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帝陵

　　第一节 汉武帝歌、辞、赋
　　瓠子歌(一)
　　汉武帝元光三年(前132)，河决濮阳瓠子口，到元封二年(前109)泛滥成灾已24年。武帝发士卒数万人，亲自到河上，填塞黄河大决口，悼功之不成，乃作歌。终于堵塞，复禹旧迹。
　　瓠子决兮将夸何?浩浩洋洋，虑殚为河。
　　殚为河兮地不得宁，功无已时兮吾山平。
　　吾山平兮巨野溢，鱼弗郁兮柏冬日。
　　正道弛兮离常流，蛟龙骋兮放远游。
　　归旧川兮神哉沛，不封禅兮安知外!
　　皇谓河公兮何不仁，泛滥不止兮愁吾人!
　　啮桑浮兮淮泗满，久不反兮水维缓。
　　注释：
　　①浩浩洋洋：水势盛大貌。②吾山平：吾山，山名。当时开凿吾山以填黄河决口。⑧虑殚：虑即恐。殚即尽。恐平地尽为水湮没。④神哉沛：沛同滂。盛大的水。希望神保佑，大水归还旧道，则百害俱除。⑤永维缓：水维，即是水的维系之具——河床，河水长期泛滥，很久无法维系常流。缓，河水迟缓不归正式水道，失掉了河槽的约束。
　　瓠子歌(二)
　　河汤汤兮激潺湲，北渡回兮迅流难。
　　搴长茭兮湛美玉，河公许兮薪不属。
　　薪不屈兮卫人罪，烧萧条兮噫乎何以御水!
　　颓林竹兮揵石菑，宣防塞兮万福来。
　　注释：
　　①茭：用竹篾或芦苇编成的缆索叫茭。②薪不属：即材木不够用。③烧萧条：因旱灾濮阳附近地区各县烧柴草业已净尽。
　　天马歌(一)
　　太一况，天马下，沾赤汗，沫流赭。
　　志倜傥，精权奇，*(上?下尔)(音蹑)浮云，暗上驰。
　　体容与，迣万里，今安匹，龙为友。
　　元狩三年(前120)马生渥洼水中作
　　注释：
　　①太乙况：太乙，神名，即天帝或天神。况，即赐。②志倜傥，精权奇：志倜傥，性情卓异不凡。精权奇，精神矫健高超。③暗上驰：暗，阴雨天。马在阴雨天上踩浮云，奔驰高空。④容与：起伏的样子。
　　天马歌(二)
　　天马徕，从西极，涉流沙，九夷服。
　　天马徕，出泉水，虎脊两，化若鬼。
　　天马徕，历无草，径千里，循东道。
　　天马徕，执徐时，将摇举，谁与期。
　　天马徕，开远门，竦予身，逝昆仑。
　　天马徕，龙之媒，游阊阖，观玉台。
　　太初四年(前101)诛宛王获宛马作
　　注释：
　　①天马：《史记·大宛列传》：“大宛多善马，马汗血。其先天马子。”集解：《汉书言义》曰：“大宛国有高山，其上有马，不可得，因取五色母马置其下，与交，生驹汗血，因号曰天马子。”②九夷：玄菟、乐浪、高骊、满饰、夫余、索家、东屠、倭人、天鄙为九夷。③摇举：奋发上升。
　　宝鼎之歌
　　景星显见，信星彪列，象载昭庭，日亲以察。
　　参侔开阖，爰推本纪，汾睢出鼎，皇祜元始。
　　五音六律，依韦飨昭，杂变并会，雅声远姚。
　　空桑琴瑟结信成，四兴递代八风生。
　　殷殷钟石羽龠鸣。河龙供鲤醇牺牲。
　　百末旨洒布兰生。泰尊柘浆析朝醒。
　　微感心攸通修名，周流常羊思所并。
　　穰穰复正直往宁，冯蠵切和疏写平。
　　上天布施后土成，穰穰丰年四时荣，
　　元鼎五年(前112)得鼎汾阴作
　　注释：
　　①宝鼎：宝鼎之出，象征汉王朝的有德。②景星：即德星不常出，今出现，可见与宝鼎之出现有同等意义。③信星：即土星。中国古代叫做镇星，是九大行星中第二个大行星，太阳系中接近太阳的第六星。《汉书·天文志》：“镇星所居，国吉。”④醇牺牲：用纯一色的整体牛羊供祭祀。⑤皇祜：即大福。⑥百末：用百草花之末作酒，香且美。⑦穰穰复正直往宁：穰穰，即多。复犹归。直，适当。宁，愿望。是说获得的福既多，归于正道，能够适合从前的愿望。
　　芝房之歌
　　斋房产草，九茎连叶，宫童效异，披图案谍。
　　玄气之精，回复此都，蔓蔓日茂，芝成灵华。
　　元封二年(前109)芝生甘泉斋房作
　　注释：
　　①芝房：《三辅黄图》：“芝生甘泉殿边房中，有九茎，金色、绿色、朱实。”②披图案谍：即查考资料。
　　白麟之歌
　　朝陇首，览西垠，雷电燎，获白麟。
　　爰五止，显黄德，图匈虐，熏鬻殛。
　　辟流离，抑不祥，宾百僚，山河飨。
　　掩回辕，*(上髟中艹下两)(音瞒)长驰，腾雨师，洒路陂。
　　流星陨，感惟风，*(上髟中艹下两)归云，抚怀心。
　　元狩元年(前122)行幸雍获白麟作
　　注释：
　　①白麟：《汉书·武帝纪》：师古注：“麟，麋身，牛尾，马足，黄色，圆蹄，一角，角端有肉。”②朝：俗谓远处进香叫朝山。③五止：止，即足。白麟足有五蹄。④熏鬻殛：熏鬻，我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夏叫熏鬻，周叫猃狁，汉叫匈奴。殛，诛杀。
　　朱雁之歌
　　象载瑜，白集西，食甘露，饮荣泉。
　　赤雁集，六纷员，殊翁杂，五采文。
　　神所见，施祉福，登蓬莱，结无极。
　　太始三年(前94)竹东海获赤雁作
　　注释：
　　①象载：即瑞应车。②结无极：结，成。已成就的祥瑞无穷尽。
　　秋风辞
　　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落兮雁南归。
　　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
　　泛楼舡兮济汾河，横中流兮扬素波。
　　萧鼓鸣兮发棹歌，欢乐极兮哀情多，
　　少壮几时兮奈老何?
　　元鼎四年(前113)东幸汾阴渡黄河时所作。
　　注释：
　　①楼舡，汾河：楼舡，船之大者，船上设施有楼。汾河，源出山西省宁武县西南管涔山，南流经太原市，临汾至侯马市折而向西，由河津县注入黄河。注：汉武帝由夏阳(今陕西韩城县南)渡黄河到汾阴。元鼎四年(前113)十一月甲子，始立后土祠(地神)于汾阴睢上。中流与群臣宴饮，帝欢甚，乃自作《秋风辞》。见《汉书·武帝纪》。
　　伤悼李夫人赋
　　美连娟以脩嫮(音互)兮，命袜*(左礻右巢)(同巢)绝而不长，饰新宫以延贮兮，泯不归乎故乡。惨郁郁其芜秽兮，隐处幽而怀伤，释舆马於山椒兮，奄修夜之不阳。秋气惨以凄泪兮，桂枝落而销亡，神茕茕以遥思兮，精浮游而出疆。托沈阴以圹久兮，惜蕃华之未央，念穷极之不还兮，惟幼渺之相举。函菱荴以俟风兮，芳杂袭以弥章，的容与以猗靡兮，缥飘姚乎愈庄。燕淫衍而抚楹兮，连流视而娥扬，既激感而心逐兮，包红颜而弗明，欢接狎以离别兮，宵寤梦之芒芒，忽迁化而不反兮，魂放逸以飞扬。何灵魂之纷纷兮，哀徘徊以踌躇，势路日以远兮，遂荒忽而辞去。超兮西征，屑兮不见。浸淫敞*(上艹下兄)(古怳字)，寂兮无音，思若流波，怛兮在心。
　　乱曰：佳侠函光，陨朱荣兮，嫉妒闟茸，将安程兮!方时隆盛，年夭份兮，弟子增欷，挎沫怅兮。悲悉於邑，喧不可止兮。响不虚应，亦云已兮。嫶妍太息，叹稚子兮，懰慄不言，倚所恃兮。仁者不誓。岂约亲兮?既往不来，申以信兮。去彼昭昭，就冥冥兮，既不新宫，不复故庭兮。呜呼哀哉，想魂灵兮!
　　注释：
　　①连娟、嫮、兮：连娟，纤弱。嫮，美。纤细而柔弱。兮语气助词，用于韵文语句中间或末尾。相当于现代汉语“啊”。②延贮：久立而盼望。⑧茕茕：音穷，孤独没有依靠。④菱荴：菱音绥，香菜。荴音敷，散发。其色如春花含香待风而发散。⑤燕淫衍：燕，欢宴。淫衍，纵欲放荡。追述平生欢宴之时，充满欢乐。⑥洿沫：洿音乌，即下。沫音妹，洒面。洿沫，言涕泪荴集，覆面而下。⑦响不虚应：《汉书·外戚传》：师古注：“响之随声，必当有应。今涕泣徒自己耳，夫人不知，是虚应。”⑧懰慄：音刘栗。悲怆忧伤之意。⑨申以信兮：师古说：“情念酷痛，重以此心为信，不有忽言。”⑩故庭：平生所居室的庭院。
　　第二节 歌咏汉武帝茂陵诗
　　一、汉武帝(十八首)
　　汉武帝杂歌
　　唐·韦应物
　　汉武好神仙，黄金作台与天近。
　　王母摘桃海上还，感之西过聊问讯。
　　欲来不来夜未央，殿前青鸟先回翔。
　　绿鬓萦云裙曳雾，双节飘摇下仙步。
　　白日分明到世间，碧空何处来时路。
　　玉盘捧桃将献君，踟蹰未去留彩云。
　　海水桑田几翻覆，中间此桃四五熟。
　　可怜穆满瑶池燕，正值花开不得荐。
　　花开子熟安可期，邂逅能当汉武时。
　　颜如芳花洁如玉，心念我皇多嗜欲。
　　虽留桃核桃有灵，人间粪土种不生。
　　由来在道岂在药，徒劳方士海上行。
　　掩扇一言相谢去，如烟非烟不知处。
　　注释：
　　①王母摘桃：王母，神话中的女神。《太平广记·卷三》载：“王母命侍女以玉盘盛仙桃七颗，大如鸭卵，形圆青色。王母食三颗，武帝食四颗。”②青鸟：《汉书·司马相如·大人赋》：“吾仍今日睹西王母皓然白首戴胜(汉代妇女首饰叫华胜)而穴处兮，亦幸有三足乌为之使。”注：三足乌，即青鸟。主要负责为西王母取食。
　　汉武出猎
　　唐·钱起
　　汉家无事乐时雍，羽猎年年出九重。
　　玉帛不朝金阙路，旌旗常绕彩霞峰。
　　且贪原兽轻黄屋，宁畏鱼人犯白龙。
　　薄暮方归长乐观，垂杨几处绿烟浓。
　　注释：
　　①“汉家无事”句：汉家，汉武帝时代。无事，闲暇。乐时雍，乐，古帝王以作乐祟德。时雍，言一时风俗太和，呈现太平气象。②羽猎、九重：羽猎，古帝王狩猎，士卒负羽箭随从，因名羽猎。九重，泛指皇宫。
　　汉武官词
　　唐·薛逢
　　武帝清斋夜筑坛，自斟明水醮仙官。
　　殿前童女移香案，庭际金人捧露盘。
　　降节有时还入梦，碧桃何处更骖鸾，
　　茂陵烟雨埋冠剑，石马无声蔓草寒。
　　注释：
　　①靖斋：就是吃素戒荤。筑，居室叫筑。②醮仙官：醮，音轿。指设坛祈祷。仙官，神仙有爵位的称呼。③碧桃：仙果。骖鸾，骖即驾。鸾是神鸟，为仙人所乘。驾鸾腾空往来仙游之意。
　　汉宫
　　唐·李商隐
　　通灵夜醮达清晨，承露盘唏甲帐春。
　　王母西归方朔去，更须重见李夫人。
　　注释：
　　①通灵：凡人往来交好叫通。灵，神灵。
　　金铜仙人辞汉歌
　　唐·李贺
　　茂陵刘郎秋风客，夜闻马嘶晓无迹。
　　画栏桂树悬秋香，三十六宫土花碧。
　　魏官牵车指千里，东关酸风射眸子。
　　空将汉月出宫门，忆君清泪如铅水。
　　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
　　携盘独出月荒凉，渭城已远波声小。
　　注释：
　　①金铜仙人：《汉书·武帝纪》：汉武帝太初元年(前49)作建章宫造神明台，上有铜铸仙人，手托铜盘、玉杯，承接高空露水，饮以求仙。三国魏明帝曹睿景初元年(237)，派人从长安拆迁铜人至魏都洛阳。②刘郎，秋风客：皆指葬于茂陵的刘彻。③土花碧：刘彻三十六所离宫别馆都长满青苔。④衰兰：即衰败的秋兰。送客，指送别金铜仙人。⑤天亦老，天若有情也会因此伤心而衰老。
　　春宫曲
　　唐·王昌龄
　　昨夜风开露井桃，未央前殿月轮高。
　　平阳歌舞新承恩，帘外春寒赐锦袍。
　　注释：
　　①露井桃：井口无覆盖之物叫露井。桃，即桃花树生长在井边。②平阳歌舞：《汉书·外戚传》：汉武帝卫皇后名子夫，原本为平阳公主府歌者，武帝过平阳公主府宴饮，歌者舞唱侑饮，帝独悦子夫。
　　学仙
　　唐·许浑
　　心期仙诀意无穷，采画云车起寿宫。
　　闻有三山来知处，茂陵松柏满西风。
　　注释：
　　①心期仙诀：期，希望。诀，方术家把秘法叫诀。希望神仙授以长生不老之法。②三山：三山指三神山。传说神仙所居之山。《史记》：记载蓬莱、方丈、瀛洲，在渤海中，有诸仙人及不死之药。
　　望仙台
　　唐·罗邺
　　千金垒土望三山，云鹤无踪羽卫还。
　　若说神仙求更得，茂陵何事在人间。
　　注释：
　　①望仙台：即通天台，《三辅黄图·台榭》：武帝元封二年作日泉通天台。又引《汉旧仪》云：“通天者，言此台高通于天也。”②千金垒土：《三辅黄图·台榭》：“汉武帝筑通天台于甘泉，去地百余丈，望云雨悉在其下。”
　　纪武帝
　　唐·崔 涂
　　分明三鸟下储胥，一觉钧天梦不如。
　　争那白头方士到，茂陵红叶已萧疏。
　　注释：
　　①三鸟：此处指古代神话中西王母的使者。②储胥：宫观名。《汉书·扬雄传·甘泉赋》：“近则洪崖、旁皇、储胥、弩陆”后来也作宫阙的泛称。③钧天：指天上的音乐。《史记·扁鹊传》：赵简疾，不积人，既寤说：“我之帝所，甚乐，与百神游钧天，广乐九奏，万舞，其声动心。”这诗里是指汉武帝欲学仙而借用钧天这个典故。
　　汉武
　　宋·任 随
　　殊庭深恨隔仙曹，桂馆蜚廉事转劳。
　　银阙尚沉沧海阔，井干空拂绛河高。
　　萯阳弋猎侵多稼，朔塞旌旗照不毛。
　　苦信凭虚王母说，东方三度窃蟠桃。
　　注释：
　　①殊庭、仙曹：殊庭，异域。指神仙所居之处。仙曹，指神仙之辈。②银阙、沧海：银阙，传说中天上神仙所居之处。沉，宫室深邃之意。沧海，大海。海水苍色，一望无际，故称。③井干，绛河：井干，楼名。在建章宫，高五十丈。绛河，也叫天河，天汉。
　　汉武
　　宋·王安石
　　壮士悲歌出寒频，中原萧瑟半无人。
　　君王不负长陵约，直欲功成赏汉臣。
　　注释：
　　①中原萧瑟：中原，地域名，也叫内地，别于边境地区而言，昔日指黄河中下游及河南省大部分地区。萧瑟，形容景色寂寞凄凉。②不负长陵约：不负即不违背。长陵指高祖刘邦。约，“非刘而封王者，无功而封侯者，天下共击之。”
　　汉武
　　宋·杨 亿
　　蓬莱银阙浪漫漫，弱水回风欲到难。
　　光照竹宫劳夜拜，露溥金掌费朝餐。
　　力通青海求龙种，死讳文成食马肝。
　　待诏先生齿编贝，那教索米向长安。
　　注释：
　　①弱水：古之言弱水者不一，重要的有数处，皆非《书·禹贡》之弱水。弱水，意谓水弱不能浮舟，辗转传讹，遂有连鸿毛也漂浮不起之说。此处指神话中西王母所居的昆仑之丘其下有弱水，武帝欲到很难。②青海，龙种：青海，汉时指西羌地区，为匈奴所控制。龙种，指马而言。打败匈奴，割断与西羌的关系，才能得到大宛的天马。③齿编贝：指汉东方朔，《汉书·东方朔传》：“臣朔年二十二，长九尺三寸，目若悬珠，齿若编贝。”
　　武帝
　　宋·王十朋
　　武帝英雄类始皇，甘心黩武国几亡。
　　晚年赖有知人术，解把婴儿付霍光。
　　注释：
　　婴儿：即汉昭帝，年8岁即位，由霍光等四人辅政。
　　汉武帝
　　宋·刘 敞
　　武帝固英雄，总揽皆轶材。南并桂林地，北守单于台。
　　军费累万金，马迹穷九垓。时独卜大夫，规规输其财。
　　忠义岂不然，告缗自此开。茫茫文景后，田野卒污莱。
　　熟谓将相谋，竟贻黔首哀。晚悟富民侯，后时信悠哉!
　　洪波漏金堤，何伯独不仁。不有封禅行，安知愁吾民。
　　翩翩海滨子，自以通鬼神。黄金成虚言，鸿飞邈无因。
　　武安玩天肘，独秉万国钧。怆似宣房诗，郎吏终负薪。
　　寂寂千载间，真伪共沉沦。何乃忘谤书，世固无直言。
　　注释：
　　①轶材：才能出众的人。②九垓：犹言九州。③规规：得意的意思。④污莱：高下之地。高则多生藜草，低则积水成池。也就是说田野荒芜，无人耕种而长满野草。⑤武安：即武安侯田蚡，于建元六年为丞相，骄傲自大。给武帝建议：“江河之决皆天事，未易以人力强塞，强塞之未必应天。”⑥宣房诗：指汉武帝元封二年，亲自到河上，填塞黄河大决口，悼功之不成而作的《瓠子歌》。⑦谤书：东汉献帝时，董卓擢蔡邕为中郎将。据载：王允诛董卓后，指斥蔡邕说：“汉武帝不杀司马迁，谤书于万世。”
　　武帝传
　　明·祝允明
　　柞宫凭几画成王，泪落铜仙月似霜。
　　王母不来方朔死，茂陵松柏自斜阳。
　　注释：
　　①画成王：《汉书·霍光》：汉武帝生前曾命画工画周公负成王朝诸侯以赐霍光。②泪落铜仙：此典故出于唐朝李贺写的《金铜仙人辞汉歌》。三国魏曹睿从长安拆迁铜人至洛阳，途中急促，日夜兼程。铜仙，即金铜仙人。泪落，是虚构之词，是铜人回想武帝而落泪。③方朔死：《汉武帝内传》说：西王母告诉武帝，“此子是我邻家小儿，昔为太上仙官……于是帝乃知，朔非世俗之徒。”诗意强调了方朔究竟是人不是神仙而死去。
　　汉武
　　清·章在兹
　　调遗天兵过月支，蒲萄新月上林枝。
　　初闻使者巡三辅，又命将军号贰师。
　　越巂楼船通属国，朔方烽火照征旗。
　　羽林无数孤儿在，独向高台泣望思。
　　注释：
　　①月支：此指居住在祁连山区的小月氏。②羽林孤儿：羽林，是古代禁卫军，有如今之警卫部队。汉宣帝使中郎将骑都尉领郎百人，叫羽林郎。这些人都是取从军死事的子孙养之，羽林官教以五兵(戈、矛、戟、弓、剑)，号曰羽林孤儿。③高台：即思子台。汉武帝在巫盅事件后，方知太子据被江充诬陷，冤死于湖县。其台在今河南阌乡县东。
　　读汉武帝内传
　　清·钱中谐
　　汉武求仙日，危楼四望开。漫传青鸟至，空候白云来。
　　玉露虚芝馆，金风冷桂台。茂陵终寂寞，谁与望蓬莱。
　　注释：
　　①玉露及金风两句：玉露即秋露。金风即秋风。芝与桂皆芳香植物。意谓汉武帝当年求神仙的时候，虔诚地准备了香室，于七月七日接待西王母，以后这些馆、台都萧瑟而变衰。
　　汉武帝
　　清·张之洞
　　平津经术张汤律，厌次诙谐卜式钱。
　　一代公卿齐扫地，四夷珍怪尽朝天。
　　书沉青鸟西飞日，泪酒金人入洛年。
　　第一奇功刊不得，将军斥地过祁连。
　　注释：
　　①平津：武帝封丞相公孙弘为平津侯。②厌次：东方朔是厌次(今山东阳信县)人。③扫地：比喻名誉、威风等全皆丧失。④书沉：《汉武帝内传》：元封二年七月七日，西王母及上元夫人，授帝的经书，盛以黄金之箱，藏于柏梁台上，到太初元年柏梁台灾，将五岳真形图、六甲五灵飞经録十二事、灵光生经及自撰所受者凡四卷，共函烧失。
　　读汉武帝记
　　清·吴伟业
　　岱观东迎日，河源西问天。
　　晚来雄略尽，巫蛊是神仙。
　　注释：
　　①岱：即泰山。②河源：指黄河发源处。
　　二、茂陵(二十首)
　　茂陵
　　唐·李商隐
　　汉家天马出蒲梢，苜蓿榴花遍近郊。
　　内苑只知含凤嘴，属车无复插鸡翘。
　　玉桃偷得怜方朔，金屋修成贮阿娇。
　　谁料苏卿老归国，茂陵松柏雨萧萧。
　　注释：
　　①蒲梢：古代良马。《史记·乐书》载，汉武帝伐大宛得千里马，名蒲梢。②凤嘴：传说仙人用凤嘴、麟角熬成的一种胶。能粘合弓弩的断弦和断折的刀剑。相传汉武帝在上林苑射虎时，弓弦断开，有西域国王使者献上此胶，用口濡胶即接上断弦。③属车：古代皇帝出行时车队中的副车。鸡翘，皇帝出行时属车前插着编有羽毛的鸾旗，叫鸡翘。④“玉桃”句：据《博物志》载：西王母送给汉武帝仙桃，东方朔从窗外偷看，西王母说：“此窥牖小儿曾三来盗吾此桃。”
　　谒茂陵
　　清·阎尔梅
　　武帝园陵俯渭阳，亭亭凯赑赑满原霜。
　　三山八水凉京兆，万户千门毁建章。
　　骠骑北铭沙漠石，楼船南系粤欧王。
　　临终悔下轮台诏，何得人言续始皇。
　　谒茂陵
　　清·阎尔梅
　　嵼嵼堂封嶻四隅，茂陵南向拱天都。
　　表章先圣开文苑，付托元良写扆图。
　　出塞尝嫌高帝困，求仙不似祖龙愚。
　　悲歌兼带风流意，毁谤英雄是呆儒。
　　注释：
　　①三山：此三山指汉武帝在建章宫北兴建的太液池中有三神山。以像东海中瀛洲、蓬莱、方丈三神仙。②写扆图：扆，状如屏风。与汉武帝画周公负成王朝诸侯图相似，唯此处直接指出有霍光负昭帝朝诸侯之意。③祖龙：指秦始皇。《史记·秦始皇本纪》：三十六年，秦使者夜过华阴，有人给使者说：“今年祖龙死。”使者告知秦始皇，始皇默然良久说：“山鬼固不过知一岁事。”逾年始皇崩。
　　茂陵
　　清·王士祯
　　武帝乘龙久上升，集灵台古几人登。
　　晴川渺渺通槐里，秋草萋萋入茂陵。
　　天马歌成愁出塞，泉鸠事去泪沾膺。
　　谁知一代孙弘阁，唯有东方谏猎能。
　　注释：
　　①泉鸠事：泉鸠，地名。在河南阌乡县西南，汉武帝子、太子刘据死于此。
　　茂陵怀古
　　清·王士祯
　　频年祠太乙，晚岁罢轮台。缑氏仙何往，瑶池信不回。
　　红颜钩弋尽，白首于卿哀。失势秋风客，昆明又劫灰。
　　注释：
　　①太乙：神名，即天帝或天神。②瑶池：古代神话传说中神仙所居之地。《太平广记·卷二》：“穆满觞西王母于瑶池之上。”③劫灰：劫火的余灰。昔汉武帝穿昆明池底，得黑灰，以问东方朔，朔云：“可问西域人。”后法兰既至，众人追以问之，法兰云：“世界终尽，劫火洞烧，此灰是也。”见南朝·梁·慧皎《高僧传·竺法兰二》。
　　汉茂陵
　　清·管世铭
　　要使天娇慑汉旌，登台绝幕云横行。
　　雄心晚为泉鸠悔，万命先因宛马轻。
　　独摄衣冠容汲直，不留弓剑待苏卿。
　　凄凉玉碗人间出，起告曾无同舍生。
　　注释：
　　①天骄：汉朝北方匈奴为“天之娇子”简称天骄。②绝幕：幕通“漠”。即直渡越沙漠。《史记·匈奴列传》：“大将军(卫青)出定襄，骠骑将军(霍去病)出代，咸约绝幕击匈奴。”③玉碗：疑为“金碗”。唐·杜甫《诸将五首》诗：“昨日玉鱼蒙葬地，早时金碗出人间。”《搜神记》：“卢充与崔少府女幽婚，别后四年，忽见崔女，女与充金碗而别。后崔女姨母见曰：‘昔吾妹生女亡，赠一金碗著棺中。’”诗中用金碗事寓陵墓皆遭发掘之意。
　　汉武帝茂陵四首
　　清·王昙
　　祖龙而后事驱除，千古雄才断不如。
　　一统早收南越地，六经始重圣人书。
　　求言帝庭容方朔，问道儒官用仲舒。
　　五十四年文治日，天山犁得幕庭虚。
　　注释：
　　①帝庭：指朝廷。②幕庭：指漠北少数民族所居之地。
　　求贤初诏下金门，一榜贤良百十人。
　　容得马迁留谤史，能成苏武做忠臣。
　　张汤峻法刑名好，汲黯狂言戆谏真。
　　明说赋才无用处，邹阳枚马任沉沦。
　　注释：
　　①金门：是金马门的简称。汉武帝使学士待诏金马门，以备顾问。汉未央宫前有铜马。故曰金马门。②谤史：指《史记》。③邹阳枚马：邹阳与枚乘、枚皋、司马相如等为汉景帝、武帝时文学家。任沉沦：不重用，任其埋没。
　　西域河沙古未开，牦牛微堠接轮台。
　　扫空瀚海长城外，断得匈奴右臂来。
　　和议终非中国计，穷兵才是帝王才。
　　守文弱主书生见，难与英雄靖九垓。
　　注释：
　　①堠：古代瞭望敌情的土堡。如斥堠、烽堠。②瀚海：指沙漠。③匈奴右臂：西域诸国在汉武帝以前，大都役属匈奴。《汉书·张骞传》：“诚以此时厚赂乌孙……结昆弟，其势宜听，则是断匈奴右臂也。”④九垓：犹言九州。后来九州泛指中国。
　　壶关一悔奈匆匆，思子归来仅有宫。
　　命将不曾封李广，爱才毕竟误江充。
　　神仙大药无消息，方士招魂又凿空。
　　不有茂陵遗憾事，怎教人士哭秋风。
　　注释：
　　①壶关：县名。故城在山西省长治县东。《汉书·戾太子据传》：壶关三老令狐茂，因太子刘据被江充构陷，“不忍忿忿之心，起而杀充。……武帝深过太子，发盛怒，举大兵而追捕。”上书武帝以鸣其冤。“书奏，天子感寤。”②凿空；此处谓方士始开招魂之术以迷惑人。
　　吊茂陵
　　费尚彬
　　陵趾何崔峻，巍巍一望中。余风犹在耳，盛烈已成空。
　　断磵泣残碣，荒台思归空。牢骚无所寄，俯首叹蒿蓬。
　　注释：
　　①断磵：磵同涧。此处指泉鸠水，在河南有阌乡县东南十五里，有戾太子冢，在涧东。②荒台：指在泉鸠里所建的“归来望思之台”。叹蒿蓬：蒿，其气发扬于上而光明。蓬，又名飞蓬，即发乱如蓬，不加修饰。意谓徒发牢骚，既明知生气，又很颓丧。
　　拜武帝茂陵
　　清·徐开熙
　　英武从来只数君，荒坟犹自上侵云。
　　一条渭水横飞白，万叠南山远送曛。
　　野径几人思漠北，汉庭何客问敲汾。
　　只令肃拜秋原上，悔过轮台痛倚闻。
　　注释：
　　①侵云：意思是接近层云。②曛：日入余光。③敲汾：敲，即击。汾，即汾水，黄河支流。此处“汾”字寓意为鼎。《汉书·武帝纪》：“元鼎元年，得鼎汾水上。”
　　咏汉武帝
　　张 过
　　开疆拓域奠宏基，稽古礼文业殊奇。
　　六略雄才施展日，正为西汉鼎盛时。
　　心雄勋著历代少，好大喜功任人评。
　　封建君王能悔过，刘彻毕竟有高风。
　　注释：
　　①稽古：就是研习古事。②礼文：即礼节仪式。
　　过汉武帝陵
　　清·徐柏龄
　　破虏功成创特规，至今犹想帝威仪。
　　岂知杯土藏金剑，空向民间问玉彝。
　　青鸟夜深重至否?画衣烟外可相迟。
　　南山日对飞霞影，何似祁连记绥时。
　　注释：①彝：古代盛酒的器具，也泛指祭器。②画衣：画其衣服五刑。传说古代舜时对犯罪的人采取象征性的处罚，以示惩诫。其刑制即以异形标志五种样式的衣服，给犯人穿着，以代替处罚，有显示耻辱之意。
　　茂陵诗
　　蒋维熙
　　朔方罹浩数，汉使不侵寻。
　　雁字非邮驿，羊牢共锢沉。
