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鸡申新纺织厂史》(第六章 工人状况 三、矛盾与斗争)
萧尹
在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依靠雇佣劳动进行生产的条件下，人们由于经济利益、经济地位的不同而分成等级，形成阶级。工厂里充满了矛盾。申新也不例外，工人与资本家及其代理人之间、工人与管理人员之间、普通工人与技工之间……都因经济利益的原因发生过这样那样的矛盾、冲突，这一切都属于阶级矛盾的范畴，严重的表现为阶级斗争。
但是激烈的阶级斗争只有在工厂主加紧了对工人的剥削和统治，工人又具有进行斗争的各种条件时，诸如罢工等形式的激烈的斗争才会发生。
在宝鸡申新纺织厂，抗战时期除了局部的少数工人曾发生过罢工、怠工事件外，没有发生过全厂性的罢工。这是与抗战时期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国内阶级冲突暂居次要地位，各地罢工事件普遍减少的情形相一致的。
抗战时期，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国各阶层人民的共同敌人。同时，国民党顽固派不断发动反共高潮，镇压民主运动，申新无辜群众往往遭受迫害。
国民党政府规定，工厂内发现可疑情况必须迅速报告，不得隐匿。1942年6月，申新厂方发现宿舍勤杂工陈晋侯与童工结拜弟兄，有“红贴”一张，又查出一个“符号”(徽章)，即报告警察局十里铺分驻所。25日，陈晋侯等2人被国民党特工人员拘捕。
1943年，蒋介石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命胡宗南军队45万人包围陕甘宁边区。在国民党统治区大肆搜捕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镇压人民。11～12月间，国民党陕西省的军警特机关进行了一次“关中大逮捕”，大批无辜群众被诬为共产党“嫌疑”遭到拘捕。
12月14日，在宝鸡进行“大逮捕”。宝鸡警备司令部召开“党政军特种汇报会”，宣布西安方面带来一个名单，须即日逮捕后送西安处理。对宝鸡各机关的逮捕对象名单相互保密，当天即行动。
申新纺织厂铁工厂工务员吴本涛和9名工人遭到逮捕。
申新的10名职工被逮捕后第二天，厂长蒋叔澄和副厂长李统劼、总务课主任章则汶前往宝鸡城内洪帮头子李樾村家，请其想法保释职员吴本涛，并会见警察局长。他们回答说这次是西安长官部派人携名单来宝鸡逮捕的，宝鸡方面无权释放。他们介绍申新厂方到西安营救。厂方派总务课主任至西安交涉，翌年1月20日吴本涛被“讯明开释”。
警察局的便衣将被捕的工人带到宝鸡，要他们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工人们什么也不知道。特务警察说：“你们不承认就到西安去对证。”把他们押送到西安。西安的特务分子说：“你们不是共产党，敢对证吗?”工人说敢。但也一直没有让对证。
这些工人被管押在“西北青年劳动营”，受到迫害，几个月后才被释放。
抗战胜利后，申新职工们仍然是军警特务监视的对象。
1946年11月，国民党军队陆军七十六师司令部谍报组称申新厂内有“奸匪匿迹”，为“防患未然”要派遣4名特务常住厂内进行秘密侦察。厂方不同意。该师便衣队头目大怒，说“非要踏破申新大门不可!”厂方只好答应。4名“谍报组员”由厂警队队长李鹏九陪着，住了一星期后，经厂方与其组长交涉方撤走。但军方又提出改变派遣方法，由“谍报组员”化装成“下级工人”进厂充当清洁工或茶役，进行“秘密侦察”。
宝鸡的国民党军警机关和特务组织还放出空气，说申新厂内有400名“可疑分子”潜伏，借以派遣便衣特务进入厂内寻衅。1947年和1948年，国民党军警还几次拘捕申新工人。
工会及其他结社活动 申新工人最初没有任何团体组织，也没有工会。
