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民间美术研究(第一卷)》第三部分 专辑·木版年画——丰功伟烈载画图 凤翔木版年画旧作《白狼过秦川》考析
| 王宁宇 |
| [提要] 七十年前的白朗起义是我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最后一次规模较大的农民武装斗争，也是中国农民战争与资产阶级革命相结合的唯一的一次。这次起义高举“二次革命”的旗帜，为辛亥革命的“虎头”续下一条真正的“豹尾”。白朗的丰功伟烈在民众中不朽于后世。在他转战过的陕西土地上，在最严酷的专制黑暗下产生了年画、歌谣等歌颂这一革命的民间文艺作品。年画《白狼过秦川》兼取写实、夸张和虚构手法，热情讴歌了“今天四海大英雄”及“千千万、万万千”革命人民向帝国主义、封建专制主义英勇冲杀的英雄主义气概。近代出现的这些反映革命现实、革命民气和革命思想的民间年画，正是当今民间美术研究中极应重视的宝贵遗产。 (一) 解放初期，陕西省群众艺术馆在关中西部的木版年画著名产区凤翔县采集回一批木版年画旧样，内有《白狼过秦川》一帧。显然因题材内容上的时代隔膜所致，兼之画面刀笔技巧似乎无甚可奇，故此图长期来隐而未彰。 该图现存为簿质机制浅灰色纸本，木版墨印、未敷彩，画面横宽410毫米，纵高260毫米。画中展现的是两支武装激战争城场面：左端矗一高缄，城门紧闭，门额上标“凤翔”字样。城头雉堞后立四人，两军士操火炮向城下轰击，其右侧身着清朝官服颈挂项珠蓄长髯的官员督战，露畏葸蹙悸相，官员身后一人身分不明，然戴圆顶宽沿帽着翻领衫，颇可指为洋教士或洋谋士之流。城外，约占画幅三分之二以上的空间为攻城人马所满布，一条烟尘横空腾起将其隔作两部分。上面一组全为骑兵，前队二骑冒着炮火向城方呐喊冲锋，枪弹呼啸而出直射城头。中军一人勒马伫立，面目清秀气度从容。从他头上飞出一束毫光，毫光中显化出一只狼形，身后又有传令兵及旗手共二人，一面火焰边长条旗上直书“白元帅”三字。此人当为攻城队伍的领袖即“白狼”。下边一组包括有步兵、担架及牵骑者共六人。列前站者肃立抬肘，似在作势勒束众人情绪，余五人皆现摩拳擦掌、跃跃欲前状，勇武之势溢于身表，他们当是上边骑兵的后续或分支部队。六人衣着颇现杂沓，腰扎武士巾平添一派草莽侠客气味。尤可注意者，后排前二人头戴军帽、扎裹腿带，与他人稍异。人群前方空档处留有“张老五”三字，想系列前领队人的注名。**画幅右下方镌“西风世兴局”署款；上方偏左刊“白狼过秦川”五字，是为画之题名。 (二) 《白狼过秦川》所绘究为何事?这是面对画幅时每人都会首先疑惑的事。所谓“白狼过秦川”者，实系白朗农民起义入陕转战事迹。时过七十年了，河南、陕西许多地方(遗憾的是笔者未有机会求访于皖、鄂父老)仍留有“过白狼”的传说。白朗起义是我国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最后一次规模较大的农民武装斗争，它与辛亥革命及“二次革命”并发交生，持续四载，席卷五省，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件大事。为了了解该画的主题内涵，不能不费一点笔墨先考察白朗起义的概况。 1911年，中国暴发了辛亥革命，推翻了两千多年来的君主专制制度，产生了一个中华民国。但由于领导革命的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妥协投降思潮泛滥，致使“异党入据，以伪乱真”①，袁世凯窃取了民国大总统职位。满清旧官僚如落水狗纷纷上岸。“革命党随革命消，中山无力挽狂潮。拱手让权袁世凯，阴谋窃国祸心包”②。