放的党吗？共产党员的修养真的如刘少奇所讲的那样吗？同时，发生了自己是为谁干?国民党当道者代表谁的利益，执政二十年所得到的是什么等一连串问题。三月中旬，周鼓动我单独率部起义，给我讲起义政策，并给我草拟了一个行动计划，表示愿作我的代表，向延安接洽。我终因着重在等待全面和谈，不愿造成二十二军的分裂，而未决心单独行动。可是我的思想转变过程加速了。
四月二十一日，国民党南京政府拒绝了国内和平协定，我认为我已到了必需从新选择道路的最后关头，没有再可希望的了，我不能坐以待毙。在下面四点思想认识的基础上，我肯定了二十二军应立即与延安进行局部和谈：(一) 共产党能否彻底成功(指政治、经济)，尚有待于将来的慢慢看；但国民党之已经完蛋可论定了。国民党的前途没有了，也就是二十二军前途没有了，如果寄托于第三次大战来解决问题，靠美国来挽救“中国”之命运，那是幻想； (二) 回顾蒋介石中央多年来对二十二军的态度，二十二军是在随时会被整编取消中苟延，经过两次榆林守城的殊死战，仍以“游杂”对待(左世允于一九四八年到南京国防部看到二十二军列在游杂部队栏内)。“士为知己者死”谁是我们的知己呢?孟子说：“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我没有任何道理再替这个政权效死尽愚忠了；(三) 检查国民党的政绩，二十年来的一党专政，作了些什么？总理遗嘱实现了没有？三民主义实行了没有?人民幸福了没有?这一群自私腐败的当道者，除了争权夺利，追求享乐外，做过什么好事？他们是什么立场，代表什么人的利益？这群人代表的党和政府，还值得为之讲立场、气节吗？(四) 几年中，共产党的力量，以绝对劣势而变为绝对优势，这一定有其必然的道理，眼看全国都要红了，别无他路可走。共产党既讲为人民，何妨边走边看，合则留，不合，想不至不让当老百姓。共产党是讲政策的，有北平解放对傅作义部和对傅本人的宽大处理样板在。况且，抗战期间，延安、榆林曾经友好过，我的父亲灵柩经边区，受过非常友好的接待，想来，今天对我，当不会咋样。总之，大势所趋，无路可走，迫使我重新考虑道路，重新认识问题，迫使我决定在榆林起义。在这个决定下，从此，我割断了与国民党蒋介石的一切思想联系和任何幻想；在这个决定下，从此，我与党——通过周济信，战斗在一起，开始了政治立场的根本转变和向人民靠拢的斗争。
四、斗争的第一回合，张之因去延安
我将我的上述分析同左世允郑重地作了交谈，建议他即与尚在榆林的罗明联系和谈问题。不料以往与延安不断来往并在两个月前就准备起义的左世允，现在竟然念念不忘他是国民党的什么“封疆大吏”，怀疑解放军能否渡长江与解放西安、太原，担心起义后他的财产有无保障，又怕起义后他在西安的两个儿子与大部分财产被胡宗南扣押与没收。总之，还想观望得更明朗些，必要时，宁肯北走绥远，拖以待变，对我的建议虚与委蛇，不置可否。他的那种自私与无知，激起我极大的不满与憎恶。我开始在我的那个团里宣传我的观点，进行舆论准备，曾在全团班以上干部会上作过一次鼓动性的讲话，并不断地抓团里的一些直接掌握兵权的营连级干部。在这些人中，国民党中央军校毕业的学生多，我对他们进行个别说服，改变他们长期形成的反共思想。
