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景观数据库

　　今人游览骊山华情池，必欲观瞻温泉总源东边高台上红柱彩绘的清末建筑五间厅。通过五间厅玻璃窗上至今犹存的弹洞，可以看到30年代西安事变这一震惊中外的历史壮举。
　　日历倒翻回1935年10月2日。蒋介石置全国上下日益高涨的抗日呼声于不顾，任命东北军将领张学良为西北“剿匪”副总司令，代理总司令职务，率重兵围剿陕北红军。由于前线战事屡屡失利，张学良和西北军首领杨虎城接受共产党团结抗日的主张，在与红军经过多次秘密谈判之后，缔结停火协议，结成了“三位一体”的统一战线。
　　张学良、杨虎城和红军的默契合作，“剿共”不力的所做所为，并未完全逃过蒋介石的眼睛。只是由于“两广事变”迫在眉睫，使他无法脱身，只好表面上装聋作哑，视而不见，暗地里却密切关注西北地区局势的发展。
　　1936年10月，蒋介石处理“两广事变”甫结，即于本月22日上午12时，偕夫人宋美龄及侍从室第一处主任钱大钧、秘书毛庞祥等十余人，由南京乘专机飞陕。
　　1936年的临潼地区还没有电灯照明设施。张、杨见蒋介石要驻跸骊山华清池，急忙由西安运来发电机，安装在张明胜客店，给华清池院内各处供电照明。
　　当时的骊山华清池规模不大，有两道门，分内、外两院。头道门是高大的月洞门。门面西，上题于右任撰书的“华清池”三字。进了月洞门，就是外院，旁边有清光绪三十四年修建的禹王庙。二道门略小，上有冷梯宏书丹的“华清胜境”四字。 
　　进二道门，便是内院，中凿一人工小池，遍种荷花，亦名“荷花池”。池中有白莲榭、荷花阁。飞虹桥将这些建筑和为慈禧太后临幸华清池修建的“五间厅”连为一体。池四衅有“杨妃池”，东边是形态各异的假山。假山中有小路可通“五间厅”。“五间厅”后面便是围墙，出去即是骊山。
　　为了保证蒋介石在骊山华清池“行辕”的安全，张学良、杨虎城调兵遣将，精心部署该地区的安全防务。调东北军115师一个营驻防临潼县城，在东窑、西窑、寺沟、骊山主要山头上的老母殿、朝元阁及各交通要道口驻兵设卡，担任华清池外围的警戒任务。
　　国民党中央宪兵40余人驻禹王殿。同时在三元洞、地母庙、佛教会、牌楼等地密布装备精良的宪兵，执行安全保卫任务。
　　张学良还将自己的警卫一营派往华清池大门担任警戒。
　　华清池二道门以内及贵妃池东南角的五间厅平台上，后门、九间厅西边，均为蒋的随侍卫队执勤。
　　言归正传。本月22日下午3时，蒋介石一行抵达西安，然后驱车莅骊山华清池。蒋介石下榻五间厅二号厅房。一号厅为侍从室，是钱大钧办公处。三号为蒋介石办公处。二、三号厅房之间有小门相通。四号厅房做为蒋介石召开会议用。五号厅房是随蒋秘书办公室。
　　五间厅西头靠南有一小门，进去后东西两边各有六间厦房，是随蒋介石来陕的膳食人员住宿和工作之地。
　　紧依五间厅东边的三间厅，是蒋介石贴身侍卫蒋孝先等人住宿的地方和无线电通讯班所在地。
　　蒋介石此行就是要逼迫张学良、杨虎城继续“剿共”，彻底消灭红军和中国共产党，若不能遂愿，由蒋的嫡系中央军再进攻两败俱伤的红军和东北军及西北军，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
　　为了缓和气氛，蒋表面上若无其事，在10月23—26日期间，由张学良、杨虎城、邵力子夫妇等陪同，凭吊秦陵、茂陵、周陵，登华山、骊山、终南山游览。
