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第三十八军守备秦岭和撤退入川经过
施有仁
一、我从台湾返回汉中
一九四九年五月底，国民党第五十四军从上海逃到台湾。当时，我任该军第八师师长。这个师原是五十四军的主力师，武器装备较强(全部美械)，从上海撤到台湾后，和其他蒋军一样，几乎损失十之七、八。我在军长阙汉骞眼里，已失去信任，随之而来的是冷遇和白眼，再加上逃台蒋帮军政人员的堕落腐朽的丑态，使人感到窒息。
适在此时，驻在兰州地区的国民党第九十一军军长黄祖埙来电报，要我担任他的副军长，并许我到后挤掉该军新四师师长周嘉宾，由我兼任师长。因为黄祖埙是我在第二十七军四十六师时的老师长，所以欣然答应了他的要求。不久，国防部的准调令也到了，叫我由台乘飞机赴兰州该军驻地。将要动身的前两天，突然黄祖埙又来电报，说胡宗南要我到兰州之前先到汉中见一见他。
八月十一日，我从台湾起身，乘坐美国人陈纳德空运队的飞机，途经尚未解放的福州、厦门、汕头、九龙、广州、重庆、成都等地，八月十六日到达汉中。到汉中后，我住在旧友彭毅(汉中人，当时在胡部学生总队任职)家里。过了十余天，兰州解放的消息传到汉中，国民党第九十一军撤退河西走廊，再到九十一军已不可能。同时，在汉中的胡宗南集团的军政大员们，在扶眉战役失败后，心神不安，多数在做着逃川乃至逃台的打算。因此，我的心情更加沉重了，投奔黄祖埙的希望破灭了，自己和胡宗南没有什么交情，说不定随便把自己塞到个什么地方完事。在这风雨飘摇之际，继续为蒋介石做事，若无可靠的后台，真是杀头有份，贪便宜无门。
这时，我得知华县同乡刘孟廉(第三十八军副军长兼一七七师师长，后调升第二十七军军长)在扶眉战役负轻伤后，在汉中城内天主教医院里治疗，便前去探望。后来，胡宗南叫他介绍几个陕籍中比较干练的黄埔军校学生，以充任各级领导职务，他便提到我。胡宗南说我还在台湾，虽有电调，却未到来。他便把我已经来汉中多日的情况及住处告诉了胡。一天，胡宗南派吉普车来接我到他的司令部，初见面颇显得近乎，握手拍肩问好，并突如其来地说：“你不是华县人吗?你要早回来的话，你的家乡就不会丢失。”这种莫明其妙的谈话，真使人张口结舌，不知所对！
说什么丢失不丢失，我知道他卖的啥药。其实，在西北战场上，胡宗南一败再败，损兵折将，颓势已无法挽救。他的一些亲信、骨干，如第二十七军军长李正先、第十七军军长杨德亮、第三十六军军长刘振寰、第五十七军军长彭克定、第七十六军军长许良玉都在此时称病或借故解职。胡宗南不得不从残兵败将中找人接替，如第九十军(原军长陈子干被撤职)军长周士瀛、第五十七军军长冯龙是北平解放后被遣送回来的原胡部第十六军的两个师长；第十七军军长周文韬和七十六军军长胡长青同我一样，是第五十四军和由其他部队逃台后又调回来的。这些人无非是头脑糊涂的替死鬼而已。
九月初，一次胡请我吃饭，并征询我对安排的意见。我答应请上面决定。事后，胡即派刘孟廉告诉我，拟让我担任第三十八军副军长兼五十五师师长。对于三十八军我不熟悉，但道听途说地知道该军人事关系难处，特别是在同个别高级负责人的关系上。我推辞不去，但经刘反复劝说，我才答应担任副军长，而坚决不兼五十五师师长。后来，胡宗南又约见我一次，要我最好兼任师长职务，我仍然请辞，胡才派黄埔军校第六期毕业生、湖南人安鹏秋暂代，并嘱我对该师要多方照顾。此后，胡又派周士冕和彭克定向我暗示，要我到军后好好地掌握全军人事，不出十一月就让我接替军长之职。就我当时的思想而言，在台湾考虑呆不下去，回来也并不是要同共产党誓死为敌的，只想看情势变化，混日子。因而，对他们的这些规劝和暗示，也没多用心考虑。