1913年3月，袁世凯暗杀国民党重要活动家宋教仁，又以承认前清签订的一切卖国条约为条件取得帝国主义2,500万镑的“善后大借款”扩充军队，并抢先发难向共和势力控制的南方进攻。因怯懦而一再回避决战的国民党人被迫仓促起兵讨袁，先后有江西、安徽、湖南、四川等六省参加，时在1913年7月。这所谓的“二次革命”未及两月就遭惨败，北洋军阀势力扩展到整个长江流域，而中华民国的缔造者资产阶级革命家孙中山、黄兴被迫出逃国外。“二十年来之革命精神与革命团体，几乎一蹶不振”③。辛亥革命前，河南农民起义本已如火四起，袁世凯上台后为巩固后方巢穴好扑灭南方共和势力实现复辟帝制，特将其表弟张镇芳调任河南总督厉行镇压。然而在反革命高压之下，白朗起义反而迅速发展壮大起来。 白朗(1873～1914年)，河南宝丰县大刘庄人，回族，农民出身。1911年在家乡一带起事，挫败张镇芳诱降阴谋，坚持“打富济贫”的游击战。1913年夏已发展到五、六千众，破唐县、克禹州，“所向披靡，官军莫能与之敌”④“其声势之炎赫，几令人胆落而魄惊”⑤。这年七月“二次革命”发生，江苏讨袁军总司令黄兴写信给白朗要求配合讨袁。“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先生也曾写信并派人与白朗联络，还命一些革命党人去白朗处工作或秘密援助以军火武器。白朗军成为革命失败军兵及从北洋政府屠刀下逃出的进步学生投奔之所。1913年9月，白朗自豫东进、北上，转战鄂、皖，连陷名城迭败官军。袁世凯惊恐难安，在帝国主义压力下，不得不撤换张镇芳改派他的陆军总长段祺瑞兼河南都督驰赴信阳组织重兵围剿。英、俄等国武官争往“观战”。义军出奇兵突围入鄂，在老河口歼敌两千，并焚毁英美等国在这里办的一批商业公司、教堂和医院。老河口军事会议上，义军改编为“中原扶汉军”又名“公民讨贼(按指袁世凯)军”，白朗称大都督、总司令，决定进军西北。1914年3月进抵鄂豫陕交界的荆紫关，守城陕军全部起义。白朗在这里发布讨袁文告，吹响了“白狼过秦川”的进军号角。义军分兵挺进蓝田、孝义(今柞水)、南郑，袁世凯委亲信陆建章为“西路剿匪督办”，火急调动十一个师计二十万兵力追堵拦截，甚至派出飞机队侦察和作战。义军出大峪、逼西安，旋趋户县、周至、眉县；4月8日北渡渭水，占武功、克乾县、试兵泾阳、三原，在礼泉大战官军；折向西北方下永寿、邠州，继而南进麟游，迫岐山、过凤翔，奔袭千阳、陇县，打破固关天险，于4月下旬长驱入陇西。因联合甘肃回民讨袁目的受挫，追兵云集，遂转而南图四川。6月下旬决计回豫，从清水河二度入陕，经宝鸡出凤翔，取道眉县、周至、户县绕子午峪入秦岭，7月回到豫西。孤军奋战长途跋涉疲困伤损不堪的义军分散为零星小股，在数十万敌军搜剿下被各个消灭。8月3日白朗因战斗负伤牺牲于家乡，这次起义终于悲壮地失败了。 (三) 白朗起义的性质和意义是一个尚待史学家再深入考查讨论的课题。笔者粗见以为它是辛亥革命的继续和补充，是“二次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农民战争与资产阶级革命相结合，这是惟一的一次。辛亥革命的第一枪本来是下层群众打响的，领导落后于群众、不准人民革命，丢掉“平均地权”⑥的革命纲领，这是资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表现。结果，“中国仍旧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之下”⑦，已经在革命中提高了觉悟和激发起热情的下层群众不可抑止地要把革命推向深入，其“打富济贫”的口号反映了他们对革命结局的不满。“二次革命”首先是他们的强烈要求。自身沦于危难临头时，资产阶级革命家发现民气可用，才向人民伸出求援的手。毋庸讳言，孙中山、黄兴与白朗的联系基于此种情势而建立。