1943年1月，国民党宝鸡县政府社会科命令申新纺织厂筹备成立“宝鸡县纺织面粉机器产业工会”，并在申新举行了两次筹备会议。直至8月11日，“产业工会”才正式成立。这个工会是宝鸡县的，也是申新的，除此之外申新没有另外的工会组织。这个工会的理事、监事等均由申新纺织厂职员兼任，工人们称这个工会为“先生工会”。据称“先生工会”共有会员3845人，其中女工会员515人。这个“工会”只不过是厂方为了应付当局拼凑而成的一纸名单，既没有办事机构，也极少有什么活动。
直到1948年6月，布场工人罢工要求另选工人代表，成立新工会。国民党陕西省社会处等机关才命令对原工会进行改组，成立新工会。按新《工会法》须按行业分别成立产业工会。于是，原“宝鸡县纺织面粉机器产业工会”撤销。
1948年4月24日人民解放军一度攻克宝鸡，申新厂方逃离宝鸡，留厂职员选拔了蔡青云等9人为“工人代表”。这些人都是技工，地位比较高，不能代表纱、布场一般工人说话，在同厂方“谈判”中也不大提意见，谈判签字后又不向多数工人传达，因此引起纱、布场工人的不满。
国民党陕西省社会处和总工会组成的“慰问团”专员、主任等答应工人要求，但要求工人先复工，然后选派代表进行谈判。为了能使纱、布场工人接受这个条件，“慰问团”专员、主任要铁工厂不久前自行选出的工人代表去做“劝说”工作。
“慰问团”来宝前，铁工厂部分工人闻讯，即秘密推选新的代表。据说选举时“每人按了指印”，是“自下而上”选的。他们是翻砂工张守福、车工于兆河、钳工孟繁德、白铁工贺世居、钳工阎秀峰、装配工雷清河、陈英杰等7人。
铁工厂的7名工人代表全体出动，劝说纱、布场工人复工。纱、布场工人于8时左右复了工。这次罢工共一个半小时。
铁工厂的工人又分别到纱、布场各部组织推选代表，选出包括粉、铁、纸各厂在内的代表37人。这些代表同慰问团和厂方进行了一夜时间的谈判，就对“四·二二”事件的善后处理达成了协议。他们回工场向工人传达谈判结果，工人们同意了。国民党官方的“慰问团”专员、主任事后作出结论，认为这些代表“尚能代表多数，经一夜观察，也不致有政治背景也”。
在这次成立新工会的选举中，以原动部领工王海康为首被称为“无锡派”的工人代表落选。布场28岁的钳工、河北静海人崔砚田被选为工会理事长。
选举采用无记名投票“混合”选举。
8月8日，“申新纺织产业工会”成立。
同时，福新面粉厂、申新铁工厂、宏文造纸厂也成立了产业工会。面粉厂修机工孙维俊、铁工厂钳工阎秀峰、纸厂制浆工金宝琦分别被选为各厂产业工会的理事长。
据称4个厂的产业工会共有会员2900人。
所有这些“选举”、“成立”活动都是在国民党陕西省社会处等机关的监督下进行的。社会处专员还派洪帮头目、维勤纱管厂副经理担任申新4个厂产业工会的“工运指导员”。
四厂产业工会成立了联合办公处，宝鸡县社会科和总工会又将他们的干事派来充任秘书等职。
四厂产业工会不但工作人员由县总工会人员担任，而且要在厂方许可的范围内活动。1948年10月，申新厂方向产业工会联合办公处提出：“任职工会之工友往往未经许可擅自离厂，贻误工作、乖乱秩序”，要求他们“未经准假切勿随便离职”、有事须“于事前与主管者洽定然后准依工会职员服务规则办理”……
11月，申新厂方又以公函形式向四厂产业工会传达政府当局的规定：“工会活动不得影响工厂生产”，“各厂得按照其厂规严格管理工人”。同时明确规定每个工人每日的生产标准。
产业工会在国民党政府、申新厂方及厂规的重重管制下，它本身尚不能自主，也就更谈不到能为工人办多少事了。
申新等4厂产业工会成立后所做工作无非开开理监事会议，作出议决后“函请厂方协助办理”而已。产业工会曾准备筹设补习学校及识字班，要求厂方协助办理；还讨论过：“纺织厂车间棉毛尘土横飞，空气异常恶劣，影响工友身体健康”，函请厂方发给口罩一个。
1948年9月国民党政府下令冻结工资后，“物价波动甚烈”，厂方对领4斗以上米贴代金的工人改发实物，普通工人有家属者“生活艰苦异常”，纷纷到产业工会请求设法救济，产业工会即函请厂方半价售给面粉一袋。厂方要他们注意“共同遵守法令”，于是即无下文。12月，4厂工会的理监事又要求厂方提前发放年终奖、增加夜班费，并要求派员“清查”家属工房……这些，都只能是“函请”、“要求”。如果厂方不予理会或以“整个情形”搪塞，产业工会的理监事们就束手无策了。