二、守备凤县及撤退经过
第三十八军原辖五十五师、一七七师，军直属部队有一个人力输送团，并有山炮、通信、警卫各一个营。解放战争初期，孔从周率五十五师在河南起义后，胡宗南又派一师部队填补了五十五师番号，师长为胡的嫡系亲信、黄埔军校第五期毕业生、湖南人曹维汉。该师在扶眉战役中全师覆灭，师长只身逃汉中。五十五师之缺空，由安康一带地方保安团队改编而成的二二五师黄家瑄部替补，师长由黄家瑄担任。一七七师所属五三○团在扶眉战役被歼，团长王立志阵亡，胡宗南另拨新兵补充。该师兼师长刘孟廉于是役负伤后，师长即由副师长张玉亭升任。
第三十八军草草补充完毕，即奉命担任宝鸡市益门镇以南秦岭守备任务。在我尚未到职之前，听说该军曾奉命协助由甘肃入陕的马家军作战，派出的先头团还未越过益门镇，即接到左翼胡宗南部骑兵第二旅的警报，该旅骑二团关维藩部因兵力单薄，被解放军突破，并继续向益门镇以南东河桥村施行纵深突入，三十八军后方受到严重威胁。军长李振西急令出击部队跑步撤回，并令全军放弃守备，向南转进。当李振西乘汽车通过东河桥时，解放军的先头部队已在东河桥村打起来，好在解放军兵力不多，看样子是在执行威力搜索任务，故对南撤的三十八军没有穷追。当部队撤到凤县白石铺一带时，有了第二线守备部队第一军掩护，才开始收容军队，不久即转移到留坝县的禹王宫附近地区整顿。从此，胡宗南曾吹嘘为铜墙铁壁的秦岭守备阵地，被解放军轻而易举地打开了第一道大门。
约在九月中旬，李振西来汉中向胡宗南汇报秦岭撤退经过。嗣后，还来接我到禹王宫到任。途经留坝县县城时，李引我到第五兵团司令部晋见了裴昌会司令(裴昌会在全国政协出版的《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三辑发表的稿件《从撤出陕西到川北起义》中，说五兵团司令部在凤县，可能记忆有误)。记得那天，飘着小雨，使这小山城灰濛濛，有几分凄凉之感。见面时，裴和他的夫人以及兵团参谋长谢某均在座。我从来不认识裴，所以没有深谈。
我随李到达禹王宫后，除了到一七七师和二二五师看看，由专人作例行介绍外，奉李振西指示，去五十五师十几天。其原因是：五十五师自秦岭撤退后，师长黄家瑄托病辞职，正和安鹏秋办理交接手续。安鹏秋是胡的嫡系亲信，李振西怕他和曹维汉一样，不买李的账。其实，上下不和，越级笼络干部是司空见惯的事，如军长越级抓团长，师长越级抓营长等。这种风气在胡宗南部更甚，胡不但往往越过兵团抓军长，而且常常越过军长抓师长，尤其对三十八军这类杂牌部队更为严重，扶眉战役时期的曹维汉便是突出的例子。李振西就是借我这个陕西人的影响，抓一下五十五师，对安鹏秋也起一个制约作用。
果然，安鹏秋接任师长后，独断专行，与李振西闹对立。我心中实为不平，从各方面支持李，反对安，摆出一副主持正义和打抱不平的样子，因而虽来三十八军时间不长，但关系处得还不错。
十月上旬，第三十八军奉命接替凤县以北原第一军担任的秦岭守备任务，部队即由驻地迳开凤县。我和李振西乘汽车沿川陕公路赴凤县(当时凤县县址设在凤州)，经过双石铺时，到第一军军部联系，但军长陈鞠旅去甘肃两当县视察部队未归，该军副军长兼七十八师师长陈坚接待了我们，谈话中，才知我军要接替的阵地，大部分由该军的一六七师担任守备，师部驻凤县县城。我们即驱车到凤县，与该师师长曾祥廷很快完成了交接手续，因我与曾是黄埔军校第八期同一区队的同学，他毫不隐讳地对我说：一军将守备任务卸掉后，即全部开往四川。尽管如此，我仍然不知胡宗南已在实行他放弃秦岭撤退四川的计划，和李振西一起，做了本军防御部署：以一七七师的一个团(番号忘记)为右地区队，守备白石铺以东地区；以五十五师全部为左地区队，守备白石铺以西地区，川陕公路含于左地区队；以一七七师余部为预备队，控制凤县以东地区；军直属队控置凤县县城，军司令部设在城内县立中学。这时的右邻友军是刘孟廉的第二十七军；左邻友军是胡宗南部骑兵第二旅。