　　游历暇豫，在骊山华清池五间厅召见张学良、杨虎城，讲述“攘外必先安内”的重要性和“剿共”计划，并说“可以在两三个月内把陕北红军全部消灭”。鼓励张、杨要建功立业，为“党国”出力，立即做好一切“剿共”准备。
　　张、杨深知他们目前的处境，坚持“剿共”，自己必将成为涸辙之鲋，故据理力争，不同意蒋介石继续“剿共”的政策，还正式向蒋建议接受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停止内战，共同抗日救国的主张。并说这不是他们个人的意愿，而是全体民众及整个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官兵的共同心愿。
　　张学良还乘机把中国共产党主要负责人毛泽东、周恩来10月5日写给他的信的内容一字不漏地向蒋作了转达，诚恳地请求蒋顾及中华民族的前途，以民族利益为重，接受中共建议，正式互派代表谈判，共同抵御外侮。
　　蒋介石见张、杨两人在“剿共”问题上和自己同床异梦，十分不悦地说：“在杀尽红军，捉尽共匪之前，决不谈抗日的事。”谈话不欢而散。
　　10月27日上午。蒋介石身着蓝色海陆空军大元帅礼服，腰佩指挥刀，脚蹬长筒马靴，手戴白手套，由张学良、杨虎城陪同，蒋鼎文、顾祝同、王玉瓒带兵护卫，从华清池乘车去长安王曲镇军官学校训话，趁机指桑骂槐地责备张、杨“不积极剿共”，“而轻言抗日，就是不革命”，并扬言“对这种人，一定要严厉制裁!”
　　28日，蒋介石在骊山华清池接受记者采访说：“对共产党不能心慈手软，要矢志不渝地，‘坚决贯彻戡乱方针’。”
　　尽管蒋介石摇唇鼓舌，宣讲“剿共”方针，张、杨还是不为所动，采取消极抵抗的方法。蒋介石怕逼之太急生变，自己难脱险境，于29日离开华清池，东赴河南洛阳“避寿”，重新决定对张、杨命运的安排。
　　原来蒋介石以“避寿”为名，在洛阳召开军事会议，部署围攻陕甘宁苏区。蒋介石调桌260个团约30万人马集结于平汉线的汉口至郑州段和陇海线的郑州至灵宝段，随时准备开赴陕西，又指挥嫡系大军进入潼关，数百架飞机集结待命。
　　部署就绪，蒋介石于12月4日晚又杀气腾腾地来到骊山华清池“行辕”。
　　12月5日，《大公报》主编张季鸾来华清池“行辕”采访蒋介石说：“西安谣言甚盛，到处都在谈论‘停止内战，联共抗日’，不知委员长对此有何看法?”“我来西安的目的就是要平息东北军，西北军中的分歧论调。”蒋介石回答说。张季鸾走后，蒋介石召见甘肃省绥靖主任朱绍良安排“剿共”事宜。接着召见东北军、十七路军师以上高级将领训话说：“……现在是剿共完全胜利的最后五分钟，对于国家和你们个人的前途来说，目前都是关键时刻，每个人必须为最后一役贡献力量。”当有的将领提出什么时候抗日，什么时候收复东北的问题时，蒋介石说：“有我蒋某人在，一定可以带你们回东北。你们要听我的命令，不可轻信谣传。”
　　12月6日，蒋介石在“行辕”专门召见张学良和杨虎城。其间就“剿共”问题发生分歧，张、杨针锋相对地劝蒋联共抗日，蒋介石则略带威胁地说：“无论如何，此时必须讨伐共产党。如果反对这个命令，中央不能不给以相当的处置”。话锋一变，蒋介石提出两个既定方案，任张、杨选择其一。第一方案：服从命令，将东北军、十七路军全部开向陕甘前线，进攻红军。第二方案：若张、杨不愿“剿共”，则东北军调往福建，十七路军调至安徽，让出陕西、甘肃两省，由中央军进剿红军。