1948年9月，崔砚田同宝鸡、西安各工厂工会的10多人被调往南京参加国民党的“中央社会工作训练班”受训，为期一个月，受训的中心内容是国民党之劳工组织法，结束时发给《工运干部手册》、《工会法》等。由此看出，国民党采取各种办法在工厂中成立由他们控制的“工会”组织，将工人运动纳入反共的轨道，为官僚买办统治集团服务。
纺织厂工会理事长崔砚田仅有小学文化程度，性格粗鲁，从南京受训回来后更加趾高气扬，要指挥一切，动辄大发雷霆之怒，人称之为“崔大炮”。为时不久，他的同伙和支持者也相继离去。
解放后，4厂产业工会即结束，它从产生到结束仅仅存在一年多一点时间。
申新工人中有一些参加了清帮和洪帮。清帮也叫青帮，原是清代民间秘密结社，传说起源于明代，后为清政府承办南北运河漕运。海运发展后，其成员即在津沪等地和长江下游其他通商口岸流为游民组织，曾被袁世凯、蒋介石利用反对革命。抗日战争时期，其组织又为日本特务机关利用。
洪帮又称红帮，因明太祖年号洪武，故对内称“洪门”，也是清代民间秘密结社组织。其支派有哥老会等。辛亥革命时期，其中有些参加过多次起义，但后来多为反动势力操纵和利用。
清帮和洪帮成员多数是农民、手工业工人、城乡劳动者和游民。抗日战争时期，清洪帮在宝鸡有了发展。工厂工人的成份与之相近，这是清洪帮组织得以发展的基础。加上动荡的社会环境使工人没有安全感，他们希望有一种力量能保护自己。这应当是一般工人加入帮会的主要原因。
1948年前后，“一贯道”在申新工人中传播。申新职工中只有极个别的下级职员参加，大部分为工人，人数达400余人。
“一贯道”又名“中华道德慈善会”，初名“东震堂”，起源于山东。后来有个叫路中一的承办道务，取《论语》中“吾道一以贯之”改名“一贯道”。1925年路死后由张光璧继承。抗战时期，张光璧投靠日本帝国主义并为其效劳。
1944年9月，国民党陕西省政府曾下令宝鸡县府查禁“一贯道”，称其为被敌利用之间谍工具，并说“其组织一路已由平绥各地向我西北开展”，“分派谍人潜赴内地搜集我方军政情报”，且已蔓延川、鄂、秦、陇……9省等等。
1949年6月，国民党宝鸡县政府和警备司令部又下令对“一贯道”取缔、解散。
但实际上“一贯道”在日寇投降后又被国民党控制和利用。
“一贯道”在工人中之所以能够传播，主要是利用工人对不间断的战乱生活的恐惧心理，用“消灾避难”的一套假说欺骗、蒙蔽他们中尚迷信的人。
申新厂方不许工人参加任何道门和组织，但“一贯道”在秘密发展。参加“一贯道”要交道费、要参加各种迷信活动，使工人深受其害。
人民政府成立后，“一贯道”才被彻底取缔。
申新工人中结拜兄弟者不少。女工中也有认干姊妹的，厂方对此也是禁止的，但这些结拜活动十分秘密，无法禁绝。
按说，结拜兄弟是工人真正的结社组织，虽然它的范围很小。结拜兄弟是封建社会农民和手工业者的风习，它打破血亲关系的界限而使志同道合的人们建立起互助互爱的关系，以求在社会上取得生存地位。这表现了小生产者、破产农民等下层社会群众的意识和需求。
申新工人的成份有使结拜风气滋长的条件。申新工人的文化程度和文娱生活也使《三国演义》、《水浒》中“桃园结义”、“梁山聚义”之类故事为大家所熟知。工人要学刘、关、张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这种社会的、经济的、文化的各种因素决定了工人的行为，否则就无法理解为什么这种现象只发生在贫苦群众中而极少在资产者中间见到。资本家相信的是资本，企业家相信的是经营术。只有涸辙之鲋才需要相濡以沫，只有生活难以保障的下层劳动人民才需要互相救助。“普天之下皆兄弟”曾经作为国际工人运动的早期口号，也应当是同样的原因。
一般地说，结拜兄弟没有政治目的。但是这种风气往往造成工人中的小圈子。有的形成“一把子”并由自卫、“打抱不平”而发展成为欺负别人、打架斗殴的集团。“不然上河滩!”是申新一些工人要打架时常说的话。这种产生于封建社会的风气是与现代工业无产阶级的阶级团结不相容的。