过了几天，我看到四月二十五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特别是宣布的约法八章，我认为丝毫不能再拖延了。我即找张之因，在张家中密谈，并用书面通信方式几次交换了对时局的看法和意见，完全得到了张的同意和支持，我心里感到十分高兴。由于他在军中的地位和对左能够施加一定的影响，他的同意和支持，在当时是很必要的，也是重要的。同时，罗明、周济信加紧对左予以政治上的压力，左始勉强首肯。接着问题是，派谁当代表去延安。左意派张旨晟和他的秘书孔芳亭(左的另一亲信)去。我非常恼火，这么一件重大的事，左竟简直如此儿戏对待。我对周济信讲，去延安进行和谈，按各方面条件，代表团团长只有张之因比较合适，张是左的参谋长，另派他人，地位不称，也代表不了。我与罗、周分别对左提出团长人选的意见。左看到难以坚持，最后确定派以张之因为首席代表、包括鱼渤然(八十六师副参谋长)、张旨晟、雷无尘(军部秘书)的四人代表团和罗明同往延安进行和平谈判。张对左之为人，深有了解，恐左中途变卦，不肯去，曾表示，如要他去，须得全军连长以上的军官画押(签字)。经我极力保证，始成行。
五月二日，张之因率和谈代表去延安。由于二十二军决定和谈，张之因走后的次日，反对这一行动的俞方皋即带邓总部人员和总部特务营去包头。五日，西北局派胡景铎(胡景通弟，曾任国民党陕北保安副指挥官，一九四六年在横山起义)到榆林，左军长似乎更趋坚定。当时在官兵中，思想很是混乱，我同周济信与胡景铎商量后，由我和周向左建议，经左同意让胡在全体官兵大会上讲了一次话，针对当时部队里出现的这样那样的思想，作了政策说明解释，胡讲话中，左不断插话，提出问题，胡一一作了解答。那次讲话，一定程度上排除了官兵中特别是军官中的一些疑虑。
在这期间，住在西安的原八十六师步兵指挥官罗德新(即罗会亭，是我的父辈)、原国民党榆林专员徐玉柱(中统)联名给我电报，以对我十分关切的言词，劝我回头。他们根本不了解，我是打定了主意，绝不回头了。
五、张云衢回榆林，与左、张的斗争
九日，八十六师副师长张云衢自北平回到榆林，带来了邓宝珊解决榆林问题的两种方式：一曰渐变。渐变者，榆林部队即行开到绥远，与二十二军驻包头的二二八师合，自动学习观摩，革除旧习气，建立新作风，逐渐改变思想认识，然后走向革命。一曰突变。即部队在榆林不动，就地接受改编。两种方式都可。据张的传达，邓的精神，偏重前者，但主要决定于二十二军本身的具体情况。本来问题摆得很清楚，榆林已派以军参谋长为首的代表团去延安和谈，这就是二十二军本身的具体情况，这也完全符合邓的突变方式解决办法。怎奈张云衢别有用心，向左和一些负责军官们极力宣传“渐变”，左动摇了。对此，我特把张请到我家的窑洞里，跟他作了一次恳切的交谈，对他详细分析了走的不应该，不可能，问题多，走不了；望他参加领导榆林起义工作，我一定拥护他。可是张的主意早定，无可更改。我邀同拥护和谈的二五六团团长黄镇威到左家，向左进言忠告，左已吃张云衢的药，再也听不进去，谈了很久，最后勉强表示，让在少校以上军官会上讨论。当晚，我着人找周济信到我团部进行了研究。次日，我在军部召集的少校以上军官会上发表了我坚决反对“渐变”的意见，我是这样讲的：
1、我们与共方已有多次谈判，特别是这次派张参谋长去延安，事先极为郑重，大家都替他负了责任。如果食言自肥，置我们政治信义于何地?置张参谋长于何地？即从纯利害上说，这等于与中共闹别扭，加强彼此精神上的对立，使中共认为我们反复无常，毫无信义。所谓以后合作，也不过是一种机会主义的投机取巧，即使能真的合作，也不能如现在合作之获得对方尊重与欢迎。
2、往绥远去“渐变”，首先，极可能遇到下面几种不易解决的困难和顾虑：(一) 部分官兵，尤其是陕北与关中籍的士兵不随去；(二)干部家属很多，军里不拟也无力携带，留榆林也没有适当安置，必致影响部分有家属的军官的思想和行动；(三)行动的财、粮与大批运输力，不易解决；(四)西北局方面，是否允许我们走。我们周围的共军固不多，以攻榆林不足，然在途中障碍我们却有余，到那时官兵谁肯战斗？纵然北去“胜利”了，后果将如何呢？难道这是“渐变”的精神吗?
3、“渐变”的前提，是自动的变。换个地方，是否就具备了变的条件，就能达到变的目的?如不可能，而到了被动的非变不可之时，那与“突变”何以异?