　　五言苏李韵，万古精粹音。
　　帝王专行政，全民暗恸心。
　　注释：
　　①朔方：此处指北方。②侵寻：或作浸浔，即渐进、浸淫、渐染之义。③五言：即就五言诗而言。五言诗，每句五字的诗，包括五古、五律、五绝、五排。据载：到汉代才出现整首是五言的诗体。后来又多以苏武、李陵《河梁赠答》为古体五言之始。
　　茂陵诗
　　秦春廷
　　忆彼帝王妄好仙，论功评过亦宜然。
　　屯田事为通西域，读史悬知美汉年。
　　雄主由来播中外，乱纲总是祸渊源。
　　茂陵修建存遗迹，借鉴堪资异代传。
　　注释：
　　悬知：即预知、料想之意。
　　题茂陵
　　谭 修
　　秋风湘上动悲歌，西望兴平感慨多。
　　功过千秋疑史笔，山河万里纪干戈。
　　雄才已自惊天地，大略何曾执斧柯。
　　罢黜百家终有误，茂陵此日问云何。
　　注释：
　　兴平：指茂陵而言，茂陵位于陕西省兴平县东北原上，西距兴平县12公里。
　　汉武帝茂陵
　　秦子卿
　　孝武承平始重儒，旌旗北指拒匈奴。
　　欲兴经济求平准，先抑豪强试均输。
　　天马葡萄来异域，春风杨柳满皇都。
　　鼎湖麟阁虽缥缈，尚有崇陵拥虎符。
　　注释：
　　①鼎湖：传说黄帝铸鼎于荆山下，鼎成，乘龙上天，因名其处曰鼎湖。后世因以鼎湖为帝王死亡之典。②麟阁：即麒麟阁的简称。汉宣帝有麒麟阁，为图画功臣之所。③虎符：古代调遣兵将的信物。
　　咏茂陵
　　薛维桂
　　五陵原上茂陵高，碧树葱茏接紫霄。
　　隐隐长峦征马卧，沉沉阆苑戏莺嗂。
　　几朝帝子眠斯岭，四海游人览此郊。
　　更喜春风吹草壮，如膏澍雨润花娇。
　　注释：
　　①紫霄：天空立意。②阆苑：仙人所居之境。③澍雨：及时的雨。
　　茂陵怀古
　　李仲文
　　汉武全国选佳城，山川灵气钟茂陵。
　　东望函谷晋豫近，西控陈仓川陇通。
　　华岳左峙云天外，太白右耸斗牛宫。
　　高祖创业文景治，武帝赓祚展才能。
　　注释：
　　祚：即皇位。《史记》：“卒践帝祚”。
　　第三节 文章辑录与民间传说
　　一、茂陵园宝藏
　　茂陵是汉武帝刘彻(公元前157～前87年)的陵墓，位于陕西省咸阳市以西的渭北高原上，其规模之大为西汉(公元前206～公元8年)诸陵之冠。
　　茂陵前面有一个东西长约10华里，南北宽约5华里的陪葬墓区，汉时称为“茂陵园”，有陪葬墓近20座。其中有著名大将军卫青、霍去病和重臣霍光、金日磾之墓，其余也多是武帝朝煊赫一时的勋臣贵戚。
　　秦兴厚葬，汉袭其俗，皇族贵戚间竟相比奢。据记载，茂陵园当年的建筑十分壮观，地下随葬品也极繁多，往往达到“墓内不复容物”的地步。随着两千多年岁月的流逝，茂陵园已圯毁殆尽，只剩下一座金字塔般的夯土巨冢，有些已很难确认墓主是谁了。其地下埋藏部分，历史上虽几经盗掘搜罗，至今仍时有发现，足见当时埋入量之大与分布之广。
　　近年来，在茂陵园内相传为霍光墓的巨冢以西约1000米处一个叫“羊头冢”的土阜前，又新发现了一大批铜器和鎏金制品，有铜鼎、铜温炉、铜耳杯、铜勺、铜釜、铜甑、鎏金虎、鎏金马、鎏金高擎竹节熏炉等200余种，经鉴定，全系西汉文物，且多为实用品。其中18件上刻有铭记，记述了器名、重量、容积、制作年月、收藏之家等内容。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
　　西汉是我国封建初期一个繁荣强盛的时代。当时海内统一，政治稳定，经济发达，技术先进，其兵甲之精，器用之巧，早为考古发现所证实。这次发现的茂陵园文物，金属质量和制作精度都达到高水平，尤其是鎏金器物，格外华丽、别致。如鎏金马、鎏金高擎竹节熏炉就是迄今发现的同类制品中最精美、最典型的两件。
　　鎏金马，比例匀称，体态矫健，昂首挺立，有一发千里之势。它在古籍中被称作“金马”或“天马”，是一种价值千金的珍贵礼品。
　　鎏金高擎竹节熏炉，既是宫廷实用之物，又是精致华美的工艺品。所谓“高擎”即相当现在的“落地式”。它的用途是燃点熏香，以驱蚊和改善卧室气味。它的加工精度和表面光洁度已接近现代机械加工所能达到的水平。燃香后，青烟自博山式炉熏的透雕孔隙中袅袅而出，弥漫蓋上山谷间，景象尤为动人。
　　鎏金是一种高级金属镀涂技术，在中国应用很早，到汉朝已比较普遍。以黄金护覆器物表面，即增饰了外观美，又能起到防蚀作用。这批鎏金物有些几乎可与纯金物媲美，说明这项工艺在两千年前已相当成熟。
　　二、陵园博物馆论
　　顾名思义，陵园博物馆，是专指以陵墓及其园囿为主体，包括有关遗迹、遗址文物等的陈列展出机构。它以陵墓所在地或其附近为馆址，具有特定的地方性和某一时代性。就陵墓来说，其类型相当多，为保护与管理各类陵墓、陵园而设置的机构也有所不同，其职能和任务各有所侧重，涉及的问题也非常广泛。这里拟就古陵墓范围内具有博物馆功能的“陵园博物馆”之建设问题作一番初步探讨。
　　(一)规划问题
　　古陵墓及其陵园范围是历史遗留下来的，故规划陵园博物馆时首先要以原有规模作为依据，以保持陵墓原有状态和陵园固有的风貌为前提，尽可能地维护旧的范围大小，不变动碑石位置，保留早先的林木、残垣与封土，使建馆的基址处于陵园的隙地上，以不影响陵园的整体外观最好。一般来讲，时代久远的古陵墓陵园很少能完整地遗存至今，由于种种原因，大都四至不清，墙垣犁为耕地，尤其是外墙基的夯土。有些古陵墓的陵园几经变易，已非原有之规模，通常小于文献记载的范围，也有的仅记载陵地的大小却未明确陵园占地多少。博物馆的规划，主要应根据博物馆实际所需的房屋多寡及所需的面积大小来制订。或置于经过变动后所形成的园址范围内，或依其比邻而建，以取其地望。如汉武帝之茂陵，博物馆则在霍去病墓前，既处于茂陵园的范围内，又介乎茂陵与平陵之间。这种选择最初虽出于便于保护霍去病墓石刻的目的，但从茂陵的大体规划看来，也是比较适宜的，如此，博物馆所占面积与陵园占地面积相比是很协调的。
　　陵园博物馆之规划内容，主要有四个方面：即景观、道路、陈列展览用房、办公及生活用房，这四方面内容加上与之配套的工程设施，诸如防汛排涝、保安通讯、游观服务项目等，便构成初步的基本规划。另外还包括有关古建筑的复修或复原，陵墓的勘探与发掘，文物古迹资源的利用，开发第三产业的种种计划。把这些计划与基本规划相合成，分清主次缓急，落实资金来源和可行性的调查，将得出较为全面的规划方案来。
　　①景观
　　古陵墓大都有其特定的景观风貌，这种风貌与所在地域的山川河流及气候有关，如埃及的金字塔，其风光就与其他的古陵墓迥然有别，自然地理条件和陵墓的制度与形式构成陵墓的景观特色。另外，陵园的景观更与古建筑，如垣墙、角楼、阙和殿阁有直接关系，还有陵前的列置物，如华表、天禄、僻邪、石翁仲和各种碑碣。上述因素使每处陵园显示出一种特定的气势，此气势又和不同的时代所采用的葬制，四周的环境状况相关联。
　　古代陵墓的营建本身就是一项浩大的工程，在选择地理环境方面也相当讲究，往往选在地势高厚、山川萦绕的景区，前有所临，背有所枕的结穴处，有所谓的“连山”、“归藏”，以及昭穆葬序。唐陵自昭陵以降，则依山为陵，取其崇峻，各朝代陵寝之制虽然有所变更，但占取地理形胜，高旷景丽的自然环境这方面是一致的，故陵园亦有山陵或佳城的别称。古陵墓的这一共同之点，对于陵园博物馆的建设提供了很好的环境条件。
　　陵园博物馆的景观，应与陵墓四周的自然风光相一致。博物馆不同于一般的游览娱乐场所，要有幽雅宜人的环境空间，气氛不宜明艳煊炤，但也不宜沉重单调，因为参观游览的活动毕竟含有陶冶情操的审美意趣，故幽雅宜人、赏心悦目应该是陵园博物馆所追求的一种环境效果。
　　通常，古陵墓带有一些荒寒森郁的气氛，参天老树，石碑蔓草，乃至残垣断碑，诸多古老景象，汇集成萧疏荒凉的景境，而四周大的自然环境却依然欣欣向荣，随节序显示着无限风光。陵园博物馆，是小范围内的人工造景，其景观应和大自然环境相呼应，尽量排除或减少荒芜阴森的气氛，而代之以幽雅、清新爽秀的韵味，使之园林化。因此，规划中的景观建设可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为陵墓区或陵园的景观建设，这部分着重在对原有风貌的保护与管理上，保持现状或适当地复原某些古迹，力求符合其原有形制、规模，以文献记载为依据，补栽一些风景树木，不宜随意增设景点，也就是在保持现有风貌的同时，逐步恢复陵园旧有的形制，使其接近或基本上达到有关文献所记载的陵园景观。
　　第二部分是陵园博物馆的景观，这相当于博物馆庭院中的造景点缀，或者是小范围的古建园林造景。这种造景比起第一部分之陵园景观要灵活得多。它可以说是博物馆的景观。例如茂陵这样的环境，陵区的景观应该是松柏并茂，苜蓿石榴宫槐等汉苑景色，巍峨的高陵，矗立的陵阙，正如李白诗中所说的“西风残照，汉家陵阙”之景象。王国维曾论此景是以气象取胜，实际上，五陵原景色的最大特点就是气象，无论是“茂陵松柏雨萧萧”，或者是“石马无声蔓草寒”皆是以气象为主要基调。但茂陵博物馆却不同，它作为一所陵园博物馆，一个文物陈列展出机构，不能也不应该搞得古木森然，让苍松古柏把院落罩得郁郁丛丛，绿苔石径，给人以压抑感，而采用格调明快的园林格局，使之与霍去病墓的“为冢，象祁连山”的局部景观相对应。茂陵博物馆的布局规划，即属于上述的第二部分景观。
　　“曲径通幽处”是另辟一个静的境界，它借助于山光水色。在陵园博物馆的格局中，自然没有如此条件，因而采用“半亩方塘一鉴开”的畅览方式。园林造景的主要内容不外乎“叠山”与“理水”。亭台阁榭的分布和花架小桥之穿插，在这里是依靠博物馆展厅之建筑和霍去病墓的高冢作为屏障，方塘改为环池，取汉武帝琳池钓白蛟的传说，中峙一岛，有澹远之致，叠石作小山，仿王蒙之皴法，武陵源之境界，用绿树剪枝理成一卧牛，增加恬静和祥的气氛。这样的经营，在景观上通视效果较佳，院中景物俱收眼底，不妨碍陈列展示文物的主要宗旨，又增加游观骋目之效应，仰观山，俯赏鱼，天光云影鸢飞鱼跃的濠上之感令人舒心。
　　茂陵地处黄土高原之上，五行缺水，故甃池以蓄之，经营颇费周折，然在旱原上得此一泓清碧，则一洗古陵墓的萧森气氛。这仅只是一个景观规划的例子，能否满足观众的审美要求，还有待今后的时间来检验。若综观古陵墓博物馆之景观这一命题，笔者认为，园林意趣应该是共同的需要，而这种园林景观应从属于博物馆之博览目的，不宜喧宾夺主，不宜花里胡哨，在淡雅主调中求和悦，明快而不浓艳，丰富多彩，因地制宜。而博物馆之建筑，也属于主要景观，这是不言而喻的。
　　②道路
　　道路，以及道路上的桥涵、路标、风灯、行道木等，在陵墓博物馆的规划中也是相当重要的内容，古陵墓区的道路，实际上也是陵墓区的导游线路。这种线路，有时与陵墓形制中陵前大道(如司马道与环陵道路等)是一致的，但也仅限于步行道路，因为古代谒陵大路往往有峻坡和阶蹬，而且并非往复来回的环状路线，有些古陵墓则形成墓群，其间道路多为后人自然踏出的便道，故在规划时尚须根据实际情况另行设计。
　　陵区的游览道路外与公路或马路衔接，引入陵区之后则为循环的单行道路，宽度与等级视常年游客流量决定，一般地说，干线以能并行两辆大型旅游轿车，并有人行旁道为宜，支线则比此略减，并在适当地方开辟停车坪和会车场地。
　　行道木应选择树冠扁平，多荫而枝疏之树种，疏朗而不碍视线，道路分岔处设立明显标识。风灯之设不同于马路上的照明，古陵墓区决无夜客，风灯是为了在雾天和阴雨时候供游览车辆识辨道路方向之用。
　　陵墓博物馆范围内之道路，主要是人行便道，宜用卵石或青砖。这种路径宜曲不宜直，尽量减少交叉。盘曲转折的目的，是为了将游人引向陈列展线以及各个景点。馆内道路最好为全封闭的单向通行线，使观览者鱼贯而行，互不干扰。在观众的印象中，穿行路径通常也是浏览观光，轻足过回廊，漫步踱展室，碎步踏花影，这种道路，不为提供快捷，而是力求让观众多一番低徊流连的空间。
　　道路规划的主要内容，不单是平面布局之设计。陵墓博物馆在兴建时连带的问题较多，要考虑山体或土崖的滑坡、排水与落叶及淤土的堆集，要不背于陵园的原有形制。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陵区地表以下地内涵甚多，如建筑遗址、俑坑、未经发现的陪葬墓穴等等，若未经过周密的勘探，在施工时必然会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障碍，即使已经完工的道路，有时候往往由于附近有了新的发现而不得不另行改线。在古陵墓区轻率动土施工，常常酿成无法弥补的损失。倘若对所在地之地表以下不是了如指掌，则不宜规划成正规游览道路，而以卵石与青砖铺成的便道代替，于规划方案中注明为临时性的通行便道。
　　以汉武帝陵的道路规划为例，由武帝陵通向西宝公路上的符家桥一段，是茂陵的陵前大道，属于游览专线，它跨越一个铁路道口，一座桥涵，在上原的地段有峻坡，两侧有土堑，行道木为箭杆杨。由于当初对车流量估计不足，道面及路基处理均较差，故屡经翻修或另辟坦途，否则无法适应旅游活动日益增多的形势。陵区内的游览道路，基本上还是临时性的便道性质，行道木以松树为主。因为在茂陵的陪葬墓区，地下未发现的墓穴和零散文物很多，所以规划的时候为日后发展留有余地。至于茂陵博物馆内之游览道路，则是按导游顺序，迂回环绕，游人信步漫行，顾盼不暇，即使旅游旺季，也不至于摩肩接踵。
　　③陵墓博物馆的建筑
　　主体建筑是具有陈列展出空间，能发挥博览功能的房屋。在古代，这类房屋大多是殿阁，现在为空间宽大的厅房。由厅房组成的建筑群构成博物馆的主体部分。这些房屋的建筑风格对于博物馆的外貌有决定性的影响。
　　一般古墓很少有能够供博览用的古建筑遗存，即使有献殿、寝宫之类的房屋遗存下来，也只能作为其原有形制之一部分供人观览，而不宜改作文物展厅使用。故陵墓博物馆之建筑群多半是另行设计建造的。
　　陵墓博物馆的房屋，大体上应采取陵墓建成的时代那种建筑风格，也就是适宜用仿古建筑的形式。古建筑外观上结构的演化，既有一定的传统延续性，例如上栋下字、山节藻棁、砖瓦木石这些基本内容，一直是承上启下的繁衍着，又在各个朝代有其时代风尚，如鸱吻产生于汉武帝时代，人字斗拱与直禄窗盛行于隋唐，古建筑的结构与外观俱和当时流行的形制吻合。若博物馆房屋全用古建，就必然要符合建筑形制的要求。然而，陵墓博物馆用房和古遗址的复原与古建筑的修复概念不同，与仿古的含义也是两码事。例如陵墓博物馆完全采用了古建筑形制，那么，这些新建的古建房屋是否能符合古陵墓之建制?当初陵园内此处是否有房屋存在?这就把现在的博物馆和古代的陵园建制相混淆了，反而显得不伦不类。
　　假若陵墓博物馆的房屋采用现建的方式，其效果将会如何?按目前建筑业习惯用语，所谓现建，实际上就是指以钢筋混凝土等建材构筑的西式建筑物，在中国古代陵墓的陵园中出现一组西式建筑物。在外观上也同样显得不伦不类，尽管它在采光、维修、造价诸方面有一些优点，其形式却不可取。
　　基于以上原因，陵园博物馆建筑形式的选择，最宜采取仿古建筑的形式。所谓仿古建筑是指外观或基本结构形式具有中国风格的屋宇。仿古是个笼统的概念，略仿其意，或比照着模拟都可称之仿古，还有所仿之古的岁月差别，如仿秦汉、仿隋唐、仿宋、仿明清等许多区别，这就可以根据陵墓博物馆之陵墓朝代来挑选与之相近的形式。既是仿建，便无须严格依照其匠作绳墨，举折生起，铺作梁制等规程，一望而知其为复制品，又不必作旧。因而和陵园本身的建制不相混淆，外观形式与陵园的古墟古貌也比较协调，苍松翠柏，红墙绿瓦，金碧交辉，书法取当代名家之大手笔，便构成古风新颜之景观。
　　从经济角度讲，仿古建筑可以采用混合结构形式，其对建材的适应面广，凡砖瓦木石、混凝土、金属型材、沥青玛瑙脂、马赛克、各类板材，几乎都可以用得上，造价随之降低，抗震、防水、耐潮诸功能相应提高，较之纯现建或纯古建，经济效益更佳。
　　仿古建筑之突出的优点，还在于其实用空间的灵活性，作为文物陈列博览场所最适合。它的外檐装修可以衬托园林景观的意趣，为院落生色，内檐装修更能结合展览陈列的需要，布置展厅之空间，如落地罩、屏风阔及进深皆可以灵活，室内不受柱网分布的限制。通风、照明、调节温度与湿度皆可以采用现代技术，因而实用价值高，是最理想的建筑形式。
　　陵园博物馆的建筑格局，基本上有封闭的院落式布局和开放的馆阁式布局两种方式，前者按中轴线布房，仿佛官式署衙或深宅大院，建筑比较集中，博览层次井然有序，博物馆气息较浓厚，规模稍大时，相当于古代的庙宇或者下宫的体制，后者是按陵园的实际情况，随园中隙地面积将博物馆用房散置于园中，以小径花墙与篱笆将其联系沟通。这样的布局使古陵园和博物馆两者溶为一体，气度较开阔，但也不宜过于分散，否则参观顺序、讲解及导游路线不好安排，给人的印象比较零乱。博物馆的建筑不仅要在平面分布上寻求妥贴方案，而且要从建筑的体量大小、空间高度方面来研究，高阁层楼无论在土地面积利用，或者园林造景方面均有优势，只要能照顾到陵园总的景貌，便可采用。
　　④附属建筑。
　　一般来讲，古代陵墓大多远离城区，即使陵园作为一个名胜游览之地，人烟辐凑，但毕竟不同于城市中的博物馆，它必须有一个配套的小型生活福利区以解决购物、儿童教育、幼托及医疗保健诸方面的问题。
　　用于生活福利的房屋建筑若连接立体建筑群，在外观上应成为陵园博物馆的一个组成部分，其建造风格须接近主要建筑形式，如果两者相距较远时，则自成一个独立的小区，中间以绿化带隔离。
　　(二)陵园博物馆的陈列工作
　　陵园博物馆的主要展品为该陵园之遗存文物，有地面上的有关遗物，也有出土物、碑石铭刻、墓志地券等等。古陵墓现今的情况各异，有的是已经发掘了墓葬，地宫构造已明，其随葬物品即为展出陈列的内容，地宫亦为参观场所。而大多的古陵墓并没有发掘，它们的地下构造以及随葬品不详，仅能根据古代零星的有关资料去推测。有些古陵墓曾经被扰动和盗掘过，洛阳的北邙、关中的古陵墓大多属于这种情形。目前位于关中的周秦汉唐诸帝王陵墓，还没有一处是正式发掘了的墓葬，仅有少数俑坑与陪葬墓进行过发掘清理。严格地说，秦俑馆、茂陵博物馆、乾陵博物馆，都还不是完全的陵墓博物馆，都只是陵墓博物馆建设发展的前奏。现有的文物也仅是陵墓文物的一部分，而且并非中心随葬部分。但随着博物馆事业的发展，将逐步趋于完备。
　　陵墓博物馆的陈列展出，与历史博物馆的性质不同，也不同于其他古遗址博物馆，它们与其他专业性博物馆的最大区别是时空范围的限定。首先，展品本身都直接或间接地和该陵墓有一定的关联。其品类与制作技术、造型风格对陵墓产生的朝代有某种代表意义，也有它的特殊性。在时间上仅限于陵墓产生和完成的朝代，文物之间少有前后顺序和主次之分。展线之设计往往只依照观览便利与器物显示程度来安排，形式也较灵活。
　　对古陵墓现有文物之陈列，自然是按照原来放置的状态安放，这样比较适宜其性质，也便于对现场遗物的保护。有时候，原来放置状态并不利于观览，则需要加以复制后，移位陈列，而现场的一切布置，只是作为一组整体场景让观众在相当距离处观览。在这里，陈列的作用是为了使观者获得该陵墓葬制的一种直观印象，它的观览重点是墓葬的构造方式、布列状况。当然，这是就已经发掘清理后的陵墓而言。
　　一般情况下，陵墓博物馆的文物仍采用展厅陈列的方式，这样不仅便于观众仔细观看，也能通过说明牌以及其他辅助办法让观者加深对该物品的理解。同一件文物，有无合适的采光与背景衬托，人们的视觉与心理感受是不一样的。精心布置再加一些适当的装潢能够显示出展品的特征和优美。
　　固定的陈列品属于该陵墓特有文物中的基本物件。例如墓志、哀册、棺廓、有关该墓葬形制的一些器物，对这些文物陈列的同时，也是对其进行收藏和管理保护。
　　陈列物件有大有小，有精有陋，不宜用通体一律的展柜，因为这种陈列和经贸博览的目的不同，不是按档次划分展位的。它要求有安置空间与观赏空间，陈列展线也不宜全部用流水路线。回旋状、辐射状以及迷宫式的线路均可以采用。中国古代对于视觉效应的研究有以大观小、移步换景、仰观俯察等多种变换方式，以使观览者目不暇给，保持一种新鲜感觉。对于陈列物，所有的附属装潢皆为了突出展品本身。文字说明与介绍要简洁了当，要留给观众自己去观察与思考及回味和悬想的余地。
　　在馆藏文物中，那些不完全属于该陵墓的特定物件，例如有些明器，并非该陵墓所仅见，同类物品在别的地方也有所发现。这样的东西就非该处的基本陈列品。还有某些不适宜长期暴露的易腐蚀品，不宜受光照物件等，如帛书竹简、织锦残片之类，平时只能在特定的收藏状态下保存，对这一类文物，或者展出它的复制件，或者举办短期的展览，以发挥它的作用。故陵墓博物馆的展厅，一部分为固定陈列，另一部分则属于选展藏品和轮流更换短期展览。陵墓博物馆的陈列展出工作，实际上是包括了导游讲解、保护管理、收藏与研究等诸方面。因为在一个陵园范围内，这些业务项目之间的联系十分紧密。
　　茂陵博物馆现在有两座展厅，但它的重点陈列文物是霍去病墓的一批大型石刻艺术，兼有陈列和保护双重性质，由于石刻的体量巨大，观赏距离相应要求较大，故用石刻护亭加以护覆，并与游览路径连接。文物展厅的陈列，东展厅展品为茂陵园范围内阳信墓出土的珍贵器物，这些器物是选展性质。西展厅为历年征集到的茂陵附近出土文物，展出内容属于基本陈列性质。展厅内的陈列还同时对汉武帝茂陵及其陪葬墓加以系统地介绍。按目前该馆收藏的文物件数，对展出空间的要求远远大于现有的展厅空间，从发展的前景看，还需要增建一批展厅。
　　(三)陵园博物馆发展的前景
　　陵园博物馆是博物馆事业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博物馆事业的不断发展与提高，陵园博物馆也必然有所发展。
　　我国幅员辽阔，地大物博，历史悠久，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遗留下了许多古代帝王陵墓，还有许多历史上风云人物的大墓，以及在文化、政治、经济上、军事等各方面有建树和影响的名人墓葬。它们中有些遗存有墓园，有些已为后世建立纪念祠馆。规模大小不一。这些历史遗留下来的人文景观，也是具有开发潜力的旅游资源。而大多数陵墓所在地，早已成为名胜游览场所。许多陵园和墓园之风光绝佳，均可以作为旅游景点看待。大多数古陵尚不曾正式发掘清理，这些都是陵园博物馆发展中的优势。可以预料，今后将会有较多的古墓管理机构在发展中转换为陵园博物馆。
　　古陵园作为一项具有开发潜力的旅游资源，要发挥它的作用，就不能只把它当做古迹加以管理保护，或仅是纳入旅游范围来开放，任人参观。如果仅是这些，古陵园的博物馆业务便很难发展，充其量不过改善一下环境管理条件，养护好风景林木，修缮古旧的屋宇而已。陵园博物馆是根据实际需要，从过去的陵墓管理机构演变而来，是一项方兴未艾的事业。本来，陵园的管理维护设置是历史上由来已久，许多朝代都先后有过守陵、守墓园的编制，但那种设置主要的作用只是守护，禁樵禁猎，禁人入园游览，防止陵墓被盗掘，实质上是一种防范措施。现在的古陵墓管理机构性质则不同，它具有保护文物古迹和陵园环境的职责，而陵园博物馆更具有陈列展出、研究与收藏有关文物的作用。从已往发展过程来看，要搞好陵园博物馆的工作，主要在全面规划和经营管理方面。运筹得当和开拓性的经营是关键。
　　首先要花大气力充实博物馆展品的内容，搜集有关陵墓与陵园的文献资料、实物资料，不断征集与该陵园有关的文物，丰富馆藏文物的品类和数量，开展专题研究与学术讨论，勘测陵园范围内的遗迹、遗址以及地面以下随葬坑及陪葬之分布状况。有了充实的内容，丰富多彩的展品，包括复制品、模型、图表、历史画卷，就有了开展各项工作的基础。最理想的是在各种条件(如技术力量、经费来源等)具备时，配合专业考古发掘部门对墓葬进行发掘清理，迅速充实馆藏品的内容。
　　加强与外界的交流、信息交换，扩大该陵园的知名度，旅游参观人数的增长，能给博物馆增加直接的经济效益，用来开展业务，实现规划目标，以促进陵园博物馆的建设。
　　陵园博物馆的经营，可以是综合性的，从古陵园的实际条件来衡量，至少可以设想经营以下几个项目，而经营这些项目的最终目的，是不断提高陈列展出的水平，使陵园文物保护设施更完善。
