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中皮影》第一章 关中皮影的生存空间——第一节 关中的地理人文环境与民俗戏曲传统
| 梁志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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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中，指中国陕西的关中地区，或称关中平原、关中盆地，其范围西起宝鸡，东至潼关，南倚秦岭，北临“北山”渭河纵贯其间，东西长约360公里，西窄东宽，总面积约3.9万平方公里，包括西安、宝鸡、咸阳、铜川、渭南五市及杨凌示范区。关中气候温和、地势平坦、河流纵横、土质肥沃，为陕西人口稠密、经济发达、自然条件最好的富庶之地，古时号称“八百里秦川”。“关中”之名，古已有之，《史记·索隐》韦昭曰：“西以散关为限，东以函谷为界，二关之中谓之关中”；《长安志》：居于函谷关(东)，大散关(西)，萧关(北)和武关(南)四关之中部，故称关中；《史记·集解》：“东函谷，南武关，西散关，北萧关”。函谷，即函谷关，在今河南省灵宝县东北；散关，即大散关，在今陕西陇县西北。现通称秦岭以北，黄龙山、桥山以南，潼关以西，宝鸡市(含)以东的渭河流域地区为关中。 考古发掘证实，关中是华夏古文明最重要的发源地之一，这里有数十万年前蓝田人和大荔人遗迹，有半坡文化遗址，传说中的华夏民族“人文初祖”炎帝和黄帝的族居地和陵墓都在关中地区。如果说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摇篮，那么称渭河流域的关中为黄河文明的摇篮，当不为过。远古关中，后稷教民稼穑，公刘继业以固，后民沿遗承习，好稼穑，务本业，重信义；因地近西戎，天高塬阔，生存所需，风尚劲勇，民皆习战。《汉书·地理志》称秦地(关中)“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习战备，高上气力，以射猎为先”。朱熹在《诗集传》中说：“秦俗强悍，乐于战斗”，“秦人之俗，大抵尚气概，先勇力，忘生轻死”。贾谊《过秦论》言及秦始皇“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敲扑而鞭策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余里……关中之固，金城千里”。《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时，四海廓清，宇内安宁，政治、经济、文化繁荣发达，以咸阳为中心的驰道通达华夏四面八方，“东穷燕齐，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滨海之观毕至”。《晋书·姚兴载记》：“古人有言，关东出相，关西出将，三秦饶俊佚异，汝异多奇士。”说的是函谷关以东地区，民风尚文，多出宰相；函谷关以西地区，即关中，民风尚武，多出将帅，可见关中尚豪义、重武侠的民俗由来已久。汉强唐盛之后，国家的政治经济中心东移，关中之地日渐衰落。数千年灿烂辉煌的历史，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留下了大量的文物古迹、人文景观——数以千计的古墓陵冢、残垣断阙、故桥陈仓、铜牛金马、玉雕石刻、石人石马、寺宇庙观、人物壁画、墓志碑铭、灿若奇葩，出于其间；也积淀了广博深厚的中华文化，且至今沿承。山川环抱，凭险有倚，为关中战略之优；农业发达，储粮养兵，为关中经济之优；人烟稠密，民尚耕战，为关中社会之基；民风淳朴，文化厚积，百技汇聚，为关中戏曲之蕴。关中地域人杰地灵，名人辈出，有史籍可考者数以百计：周之先祖后稷、公刘、古公亶父：西汉重要大臣冯唐、袁盎、董贤、伏波将军马援；公孙述、名士梁鸿、孟光；东汉重要将领窦固、耿恭、窦宪、班超、班勇、窦武、马腾；文学家史学家班彪、班固、班昭、马融、贾逵；水利家何敞、机械制造家马钧。