尽管如此，两家的联盟还是产生了了不起的作用，留下极为深刻的富有启示性的历史意味。反动营垒惊号：“乱党勾结土匪，殊堪痛恨”⑧，而“黄兴刊刻豫都督印送于白狼，无数青年混入贼中代为筹划”⑨，“并有南方派去运动员赴各处联络鼓吹，意图大举”⑩。新思想武器与新血液的吸收，促使白朗军成为为资产阶级民主共和革命而战的队伍，起义由初期的自发性质迅速转变到以推翻袁世凯卖国独裁政权、捍卫和挽救辛亥革命果实为政治目标。白朗发市于荆紫关、西安、邠县、通渭等地的文告充分而鲜明地显示了这点： “我国自改革以来，神奸主政，民气不扬，虽托名共和、实厉行专制。”(11) “袁贼世凯，狼子野心，以意思为法律，仍欲帝制自为，摈除贤士，宠任爪牙，以刀锯刺客待有功，以官爵金钱励无耻，库伦割弃而不顾，西藏叛乱而不恤，宗社党隐伏滋蔓而不思防制铲除，惟日以植党营私、排除异己、离弃兄弟、变更法制、涂饰耳目为事。摧残吾民盖较满州尤甚……实则吕政、新莽不如其横酷也。”(12) 接受了新思想武器的农民军与资产阶级的怯懦动摇适相对照，表现了坚毅顽强的积极行动精神及高度的军事才能。1913年 9月白朗进军鄂皖乃意在会合“二次革命”，其举牵制敌正规军二万多人、切断京汉铁路交通两月之久，为南方革命军坚持或复起均创造了极有利条件。孰料南军竟一溃而不复成师，实可叹息。白朗进军西北的意图，自称：“吾所以西来，谋大事耳”，其部属说：“黄兴叫我们往西打”，又说：“系干大事，反对袁世凯”，可见这里有从全国战略安排的因素，决非权宜性的小动作或历史上的流寇主义可比。 严酷的革命现实教训和启发了资产阶级革命家，黄兴在致白朗书信中高度评价： “将来扫清中原，殄灭元凶，足下之丰功伟烈可以不朽于后世。”(13) 这些话不是虚伪恭维而是患难肺腑言，也确实道出了问题实质。没有民众及群众英雄的支持，资产阶级终不能取得革命成功。白朗在危机关头挺身接过和高举“二次革命”旗帜，这才是为辛亥革命的“虎头”续下一条真正的“豹尾”，在广大群众中播燃了革命火苗。他的丰功伟烈首先在民众心中不朽于后世，年画《白狼过秦川》即为明证。 (四) 摆在我们面前的年画《白狼过秦川》只是节取了义军转战历程的一个断面，作者出于乡土观念，并把它设置在凤翔城下。但细加分析我们就发现这个俨然是凤翔城下的进击战的剧幕其实是对义军席卷秦川一系列胜利战斗的综合、概括和剪辑，是经过艺术虚构而成的。据史料看，白朗“越秦岭、出大峪，耀武咸宁、观兵长安”(14)后，激战礼、邠，陷扶风破岐山，于 4月17日黎明大队万余人分两路直趋凤翔。先期驻扎凤翔的甘肃回军统领崔正午早已闻风西逃，义军也径从城外七八里之遥绕过而直插西北(北路经田家庄、西关、竹园、大沙凹、盐坎至柳林一带，南路经三岔堡、八旗屯、南指挥、王堡、陈村至冯家山一带)迅疾行军。22日破千阳，23日占陇州，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抢占固关天险，大队长驱入陇。这是白朗“善治军”、“善趋”、“声东击西，玩官军于股掌”的生动战例。然而年画作者偏偏置真实事件于不顾，编排出一幕双方正面冲突的攻城战剧。聪明的作者深知绘画艺术的长处和短缺，有意扬长避短。其意匠所在，欲使人们从区区尺幅中饱览义军的英勇豪迈和官军的萎琐可鄙，从双方一攻一守、一勇一怯、一盛一竭的鲜明对照中痛快淋漓地感受义军“势如破竹，锐不可当”的英雄主义气势。如所周知，中国民间年画历来讲究红火热闹，而表现“杀仗”固为凤翔年画热衷的题材。但仅仅作这样一般的理解还不够，伟大列宁曾指出：“只有革命人民的英雄主义才能‘复兴’中国”(15)，《白狼过秦川》这幅画之所以不惜“杜撰”场面，其竭力欲以示人的岂不正是这种“革命人民的英雄主义”气概吗?所以我们认为，作者在这里着意运用的是一种气势的表现力量，而不着重其术数的机巧。