4、若“渐变”，亦必与国民党政府的关系割断，需要自给自足——这一问题是很难得到解决的。
总之，不管“渐变”或“突变”，最终都是变到共产党方面，所不同的，一是迂回，一是走直径。与其渐而不能变，渐变又许多困难，而最终还是变到“突变”方向去，何如主动的走直径“突变”。况且张之因已去延安。我们出尔反尔，何以自解。即使全军往北，我一人也要向南。
以上是我发言提纲的原稿。由于我的态度坚决，加之胡景铎、周济信等的积极努力，左始又表示不走。我知左多变，恐再反复，遂通过周济信，电报延安张之因，告以左的动摇，促他迅速完成谈判任务早日返榆。当时二五七团迫击炮连连长王敬武，是我在国民党中央军校的同学，也是被我介绍到二十二军的，和我有较好的私人关系，平日表现对我颇忠诚，听话。然而在这次大转变中，竟大出我意外地不听话了，怎么给讲也说不通他那顽固的花岗岩脑袋。有天，我得报告，他准备带上他的连队逃绥远。我看到事情不能再拖延，即将王的连长撤职，关禁在军部的禁闭室。过了两天，王由禁闭室逃往包头。
然而张云衢有他不可告人的个人打算，他不甘心二十二军在榆林起义、和谈成功，千方百计施行破坏。由于他在二十二军的资历深、关系多，他利用他的影响，大肆活动拉拢；同时，加紧组织向左进行争取工作，终而左又变了，决定北走。左一面电延安张之因，说什么邓宝珊命令二十二军开赴包头，停止谈判，令张即返。一面由张云衢抓紧走的准备工作。消息传出，一时城内空气顿趋紧张，一些致力和倾向起义的人，大为恐惶不安，有的避出了城；由边区来的胡景铎、田子亨等，为安全计，搬住在黄镇威家。我深恨左之反复无常，不足与谋，即建议周济信速电延安调边区部队到榆林以北，以阻止左、张的北走。周说，目下主力部队都调去参加解放太原战役，无兵可调。我说，少量的地方部队就行，一定可以阻止现有几千人的行动，主要是二十二军官兵中，没有人愿意打了。周答应办了。同时，我加紧团结部队中的进步力量(如军副参谋长郭有忠，黄镇威，二五七团二营长刘善辅，团附王子敏等)，争取一些能够争取的力量(如二五七团三营长黄宝钧)准备随时应变。二十二军有个修械所，有一定的设备和技术力量，能制造迫击炮、重机枪、步枪、手枪、手榴弹等。周济信与我商量恐左、张走时破坏，我作了一些保卫的安排。
没几天，左已把他家的所有的细软、什物，装箱打包，捆绑成好多个驮子，另绑了几乘架窝子。这些出发准备工作完成后，在左、张的策划下，借口检阅战备行军准备，于一个早上将驻榆林部队全部集中在榆林西门口大操场，突然宣布出发。据目击当场情况的二五七团二营营长刘善辅事后告我，正在这关键时刻，忽然传来城北牛家梁方向(距城二十五里)有枪声，解放军(榆林分区部队)和民兵几千人，埋伏在道路两旁，阻击北进，连随军家属都不放过。这时，便有人对张云衢说，你离开部队半年了，对部队的情况不了解，前边牛家梁的枪声还不要紧，要是后边自己部队响起枪来，看你怎么办?危险。正是前边已有响了的枪声，后边将有还未响的枪声，张云衢惊慌无措，至此，才死了心，放弃了走的努力；左世允也才死了心，不走了。张由大操场回到军部，由于走不了，感到了他自身的处境危险，更怕住在他家中不安全。我即安排他住在我家中，并给派上了门卫保护。五月下旬延安代表曹力如同志进城后，经张请求，曹允许并派了一辆汽车，由一个营参谋送张离开榆林北去。
六、起 义
五月二十日晚，张之因返榆林。西北局代表曹力如、朱侠夫、罗明和工作人员张汉武、董英同志同车进城。他们进城后，军部只是招待吃饭、洗澡，每晚请去莲花池中山堂看二十二军剧团演的秦腔。张之因回榆林后，据说气愤左之出卖他这个首席代表，居家闭门不出。一连几天谈判无声无息。当时城内很不安定。延安代表进城后的第二天，城内大街上就出现骂共产党、威胁和谈代表的黑头贴子。晚上连续发生抢案。而反对和谈的，军队中上层有，中下层乃至士兵中都有；国民党在榆林的党政人员中，更大有人在。特别是还有不少的特务，包括徐之佳走时留下的。城内秩序的不安定，不能说和他们无关。延安代表的外出和每晚看戏，成了我一个很大负担。我对周济信说，他们(指延安代表)为什么那么爱看戏，等秩序平静了，和和平平地看不好吗。多年后才理解，看戏也是斗争。为了保卫代表们的安全，我派了若干可靠的官兵，每天下午在城内稠人广众的莲花池，进行警卫，晚上到剧场或坐或游动在代表们的周围，暗中保护，防范坏人捣乱。即使这样，某夜看罢戏后，代表们回住舍途中，经军部巷，藏于军部围墙内的坏人，抛出砖头，打到罗明同志(实是打曹力如同志)身上。