当三十八军部署完毕，除了继续加强防御工事，搜集解放军情报外，始终与占领黄牛铺以北的解放军处于对峙状态，没有发生过战斗。
在三十八军刚刚接替守备任务时，胡宗南曾向军部发布命令：对于国民党部队中流落在共产党辖区内的零散官兵，凡是要回来的，没有他的长官部的命令，一律不准进入防线。据我记忆，当时有许多在作战中被俘后释放和失散的国民党官兵，反共反人民之心未死，千方百计混出解放区和解放军的防地，有的甚至跋山涉水来寻找国民党的部队，结果吃了闭门羹。他们流散在黄牛铺至白石铺的川陕公路线上，弄不到吃喝，就把公路两侧的嫩玉米棒几乎啃个精光。比如：原三十八军军直人力输送团团长关志超，在关中时曾调任陇县县长，来到三十八军守备阵地附近多日，没人敢放进来，适逢我在第一线视察阵地时，看见了他，以私人交情放了他的行。触景生情，使我想起我在汉中时，在陕北作战被俘的整编七十六师师长廖昂逃到汉中，胡宗南当即把他软禁在南寺绥署训练团内，第二天用飞机押送台湾。对于胡宗南的做法，在我当时看来，总认为是绝情绝义、自损干城的，今天才觉得这是一切反动派穷途末路，众叛亲离的必然结果。
约在十月下旬，第二十七军将防务交第三十六军，由集结地洞口出发，经凤县沿川陕公路南撤。
十一月中旬，三十八军接到胡宗南命令，大意是在部队撤离之前，要相机对所防守地区实行三光政策，以增加共产党到达后的困难。所谓三光，就是把房子烧光，粮食物资抢光，壮丁和牲口拉光。军里接到命令后，考虑再三，觉得明目张胆地这样干，万一被解放军知晓，跟踪追击下来，岂不是自惹麻烦，自讨苦吃，因而对这个命令，没敢用文字传达，只是口头对团长以上当官的讲了一下。其实，这些当官的，也不尽是良心丧尽，也都深知造孽越多，罪过越大，因而谁也没有认真执行。
十一月下旬初，三十八军开始撤退。右邻三十六军也于此时撤退。三十八军指定的撤退路线是通过双石铺、酒奠梁、南星之后，即脱离川陕公路，循陈仓古道，经勉县北端的二湾街，再从勉县县城附近的菜园子越过川陕公路和汉江，复经武侯墓、胡家坝、铁锁关到宁强县县城集结。从南星至菜园子间的道路，穿越崇山峻岭，均系羊肠小道，车马无法通行，并且年久失修，行人稀少。对此，第五兵团兵站部已派人沿途征集民夫进行修筑外，胡宗南还指示部队尽量轻装，所有车辆、骡马、辎重、行李，可另行编组先期由川陕公路撤往宁强。
李振西接到胡宗南命令后，因为对参谋长阴成之和副参谋长姬溥不大信任，和我商量，由我拟就一个全军撤退的命令，大旨是：全军车马行李和军部人力输送团由军务处长张某(名字忘记)指挥，提前一天离开凤县，沿川陕公路、双石铺、褒城、勉县、五丁关，到宁强县城；第一七七师(欠一个团)在凤岭构成掩护阵地，掩护全军退却，待第一线部队通过凤县城后，即从留凤关进入陈仓峪，向勉县二沟街方向转进；第五十五师派出主力部队加强对川陕公路北端黄牛铺方向的警戒，掩护右地区队一七七师的一个团撤退，任务完成后，即随军撤退，并留一个营再占领双石铺以北阵地，掩护全军撤退。
部署停当，部队沿川陕公路经凤县城、双石铺、酒奠梁、南星附近转进。部队进行到酒奠梁时，军里命令五十五师那个营从双石铺撤至酒奠梁向北警戒，掩护全军在此集结。当五十五师部队全部通过双石铺后，军里又命令占领凤岭的一七七师南撤。就这样，全军逐次撤入陈仓峪，进展十分顺利，没有发生任何战斗和阻碍。进入陈仓峪后，即改为行军纵队，大体顺序是：军部、五十五师、一七七师，五十五师留一个营完成掩护任务后，为全军之后卫。