后者的表现，仅仅从白元帅的神情塑造上予以含蓄的暗示。 虚构情节便于集合形象，重视刻划人物是凤翔年画一个比较突出的特点(此说已另文作论)。这幅年画在人物形象刻划方面下的功夫颇值一析。画中城上的督战老官员即崔正午。凤翔城中早年熟睹此画的老先生指出，原画该形象左边空档处本刊有“崔振五”字样，“振五”即正午之音讹。崔原为清将，在1911年陕西辛亥革命暴发后就曾领甘肃清兵犯陕夹攻凤翔，被凤翔军民大破于柳林镇。白朗入陕际他受命扼守陕甘交界的天险固关。这个年已七十的老财迷为家业田产操虑，怀侥幸之心擅率五营兵驰驻凤翔。“白朗诱之使入，俟正午入城后，以老弱包围之，自率生力军过千陇、夺固关”(16)，这一述闻虽与前引记载略有细节出入，但崔之昏庸无能却是一致无二。绝妙的是“闻之大惊”的崔还不忘跌足哀叹：“张家川、弓门镇等处财产已非我所有矣!”他“仓皇出走，引抵固关之麓下令仰攻。当是时白狼反客为主、以逸待劳”，崔“接战失利后队多逃散，仅余数十骑”。这个丧家之犬只好跟着毅军充当乡导去了。试看画中的崔某，那龙钟呆滞的神态不是已活现出了这个乏走狗的可鄙嘴脸吗? 画中对义军形象的描写也每与生活实际相合，不是概念推想。时人关于“真白狼(按指主力)均系乘马”，“持快枪，善走”，“服装不整、衣束杂沓”等记载皆可由画中验证。前文提到下边一组里戴军帽扎裹腿者何人?原来义军中本有反正士兵成分，而“匪中杂秦军甚多，据民人言，秦军见匪胜则归匪，匪败则仍为兵。此次(按指长武)之战，秦军竟为匪当前敌”(17)二人当即此属。“张老五”者疑即张老夭(义军头领)。据说，早初刊本上人物身旁还有许多名字，可惜后来都剜除了，遂使今日失去了一指证的根据。但由此可以想知，作画者本是握有大量、具体的生活原始素材的。这又可证实此画是颇有记实主义精神的。然与这种注重记实的倾向不相符的还有一处细节，即崔正午的衣着。难道到了民国三年，崔正午作为袁世凯政府的地方军官还可能再穿著满清官服吗?这是一个疏忽，还是着意的一笔?莫不是农民画家对崔正午前次犯凤扑灭辛亥烈火的本相记忆特深?抑或是在故意戳破崔正午之流仍是满清帝制的遗孽?让这样一个宝贝与洋谋士之类站在一块难道也是一种偶然?不，这是意味深长的处理，它勾勒了帝国主义势力与封建走狗沆瀣一气反对中国人民的本来面目。悟察到这一点，你还能不为其作者的洞察力与概括手法而惊叹，而再鄙薄农民年画“简单”、“粗浅”吗? 人们还会发出疑问。既然画中“白元帅”那样儒雅庄重稳操胜算，为什么画题上还要以“白狼”的恶谥相称?朗狼音近，世间谑称总比正名更富耸动性。统治者以狼目之是诬其残忍、詈其凶悍、惮其“诡诈”，也反证了白朗的“枪械坚利”、“腿长善奔”、斗争性坚决，对他们危害性大。凤翔老百姓们则有另一种解释，说白朗是天狼星宿下凡，这也就是画中那束毫光及狼形的由来，而年画中这束毫光，当初为它增添了不少吸引观众的光彩魅力，这虽然有把英雄“神化”之嫌，但我们从中却不是可以感受到下层善良人民由衷的敬仰同情吗?我们不是也不妨把这种手法称作是民众式的浪漫主义吗?白朗军不仅代表了时代和人民的愿望，同时也比较注重纪律，禁止伤害人民。一些较公正客观的记述材料尝称其“军律严整，几若制约之师”(18)，豫西乡村“几乎无家不与匪通”。在陕西，武功商民乡绅开城欢迎，义军秋毫无犯。在甘肃，通渭地方官员乡绅出城十里相迎，义军不仅约束队伍驻在城外，且向县高小捐赠两千两银子给学生买书籍用。在徽县，因守军闻风先逃，义军封刀入城。相反，到是所谓“官军”“畏贼不前，未尝接仗，惟至各乡镇残虐绅民、掳掠财物”、“甚至将民大批抢杀”，“一军之残杀，猛于饿虎!”(19)“秦中至有不患匪而患(官)兵之谣”。至今，当笔者访问时，凤翔老乡还为“白狼”因“大将犯了地名，在甘肃张郎被打散了，也没有成正果”而惋惜。