那一砖头倒也促进了和谈。经过延安代表的斗争，终于五月二十九日按照《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条款精神，举行了正式会谈。延安方面代表是曹力如、朱侠夫、罗明等人，榆林方面代表是左世允、张之因、高凌云、张博学、鱼渤然等人出席会议。一切顺利地、圆满地达成了协议。在会上，曹力如同志宣布了西北局的命令，任左世允为二十二军军长，张之因为副军长，高凌云为八十六师师长，张博学为榆林军管会副主任。会议决定，一九四九年六月一日宣布为正式起义日。为反动统治阶级服务了三十多年的榆林部队从此走上了革命的正确道路。
六月十四日，由二十二军军长左协中领衔，军参谋长张之因等共同署名，致电毛主席、朱总司令，表示坚决接受中共中央及人民解放军的领导，待命参加解放西北的伟大战争。兹将通电全文抄录如下：
左协中军长等致
毛主席朱总司令电
彭副总司令、贺(龙)司令员、习(仲勋)政委、张(宗逊)副司令员、赵(寿山)副司令员并转毛主席、朱总司令暨人民解放军全体同志，各界同胞均鉴：
忆自抗日战争爆发，本军与陕甘宁边区紧邻，和平相处者八年之久，以中共中央政策正确，毛主席、朱总司令与陕甘宁边区人民宽厚相待，及八路军、新四军坚持敌后抗日战争，直至日本投降后，得以住居榆林，免受国民党反动派之完全吞并，而榆林人民亦得免于日寇铁蹄之蹂躏。但在日寇投降，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之后，胡匪宗南向陕甘宁边区大举进攻之时，协中等未能在危急中予陕甘宁边区人民以帮助。在国民党反动派淫威之下，重受蒋介石欺蒙，而接受其卖国独裁之乱命，参加反共反人民之内战，致使榆林工厂倒闭，商店关门，文化凋敝，田园荒芜，人民流离失所，无以为生；本军亦在国民党反动派排挤歧视分化之下，陷于绝境。榆林僻处边陲，地瘠民贫，协中等驻防于此，取助于民者三十余年，然对人民毫无贡献，徒增咎戾。午夜扪心，惭愧交集。乃于五月二十九日率部接受毛主席一月十四日声明之八项和平条件，及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代表团所提之和平协定条件，与国民党反动派完全断绝关系，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各项主张，服从中共中央毛主席、朱总司令及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的领导，依照民主原则，在指定地点改编为人民解放军，脱离黑暗，投向光明，永为人民服务。过去不幸误为少数特权□□卖国独裁之工具，今后誓以革命之决心，坚决之□□，一俟整编完毕，即当开赴前线，在人民解放军统一号令之下，为扫清国民党残余军事力量，解放大西北，解放全中国而战。然回顾既往，尚有余疚。协中等本应□顺人民意志与部下士兵希望，脱离国民党反动阵营，参加人民解放军，为消灭国民党残余军事力量，驱逐美帝侵略势力，建设新中国而奋斗。但以国民党反动派之挟持蒙蔽，未能认清时势，徘徊犹豫，致迟决定于南京、太原、武汉、西安、上海解放之后。此为协中等所引为遗憾者。协中等以为今日中国之事，已至为明显，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不论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均已被中国共产党与人民解放军及人民民主力量所打垮，死灰复燃，绝无可能，一败一胜之大势已定，此为妇孺皆知。当前残余之国民党部队，应迅速幡然悔悟，下定决心，求得新生，接受毛主席八项和平条件及国内和平协定条款，依照民主原则，改编为人民解放军。一切动摇观望均将延长人民痛苦，甘自加深罪孽。凡为反动派继续效命而顽抗不悟者，将自取焚身，绝人□□。协中等自决心改编参加人民解放军以来，得受人民解放军与各负责同志及当地人民之宽待，体验既往，商策□□，瞻望前途，倍加兴奋。