至于说申新工人中有“七十二弟兄”、“三十六友”、“一百单八将”等，都不是实有其事的，多是套用人家的江湖词语随便吹嘘罢了。
几次罢工斗争 1940年2月11日，栈务工人提出“告退”。这是由两名工人为细小事情发生冲突引起的。2月10日，栈务课一名小工与保全课一小工在食堂发生口角，以至动武殴打，并损坏碗筷，糟蹋了饭菜。
厂方以栈务科小工首先动手打人，扰乱了公共秩序为由，根据厂规予以“斥革”处分；同时对保全科那个“出言不逊”的小工作了罚工处理。事情即如此暂告结束。第二天，即2月11日，栈务科全体小工14人同时声明“告退”。厂方向这些工人“详加解释”并作“个别谈话”，于是，其中8名放弃了告退要求，表示愿意继续在申新工作。厂方将其余6名坚持不干了的工人解雇；同时备文向警察局作了报告，称“此次事件突然，综按事实前后经过，显有奸人从中煽惑，肆图扰乱后方”。对被解雇的6人，厂方说“恐若辈离厂后受人煽惑，再图滋事”，要求警察局“迅予传讯究竟，免贻后患”。
这次罢工事件人数少，范围小，又在建厂初期，所以对全厂工人没有大的影响。同时，这次罢工纯系为生活细故引起的纠纷所致，不是为了经济的，更不是由于政治的原因。工人仅仅是用“告退”表示对厂方处理生活纠纷的方法等表示不满，远非有组织的工人运动。
申新没有发生过政治罢工，即使经济罢工也只发生过一次，那是在抗战胜利以后了。
申新纺织厂1946年1月28日纱场工人因厂方扣发年奖而进行罢工。这是车间纺织工人第一次罢工，也是申新最大的一次罢工事件。这次罢工是在全国各地工潮迭起的背景下发生的，蔡家坡和西安的工潮对申新有直接影响。
1946年春节前，厂方向工人发放上年年奖时，决定将“强迫储蓄”数额增加一成，即比以前多扣20％，共扣发50％。
申新厂方扣发年奖的目的是为了防止工人离厂、跳厂。当时正值抗战胜利后，工人回老家者很多，劳动力更为缺乏，工人流动性亦大。申新厂方把工人年奖这笔较大的收入扣存厂内，想以此缚住工人两只脚。
1月28日，厂方向第一纱场工人发放扣后剩余年奖引起工人不满。到夜班，细纱甲班上工发放时，女工们即停车要求全部发给。车间管理员即打电话告知厂长蒋叔澄和工务主任李启民。他们二人到车间进行“解释”和劝说，工人们都不听他们的一套。李启民又说：“愿开车的站一边，不愿开车的站一边。”工人中没有站出表示愿意的，李启民强拉一两个小女工往愿开车的一边站，仍然无效。
这时有一名童工想出车间到第二工场和布场去串联，被厂警抓住了。厂警报告蒋叔澄，蒋命先关起来。但是别的工人想出一条妙计，让一名小童工钻进纱包，用小车把他推出了车间，于是，罢工的消息传到了第二纱场和布场。这两个车间也响应。他们提出同样的要求，并纷纷离开车间向第一工场聚集。
一工场的工人坚持不开车，一名管理员站在车上向工人大声“解释”，却无人听从。厂长见车间里聚集的人越来越多，感到无法扭转，就用电话告知瞿冠英和李统劼。三个厂长知道当夜已无开车的希望，就叫宿舍管理员劝工人回宿舍去“休息”。
第二天，工务主任到宿舍对工人讲话，要工人们开车。工人提出把关到警卫室的工友放出来。厂方只好将被关的那个工人放出，然而工人们成群到申福新大楼前广场上，包围了办公大楼，群情愤激，向办公室窗户上投掷石块，把大楼南面玻璃窗几乎全部打碎了。许多工人一直打进办公室，经楼上的杂务工劝阻，他们才退到广场上。
瞿冠英、蒋叔澄、李统劼见此时劝工人开工已不可能，即让工人回宿舍去。他们觉得这已经形成罢工，应向政府报告，就用电话报告县政府和警备司令部及专员公署。警备司令部即派国民党陆军第七十八师特务营二三十名士兵进厂“保护”。下午，县长杨炳南、警察局长王孟博等也到申新“处理”。
在这些人研究对付方法时，总务组副组长章映芬建议以区党部名义试行调解解决。章映芬到工人宿舍召集工人开会，工人们提出4项要求：1、扣发的红奖全部发给；2、增加工资；3、不得开除工人代表；4、年初演戏照常。章映芬当即答应“保证不开除代表”。
章映芬将工人的要求转告蒋叔澄。蒋认为这4条都可以谈，但增加工资须于开工后到其他厂调查，得有增加的根据方可。他要工人迅速选出代表商谈，工人没有推选代表。