唐李世民、李靖、于志宁、侯君集；北宋画家张舜民、名臣范祥；明代著名文学家、戏剧家康海、名士张确、吏部尚书王恕、左都御史温纯；清书法家贺瑞麟、李锡龄、理学家马理、教育家杨歧……关中自古以来亦为贾谊、李白、杜甫、白居易、王维、杜牧、李商隐、韦庄、柳宗元、范仲淹等大文学家所盘桓、称颂。周秦之起，汉唐之兴，华夏文明之昌，民族精神之盛，中华自信之慰，皆由关中而来。关中的文物古迹不胜枚举、兵马俑、大小雁塔、乾陵(武则天陵)、昭陵(又叫唐陵，唐太宗陵)、茂陵、姜子牙钓鱼台、周公庙、五丈原、黄帝陵、楼观台(道教圣地)、张良庙、龙门洞(丘处机修道之处)、金台观(张三丰修道之处)、华山，等等。关中境内有各类文物保护点2万余处，已公布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800多处，其中全国文物保护单位40多处，居全国之冠；境内馆藏文物50多万件，文物价值位列全国第一。 关中之地理环境得天独厚。中外先贤早就发现自然地理环境对立国安邦、社会发展、民俗风习的重要作用。《管子·乘马》云：“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材，就地利，故城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意谓一个国家国都的选址务必要考虑到水流及周围的自然环境。从地理条件优劣的角度来分析社会政权的兴衰，在我国古代典籍中多有记载。《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记述汉初刘邦欲建都选址时有臣进言：“秦地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卒然有急，百万之众可具也。因秦之故，资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谓天府者也。陛下入关而都之，山东虽乱，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此话既分析了关中地理条件的优势，又把由此引发的政治、军事、经济方面等诸方面情况联系起来。张衡在《西京赋》指出：“秦据雍而强，周即豫而弱，高祖都西而泰，光武处东而约，政之兴衰，恒由此作。”说明秦强周弱与地理环境有很大的关系。唐人杜佑认为，关中的地理条件对于政治上的巩固和统一是很重要的，曾言“雍州之地，厥田上上，户杜之饶，号称陆海，四塞为固，秦氏资之，遂平海内”。《通典·州郡典》曰：“夫临制万国，尤惜大势，秦川是天下之上腴，关中为海内之雄地。”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陕西方舆纪要序》中指出：“陕西据天下之上游，制天下之命者也，是故以陕西而发难，虽微必大，虽弱必强，虽不能为天下雄，亦必浸淫横决，酿成天下之大祸。”关中地区的自然地理环境可谓皇天后土、天赐之域，《荀子·强国篇》言关中“山林川谷美，天材之利多”。关中的土壤在全国是上等的，黄壤肥沃，易于耕作，中国最早的历史地理著作《尚书·禹贡》将全国划分为九州，其中雍州的土壤是上上等的：“厥土唯黄壤，厥田上上。”关中隶属雍州，因此，古代关中既多为帝都之域，亦为兵家纷争之所。自西周起，关中作为我国古代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中心地域，历时1100多年，先后有西周、秦、西汉、新莽、西晋、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隋、唐等12个王朝在此建都。 班固在《汉书·地理志》中说:“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点明了地理环境与风俗的密切关系，地理环境差异是造成不同风俗的重要原因，也是构成一个地区特色文化的主要因素之一。