由此可见年画《白狼过秦川》上体现的鲜明爱憎，不管是通过记实描写也好，浪漫夸张也好，虚构想象也好，都是具有深刻的群众感情基础和符合基本历史真实的。正因为如此，当我们抛开形式技术上的成见，深入其里去考察这幅画时，不由得产生越来越深的敬重之心。 二月二，三月三， 白狼起手在河南； 伊在鲁山把兵练。 又鸣锣，又撞磬， 今天四海大英雄! 你们吃粮来当军， 千千万，万千千， 抢了湖北抢陕甘。(20) 这支曾在凤翔广为传诵的童谣(其实是一支极有价值的革命民歌，可惜迄未被文学家们所收录)，直可引作《白朗过秦川》的题画诗。它们所歌颂的，都是“今天四海大英雄”白朗及其代表的“千千万，万万千”的革命人民向帝国主义、封建专制主义勇猛冲杀的英雄主义这一主题思想。 (五) 《白狼过秦川》的印行者，由画上署款已知是凤翔县田家庄公社南肖里村的前“世兴画局”。南肖里是著名的凤翔木版年画主要产区之一，抗战前，这里约有50多个以农民家庭为单位的副业性年画作坊即画局。世兴为其中渊源甚古、规模较大、成就最著的年画世家，系艺人邰润1900年继承上辈“荣兴局”更名而成。邰润之子邰世勤生于1893年12月，为人正直，在村中颇有威望，爱管事，肯出头，在木版年画上是有名的“全把式”，且喜革新，有探索精神，能自创稿。白朗过凤翔时他年21岁，正当血气方刚，他与白朗军是否有过更深接触已无从考知，但当时肖里村南的大道(今湮为田陌)正是义军西趋路经，老年人传说“黑压压的过了一整夜”。生活中这种重大事件无疑会给青年邰世勤留下刺激。根据亲身经历回忆加上分析画面刀笔风格，邰世勤的儿子、现凤翔年画著名老艺人邰怡和年已六十七岁的原世兴局徒工邰镒均推定此画作者是邰世勤，画的创作年代当不迟于白朗过凤翔后的三两年内即邰世勤二十三、四岁时。直到三十年代初期，世兴和别的画局还在印行此画或此画的变体画。抗战事起，这类画才不再发行了。邰怡等人提及，这画原是当作“谷雨画”卖的。凤翔所谓“谷雨画”，是在农历谷雨节前卖，传流多画钟馗、天师，书符咒，意在降害除邪祈求平安，而今在“谷雨画”上却画出了身边的革命现实，农民们要降除的是什么样的丑类，这意思不是颇堪玩味的么?《白狼过秦川》决非出于一种偶然的、孤立的创作动机，邰世勤还创作印行过嘲讽腐朽社会风气的木版漫画组画《小人图》(陕西省群艺馆、凤翔县文化馆均有存样)及抨击袁世凯复辟帝制逆行的《洪宪元年》(失存)等。而这在有着四百多年历史的凤翔年画发展里程上是前所未有的新事。应当承认，这位可敬的农民艺人在当时民主革命潮流鼓舞下，随着时代前进着，用自己的粗喉咙大嗓子发出了农民的呐喊。鲁迅先生曾经感慨：“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21)“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黑暗恐怖统治下，中国的进步文化人处于彷徨、失望和沉默中。先生彼时如果能见到这幅农民的画作，(既使这是一幅多么“技术粗糙”“形式落后”的画作)，当会感受到多大的欣慰与鼓舞呢? 花朵需要泥土栽护，白朗起义之所以能在凤翔这块土地上引发出这样的文化作品(年画、歌谣等)，这些作品能在这里流传二十多年之久甚至至今仍有影响，除了起义本身的可歌可泣而外，自然也与这块土质有关。近代史上的西府凤翔是一个富有革命传统的地方。早在辛亥革命前，这一带农民就掀起过反对盐斤加价火烧官盐局的暴动，而反对盐税是陕西辛亥革命的前奏曲。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时，凤翔有千余群众参加攻城较早实现了“反正”。嗣后，凤翔军民抗击甘肃清军凶锋，坚持三个月的凤城保卫战，为陕西辛亥革命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二次革命”时，驻凤陕西陆军第一师王生歧团起义响应，以红巾裹头为号，时人称为“红头造反”，后来这支武装碾转陕南在荆紫关全体加入白朗军，并充当了进军秦川的前锋部队。