于是厂方即出布告，表示接受工人要求，将扣发的年奖全数发还。但工人仍不复工。
这时瞿冠英正同县府的人商量对策。他们都认为必须把带头“调皮”的关起来。蒋叔澄就叫工务主任向各管理员要“调皮”工人名单，选定12人，用厂里大卡车押送到县政府。
县长和警察局长又分别向工人训话，进行恫吓，结果当天晚上开工。
3月1日上午，乙班工人又罢工，停工两夜，使厂方受到很大损失。工人用打慢车的办法怠工。工务处布置将马达罗丝配齐，扣紧马达，使之不能自由移动，这样工人就无法打慢车。但上夜班时有些工人鼓动大家“开花”并关车，管理人员劝阻也无效。厂方又报告县府，宝鸡县长接到厂方报告后即同警察局长等飞速赶到申新，招集工人“训话”。将“不守厂规之工人”杨广生等4人拘捕关押。
申新厂方将“好滋生事端”的工人焦细炳、袁新学、赵早儿、张南顺等9名开除。工人们只得复工。
在“一·二八”罢工中，工人提出的要求主要有3条：
1、年奖全数发给工人；
2、要求发给“胜利奖金”；
3、增加工资。
其次，工人们还提出了一些生活方面的意见和要求，厂方认为只不过是“枝节问题”、“细小事情”。内容如下：
1、工资应以工作成绩为标准，不应以管理员凭自己的印象喜欢谁还是厌恶谁决定；
2、要求请病假时只能扣工资，不应扣布贴；
3、不得随便处罚工人，不得体罚；
4、车间职员往往根据组长等不确实的汇报虐待工人，尤其每年10月份以后对工人更不客气；
5、不得随便开除工人，守卫不得随便关押工人；
6、有病请假不应不准；
7、对有病工人的膳食要改善；
8、工人平时膳食太差，米饭常常没有蒸熟，还不准工人讲，讲了就不给吃；
9、工务先生不能随便进女厕所检查。
厂方对工人们上述要求大部分接受，有些认为是“误会”，厂长在工务会议上作了解释。其中主要的“年奖问题”完全按工人要求办理，全数发给；工资自2月1日即增加；“胜利奖金”按其他工厂有无决定。蒋叔澄说：体罚应绝对禁止，打手心以后不再应用。仅用罚金办法。他又说，至于虐待工友，似无；且从未有闻。“10月后更不客气”，此系工友自身心理作用，并无如此现象。关于改善有病工人膳食问题，蒋叔澄回答说：“现在病工已用职员饭，似并不恶劣。另外冬季饭菜易冷，这一点再设法改良……”工人提出平时膳食太差、饭有不熟的情况，蒋叔澄说：“此点从未发觉，但也应竭力注意。”
“一·二八”申新工人反对扣发年奖的罢工是申新纺织厂最大的一次罢工。厂方也承认这次罢工“创了申新在宝开厂以来的新纪录”。工务主任承认罢工是厂方“处置失当”所致，并认为由此可以看出：工人对厂方的不满并非一日，而是“心中早就积有郁闷”。
这次罢工的目的达到了：红奖全数发了，工资增加了，其他方面也有所改善。
1948年除夕，布场工人不愿意在大年三十做到天明，于晚上七八点时，乘管理人员到办公大楼领特奖时关了车。
运转股长忽然听见布机声顿时消失，急忙赶到工场，只见工人们都拥到布场外面。他一到即被工人团团围住……
这时忽然有枪声从不远处传来，工人们立即回到车间内。
两三分钟后枪声停止。蒋叔澄已用电话告知瞿冠英等。他们都从山上下来了。运转股长向他们报告了工人的要求。瞿冠英等估计强迫工人不会有效，即宣布半夜饭以后停车，事遂平息。
后来厂方调查打枪原因，原来当时正是国民党军队的“冬防”期内，七十六师担任驻防，有些兵就住在铁路南厂里房屋中，厂门口也有他们的哨兵。当布场工人停车拥到工场外时，厂警队长沈权即赶紧向铁路南的驻军报告，驻军得讯即赶至厂附近鸣枪弹压。
这次是军警对空鸣枪恫吓工人，所以没有人受伤。
除此之外，申新纺织厂没有发生过更大的罢工，而1948年4月22日发生的流血事件则是另一种性质的事情。
不幸的“四·二二”事件 1948年2月，国民党胡宗南军队在陕北遭到人民解放军沉重打击，但仍调集兵力驰援洛川，伺机进攻。
人民解放军为了调虎离山然后予以歼灭，遂南入关中，出击西府，向宝鸡进军。
宝鸡时为胡宗南军队物资储藏基地，有许多军械、弹药及被服等军需物资仓库在这里。解放军攻宝，胡宗南不得不急调援洛军队回师关中。胡军疲于奔命，即被人民解放军各个击破。
