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帝陵

　　一、文献记载和古人眼中的东汉帝陵
　　最早记载东汉帝陵的应是东汉官修史书《东观汉记》。在《东观汉记》中记载了光武帝“葬原陵”、“孝明皇帝葬显节陵”、和帝“葬顺陵”、殇帝“葬康陵”、安帝“葬恭陵”的情况。①因为是本朝人写本朝事，后期战乱不息，灵帝中平三年以后缺载。而章帝一节中，章帝陵名无载。
　　魏晋时皇甫谧撰《帝王世纪》，补全了东汉皇帝陵名，即章帝敬陵、桓帝宣陵，灵帝文陵、献帝禅陵，和帝陵名不祥。并且记有封土面积和高度，以及去洛阳的方位和里数②。
　　东晋袁宏的《后汉纪》在文中明确写着“葬光武皇帝于原陵”、“葬孝明皇帝于显节陵”、“葬孝章皇帝于敬陵”、“葬孝和皇帝于顺陵”、“葬孝殇皇帝于康陵”、“葬孝安帝于恭陵”、“葬孝顺皇帝于宪陵”、“葬孝冲帝于怀陵”、“葬孝桓皇帝于宣陵”、“葬孝灵皇帝于文陵”。文中写到质帝时，只云“帝崩于玉堂”，而未云葬于何陵。《后汉纪》一书只记到建安二十五年，所以献帝入葬和陵墓情况未写入。
　　刘宋时期范晔所著《后汉书》亦明确了东汉帝陵；和帝帝陵正式改为“慎陵”；献帝去世后亦载有“谥孝献皇帝”，“以汉天子礼仪葬于禅陵”。《后汉书》正文之外，唐章怀太子李贤等在注中引用《帝王纪》(即《帝王世纪》)、《古今注》等注明了东汉所有帝陵的面积和方位。并指出慎陵“俗本作顺，误”；献帝刘协“以汉禅魏，故以名焉”。③范晔所写《后汉书》中的志，是梁刘昭取晋司马彪的《续汉书》的志补入的，而且为这八篇志作了注。他在《礼仪志》的注中，认为“《古今注》具载帝陵丈尺顷亩，今附之后焉。”《古今注》中同样引用了《帝王世纪》的有关内容，但也补充了有关陵园面积，其中的建筑设置等。特别是记载了从明帝开始，陵园“无周垣，为行马”；“寝殿、园省在东，园寺吏舍在殿北”；“因寝殿为庙”④等一些涉及帝陵制度变革的详细内容，成为后人研究东汉帝陵的极其重要的一段文字。
　　宋徐天麟所撰《东汉会要》中有关“帝陵”的内容，全部都来自于刘昭的注文。
　　应该说以上古代的学者，对东汉帝陵的情况也是有所关注并有所调查的，他们不会凭空进行记载的，并为后人继续研究提供了依据和借鉴。
　　清乾隆年间，洛阳知县龚松林也曾对东汉帝陵做过一些调查和研究，并曾在邙山上南北纵列的最为高大的三个汉冢前立碑。将最北的“高55米，占地10余亩”的“大汉冢”定为明帝显节陵；将处于中间的“高40米，占地8亩”的“二汉冢”定为章帝敬陵；将处于最南的“高35米，占地8亩余”的“三汉冢”定为和帝慎陵⑤。当然在今天看来，其结论是错误的，但他必竟是为此做过一些工作。
　　① 见《东观汉记》68—91页。
　　② 见《帝王世纪辑存》112—113页。
　　③ 见《后汉书》本纪部分。
　　④ 见《后汉书》3149—3151页。
　　⑤ 见《洛阳市志·文物志》80页。此文将三汉冢的南北排列顺序颠倒。
　　二、建国以后对东汉帝陵的调查
　　建国初，由于各级政府部门注意力集中于恢复和发展，所以对有关东汉帝陵的情况并没有投入多大精力，一些学者对此亦关心不够。再加上“左”的思潮的影响，特别是在“反右”、“大跃进”、“文革”还有所破坏。真正对东汉帝陵有所关照并着手调查，应该是改革开放以后。当然做出大量工作的，主要是洛阳地区的文物考古工作者。
　　1964年春天，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工作队对东汉洛阳城南郊墓地进行了发掘。这次共发掘了40×40米的一个探方和120×3米的两条探沟，发现了522座刑徒墓。刑徒主要是用来修建帝陵的，刑徒墓本身就属于帝陵陵区范围，它的发掘对了解东汉帝陵是有极其重要意义的。①