　　张、杨回西安后秘密磋商决定：一、两军决不再进行内战，决不南调，也决不分开；二、对蒋先说服，促其停战议和，如其不从，就准备“兵谏”。“兵谏”开始在母体孕育。
　　12月7日，张学良到“行辕”晋见蒋介石，极为沉痛地说：“日寇侵略我国，贪得无厌，步步进逼，继东北沦陷之后，华北已名存实亡。最近，日伪军又大举进犯绥远，进一步窥视我西北。国家民族的利益，已到最后关头，非抗日不足以救亡，非停止内战，不足以救国。继续‘剿共’，断非出路”。
　　蒋介石一笑置之，坚持继续“剿共”，不谈抗日。
　　“当今是抗日第一，红军问题可用政治方法解决。只有对外，才能安内。一旦抗日，即能统一”。张学良继续说，“东北军抗日情绪很高，不可压制”。
　　“你不明白共产党，你是受了共产党的蛊惑。中国最大的敌人，不是日本，是共产党。今天确实到了剿灭的时候了。你不主张‘剿共’而主张联共，简直是反动”。蒋介石心里不悦，面有怒色地训斥张学良。
　　张学良见蒋介石坚持己见，想到东北父老遭日寇铁蹄蹂躏，度日如年，自己身负丢失国土之责，不由心如刀绞，声泪俱下地说：“……现在全国的人心都一致要求政府抗日，若再继续‘剿共’打内战，必然丧失人心，绝对不会有好结果！请委员长三思而行。”
　　蒋介石听罢，不由勃然大怒，拍案厉言：“现在就是你拿枪把我打死，我的剿共计划都不能改变。”令其退出反思。
　　接着蒋介石召见杨虎城、陈诚、朱绍良，“重询剿共情况”，“面授机宜”。随后又单独约见王一哲密谈。
　　为笼络军心，蒋介石午间在华清池“行辕”设宴招待驻陕各军将领。席间对张学良“剿共”不力，多所指责。
　　张学良见蒋介石一意孤行，自己已无力回天，便于12月8日和杨虎城商谈。两人认为：蒋介石“剿共”的决心既然无法改变，只有实行“兵谏”，逼他抗日，除此而外，别无选择。
　　随即拟定行动计划：在华清池拘禁蒋介石和西临公路沿线的警戒任务，由东北军负责；在西安城内拘禁南京政府要员，解除蒋系军、警、宪、特的武装，扣留机场的作战飞机及火车站的警戒等任务，由十七路军负责执行；具体行动日期，根据形势和准备工作情况再定。
　　同日上午，张学良抱着侥幸心理来华清池求见蒋介石，再次痛陈东北失陷、华北危机的严重局势，恳求蒋介石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蒋介石一如既往地说：“我既定的计划，别人拿手枪打死我，也不能改变”。
　　张学良见“苦谏”无效，心灰意冷地回到西安和杨虎城商量。杨虎城提出由他再去劝蒋联共抗日。
　　杨虎城在华清池“行辕”进谒蒋介石说：“……对红军不宜用兵，宜用政治方法解决。”“……他们必须听从政府的命令，缴出武器，遣散共产党。我已命邵主席(力子)拟传单，准备派飞机到陕北散发。如果共产党还要抵抗，我们以十倍的兵力，对付这些残余之众，消灭他们绝对有把握。现在我们东、西、南三面合围，北边我已令马少云(即马鸿逵)派骑兵截击，一举可以把红军打到长城以北的沙漠一带。到那里红军无法生存，只有投降一条路。这次用兵，要不了多长时间，即可以全部解决。十七路军如果兵力不足，担任的战线太长，可以缩短一些。”蒋介石盛气凌人又似关心地说。
　　杨虎城知蒋介石“剿共”政策是决不会轻易改变的，敷衍了几句，告辞回西安。
　　蒋介石和张、杨在华清池“行辕”的几天争论，使他逐渐认识到，张、杨和共产党的关系非同一般，已经到了不惜和自己背道而驰的地步。但他很自负，相信凭自己的政治手腕，仍然能使张学良俯首贴耳，为自己卖命。只要张学良就范，杨虎城是小鱼翻不了大浪，想到这里，这位收服中国无数草莽英雄的独裁者，又露出了得意的微笑。