从陈仓古道至勉县菜园子，一路上森林茂密，路途也不象兵团司令部所说的那么艰难。大概是交通闭塞的缘故吧，国民党政权鞭长莫及，沿途人民还在安然生产。这对于看惯了人民流离失所悲惨景象的我，颇有世外桃园之感。
部队走了七、八天，到达铁锁关和宁强的中间地区集结休整，时间大约已到十一月底。
三、广元溃退经过
第三十八军刚到宁强，驻在宁强的第五兵团转来胡家南的命令，大意是：三十八军改归第七兵团建制，在此地稍事休整，即沿川陕公路赴四川广元归建。三十八军接到命令后，在宁强休息了一两天，即以正常的行军秩序，朝四川广元进发。
在行军途中，军部突然接到广元第七兵团司令裴昌会(裴昌会在前不久调任第七兵团司令；第五兵团司令由李文接替)的命令，三十八军立即派一个师在广元朝天关(即朝天驿)南北地区占领阵地，准备固守；主力部队即开广元城郊集结待命。军部接到命令后，即着五十五师留置在朝天关占领阵地；一七七师和军直属队迳开广元。部队全部开到广元一带后，军部就驻在广元的大华纱厂内。三十八军的一些高级负责人，除我之外，与第七兵团的高级军官如司令裴昌会、兵团参谋长李竹亭，还有处长李梅村等，都有深厚的交情，此时来来往往，过从甚密，应酬繁忙。既然我同这些人不太熟悉，再者，也可能他们把我当作胡宗南的亲信看待，表示疏远，我何必去掺掺合合，这也是人之常情嘛。巧在广元城内有我女人的四姨和她的姨父程培开设了一座小药房，我感到无聊时，就到那小药房内闲说闲扯，以为消遣。
在十二月中旬初，三十八军败退离开广元之前，大概是上旬末的一天下午，李振西突然在军部和我密谈。他告诉我裴昌会曾对他说，有人劝裴起义。裴说，他过去做过换旗子的事，那是在孙传芳的四十七师当团长时，脱离孙传芳到蒋介石的队伍中去了，不过那时，上边有师长王金钰作主，他说咋办就咋办，他要换什么旗子，我就换什么旗子，用不着自己出头露面。今天，要自己出头露面，带头做这事，的确有点难为情，因为过去喊蒋委员长万岁，喊惯了。现在突然改喊毛主席万岁，觉得有点碍口。
李振西谈到此，直言不讳地说，裴昌会是在探讨我的口气。我看，这两天情况不对，兵团司令部好象已经来了共产党的代表。咱们部队必须马上搬家，如果再和兵团部一块住下去，恐怕要出问题。
从李振西谈话的语气和表情看来，好象裴昌会从没有和李振西谈过起义的事，试探李的态度肯定是无疑的了。这使李振西感到突然。同时，兵团司令部一些高级军官和三十八军一些高级军官的相互来往，又使李振西产生了很大的顾虑，以致他竟不向裴昌会报告，擅自把军司令部和驻在城内的部队全部移到广元城外的嘉陵江西岸。
当时，我自己的思想不尽相同，但有某些相似之处。虽然蒋介石反共反人民的前途是黑暗的，令人悲观的，但我本人并没有反对蒋介石和脱离国民党的念头。因而，对于李振西的思想和举动，甚表同情和支持。
就在这天晚上，防守朝天关的五十五师阵地，受到入川解放军的攻击。因为该师是刚凑合起来的乌合之众，不论官兵素质和武器装备都很差，接触伊始，师长安鹏秋即电请军部派兵增援。李振西没有直接派兵增援朝天关，而是命令一七七师派遣一个营，占领广元城东侧的一线高地，以防解放军打下来。其实，这一个营的兵又顶什么用！
第二日拂晓，五十五师阵地中央被解放军突破。朝天关一带距广元城约四十华里左右，情况严重了。此时，李振西一面严令五十五师坚决抵抗，一面报请裴昌会，速作撤退部署。我记得当时裴昌会在电话里对李振西说：“广元是胡宗南的重要补给基地，粮食、军械弹药和军需用品储存很多，还没有来得及转运。你的部队未做有力抵抗，就将广元放弃，责任不小。你我都非胡的嫡系亲信，丢掉广元难免杀头。”李振西平时对五十五师师长安鹏秋就十分不满，安的确也不怎么买李的账。李在电话里气乎乎的说：“是胡宗南的嫡系五十五师不中用！丧失了朝天关，就是广元不保，我们有什么责任。现在情况紧急，希望你赶快撤离广元城，你不走，我走，守在广元的一七七师我要马上撤。”