在此前后，国民党在陕西各地大肆进行反共宣传，群众不明真相，十分恐慌。
3月，申新纺织厂奉县府命“疏散”，将部分职员和技工眷属迁至四川。至4月下旬，迁至成都、重庆的员工和眷属共计达900余人。而厂内生产仍继续进行，但人心惶惶。
4月22日，申新副经理瞿冠英前往宝鸡城内向银行筹措现钞，而银行均已撤离。瞿冠英即前往警备司令部询问情况，答复是要他们立即撤离。
瞿冠英即从宝鸡打电话给厂长蒋叔澄，要他们几位高级职员立即离厂。蒋叔澄忙于安排员工和家属疏散等事，至下午7时方与副厂长李统劼等决定1小时后离厂，并决定指派几名下级职员组织临时机构留守看管工厂。蒋叔澄通知警卫队长李鹏九派警卫护送自己。
李鹏九回庶务股后将此事悄悄告知某庶务员，该庶务员骂蒋叔澄平日对大家没有好处，建议不必管，并说今夜恐怕一宿也不算完事。
厂长要出走的消息被厂警传给宿舍里的工人。工人二三百人聚集办公楼前，许多人拥进会客室，谴责厂长不该丢下工人不管。
同时，厂警将大门锁了。工人中有人将汽车轮胎的汽也给放掉了。铁工厂职员也认为厂长撤离须征得工人同意。在这种情况下，蒋叔澄和李统劼只好决定不走，留下与大家共同应付。瞿冠英打电话催促，他们即答复不走了，请瞿先走，不必等待。
蒋叔澄召集各部负责人宣布不撤，共同维持，并要工人推举代表一起研究管理办法。但是工人代表始终没有选出。部分工人提出要发3个月工资的遣散费。蒋叔澄说厂中只有一期工资的现金，银行已经撤离，发3个月工资的现款无法做到。但是工人们不相信。厂长反复申述，又将会计课主任叫来证明。工人们仍然不答应。有的说：“申新这样大一个厂，只存这一点钱，谁相信!”于是双方僵持约一个多小时。
后来，厂长提出要到楼上经理室休息，六七十名工人也跟了进去，将他们二人包围住。这时有两名工人坐到厂长对面来，声明自己是工人代表。这二人不再提遣散费的事，只要求将厂中库存现金发给工人。蒋问你们怎样发?回答说：“这厂里就不要管。”此时，宏文纸厂的工人来问厂长，发遣散费有没有纸厂工人的。厂长回答说，如果发就都有。厂长于是对坐在跟前的那两名代表说明，可以将库存现金发给工人，但必须给全厂工人平均分配。而两名工人代表坚持：“今天夜里不在这里的不发。”厂长问今夜在这里的有多少人?回答说有1000多人。厂长考虑到尚有2000多人不在，明日来了如何应付?所以迟迟不肯同意。两名代表和在场的工人强烈坚持，直至深夜两三点钟。代表强硬提出：时间已经不早，必须立即这样办。
厂长蒋叔澄在群众的包围之中，又没有别的解决办法，便勉强应允，于是叫来会计课主任，叫将现金交给工人代表。会计主任问那两名代表：用怎样的办法发?在哪里发?每人发多少?领过了的如果又来领以什么做凭据?……代表回答说就在会计室发，将门关了，由工人代表在门上气窗将票子递出去。两个代表说：“至于发多少，我们自有办法。”会计主任同工人一起下楼到会计室去。两名厂长在楼上被三四十名工人看守着。
两名工人代表同会计主任进了会计室，后边数十名工人紧跟了进去。会计主任取出装钞票的麻袋，未及点数，就被乱抢了。后边的工人见状，便大骂前边的抢钱了，喊“打呀!”一时秩序大乱。
一名厂警慌忙跑去报告警卫队长，说工人将会计课抢了，要求开枪。李鹏九即去找总务课负责人请示，未找到，便自己到办公大楼。警卫要求开枪，李鹏九说：“可不要打，让我到前边去看看。”他挤进人群，大声喊道：“大家不要抢，排队按次序领……”
这时，在李鹏九身后十几步处一名厂警开了枪，接着其他厂警也开枪了。李鹏九取了个“低姿势”回头连喊：“别打，别打了!”枪声方息。工人全部逃散。
枪声响时，楼上的两名厂长几乎吓晕了，他们赶紧躺到楼板上，同时叫工人也躺下。
李鹏九上楼，只见厂长与工人都躺在楼板上。这时有一名厂警愤愤地对蒋叔澄说：“平时你把警卫不当人，现在谁管你!”李鹏九和几名厂警把蒋叔澄从楼上扶下出了厂。
他们至西闸口遇见警察局十里铺分驻所所长郝某，李即派其他警卫护送蒋叔澄去宝鸡，自己同郝返回厂内，至大楼下，见躺着一个被打伤的工人，未几死去。
第二天，李鹏九报告警察所长后，派人用席将死者卷了，埋于“申新义地”。