　　12月8日，蒋介石送走杨虎城，在华清池“行辕”特意召见东北军王一哲军长、刘多荃师长在叫亏辕”进餐。
　　蒋介石为了表示亲近，让刘多荃坐在自己紧右边，王一哲坐在左边，还不断地为其夹菜，关心询问其家人情况，劝谕他们开怀畅饮多吃，有意无意地问刘多荃说：“你对剿共有什么意见吗?”“中、下级军官全想留着力量，准备打回东北老家去。”“自‘九一八’后，国人对你们东北军都很不原谅，现在剿共战事仅剩最后五分钟了。我是给你们东北军一个立功的机会，你们要理解我的用意，服从命令，努力剿共，方是你们应持的态度。”蒋介石接着刘多荃的话说。
　　餐后，蒋介石又把王一哲单独叫到另一间屋子里威胁说：“你军部的电台经常和共产党通报，你还以为我不晓得，我早就知道你们这些举动……”
　　这是蒋介石惯用伎俩，采用恩威并施，分化瓦解的手法，企图对张学良来一个釜底抽薪之术，使其成为光杆司令。
　　12月9日，西安学生两万余人游行示威，纪念“一二九”北平学生爱国运动一周年。为了要求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学生们向临潼华清池进发，蒋介石下令张学良制止，还命令侍从组长蒋孝先和中央宪兵二团团长杨镇亚，派兵在十里铺、灞桥一带堵截。
　　张学良见事态危急，着便装同王一哲驾车去见游行学生，发表慷慨诚挚的演讲，并保证说：“请你们大家相信，你们的救国心愿，我不忍辜负，在一星期内，我用事实答复你们。”将学生劝回西安。
　　张学良劝止学生时，蒋介石正在华清池设宴招待东北军、十七路军将领，一面询问“剿共”准备情况，一面令左右参谋人员和两军将领谈话，威胁恫吓，封官许愿，竭尽挑拨离间之能事，阴谋剪除张、杨的左膀右臂。尽管蒋左右侍从巧舌如簧，两军将领不为所动，使蒋的阴谋化为泡影。
　　当日晚，张学良由西安赴华清池，向蒋介石转呈西安爱国学生的要求，并再次陈述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意见。蒋介石恼羞成怒地责问张学良：“学生来找我，我让你派兵，你为什么不执行，你到底代表学生，还是代表我呢?失掉了国家大员的身分。一个人绝不能同时代表两个方面。”“我在陕甘干不成了，让我到绥远去抗战。”张学良负气要求说。“你的任务是‘剿共’，要不就把东北军调到福建去。”蒋介石斩钉截铁地说。
　　两人一直争论到深夜，张学良愤愤而归，“兵谏”决心益坚。
　　张学良走后，怎样才能使张、杨和共产党火并，实现一石二鸟的计划，使蒋介石陷入了深思，经过反复推敲，一条瞒天过海、借助舆论压力，使张、杨上钩的妙计产生了。
　　他急忙在下榻处给邵力子写手谕曰：力子主席兄勋鉴：
　　可密嘱驻陕大公报记者发表以下之消息：“蒋鼎文、卫立煌先后皆到西安。闻蒋委员长已派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军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绥宁四省边区总指挥。陈诚亦来谒蒋，闻将以军政部次长名义指挥绥东中央各部队云。”
　　但此消息不必交中央社及其他记者，西安各报亦不必发表为要。
　　中正 12月9日
　　有了锦囊妙计，蒋介石方才进入梦乡。
　　但西安的张、杨，却仍在秉灯而坐，分析局势，商议分头再进行最后苦谏，若无效后摊牌“兵谏”。