裴昌会无可奈何，只好撤离广元城来到嘉陵江边。我和李振西在江边同裴见面时，裴还在叹气地对李说：“广元失陷，你我都是死罪啊！”李仍然态度强硬地说是他(指胡)的五十五师不行，责怪我们什么。李同时问裴，情况这么紧张，李竹亭参谋长为什么不见来，裴说李竹亭口称家眷拖累，留在广元不走了(李振西和裴昌会的对话，是我亲自听到的，时隔甚久，可能和原话有某些出入，但大意决不会错)。
因为兵团部撤退缓慢，待一七七师派在广元城东侧高地的那个营掩护城中部队渡过嘉陵江西岸时，解放军的步、机枪已经在河东岸响了起来。五十五师在师长安鹏秋带领下，由朝天关败退广元城南侧，争先恐后地西渡嘉陵江，零乱得不象样子。但该师张天祥团被解放军隔断，突围后逃到阆中县，旋又败退到绵阳南部之三台县，随驻三台县的国民党军队向解放军投诚。
第三十八军撤离广元后，即在兵团司令部后面跟进，向昭化、剑门关一带撤退，到达剑门关时已近黄昏。军司令部按兵团部署，将五十五师放在剑门关东西之线，一方面占领阵地，以阻击追击的解放军；一方面收容部队。军直属队和一七七师在剑门关与剑阁县之间的校场坝集结。兵团司令部在剑阁县城宿营。
翌日拂晓前三点多钟，五十五师师长安鹏秋电话报告说，解放军已突入剑门关，五十五师正在竭力阻击，不过部队相当混乱，情势严重。李振西接了电话，立即用电话向裴昌会报告情况。我记得李打电话时，心情极度急躁，而且很激动，说话时声泪俱下。我捉摸不定他是气还是怕。但裴昌会在电话里仍然是旧话新提：“剑门关天险，你竟然轻易失掉。胡宗南的大兵团，在川西尚未集结完毕，你却把后门给敞开了，你我的罪过更大了。你想一想，何以善其后？”李振西第三次用老调回答裴，这是他的五十五师不行，剑门关失掉了，我们有什么办法哩！现在前方情况很紧急，兵团部要赶紧准备撤走，我的部队马上要撤了。
通话完毕，李振西即下令通信兵将电话线拆除，即率领军直属队和一七七师循川陕公路向剑阁转进。校场坝北距剑门关约二十华里，南距剑阁约三十华里。当我们撤到剑阁时，裴昌会和兵团部的几个高级人员，在城西公路上见了李振西。裴李二人又谈论了一番丢失剑门关罪责非轻的话。此时，我才明白裴与李对话的真正含意是什么，是想让李振西起义，无非话不便直说，而采取了拐弯抹角的口气罢了。
至于被放弃不管的五十五师，又怎能逃脱被解放军消灭的下场呢！
四、接受和平改编前后
当裴昌会乘车走后，李振西对我说：“裴昌会心怀鬼胎，我们如果再跟上他走，会出大毛病。我们要和他脱离。”我毫不思索地答应了一声。李振西马上叫参谋在路旁展开地图，决定改走小道，由剑阁西部的柳树丫直奔中坝(今江油)县，而后西进安县。当我军的后卫部队通过中坝时，从甘南经青川县入川的解放军先头部队亦进抵中坝，双方略有接触。当时，三十八军残部逃跑心切，力求避战；看样子解放军也另有任务，南下去绵竹县境。我们得以迅速向安县行进。途中，两侧的山上忽然向我们打起枪来。李振西误认为是解放军的部队，准备下令部队从原路退回。我说，在中坝时，我们已和解放军先头部队接触过，现在退回去，岂不是投身虎口吗?我断定这是地方游击队，解放军的行动绝没有这样迅速，遂指挥警卫营向两侧山头攻击前进，并打了几发迫击炮弹。果然，游击队即行退去。