24日中午，张家村村民报告李鹏九，说面粉厂后有一被打死的工人，是张家村人。他们要求给些木板先将死者入殓埋葬。李鹏九通知材料股照办了。
事后查明，被打死的两名工人是细纱乙班工人李金玉和织布甲班工人张应魁。前者是厂警张清山打死的。有16名工人被打伤。
这，就是申新“四·二二”流血事件的经过。
“四·二二”事件是一次发生在内战时期的不幸事件。国民党的反共欺骗宣传是事件发生的根源。
申新厂长蒋叔澄对部分工人的要求未能妥善处置，作出的错误决定直接导致了事件的严重后果，应负主要责任。副厂长李统劼当时在场，对可能发生的事情不能有所觉察，加以阻止，实亦难辞其咎。
这次事件中个别工人以“代表”的名义提出的要求不能代表大多数工人的利益。即使与申新1946年初那次罢工事件中提出的要求相比，也不能相提并论。个别工人为了自私自利的目的，强索“遣散费”，绝不是工人运动的斗争形式。企图趁火打劫的厂警擅自开枪，制造了这次流血事件。这些情况都表明：无论其目的和采用的方式，“四·二二”事件都与现代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格格不入，不具备属于工人运动的性质。当然，这次事件终究是由于经济原因引起的阶级矛盾和阶级冲突。
在这次事件中，厂长蒋叔澄最后放弃了原则，答应了不该答应的事情，导致了严重的后果。事件发生后，蒋叔澄曾引咎辞职。
“四·二二”事件无论对工人还是对于厂方，都是不幸的。工人首先付出了昂贵的代价。1953年，人民政府以反革命罪判处警卫队长李鹏九死刑，厂长蒋叔澄无期徒刑①，打死工人李金玉的厂警张清山20年有期徒刑。
员工团结一致保护工厂 1948年4月23日申新负责职员离厂后，厂内只有3名留守职员主持。2／3的厂警也跟随南去。
24日上午，有名为“保队副训练班”的百余人进入申新厂内，声称奉县长命令到申新“布防”，并“维持”工厂秩序。这些人戴着“自卫队”臂章，首先闯进副经理瞿冠英的家，翻箱倒柜，见值钱东西就拿。申新警卫队闻讯即赶上长乐园劝阻。他们根本不听，并说：“共军来了，你们这些东西还想要吗!我们先给你们保存着吧。”申新警卫队的班长说：“你们这个样子，不成土匪了吗?”自卫队一名士兵掏出手榴弹说：“怎么，看我用这个扔你!”这个班长看管不了，便带了其他几个警卫悄悄走开了。厂警队长李鹏九闻知，即亲自带了几名警卫上山，见那些匪徒抢了东西满载北去，正向塬上爬。李鹏九见他们人多枪多，也不敢追赶。
这时又有几个地痞流氓带着张家村一些人，将厂西北角的围墙扒开两个缺口，拥进厂内，先抢职员宿舍。李鹏九派人通知警察局十里铺分驻所，该所长带了几个警察赶来，协助申新警卫队将那些地痞流氓驱走，从他们手中截获的被抢财物又被警察所长把不少拿走了。
这一天，申新厂内大乱，东头第三食堂的面粉和灶具、餐具被地痞流氓抢劫一空。
申新总务课曾通知厂警卫队由警察局分驻所指挥。25日夜，李鹏九带着几名警卫随警察所长到渭河南去了。
留守职员廖镜蘩等组织了15名青年工人作为“忠勇自卫队”，保护办公大楼。
4月24日，留厂的一些工人商量要成立个组织保卫工厂，运输股雇员刘均厚领头，另外有七八名工人响应。名称叫“纠察班”。他们撕了几个白布条，上面盖了物资出库时用的“副本”印章，再加盖刘均厚的名章，缠在胳膊上作为标志，又从仓库找出20多支坏枪，这样就有武器了。当天，纠察队员在厂门上站了岗，规定闲杂人不得随便进入厂内，没有证明任何物品不得带出。
当天夜里，解放军先头部队到达十里铺，来到申新厂内；留守人员陪他们参观了全厂，巡视了山上山下的地形。
次日早晨8时，解放军在俱乐部向工人宣传了共产党的政策，最后动员工人组织起来护厂。解放军召集全体职工开会，组织大家选出“护厂复工筹备委员会”，会后即组成了护厂纠察队。工人们纷纷报名参加，人数达到180人。护厂办公室把大家分为7个分队，分别布置了任务，规定了3条守则：
1、非本厂员工进厂须经允许方可入内；
2、出入厂门的物资须有总办公室的出厂证；
3、护厂队员必须听从总办公室的指挥。
当天晚上，解放军奉命撤出宝鸡。解放军的负责人起草了一个电报，交给留守职员、总办公室负责人钱芝青，要他发出去：“给你们汉口的经理。”钱胆怯地迟迟不敢接。