　　为了保证“兵谏”成功，杨虎城命令警备二旅旅长孔从周进行夜间演习，摸清西安中央军情况。张学良则命令一○五师第三团秘密移动，对华清池、骊山进行严密的封锁包围。
　　10日，张学良带骑兵第六师师长白凤翔和刘桂五到华清池“行辕”，以派他们去热河发展游击战争“请训”为名谒蒋，让其认识蒋介石，乘机察看地形。蒋介石不知是计，老调重弹说：“现下军队业已到达西北，消灭共匪就在眼前，务望大家努力，完成任务。”
　　张学良见状，忍不住又顶撞说：“全国人民都一致反对内战，要求抗日，士气极为高涨。倘再一意孤行，蛮干下去，必将成为民族罪人，袁世凯第二。”蒋介石气愤至极地斥责张学良“竟敢犯上作乱”。
　　张学良走后，杨虎城接着去华清池劝蒋说：“看国内形势不抗日，国家没有前途，民族没有出路，对红军的事，可以商量着办，实在不宜用兵打内战了。”
　　“你是本党(国民党)老同志，要知道我们跟共产党势不两立，消灭了共产党我会抗日的。红军已成流窜之众，我决心用兵!我有把握消灭红军。十七路军若有不主张‘剿匪’而主张抗日的军官，你放手撤换，我都批准。”蒋介石用态度温和而对事却一分不让的口气回绝了杨虎城的劝谏。
　　11日，蒋介石见张、杨决心和自己分道扬镳，原计划从中渔利的想法即将落空，心里隐隐作痛。他不相信自己会失败，立即做出决定：将9日写好给邵力子的信，命邵交《大公报》发表；令蒋孝先的第三团和马志超的陕西省会警察局，开出东北军、十七路军的共产党人和同情共产党人的黑名单，等“剿共”总动员令下达后，立即逮捕；在“行辕”召集参谋人员会议，12日颁布第六次“剿共”总攻击令。如张、杨两部不听命令，就地解除他们的武装。 
　　计议已定，蒋介石在华清池召集驻陕中央军各将领和张学良、杨虎城、于学忠等商定了军事行动计划，决定12日发布第六次“围剿”红军的命令。
　　会上张学良不顾个人安危，再次进谏联共抗日，又遭到训斥。 
　　形势急转直下，危迫眉睫，告诉张、杨必须尽快摔出“兵谏”王牌。 
　　12月11日，华清池“行辕”晚餐之后，张学良与陈诚、卫立煌等人从华清池返回西安，立即将卫队第一营上校营长王玉瓒叫到金家巷公馆。
　　在公馆室内，张学良神色严肃地说：“命令你把蒋委员长请进城来，不许打死他。”“保证完成任务。蒋的侍卫二三十人，池外宪兵不过百人。我用步骑两个连300多人的兵力包围之后，保证扣来。”王玉瓒满怀信心地回答。“明天，你死我死都说不定。要有思想准备，要做好行动部署。你和孙铭九互相协助，做好这件事。你营是华清池“行辕”守卫，应先行动……”张学良还是不放心地再三叮嘱。
　　张学良在王玉瓒将走之际，又告诉他，命令卫队营官兵“改穿蓝色棉军服”，以便与身着黄色军装的蒋介石侍卫有所区别。 
　　晚十一时左右，张学良召集东北军高级将领王一哲、刘多荃、缪徵、董英斌等开会，说明“兵谏”原因并分配具体任务。张学良授命105师师长刘多荃担任临潼华清池“兵谏”总指挥，战斗分为内外两线。129师师长周福诚为外线指挥，指挥105师第一旅两个团在华清池局围较远的地方警戒，防止蒋介石卫队的突围；105师第二旅旅长唐君尧为内线指挥，指挥王玉瓒率领的卫队第一营守卫在华清池头道门的一个连和孙铭九的卫队第二营两个连担任拘捕蒋介石的具体任务；骑兵第六师师长白凤翔和该师第18团团长刘桂五，参加扣蒋行动。“孙营长，我令你跟白凤翔师长一道去华清池，你要听白师长的话，服从他的指挥，要谨慎当心！你千万不可把委员长打死，万不得已时只能把他的腿打伤，不要叫他逃跑了，你的卫队有把握吗?”张学良部署完又问孙铭九。