　　(1)专线旅游运输。由于古陵园一般距城区较远，游人难利用公共交通工具，陵园博物馆若贷款或集资筹建车队，既便利群众，又增多参观人数，在一段时间内即可收回成本。
　　(2)结合文物复制制作旅游商品，诸如旅行背包、遮阳伞、民间手工艺玩具之类。
　　(3)利用陵园土地培育珍贵树种苗木，饲养观赏动物，种植药材、水果蔬菜等作物，这支农林开发力量可兼管陵园花木的养护工作。
　　(4)以蜡像、绘画、泥塑或化装表演等方式形象地再现陵园所属时代的某些场景，如人物故事情节、谒陵仪式等，既增加了游览项目，也有助于观众对该古陵墓的了解，
　　以上几项是从开展风光旅游方面来设想的项目，各处陵园具体情况不同，实际上有条件经营的项目还能列举一些，那就要依据具体的环境而论了。当前改革开放的形势，对陵园博物馆的发展也是非常有利的契机，我们展望，陵园博物馆的数量将会逐年增多，已经建成的陵园博物馆在发展中将会日益完善，其规模也将不断增大。
　　(四)陵园博物馆的环境风貌建设
　　古陵园往往是众所周知的风景名胜，古陵墓又是比较显著的地面遗迹，具备风光旅游的条件。然而要发挥这种优势，仅仅依靠陵园本身的景观可视范围太小，景点也显得单调，要使它成为一个游人众多的旅游热点，则其环境风貌关系重大。自然环境优美，交通便利，附近有一些可供登临远眺，或者幽静清凉的去处，会使参观者获得赏心悦目的印象。何况，陵园的景致怎样，多半要由四周的环境风光来衬托。不过这种环境建设面积较广，且非陵园所占地面，以博物馆的力量无法完成，也不能制订这方面之规划，因为大范围的环境建设，要涉及到管理权限、资源利用与保护技术多方面的问题。如河流、水库、森林、山石、农田等等。只能与各有关部门协商，互相配合解决，请求所在地的上级机关，在地区建设规划中照顾到陵园四周的环境风貌问题。
　　进行较大规模的环境风貌建设，是一项综合工程，既开发了旅游资源，也带动了其他经济活动的发展，如林业建设，不但改善了附近的气侯条件，也减轻了水土流失和风沙侵袭，保护了山泉和地下水的涵蓄量。营造经济林，茶园与果园等能获得更多的经济效益，也使风景增添许多绚丽色彩，春花秋叶万紫千红，盛夏绿荫冉冉，隆冬雪林粉枝，雾淞烟林朦胧，为陵园环境增添胜景。林木茂盛时，药材、蘑菇、竹藤等山林物产也随之丰富，山货集贸亦因而活跃，招纳四方客商，饮食服务行业渐次兴旺，将给旅游提供更多的方便。
　　上述情况，在古代也曾有过，以茂陵为例，自汉初在咸阳原上营陵，设置陵邑，徙天下豪富于原上，三选七迁，充奉山陵。汉武帝修便门桥，渡渭直达茂陵，原上日趋繁富，以致后来咸阳原被称为五陵原，成了有名的走马游胜之地，唐杜牧诗句云：“昔日曾向五陵游，夜夜笙歌月满楼。”也许说得有点夸张，但从其他有关五陵原的记载以及“五陵贵公子”、“五陵少年”的驰骋踏青等描写看，五陵原上的风光一度成为长安附近最引人的游胜之地，且持续的时间相当长久。当时茂陵十里走马之地，松柏并茂，有白鹤观等建筑，渭城朝雨，客舍青青，长亭短亭碧草连天，咸阳古道陵阙西风，是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的效果。
　　陵园附近为山林时，环境建设最宜发展旅游方面的项目，就陕西关中来说，唐十八陵大多是依山为陵，也最利于造林和风景点的建设。
　　三、霍去病墓石刻陈列方式探讨
　　霍去病墓大型汉代石刻，是一组生活气息浓厚、气魄宏大、形态生动自然的石刻艺术群。这些石刻题材多样，表现手法独特，再现了各种动物处于山野之间的生态与习性，传神像生达到惟妙惟肖的地步，看上去个个形象逼真，情态各异，腾跃扑搏，神采奕奕，包含着生机和力度，有淳朴深沉的韵味。特别是石马的造型，尤为刚健骠悍，奔放不羁，有驰骋于黄云白草的旷远意趣。使人感受到汉代石刻的沉雄博大，浑朴凝练的艺术风格。
　　这些具有永恒艺术魅力的雕刻艺术珍品，是历史文物中的瑰宝，久已驰誉中外，脍炙人口，为举世所仰慕，因而，选择最佳的陈列方式，以充分显示这些石刻艺术的特色，焕发其蕴含的绚丽光彩，是一个亟待探讨的课题。
　　就目前对这些石刻陈列的现状来看，比早先那种长廊式的陈列效果要好得多，从文物保护与管理角度讲，当前这种陈列方式，是符合一般石刻的陈列保护要求的。茂陵博物馆基本上属于古陵墓原址的管理展出机构。馆址就设在霍去病墓所在地，这批石刻的陈列，为主要的展出内容之一。目前这种陈列方式的优点是井然有序，便于管理，参观路线也安排得合理，疏导巡回不滞，观众有一定的盘桓浏览余地。
　　若从古迹风貌、艺术欣赏以及旅游观光诸角度来综合衡量，目前这种陈列方式就显然有缺点，有些缺点还比较显著，影响石刻艺术感染力，无论在布局方面，安置石刻的基座方面，都存在一些需要调整改进的地方，尤其是观赏距离失之过近，观看的角度也不适宜。为了使石刻的陈列布局能收到满意的效果，寻求最佳的陈列方式，作为今后改进的参考，本文拟就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探讨，并将提出的问题归纳成重新调整的陈列方案，以备采纳。①对石刻观赏距离与角度的选择。②石刻的衬景与环境风貌问题。③陈列布局的调整设想。
　　由于大型陈列的移动会涉及到工程施工，建筑护覆的问题，因而我们的改进设想尽量保持现有的状况，只在现有的基础上作局部的增补，以期达到最佳的陈列效果。就霍去病墓的叠石迹象观察，早先墓冢上的石刻作品比已经发现的要多，还有陆续发现的可能，再者随着社会经济力量的增长，石刻保护的科学技术进步，博物馆事业正方兴未艾，将来的陈列方式和物资条件也会大有改进，这里所谈的设想，实际上是在目前可行性的基础上所作的探讨。
　　(一)对石刻观赏距离与角度的选择
　　雕刻艺术在造型艺术中属于空间艺术，它有一定的体积，按其尺寸大小占有相应的空间，在欣赏雕刻作品时，观者可以环绕它从不同方向与角度来观看，从而获得对作品的完整印象，并以各自的审美角度来感受作品所蕴含的意趣。而且观者与作品之间须要保持适当的距离，才能观看到作品的全貌和它的气势。
　　霍去病墓石刻，是大型圆雕，而且是按石材的天然形象，就形取势，相度其轮廓形态，加以适当的雕琢，勾勒而成，重在神似，其表现手法主要在意匠经营方面，欣赏这样的作品，就更需要有一段适当的距离，凝目审视，才能领会到作品的美妙的韵味，就目前的陈列方式来看，观众只能绕着作品看，而没有必需的观赏距离，也就很难感受到石刻的传神妙处。
　　就题材内容而言，霍去病墓的石刻作品各件之间并无一定的序列关系。表现的内容也不相联属。每件石刻都自成一个观赏重心，独立的艺术境界，最适宜单个陈列，使其不互相于扰，以充分展现作品的艺术感染力。因而每件石刻不仅要占有必要的陈列空间，而且围绕它的四周，还需要有相应的欣赏空间，让观众有回旋的余地，以便选择最合适的欣赏位置。
　　霍去病墓石刻虽说都属于大型石雕艺术品，但每件之间相对比较差别也很悬殊，其最大的尺寸为2.60米，而最小的尺寸仅0.55米，相形之下，小者的尺寸不及大者的一半，所以各件所需的陈列、欣赏空间大小是不相同的。就目前的陈列状况看，需要调整的问题，是把并列的各件石刻分别改为单个陈列，拉开展品间的距离。使每一件作品周围留有足够的调节观众视距的空间，视距(即观看距离)的大小，依石刻的体积而定。一般来说，作品的体积越大，所需的视距也愈大。
　　观众要欣赏某一石刻的全貌时，此石刻的轮廓应完全处于观者的视野范围内，才能看到完整的形象，但这样的形象还不能满足欣赏要求，实际上，较好的视觉效果，仅在视野范围的中心部位，只占全范围的三分之一区间内。观赏景物与欣赏艺术品，以我国传统的审美观念，是要求赏心悦目，重在意趣和神韵，远观其势，近取其质，移步换景，不断转换视角与调节观看距离，从而加深美的感受和对作品之理解，然后凝目存神，极游观之美，这就更需要较大的视野范围与观赏距离。
　　通常人直观的视野范围，在一定的距离条件下，左右两边可见的阔度范围要比上下高度范围大一些，故决定观赏距离时可以石刻的高度来衡量。但对于横向尺寸大的石刻，则宜按横向的大小来决定视距。按透视取景关系来讲，视野范围的半径可相当于视距大小。这时视线间最大夹角∠γ＝90度，而偏离视线夹角约在30度至45度之间，所以一般地说，较好的观赏距离，应为石刻最大尺寸的两倍至三倍处。若石刻最大尺寸为一米时，要求的观赏距离至少需二米到三米左右，才能得到完美的印象，目前石刻展亭内尚达不到这样的活动空间，观者在亭内所看到的石刻形象，只是一种广角印象，不能满足艺术欣赏的要求。
　　若让观众从亭外的适当距离观看石刻，获得的印象就会好得多，石刻所表现的动物之神情意态便能显示出来。然而，受到亭外台的限制，观众尚无法从较好的距离来观赏。改进的办法是加大展亭的台阶，将亭子外围扩展至适当的距离，这样观者与石刻之间就能够拉开一定的距离，陈列效果便得到改善。另外，围绕石刻展亭增建一周回廊，观众从回廊位置观看石刻，由于回廊与展亭之间有一段距离，观赏效果也能得到改善。
　　其次是对石刻的观赏角度问题，霍去病墓石刻题材各异，形态差别很大，采取仰角或俯角看起来气势是不一样的，目前的陈列是用的高低相同的一例基座，且都按展亭之方位正向放置，这就大大限制了参观者的观赏角度，只能从平视的角度观看石刻，这就削弱了石刻形象生动的魅力，如此规整的陈列方式，虽然也有整齐美观的优点，但只宜于工业产品或具有几何形体的物件，对于雕刻艺术是很不相宜的。观赏美术品，不同角度所感受的气势大不相同。突出作品的气势相当重要。例如石刻中的那几件石马，无论是“跃马”或“卧马”都只宜从一定的仰角观看，马首是瞻方能感受到马的雄健气势，采用俯角看马背，感到的气势就差多了。若其中的“卧牛”采用平视角度观赏，则恰到好处，能领略其意态安详，神情旷远的意致。而对于“蟾”、石鱼等石刻，按其题材，只能采用俯角度才符合观赏习惯，得其濠下鱼乐之情趣，还有如“伏虎”、“野豕”等题材，更宜按照它们的体态与动势来斟酌基座的高低，使观看角度易于取势，以突出作品的意匠妙处。
　　按一般人的体高，眼睛离地面高度约在1.5米到1.75米上下，参照这个平视高度，展品底线高于此范围的视角为仰视，展品顶端低于此范围的视角为俯视角度，介于二者之间的为普通平视角度。针对每件石刻的特点，调整陈列基座的高低，使其合乎观赏的适宜视角，陈列的就会更好一些。基座的形状与材料更宜灵活一些，以配合石刻题材及表现风格。不必拘泥于一律的长方体形式，其中有几件石刻，如“人与熊”、“石人”等宜于站立放置的作品，还可以在基座上竖立背垫，使石刻有所依靠，就比现在的仰卧放置的效果要好。
　　展品的水平角度也需要作适当的调整，我们在观看动物形象时，视觉习惯是看他的半侧面感到自然，而正面照直地看，或完全侧面时，便不是自然角度。所以将石刻的水平角度放得略侧一些，避开亭柱对视线的干扰，从比较自然的侧角来观赏，石刻形象就显得生动，立体感及光彩效果都能收到最佳效果。
　　(二)石刻的衬景与环境风貌问题
　　霍去病墓石刻的陈列，属于就地保护，现场陈列的性质。前面我们已经谈到，这些石刻很早已视为霍去病墓的一种标志，虽然它并不含有“天禄”、“僻邪”、“翁仲”等墓前饰物的形制意义，但却与霍去病墓紧密地相关联着，石刻群是墓冢即为这些石刻艺术的环境背景，共同体现祁连风光的意境，成为这一处古迹名胜的主要内容。所以它和西安碑林中的石刻陈列馆的陈列方式应该有所区别。应避免采用铭牌标签形式作陈列说明。较好的办法，是开辟一间序馆，用录像与图片向观众集中介绍这些石刻，然后让观众再逐一去参观欣赏。因为对这些雕刻艺术的美学欣赏、历史文物价值，决非一般说明牌子可以概括得了的。
　　对于这些闻名遐迩的石刻艺术，最理想的陈列方式是按照古迹原貌，将其置于霍去病墓所形成的山林之间，在石冈、草坡的环境映衬下，石刻的动物形态会更加生动，因为这些石刻绝大部分是石块的天然形状，随其轮廓象形的姿态，就势略加雕凿勾勒而成。它的妙处不在于精雕细刻，而在审度顽石本身所具备的自然意趣，重在意匠经营，有浑然天成，化生的韵味，处在山野环境中乍看之下磊磊落落，颇不经意，待凝目审视时，则俨然为各种动物之形态。而且越看觉得越像，生动传神。然而这种处于露天状态下的安排，不易防止人为的损坏与自然风化，不便于管理保护，在新的、有效的表面防护剂问世以前，按当前的技术条件与经济力量，还无法采用这种园林景观式的陈列方式。有一个折中的办法，是将原件加以护覆，另用复制件按山林的方式列置。使观者既能目睹这些珍贵的石刻艺术品，又能领略到古代置石刻于林麓间的苍莽之趣。
　　古人多以石马秋风、茂陵烟雨、松柏蔓草、夕阳落照间的陵阙来描述这一带的景色，处于露天状态的石刻，是很显豁的主要景物。按照墓前有“石人马”的记载，可知有几件是置在墓冢之前的。在这些石刻中，有三件石刻上雕有人形，有三件的题材为马。“石人马”有三种可能，一是泛指这些石，二是指上述的有人与马的五件石刻，三是专指“马踏匈奴”那件，即有人也有马的石刻。从种种迹象来分析，唯有后一种的可能性最大，因为这一件石刻上人马俱全，雕凿加工也最精细，大型石刻中惟此件具有规整的底座，便于在平地立置。据附近民间相传以及早先的照片显示，也是只有“马踏匈奴”一件是在冢前立着。这并不排除是后世人们按石人马的说法放置的可能。不过现在我们讨论的问题，并非古迹风貌的复原问题，而是着重在怎样的陈列方式能充分发挥艺术欣赏效果方面。看来，将“马踏匈奴”一件置在墓前为宜。
　　就现在的陈列状况来论，我们觉得，加上适当的环境衬景，对于发挥石刻艺术效果是有用的。霍去病墓石刻，从题材到形象，乃至比例大小，是以写实为主，尽管作品中也有夸张与概括部分，但所表现的内容是现实生活中能够感受到的情景，所洋溢的生动情趣是表现生命力、大自然境界之美妙，山林荒野中的粗犷雄健。这样的作品，当初是产生于环境衬景之中，也只有在环境景色配合之下，才更能烘托出它的艺术效果，它与立意抽象的作品不同，适当的衬景有助于欣赏。在目前这种陈列方式中，我们所说的环境衬景并非给石刻四周模拟一些山林背景，那样做不仅达不到自然效果，反而会影响石刻的表现力。在现有的条件下，衬景只是略加一些点缀，有助于环境气氛即可。
　　例如“卧牛”，在其身躯四周，加衬一些草地，以烘托苍茫空旷的意境。“跃马”的基座上衬以砂砾，有助于奔腾驰骋、黄云白草的刚劲气势。“伏虎”有榛莽相衬，则神情意态更为突出，虎视眈眈的威猛之势就更耐人寻味。类似这样的处理，对每件作品逐个反复研究，作出相应的方案，从中选出最佳的衬景设计。要之宜简不宜繁碎，色彩宜沉静不宜明艳，与石刻色调和谐，但有一定的反差对比，以突出石刻的形象为主。
　　在陈列基座上加添一些衬景是烘托石刻主题的办法之一。它的好处是既照顾到陈列环境的规整划一，又增强了欣赏的意趣。不过这种点缀仍带有抽象性，环境气氛仍嫌不够。还有一种设想，是不采用基座，而围绕每件作品的主题来布置环境的尝试。即于每件展品的四周模拟一种自然环境，以突出石刻意境，例如，将石虎的底座改为小山冈，用叠石假山来作环境衬景。当然，衬景的石质与色泽，表面皱纹应该与石刻的石质有明显区别，以不掩盖原石刻的形象为度。“鱼”与“蟾”则布置浅池沼泽环境。而石马、石牛，则布置与之适应的草原环境。这样，整个陈列式的气氛看来较为浓厚。这样做是否会影响到陈列的严肃性，尚值得研究，如果处理得当，在环境气氛浓厚的境界里，同时具有古朴高雅的韵味，这一方式还是可取的，也可以选择其中几件作品来尝试。
　　(三)陈列布局的调整设想
　　霍去病墓石刻，就各件的题材及表现手法来说，乍看之下，相互没有必然的关系，各自构成一个独立的表现意境。似乎是一些单独题材作品形成的石雕艺术之林。但这些石刻有共同的风格，相同的自然意趣，无论是粗犷、沉着，或者奔放浑朴，在气势上是相互呼应的，作为一组内容丰富的石刻群体来看，它们是刚柔相济，动静配合，写意与写实参半，形神兼备的石刻动物群，这种由群体表现出的生意盎然的气氛，将各件作品溶为一体，显示出恢宏的总的气势。它与霍去病墓冢的山林景观是一致的。《汉书·卫青霍去病传》“霍去病元狩六年薨，上悼之，发属国玄甲，军陈自长安至茂陵，为冢象祁连山”。《史记》一百十一卷，“谥之并武与广地，曰景桓侯”。按《史记》“索引”：“姚氏案：冢在茂陵东北，与卫青冢并，西者是青，东者是去病，冢上有立石，前有石马相对，又有石人也”。据此可知，这批石刻产生于西汉元狩六年以后的一段时间内，“石人马”处于墓前，则冢上的立石当指其余石刻，霍去病墓既是模拟祁连山的形势，用石块培土叠成，山冈上遍布巨石，这里特别提到立石，很可能就是区别于其他石头的意思。总之，墓前及冢上的石刻，皆为了达到“为冢像祁连山”这一目的，是用以形成祁连山的山野风光而设。所以石刻群和霍去病墓冢在气势上是一个整体。石刻为霍去病墓景观的组成部分。
　　既然其意匠经营之主旨为祁连山野境界，于是这些呼之欲动，生气勃勃的石刻动物群就成了模拟祁连风貌的主要景物内容。它很早就一直受到人们注意，颜师古在《汉书》的注释中就提到霍去病墓的“石人马”。崔浩云“去病破昆邪王于此，故令为冢象也，以旌功也”。石刻还起着霍去病墓标志的作用。如“茂陵烟雨埋冠剑，石马无声蔓草寒”(唐·薜逢诗)，“茂陵松柏满西风”(唐·许浑诗句)等描述，也是将石刻与茂陵松柏、烟雨西风等景色与汉家陵阙、五陵原风光等观，作为凭吊古迹和吟咏茂陵特有的景物内容。
　　正因为如此，对石刻的陈列格局就要求在气势上与霍墓有所联系，历代游人对于名胜古迹的游观之美，是将自然风光、人文景观、历史人物之故事，以及其他具有鲜明特色的景物综合评价，且赋予丰富的联想，往往把环境中耳闻目睹的多种印象，概括为览胜境界，如潇湘八景、西湖八景、关中八景等等，茂陵为五陵原上汉陵风光的主景，霍去病墓石刻为茂陵的主景，这种整体联想的意境，在霍去病墓以石刻与墓冢之山峦形势的呼应最为明鲜。
　　早先，当这些石刻散置于露天状态时，其石马高冢，相互衬托映带的景象十分明显，耀日从风，草拂石坚，石马成为霍去病墓冢特有的标志，墓冢为石马的环境景观，故有“石岭子”之称。于是古代人把霍墓石刻和茂陵烟雨联想为汉苍古迹，古陵原特有之风貌。后来这些石刻经过移置保护，有建筑物护覆，在气势上就形成了古建园林景观的格局。目前的这种布局方式，石刻与墓冢环境的对应烘托气氛不及原来突出，但从旅游观赏角度来论，也有幽雅爽洁、醒目明快的优点，而要保护好这些珍贵的历史文物，有亭护覆也是十分必要的，在意趣上，这样更饶有含蓄韵味，便于观者流连欣赏。
　　为了能够照顾到石刻的环境气势，也同时保持现有陈列布局的优点，我们对现有的布局形式作以下调整设想：
　　①在霍去病墓的前面，将两个方亭的台基加以扩大，用较低的石雕栏加以回护，包括墓前现有的碑志，连成整体月台方式，南面为通面阔的踏级，亭北用踏道与墓冢之梯道相接。这样，在整体气势上就不显得零散，与墓前景物相衬，开颜发艳，交相映奂。
　　②在霍去病墓东西两侧，各增添小方亭两座，布列于长展亭的外侧，呈三角状布点，此小亭之台基筑成高台方式，然后把目前并列在长亭内的石刻匀出，放置在小亭内，主要移动体积小的作品。我们认为，像霍去病墓这样有价值之石刻，每座亭内只放一件，才能体现出它的艺术特色。即每件为一观赏重心，而不宜两件或数件并列一起。体积小的作品，所需的观赏距离相应地小些，高台的面积有足够回旋之余地。
　　另在长亭之周围，加添一些回廊，以改善目前观赏距离过近的状况。
　　按此格局调整后，石刻之间在整体景观方面就有了相呼应的气势。因为，霍去病墓石刻气魄之宏大，不单是表现在每件作品的体积上，也与内容丰富，变化多样的石刻群体有关。观者放眼望去，可感受到品类之盛，环境色彩之绚丽，而低徊凝目，又可专注于某一件作品的意境，从而得到美的感受。
　　③在霍去病墓北侧添置两座方亭，移置两件较大的石刻，以往由于这一部分与茂陵学校毗邻，未曾列入布局，现在此问题已经完满解决，即可纳入调整格局的范围。这样可以使霍去病东西侧的石刻陈列，在气势上以周回巡览的路线相贯通。
　　此外，霍去病冢与卫青墓冢相距很近，在大体上形成并列对比的环境景观。一像庐山，一像祁连山，积土冈阜与叠石成岭相邻，两者之间，若有阁道连接，旅游者可从卫青墓冢上观赏茂陵胜境，乃一最佳的驻足观赏之地。向西眺望，武帝陵和李夫人巨冢与原野景色十分壮观，向东环顾，霍去病墓附近的景物俱收眼底，则石刻展亭的部分历历在目，有助于体现石刻群体之宏大气魄，也增添不少游观之美感。
　　上述设想是从旅游的角度，石刻艺术欣赏的角度，文物保护与管理的角度综合来考虑的，但主要还是从石刻陈列效果方面着眼，目的在于更好地展示这些汉代石刻艺术风格。
　　霍去病墓石刻艺术，是我国古代文化艺术的精英，闪耀着智慧的光彩，它经历了两千多年悠久的岁月，是历史文物中的瑰宝，稀世的艺术珍品，它以其形神兼备，趣味隽永的含蓄力，风骨凝练，气魄宏大的意匠妙运，蕴含着无穷的艺术魅力，我们探讨对这些石刻的陈列方式，提出初步设想，为的是广泛吸取各方面意见，集思广益，希望能得到各方面的反响，多赐教言，作为制订改进陈列方案的依据，以充分发挥这些石刻艺术的特色。
　　四、关于讲解
　　讲解活动在博物馆的展出工作中，乃至整体职能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博物馆对文物的征集、收藏、保护与研究，它的所有成果，最终是以展出的方式来表现，展出的环境赏心悦目，高雅明畅，布局上形成静态。讲解活动则是以有韵律、有节奏的动态促成和谐完美的展出参观活动。静态与动态的水乳交融，使游客在参观活动中，得到了美的享受。在静与动之中，尤以动态至关重要，它具有主观能动性，对静态有相互补充、相互影响的作用。现就动态在讲解艺术方面常遇到的几个问题谈谈个人看法。
　　1．讲解方式：目前大多数博物馆在展出中讲解是采用陪同、岗位分段、集中序讲、巡视解答四种方式。后一种方式用得较少。这四种方式各有所长，亦各有缺点，这里我们将其做以分析比较。
　　(1)陪同讲解：是以讲解员的解说与游客观看展品之过程同步进行的方式，由讲解员做前导、指点展品、逐一串讲，游客依照指点位置观看，侧耳谛听。参观进展速度由讲解员的步调而定。驻步和移步皆取决于解说内容长短。有时讲解员尾随游客，视游客所留意的展品，作提示讲解，参观进展速度由游客参观所需时间为主导，或停或进，满足观看时间，通常在团体参观以及旅游活动安排中，大都由讲解员为前导。在陪同讲解中带有导游性质。在迎接来宾、上级领导视察、较高文化层次的学术交流团体参观时，往往是领导居先，次为随行人员，再次为随同参观者。此时讲解员一般殿后，很少有解说、指点比划的现象，陪同讲解方式的优点是系统性强，解说语气连贯，但不易达到“因人施讲”的圆满效果。
　　(2)岗位分段解说：是最常见的讲解安排，这是将展线分成若干段落，全部讲解工作由各段的讲解员共同完成，每位讲解员只解说自己岗位所能顾及的一段之内容，此段展品所占有比例大小，以其所需讲解的内容繁简而定。讲解员站在预定的岗位上，当游客参观步入分段范围时，讲解员即开始施讲，当游客参观步出分段范围后，即终止讲说，由下一段去继续讲解。这种安排比较适合旅游参观的节奏，在人流高潮的季节能适应较多参观者的所讲要求，讲解员由于在这段讲解的内容比较少，容易向深度方面拓展。其缺点为讲解的风格、语气、语音不大统一，宜传教育的连贯性差，当游客稀少时，松散的间隔与不同的观看速度使分段讲解的衔接有困难。参观进展的速度完全由游客在展段内停留的久暂而定。
　　(3)集中序讲，是在游客进入陈列展线就开始进行的，讲解人员先主动地向游客概括介绍展品的陈列状况，全面叙述将要看到的这些展品的意义，有关历史、文物价值、工艺特点与艺术特色，并指出其中哪些展品在学术方面具有重要意义，怎样去欣赏观看那些展品，并叙述有关人文、地志、风俗等与发展有联系的记载资料、传闻、诗词、谚语等。这些讲述是按照各类型博物馆本身的特殊性来决定的。在全面概括讲述之后，摘要讲解具有代表性和比较典型的展品，与稀见的、容易产生疑问的展品，并指明该展品在陈列中的位置，逐渐解说清楚。再由游客自己去观看，他们在听讲之后，即发挥各自的观察判断能力，以独立思考的方式去浏览品味。叙讲语气比较连贯，适合团体参观，并要求游客有较好的理解水平。