旁边的原动部领班、技工王海康接过来说：“我发，这怕什么。”电文大意是：“我们人民解放军到贵厂来过一次，打扰了，对不起。厂里一切都好，没有受到破坏。请你赶快回来主持整理。我们只没收四大家族的官僚资本，对民族工商业是保护的，不用害怕。”
解放军撤出宝鸡后，国民党军队返回，不断到申新索借粮物。自26日至28日，长乐园职员住宅连续被地痞流氓闯入洗劫一空，剩余笨重家具也都被捣毁。
一天，“保安团”二三十名士兵在一个叫“秦队副”的带领下冲进厂内，要砸开面粉厂栈房抢面粉。工人们闻声赶到，几十人将保安团围住，说再砸仓库工人就要砸他们的脑袋。“秦队副”见工人越聚越多，不敢逗留，悻悻地溜走了。
这时另一部分士兵与工人中的坏家伙串通，把钢丝车上的轴承卸下装了几麻袋拖走了。待护厂队发现，他们已跑了好几里路了。
护厂队4名队员骑了马紧追，其他20多名员工随后赶去。护厂队打了几枪，匪兵慌忙将麻袋扔下逃走了。
护厂队员把轴承全部夺了回来，还捡了几支被遗弃的“马拐子”枪。
4月30日，李鹏九打听知道解放军早已撤离，才在第二天回到十里铺。
第三天，李鹏九带领警卫到膳堂吃饭，许多工人痛骂他们“还有什么脸回来”，有些厂警低头不语，有的流眼泪。以后，他们只好把饭抬到山上去吃。
这一时期，即由警卫队和工厂护厂纠察队共同站岗、守卫工厂。工厂关闭，工人的生活成了问题，人们盼望着恢复生产。
5月31日，申四副经理瞿冠英和上海申新总公司的代表到达宝鸡。申新全体员工在斗鸡台车站欢迎。瞿冠英在欢迎大会上宣布第二天即复工。
1949年，解放军已经取得了决定性胜利。2月，人民解放军向陕西中部进军，连克铜川、耀县等城。4月23日，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陕西的国民党军队溃逃时，申新又面临被破坏的厄运。
1949年5月17日，人民解放军已控制了咸阳、西安，火车已不能开到斗鸡台。国民党军队的残余分子威协着工厂安全。申新厂方即组织职员和工人及警卫联合起来，成立“员工联谊会”，依靠全体员工团结的力量应付国民党军队的勒索和破坏。联谊会自5月18日起即代表厂方对内外行施管理权，收到良好的效果。以后局势平静，联谊会即于6月18日结束。
5月18日，人民解放军解放咸阳；20日，解放西安。宝鸡一带的国民党军队向四川溃退。21日下午3时，胡宗南军队的工兵破坏队到申新，要炸毁申新的发电机。申新职工闻讯，立即赶到原动部，将锅炉房团团围住，使破坏队工兵无法把炸药放置到电机跟前。同时，职工推派代表对前来执行爆炸任务的工兵耐心劝说，言明数千工人均赖工厂生活，工厂没有了动力，无异置数千名工人及家属于死地。工兵指导员感到进退两难，坠泪而去。
工人们从这天下午3点一直坐在锅炉房四周，通宵达旦，直到翌日清晨。申新发电机终于没有被破坏。
7月6日，解放军攻占距宝鸡45公里的蔡家坡。
12日，解放军发起总攻，全歼残敌于渭河河滩，并沿公路向西追击前进。
13日午夜零时，人民解放军如潮水从申新工厂门前经过，迅速攻入宝鸡市区。
十里铺地区一片寂静。申新上夜班的工人照常在工作，没有间断。7月14日晨，他们下班走出车间才知道：共产党已经来了。
宝鸡解放了!
人民解放军再克宝鸡，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建立。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注解：
①1987年7月，宝鸡市政法机关撤销了1953年对蒋叔澄的判决。7月27日，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法院代表宝鸡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告蒋叔澄无罪。9月3日，《宝鸡报》刊登了为蒋叔澄冤案平反昭雪的消息。
《宝鸡申新纺织厂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