　　“有把握。”张学良听了孙铭九的回答后又感慨地说：“明天这个时候，说不定我和你不能再见面了。你死，还是我死，是说不定了。若是弄不好，那我们都得上山了，你要小心注意。” 
　　“一定完成副司令交给我的任务，不然我就不回来见副司令。”孙铭九胸有成竹地回答。
　　与此同时，杨虎城公馆灯火辉煌，气氛紧张，十七路军高级将领正襟危坐，全神贯注地倾听杨虎城的捉蒋军事部署。 
　　杨虎城向孙蔚如、赵寿山、孔从周布置捉蒋行动时说，“这个摊子(指杨部)这样摔了，响！值得！”命令赵寿山指挥西安城逮捕蒋系要员的任务。 
　　赵寿山依据蒋系军警宪兵武装在西安分布情况，命令：陕西警备二旅孔从周部负责解除宪兵团、保安司令部、警察大队，省政府常驻宪兵连和西关飞机场驻军的武装，占领机场，扣留全部飞机；炮兵营警戒西安火车站；绥署卫队担负绥署和杨公馆的警戒；特务营营长宋文梅带领特务营负责逮捕西京招待所来陕蒋系高级官员。
　　部署完毕，张学良带领东北军将领同杨虎城一起在新城大楼协商组成临时秘书处，负责起草八项主张的通电稿，准备捉蒋后发出。 
　　12日凌晨2时整，王玉瓒驱车去十里铺，向骑兵连传达扣蒋命令：令骑兵连迅速包围华清池外围地带，抓住一切外逃人员。接着又向灞桥镇驻军金万兽排长下令，带兵去华清池参加行动。白凤翔、刘桂五、孙铭九则一同登车，直驶卫队宿营地。商亚东、王协一已经将部队集合完毕，整装待发。
　　“今天我们到华清池去，是为了救副司令。委员长不抗日，也不叫东北军抗日。我们副司令向他请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他不但不接受，反而把我们副司令扣押起来。我们今天去华清池，是要把委员长扣押起来，逼他抗日，营救我们副司令出险。我们一定要完成这个极其重要的任务，一定要扣押住委员长!但要注意，绝对不能把他打死！”孙铭九向卫队营官兵动员说。
　　接着卫队营五十多人分乘两辆载重汽车，在茫茫夜幕之中，风驰电掣般地直驶骊山华清池。
　　1936年12月12日凌晨6时许，骊山华清池和西安的枪声划破宁静的夜空，轰动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了。
　　孙铭九、王玉瓒带领卫队营一到临潼，直闯华清池“行辕”。
　　按原行动部署：王协一连长率领30人乘第一辆汽车，负责解除华清池大门外岗哨的武装，堵住各门窗的出入口，逐次将院内的岗哨缴械，尽可能不打枪，孙铭九带领部分人直接冲向蒋介石卧室，说是叛共闹事，副司令为了蒋委员长的安全，请避开这里进西安城去，如果不顺利，则用武力挟持出华清池，架到车上；商亚东、张万山带兵负责包围禹王庙宪兵，并警戒华清池周围。
　　事与愿违，孙铭九等人刚进华清池二道门，就遭到蒋介石的卫队和外层宪兵排的猛烈抵抗，华清池内枪声大作，血肉横飞，展开了一场激战。
　　孙铭九命令卫兵掩护，亲自带领一部分人，冒着枪林弹雨，从飞虹桥下的小道沿左边道直上，冲破汪日章及警卫队在五间厅平台上的抵抗，进入蒋介石卧室，不由大吃一惊，里边空无一人。孙铭九手执双枪，大声喝问汪日章：“委员长哪里去了?”“不知道。”汪日章说。正在这时，王协一连长跑过来说：“贵妃池那里抵抗甚烈，委员长可能在那里。”于是孙、王高声喊到：“你们不要抵抗了，快点缴枪!如果委员长在那里，就请出来答话，保护委员长的安全!” 