　　(4)巡视解答：这是借助于精心的陈列设计、说明牌、灯光模型演示，录音录像设备等，让展品成为易于理解感受的参观对象。游客在陈列环境中识别出需要仔细观看的重点展品，有些展品由于位置显赫而引起游客的注目。在此情况下，参观活动完全由游客一方进行，直接面对展览，讲解工作不起中介作用，游客会有一种轻松悠然的观赏意致，信步流连。讲解员则徐行巡视，随时准备回答游客。通常在展出时，总会有游客提出一些疑点，解答应该明确、简捷，否则会出现同时有多人提问，回答应接不暇的窘态。从观赏角度讲，巡视解答是高层次现代节奏的参观辅导形式，宣传性质从灌输改为游客自发的需求，但它对陈列设施方面要求颇高，讲解员在参观活动中显得被动。
　　2．解说语言：语言是讲解中最主要的传播媒介。热情洋溢的语言，会使游客提高对讲解的注意力；幽默风趣的语言，能活跃参观进程中的气氛；明白畅晓的语言，游客听了后能立刻领会到讲解的内容。在讲解活动中，讲解员的表情、姿态与手势可以加强解说效果，但最根本的还是靠语言来表达。在这里，语言不仅仅只是传播和表达所宣讲的内容，而且具有引导、激发对展品的积极思考，增加兴趣，加深学术探讨，起着沟通感情产生心理共鸣的作用。讲求语言艺术，进行经常的语言锻炼，诸如发音、吐字、语气轻重，语言的顿挫和节奏性，皆为讲解人员的一项基本功。
　　讲解用语，在一般情况下都必须按照标准普通话发音，依现代汉语的语法结构造句。有些比较流行的习惯用语，只要游客能听懂的话，自然也可以采用，再者，农村和城市，不同行业中，也都有一些习惯用语，口气也有一些差异，这种情况在解说时可根据对象灵活采用。在博物馆的讲解活动中，有时候会遇到避免不了的古代词句，又无恰当的口语来代替，则不妨先引用原话，再作一些补充解释。这里说按照现代汉语讲解，以标准普通话发音是对大多数博物馆而言，在需要翻译成某种外语和民族语言的场合，则按照口语翻译的惯例解说。讲解语言应该简洁扼要，逻辑性强，语气连贯，避免支冗重复，有时为了加重语气，或使游客加深印象的重复语不宜多用。
　　解说语言，是具有个性的口语，每个人的口语与用语习惯不同，讲话速度有急有缓，形成各自的语言风格，它与讲解词不同，讲解词毕竟是书面文字，准确简练，能够朗读却不像口语。讲解语言的声音宜清亮和润，在展室内声音不宜过大，也不宜过小，以使听者能听清楚为度。如果背诵讲解词，听起来就觉得生硬而欠自然，要作好讲解工作，首先设想自己是一名听众，从参观者的角度去衡量解说语言，看听后的感觉如何，有无难懂之处，反复研究讲解词的内容，掌握其要领，不断改进，这样一来对语言的运用就会更自然灵活。
　　3．讲解人员的仪表、姿态：仪表堂堂，穿着整洁入时几乎是所有各类陈列展出中对讲解员的共同要求，因为展出场合接触观众最多，为展出部门的精粹所在，直接代表着文化层次、艺术修养、展出单位的精神风貌。讲解员的仪表是游客产生第一印象，树立友好与信任感的重要因素，因而不容忽视。仪表包括相貌、身材、发型、着装、佩饰五个内容。
　　讲解人员的姿态，应举止从容，彬彬有礼，并有个人的个性风格。最忌矫柔做作，装腔作势，或过分的谦让卑躬。
　　在展出活动中，讲解员要具备应变能力，对提出的特殊问题，既能保持从容不迫的仪态，又能对意外情况作出及时回答和正确处理。
　　具有个人风度的习惯动作和手势，有时会给观众留下良好的印象，对解说是有帮助的。但一般这些举止多是无意识或潜意识的，不宜模仿故意为之。
　　4.讲解心态与参观心理：面对游客，讲解人员应把自己和陈列室看作一个有机整体，既是展品的主人，又是研究成果的代言人，始终把握住引导参观的主动权，或启发诱导，或提示指点，使其思维活动和记忆系统与展品印象相吻合。
　　讲解员实际上就是参观活动的组织者，所以讲解员此时此刻的精神状态如何，往往是解说效果好坏的关键。游客的兴趣是多样的，知识水平参差不齐，讲解人员切忌以导师自居，以为凡来参观者皆不如自己精通，从而产生桀骜心理，于是在语言和神情上会不经意地表露出来。另一种情况是过于拘谨，在讲解时自信心不足，从而语言含混游移，也会降低讲说效果。所以讲解员在工作中应该有较为稳定的心态，心理上要使主观与客观相平衡，目中有人，胸中有物，主动热情，落落大方。
　　游客的心理状态更是多方面的，当前参观者以旅游随兴观光的人数最多，其目的主要是观赏展品，扩大视野，对讲解的要求只在概括地认识展品的属性方面。其次慕名而来的参观者，他们的主要目的是丰富知识面、增广见闻，满足求知欲和好奇心，对讲解所抱的希望甚大。尤其希望能比较深入地多获得一些有关展品的历史传说、轶闻趣事，听起来往往很有兴致。有的游客还期盼能得到书面资料或作参观速记，这类游客虽不及观光心理者多却是参观活动中最有耐心听讲解的观众。第三种情况是为数不多的，具有专业方面知识的研究者，他们的参观目的在于交流和印证、充实其研究成果，把讲解人员视为咨询解疑的对象，而不满足于听取一般的解说。这部分游客通常总是细心观察，对讲解显得很不在意，但喜欢找机会向讲解人员交谈、询问和交流看法。另外还有一些游客是抱有某种目的来观看的，如美术、音乐、商业、医药诸方面的工作者，他们比较注意与其所探索目的相近的内容。也有单纯是为接受教育和学习而来的，主要是了解掌握展品的某些属性。
　　我们通常所说的根据游客心理因人施讲，如果就游客的个人心态而言，那是千差万别，根本就无法办到的。事实上只能从群体目的角度作大致判断，分群分批地调整解说。首先满足最大多数游客的需求，解说的深浅及用语，即以此定调。在时间从容与环境条件可能时，尽量满足慕名前来参观者的要求。至于抱有各种希望的参观者，讲解人员可以协助联系本馆的业务部门积极配合，给予满足。总之从游客的心态来讲，也是一个满足愿望和达到目的的过程，无论他们是观赏、求知、好奇探索、增广见闻，讲解员都必须以达到游客主观心理上的满足为目的。
　　讲解艺术综合着博物馆展出活动中所有项目，而以讲解员的表现作为集中表达方式，舒适的环境布置，琳琅满目的展出器物，丰富多彩的图片说明文字，亲切热情的接待，这一切最终还依赖讲解员的工作来补充。富于吸引力的讲解，能把展出的所有内容更好地介绍给游客，也从而把宣教内容很自然地溶入展出参观活动之中。
　　艺术是具有个性、有独特的民族风格和时代特征的文化活动，不同的艺术流派表现出不同的风格。讲解艺术在各地不同类型的博物馆中也有各自的特色，灵活而多样化，但只要寓宣教于生动的讲解语言、丰富的表情和讲解气氛中，观众就能得到美好而深刻的印象。
　　五、茂陵石刻的主题思想与艺术风格
　　在我国古代遗存下来的石刻艺术中，茂陵霍去病墓石刻是我国最早的一批以大型圆雕方式塑人和其他动物形象的雕刻艺术作品。也是数量多，内容和形式都很丰富的石刻群。这些石刻塑造了人们所熟悉的动物形象。其中有野兽、有驯兽，形态都非常活泼逼真。尤其是对马的刻画，更是神态奕奕，健壮生动。这一石刻群看起来给人以气势博大、浑朴而豪放的感受。它不但是具有我国古代雕刻艺术中许多传统的优点，也富于西汉时期那种深沉雄大，奔放有力的时代风格特色。这在世界早期的雕刻艺术中是罕见的，在古代美术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
　　这批石刻的产生距今已有2100多年的历史。它们是和霍去病墓在同一个时期建造的。很早以前，人们就发现霍去病墓有这批石刻存在，而且作为识别霍去病墓的主要标志。如《史记·司马贞索引》姚氏按：“冢在茂陵东北，与卫青冢并。西者是青，东者是去病。冢上有竖石，前有石马相对，又有石人也。”
　　霍去病墓的这批石刻，不同于一般陵墓前所列置的那种石翁仲、天禄、辟邪之类的石刻。不是按照固定的形式，出于仪制方面的需要而制作的。这是具有一定的思想内容，以写实为基础的艺术创作。这些作品构思巧妙，既富有浪漫色彩，又有夸张尺度。在雕刻美术史上，当时是空前的创举，也是千年绝唱。后世的石雕作品中，也很少见这样气派博大而奔放的作品。这批石刻的产生，与当时汉王朝鼎盛的历史背景密切关联。
　　汉代在我国雕刻艺术发展中是一个勃兴的时期。据文献资料记载，当时修建的宫观楼阁，殿台苑囿都非常宏大壮丽，雕刻艺术也随着建筑规模的扩大而相应地得到发展。
　　茂陵在西汉诸帝王陵中是建制规模最大的一座。茂陵有寝园、陵庙、便殿、鹤观等地面建筑，从出土的玉雕铺首看来，当时那些建筑是十分宏伟富丽，雕饰也相当华美。后来茂陵的地面建筑虽已圯毁，但那高达46米，方230余米的陵冢，仍像金字塔一般，高踞在原面上，气势雄壮巍峨。在其庞大的陵区中，霍去病墓是陪葬墓群里比较突出的大墓。上述这批石刻，现在就列置在墓前两侧。
　　霍去病是历史上著名的一位军事家。他和卫青都是汉武帝朝的重要将领，生前曾为西汉朝廷立下过显赫的战功。霍去病的墓冢以及墓前的石刻群，是当时专门为纪念他的功勋而修造的。
　　西汉(公元前206～公元24年)是我国历史上一个统一强盛的时期。自汉高祖刘邦扫平秦末残局建立汉王朝后，经过了文帝、景帝先后60余年的休养生息，到汉武帝刘彻即位时，西汉国力已空前雄厚。其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各方面均有相当发展，武帝刘彻在位的54年(公元前140～前87)中，西汉的社会经济达到极盛阶段。史称“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在许多方面都有所建树。这期间最重大的事件，就是对匈奴的战争。
　　当时在我国北部地区的匈奴族，尚处于奴隶制社会阶段。匈奴奴隶主贵族常常带兵侵扰汉朝边境，攻城劫寨，抢掠人口、畜产。“小入则小利，大入则大利。”并俟机大举南犯。当时匈奴已拥有30万很强大的骑兵武装，对西汉朝廷构成严重威胁。
　　匈奴是我国古代少数民族之一。《汉书·匈奴传》载：“匈奴，其先夏后氏之苗裔，曰淳维。自淳维以至头曼千有余岁，时大时小，别散分离，尚矣。”这个民族蕃息于阴山南北，游动于大漠之间，逐水草而居，以游牧射猎为生，骠悍善战，所谓“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武帝即位时，匈奴由军臣单于统治，由于匈奴屡次对边郡进行突袭，终于导致了一场旷时持久，规模巨大的民族战争。
　　公元前127年，汉武帝任命卫青为大将军率兵出征。此后，又派霍去病等人领兵几度出塞，与匈奴主力转战于大漠风沙之中，匈奴单于龙庭被迫迁移大漠以北。经过数次的战役，最后匈奴以失败告终。“是后，匈奴远遁而幕南无王庭，汉度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万人。”(见《汉书·匈奴传》上)汉朝朝廷保障了北部边郡的安定，扫清了通往西域交通的障碍。卫青、霍去病等将领在战争中都有卓越的贡献。
　　霍去病(前140～117年)。河东平阳人(今山西临汾)，其父霍仲孺是平阳县的一名小吏。曾赴长安平阳公主府中支过差役。在服差役期间，与霍去病的母亲卫少儿结识，有桑间濮上之约。卫少儿是平阳府的家奴(侍婢)。霍去病便降生在平阳府里，自幼就属于府中的家奴。童年的生活十分艰苦。后来，他的姨母卫子夫被选入宫，他以皇戚的关系被召入宫庭，补了一名侍卫的职务。霍去病勤奋好学，精于骑射，读《兵书》他有自己的一番独到见解，在军事方面显示了出众的才华，因而受到武帝的赞赏。公元前123年，他年仅18岁，便衔命随大军出征。他以校尉身份率领800名轻骑兵配合卫青所率的主力出战。这支轻骑敢于深入冲杀，首战告捷，获得嫖姚称号。
　　公元前121年，霍去病受命为骠骑将军，率万骑出塞，迂回转战，又获大捷。他临阵果敢机智，勇猛骠悍。先后6次率大军出击匈奴，曾追击匈奴主力于塞外2000里的狼居胥山。由于战功卓著，升为大司马骡骑将军，封冠军侯，与大将军卫青齐名。在连年征战中，汉武帝认为霍去病功高，要为他修建府第，他慨然谢辞，回答说：“匈奴未灭，何以家为?”流露出爱国的民族英雄本色。从而赢得了后世人们的赞仰。
　　在他几次率兵出击中，尤以鏖战祁连山(甘肃境内的大山)取得的胜利在战略上最为重要。那是一次最艰苦的长距离奔袭战役。从陇西出塞，一举扫清河西走廊一带，歼敌4万多，自此切断了匈奴右臂，奠定了朝廷力量战败匈奴的基础。公元前119年，霍去病与卫青各领一支大军分道深入漠北，去病出代郡(河北涞源县以北)塞外2000里，与匈奴单于主力接战，击溃了匈奴主力，使其一蹶不振，汉兵奏凯而还。
　　西汉元狩6年(前117)，霍去病染疾病死于长安，年仅24岁。
　　霍去病之死，对西汉朝廷是一个巨大的损失，武帝刘彻对此感到十分痛苦，专门为他在茂陵东侧营建巨冢，举行了隆重的葬仪，《汉书·卫青霍去病传》记载：“(霍去病死)上悼之，发属国玄甲，军陈自长安至茂陵，为冢像祁连山。”《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司马贞《索隐》引崔浩注云：“去病破昆邪于此，故令为冢像之，以旌功也。”即霍墓之巨冢，实为纪念河西走廊大捷的战功而筑。与一般墓上起坟的用意不同。这座象征祁连山的巨冢，就是遗存到现在的霍去病墓。它的气势与形状都恰像一座山，聚土成岭，叠石为冈，草木葱茏，松柏成荫，确有山林风貌。霍去病墓之大型石刻群，也是围绕着：“为冢、像祁连山”这个目的而雕造的。
　　霍去病墓的石刻，是以圆雕作为主要表现形式。形体大小，略有夸张，基本上是按照塑造对象的体态雕凿，这样看起来就使人感到真实而有质感。同时，它也采用了浮雕与线刻的方法处理作品上的某些局部地方，尽量发挥线条勾勒的长处，所以这批石刻的艺术效果显得自然生动，质感强而不失于笨拙，刻画精也不失于灵巧细碎。
　　这批石雕，现已发现的共有16件。其中有4件属于局部雕饰性质，即两件刻成鱼首的条状石础，两方有刻纹的磐石。这四种石刻，自有其在研究西汉建筑、形制、书法等方面的学术价值和历史文物价值。其他12件，都是有题材内容，表现一定的艺术境界，形气完整的作品。在这里我们先从欣赏的角度，谈几点初步看法。
　　(一)关于霍去病墓石刻所表现的主题思想。
　　作为石刻艺术群体，这批石刻的主题是围绕着“为冢、像祁连山”的目的而设的。当初修筑霍去病的墓冢，是为了纪念霍去病生前的功绩。即“去病破昆邪王于此山，故令为冢像之，以旌功也。”起冢仿照祁连山，用以表彰功业，冢上竖石，冢前立石马石人，自然也是为了旌功表勋，既然石刻群是作为这座墓冢的组成部分而设置的，它的作用，也在于突出“像祁连山”这个总的要求。将转战祁连山、河西走廊大捷、破昆邪王等内容用艺术形象的形式，再现其时祁连山的风貌和在此激战的情景，应该是这批石刻所要表现的主题。
　　用大型雕刻表彰战功，在历史上这是首创。如果说，仅仅是为了纪念霍去病这样一位英雄人物而使用石刻，那可以只用一尊雕像来表现。或者列置礼制性的仪卫形象。这类例子，当时虽未见诸石雕，但从对“秦俑坑”以及咸阳的“杨家湾一号汉墓”所发现骑俑群来看，当时已经有类似的纪念形式。然而霍去病墓这批石刻并未采用那种分组的排列方式。而使分别散置，并且雕刻的形象，也是多种多样。所以我们认为，石刻群所表现的主题思想，是反映祁连山战役胜利后的情景。美丽富饶、广阔千里的祁连山，牲畜藩息，林木茂盛，野生动物品类繁多，既宜牧养，也宜狩猎，到处生机勃勃，通过对自然环境美的赞颂，让人们去领会霍去病生前的辉煌战果，从而达到纪念战争胜利的目的，也可视以志凯旋的纪念石刻群组。
　　在当时，匈奴方面曾流传着这样一首歌：“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燕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可见祁连山在当时对于西汉和匈奴，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
　　显示主题思想，具有代表性的一件作品，就是早先置于墓前的那件“马踏匈奴”石刻。它是这一石刻群体的中心雕刻，起着点破题意的作用。它用人和马的形象，概括了祁连山大捷这一重大事件，表明其性质与最后结局。西汉时，特别重视马，汉武帝对“马政”的建设更为关注。《西汉会要·马政》载：“天子为伐胡故，盛养马，马之往来舍长安者数万匹，卒掌者不足，乃调旁近郡。”朝廷与匈奴军事力量的较量，主要靠骑射。所以当时用马作为军事实力的象征。庄严端立的战马，显示出一副胜利者的昂然姿态。倒在马下的顽敌，即使手中还握着弓箭，但已注定了失败的结局。“马踏匈奴”是后来人们对这件作品的叫法。从当时历史情况看，这件石刻称为：“马踏休屠王”更恰当一些。因为祁连山大捷歼灭了匈奴奴隶主贵族休屠王，这里刻的是具体的人的形象，具有典型性。因为战争的主要打击对象是一小撮匈奴奴隶主贵族头子。并不广泛地象征匈奴，只表现顽抗者。围绕着上述总的主题思想。这些石刻是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来反映祁连山风貌的。选用的题材，可以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
　　(1)有一定情节的搏斗形象。石刻群中的“人与熊”、“怪兽食羊”，这两种石刻都表达了紧张的搏斗气氛。“人与熊”是徒手与野兽的格斗场面。表现出粗犷的力的较量。如果说它是有寓意的话，那就是为显示奋斗图存的意思而制作的。理性与野性在这种场合下不能共存，必然一方要被消灭。这件石刻所表现的形象中，斗熊的力士在角力上显然处于优势。这种题材，在当时是实际存在的。据文献记载，西汉时确有斗熊这种风气。汉武帝刘彻壮年时就曾作过这样的尝试。于上林苑设有斗熊场所。
　　“怪兽食羊”，表现了一种吞噬与挣扎的场面，怪兽为《山海经》中所描述的猰*(左犭右俞)形象。也很像古器物上所饰的饕餮纹。似乎用此象征贪婪，而挣扎着的那只羊，是被摧残的弱者形象，在这里刻画成求生存的最后挣扎。这两件石刻对照起来看，其题意可看作祁连山战役之序曲。即受掠杀者急待解救和深入祁连战斗鏖兵之艰苦，这两件石刻的形象虽然刻得鲜明生动，它的寓意却含蓄抽象。
　　(2)牲畜蕃息的景象。“跃马”、“卧马”、“卧牛”这三件石刻展现的是山下的农、牧风光。是战胜匈奴之后，在和平、安定的环境中六畜兴旺的写照。跃马奔腾欢快，既描写生命的活力，也显示水草丰美的沃野，卧马雄壮沉静，具有凝重安详的气氛；卧牛所表现的意境使人感到和谐安适。
　　(3)山林大自然的野景。“卧虎”、“野猪”、“卧象”、“蟾”这些野生动物的形象，构成了山深林密、谷壑幽邃的气势。凶猛的虎，莽撞的野猪，是出没于人迹罕到的大森林间的野兽。蟾在人们心目中更为稀罕。卧象展示了林间空地的宁静和幽美。对动物形象和生态的刻画，既突出了动物自身所具的生命的活力。也从而激起人们对转战祁连山之艰苦和狩猎的联想。
　　(4)失败者的形象。在石刻群中那件“石人”是特别夸张了的人形。无论从表情或体形上都有一定程度的丑化。这种造型，显然不是为了表现美，而是要激起观者的厌恶之情。可以说是对侵略者下场的嘲弄。据记载，石人原来就置于墓前，它和“马踏匈奴”，都是揭示石刻群主题思想的作品。
　　这一石刻群，并非按照一定顺序排列成的组刻，各件石刻的题材与形象之间也无必然的联系。但它们都显然和“像祁连山”这个总的主题思想有直接关联。作为艺术欣赏，了解这些石刻产生的历史原因，和设置在墓上的用意，对于理解各件石刻所采用的表现手法，会有一些启发。但从审美的角度讲，欣赏这些精美生动的雕刻艺术，还主要看每件作品本身的艺术感染力，观者对作品的感受以及引起的联想如何。这些石刻大都是以现实主义的写实方式体现生活的。作品中蕴含着当时雕刻匠师们所寄托的情感。对生活和自然美的热爱，想象力及对理想的追求，因此我们在分别欣赏各件作品时，也不必拘泥于石刻群总的主题要求。如果认定它们全都是为了“旌功”而制的作品，反而会影响对它们艺术价值的估计，也难免有牵强附会的地方。我们认为“像祁连山”包含的内容是丰富多彩的广泛题目，所以石刻反映的题材也极广泛。
　　(二)霍去病墓石刻艺术的风格
　　汉代的石刻，在表现各种生动的形象上，多能在整体方面捕捉到形态的特征，而不着眼于细部的刻画。造型上概括性很强，特别突出对动态与力的表现，使人看了后感到有一种振奋勃发的气势。鲁迅(周树人)先生对汉代石刻的评价很高，认为“惟汉人石刻气魄深沉雄大”。霍去病墓石刻也集中体现了深沉雄大的这种时代风格，看起来朝气勃勃，栩栩如生，能够启发关者的想像力，引起对有观事物的联想。
　　这批石刻不仅具有深沉雄大的时代风格，为汉代早期雕刻艺术杰出的代表性石刻，而且还有它独具的一些鲜明的艺术特色。例如“野猪”的造型，是大刀阔斧，放手雕蓄而成的。棱面轮廓都明朗有力，既刻画了野猪莽撞难驯的野性，也体现了粗犷而奔放的作品风格上的特点。相反地，从“卧象”那件作品上，我们又可以感到轮廓的柔和优美。
　　重在传神，是霍去病墓石刻艺术风格的又一特色。像四川雅安高颐墓的石兽以及其他东汉时的石刻。同样是气派宏大的作品。而霍去病墓的石刻，显得更为生动。这原因就在于这些石刻是将塑造的重点集中在能够表达动物神态的部位。例如石刻中的几件马，在蹄腕、肩胛，以及后肢轮廓上特别着力。从而赋予石马以雄健有力的动态。而石虎、卧象、卧牛。这些动物的神态是着力在对头部的刻画。再如怪兽食羊那件作品，着力于表现羊的挣扎，力土与熊石刻，重点在人的脸上表情，有力的双臂，以及熊的后肢。对这些地方都雕得很精妙。不是传神的部位，则较为粗放。这和一般的石刻那种对各部位平均加工的手法相比，显然能给人们一种洒脱简洁的快感。
　　(三)霍去病墓石刻的表现手法
　　这批大型石刻艺术，有生活中的真实，也有艺术上的真实，作品闪耀着当时匠师们形象思维的光彩，其中有几件作品还富于浪漫主义色彩。
　　当时的艺术匠师们，在制作这些石刻时，很善于处理石刻所要表达的题材内容。例如像马踏匈奴那样巨大的丰富的内涵，用直接的写实手法，就很难在一件作品上表现出来。这些作品采用高度的概括手法，选取了胜负两方具有代表性的典型形象。把抽象的观念集中组合在一起，胜利与失败，正义与邪恶，堂堂正正与刁狠凶顽归结为两种不同力的较量，这两种力又都具有性质上的区别，从而具体到两个个体之间的性格冲突，这就使得题材的深刻含义能从艺术形象上呈现出来。马在这里不是简单的拟人化，而是用作概括这次战争性质、军事力量、保卫者的象征。被踏倒的人，象征胡人首领，并以手握弓箭显示其武力掠夺的性质。然后将其安排在同一空间里，用高下悬殊之势来突出强烈的对比效果。既揭示了深刻的题意，看起来也真实具体，所以被认为是构思巧妙，生动传神的杰作。
　　石刻群主要的基调是写实手法，作品能够以准确的比例关系和逼真的形象表现出生活中的美。这种美感在于对力的表现，动态的描摹，以及各种质感的表达。无论所刻的形象是处于静态，还是动态，看起来都有生命的活力。这样的艺术效果，是由于作品能传达出动物在动作的一瞬间的神情姿态。或者在静止时神态的微细变化。这就需要作者有高超的写实本领和敏锐的洞察力。石刻群中刻画的一些动物如卧象、卧牛，还有精神奕奕的马，都是以写实手法表现的作品，也正是写实手法成功地表现了客观存在的美。
　　借石拟形，是这批石刻中较多运用的表现手法。从成形方面来讲，可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但在这里它的实际意义并不在于用工量的大小。而是这一表现手法本身就可以增强浑朴自然的美感。要借石料的天然形状，顺势来雕刻物象，首先就得从各个角度去端详石料，拣选石头作形体和加工面，这对小的石块来说，挑拣还比较容易。成吨以上的大型石材，要这么办可是件非常艰巨的操作。霍去病墓上的竖石都是巨大的石料，对于这么重的大型石刻，借石拟形是花费了不少气力的。例如石虎、卧牛和蟾等作品，几乎分不出原来的石形与加过工的地方，浑然天成，形神逼肖，另有一番动人的意趣。从现有的考古资料看来，借石拟形手法，在霍去病墓石刻群中的出现是我国最早的先例。
