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发展农业生产 安抚少数民族
林剑鸣
汉武帝统治人民的方法，除依靠暴力镇压以外，还常常使用“怀柔”政策，以“德”化民。所以，他也注意察看民情，采取一些缓和阶级矛盾，发展生产的措施，收揽民心。
汉初以来，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兼并剥削，造成大量农民失去土地，“贫无立锥之地”。汉武帝当政后，一面打击对农民压榨得太过分的豪强地主，延缓兼并过程；一面又大力稳固小农经济，鼓励、扶持家耕。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他下诏奖励全国“孝弟力田”的人(即努力耕种的农民)，慰问鳏寡孤独、老弱病残的人，赐帛絮，赐米粮。这虽然都是表面文章，却也表示汉武帝“兴太平”和“与民更始”。早在他即位之初，曾下令把供皇帝养马的苑囿开放，准百姓进入里面放牧、采樵。后来他还多次令各地将无主荒地租给缺少土地的农民耕种。这样做固然是为了从农民那里收取“假税”，压榨农民的血汗，但多少也解决了一点无地农民的困难，缓和了矛盾。
水对农业生产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汉武帝对水利建设特别注意。元朔三年(公元前132年)春，黄河从下游顿丘决口，是年夏，又在濮阳瓠子(今河南濮阳南)决口，东南由巨野泽通于淮、泗、梁、楚等16郡，皆成一片汪洋，人心惶惶、怨声载道。汉武帝得知此灾情后，立即派汲黯、郑当时两位大臣率10万士兵修堤抢险救灾。虽然当时因灾情太重，一时未能将河治好，但毕竟表现了武帝对灾情的关心。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汉武帝批准了大司农郑当时的建议，派数万人修建引渭水入黄河的工程。这条水渠三年修成，不仅关东的粮食可通过这条长达三百里的渠道运至关中，而且可灌田万余顷。不久武帝又发士卒数万人引汾水入黄河，作渠田，可灌溉五千顷土地。又批准张汤的建议，发兵数万人，修引褒入沔与引斜入渭的渠道。在以后的年代里，汉武帝还下令采用穿井的方法(井各十余丈，其下井井相通，可以引水)，修建引路渠(此渠名龙首渠)。穿井法是当时的一项重大发明，使地势高低不平的地方，也可以凿渠灌田。这个工程用了十余万士卒的力量，经十余午时间才建成。以上这些水利工程均是汉武帝亲自批准动工的，而且每一程都是动员万人至数万人力。在当时边塞烽火连天的情况下，能这样兴建水利工程，说明他并没有只顾打仗，而忘记发展生产。他比那些一味压榨，不顾人民死活的君主要好多了。
对于周边的少数民族，汉武帝采用了不同的政策。对北部边境的破坏汉王朝统一的匈奴，使用武力征服；而对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则采取安抚政策。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汉武帝派大行王恢击南越时，王恢的属下番阳令唐蒙在南越吃到一种蜀(今四川境内)地特产枸酱，感到奇怪，向当地人打听，据说有一条牂柯江可以从蜀地直至番禺尹州城下，他又了解到牂柯河上游是夜郎国，由水道出奇兵，就可制服南越。汉武帝当即命唐蒙去完成这个任务。
夜郎旧址在今天的贵州境内。在当时“西南夷”十几个少数民族中；它虽是个大国，但比起中原西汉王朝统治的地区来说，毕竟小得多，大约相当内地的一个大县。汉武帝派中郎将唐蒙率千人为护从，又有万余人负责运送粮食财物，从巴、蜀直入夜郎。唐蒙奉武帝的旨意进夜郎，不是用武力征伐，而是以和平友好的方式将运去的大批粮食和财物等赠送给当地人民。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唐蒙率队伍到达夜郎，向夜郎侯多同宣扬汉王朝的“威德”，并给他及周围小国赠送大批财物，使这些闭塞的小国对西汉王朝十分仰慕。从前，夜郎国的国王自以为是天下最大的国家，见到汉使唐蒙时还不自量地问：是汉帝国大，还是夜郎大?及至得知西汉王朝统治的地区辽阔，特产丰富，才心悦诚服地表示愿意归附。
夜郎归附后，汉武帝便下令在秦“五尺道”的基础上修建从宜宾通往牂柯江的道路，以加强中原同西南的联系。同时，在今四川南部和云南东北部建立犍为郡，统一了这里的行政区划。
西南还有一些少数民族对汉朝疑惧，甚至抱敌对态度，许多人以逃亡来摆脱汉朝的统治。于是汉武帝派司马相如出使西南，向当地人民和各族首领宣传汉王朝对他们的政策，说明汉武帝不是要用武力镇压他们，并赠给他们财币和物资，用“招抚”的政策使这里的少数民族诚心附汉(邛、莋等部落也主动归附)。汉武帝在那里设置了一些郡县，并派都尉统管，并下令修路运粮，加强西南地区与中原的联系。
从汉武帝对西南夷的政策中，可看到这样“怀柔”策略，是根据当时形势决定的，首先是因为当时主要敌人是匈奴，其次是因为西南这些众多的民族大部分愿意同汉王朝通好，所以不必采用武力征服即可解决。同时我们可以看出这位年轻的皇帝为巩固中央集权，维护国家统一，适时地运用暴力和怀柔两手，从而促进了社会发展，就不能不令人对他的这种统治策略表示赞叹了。