　　回答他们的是激烈的枪声。
　　在激烈的枪战中，臭名昭著的侍卫组组长蒋孝先被击伤，后被俘虏枪毙。负隅顽抗的警卫队大多被击毙，尸体枕藉，剩下的见大势不妙，也顾不上蒋介石平日“不成功，便成仁”的训诫，逃命的逃命，投降的投降。等枪声停止，白凤翔和孙铭九亲自去“贵妃池”搜查，仍未见蒋介石踪影，却发现了已经负伤的蒋介石侍从室主任钱大钧。“瑞麟(即凤翔)，是怎么回事?”钱大钧拉着白凤翔的手问。“西门已让共军占了，张副司令派我来保护蒋委员长进城。委员长哪里去了?”白凤翔问道。“夜间我和委员长一起吃点心，以后就不知道了。”钱大钧有气无力地说。 
　　孙铭九又回到蒋介石的卧室重新查看，见蒋的帽子、假牙、皮包等东西杂乱无章地摆在桌子上，鞋在床下，衣服挂在墙上，被褥尚有余温，汽车也未发动，估计不会跑得太远。
　　这时卫兵石志忠跑来报告说：“我在后山墙下发现—只鞋。”“赶快上山搜查”。孙铭九果断地下了命令。
　　当时西安、华清池气氛几乎凝固了。张学良在西安新城大楼附近的事变指挥部得知蒋介石失踪消息后，也吓得出了一身冷汗，在电话上命令白凤翔说：“如果九点找不到委员长，把你的头送来”。“若找到委员长，我一定说服他抗日，只要他抗日，我仍拥戴他为领袖。若找不到他，我割了自己的头，请虎城拿到南京请罪，了此公案，绝不能因要停止内战而引起内战。若此，我张某便成千古罪人。”他接着又对旁边的两军将领和幕僚坦诚地说。
　　蒋介石究竟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原来蒋介石听见枪声，闻侍卫报告说东北军叛变，询问骊山上未发现有兵，以为是局部兵变。“余如能超越山巅，待至天明当无事矣。”于是在蒋孝镇、竺培基、施文彪搀扶下，仓促攀上墙头，不慎在天色朦胧中跌进围墙外的乱草沟中，脊骨跌伤，被几个侍卫背上半山腰，躲藏在周围长满荒草的小石缝中。
　　再说部队上山搜查时，孙铭九看见蒋介石的贴身侍卫蒋孝镇问：“你知道委员长在哪里?”“不知道。”“你不说真话，我马上枪毙你。”孙铭九用手枪顶着蒋孝镇的头大声威吓。 
　　“报告营长，委员长在这里！”还未等蒋孝镇张口，卫队营陈思考班长惊喜地喊道。孙铭九赶紧跑上前去，见蒋介石弯着腰，手扶石头站在石缝边。“余即蒋委员长，尔等不得无礼，如尔等以余为俘虏，即可将余立即枪杀，但不得稍加侮辱。”蒋介石上身穿一件古铜色绸睡袍，下身着单布睡裤，亦着双脚，一见孙铭九说道。
　　“不敢，请委员长下山。”孙铭九恭敬地回答。
　　“你们是哪里来的?”蒋介石问。
　　“是东北军，是张副司令命令我们来保护委员长的，请委员长进城，领导我们抗日，打回东北去！”孙铭九回答。
　　孙铭九将蒋背下山，到行辕前，蒋介石想入内稍憩，孙则坚请登车去西安说：“委员长所居之室已凌杂不可居，营长奉上官之令请委员长入城”。
　　“找尔之副司令来！”蒋介石命令孙铭九。
　　“副司令在西安相候，吾人非敢对上官叛变，实对国事有所请求，将面陈委员长，望委员长接纳吾人之所请。”孙铭九解释说。 
　　“叛逆狂谬至此!无多言，欲毙余则速毙余可也”!蒋介石知众人无杀他的意思之后，反而以领袖的身分训斥孙铭九。
　　与东北军在华清池行动的同时，十七路军也于12日凌晨6时，在西安城内张开“捕鱼”大网，西安城防司令孔从周派兵包围了西京招待所，将住在那里的蒋鼎文、蒋作宾、陈继承、陈凋元、朱绍良、蒋百里、陈诚等一网打尽，完全控制了蒋系在西安的所有要害部门。
　　早晨9时许，蒋介石被孙铭九用车送往西安。 
　　上午，国民党洛阳航空分校校长王勋获得蒋介石在临潼被扣惊讯，急派飞行组长蔡锡昌驾小型教练机飞陕，冒险降落在临潼城外公路上准备救蒋，被十七路军装甲团扣留。蔡锡昌成了撞入“兵谏”大网的最后一条“小鱼”。
　　“兵谏”成功，张、杨通电全国，说明事变真相，邀请南京政府和中共中央派代表赴陕共商国事。经过各方的共同努力，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实现了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开始了伟大的、全民族的抗日战争。
　　时至今日，西安事变的主角除张学良将军健在外，其余多已作古。50多年的漫漫岁月正在一天天地消除人们的记忆。虽然已获自由的张学良将军缄口不谈往事，但华清池五间厅、骊山“兵谏亭”却每时每刻向人们诉说着事变的原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