　　霍去病墓石刻表现手法不拘一格，它在形成过程中，综合了多种雕刻技巧。雕琢砍刻，有精有粗，传统的线刻在某些局部运用得十分熟练，抽象的线条用在这些形象上也能给人以质感。而且增强了作品的生动气息。例如卧象的双睛，卧虎的斑纹，卧牛的眼睛和马踏匈奴中人的须发等处。都是用圆圈、弧线等简洁流畅的线条表现的。望去炯炯有神，飘动灵活。在力士与熊上面，线刻和浅浮雕结合运用，看来也并不生硬。卧马和跃马两件作品上的线条用得更生动有力，野猪背上的棱线是砍凿的刚硬痕迹，表现出了鬃毛粗硬的质感。而野猪头部那些刻出的线条，配合石块的棱面，不但分清了各个结构部位，也刻画出野猪伏在地面那种微妙的神情。
　　霍去病墓的这一大型石雕群，是采用质地坚硬，耐风化的伟晶石雕造的。两千多年来，虽经雨淋日晒，基本上完好无损，现已得到妥善保护，以供群众观赏。这些石刻，上承周、秦时代雕刻艺术那种严谨的写实精神，也吸取了我国早期绘画艺术上的一些优秀表现技法。将以线条为造型基础的“象形”手法与早期的玉雕、陶俑等雕塑技术混为一体，开创了现实主义的新的风格。茂陵霍去病墓石刻开辟了以现实主义表现手法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道路。我们看到的这批石刻，它摆脱了细碎的装饰意味，没有一件作品带有纤巧之处，也不是纯客观地来塑造形象，没有标本式的呆滞的形状。而是能把握住动态。这种把生活中的真实内容，以创作者所理解和感受到的意象予以再现的方式，则为一种艺术上的升华与提炼。它对于汉代数百年间的石雕风格和汉画像石刻的发展必然会有巨大影响，成为汉代石刻艺术中一批最主要的代表作品。
　　由这些石刻的艺术倾向，对于后世石刻艺术的发展产生有深远的影响。我们从魏、晋、六朝时期的石窟寺造像，后世帝王陵墓前那些大型石刻上，都能找到它继承和借鉴的迹象。著名的唐“昭陵六骏”。浮雕，在动用线雕和线刻的技巧上，在着重表现马的健壮与力的美感方面，都直接吸取了某些汉代雕刻上的优点。唐乾陵上那对生动的翼马石刻，固然在风格上，是带有一些建陀罗硬朗的明快感，以及阿旃陀艺术柔和的色彩。但总的形体和雕刻技法的主要特征，仍显示了西汉石刻的浑厚气派，唐乾陵前大型石刻翼马，在处理手法上，很明显有模拟霍去病墓石马的雕刻特点。后世许多优秀的大型石刻产生。也都或多或少地受到霍去病墓石刻艺术的启发和影响。
　　六、论西汉“四神”的衍成
　　“四神”也称做“四象”或“四灵兽”。它是我国古天文学用以表现星空二十八宿布列方式的形象图案。这是四组星群概括地划分标志。也是区别方位，识别季节，观测天体运行，与历法密切相关的表现天象的一种图画形式。是古代人们对美丽星空的联想。
　　在晴朗的夜空里，古代天文学家先用“三垣”即紫微垣、太微垣、天市垣和二十八宿作为醒目的位置标识，以便观测日月五星的运动规律。二十八宿，即二十八个星区，每一区称作“宿”或“舍”。日月五星周期地在星宿之间运行，好比旅行家中途住宿一样，有了宿舍，也就容易察见行踪。沿黄道自西向东，将二十八宿分成四组，每组七宿，合起来即为一周天的星区布列状况。其顺序为：
　　东七宿，角、亢、氐、房、心、尾、箕。
　　北七宿，斗、牛、女、虚、危、室、壁。
　　西七宿，奎、娄、胃、昴、毕、觜、参。
　　南七宿，井、鬼、柳、星、张、翼、轸。
　　按照古代的形象思维逻辑，在天呈象，在地成纹的表现方法，就演化为龙(东七宿)、龟蛇(北七宿)、虎(西七宿)、鸟(南七宿)的“四象”，这“象”既非描绘写生，也非凭空构想，而是动用“取象”的创作形式，着重在生动传神。所以有“四神”和“四灵兽”的名称。因为所画成的这四个形象，均非实际上有的动物，只是一种模拟，高度概括了四种动物的体貌特征，并将其理想化、规范化，使之能明确显示星宿的分布特点，又具有高度抽象的象征意味。集可视性、推理性、信息容量大诸优点的生动灵活形象。
　　有了“四神”的形象，在湛蓝的夜空里那些密密麻麻闪烁着的群星便呈现出有秩序，可以查找，不再抬头一望一片明，令人眼花缭乱了。空中的众星们依靠四神所表达的形状和方向开始产生了图谱效应。从而能够按龙星团与虎星团的对应关系来分辨东西，按鸟星团与龟蛇星团来识别南北，并比较出其他闲散的列星们的位置、亮度，出没规律以及其他许许多多的属性。这个四方位特别大的星座集团统领着许多中小星座，就使得星空有了章程布局，次序井然，有了阅读的可能性。即最早天文学所称的“星官”、“星经”或“图经”。成为岁月、时辰、季节、气候变化的综合性天象标志。经过许多反复观测、验证、筛选，逐步总结出的古天文学成果。
　　有了“四象”便可以通过观测天象来推求历法，定四时，正节序。为农耕、狩猎活动与自然环境的同步协调，以及其他经济活动提供方便。同时也和古代的“五行”、“五气”的观念相配合。这些内容是逐渐丰富完备起来的。但早在黄帝时代就已经形成了。四神中以“星鸟”也就是朱雀，最早见于记载，星鸟或朱鸟，都是指的南方七宿，井、鬼、柳、星、张、翼、轸的大体形状。由于四神是相互关联的，并有对应的方位，所以很可能其他三神也同时伴随星鸟而产生，只不过名称固定得晚一些而已。在《尚书》、《史记》中都有关于朱鸟的记载：
　　“日中，星鸟，以殷中春。其民析，鸟兽字微。申命曦叔，居南交。便程南为，敬致。
　　日永，星火，以正中夏。其民因，鸟兽希革。申命和仲，居西土，曰昧谷。敬道日入，便程西成。
　　夜中，星虚，以正中秋。其民夷易，鸟兽毛毨。申命和叔，居北方，日幽都。便在伏物。
　　日短，星昴，以正中冬，其民燠，鸟兽氄毛。岁三百六十六日，以闰月正四时。信饬百官，众功皆兴。”《史记·五帝本纪》。
　　上述的星鸟、星火、星虚、星昴四个名称，就是帝尧时候对南方(星鸟)东方(星火)西方(星虚)北方(星昴)四大星宿联合星形的概称。斗转星移，日月出入，五星躔度皆以此定盘。即尧典所说的“四仲星”。
　　当星鸟七宿于黄昏时出现在正南方向的天空时，就是“日中”，即白昼和夜晚的长度两停当。这一天便“以殷中春”断定为春分日。民析，鸟兽字微。百姓们分散到田野去耕作，进行春耕春播，鸟兽都开始忙于字微，字微即交配生产繁殖。大地一片生气勃勃。此景象都和星鸟的飞腾活泼神态一致。
　　日永，星火，以正中夏。日永是白昼长的一天，星火是指东七宿，角、亢、氐、房、心、尾、箕中的心宿，是中间的定位星座。当心宿出现在正南方向的天空中，这一天就是夏至日，以正中夏。
　　夜中，星虚，以正中秋。夜晚和白天的长度两停时，这天就定为秋分日。这时北七宿的虚宿出现在南方的正方位，百姓们就夷易，便道西成，春种秋收，高高兴兴地去秋收，开物成务曰易，收割曰夷。
　　日短，星昴，以正中冬。当傍晚时分，在南方天际看到西七宿的昴宿坐在正南时，这一天白昼最短，就是冬至日，这时民燠，鸟兽。百姓都围火取暖，鸟兽都长出细密的绒毛。因为天气寒冷了，就聚在暖处窝冬。
　　日中、日永、夜中、日短。就显示了一年中的春分、夏至、秋分、冬至。四大节气，划分了春夏秋冬四季的不同节候，它包含着自然景象和人们耕作、休息、寒暖等生活内容。鸟、龙、虎、龟蛇，这四个形象也最能概括四季不同的属性。如长短、黑白、冷热、动静、欢乐、严肃等事物。于是形成了青龙(木)、白虎(金)、朱雀(火)、玄武(水)四种与天文密切相关的四神神象。因为四神主宰着四方天空，显示着四季变化，于是古人就以帝来称呼。青龙，即苍龙七宿，称青帝、苍帝、春白虎，西方七宿，称白帝、金帝、秋。朱雀，南方星鸟，称赤帝、夏。玄武，龟蛇北方，称黑帝、玄帝、冬。四神各有所司，各有所德。在天呈象，在地应物。也就包函了吉祥、灵通的神明观念。
　　将吉祥的四神形象刻在砖上，移到人间用以袯除不祥，抵御邪气，是秦汉时候才时兴的一种用法。大概早先武王伐纣时，人们尊崇姜子牙，就有了“石敢当”的传说。那有可能是在石上刻字或画象石之类的用法。后来秦德公觉得夏至以后天气特别热。便制定了“三伏”的节气。开始供奉了一个“伏神”，把夏至后第三个庚日定为初伏。第四庚日定为中伏。立秋后第一庚日定为终伏。三伏是一年中盛暑后最热的天气。制定伏天是避暑气的意思。《史记·秦本纪》载：“德公元年，初居雍大郑宫。……二年，初伏，以狗蛊。”是在居处的四个方位张挂狗皮，以戍气抗御暑气。这种伏天避暑的方式，后来作为节气被录用，编入历书，在农历中流传下来。至今仍沿用三庚日计伏天的时限来定伏天。是酿造的最佳时节。秦德公作伏，四面张挂狗皮以驱邪调节空气的方式，在战国后期，就逐步为“铺首”和“画像砖”所替代，内容衍化为四神形象。很显然，四神在古人的心目中是更具有说服力和值得崇敬的地方，所以到汉时广为流行。
　　可见，把天文上的“四象”，挪到地面上让它们驱邪，使之神化，是与秦汉时期的巫蛊风行有关。秦德公以狗御蛊，汉武帝时候巫蛊事件曾轰动长安。而西汉阴阳五行，生剋制化的天人一统学说又十分流行，用四神驱蛊也就容易形成时尚。而巫蛊似乎又和椎埋之风气有关，因而在汉武帝茂陵附近发现汉代四神画像砖也是很自然的事。茂陵“四神”画像砖，给我们提供了西汉早期配套齐全完整的四神形象，韵足，气旺，表现出生龙活虎的力度。其历史价值、艺术价值、文物价值档次都非常高。四神的拓片也具有一定的欣赏和收藏价值。
　　“苍龙连踡于左，白虎猛踞于右，朱雀奋翼于前，灵龟圈首于后。”张衡的这几句话概括了四神的精神特点，赋于星象各自的个性。这也和大地上四季生物的自然生长规律相一致。苍龙，是青色的，屈伸自如，连卷是生发流动的姿态，有欣欣向荣的意味，仿佛万物都在春风里舞动着，象征了春季。白虎，是白色的，刚猛威严，好像强有力的武士一般，用猛虎的性格来比喻，云从龙，风从虎，春天的云，秋天的风，都是明显的季节特点，古称节令。
　　朱雀，是红色的，仿佛炎热的夏天，生命的活力最旺盛，用大鸟奋飞来比拟，非常恰当，有朱雀在前面飞，有勇往直前的气势，迪斯科的狂热劲头，昂扬热情。
　　灵龟，是蛇和龟合在一起的样子，如同在冬天万物休息。为来年积蓄力量，置于后面，安宁清静和睦。
　　按上述象征，就有了前后左右，则柔并济，动静冷暖的对应关系。于是，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就成为了一套完整的，综合四季、四方、四色，以及五行中的金木水火四原素的形象模式。在星空，中间是北斗七星。二十八宿则依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的方式定格。挪到地面上就按坐北朝南定方位。因为古人观天象是以春天的黄昏星鸟的位置起建的。前后左右是以子午线的所向而言。五行中土居中间，或分配四边。我们对照着细看茂陵四神画像砖，就会领悟到这些形象的精妙。
　　现将西汉四神画像砖分别罗列说明于后：
　　朱雀纹画像砖
　　汉代流行以“四神”表示方位和阴阳五行之属性。“四神”也称“四灵兽”，即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分别代表东、西、南、北与木、金、火、水的概念，并与天象二十八星宿及八卦方位中的震、兑、离、坎四方相对应，是对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空间多种信息的综合归纳，最形象而生动的标志。
　　南方七宿之神为朱雀，朱雀纹画像砖展示了西汉时这种神鸟的丰采，是古代人对南方仙禽的艺术构想，它完美、活泼灵动、热烈饱满，又具有无限煊赫威势的尊严气派。《史记·天官书》中称朱雀为朱鸟，为南方“赤熛怒”之神，天文南方七宿之精，即依“井、鬼、柳、星、张、翼、轸”七宿分布的天象为朱雀之形，亦名鹑火，这一形象吸取了鹑鸟、孔雀、雉、原鸡等鸟类特征，还兼有一些挚禽的特点，是最富于想象力的造型。
　　朱雀纹画像砖的构图用左右对称形式，中以华芝介开，由优美的流线组成画面，富丽而妙曼，有升腾的韵律，也有很强的装饰意味，但它又是十分严谨的理念构想表达，把柳八、虽七、张六、翼二十等星位乃至阙丘等数位皆寓于画面之内，整体排列为离火之状，使画面具有深遂丰厚的内涵，引人遐想，也具有无穷的艺术魅力。
　　汉武帝茂陵久以石刻艺术著称于世，并为西汉画像砖、瓦当、器物铭刻、纹饰等文博考古资料荟萃之区，各类拓片可供欣赏、收藏、雅玩、研究，为美术创作、书法艺术研究之最理想的资料。
　　玄武纹画像砖
　　《礼记·曲礼》载有“前朱雀而后玄武，左青龙而右白虎”的名称，它处于“太微宫天极星”之北方，按古代宫室坐北朝南的惯例，玄武位置在北面，也就是后方。《史记·天官书》称“北宫黑帝叶光纪之神”四季中的节令司冬，五行属水，八卦方位为“坎”。玄武是星空二十八宿中北七宿“斗、牛、女、虚、危、室、壁”的综合象形为“四神”或称“四灵兽”中之一。《尚书》中说：“四方皆有七宿，可成一形，东方成龙形，西方成虎形，皆首南而尾亲，南方成鸟形，北方成龟形，皆西首而东尾。”这“玄武”形状，乃龟蛇两种动物形状合成，古代人认为水是内刚外柔，生命是由水而来的，有生化生育之妙，故以玄武这种形象表达。茂陵博物馆收藏的这一西汉玄武画像砖，形态非常生动，线纹优美流畅，画面构图以左右对称的方式，画了两尊玄武，相对而视，其布局和朱雀画的章法相似，这种形式，在汉代“四神”画像中是极为罕见的。龟蛇口中含有藻叶，画中的水草也有飘动的感觉，仿佛水的潺缓流动，显得自然而富有生趣。
　　在古天文学中，北七宿为亥、子、丑，三座列宿的玄象，即双鱼、宝瓶、摩羯、三星座众星的大势，玄武纹画像砖十分形象地概括了这些星位，既全面又有相对的准确性，抽象地去看，俨然如北方之列宿图，但这画面表现得非常形象而生动，简直似两对活泼的动物依偎蟠伏，风致相悦，为茂陵四神画像砖中精萃。玄武图案，用两对龟蛇顾盼的形式，极富于装饰。
　　青龙纹画像砖
　　古天象学是集天文、律历、气象、节令以及方位、地域等宇宙万象的综合观测。为中华悠久的汉文化传统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天呈象”即其观念之一。汉代人认为天上的星宿与大地上的一切均有相应的关联。各星宿所在的位置对应着地上一定的方向、地域、季节、天文学中的二十八宿按其：“四正方向”(东、西、南、北)称为“四神”或“四灵兽”。青龙是其中之一，仍东方七宿“角、亢、氐、房、心、尾、箕”这七座列宿的象征。它首南尾北，也称作苍龙。《史记·天官书》中有“乐宫苍帝，其精为龙”的记载，苍与青，在当时是相同的概念，如青天称为苍穹一样。苍帝神名“灵威仰”，是中宫黄帝的左边守护神。并认为苍帝行的春令，在春季风和日暖，东风化雨，五谷生长，都是春之神赐给人间的幸福，所以认为这条青龙充满生机，象征着“吉祥如意”。龙能行雨，腾云驾雾，变化无穷，在五行(金、木、水、火、土)中属木，并赋予它仁慈属性。在建筑上和旗帜上画青龙形象，也都是上述观念的形象化表达，也可当作星空的“天秤”、“天蝎”、“人马”星座的意象图观赏。
　　汉武帝茂陵附近发现的这块青龙画像砖，是一幅非常难得见到的西汉时期龙的形象。从而可以看出龙形在演变过程中，较早时期的原貌。其造型风格与咸阳秦宫遗址壁上的青龙画像十分接近，且更为夭矫多姿。线纹明快健劲若屈铁，隽永耐赏。一般天龙头有尺木，腋下有辅翼，为爪三指，与地龙在形状上稍有区别。
　　白虎纹画像砖
　　虎是山林之王，斑纹华丽而形状威严的猛兽。在古天文学中，人们把二十八宿中位于西方的七宿“奎、娄、胃、昴、毕、参”布列的形式概括为虎形，作为“四灵兽”或“四神”之一。在汉代以前，很早就有“天之四灵，以正四方”的说法。白虎，即“白兽”，是抽象的天宇西边守护神，名为“西方白昭矩之神”。五行中属金，在一年四季中所司的是秋天的节令，性威猛刚劲，为中宫天极星的右护卫，首南尾北与青龙分别夹峙东西。在建筑和旗帜上画白虎形象，古人认为是可以驱逐邪恶，求得平安的保障。这一画像砖是在汉武帝茂陵附近发现的，由茂陵博物馆珍藏，它清晰地表现出了西汉时白虎的造形型，姿态生动威猛，虎视眈眈，活泼有精神，其艺术风格，高洁朴实，线条简洁有金石的刚度，神采古雅有韵味，俨然一只斑斓猛虎，并有凛然不可犯的沉静气质，在古代民俗观念中白虎为令人敬畏避忌的神明，带有秋天的萧瑟之气，所以被认为有驱邪的功效，此画像砖的画面也表现出了这种抽象的节烈意态。
　　白虎纹画像砖的艺术表现手法比较抽象，白虎的外形轮廓由剔底空白来显示，使其身影格外强壮有力，黑章白纹，阴阳顿挫，颇饶书法韵味，画面形象不完全靠线条表现，而是采用大笔调构成，造型上又有适度的夸张，很富于动态感觉，类似木刻版画的艺术效果。风格上具有浓郁的时代气息。并具有粗犷洒脱的大写意格调，汉虎贲将的气势，浑厚沉雄。
　　从以上对“四神”的简要说明可以看出，四神的画象，到了西汉时候，已完全从星宿构象的结构方式，演化为生动具体的动物形状，龙腾虎跃，鸟飞龟藏，具备了性格上的特征。把二十八宿布列列由概括的抽象，创立为十分具体的有机组合物象。一种动物包函七座星宿。各星宿又分别在动物身体据有固定部位，并比拟这只动物性格属性、方位、四季、颜色、刚柔，使前后左右以及环卫的顺序井然可见。这生动美丽的动物画，却表达了极为错综复杂的天文观、五行观念、成为流传久远的固定模式。在泾、渭水沿岸较为流行。
　　西汉的“四神”图案，是综合了先秦时期有关天象模拟的许多内容。完成了比较统一全面的式样和布列格局。使二十八宿在“四神”身上都有其对应的位置。为以后更为细微和丰富的形象演变的开端。
　　后来，二十八宿的每一宿也都用类比的象形表示法，演化成某一动物，且赋给这些动物一种个性和某些属性。但又都从属于“四神”的性质。如：
　　青龙七宿为角木蛟、亢金龙、氐土貉、房日兔、心月狐、尾火虎、箕水豹。
　　白虎七宿为奎木狼、娄金狗、胃土雉、昴日鸡、毕月鸟、嘴火猴、参水猿。
　　朱雀七宿有井木犴、鬼金羊、柳土獐、星日马、张月鹿、翼火蛇、轸水蚓。
　　玄武七宿有斗木獬、牛金牛、女土蝠、虚日鼠、危月燕、室火猪、壁水*(左犭右俞)。
　　分别由二十八种动物象征各星宿。从它的名称可以知道各宿的天文位置，五行属性，刚柔性格，日月所经的宿位等内容，综合起来看，总的形象仍然是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的星空大势。所以说西汉时完成的“四神”形象，是古代用形象纪历的最直观、最生动的表现方法，是总结古人对星空观测的经验，以丰富的想像力和联想而创构的美丽图画，后来更赋予了许多属性，成为吉祥物的标志。孔子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是古人以干支纪年推算日月盈缩，定正朔、晦、弦、望、置闰运历的通谷图解。自黄帝时形成，至汉武帝时而极盛。
　　七、丰富多彩的茂陵文物复制品
　　茂陵是汉武帝刘彻的陵墓，迄今已有2000年的历史。茂陵保存的文物，种类繁多，内容丰富，具有造型逼真、生动活泼的艺术特色，这些文物以西汉时期所特有的浑厚而奔放的艺术风格称著于世，其中霍去病墓前气魄宏大的石刻艺术，早已驰名中外，精美古朴的出土文物最受称赞，素为人们所仰慕，是我国文化遗产中之瑰宝。
　　为了满足中外游客的要求，茂陵博物馆专门精制了一批观众所喜爱的文物复制品，它是严格按照原型复制、仿制的，与原物酷似。茂陵文物复制品，目前备有以下四类成品：
　　第一类，是精工拓制的各种拓片。分为墨色、蓝色、褐色三种，精选上等绵料宣纸，拓印，并由熟练技师操作。内容有“四神”空心砖拓片，包括朱雀、玄武、青龙、白虎各一幅。瓦当拓片，包括字纹、云纹等多种。汉砖拓片，包括云雷纹、花草纹、几何纹等式样。各种拓片清晰、美观，保持原来的艺术风貌。
　　第二类，汉代陶器复制品，内容有姿态优美的女俑；形象生动的牛、马、熊、狗、鸡、鸭、兔、猪、猫头鹰等动物，均系原文物脱模成型，所用泥土，精心采选、高温焙烧而成。形象优美动人，栩栩如生。
　　第三类，铜制复制品，形态各异。做工精细，可与原物相媲美。此类复制品中铜方鼎、圆鬲、爵、戈、矛、耳杯、熏炉、错金银云纹铜犀尊等120多个品种。
　　第四类，仿雕霍去病墓前石刻一批，内有石马、石牛、石象、石虎、石猪等，选择优质石料，由有名老艺人比照原物雕成。造形准确，生动自然，具有汉代石刻艺术的风格。
　　上述各类复制品，可配套供应，亦可随意按件选购。
　　八、茂陵大型石刻艺术
　　西汉大司马骠骑将军，冠军侯霍去病，在征讨匈奴战争中屡建功勋。对当时安定河西走廊一带的局势，扫清西域交通障碍方面，有过重大贡献，尤以祁连山之役的战功最为卓著。西汉元狩六年(前117)，他以病殁，年仅24岁。
　　汉武帝刘彻为纪念他的战功，痛惜早夭，破例在茂陵东约1公里处，为霍去病修筑了一座象征祁连山的巨冢，以军礼送葬于此。墓冢是运石为山，冈峦巍峨，杂植苍松翠柏，并于山麓草坡之间，设置了一批大型石刻，以模拟山深林密的险奇境界。
　　这批石刻气魄恢宏，风格豪迈，有高度的艺术造诣，其造型生动逼真，意气盎然，有出神入化之妙；这批石刻早已脍炙人口，为中外人士所赞誉，被视为人类艺术中之瑰宝，为历来雕刻艺术家资为观摹的典范。
　　这些风味超逸的艺苑珍品，是我国古代文化遗产中的一个精华部分，它反映了2000年前我国在艺术领域所开辟“借石拟形”之创作途径，对石雕艺术发展有深远的影响。继承和发扬这一优秀传统，对于繁荣我国社会主义的文化艺术，昌盛新的精神文明，耀古辉今，振兴中华，仍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马踏匈奴”，高1.68米，长1.90米。
　　这件石刻原位于墓冢之前，历来被公认是霍去病墓石刻群中的主体雕刻。
　　作品题义含蓄而意境博大，可视为一座有代表性的纪念碑式的杰作。它以写实与浪漫相结合的手法，使用一人一马对比的形式，构成一个高下悬殊的抗衡场面，深刻地揭示了正义力量坚不可摧的主题。
　　雕刻家把马的形象刻画得坚实有力，姿态威武，气宇轩昂，似乎象征着当时汉王朝军事实力的强大，气势磅礴，具有凛然难犯的庄重气派。马腹下的匈奴人，仰卧在地上，左手握弓，右手持箭，双腿拳屈作狼狈挣扎状。蓬松零乱的须发，更显得惊慌失措，声嘶力竭，带着不甘心就缚，又无可奈何的表情。
　　安排这一戏剧性的构图，以及如此生动细腻的刻画，显然是用以歌颂霍去病这一英雄人物的业绩，昭示出犯者的下场。其构思超逸，耐人寻味。
　　从表现技法上看，是运用了圆雕、浮雕，以及线雕的综合方式，使作品显得朴实、浑厚，题材处理得相当大胆而且巧妙，有丰富的表现和高度的概括性。
　　“卧马”，高1.14米，长2.60米。
　　单于夜道，晓角吟风，闻呼而起的战马，即将背负着骠骑将军，奋力跟踪追击。这匹卧马的形象，显然是一匹转战千里，久经沙场的精骑。那修剪得很整齐的短鬃，短而尖的双耳，以及惊觉的神态，流露出作者的寓意。马头上仰，似乎在谛听远方传来的声音，注视着前面的动静。迈出一只前蹄，蹄尖紧扣住地面，另一只蹄略微抬起，后腿也正在用力，这是从卧着的姿态，转入起身时一瞬间的动作。作品特意选取了这由静到动过程中的一瞥，把转瞬即逝的情景捕捉下来，使观者感到静中有动，浮想联翩，这件作品具有强烈的艺术效果。卧马采用的是立体圆雕，躯体丰满，好像蕴藏着无穷无尽的内在力量。勾画出肩胛与四肢的那几笔锐利的长线条，技法更为出色，刀痕刚劲并富于弹性，恰能表现出积蓄之即将迸发的状态。作品格调明朗，洋溢着奋力而起的健美意趣。
　　“跃马”，高1.50米，长2.40米。
　　这件大型石刻，将马的体形与石的天然形状配合得十分妥贴，有巧夺造化之妙。马的胸前用“分层减地”法雕凿成型，其他部位则运用线刻技法，用刀活脱娴熟，准确而生动，惟妙惟肖地表现了一匹骏马腾跃时的一刹那间动作。这种锐敏的艺术观察力和精湛的表现技巧，博得无数观者的赞美。