前国民党二十二军军长左协中
二十二军参谋长张之因
八十六师参谋长张博学
二五六团团长黄镇威
二五七团团长高凌云
二五八团团长董正谊 六月十四日
起义通电发出以后，随即得到了毛主席、朱总司令的来电慰勉，大家都感到无比的兴奋和光荣。复电全文如下：
毛主席朱总司令复电
左协中将军及前国民党第二十二军全体官兵们：接读通电，贵将军等率部接受和平解决条件，使贵军及榆林一带人民咸庆解放，极为欣慰。尚望努力团结部队，加强整训，改善官兵、军民关系，为参加西北解放斗争的伟大任务而奋斗。
毛泽东
朱 德
一九四九年七月十日
延安同志进城后，我与曹力如同志接触较多。经常向他反映情况和请示问题。在我离榆林参加进军宁夏前和他相处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中，他给我的印象是极深刻的，是我永远不能忘的，他满腔热忱，开诚相见，和蔼可亲，平等待人。他对我关怀备至，毫不见外，亲切教诲。跟他在一起，我总是感到热乎乎的。他对左世允，态度上是尊重的，但是坚持原则的，是耐心说服的。他在处理榆林问题和二十二军问题上，完善妥当，合情合理，深得人心，使人心悦诚服。我从他的身上，开始认识了党的某些特质，使初参加革命而且抱很大怀疑态度的我，从感情上对党有了接近。那年冬，我在定边，听到力如同志的噩耗，不禁哀伤泪下，惘然若有所失者数日。
六月一日，由张达志、吴岱峰同志率解放军警二旅四团、六团和榆林分区部队三十九团、四十团，以及刘长亮、黄罗斌等同志进城。解放军进城后，我即移交了由二五七团守的东城城防。当时二十二军中，往包头方面逃走的，三三两两，每天都有若干，甚至还有成班成排携械走的。城门守卫部队及卫兵视若无睹，置之不问。我团里的一营营长屈绶章，某团一个排携械都是由北门走出的，我很担心那种状况继续下去，我想只有让解放军接了城防，那些想逃跑的人，就不容易跑出去了。经我向左交谈，南门、西门城防也相继移交了。独北门城防为左的内侄二五八团团长董正谊部所守，左不让交。我非常生气左的三心二意，时至今日，心犹不死，曾跟他进行了一次激烈的争论。我给他讲移交城防的必要性。我问他：为什么不移交北门城防?左说：留下一个城门，咱们方便些。我说，你想要干啥事，怕不方便，你作正大光明的事，那个城门都方便，难道你还想走?我将此情况反映给曹力如同志，经曹与左严肃谈后，北门才交出了。
在这期间，我给驻扎萨旗的军直工兵营营长和协华、连长郭瑞元、保安团团长朱宏高发过电报，动员他们参加榆林起义。和、郭二人是我儿童时代的同学，相交二十多年；朱宏高十几岁就跟我父亲当马弁，原以为他们都是不成问题，只要我一呼，他们就会应的。不料他们倒去了包头。
根据《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在和谈协议中，确定成立整编委员会，负责改编榆林二十二军部队工作。由西北军区派出委员三人(张达志、黄罗斌、朱侠夫)，二十二军派出委员二人(高凌云、鱼渤然)，主任委员为张达志同志，我为副主任委员，部队改编为西北军区独立第二师，党决定我任师长、黄罗斌为政治委员、李新国为参谋长、鱼渤然为副参谋长、赵斌为政治部副主任。于是我光荣地参加了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
一九八二年五月
《陕西文史资料》（第十三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