当我们行进到安县东北二、三十华里的地方，再不敢冒然前进，即用无线电与各方寻求联系。首先，收到裴昌会在绵阳发出的起义通电，并要求我们就地起义和及时向他报告三十八军残部的行踪。同时，电台还收到成都三十八军留守处的电报，电文称胡宗南已乘飞机逃台，成都的胡宗南部队已逃跑一空。这时已到十二月下旬。
李振西这时觉得抄小路赶到成都与胡宗南大兵团会合已成泡影，跟随裴昌会起义又非所愿，对我说：起义就是对蒋介石的背叛，也等于投机革命。共产党千辛万苦打下了天下，岂容我们坐分其肥。我们今天随裴昌会起义，就是二臣；结果，还得不到共产党的信任。
我那时很同意他的议论，研究结果，暂不回答裴昌会，部队转头向北。第一方案：经茂县(今茂汶羌族自治县)、松潘进入甘南，借李是甘肃人之便，招兵买马，以图再起；第二方案：如第一方案受阻，则折而东向，返回大巴山打游击。
方案已定，我们遂将三十八军残存的部队，包括一七七师、军直属队和五十五师跟来的一些零散官兵，重新编组。李振西当即决定将军部人力输送团、五十五师的零散官兵和军部警卫营、一七七师警卫连抽调的一部分官兵，拼凑为两个团(其实没有多少人)，编成五十五师，调一七七师副师长陈俊英任师长，一七七师团长林树梓升任副师长。
编组完毕，我们就转头北进，几乎每天晚上宿营时就接到裴昌会敦促起义的电报。我们怕暴露自己的企图，电报全部压下，没有回复。当部队到达北川县和茂县之间的土门镇南面时，山上积雪很厚，部队攀登很困难，下山时溜滑异常，骡马滚进沟里不少。等到部队全部上了山，天已昏黑，来不及下山，只有在山上过夜。除了我和李振西找到个草棚外，所有官兵均在露天过夜，再加上饥饿和疲乏，下级官兵怨声载道。好容易翻山到了土门镇，据老百姓说，要进入甘肃，还需翻更高的雪山，这就大煞了我们继续北进的勇气，再加上山高沟深，人烟稀少，给养困难，部队不得不在土门镇一带停止。
此时，裴昌会连连拍电催促起义。同时，在成都的一些同三十八军有老关系的人士如姚国俊(前三十八军军长)、王友直(原国民党西安市市长)也来电相劝。这时，李振西同意给裴昌会复电一次，拟电稿时曾和我商量过，电文大意完全和裴昌会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三辑发表的《从撤出陕西到川北起义》一文中讲的一致，尽是些讽刺起义，崇信国民党反动派的话。此外，还有三十八军当时在成都的军需处长刘泊儒也经常来电规劝，并说习仲勋、赵寿山等对三十八军期望甚殷。
李振西和我，思想虽然不通，但前途明摆着：北进甘南，部队已溃不成军，士气大挫，是绝对不可能的；东去大巴山打游击，也是空想，是做梦。共产党还对付不了这群残兵败将！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放下武器，对于我们这些长期受反动教育并且反共意识很深的人，是多么不容易!我俩商量决定，打电报叫刘泊儒处长从成都来土门镇一趟，以便探询究竟。
约在十二月下旬末，刘泊儒处长克服了极大困难，跋山涉水来到土门镇，说明了全国形势和党的政策，并答应部队投入人民怀抱后，把胡宗逃跑前发给三十八军薪饷折合的四百多两黄金全部发还。刘处长的到来，使我们思想有了转机，知道了共产党的政策和当前的形势，疑虑也消除了许多，但法西斯思想，还禁锢着我们的头脑，不愿意做所谓的二臣。因而决定，让刘泊儒回成都和解放军交涉，说明我们可以缴械，但不起义。部队交出后，准许我们回家务农，不要强留我们学习和工作。
刘泊儒回到成都后，将我们的意思向贺龙司令部做了说明。不久，裴昌会即转来贺龙司令员的电报，大意是：三十八军准按和平解放北平傅作义部之先例，即日开至北川县接受和平改编。这封电报接到不久，部队正准备行动，又接到裴昌会转来贺龙司令员的电报，内容是让三十八军经茂县、汶川开至灌县接受改编。