　　杨宽先生是一位较早对东汉帝陵进行调查的学者。他认为：“北宋以来确定光武帝的原陵在盂津老城西北七里邙山以北、靠近黄河地方，是有根据的”；“现在把汉魏故城西北三个汉陵定为明帝、章帝、和帝之陵，显然不合适”；“依据《帝王世纪》所戴东汉诸陵位置来看，不外乎葬在洛阳东南和西北二个地区。显节陵、敬陵、慎陵以及殇帝康陵、冲帝怀陵、原帝静陵、桓帝宣陵，都在洛阳东南地区，而光武帝原陵，安帝恭陵，顺帝宪陵和灵帝文陵，都在洛阳西北地区”；今白马寺西北象庄的一对石象，“正是‘神道’门口的主要石刻，有可能是东汉晚期恭陵、宪陵、文陵‘神道’上的东西。”②杨宽还在其《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研究》一书中对东汉陵寝方面的问题有较详细的阐述。
　　陈长安写有《洛阳邙山东汉陵试探》③一文。文章认为：“清代龚松林曾在邙山考定了东汉十一陵，并于陵前立碑为记，流传至今。这些说法，诚不可信，当以邙山东汉五陵说为是”；“刘家井大冢即是原陵”，“‘大汉冢’即是恭陵”，“‘二汉冢’当是安帝长子顺帝宪陵，‘三汉冢’应是顺帝少子冲帝怀陵”，“护驾庄西南的大冢”即是文陵；“‘刘秀坟’非原陵。”
　　日本留学生太田有子在《东汉光武帝原陵位置探讨》④一文中认为：“‘刘秀坟’确是原陵。”
　　李南可写有《从东汉“建宁”、“熹平”两块黄肠石看灵帝文陵》⑤一文，他认为刘家井村西北的大冢“既不是‘汉桓帝宣陵’，又不是‘光武帝原陵’，而是灵帝文陵。”
　　1995年由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洛阳市志》第十四卷《文物志》中指出：“(东汉帝陵)在方位上，陵在洛阳东南者，当在洛河以南，陵在西北者，应在邙山上。据此(即指《东观汉记》、《帝王世纪》、《后汉书》、《东汉会要》等文献)可知邙山上应有东汉帝陵5座，即原陵、恭陵、宪陵、怀陵、文陵。洛河南应有6座，即显节陵、敬陵、慎陵、康陵、静陵和宣陵。……北邙山上的东汉皇陵区，至今尚未发掘，因而内涵不明。但洛阳文物考古工作者，对其做了大量的实地调查研究，针对有关邙山东汉五陵的位置、刘秀坟非原陵等方面问题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尤以对刘秀原陵的考证论述较多。……尽管这些新的提法和认识，还有不少值得商榷之处，但它毕竟标志着对邙山东汉陵区的研究已经迈出了第一步。与此相比，对其他诸陵的研究工作做得较少。总之，整个东汉皇陵的研究才刚刚开始，要彻底解决东汉皇陵研究中的诸多问题，尚有待于今后的进一步调查与研究。”⑥
　　经过洛阳地区文物考古工作者最近几年的努力，东汉帝陵的调查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他们确认了光武帝陵——原陵；即“刘秀坟”，并且修建了规模宏大的光武帝陵陵园。同时也确认了邙山上的其他四陵。并且以这五陵为主要内容向国家申报“邙山陵墓群”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6月25日，国务院批准“邙山陵墓群”为全国第五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标志着北南为一线的光武帝原陵、灵帝文陵、安帝恭陵、顺帝宪陵、冲帝怀陵得到国家和学术界的确认，并为日后调查、确认洛河以南的六个东汉帝陵以及后陵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开创了新局面。
　　① 见《考古》1972年第4期《东汉洛阳城南郊的刑徒墓地》。
　　② 见《复旦学报》1982年第6期。
　　③ 见《中原文物》1982年第3期。
　　④ 见《复旦学报》1983年第4期。
　　⑤ 见《中原文物》1985年第3期。
　　⑥ 见《洛阳市志》80—81页。
　　

两汉帝陵/阎崇东.—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