包括皮影戏在内的富有地方特色的民俗文化形成之因也与此相关。 黑格尔认为，地形条件的差异，影响着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和性格类型，影响不同民族的生存发展，并将人类特性与其生存的地理环境所产生的差异分为三种：生长在干燥高地、广阔草地上的人们主要从事畜牧业，他们没有法律关系的存在，其特点是好客与掠夺；居住在平原地区的人们主要经营农业，这里能产生伟大的王国，并筑起了大国的基础；居住在海边的人们，大海给了茫茫无定、浩浩无际和渺渺无限的观念，人类在大海的无限里感到自己的有限的时候，他们就被激起了勇气，要去超越那无限的一切。大海邀请人类从事征服、从事掠夺，但是同时也鼓励人类追求利润、从事商业。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说：山地、平原、近海三种地形会产生三种不同的政体，即“居住在山地的人坚决主张要平民统治，平原上的人则要求由一些上层人物领导的政体，近海的人则希望一种由二者混合的政体”。他还认为：土地肥沃程度的不同，对于人们的性格的形成、精神的熏陶也会造成很大的差别。土地贫瘠，使人勤奋、俭朴、耐劳、勇敢和适宜于战争，而生活在土地肥沃地区的人则软弱、怠惰、贪生怕死。气候的不同会影响到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的面貌和命运。马克思主义者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分析地理条件和社会发展的关系，认为地理条件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前提之一，不同的地理条件影响社会生产力的分布状况和发展水平，地理环境还影响着一些国家政权的形式和政权的职能及其历史特点，同时地理条件对社会发展的影响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而不断变化。 由此可见，古今中外的思想家、史学家们早已认识到地理环境对社会历史、风俗文化的影响和作用。 关中地区位于我国自西向东、从高到低、阶梯型三级陆地的中部，西为干燥的高地，北临黄土高原，南靠秦岭山地，中有八百里渭河冲积平原，环山临水，天高塬厚，沟壑纵横，塬墚峁交错，冬季干燥寒冷，春夏秋既有风调雨顺之季,亦有干旱祈雨之时，地理环境独特，古人誉之为“形胜之地”。自古以来，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数千年的华夏传统文化，不仅对我国的政治军事有着重大作用，也直接影响到关中地域的民风民俗、戏曲传统乃至民间皮影小戏。在地理环境、政治军事、传统文化等因素的多重作用下，一方面，关中民众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性格特征和审美取向：勤劳纯朴、忠厚信实、细腻稳重、富于耐性、性情耿直、内敛豪爽、尚勇侠义、刚柔兼济；同时，受自然环境影响的关中地区，传统上以旱作农业经济为主，关中人在笃信“一份耕耘一份收获”，辛勤劳作的同时，又重闲适、易满足、甚恋家：“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是昔日关中男人的最大满足。 连绵巍峨的秦岭，源远流长的渭河，生生不息的民众，朝代更替、民族融合、人世沧桑、兴废荣辱，传统文化的积淀，独特的地理人文环境使关中艺术雅俗并荣、博大精深、影响深远。 关中戏曲艺术历史悠久，起源于秦地关中先民们早期的春祈秋报祭祀活动，生活气息浓厚，地方色彩鲜明，散发着关中民众的土俗与刚健。上古时期，关中先民就在生产劳动中创造出“百兽率舞”的歌舞艺术。西周以后，民间鼓舞有了广泛发展，诗歌说唱相应地繁盛起来。《诗经》中娱神的《载芟》、《田耜》、《七月》，娱人的《周颂》等，均应属秦地最早的声乐。西周至秦，原始狩猎生活中角抵一类竞技由动作模拟渐衍为舞，原始祭祀活动中戴面具的“傩”渐成一种表演形式，人物故事虽简单，但“戏”的概念已萌芽。