　　跃马的雄姿，唤起人们对古代塞北风光的联想，把视野引向辽阔的草原，似乎这匹战马四蹄生风，正在黄云白草间奔驰，仿佛征人的号角，伴随着马嘶风吼，一派“马蹄阵阵风沙急，落日徐晖照铁衣”的景象，呈现在眼前，从而使人感受到“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那种慷慨激昂，奋发豪迈的气概，其感染力犹如一曲雄壮的赞歌，充满了壮美的激情。
　　这件形神兼备的佳作，线条流畅，结构清晰，对马的习性刻画入微，有强烈的运动感。
　　“野猪”，长1.63米，宽0.62米。
　　野猪是经常活动在荆棘榛莽间的动物，作品所取的环境，可能是祁连山中人迹罕到之处，山深林密，自然会隐藏着一些凶猛的野兽。
　　在这些石刻中，配置野猪的雕形，更能使观者想象祁连山战役之艰险，从而赞扬征人那种“誓扫匈奴奋不顾身”的精神。野猪的神态，可说是用于烘托全部雕刻主题的一个特写场面。
　　这是一块从山崖上崩裂的条石，棱面交接很清楚，选用这块石头来造型，光与影的对比效果强烈，艺术风格明朗而粗犷。体型大部分采用錾凿手法灵活完成。对野猪头部的加工简略，但却很传神，那三角形深陷的眼窝，显得凶残而狡狯，突出很长的尖嘴，伏贴在地上，对口鼻作了一些变形夸张，刻画出带有窥探动静，随时准备突袭的表情。野猪的背脊錾雕得相当锐利，把刚硬的鬃毛与坚韧的皮质表现得很醒目。用刀干净利落，准确简练，整体的比例和结构都处理得很协调，收到生动逼真的效果，可谓石刻群中的佳作。
　　“石人”，高2.22米，宽1.20米。
　　石人的艺术风格和那件人与熊相仿，都是带有浪漫主义气息的作品，而这件石人的比例关系夸张得更加厉害一些，它的头和一只右手显得特别大，使人产生奇怪的印象。石人的精神似乎是在哀叹，摆着手，仰头望天，眼睁得特别大，但却呆滞无神，咧着嘴露出了一排门齿，脸部表情相当奇特，这种漫画式的形象很令人费解。当然，在霍去病墓上放置这样的石刻，也不会是偶尔遣兴之作。但它的寓意至今仍像谜一般的有许多不同的揣测，曾有人认为这是描写被缴械后的匈奴形象，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样设想是有一定的道理。从艺术角度来看，这件石刻是有它独到的地方，它突出了要表现的重点部位，对形体作了极度的概括与大胆矜夸。刀法奔放，似乎不受任何约束。但细看起来，却是很认真的作品。即使像手掌上那些细纹，都用线刻勾得清晰不苟。随意变形而不失去形象特征，是这件石刻的一个显著特色。
　　“人与熊”，高2.77米，宽1.72米。
　　这是一件浪漫主义色彩浓厚的作品，以人与熊格斗为题材，描绘了惊心动魄的一幅画面，由于作了过分地局部夸张，在紧张气氛里颇带有幽默情调。
　　人在仓猝时徒手迎击野兽，在荒僻的山间是非常凶险的事件。选用这一题材，也许是为了表现祁连山深处当时那种险象环生，危机四伏的状况。以喻扫净胡尘的战功来之不易。
　　这雕刻几乎采用全部线浮雕的形式，与汉画象征的风格有点相似，但它仍属于借用石块外形制作的圆雕一类，石人体形粗壮，高颡深目，隆鼻大嘴，耸起双肩，以铁钳般的巨手，用力握住一头野熊，熊则紧紧咬住此人的下唇斗得难解难分，石人被咬的表情，由咧开的大嘴作了矜夸，显得有声有色。熊的体型略小，比例关系较为严谨，和对人夸张刻画的手法，有明显的对比效果。一望而知，最后收场必然是野兽失败。作者用刀的功力很深，充分发挥了线雕的表现力。
　　“蛙”，高0.55米，长2.85米。
　　在茂陵博物馆的石刻中，有一件作品，乍看起来是一方磐石，当你留心细看时，才能发现它的妙处，原来这是一件匠心独运的艺术品。蛙的身形利用了石块的平面轮廓，其特征部位却作了精雕细刻。一对鼓得圆圆的眼睛，张着小小的嘴巴，磐石的底色似乎是蛙的天然保护色，“荷塘清且浅，处处听蛙鸣”的夏日景象，通过石刻的联想，就会浮现在眼前。其意境含蓄幽雅，表现得极为巧妙。作品实中有虚，以实拟虚，在虚虚实实的表意手法之外，流露出一种清新的情趣。
　　九、汉武帝猎熊
　　你看过力士与熊那件石刻吗?那个大力士的形象十分夸张，熊的形象刻得非常生动，那件艺术品，简直是生命力搏斗的快节奏旋律。使你会产生一种健美、紧张、拼搏的强烈感受。其实这一点也不浪漫，你会从这粗犷的艺术品中领略到朴实、认真的写实精神及其鲜明的时代特征。
　　人和熊斗，在西汉时是长安的一种风尚，汉宫中有射熊馆一处。据《汉书》记载，武帝刘彻自己就亲自“手格熊”，其他有关斗熊的记载及传说就更多了。熊在古代，被视为力的象征。
　　汉武帝登基不久，正当年轻力壮时，非常喜欢游猎，这可说是一个爱好。但也有另一种作用，即借以训练他的近卫军果敢勇猛的品质。他当时为了摆脱窦婴、田蚡等豪门贵戚对朝廷的牵制，并巩固朝廷对诸侯的权力，专门在陇西良家子中挑选了一批勇武的青年到军中，而且常约会一些人和他微服外出打猎。这种出行，不露皇帝身份，也不打朝廷旗号，而是借平阳府，或其他身份的名目。每次出行均约在宫门外会齐，称为“期门郎”。这些期门郎中，有不少后来都成了朝廷名将，建了不少功勋。
　　汉武帝每次出行打猎的范围很广，东从长杨宫一带，西到黄山宫一带，南到秦岭山麓，北到池阳宫，一出去就是好几天。
　　有一次，武帝带了一帮人，在平阳公主府里借了马，领着卫青一伙去打猎，当时到今户县、周至沿秦岭脚下，那里有一座清凉山，峰峦峻秀，它西面有涝峪、就峪等山谷，东面有高冠峪、紫峪等山谷，橡树和柞树又茂又密，所以猿猴和狗熊特别多。这次一行人沿着秦岭捕猎，收获十分丰富。除了山鸡、野兔、鹿和猿子之外，在清凉山又捉到一头很凶猛的大黑熊。他们从日出时开始打猎，直到日头快要压山时才带着丰盛的猎物往回赶路。
　　经过户县大王镇一带时，他们被一群土豪挡住了，其中有一个自称他是官员，盘问刘彻一行的来历，刘彻便说他们是平阳府中家人，因支差路过。这人就让他们出示凭据，不然就要没收他们的猎物。卫青等人看到此人对皇帝不尊敬，正要上前理论时，刘彻使了个眼色止住。他答应把猎到的东西奉送，只要让他们一行人过去就行了。
　　那些人觉得讹诈到了东西，便笑眯眯地放他通过。猎物被拿走了。只有那只大黑熊，由于凶猛，又笨又大，仍留在原处。
　　汉武帝过了些时候，看到那些人走散了，便带着他们一行人又折回原处，他想着那帮土豪的确可憎，但又无法惩治，因为他是微服出行的，不能让人知道他是皇上，自然更不便惊动官府。这时天已经晚了，他们忽然看见有两个人抬着一口大木柜鬼鬼祟祟地往过走。便打算前去问一下，不料那两人扔下木柜便跑了，原来是两个窃贼。
　　他们打开柜子，里面都是衣物包袱之类。于是汉武帝让人把柜子东西捆扎在马背上，腾出柜子，正好把黑熊装进去。他们费了许多力气，才把黑熊关入柜内，拴上柜门，用绳子捆好，马驮人抬，到市镇上找寻宿处。
　　到了集镇之后，在客店里一行人歇了脚，他们商量说，天亮要赶早返回长安，汉武帝特别叮咛，柜子里的东西特别贵重，别的丢了都不要紧，晚上一定要有人守住柜子，以免发生意外。
　　不料，那些话被店小二听了，连忙报告给掌柜的，掌柜的也以为是贵重财物，但看到这许多人马，还带有弓箭兵器，知道惹不起，便报到官府。时隔不久，便来了许多人把店子团团围住。又来盘问刘彻一行人，刘彻一看，为首的那人，就是收去他们猎物的官员。其他的还是白天见到的一帮土豪家丁。
　　这次刘彻又和和气气地对他们说，实不相瞒，我们是往平阳府里送贵重财宝的，所以你们要什么都可以，马匹器械都行，只要让我们把柜子带走就可以。
　　那伙人一听，便七嘴八舌地乱嚷嚷起来，都想分得一点财宝。最后，他们决定说，别的什么都不要只要你留下这只柜子。
　　汉武帝本来舍不得花费那么多气力才捉到的黑熊，但想到如果这帮人打算私分财物，这倒是一个惩治办法。于是他留下了柜子，骑着马高高兴兴地回长安去。
　　他们走后，那伙人争先恐后地一齐挤到柜子面前，这时黑熊冲出柜子，凶猛异常，又咬又抓，无一人不带伤的。
　　从此以后，汉武帝不再出去猎熊，并把这一带划入御苑，禁止捉熊，所以秦岭中虎狼不多，却还有熊的踪迹。
　　十、霍去病探亲
　　霍去病出生于长安的平阳侯府中，他的外婆是平阳公主府中一名家奴。他的姨母、母亲，以及幼龄时期的他，也都生活在平阳侯府里。当时地位卑贱，境况自然十分困苦，不曾起过乳名。
　　他的父亲霍仲孺，是山西平阳县的一名小吏。当时的小吏，即相当于官府中的听差和小职员一类的差使。平阳属于平阳公主的领地，在这块领地里的人员，全都受平阳府的管辖，霍仲孺每年都要有一段时间来到长安，到平阳府中支应差事，期满后便仍返回老家平阳县听候调遣。霍去病出生后，他的父亲已经回到山西。后来他的姨母卫子夫被召选入宫，当了皇后娘娘，他的母亲也自然就成了皇姨。一下子成了皇亲，于是抱着幼年的霍去病一起被接进宫里住了。
　　这个突然的生活变化，虽然使他和他母亲的地位一步登天，但是由于宫禁森严，贵贱悬殊，却从此和他的父亲不能团聚。
　　幼年的霍去病，是在皇宫里长大的，他在他姨父汉武帝刘彻的熏陶下，自小喜武艺，学了不少本事。汉武帝很喜欢他，给他取名叫去病。当时汉朝廷经常和匈奴打仗，汉军队传统的兵法是用战车和步兵摆阵的打法，而匈奴却是用骑兵突袭的办法。虽然朝廷兵力强，可战起来总是吃亏。匈奴的轻骑兵一昼夜，就能突袭到甘泉(今陕西淳化县西北)一带，待到汉兵出击，匈奴的游骑便又跑得无踪无影。武帝刘彻一直想不出一个对付的办法，琢磨的时间久了，就成了一个心病。有一次，他偶然看到宫内孩子们做战斗游戏。有一个小孩说，骑兵跑得比步兵快，守门用步兵，要追赶敌人一定得用骑兵，有骠马就能追得上。武帝一听大喜，认为是个好办法。连说：“这下子可治了我的心病。”赶忙叫住那个说话的孩子，一看是霍家小伢子。便说，这娃长大后，一定能去我的心病，便给他起名叫“去病”。而且让他重点地练习骑射，培养他军事技能。
　　后来，霍去病果然不负所望，立了很大的战功。被封为骠骑大将军、冠军侯，官高位显，名重天下。霍去病从小就没有见他父亲的面，但他知道他父亲的名字，老家在山西平阳，却一直没有机会去相会，这事情总使他念念不忘。
　　他升任大将军以后，有一次奉命带大军途经山西要赴定襄(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出征。在经过平阳(今山西临汾县)附近时，地方官呈上当地迎接官员的手本和花名册，霍去病在官吏名册中见到了霍仲孺的名字。他心中一动，想到：“难道这就是心中盼望已久的父亲吗，一定得赶快去拜见”。但是他又无法肯定这是真的。万一是同名同姓，以他大将军的身份，可就成了大笑话。于是他吩咐手下人说，其他官员一律免参见。回去各守其职，只把平阳的霍仲孺请来相见。
　　大将军的口谕，底下人怎敢怠慢。于是飞骑连夜去接，急如星火。霍老先生听说大将军召见，不知是祸是福，震惊异常。差官们催他赶路，他只得带着一肚子疑团战战兢兢地一路奔向行辕。
　　大将军驻地，汉军威仪，气势自然非同小可。几十座连营，金鼓号角，大帐前虎贲雄列，戟门森严整肃，蜡炬燃得和白昼一般。还距帐前一箭之地，传唤人声已禀报“霍仲孺参见”，就听中军呼喊“请进帐相见”，声如巨雷一般。霍仲孺已情不自禁地跪倒在帐前。
　　这时霍去病已从皋比(虎皮大椅)上站立起来，想去迎接，还弄不清是否就是他的父亲，而且在这个场面下，也不好直问。十分尴尬，只好命人去扶霍中孺进帐，而自己仍坐在位子上，口称“免礼”。但霍中孺却丝毫不敢怠慢，连忙按照当时礼仪规定，叩头拜见。
　　参拜毕，霍去病便询问霍仲孺的籍贯、乡里、以及是否曾在平阳公主府中当过差等等情况。最后，他已肯定，跪在他前面的小官吏确是他的父亲。于是他扬言有机密事要问，命令左右全部退出帐外。然后才亲自下去扶起霍仲孺，并扶在坐椅上，纳头便拜。这一下，却把霍仲孺吓呆了，半晌做声不得。等到霍去病说明了原委，父子抱头痛哭，泣不成声。
　　过了很久很久，霍去病的心情才沉静下来。他轻声对父亲说，在目前场合下，许多话父子没法细叙，军务急迫，我只有等待这次出征回来，再去老家看望您。乍相见又分别，虽然心中很难过，但总算见了父亲一面。
　　夜，已经很深了。月色皎洁而凄凉，霍去病亲自把父亲扶上马，牵马送出辕门，并差两名校尉，护送霍仲孺返乡里，由差官传谕当地官员应对霍老好生照顾。
　　分手之后，霍去病便由定襄出塞，和匈奴的左贤王一支接战，匈奴溃逃，他率轻骑跟踪追击，一直追赶到狼居胥山，凯旋而归。于是，他顺路探视了一次他从未到过的老家。拜见了霍仲孺，父子相叙了离别思念之情，他要把霍仲孺接往长安，可霍仲孺不愿意去，认为还是在家乡自在惯了。长安的富贵生活反而会感到拘束，老人坚决要留下，他也就不便勉强。在当时，大将领兵出征，回去要向朝廷复命的。不请旨许可不能在中途久停。所以他只短短地盘桓了两天之后，便只得急匆匆上路，班师回京。临行时，他把他的小兄弟带到长安，好在朝廷效力，这个小兄弟就是霍光。
　　回长安后，他推荐霍光在禁卫军中补了一名殿前侍卫的职务。而且也经常教导霍光恪尽职守。后来霍光也真的成了西汉一位有名的人物，汉武帝的托孤顾命大臣之一。霍光在做殿前侍卫时，每日上朝值班所站之处，都不差分寸，时间久了，他所站之处，都磨出了固定脚印。即使雨雪天，都不向檐下挪动脚步。霍去病不幸早逝，他的爵位由他的独子霍嬗(字子侯)继承，但以后霍子侯随汉武帝在东巡时封泰山而死。《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载：“元封元年(前110)，嬗卒，谥哀侯。无子，绝，国除。”
　　十一、秦时明月汉时关
　　“秦时明月汉时关”，是唐代诗人王昌龄《出塞》曲的首句。出塞曲，是西汉时李延年所创，李延年就是汉武帝的宠妃李夫人的哥哥，曾经给汉武帝朝廷当过乐官。这个曲调音节悠扬，由胡笳吹奏，凄凉悲壮，特别是月下吹奏，人们就会从这凄凉而雄浑的乐声中，联想到边塞的景色。汉代以前，虽然秦始皇，从东海的碣石山修筑了万里长城，这浩大雄伟的工程，一直向西延伸，修到甘肃临洮的长城坡下，再往前就是山连着山和大片的沙漠。洮河以西没有畅通的道路。
　　汉武帝时期，张骞经过了许多困难和险阻回到长安，把西域所见到的风光和有些小王国愿意互通和好的愿望禀报给刘彻，刘彻便任命张骞，带着礼物和使团出使西域，但是通向西方的道路，依然是十分危险和荒凉的。而主要的障碍是匈奴右贤王的势力。
　　于是，在元朔二年(前127)，汉武帝命令卫青和霍去病率领汉军主力，和匈奴进行决战，经过反复较量，终于在元狩二年(前121)的春天，获得了决定性的胜利。霍去病转战祁连山，一举歼灭匈奴主力，浑邪王率众数万归降汉朝，肃清了临洮以西的动乱局面。为了使河西这广漠的地面上能够有人居住和进行交易。汉朝廷便在这里设立了武威、酒泉二郡。后来又增设张掖、敦煌两郡。早先这一带叫做陆浑，又叫做瓜州和沙州。因为产瓜，又有大面积的沙漠，一直是游牧地区。设置了四个郡以后，汉武帝便在元狩四年 (前119)，向这一带迁徙了70多万移民，经营开荒，开拓了农业，使这一带变得繁荣起来，成了有名的“河西四郡”，也是中西物资交流的场合，一度相当热闹。
　　有了河西四郡，原来的长城便沿着河西向祁连山伸延。这一段河西长城，便是武帝时增修的汉长城。汉长城的工程，也是十分艰巨的。干旱的黄沙土没有粘性，很难筑成高墙。怎么办，后来修城的民夫看到沙窝里田鼠的洞壁很结实。原来是老鼠把吃过的葡萄皮、细柳枝堆在一起，抓些细沙上去，沙土就固成土块，再衔一些苜蓿根在周围就成了风吹日晒都不怕的土窝。这一下，想出办法了，他们便用细红柳枝、沙蒿、芦芭、拌了酿过酒的葡萄皮，用打夯的办法，铺一层，筑一层，终于修起了一丈多高八尺多厚的砂土城墙，而且每隔一段距离，还筑一个报警的烽火墩台。并建成了“阳关”和“玉门关”两大雄关。
　　有一次，西域的大宛国王派使者到朝廷，希望能得到汉朝的丝绸和铁。用千里马作为交换条件，汉武帝便派李夫人的二哥李广利，号称贰师将军，带着丝绸和铁去换马。一路要经过葱岭等很多地方，而且路上还会遇到抢劫。李广利一行人马，骑着骆驼，带着弓弩保护，经历了许多困难，在穿过戈壁沙漠时，白天望着太阳，晚上望着月亮，走了很长的时间，就在这段时间里，李夫人常常思念她哥哥，并为他担心，汉武帝便让李延年谱了两支《出塞》和《入塞》的曲子，这两个曲子，本是古曲，在汉初就流行过。李延年又作了补充，听起来更为动人。
　　过了一年多时间，李广利终于带着100多匹大宛的“汗血马”返回。而且还捎回和阗的玉石。消息传到长安，汉武帝立即下令修造一座“金马门”，准备接取千里马。并把李广利回程驻扎关名赐名“玉关”。李广利后来到了长安，汉武帝很高兴，便问他来回路途怎么走法，李广利说，我是从“玉门关”回来的，可去的时候是照直对着日落的方向，一路走去，出塞的口子是正对着西边方向的。汉武帝便高兴地把这个塞口称做“阳关”，并说，阳关应该是通西域的大道，立即派人去修路，植柳树，于是有了“阳关大道”的名称。
　　汉武帝有了许多汗血马，便派人精心去喂养，可除了交给金日磾喂的几匹养得肥大之外，其余的马大都渐渐瘦了下来。汉武帝察看之后大怒，要惩罚其他人。金日碑便为这些人求情，说西域大马习惯吃苜蓿草，可长安没有这种草，他喂的几匹，是添了些豆子和燕麦才勉强喂肥的，也只长膘，可不经跑。他建议再用铁器向大宛国交换“宛豆”和“苜蓿”回来。汉武帝觉得有道理，就赦免对喂马人的惩罚。二次又派李广利出师交换“苜蓿”。
　　但李广利二次出塞后，却一直没有回来，原来苜蓿并不是大宛的产物，得不到苜蓿，他不敢入关，只得让随去的人员捎回了几袋苜蓿种子和宛豆种子。可这点东西还不够喂马的。于是关上的士兵们，就搜集了许多葡萄，驮在骆驼背上捎回长安。有一个工匠专门做了一个老鼠吃葡萄的铜器捎给汉武帝。说：“皇上看了自会明白。”
　　汉武帝见没有捎回苜蓿，却只有葡萄和这一件玩艺捎回，觉得很奇怪，难道兴师动众就只为得到这一点东西吗?他便问东方朔这是什么意思。东方朔看了后，想一想，便回答：当初筑城，立阳关和玉门关，是从老鼠吃葡萄做窝得到的启示。修了长城，才有“河西四郡”的保障，关上的士兵们，希望朝廷能想到他们筑城守塞的辛劳。再者，吃了葡萄，留下种子，就会再长出葡萄的。
　　汉武帝听了，觉得道理不错。便下令以后在关上开展贸易，从那时起，中国的丝绸、瓷器，都经过阳关和玉门关向西出口，西域各地的瓜果、毛皮，也从这里输入中原地区。所以，汉时的关，不仅仅是边防的要塞，而且成了交通枢纽，繁盛的贸易场所。
　　十二、汉武帝迎姊
　　汉武帝的母亲皇太后(景帝皇后)，姓王，槐里(故城在陕西省兴平县东南)人。外祖父王仲，外祖母叫臧儿，是故燕王臧荼的孙女。臧儿与王仲结婚，生一男两女。男名王信，王仲死后，臧儿再嫁给长陵县(今咸阳东北长陵北有废城)人田氏为妻，生两男即田蚡、田胜。这时臧儿将长女(皇太后)出嫁给长陵县金王孙为妻，并已经生下女孩，取名叫俗。《汉书·外戚传》载：“臧儿卜筮(音读世)，两女当贵，欲倚两女，夺金氏，金氏怒，不肯与决，乃内太子宫。”生三女一男(即武帝)，嗣后，次女名儿姁亦复入太子宫(景帝为太子)生四男，儿姁短命早死。
　　景帝在位16年，王皇后将入太子宫以前曾生女金俗，一直长期隐蔽，居住民间，噤口闭舌，时刻言语则须严密忌讳，处处小心谨慎。臧儿胆大妄为，将已婚女儿秘密转嫁皇室，这在封建帝王时代，可谓欺君罔上，王皇后更加担心，这是很危险的。倘若一旦泄漏，被朝廷识破重嫁，便有杀身灭族之祸。
　　然而，已成事实，也就不得不这样了。汉武帝即位，母为皇太后，尊外祖母臧儿为平原君(比为皇帝姑，大长公主)，舅父王信为盖侯，田蚡为武安侯，田胜为周阳侯。
　　历时不久，武帝佞幸之臣韩嫣奏说：“陛下同母姊金俗，尚在农村，若一般普通人，过着卑贱生活。”《汉书·外戚传》载：“帝曰：何为不早言，乃车驾(指皇帝)自往迎之。”其家在长陵小市，武帝统率左右扈从，直至其门，随从数人进入柴门，家人不明原委，但见人马云集，文官武将，护拥着一辆不平凡的黄屋车(帝王车以黄缯为裹)停留门前。全家大小人，惊惶失措，金俗仓卒逃避，躲藏不及，被侍从扶出，拜见武帝。《汉书·外戚传》载：“帝下车立曰：大姊何藏之深也?”以车迎至长乐宫与谒太后，皇太后见了女儿，当时好似心中一块石头落了地。母女相见，悲喜交加，热泪盈眶。武帝奉酒为太后祝寿，赐钱1000万，奴婢300人，公田100顷(每顷折合今31.2亩)，选择房屋，以赐其姊，皇太后称谢说：“皇帝为你费用很多钱财。”武帝因太后缘故，更赐汤沐邑(古天子赐汤沐邑，以其邑之所入，为汤沐之资。汤沐也就沐浴。)赐号修成君。
　　十三、拳夫人的传说
　　古代制度，皇帝每经五年，要到各地去巡视一次，了解一下当官的和民间的情况。
　　有一次汉武帝出外巡狩，路过河间(今河北省河间县)时，跟随的人望见天空有股“女天子气”，很不平常。望见的人即将此奇异的气象，报告给汉武帝说：“这里必定有一奇特的女子。”皇帝便命随从的人急去寻找。可是不知其姓名村户，怎样去找呢?当时有人建议说：“在天空所呈现的祥云瑞气下区域内找”，于是就在其区域内的村庄，沿门串户地走访，竟然在一家中发现一个花容月貌，极其美丽的女子，只是两只手指拳曲着，据说从小就如此。
　　寻找者遂将这个女子带领到皇帝面前，汉武帝观其美而怜之，便亲自用手把这个瑰丽的女子的手指头，一一地试拽了一下，说也出奇，这个女子两手拳了多年的十个手指头，都伸开了，由于这样，便得幸皇帝，即被带进宫去，遂称她为拳夫人。
　　拳夫人后来晋升为婕妤，居住在勾弋宫，也称勾弋夫人，颇得皇帝的宠幸。到了太始二年(前94)生照帝，号勾弋子。他母怀孕14个月乃生，汉武帝说；“闻昔尧14月而生，今勾弋亦然，”乃命其所生门，叫尧母门。
　　勾弋夫人死后，瘗于陕西省淳化县北15公里的大疙瘩村的旁边。
　　十四、磨子陵
　　李夫人是汉武帝生前最喜欢的一个爱姬，她死后，执事便缘上雅意，埋葬在茂陵的西北面。是诸陪葬墓中最相近的一个。
　　墓腰有一环周台阶，如同两层，形似磨子。当地人称“磨子陵”，传说，晚上李夫人套驴磨黄金哩。
　　相传，在很早以前，“磨子陵”北面村子有一人名滕老大，兄弟三人，父母早逝，老大是个懒汉，人们称他“懒老大”。老二老三爱做活，至分家时，两个弟弟怜惜他，形单影只，孤独凄凉，便把家里的好房、肥田分给他。但是懒老大，仍然不爱劳动，每天睡到太阳出来，日高三丈，他还不起来。“磨子陵”跟前的田地，是最肥沃的，分到懒老大手里，就杂草丛生，草稠苗稀，不长庄稼。
　　一天早晨太阳红红的，天地间清爽明亮，万里无云。懒老大没精打采地扛着锄头上田地里去，走了上步不想下步。到田间后，干一会，歇一会，不但如此，后来竟然索性不干活，躺在地上睡大觉，从早晨睡到天黑还没醒来。已到深更半夜，他忽然从梦中惊醒，觉得李夫人墓好像在转动。并且发出隆隆的响声，他感到奇怪，便起来绕墓走了一圈，发现墓底边开着一个门，他不声不响地走去一看，里面金碧辉煌，像一座华丽的宫殿，金银财宝堆得很多，又向里面窥视了一下，看李夫人，飒爽英姿，翩翩若飞，正在磨金子。他非常高兴，“这就该我发横财，真是懒人自有懒福。”于是他顺手拿了两条口袋，装满金子，随即扛起来往外走。
　　他走到门口，有一条大蟒蜷曲着身子，眼睛注视着口袋里的金子，张开獠牙大口，像要把他一口吃掉。吓得懒老大直打哆嗦，向后倒退好几步，只好把口袋撂下，这时大蟒立刻不见踪迹。
　　他扛着另一口袋往出走，到了第二道门，又有一条大蟒盘卧着，形象很恶，气势汹汹，张着血盆大口，摆动尾巴，无可奈何，只好懊丧地又放下，顿时大蟒又不见了。他刚走出门，墓门“咚”一声关上。他回头再看时，什么都看不见。他垂头丧气，寻思着回家。突然，他清醒过来。
　　懒老大掂着锄头回来，也学老二、老三勤劳的样子，每天去田里劳动。用这把锄头刨得又深又快，锄草锄得又快又净。从此，“懒老大”变成了“勤老大”，田地里的庄稼长得非常高大，打下的粮食，小囤接大囤，囤都盛得满满的，再听不见人们叫懒老大。
　　十五、倒看北头
　　霍去病是汉武帝时一位杰出的青年将领。北方匈奴与汉王朝为敌，不断地侵扰我国边境，霍去病曾多次奉命，抗击匈奴。
　　传说，霍去病追击匈奴，有一次越过了燕支山、祁连山仍不肯罢休，继续率军西进。将士们有的问霍去病什么时候班师回长安?霍去病意气昂然地说：“倒看北斗七星!”
　　将士们私下窃窃地议论，何时才能倒看北斗星呢?