汉初以来，地主阶级对农民的兼并剥削，造成大量农民失去土地，“贫无立锥之地”。汉武帝当政后，一面打击对农民压榨得太过分的豪强地主，延缓兼并过程；一面又大力稳固小农经济，鼓励、扶持家耕。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他下诏奖励全国“孝弟力田”的人(即努力耕种的农民)，慰问鳏寡孤独、老弱病残的人，赐帛絮，赐米粮。这虽然都是表面文章，却也表示汉武帝“兴太平”和“与民更始”。早在他即位之初，曾下令把供皇帝养马的苑囿开放，准百姓进入里面放牧、采樵。后来他还多次令各地将无主荒地租给缺少土地的农民耕种。这样做固然是为了从农民那里收取“假税”，压榨农民的血汗，但多少也解决了一点无地农民的困难，缓和了矛盾。
水对农业生产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汉武帝对水利建设特别注意。元朔三年(公元前132年)春，黄河从下游顿丘决口，是年夏，又在濮阳瓠子(今河南濮阳南)决口，东南由巨野泽通于淮、泗、梁、楚等16郡，皆成一片汪洋，人心惶惶、怨声载道。汉武帝得知此灾情后，立即派汲黯、郑当时两位大臣率10万士兵修堤抢险救灾。虽然当时因灾情太重，一时未能将河治好，但毕竟表现了武帝对灾情的关心。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汉武帝批准了大司农郑当时的建议，派数万人修建引渭水入黄河的工程。这条水渠三年修成，不仅关东的粮食可通过这条长达三百里的渠道运至关中，而且可灌田万余顷。不久武帝又发士卒数万人引汾水入黄河，作渠田，可灌溉五千顷土地。又批准张汤的建议，发兵数万人，修引褒入沔与引斜入渭的渠道。在以后的年代里，汉武帝还下令采用穿井的方法(井各十余丈，其下井井相通，可以引水)，修建引路渠(此渠名龙首渠)。穿井法是当时的一项重大发明，使地势高低不平的地方，也可以凿渠灌田。这个工程用了十余万士卒的力量，经十余午时间才建成。以上这些水利工程均是汉武帝亲自批准动工的，而且每一程都是动员万人至数万人力。在当时边塞烽火连天的情况下，能这样兴建水利工程，说明他并没有只顾打仗，而忘记发展生产。他比那些一味压榨，不顾人民死活的君主要好多了。
对于周边的少数民族，汉武帝采用了不同的政策。对北部边境的破坏汉王朝统一的匈奴，使用武力征服；而对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则采取安抚政策。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汉武帝派大行王恢击南越时，王恢的属下番阳令唐蒙在南越吃到一种蜀(今四川境内)地特产枸酱，感到奇怪，向当地人打听，据说有一条牂柯江可以从蜀地直至番禺尹州城下，他又了解到牂柯河上游是夜郎国，由水道出奇兵，就可制服南越。汉武帝当即命唐蒙去完成这个任务。
夜郎旧址在今天的贵州境内。在当时“西南夷”十几个少数民族中；它虽是个大国，但比起中原西汉王朝统治的地区来说，毕竟小得多，大约相当内地的一个大县。汉武帝派中郎将唐蒙率千人为护从，又有万余人负责运送粮食财物，从巴、蜀直入夜郎。唐蒙奉武帝的旨意进夜郎，不是用武力征伐，而是以和平友好的方式将运去的大批粮食和财物等赠送给当地人民。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唐蒙率队伍到达夜郎，向夜郎侯多同宣扬汉王朝的“威德”，并给他及周围小国赠送大批财物，使这些闭塞的小国对西汉王朝十分仰慕。从前，夜郎国的国王自以为是天下最大的国家，见到汉使唐蒙时还不自量地问：是汉帝国大，还是夜郎大?及至得知西汉王朝统治的地区辽阔，特产丰富，才心悦诚服地表示愿意归附。
夜郎归附后，汉武帝便下令在秦“五尺道”的基础上修建从宜宾通往牂柯江的道路，以加强中原同西南的联系。同时，在今四川南部和云南东北部建立犍为郡，统一了这里的行政区划。
西南还有一些少数民族对汉朝疑惧，甚至抱敌对态度，许多人以逃亡来摆脱汉朝的统治。于是汉武帝派司马相如出使西南，向当地人民和各族首领宣传汉王朝对他们的政策，说明汉武帝不是要用武力镇压他们，并赠给他们财币和物资，用“招抚”的政策使这里的少数民族诚心附汉(邛、莋等部落也主动归附)。汉武帝在那里设置了一些郡县，并派都尉统管，并下令修路运粮，加强西南地区与中原的联系。
从汉武帝对西南夷的政策中，可看到这样“怀柔”策略，是根据当时形势决定的，首先是因为当时主要敌人是匈奴，其次是因为西南这些众多的民族大部分愿意同汉王朝通好，所以不必采用武力征服即可解决。同时我们可以看出这位年轻的皇帝为巩固中央集权，维护国家统一，适时地运用暴力和怀柔两手，从而促进了社会发展，就不能不令人对他的这种统治策略表示赞叹了。
汉代雄风汉武帝/林剑鸣编著．—西安：三秦出版社，2003.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