《史记·李期列传》载：秦二世曾在甘泉宫观“俳优角抵之戏”。此时，乐、技、舞已逐渐融为一体。角抵之戏的出现，标志着融音乐、诗歌、舞蹈、技艺为一体的秦地戏曲雏形的形成。汉代出现了孕育着歌舞、诗歌、说唱、民间杂技等戏曲要素的“百戏”,后来又加入了一些简单的故事情节，从而形成独特的戏曲艺术。汉代《东海黄公》“戏”，史料证明见于秦地。李斯谓：“击瓮扣缶，弹筝拨髀，歌呼鸣鸣，快人耳目者，真秦之声也。”其特点为“以慷慨激昂见长，其歌也，高亢悠扬”，“一唱三叹”。据《隋书》记载：隋炀帝时，“每岁正月，万国来朝，留至十五日，总追四方散乐于端门之外，建国门内，亘八里，列为戏场……百戏之盛，振古无比，自是第年以为常焉”。到了唐代，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交流，各种新的文化艺术竞相亮相，促进了戏曲艺术的发展，以歌舞为主的歌舞戏，以科白为主、滑稽取胜的“参军戏”，尽囊括于“杂戏”之中，带有简单故事的歌舞与“百戏”，日渐风行，唐天宝乐部、黎园、教坊，以及广泛的民间艺术活动等，为后来的宋元杂剧、影戏等奠定了基础。宋元时期杂剧继续发展，唱赚、鼓子词、诸宫调等艺术形式相互融合，曲牌联缀起来表现一定的故事情节，“唱曲”因地制宜地出现了同一曲调的多种变异，具有地方特色的唱腔音乐流派相继出现。元人杂剧主盟艺苑之时，仍有西腔、乱弹、西调等北曲派别杂剧的存在。关中众多的地方戏曲剧种，正是酝酿形成于这个时期，各门类艺术日趋融合，极大地促进了戏曲以唱、念、做、打、舞共同表现一个故事为特征的戏曲的发展。元代咸阳卢纲被誉为“元知音善歌之土”，臧晋叔在《元曲选》附《元曲论》中说：“三十六人中之首者卢纲，即咸阳人。音属宫而杂商，如神虎之啸风，雄而且壮”，“万无一敌”。以行院或家庭为单位的戏曲班社也出现了。从明代中叶到明末清初，是以秦腔为主的陕西地方剧种形成、发展和成熟时期。根据现有资料考察，陕西的秦腔约在明中叶之前，已经从金元杂剧中派生出来，在传统的“西音”、“秦声”基础上，经过长期的艺术实践，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独立声腔。在明万历抄本《钵中莲》中，已出现了“西秦腔”的名称，据考证，该剧本的写作年代当在嘉靖元年(1522)。在陕西凤翔的传统木版戏画中，亦发现有明正德九年的秦腔剧《回荆州》戏画。同时，在正德年间刊行的《苑洛乐志》、《乐律举要》等著作中，亦有关于秦腔的记载。可见在明代中后期，秦腔已经作为一个剧种存在了。只是由于新发现的这些记载过于零星，目前我们尚难以勾勒出当时秦腔剧种的全貌而已。但是，明代中叶“秦腔”名谓的出现，已经标志着陕西地方戏剧从金元杂剧派生而来，成为陕西的独立剧种，同时也标志着秦腔艺术的最后形成。 明末清初是以秦腔为主的陕西地方戏曲发展和成熟的时期。秦腔在其形成的过程中，由于风土习俗不同、所受姊妹艺术的影响不一，先后又出现了几个中心。在以凤翔为中心的西府所属的西秦旧地，结合当时的习俗和民歌，形成了所谓“西秦腔”，又名“乱弹腔”。后来“西秦腔”流传到东府同州一带，融合了元杂剧的一些要素，形成了“梆子腔”，即“同州梆子”、“同蒲梆子”或“山陕梆子”。从分布情况看，秦腔在形成之后，随着商旅的往返和人口的流徙，分东西两路向外发展：西路乱弹以陇县、千阳、凤翔、宝鸡、岐山、周至等地为中心；东向礼泉、兴平、户县、咸阳及长安一带发展；西向秦州(天水)、平凉、庆阳、固原、兰州、巩昌、武威以至青海、宁夏、新疆各地发屐；向南则沿汉水，过巴山往四川、云南、贵州、湖广、江浙流布。由于经济和地理条件原因，这一路向境外发展较早较快一些。东路梆子则以大荔、蒲城、合阳、澄城、白水、富平、韩城为中心，北向宜君、黄龙、洛州、延安、榆林一带发展；东经华县、华阴、潼关，过蒲州，出函谷向晋、豫、冀、鲁诸省发展；西经渭南、临潼向省会西安及咸阳、泾阳、三原一带重镇发展。这两路秦腔在陕西境内发展流传的过程中，又因语言和风俗的不同，逐渐形成了不同的流派。东路有“同州腔”、“渭南腔”，西路有“周至腔”、“礼泉腔”，南路有“汉调弹戏”，中路即长安则形成了“西安乱弹”。