　　一天傍晚，霍去病的军队住在一座很荒凉的山上(传说是在苏联莫斯科附近)，高低崎岖，侧坡洼陷，真可谓山，地无三尺平，连一处安营扎寨的地方都没有。霍去病就令全军露天为营驻寨，至夜半，两个值勤的兵，瞧着深蓝的天空，灿烂而闪烁的星斗，情不自禁地说：“北斗星哟，北斗星!什么时候才能倒转?”他俩一边说一边持着长矛来回巡逻。转到霍去病床前，便不约而同地看到霍去病已睡熟。两个卫兵走到一起。叽咕了一番，于是，轻脚慢步地走进霍去病床头，不声不响地将霍去病床，轻轻慢转了个方向，接着就大声呐喊说：“快看!快看呀!我们已到了倒看北斗七星的地方了(由北向南看北斗星的意思)，他俩这样喊叫，许多士兵都被吵醒，醒来的士兵。也不管三七二十一，也不考虑真假，也跟着随声附和地喊起来。
　　霍去病于梦中，突然听士兵乱纷纷地喊：“北斗星倒转过去了，我们‘倒看’北斗。”急忙披衣坐起，睡意未醒，从朦胧中看，北斗星的方向确实和睡时相反，于是就下令班师回长安。
　　十六、四神砖饰
　　(一)凤纹砖：画面上为尾部相对、形状相同的双鸟。口中含丹，头上有两条后掠的冠羽，尾上有两条长翎，翎上缀以孔雀翎眼。身体修长，颈及尾羽均用线条表示，双爪如鸡距。画面中间的上部为一倒悬的花蕾，下部有一圆突，形象十分优美。但在收集到的“四神”砖中，另外没有见到朱雀图画。《汉书·礼乐志》郊礼歌中说：“左苍龙、右白虎”，又有“声气远条凤鸟鴹”之语(鴹为古翔字)，是则西汉时或以凤形代替朱雀，至王莽以后，两者在造形上有着差异，朱雀头上为三叶花冠，尾羽长，但无孔雀翎眼之两条长翎，其余部分两者型态相似。
　　龙与凤，这种由飞禽走兽的某些特征，加上人的想象力综合而得的形象，早在西周以前就有了各自的雏形，这是由一些古老的传说与古时人们对超自然崇拜形成的观念，经过不断修改演变成的美术形象。其早期可能是一种图腾，相传少昊氏为鸟族，即与图腾有关，后来又附会了许多如《山海经·南山经》中，“丹穴之山，其上多金玉，丹水出焉，南流注于渤海，有鸟焉，其状如鸡，五彩而文名曰凤凰”之类的传说，其基本形体取象于鸡(原鸡或锦鸡)，这便是凤的来源。西汉时期，人们对于以“凤”这种飞禽为基本形象的图画已经有了很具体的概念，作为一种罕见的，然而又是实际存在的动物看待，认为“凤”是百鸟之王，是吉祥的鸟，故有“神凤”之名。并以这种形象作为建筑装饰，所谓“云里帝城双凤阙”以显示尊严与华贵。但同时也有了“四神”的形象及“相凤鸟”等建筑装饰。“四神”中的朱雀取象于“鹑鸟”，象征火与南方。而且在当时传说中的“朱雀”和“凤”的形象是很相似的。茂陵花砖上的所画之鸟，究竟是表示凤呢?还是四神中的“朱雀”?是比较难区别的。因为凤也是配置在一组建筑群的南面，“表南面以为阙”属于阙上装饰，很容易和象征南面方位的朱雀相混。
　　按《汉书·郊祀志》记载，武帝时长安有凤阙，高20余丈。颜师古注：《三辅故事》云：“其阙阁有铜凤凰”。又泰液池南“有玉堂壁门大鸟之属”。说明当时地面建筑所饰之鸟乃凤凰而非朱雀。再以茂陵饰上的鸟形和东汉画像石中所见之朱雀相对照，我们认为，砖上的鸟纹是凤凰而非朱雀，故可视为凤纹砖饰。
　　(二)青龙纹：画面长0.64米，宽0.37米，此砖仅余一半，龙形尚完整，纯以凸线纹构成图形，龙作爬行状，造型与记载中所传的模样相同，有背鳍与腹鳍和双耳双角，身有鳞，尾销如纹鳍状，画面配以流云纹，形象生动。
　　(三)白虎纹：残长0.47米，宽0.14米。系以阴线刻成，从线条风格来看，此画面系在坯上直接刻成。用刀简洁奔放，很富于动态。此虎之形象是采用写实手法表现，与后世所画的白虎状态稍异。
　　(四)玄武纹：画面长1.15米，宽0.34米。此画系用减地凸雕，辅以阴刻线纹而成，画面丰满，形象为龟蛇对峙形，龟口衔有鱼藻纹，背为六边形甲纹，蛇身有鳞和脊鳍，在“四神”砖饰中是比较精彩的一幅。
　　第四节 主要历史人物传
　　一、桑弘羊传
　　桑弘羊是汉武帝时期一位杰出的政治家，擅长理财，曾对经济困厄的挽救，使汉朝廷不增加田赋，而作出令人钦佩的贡献，成为显赫人物，亦是汉武帝临终托孤辅佐幼主的大臣之一。
　　按《汉书·高帝纪》：“八年(前199)春三月，令贾人不得衣锦绣，持武器、乘车、骑马。重租税以困辱之。”
　　桑弘羊，西汉洛阳人，汉景帝二年(前155)，出生于商人家庭。当时，依据汉景帝继惠帝、高后“弛商贾之律”之后，又提出复开“市井之子孙亦不得仕宦为吏”之禁。《汉书·景帝纪》，后元二年(前140)五月，诏文明言：“有市籍不得宦，无訾(指财产)又不得宦，朕甚愍之。”因此，幼年的桑弘羊13岁，因家庭富裕，才得“以訾为郎”侍中。在皇宫中得到因材施教的培养，突出地表现出来是一个善心计的苗子。至武帝建元四年(前137)，年十八而冠(汉制18岁作为成年人看待)，适逢郑当时擢迁内史，认定桑弘羊是一个理想的理财家，擅长心计，言利事，出色当行，同时又因为汉武帝“好少”，加以推荐。从而桑弘羊就开始了计数不离于皇帝前的仕宦生涯。这也就是董仲舒在对策中所说的：“圣王之治天下也，少则习之学，长则材诸位。”而汉武帝之于桑弘羊，正是这种因教养，然后按照其材器使用的例子。
　　所以在《盐铁论·轻重篇》中，文学说：“大夫君以心计策国用，构诸侯。”御史说：“大夫君运筹策，建国用，笼天下盐、铁诸利，以排富商大贾，买官赎罪，损有余，补不足，以齐黎民。是以兵革东西征伐，赋敛不增而用足。”异口同声地承认桑弘羊在这方面作出的贡献。汉武帝因材培养了商人家庭出身的桑弘羊，成为杰出的政治家。同时又破格提拔奴隶出身的卫青为大将军。即就是《汉书·公孙弘、卜式、儿宽传·赞》所说的“弘羊擢于贾竖，卫青奋于奴仆。”
　　当初，建元四年(前137)，以东郭咸阳、孔仅为大农丞，领管盐、铁事；桑弘羊以计算用事，侍中。当时郑当时官至九卿为右内史。向武帝推荐说：“咸阳是齐国善煮盐者，孔仅为南阳地区一位冶铁专家，这两个人皆因分别经营盐、铁事业而富饶，家訾巨万。”对于18岁的桑弘羊特别介绍说：“弘羊，洛阳贾人子，对理财很在行，精于心计，不用筹算而知其数，年十三侍中。”这3个人都善于理财，对求利事，至为纤悉，能分析出其秋毫。
　　自从元光二年(前133)，马邑之谋，诱致单于，欲袭击之未遂之后，即揭开对匈奴战争的序幕，而匈奴对汉漫长边境不时寻衅抢掠。因之兵连祸结，干戈日滋，展开长期频繁的殊死战。元光六年(前130)，汉武帝遣车骑将军卫青等四将军，首次北征，因将军行动不统一，唯卫青率兵打出长城，深入匈奴，直驱龙城，获虏首700余级，余皆无功而还。嗣后由卫青、霍去病分别挂帅，统一指挥，直到元狩四年(前119)，10有4年，取得抗击匈奴侵扰的决定性胜利。此时兼以内兴土木，筑造宫室；外事四夷，战争频繁，人力物力消耗越来越多，直至府库空虚，经济困难，财政趋于衰竭。严重地影响国计民生。
　　元鼎二年(前115)，孔仅为大农，列于九卿，桑弘羊为大农丞。管诸会计事。建议实行“均输、平熛，以流通货物。就是各郡、国当所输送于官者，皆令输其土地所饶(多余)，平其所在地时价，官更于他处卖之。输者即便，而官有利。东郭咸阳、孔仅建议，山海蕴藏之利，由大农管理，以佐田赋收入不足之用，并请禁止私自煮盐、冶铁，铸造铁器。若有犯禁不遵守规定者“鈇左趾”，没收其器物。郡县不产铁矿，应置小铁官，还可利用废铁，铸造铁器。
　　《史记·平熛书》：“元封元年(前110)，桑弘羊年45岁为治粟都尉，领大农，尽代孔仅管天下盐、铁。弘羊以诸官各自市，相与争，物故腾跃，而天下赋输或不偿其僦费(注：雇载叫僦，言所输物不足偿其雇载之费)，乃请置大农部丞数十人，分部主郡、国，各往县置均输、盐、铁官。(据载：全国置盐官36处、铁官49处)令远方各以其物贵时商贾所转贩者为赋，而相灌输(灌注输送)。置平熛于京师，都受天下委输(运送)。召工官治车诸器，皆仰给大农。大农之诸官尽笼天下之货物，贵即卖之，贱则买之。如此，富商大贾无所牟大利，则反本，而万物不得腾踊。故抑天下物，名曰‘平熛’。”
　　桑弘羊的这种平抑货物价格的措施，得到汉武帝的许可。从此，皇帝北至朔方，东封太山，巡游海上，并北边以归。所过大量赏赐，“用帛百余万匹，钱金以巨万计，皆取足大农。”
　　“均输”是汉武帝实行的一项经济政策。在大司农下置均输令、丞统一征收、买卖和运输货物，以调剂各地供应。《盐、铁论·本议》大夫说：“往者，郡、国诸侯各以其方物贡输，往来烦杂，物多苦恶(苦读，粗盐)，或不偿其费。故郡、国置输官以相给运，而便远方之贡，故曰均输。”
　　《汉书·食货志》下：“元封元年(前110)，桑弘羊又请令民得入粟补吏，及罪以赎。令民入粟甘泉各有差，以复(免去徭役)终身，不复告緍。它郡各输急处，而诸农各致粟，山东漕(指运粮船)益岁600万右。一岁之中，太仓、甘泉仓满，边余谷，诸均输帛500万匹。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有余)。于是弘羊赐爵左庶长(十等爵)，黄金者再百焉。”
　　《汉书·武帝纪》：“天汉三年(前98)，初榷酒酤。”桑弘羊建议由政府酿造酒，独许官家专卖，小民不得买卖酒。
　　政和四年(前89)，搜粟都尉桑弘羊向汉武帝建议“屯田轮台”。《汉书·西域传·赞》：“……及赂遗赠送，万里相奉，师旅之费，不可胜计。至于用度不足，乃榷酒酤，筦盐、铁，铸白金。造皮币，算至车、船，租及六畜，民力屈，财用竭，……是以末年遂弃轮台之地，而下哀痛之诏。”
　　《汉书·霍光传》：“后元二年(前87)，汉武帝游五柞宫，病甚，以霍光为大司马大将军，金日磾为车骑将军，上官杰为左将军，搜粟都尉桑弘羊为御史大夫，丞相车(田)千秋皆拜卧内床下，受遗诏辅少主。”桑弘羊时年68岁。
　　汉武帝崩，昭帝刘弗陵即位，《汉书·昭帝纪》：“始元六年(前81)二月，诏有司问郡国所举贤良、文学民所疾苦，议罢盐、铁、榷酤。”而桑弘羊时年74岁，以御史大夫身份参加盐、铁会议。《汉书·食货志》：“昭帝即位六年，诏郡、国举贤良、文学之士，问以民所疾苦，教化之要。皆对愿罢盐、铁、酒榷、均输官，毋与天下争利。视(即示)以俭节，然后教化可兴。弘羊难向议者提出反问)，以为此国家大业；所以制四夷，安边足用之本，不可废也。乃与丞相千秋共奏罢酒酤。”令民得以律纳租(卖酒，升四个钱)。
　　至昭帝元凤元年(前80)被害，弘羊享年75岁。
　　桑弘羊死后，汉宣帝时，由汝南(今河南省汝南县南)人，桓宽字次公。撰成《盐铁论》，记录昭帝始元中御史大夫桑弘羊与郡、国贤良、文学之士，辩论国家盐、铁专卖事，共60篇，每篇按发言性质、事由标题，内容分条列问答。《汉书·郑弘传·赞》：“当此之时，英俊并进，贤良茂陵唐生(茂陵县人)，文学鲁国万生之徒，六十有余人，咸聚阙庭，舒六艺之风，陈治平之原，知者赞其虑，仁者明其施，勇者见其断，辩者聘其辞，断断(辩争之状况)焉，行行(刚强貌)焉，虽未详备，斯可略观矣。……桑大夫据当世，合时变，上权利之略，虽非正法，钜儒宿学不能自解(言理不出于弘羊)，博物通达之士也。”
　　当时在盐、铁辩论会上，双方态度都严肃、认真，引经据典，依理分辩，互相诘难，声气之尖刻，达到极点。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都具有难倒对方的雄心，使其理屈词穷，唯桑弘羊单枪匹马，理直气壮；贤良、文学60余人，大胆出台，尖锐地争论的结局，贤良、文学阵营虽强大，在事实面前，却走上败北的道路，被桑弘羊一人舌战群儒所难倒。为后世“贻笑大方”的原委。是贤良、文学这些俗儒不达时宜，抱着复古、守旧的逻辑，是古非今，矢口不渝，拉历史的倒车，故所以有逊色。而桑弘羊在2000余年前西汉时代，就把汉武帝、昭帝期间国家财政管理得“不增加田赋而用足”。这是凿空、创举，古往今来的经济巨人，坚决维护了盐、铁政策，值得赞扬。
　　此次盐、铁会议，是建平侯杜延年向霍光建议的。《汉书·杜延年传》：“见国家承武帝师旅之后，数为大将军光言：年岁比(频也)不登，流民未尽还，宜修孝文时政。”是会议主要争论的焦点。首先要抬高文帝，贬低武帝。经过他们精心策划，把矛头直接指向武帝。真是“一犬吠影，百犬吠声。”例如《盐铁论·非鞅》篇文学说：“昔文帝之时，无盐、铁之利而民富。今有之而百姓困乏，未见利之所利也，而见其害也。”又《复古》篇文学说：“孝武皇帝攘九夷(指东方之夷有九种)，平百越(如言百蛮)，师旅数起。粮食不足，故立田官，置钱，入谷射官(即入谷多官大，入谷少官小)。及《刺复》篇文学说：“当公孔弘之时，人主方设谋垂意于四夷，故权谲之谋进。荆、楚之士用(李陵叩见武帝说，臣所将皆荆、楚勇土)，将帅或至封侯食邑，而勉获者咸蒙厚赏，是以奋击之士由此兴。其后，干戈不休，军旅相望，甲士糜(烂意)弊，县官用不足，故设险兴利之臣起(指桑弘羊等)，磻溪熊罴之士隐(指不用像周吕尚那样之人)。泾、渭造渠以通漕运，东郭咸阳、孔仅建盐、铁策诸利，富者买爵贩官，免刑除罪，公用弥多而为者徇私，上下兼求，百姓不堪，抗(音玩)弊而从法，故憯急之臣进，而见知废格之法起。杜周、咸宣之属，以峻文决理贵，而王温舒之徒以鹰隼击杀显。其欲据仁义，以道事君者寡，偷合取容者众。”
　　文学之士，对武帝之政治，进行全面攻击。“众口嚣嚣，不可胜听。”在《《盐铁论·错币》篇中桑弘羊一针见血地指出：“文帝之时，纵民得铸钱、冶铁、煮盐，吴王擅障海泽，邓通专西山(文帝赐通蜀郡严道铜山)。山东奸猾咸聚吴国，秦、雍、汉、蜀因邓氏。吴、邓钱布天下。故有铸钱之禁。禁御之法立而奸伪息，奸伪息，则民不期于妄得而各务其职，不反本何为?故统一，则民不二也；币由上，则下不疑也。”
　　在辩论过程中，弘羊一再强调，“总一盐、铁”，“总盐、铁，一其用”，“人君统而守之则强”，对汉武帝的施政方针，作了权威性的说明。
　　《盐铁论》附录三杜佑《通典》，对桑弘羊评语：“……观历代制作之者，固非易遇其人：周之兴也得太公，齐之霸也得管仲，魏之富也得李悝，秦之强也得商鞅，后周有苏绰，隋氏有高颖。此六贤者，上以成王业，兴霸图，次以富国强兵，立事可法。其汉代桑弘羊、耿寿昌(汉宣帝时人)之辈，皆起自贾竖，虽本于求利，犹事有成绩。自兹以降，虽无代无人，其余经邦正俗、兴利除害，怀济世之略，韫致理之机者，盖不可多见矣。”
　　《盐铁论》附录693页《议榷货》：“榷财之制非古也，自汉武帝始。当其粟红而流，贯朽莫校，则不榷可也。及其尚奢侈之用，事师旅之费，虽欲勿榷，未由也已。……然与其重赋而酷敛，则榷犹愈乎。诚以国用不足，利无所出，舍此则无能为也。故酒酤之饶，盐铁、山泽之利，一归公家，而百姓不得操其奇赢也。魏、晋、隋、唐以来，皆沿而为法，盖后世财用浸阔，不可一日无榷也。”
　　又《盐铁论》附录723页《武帝论》：汉武帝立均输、起漕运、兴盐、铁、开鬻爵、设榷酤、收算緍、纳杂税、更造钱币，其为法多前古所未有，而曾未有纷纷者，是因“有司请益田赋，帝不许。”若使重赋之，则民不堪命矣。困之，武帝醖危亡之迹而独存者，仅以不加田赋一事。故均输商车之算，是不利于商贾者也；盐铁榷酤之兴，是不利于游手者也；鬻爵皮币之兴，是不利于巨室公卿大夫者也；天下之农民固数倍于商贾游手巨室公卿也，种植之乐无恙也，事育之谋无伤也，是以民有可容，终帝之世，而无大盗之起者此也。
　　近代《孙中山选集·心理建设》第二章：“夫国之贫富不在钱之多少，而在货之多少，并货之流通耳。汉初则以货少而困，其后则以货不能流通而又困。于是桑弘羊起而行均输、平熛之法，尽笼天下之货，卖贵买贱，以均民用，而利国家，率收国饶民足之效。若弘羊，可谓知钱之为用者也。惜弘羊而后，其法不行，遂至中国今日受金钱之困较昔尤甚也。”
　　二、太子刘据之死
　　据《汉书·武五子传》载，太子刘据是汉武帝的长子，卫皇后子夫所生。元狩元年(前122)年已7岁，立为太子，其母卫子夫也得到武帝专宠，遂立为皇后。
　　据载：陈皇后擅宠骄贵10余年无子。到武帝年29始得太子，甚喜。于是令东方朔作《皇太子生赋》，并立高禖(求子之神)而令枚皋作祭祀之文，为《立皇子禖祝》。当初，陈皇后闻卫子夫得幸，万分嫉妒，自恃皇姑女，依仗贵戚，以巫祝之术取悦。六光五年(前138)汉武帝彻底追究治罪，认为大逆无道，相连被杀者300余人，巫女楚服为陈皇后祈祠祝诅，被枭首示众。陈皇后也被夺去玺绶，退居长门宫。
　　武帝末年，卫皇后已立38年，年老色衰，皇后与太子，谨慎自持，武帝对其也无戒心。当时，武帝年老，性情乖戾，虽然时常信神，但对巫蛊往来宫中，疾恶如仇，以为左右所有的人都祝诅自己。赵国(今河北省邯郸市)人江充，逃入关中，上书，经武帝如见犬台宫。《历代史论》评说：“贼臣奸伪，破人父子，罪当族灭。帝反目江充为奇士，任以督察。”因拜为“直指绣衣”(衣绣衣杖斧，分部逐捕群盗)督办三辅盗贼，兼禁察朝廷官吏奢侈过度者，贵戚近臣皆被江充弹劾定罪。一次江充出外，适逢馆陶长公主行“驰道中”，江充即大声责骂，问其为何胆敢行走“驰道中”，公主答以“有太后诏”。江充说：“独公主得行，车骑皆不得。”即将随从的车骑均上奏论罪，没收入官府。
　　又一次，江充随武帝前往甘泉，路遇太子遣家人也去甘泉，乘车骑马行“驰道中”，江充当即没收，归自己属管。太子知之，急速使人向江充道谢说：“非爱车马，诚不欲令上闻之，以教敕亡素者，唯江君宽之!”《汉书·江充传》载：江充不顾太子的乞求，遂即报告皇帝，武帝称赞说：“人臣当如是矣。”从此武帝对江充更加信任，其声威震京师。
　　巫蛊事起，卫皇后的大姐君孺是丞相公孙贺夫人，贺子敬声为太仆(掌舆马，有两丞)，父子并居高官，位列公卿。敬声依恃皇后，骄傲奢侈，不遵守国家法律制度。被告与巫蛊事有关，使巫人祭祀，祝诅皇帝有恶言。经有司查实。父子遂死狱中，全家蒙受灭族之祸。并连及卫子夫所生阳石、诸邑两公主，和卫青之子卫伉皆被杀。
　　这时，武帝在甘泉养病。江充看到武帝年老多病，惟恐皇帝晏驾以后，太子登上皇帝位，被太子所杀。因此阴谋作奸，向武帝奏说：“天子之病是巫蛊在作祟”。于是武帝以江充为使者，专治巫蛊。而江充利用不会说中国话的胡人为巫师，掘地寻木偶人，捕捉巫蛊夜间祭祠，或察看祭鬼的人，搜查时，江充令胡巫于地上伪造痕迹，作为祀祭之处，以诬害其人，次日，按照暗号收捕查验治罪，若有不服，使用体罚，其体罚并不遵照刑法，他用铁具烧得火红，或钳之或烙之，逼人服罪。那时人民在万不得已，疼痛实在难以忍耐之时，只好随口牵甲引乙互相诬陷，以构成其罪。江充酷吏则劾以大逆无道，株连而死者，前后计有数万人。
　　江充见自己所作所为，武帝并不责怪。他认为实现自己阴谋诡计的时机已到，同时又掌握武帝年迈，疑虑多端，尤其期望长生，恶言死亡，对左右臣僚一疑其蛊惑、诅咒自己。一般有冤或无冤，均不敢诉讼。因此江充奏言宫中有“蛊气”。初步先治后宫得不到宠爱的夫人，后逐渐涉及到皇后和禁宫，毁坏天子御座，进行掘地。《汉书·武五子传》载：“武帝使按道侯韩说，御史章赣、黄门苏文等助充。”江充遂入至太子宫掘地寻蛊，得桐木人。《三辅旧事》载：“桐木人是江充预先作好，使胡巫借机暗中所埋。”别有用心的江充，步步进逼，而武帝尚在甘泉避暑，只有皇后及太子在京城。太子恐惧，不知所措，召问少傅石德，石德听之，心里忧虑，非常慌张，恐师傅、太子一并被诛杀。因向太子说：“前丞相父子、两公主及卫氏皆坐此。今巫与使者掘地得征验，不知巫置之邪，将实有也，无以自明，可矫以节收捕充等系狱，穷治其奸诈。且上疾在甘泉，皇后及家吏，请问皆不报，存亡未可知，太子将不念秦扶苏之事耶?”太子着急，不假思索，听从了师傅的话。
　　征和二年(前91)，太子使门客持诏收捕江等人，告令百官，江充已反，即自斩江充，在上林苑用火烧死胡巫，并宣言帝在甘泉病势沉重。疑有非常之变。恐怕奸臣将要作乱。遂打开武库，整饬士卒。戎装策马，发布号令，调兵遣将，部署战斗。命少傅石德及宾客分别充任将领。准备应付事变。其兵闯入丞相府，丞相派属官长史疾趋甘泉向武帝报告，武帝问：“丞相何为?”对说：“丞相秘之，未敢发兵。”武帝怒说：“事籍籍如此，何谓秘也?”即赐丞相玺书说：“捕斩反者，自有赏罚，坚闭城门，毋令反者得出。”跟着武帝由甘泉返回长安，住城西建章宫，指挥全军作战，诏调三辅临近长安各县兵将，以丞相刘屈牦兼任总将军。《汉书·刘屈牦传》载：“太子驱四市人凡数万众，至长乐西阙下，逢丞相军，合战五日，死者数万人，血流入沟中。太子军败，南奔覆盎门，得出。”(注：汉长安城南出东头第一门叫覆盎城门，也叫杜门)
　　太子逃出长安城门，下落不明。武帝愤恨不已，群臣畏惧，无有计策，不知如何是好。壶关(在山西省长治县)三老令孤茂向武帝上书说：“今皇太子为汉嫡嗣，承万世之业。江充奸诈之人，陛下显而用之，衔至尊之命以迫蹴(音促、逐也)皇太子，群邪错(邪行)谬，是以亲戚之路隔塞而不通，太子进则不得见上，退则困于乱臣，独冤结而无告，不忍忿忿之心，起而杀充，恐惧逋逃，子盗父兵以救难自免耳，臣窃以为无邪心。唯陛下宽心慰意，少察所亲，毋患太子之非，亟罢甲兵，无令太子久亡。”书奏，武帝感到三老言之成理，他才由迷惑中觉悟过来。
　　太子离开长安东到湖县(今河南阌乡县)，隐藏在泉鸠里一户贫穷人家中，主人卖麻鞋供给太子生活。已20余日，太子有一位旧友，闻其家富足，使人唤之，因被官吏发觉，围捕甚急，太子自度难以逃脱，遂闭门自缢而死。皇孙二人皆一并遇害，其户主人也格斗而死。噩耗传至京师，武帝非常哀伤。实际上时间久了，人们对于巫蛊之事，大多数都不相信，认为巫神是空虚的，女巫以蛊术诅咒人是假的，埋木偶人祭祀是欺骗人的，武帝也深知太子惶恐，无有其他邪恶之意。
　　太子死后，李广利领兵出击匈奴，丞相刘屈牦设饯行。辞别时，李广利托付丞相给武帝建议，立李夫人子昌邑王刘髆为太子。若果将来立为皇帝，你作丞相是理所当然的，还有什么可忧虑的?刘屈牦应允，愿共同立之。时在征和三年(前90)，内者(属少府，掌宫中清除污物)，郭穰告丞相指示夫人，使巫妇诅咒皇帝，语言恶毒。又与贰师将军共谋立昌邑王为帝，经调查属实，武帝下诏，用厨车载刘屈牦游街示众后腰斩东市，妻子枭首华阳街，贰师宗族也被杀。
　　巫蛊之事连年不绝，车千秋在高祖长陵保护陵园，给武帝上书，为太子大胆鸣冤说：“子弄父兵，罪当笞；天子之子过误杀人，当何罪哉!臣尝梦一白头翁教臣言。”武帝召见车千秋说：“父子之间，人所难言也，公独明其不然。此高庙神灵使公教我，公当为吾辅佐。”立即升车千秋为大鸿胪，代理丞相职务。派人将江充全家杀了，把黄门苏文置于黄桥上(即中渭桥)，用火烧死。又怜悯太子无罪，寤寐不安，后悔已晚，因于湖县作思子台，盼望太子之魂灵，也许可能回来。
　　《资治通鉴》，宋司马光说：“为人君者，动静举措不可不慎，发于中必形于外，天下无不知之。当时时也，皇后、太子皆无恙，而命钩戈之门尧母门，非名也。是以奸人逆探上意，知其奇爱少子，欲以为嗣，遂有危皇后、太子之心，卒成‘巫盅之祸’，悲夫!”
　　三、卫青、霍去病传
　　卫青，字仲卿，河东郡平阳县(今山西临汾)人。汉武帝的姐姐阳信长公主，嫁与平阳侯曹寿为妻，缘丈夫曹寿的封号，被称为平阳公主。
　　卫青的母亲是平阳侯府里的女仆，她先后生了三男三女，长子名长子，最后生男步广，长女名君孺，次女少儿，三女卫子夫。五人皆冒姓卫，被称为卫媪。卫媪年轻时，与公主府里做事的平阳县吏郑季私通，生一子，取名卫青，郑季从平阳侯府工作结束回到家乡。卫青在母亲膝下，于公主府里度过童年。至10岁时被送到生父家里，其父的嫡妻与子女，皆瞧不起卫青，白眼相看，命他作牧羊娃。卫青天资敏慧，每日早出晚归，触风雨，冒寒暑，忍饥挨饿，辛苦一天，回到家中，得不到温暖。如一小奴隶，被颐指气使，受尽凌厚。有一次卫青跟随家里人去到甘泉居室(甘泉中犯人所居)，遇到一个项束铁刑具的犯人，看见卫青长得一表人才，气宇轩昂。而此人善观相，对卫青说：“贵人也，官至封侯。”卫青苦笑着说：“人奴之生，得无笞骂即足矣，安得封侯事乎!”