李振西为了避免行军途中和解放军发生误会并易于接头起见，电请裴昌会派兵团部李梅村处长先期到灌县，同解放军接好头，而后到灌县至茂县途中接引部队。裴昌会复电应允。
部队于一九五○年元月上旬初开始行动。因为当时我们对解放军多少还有些疑惧，为策应万全，故令五十五师首先推进于茂县以南地区，弄清情况，站稳脚跟，掩护剩余部队出茂县。而后，仍按上述行军部署，逐步向灌县前进。
当五十五师先头部队进至茂县南三十华里左右的一个镇子时，发现解放军部队向北开来。五十五师立即占领阵地，严加警戒，并打电话向驻在土门镇的军部报告。军部除命令该师严加警戒外，并派人同解放军联络，说明我军已按照贺龙司令员命令，开往灌县接受和平改编。当时，我们认为解放军就是来打我们的，所以叫解放军不要北进。但解放军部队的人说，你们既然奉命去灌县接受和平改编，你走你的；他们北上是执行别的任务，他走他的。一面要挡，一面要走，争执不下，发生了战斗冲突。
灌县通茂县的道路，位于泯江沿岸的狭谷内。五十五师因有准备，占领的阵地又较高，而解放军纯系行军姿态，毫无准备，战斗打响，解放军伤亡较大。因此，解放军即部署部队向五十五师强攻，很快把五十五师压到茂县东侧一线高地。战斗继续进行，解放军的攻势有增无减。五十五师眼看招架不住了，师长陈俊英连向军部呼救。李振西此时慌了手脚，拟将五十五师撤至安县。我认为这样做会可能发生更大误会甚至意外。因为已经发现有个别团、营长不愿意放下武器，接受和平改编，而是想把部队带走。我和一七七师师长张玉亭想方设法进行劝导或压制，如果部队一撤，这些人怎能不乘隙闹事。因此，我征得李的同意，到五十五师摸清情况，然后再做决定。临行前，我还嘱张玉亭注意掌握部队。
我赶到五十五师师部后，即令前沿官兵向解放军喊话，要求双方停火。另方面用地方的电话通过国民党茂县专署代向解放军说明我们的意向。这样，枪炮声渐稀，解放军叫我速派代表去茂县城协商。经和李振西商量，派五十五师副师长林树梓为代表去茂县城内。不久，林树梓打电话说解放军要求为了郑重负责起见，须由军长或副军长来茂县协商。我当即打电话征得李振西同意，带了几个卫兵来到茂县，住在茂县专署，随即与解放军某团长商谈，解除了误会，并口头协定：为了避免今后再发生事端，三十八军在茂县放下武器，再开往灌县接受和平改编。商谈之后，我即令五十五师副师长林树梓回军部报告会谈结果。我仍然住在茂县城内等候部队到来。
元月十一日，三十八军全部来到茂县，把武器全部交给驻在东关的解放军，我也派卫兵将携带的武器送到东关。交械的秩序尚好，只有极少数人思想顽固，把武器破坏了。
部队交械后，即继续南开。沿途情况和以前部队向茂县北进时截然两样，沿途群众来来往往，笑脸相迎，不少羌族同胞给我们送粮食。
元月十五日前后，部队到达灌县。解放军第六十二军一八四师师长林彬将三十八军营以上军官请到他的师部吃饭。这时，李振西被裴昌会接到成都。对于三十八军的部队进行了拨编，士兵全部分拨给六十二军所属各部队；排以上军官约三千人分别编入解放军第十八兵团的临时训练机构。不久，即由我带队，解放军第一八四师派参谋韩某协助，经郫县、新繁，开到广汉第六十二军军部。军政委鲁直接见并请我们团以上军官吃饭。而后按校、尉级别编拨，其中将师参谋长以上军官九人(不包括李振西)用汽车送到成部，在解放军第十八兵团高级研究班学习。从此，我们彻底结束了反共反人民的生活，走上了新生的道路。
一九六二年九月
《陕西文史资料》（第十三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