民国四年袁世凯签订卖国二十一条，凤翔初中学堂及高小曾策划游行示威。民国五年发生讨袁的“铁血团”攻城事件。 1917年后，凤翔又成为靖国军讨伐袁世凯的走狗军阀陈树藩的军事基地(22)。总之，在那个动荡岁月里，凤翔始终保持着盛炽的民气，人民也为革命经受了磨砺、承受了重大牺牲。只有在这样的人民中才能产生、欣赏和保存这样的民间文艺。 (六) 我国民间木版年画有着悠久历史和深厚传统，进入近代，受尖锐激烈的民族、阶级矛盾与斗争生活的推动，各地都出现了一些反映革命现实、革命民气和革命思想的民间年画，这是旧中国民间绘画之最有光彩的艺术结晶，也是中华民族艺术传统中值得宝贵的一笔遗产。农民“四海大英雄”们的“丰功伟烈”载入了历史的画图，而勇敢热情地讴歌农民英雄的农民艺术家也同样在民族画史上留下了不朽的贡献。诸如此类的史画推成了中国民间绘画的一代新风，也给新中国民间美术的创造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因此它们应当是今天民间美术研究中亟应重视的一份内容。 1982.7～1983.8 [附注] ①③孙中山《中华革命党宣言》1914.7。 ②吴玉章《从甲午战争前后到辛亥革命前后的回忆·序诗》。 ④北京众议院给袁世凯的建议案，与⑤⑧⑨⑩(13)(16)(17)(18)(19)同转引自杜春和编 中华民国史料丛稿《白朗起义》。 ⑤宝丰县第二科科长余嘉德条陈。 ⑥孙中山《同盟会宣言》1905.8. ⑦毛泽东《青年运动的方向》1939.5.4. ⑧北洋军阀政府参陆两部致段祺瑞等电报，1914.2.15. ⑨张镇芳禀袁世凯函 1913.11.30. ⑩京畿一带稽查长王天纵呈段祺瑞报告，1913.8.23. (11)“中原扶汉军大都督白”发布于荆紫关之布告1914.4. (12)、(14)白朗军张贴于西安附近的文告。 (13)黄兴致白朗函，载1913.8.21.天津《大公报》。 (15)列宁《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列宁选集》第二卷428页。 (16)慕寿祺《甘宁青史略》第28卷，1936.12兰州俊华印书馆。 (17)佚名《白狼猖獗记》上海时事新报馆编《时事汇报》1914.2～1915.1. (18)吕昝予《白狼扰蓼记》1916年上海民友社印刷所。 (19)伏羌县模范校长王士蔼《白匪陷害陇南见闻录》甘肃省图书馆未刊本。 (20)凤翔县政协委员郑文周先生口述，宁宇记录整理于1982.10. (21)鲁迅《华盖集》，《这个与那个》。 (22)参阅陕西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陕西辛亥革命回忆录》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7。 * 本篇成于1983年3月并印交当年在贵州召开的全国民间美术学术讨论会。1984年4月在北京承王树村先生赐教，始知1964年10期《文物》上已发表过他的《关于白朗过秦川的一幅版画》并附刊有该图，故这里“隐而未彰”之句显属不当。鉴于本文所据所见与前辈不尽一致，故这次集印时对全篇本貌未加修改。谨立此注，以示对首倡者的敬意。（笔者注） ** “张老五”，笔者后文中疑其为“张老夭”。王树村《关于白朗过秦川的一幅版画》中注为“张云其”而未详其解。（笔者注） （出处：陕西民间美术研究(第一卷)/宁宇 荣华著.陕西：西安人民出版社，1988.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