　　嗣后，卫青年齿渐长，身躯高大、雄健、有魄力，在痛苦中熬煎了许多年，终于摆脱受歧视、受凌辱的环境，毅然回到生母身边，寄居于京师长安平阳侯府。
　　卫青英俊，通情达理，勤奋好说，获得公主赏识，被任为侍从骑士。他在皇亲公主府里，逐渐学得一些文化知识，晓得封建社会上层待人接物的道理。其姊卫子夫成为公主府里一名花容月貌、技艺超群的歌女。建元三年(前138)阳春三月，有一日平阳公主特设家宴，为汉武帝接风洗尘，此时，汉武帝结婚已数年。陈皇后阿娇无子，恃宠依贵，心存妒忌，膝下甚觉寂寞。平阳公主预为选就良家美女几人，均不称心，武帝于饮酒进餐之时，赏识轻歌曼舞的卫子夫，平阳公主遂把卫子夫送入宫中。
　　卫子夫进宫后，卫青辄被召至建章宫当差。封建社会，皇帝由嫡长子继承，如无嫡长子，后宫嫔妃生育之子，就可立为太子，其母随之而成为皇后，此所谓“母以子贵”。卫子夫身怀六甲，阿娇嫉妒如仇，悲愤交加，痛不欲生，可是目前卫子夫正获皇帝宠爱，不便直接加害，只是经常在其母亲大长公主跟前哭诉。武帝姑母大长公主闻得卫子夫身怀有孕，她深知事关重大，怒火中烧，难以压抑，惟恐女儿失宠，于是寻个借口，将卫青逮捕，拘禁私狱，谋划处死。这时卫青为一普通人，被权贵杀害，是既容且易的事，其命朝不保夕。处此生死存亡关头，武帝左右有一骑郎，名叫公孙敖，与卫青友善，情同昆弟，约定几位壮士，冲破狱门，闯进囚室，将卫青抢救出来。
　　汉武帝得知此事后，不仅没有迁就骄贵已极的陈皇后，反而把卫青提用到自己身边，升为建章宫监，侍中，侍从皇帝出入宫廷，应对顾问，犹优待同母兄弟。赏赐家里许多金钱，其大姊卫君孺为太仆公孙贺妻，二姊卫少儿为陈掌(陈平曾孙)妻，皇帝对陈掌甚为器重。而公孙敖亦受到信任和重用。未几，汉武帝封卫子夫为夫人，提拔卫青为太中大夫，成为参议朝廷政事的人。
　　卫青在20余岁以前，曾遭遇过不少苦难及波折与磨练，成为后来驰骋疆场，建功立业，创造了坚毅、勇敢、智能超人的人。
　　匈奴是好战的游牧民族，秦末汉初强大起来，西汉北边边境，人口、财物，成其掠夺的对象。冒顿单于再次占领了河南地(今内蒙古河套伊克昭盟一带)，并不时入侵汉朝边郡。
　　西汉初期，承秦亡后，长期战乱，经济凋敝，生民涂炭，皇帝乘车，配不起四匹一色马，将相出坐牛车，庶民百姓更贫苦不堪言，加之异姓诸侯王叛乱，无力抗击匈奴。高祖采取“和亲”政策，惠帝奖励人口增殖，开垦土地，吕后时忍辱苟全，委曲求和。文帝时，轻徭役，薄赋敛，与民休养生息，大力发展农业，至景帝时，经济逐渐繁荣，民康物阜，军事力量增强。
　　汉武即位时，西汉已历60余年的苦心经营，全国形势发生根本变化，“天下殷富，财力充足，士马强盛。”同姓诸侯王势力被削弱，中央集权和国家统一，空前巩固。在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积聚了雄厚的力量，反击匈奴的条件成熟。
　　汉武帝雄才大略，很有作为，自“马邑之谋”后，汉王朝与匈奴决裂，断绝“和亲”，展开长期频繁之交战。
　　“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卫青智勇兼备，为武帝所赏识，堪任将领，又是皇亲、国戚，忠诚可靠。元光六年(前129)，匈奴侵扰上谷郡，杀掠官吏，抢劫人财。卫青受命为车骑将军。兵分四路，各率骑兵1万人，分头北上，攻打匈奴。公孙贺出云中(今内蒙古托克托县)，李广出雁门，公孙敖从代郡(今河北省涞源县)出征，卫青自上谷(今河北省怀来县)出发，独当一面。这次战役，四将军出师，步伐不统一，力量分散，功绩不大。公孙敖损失惨重，李广全军覆没，公孙贺无功。唯卫青率部打出长城，深入匈奴，直驱龙城，斩杀匈奴700人，胜利还朝，汉武帝感到青年将领卫青，英勇果敢，封为关内侯。唐代杨炯作诗赞：“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牙璋辞凤阙，铁骑绕龙城。”
　　这次战争，匈奴受了挫折，同年冬以数千骑兵，侵袭汉朝边境，掠夺财物。渔阳地区罹灾最重。元朔元年(前128)秋，匈奴自辽西进攻，杀死太守，进逼渔阳，击败太守军1000余人，又以2000骑兵围击韩安国驻军，安国军亦被杀伤大半。来势凶猛，锐不可当，直杀至雁门，汉北部边境到处痛遭兵燹，形势危急。
　　于此紧要关头，卫青受命，兵出雁门(第二次)，李息出代郡，截击匈奴后路，两军遥相策应。当时卫青忖度敌情，远道行军，奔袭千里，斩杀夺城，士卒疲惫。他据此实际情况，遂令汉军蓄精养锐，利在速战。令至即率3万精骑，迅至前线，一马当先，亲冒矢石，随征校尉士卒，见主将冲锋陷阵在前，无不争先，展开一场惊天动地的激战，匈奴遗尸数千，抱头鼠窜。
　　这年春，卫青姊子夫因生一男孩，被立为皇后，卫青两次击匈奴，获胜立功，喜上加喜，提高了朝廷文武、公卿因胜利而增强抗击匈奴的信心。不久，武帝计划进行河南、河西、漠北三次大规模的战役。
　　秦时将军蒙恬率30万人击走匈奴，取河南地(今宁夏河套及甘肃省黄河以南之地)，筑44个县城，迁徙内地罪犯居之。秦末，冒顿单于复将河南地区占领，由其楼烦王、白羊王驻守，数十年来，对西汉首都长安威胁很大。这里土地肥沃，水草丰饶，宜牧宜农，地理形势扼要。
　　元朔二年(前127)，汉武帝发起收复河南战斗的号召，卫青第二次受命为主将(另说第三次)，统辖两个校尉，率领4万铁骑，自云中(今内蒙古自治区托克托县)向西迂回侧击，绕趋匈奴后方，速占匈奴通往河南地区隘口高阙(今内蒙古杭锦后旗)，一举斩断河南驻守的楼烦王等同单于王庭(约在今呼和浩特市一带)的联系，使其陷于孤军无援的困境。继之，率铁骑沿黄河急驰南下，行军1000里，匈奴望风披靡，至陇西形成包围了楼烦王、白羊王。其二王恐全军覆没，仓皇率部西渡黄河，从鸡鹿塞(在今伊克昭盟黄河西北岸)逃走。
　　此次战役，卫青转战1000里，斩杀敌2300多人，俘敌3017人，牛、马、羊100多万头。凯旋而归，汉武帝晋封卫青为长平侯，食邑3800户。随同出征的校尉苏建为平陵侯，张次公为岸头侯。
　　嗣后，西汉王朝为巩固边防，于河南设置朔方郡(治所在今内蒙古和林格尔西北)，由校尉苏建率10万士卒驻守，并负责筑朔方城、屯垦，修建关塞。这年夏天汉武帝征调10万人徙居朔方，开荒种地，发展农业，供应军需，以此为边防重镇。
　　河南战役，匈奴败北，对丧失河南肥沃富饶地区很不甘心。从此对汉边境更加频繁地袭击及掠夺。元朔三年(前126)夏，匈奴以数万骑侵入代郡，杀太守，秋入雁门，杀掠1000余人。元朔四年(前125)，匈奴伊稚斜自立为单于。这年夏，兵分三路，各为3万骑兵，一路攻代郡，一路犯定襄，一路侵上郡，杀数千人。
　　元朔五年(前124)春，为保护朔方郡的安全，卫青奉命领四位将军，统帅10万大军，第四次出征。卫青亲率3万健儿，由高阙出兵。苏建、李沮、公孙贺、李蔡四将军率部从朔方城一齐并肩北上。两路围剿右贤王。另外李息、张次公两将军，兵从东北方右北平(今辽宁凌源县西南)出塞，牵制单于主力部队，使右贤王陷于孤军无援，同卫青主力军遥相策应。
　　右贤王驻地，设在离朔方城、高阙以北很远的地方，大漠荒凉，路途遥远，预料汉军不敢深入，依然稳坐毡帐中，欣赏歌舞，饮酒消遣，若无其事。
　　卫青探知右贤王傲慢轻敌，立即采取“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奇袭战术，使骑兵，人衔枚，马摘铃，急行军，奔驰六七百里，深夜包围了右贤王，彼从梦中惊醒，见火光冲天，杀声四起，措手不及。战斗进展神速，右贤王仅在数百名亲兵的掩护下，与其宠妾，突破重围，落荒逃走，卫青即命轻骑校尉郭成等追击几百里。
　　这次出征俘虏右贤裨王10余人，生擒男女15000余人，夺得牲畜近100万头，大获全胜。汉武帝得捷报，派使者持印绶，去边塞，拜卫青为大将军，至还论功行赏，加封卫青食邑8700户，并封其子尚在襁褓中者三人为侯，随征将校皆赐爵封侯。
　　元朔六年(前123)二月，大将军为总指挥，公孙敖、公孙贺、赵信、苏建、李广、李沮等六人为将军，率10余万骑兵出定襄，此为卫青第五次北伐。此次在于寻找单于主力决战。张骞曾出使过西域，熟悉地理，亦随军作向导，大军向北挺进几百里，未遇单于主力部队，斩杀3000余人，返至定襄、云中、雁门，暂时整休人马，待命出征。
　　这年夏四月，卫青复率原六位将军，出定襄击匈奴，卫青率领的一路骑兵，仍未遇单于主力，斩获1万多人回师。另一路苏建、赵信军3000余骑与单于主力相遇而战一天余，终以众寡悬殊，死伤奇重。赵信是降汉胡人，势急，遂带余骑800奔降单于，苏建一人逃归大营。
　　此为卫青第六次北伐。同年大将军外甥霍去病亦随军出塞奋击匈奴，初露头角。
　　霍去病(前140～117)，是汉河东郡平阳县(今山西临汾)人。父亲霍仲孺是平阳的衙役，被分发在平阳公主家里当差，其母亲卫少儿是平阳公主府里的侍婢，与霍仲孺私通，生去病。他出生在平阳侯府里，养育在奴婢群中。童年生活甚为艰苦，但他却能勤奋读书，善于骑马射箭。十六七岁，即参加军队，随大将军卫青出征，与匈奴作战，屡次立功。获得汉武帝赏识。至卫子夫立为皇后，去病因系皇后姊之子，遂命作为自己身边的侍中(保卫安全的官)。
　　元朔六年(前128)，霍去病年方18岁，青年有为，英武勇敢，精通战略、战术。再次从大将军卫青出征匈奴，汉武帝诏命他为壮士，并赏给“骠姚校尉”官号，遴选800名精锐壮士，归霍去病指挥。孤军深入，远离汉军主力几百里，风驰电掣，猛冲敌军首脑部分，匈奴兵措手不及，斩杀2028人，俘虏相国、当户，斩掉单于叔父、祖父籍若侯(官名)产，活捉单于叔父罗姑比，获得全胜而归。汉武帝以其再立战功，即以2500户封去病为冠军侯。匈奴兵虽数次遭到惨败，但其余部分尚在河西一带，占据着“河西走廊”。
　　“河西走廊”，是蒙古高原和青海高原之间的一条交通要道，祁连山、合黎山两山南北对峙(祁连山位于甘肃张掖西南，一名南山，又名雪山。合黎山在张掖北)，中间低平，形成一条天然走廊，又以其地处于黄河之西，自古称之为“河西走廊”，它是中国内地通往西域的要道，被匈奴浑邪王(驻地张掖)和休屠王(驻地武威)分别统治，控制着西域各国，并同其南面的羌人结合，在军事上取得联系，对汉朝西部安全，威胁极大。
　　霍去病以超群的军事才能，骠悍英勇的战斗作风使汉武帝已认识到是一位不亚于卫青，具有智谋、战略双全的天才将领，汉朝为了夺取对匈奴进攻有利于军事上，地理上的制高权，彻底瓦解“河西走廊”敌人，成为势在必行，刻不容缓之事。
　　元狩二年(前121)春，骠骑将军霍去病奉命统率精锐铁骑1万人，从陇西出塞首先夺取“河西走廊”。在进兵河西的战斗中，他灵活迅速，猛烈冲击，发挥了强大的威力。率战士跨过乌戾山，攻破匈奴速濮部落，涉渡狐奴河扫荡了匈奴五个王国，敌人失魂落魄，不知怎么办才好，去病采取拒战者杀，降服者赦。转战6天，冲过焉支山1000余里，于皋兰山下和匈奴短兵相接，肉搏苦战，杀敌甚众，获得大捷。此次战役，杀死折兰王，斩掉卢侯王(两个部落酋长)，生擒浑邪王的儿子及相国、都尉，还歼灭匈奴兵8960人，获得休屠王的祭天金人(即佛像)。益封去病2200户。
　　同年夏天，汉武帝派两支军队进攻匈奴。骠骑将军霍去病，与合骑侯公孙敖为一支军队，受命从北地郡(今甘肃环县东南)出塞，另一支是博望侯张骞、郎中令李广，从右北平出塞，张骞、李广的军队，是策应霍去病等军队对河西攻势的。霍去病领兵出北地后，与公孙敖分路挺进，公孙敖因迷失路径，未能按计划和去病会师。霍去病独率骑兵，涉水过钧耆河，以舟渡过居延水(在甘肃张掖县北)，到达小月支地区。人不休息，马不停蹄，直向祁连山进攻，匈奴各部望风溃败。大军至觻得(觻音鹿。《汉书·地理志》载：“张掖郡，有觻得县。”)获大胜。这次战役，共计俘获单于部下单桓王、酋涂王，及相国、都尉与众降者2500人，斩敌兵30200，捕获五王、王母、单于阏氏(单于妻)、王子59人，又捕获相国、将军、当户、都尉等63人。汉武帝称赞霍去病所率领的将士伤亡者却不过30％。《汉书·霍去病传》载：“可谓能舍服，知成而止矣。”颜师古说：“服而舍之，功成则止也。”他对俘虏能接受投降的，舍而不杀。完成战斗任务即收兵，这叫做“知进则进，知成功则止。”有分寸，很得当。益封去病5400户。此后，霍去病政治地位日高，军事威望日大，可与大将军卫青相媲美。
　　驻守河西的匈奴休屠王、浑邪王及部属经霍去病两次猛烈冲击，惨遭失败，伤亡奇重。伊稚斜单于，以为休屠王和浑邪王居西方，战守不力，欲诛杀两王治罪。
　　休屠、浑邪二王闻之极恐惧，相谋，欲投降汉朝，商量已妥，遂派人赴汉边界接洽。这时，大将李息领兵在陇西黄河沿岸修筑城堡，接待了浑邪王的使者，便火速报告汉武帝。武帝认为匈奴情况复杂，感到这事件棘手，怕其投降有诈，藉机袭击边防。于是派霍去病以武力带兵受降。霍去病冒着风险前去，尚未到河西，休屠王突然反悔，不想降汉，浑邪王深知情况紧急，即刻杀死休屠王，将其队伍收编。等到霍去病领精锐骑兵1万人，渡过黄河，列阵前进，浑邪王的部队，也列阵等候，双方阵营遥遥相望，步步逼近，情势愈来愈紧张。其中有一些兵士不是真心实意投降的，大有哗乱散奔的可能，霍去病有鉴此种情况，立即挺身驰入浑邪王阵营，与其洽谈，命将要逃走的兵士，斩杀8000多人，并马上派浑邪王单身乘快车去长安见汉武帝。然后霍去病率匈奴降兵约4万余，号称10万，缓步渡河而东，回到长安。霍去病此次受降的军事指挥中，充分发挥了他勇敢机智的才能。河西受降的成功，是霍去病为汉朝所立最大的军功，也是汉朝两次用兵河西的结果。
　　汉武帝在长安隆重举行河西大捷的庆祝大会，欢宴匈奴官兵和部落群众，及封赏汉军将士，大量赏赐金钱。并封浑邪王为漯阴侯，食邑1万户。又封其裨王4人为侯。然后将他们不改变其本国的风俗而属于汉，安置在陇西、北地、上郡、朔方、云中等五郡关塞附近地区，称为五属国。所谓属国，就是保持其原有的官职及生活习惯。
　　“河西走廊”包括祁连山山麓一带，水草丰饶，是适宜牧养牲畜的地区。浑邪王降汉后，其余残部，退到燕支山以北(今甘肃山丹县北)至新疆白龙沙(即白龙堆，罗布泊东)，当时匈奴中流传着一首歌词：“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燕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汉朝在河西广大地区增筑关塞的同时，又展开政治和经济上的新建设。元鼎二年(前115)，创立酒泉郡，随后又设武威郡。不久又分武威郡为武威和张掖两郡，将酒泉郡分为酒泉和敦煌两郡，史书总称为“河西四郡”。更以匈奴兵在陇西、北地、上郡等地区侵扰较少，令裁减守边兵员之半，以减轻天下徭役。
　　元狩四年(前119)春，卫青、霍去病受命，各领骑兵5万人，随军载运衣物、粮食的(内有私人马匹相从者)4万，组成14万匹的马队。尾随输送物资粮草的军马和后继的步兵、民夫约有几十万人马，浩浩荡荡，迤逦北上，杀奔匈奴而去。军分东西两路，而敢于力战深入之土，皆属去病。卫青兵出定襄，霍去病兵出代郡。卫青指挥西路军，以公孙贺为左将军，赵食其(读异基)为右将军，曹襄为后将军，老将军李广壮心不已，自请出征，汉武帝以为年老，不许，忖度良久，始应允，以其为前将军，但却私嘱卫青：“李将军年事已高，勿让他担任正面攻击，以免失误。”大将军卫青出塞后，从俘虏口中得知单于驻地所在，即命李广与赵食其合军，从东面出发，约定战场取齐。卫青率两路军马，自正面直趋单于驻地。
　　匈奴赵信向伊稚斜单于献计，将所有大量军用物资粮草，全部运到遥远的北方，以精兵守漠北。他们认为汉兵远道而来，人马疲乏，以逸待劳，必能稳操胜券，一下子击溃长途跋涉的汉朝骑兵。
　　卫青领骑兵出塞1000多里，发现单于自率骑兵，严阵以待，面对危险局面，而身经百战的卫青却临危不惧，随即命令部队以武刚车环绕起来，结成营塞，防敌突然袭击。又派了5000骑兵，向匈奴进攻。单于也派1万骑兵迎战，双方展开激战，直至傍晚，狂风骤起，飞沙击面，两军对面不相见。卫青将人马分为两队，从左右翼夹攻匈奴，单于被包围，单于视汉军兵多将广，战则不利，至日暮时，趁狂风猛烈，急率数百精悍骑兵，突围向西北逃去。
　　时至夜临，汉军和匈奴兵在黑夜里搏斗，人自为战，持续至夜分，双方伤损惨重。这时汉军捉获一敌将，始知单于在天黑前遁走。卫青当即命轻骑，兼程追之。至天明，急行军穷追200余里，捕斩匈奴29000人，到达寘颜山、赵信城(今蒙古人民共和国中，戈壁省翁金河东)，单于已无影无踪，不晓去向。汉军却得匈奴一大粮库，人马得以饱食，停留一天，将其大批囤粮烧毁，胜利班师。
　　李广与赵食其所部，因东路辽远，迂回曲折，迷失路径，未能按时赶到作战地点，直至卫青胜利返回漠南，方同李、赵部队会合，卫青派军中长史携酒、食去慰问李广，并询部队迷失道路的情况，以便把出兵曲折上报朝廷，李广怨恨大将军卫青不以他作前锋，今又以贻误军机，被军吏责问，极为不满，于是，一怒之下自刎而死。
　　匈奴主力军溃散，伊稚斜单于死活下落不明，于10多天后，其右谷蠡王自立为单于，后来伊稚斜单于搜集残兵败将逃归，右谷蠡王乃自动去掉单于称号。
　　霍去病指挥的东路战场，大军从代郡出发，北上行军2000余里，直奔左贤王驻地杀去，其所率领的骑士，全部经过严格训练，选拔出精兵健将，雄心勃勃，力量充沛。其将领有右北平太守路博德，北地郡尉邢山，校尉李敢和徐自为等人，皆为智勇兼备的猛士。部队里有一部分投降汉朝的匈奴人，亦有选拔为军校，如复陆支、伊即轩、赵破奴等。他们熟悉地理，惯于在沙漠中行军。在骠骑将军麾下，皆能跃马奋战，自立战功。霍去病在行军中，能充分利用有利条件与各将领的特长。大军越过大沙漠，又跨越高侯山，渡过弓卢河，破获单于近臣章渠，诛比车耆王，进击左大将双，又败匈奴左贤王，其主力军被粉碎，汉军随处藉机夺敌军粮，补充已军之食粮，能深入远追，不考虑军粮。尤能选择追击目标，分头作战，斩将搴旗，获得大胜。霍去病亲自率领的部队，擒住匈奴屯头王、韩王等3人，将军、相国、当户、都尉等83人，战果辉煌。总计共斩虏匈奴军70443人。而东部左贤王所部几乎全军覆灭。霍去病战果超越卫青之上。
　　最后，霍去病大军于瀚海胜利会师。为庆祝战功，在狼居胥山主峰上特建高坛，于姑衍山侧开辟广场，祝告天地，祭奠烈士，犒劳全军。
　　霍去病所至之狼居胥山和姑衍山，卫青所至之寘颜山、赵信城，均在瀚海，大沙漠以北，深入匈奴腹地。西汉两路大军远征，追击匈奴出塞2000余里，这次大战，匈奴死伤八九万人，不敢再于漠南设立王庭。汉军伤亡数万人，丧失马10万匹，亦无力再出兵征战。双方损伤奇重。汉终于将匈奴势力，赶至大沙漠以北。汉武帝奖励两路大军有功官兵，还特任卫青、霍去病皆为大司马，并以命令规定霍去病同大将军卫青级别、俸禄相等。
　　霍去病灵活运用前人经验，英明果断，奋发有为。据《汉书》记载：“去病为人少言不泄，有气敢往。”元朔六年(前123)，其年18岁，任“骠姚校尉”军职，后参战有功，晋升“骠骑将军”，任主帅职务，先后6次出征，屡建战功，至元狩六年(前117)，不幸病死，年仅24岁。瘗茂陵东侧2里处，其墓如山。《汉书》记载：“上悼之，发属国玄甲，军陈自长安至茂陵，为冢像祁连山。”
　　霍去病有一子，名嬗，字子侯，为奉车都尉。元封元年(前110)随汉武帝封禅泰山，突然生病，时经一日而死，无子嗣，冠军侯国绝。
　　漠北战役后，西汉以长期对匈奴作战，耗费过大，财殚力庯，入不敷出。霍去病早逝为西汉一大损失。卫青自围击单于后14年，至元封五年(前106)，卫青病逝，西汉与匈奴，双方一直处于暂时休战状态。
　　前在元朔五年(前124)，卫青出高阙击匈奴有功，汉武帝格外恩赐，封其三子为侯，卫青坚辞不受，并说：“臣幸得待罪军中，全靠皇上神灵出兵大捷，都是诸将校力战之功，”由于卫青的奏请，随同他出征的11名将校，均得封侯赐爵。这批受封的有其姐夫公孙贺、挚友公孙敖、李蔡(李广的叔伯兄弟)、李朔、赵不虞、公孙戎奴、韩说为侯。李沮、李息、豆如意、绾(史失其姓)4人爵关内侯，食邑各300户。
　　元狩六年(前117)，卫青长子宜春侯伉，坐法失侯。元鼎五年(前112)，伉弟2人，阴安侯不疑，发干侯登，皆坐酎金失侯。
　　卫青身为大将，清廉不贪。皇帝赏赐的金钱，他都分给部下将吏。有功必赏，和士卒同甘共苦。虽然功高一世，位极人臣，却能尽忠职守，恪守军纪国法。即是生活上，亦听命于汉武帝。
　　卫青自被封为大将军，既尊贵。而平阳侯曹寿因患恶疾返回封地。汉武帝的姐姐阳信长公主寡居期间，意甚苦寂，欲再嫁，一日问身边的人：“京师在朝廷列侯中谁最贤?”众人皆推重大将军，公主微笑说：“卫青曾出吾家，为我随从骑士，出入常侍候我，怎么能言他呢?”左右说：“今非昔比，其姊为皇后，三个儿均被封侯，尊贵无比，荣誉满天下。”公主首肯。皇后转告皇帝，汉武帝诏卫青配平阳公主。青死与主合葬。
　　卫青墓在陕西省兴平县东北原上，茂陵东侧，与霍去病墓相并。西是卫青，东是霍去病。其形如匈奴境内的卢山。而今两座陵墓，巍然屹立。象征卫青、霍去病两位大将军生前建树的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四、司马迁传
　　司马迁字子长，龙门(今陕西韩城县芝川镇)人，出生于汉景帝中元四年(前146)。祖父司马喜和父亲司马谈，都在乡村经营农业，过着比较富裕的地主生活。司马氏的祖先曾经世代是周朝的史官。司马谈为了继承祖先，振兴门第，刻苦读书，钻研学术，搜集整理历史材料，向天文学家唐都学习天文历法，作天体观测，研究星球位置和运行。《汉书·司马迁传》说：“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向，学习道论于黄子。”向著名儒生杨向学习经典《易经》，易经中含有丰富的事物哲理。汉景帝时代，“黄老之学”受到朝廷上层人物的推崇，而司马谈就跟黄生学习黄老之学。
　　司马谈以其长年勤奋，孜孜不倦，旁涉百家史学巨著，并对墨家、法家、阴阳家都有独到的见地和申述。当时成为才学渊博的学者。到汉武帝建元初年，应朝廷诏令，郡国诸侯相举贤良的机会，进入长安，被任命为太史令，掌天文历法、占卜、祭祀及记录国家大事。司马迁10岁也跟随父亲到首都。拜大儒董仲舒及孔安国为师。受父亲的严格教诲和董仲舒对儒学博大精深及孔安国通晓古代文学、历史、典章制度的指导。少年聪明的司马迁，对学习更加努力不懈，也精通阴阳、儒、墨、名、法、道6家学说。
　　《汉书·司马迁传》说：“年十岁则诵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夫子遗风，乡射邹峰；扼困蕃薛、彭城，过梁楚以归。”元朔三年(前126)，年仅20岁的司马迁，利用自己优越的政治、经济条件，胸有成竹地向父亲提出：书本上记载的历史、地理和大事都太简单，可靠性不太真切，又众说纷纭，以致互相矛盾，我想到有关重要地区去考察，观看城市风貌，乡村习俗，山川河流，听取遗闻传说，并向各地学者请教，这样也可考证前人的错谬。因此旅行全国，得到父亲司马谈的赞助。事前缜密地准备好沿路所需物资，研究了路线，以便调查历史古迹，摄取珍贵资料。
　　由首都长安出发，当即步上汉高祖率大军至蓝田击峣关，破秦兵，遂至灞上的逆行道路，东南经商县过武关，直达战国时楚国商业繁华城市南阳(汉名宛县)，对秦、楚水陆重要贸易商阜，作了充分了解后。直然南下到战国时楚国都城郢(今湖北江陵县北)，除惋惜昔日楚国衰亡外，怀念爱国诗人屈原，遭遇昏庸楚顷襄王(名横，怀王子)的流放惨剧。他决心渡江前往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汩罗江畔(今湖南省)，徘徊凭吊屈原为恶势力所迫害，五月五日投江而死的遗迹。接着到汉文帝时被朝廷大臣忌才而贬谪为长沙王太傅贾谊的故居。贾谊年轻，才华出众，及渡湘水，悒郁不安，他与屈原遭遇相似。司马迁搜集不少有关2人事迹。接续去湘南九疑山(今湖南宁远县南)下，探询大舜死后的民间传说。《史记·五帝本纪》载：“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还到湘西，观赏奇丽山川，听取有关流传大舜的神话，辞别湘西，从沅江顺流下行渡洞庭湖入长江，而东，登庐山，极目远眺，以鄱阳湖为中心密如蜘蛛网一样的河流向四方伸展开，纵横交错，在云霭蒙蒙中，直接天际。
　　其次便来到会(音快)稽山。此山东有个奇异的山洞，司马迁以勇敢无畏的探险精神，探视了这个幽邃的深洞。《水经注》云，昔大禹东巡崩于会稽，因葬其地。山东有井，深不见底即“禹穴”。《史记·太史公自序》注：“民间云禹入此穴。”会稽本名茅山，禹会诸侯计功，改曰会稽。春秋时越王勾践，被吴国打败后，也曾到会稽山，忍辱负重，招聚流亡，操练人马，终于打败吴国。秦始皇帝也曾登上此山，并立石记功。把它抄录下来，作为以后写《史记》的参考材料。
　　然后到江北淮阴(今江苏淮阴市东南)，淮阴是西汉初期著名军事家韩信的故乡。至彭城(今江苏徐州市)、下祁(今江苏祁县)一带，是楚汉相争的古战场。继续北上，经过汉高祖刘邦的家乡沛县，来到古代鲁国都城曲阜。曲阜是孔子故乡，儒家学派的发源地，四方读书人士，经常来此聚会，讲习古代礼仪。司马迁也述说了自己学习心得，并谦虚地向有学问的人求教。借近到战国时齐国都城临淄游览毕。即南下邹县(今山东省邹县东南)，即是孟子的家乡，又登上附近的峄山(在山东省邹县东南，一名邹峄山)，山上也有秦始皇登临纪功的刻石。然后又回旋于沛县、彭城一带古战场。这里是楚汉战争的焦点，肖何、韩信、曹参、樊哙等都从这里发迹，成为西汉历史上重要人物。从此向西经睢阳(今河南商丘县)、浚仪(今河南开封)，过荧阳、成皋入函谷关，回到长安。将近两年的全国漫游，足迹所到，通过考察、访问，开阔了胸襟，获得了丰富的历史资料。
　　司马迁因品学兼优，被推荐为博士弟子，跟随大学问家“博士”学习儒家经典。对于《春秋公羊传》和《尚书》都由名师传授，一年以后，他因成绩优异，被任命为郎中。这个官职虽然级别并不高，但由于它是皇帝的侍从官，所以地位也就显得很重要。元鼎三年(前114)他和父亲司马谈都被选为随从官。元鼎六年(前111)，司马迁出使西南夷，代表朝廷视察巴、蜀以南新设置的牂牁(今贵州省贵阳西部)等五郡，慰问少数民族。其父司马谈陪同汉武帝出巡。时在元封元年(前110)，司马迁由西南返回长安，闻父亲已随汉武帝前往泰山举行“封禅”大典。他也顾不得休息，急急忙忙地向东方追赶巡游大队。
　　所谓“封禅”，就是一种特别隆重的祭告天地的仪式，这项封禅大典是百年少有的隆重典礼，身为朝廷史官的司马谈，虽然年老体弱，还是兴致勃勃地跟随封禅大队，一睹旷古难遇的盛典为快。长途跋涉，不幸患病，就留在周南(今河南洛阳市)养病，这时司马迁正好赶到，可是老太史公觉得病势沉重，气息奄奄，朝不保夕。《汉书·司马迁传》载：“太史公执迁手而泣曰：‘予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虞夏，典天官事。’”“今汉兴，海内统一，明主贤君，忠臣义士，予为太史而不论载，废天下之文，予甚惧焉，尔其念哉!”迁俯首流涕说：“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不敢阙。”
　　嗣后三年，元封三年(前108)司马迁任太史令。《史记·太史公自序》：《索隐》引《博物志》载：“太史令茂陵显武里大夫司马迁，年三十八岁，三年六月乙卯除(拜官职)，六百石。”对“金匮石室”(即国家藏书处)所藏书籍，进行收集整理，以极大的毅力，用5年时间校阅，读完一捆捆一卷卷帛书和竹简书籍。这时他向汉武帝提出改订新历，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太初历”。
　　太初元年(前104)，42岁的司马迁为实现父亲的遗愿，开始编写《史记》。《史记·太史公自序》载：“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祸，幽于缧绁。”注：从太初元年至天汉3年(前98)，共7年。
　　天汉元年(前100)匈奴且鞮(低)侯单于即位，表示愿意和汉朝和好，主动把扣留多年的汉朝使者路充国等放回。汉武帝也把扣留的匈奴人放回以示礼尚往来的诚意，同时派出以苏武为首的一支100多人所组成出使团，带着丰盛的礼物前往匈奴答谢。此时因匈奴内部偶然发生谋反事件，事后，认为这场谋反事是苏武等人策动，单于无理扣留使团，并逼迫投降，汉武帝得知，非常震怒。天汉二年(前99)派贰师将军李广利兵出酒泉，诏调驻防张掖李陵运输辎重。陵自请愿率步兵5000壮士，由居延出塞，深入匈奴腹心地浚稽山(蒙古图拉河与鄂尔浑河之间)。匈奴见全是步兵，很瞧不起，初次交锋，不料李陵军全是经过严格训练，勇猛苦战，杀数千人。单于便调集10余万人马，团团包围，将李陵困在核心，副将韩延年战死，全军覆没，他觉得无脸再见汉武帝，被迫投降。汉武帝得知更为大怒。当时，司马迁与李陵仅仅是一殿之臣，并无交往，但慕陵为人正直，其投降实属不得已。《汉书·司马迁报任安书》载：“仆观其为人自奇士，事亲孝，与士信，临财廉，取予义分别有让，恭俭下人，常思奋不顾身，以徇国家之急，有国士之风。”今举一不当，而全躯保妻子之臣，随而媒孽(阴谋陷害)其短，仆诚私心痛之。且李陵提步卒不满五千，深践戎马之地，垂饵虎口，横挑强胡，连战十余日，所杀过当。旃裘之君长皆震怖，举引弓之民一国共攻而围之。”李陵“身虽陷败，彼观其意，且欲得其当而报汉。”本拟向汉武帝陈述，“适逢召问，即以此推言陵功。”这些真心话，武帝以为诋毁贰师将军李广利，给李陵游说，最后定为“欺君罔上”之罪。司马迁也忽视了投降变节问题的严重性。
　　司马迁认为“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自己在朝廷是一个小吏，不能与死“节”者可比。《史记·太史公自序》说：“所以隐忍苟活，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今“草创未就，适会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史记》成书后，当时未能问世，他无男孩，由女孩(汉宣帝时丞相杨敞妻)保存，到宣帝时，由其外孙平通侯杨恽始公诸于世。至于司马迁是哪一年死的?因什么原因逝世，尚无历史材料可考。不过按报任安书是在太子刘据事件发生后，任安被关进监狱写的。查《汉书·武帝纪》，当为征和二年(前91)，司马迁55岁时写成彪炳千古的宏篇巨著《史记》。报任安书最后说：“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赏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
　　《史记·太史公自序》说：“余述历黄帝以来至太初而讫，百三十篇。”其全书内容：“著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二列传，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史记·集解序》裴骃注释十一：“《史记》五十二万六千五百言，叙二千四百一十三年事。”

茂陵志/陕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西安：三秦出版社，199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