两路秦腔在发展流布的艺术实践中，都在不断剔除原来混杂在自身中的说唱体杂腔杂调和曲牌体的艺术风格，而共同向着深受群众欢迎的通俗化的对偶句式板腔变化体曲式结构发展，使秦腔艺术向着更完整更统一的道路迈进。在秦腔逐渐走向成熟的过程中，阿宫腔、碗碗腔、弦板腔等一批民间小型剧种也逐渐孕育并形成。 清中叶，花雅之争，秦腔主盟艺坛，陕西戏曲呈现鼎盛之势。秦腔也在这一时期走向成熟：它以板式变化为基本特征，并融音乐、文学舞蹈、美术、技艺、建筑、乐舞、工艺、武术等各种要素于一体，角色行当亦逐步齐全，从明中叶的生、旦、净、丑、杂五类发展成为十三类二十八门。使戏曲舞台具有了表现生活中各种人物无所不能无所不包的功能；在表演艺术上，戏曲表演艺术的虚拟性和程式化被不断地充实和丰富，使得人物形神兼备，极具戏剧感染力。此时的秦腔正积累了众多适合舞台演出且各有特色的剧目，不但戏曲音乐的伴奏乐器有了极大的丰富，演出效果大大加强，同时还积累了大量排练、演出、班社管理的经验。由于秦腔在花雅之争中居于艺坛盟主地位，因此它的发展不仅对全国地方剧种的成长有着很大的影响，而且对关中地区的秦腔剧种各个流派和多种地方剧种的成长、发展完善、提高起了极大的示范和促进作用。秦腔和当地人的方言土语、生活习俗、欣赏趣味相结合，逐步发展为各自独立的剧种，如东路的同州梆子、西安乱弹、西府秦腔、陕南的汉调二黄、汉调桄桄，礼泉、富平的阿宫腔等。曲子、碗碗腔等又分为陕南、陕北、关中各自的地方剧种，进而又有了自己的作家、班社和表演人才。这便使得各个戏曲剧种更加接近百姓生活，更能够准确地表达百姓的喜怒哀乐。有些地区将好几个不同剧种组织在一个班社里，同台演出，这种班社被称为“风搅雪”。经过长期的艺术实践，互相吸收、互相影响，不仅丰富提高了地方剧种创作、演出水平，而且极大地促进了各个剧种的风格、流派的形成和发展。 秦腔之名正式出现在明朝中叶，1936年版《辞海·秦腔》：“秦腔明代中叶以前在陕西、甘肃一带的民歌基础上形成，在发展过程中受到昆曲、弋阳腔、青阳腔等剧种的影响，而成为梆子系统的代表剧。”秦声由声而乐，由乐而曲，由曲而成“腔”，而入戏。清代戏曲家李调元曾夸赞“康王腔”为“真秦腔”(《雨村曲话》)。经元代与明初一个多世纪的艺术实践，秦腔在明代中叶杂剧基础上经康海、王九思等人与秦中乐伎的努力，逐步脱离了在曲式结构上的联曲、板腔共用阶段，而将曲牌纳入伴奏系统，唱腔上突出板式的变化体式，秦腔慢慢成为一个新的戏曲剧种，并成为和南曲四大声腔并存的北方主要戏曲声腔。同时，关中的其他民间歌舞小戏也在酝酿、发展、繁荣着。 关中地区戏曲剧种众多，本地剧种和外域流入的剧种合计有50多种，占陕西剧种的3／5——据统计全国共有300多个剧种，陕西约占1／6。古代有角抵戏、歌舞戏、参军戏、木偶戏、拔头、泼寒、大面、盘伶、拍弹、杂戏、院本、诸宫调、西调等，大多数形成于关中，并因周、秦、汉、唐等朝代在关中建都而流行全国。后世形成和流入的剧种有秦腔、同州梆子、西府秦腔、西安乱弹、老腔、阿宫腔、弦板腔、碗碗腔、灯盏头(西府)碗碗腔、陕北碗碗腔、洋县碗碗腔、勉县灯碗腔、户县灯碗腔、渭华曲子、二华迷胡、关中曲子、关中道情、石羊道情、西府平弦、陇县灯笼腔、跳腔、线偶戏，以及陆续流入的京剧、晋剧、豫剧、评剧、话剧、歌剧、舞剧等30余种。这些剧种从戏曲声腔上看分别属于梆子腔、曲子、碗碗腔、道情等体系；从曲式结构上看，又分为板腔体、联曲体、单曲体三种。陕西的传统剧目和创作剧目约有8000—10000个，这还不包括那些只存剧目而无剧本以及艺人口传心授的。 老腔、碗碗腔、阿宫腔、弦板腔、灯盏头碗碗腔、秦腔、道情等皮影戏就生存在中国西部的关中大地。这片土地以其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社会历史人文和民俗风习为皮影戏提供生存和发展的空间。 （出处：关中皮影/梁志刚著.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7）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