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农民阶级的反抗斗争
林剑鸣
汉武帝的晚年正是西汉的极盛时期。封建时代的“盛世”都是建立在地主对农民压迫和剥削的基础上的。战争和皇宫里所需的巨额开支，都是从广大农民身上压榨出来的血汗。当未央宫中歌舞升平的时候，那些被压迫的纯朴农民，不得不揭竿而起，向以汉武帝为首的统治者战斗，争取自己生存的权利。
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在汉王朝的东部广大地区，由于官吏统治的残暴，齐、楚、燕、赵、南阳等地普遍爆发了农民起义。庞大的农民队伍，攻城邑，开仓库，分财物，释放关押在监狱中的百姓，捆绑郡守都尉，杀死民愤极大的太守。其中，南阳的梅免、白政、楚的殷中、杜少、奇的徐勃，燕赵之间的坚卢、范生，都自立名号，影响最大。起义的风暴也波及到关中，震撼着西汉封建统治。
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的爆发，并不是偶然的。早在元封四年(公元前107年)，关东就出现200万脱离本乡本土的“流民”。在此前后，也多次出现数以万计的“饥民”。汉武帝的谋士徐乐曾提醒武帝说，天下之患不在于瓦解而在于土崩。吴楚七国之乱好比瓦解，农民起义好比土崩，很快把汉王朝推翻。徐乐已经预感到农民起义的威胁，但没有引起汉武帝的重视。天汉二年，关东各地农民起义的消息传到首都长安以后，汉武帝只派了御史中丞和丞相长史到起义地区督促地方官进行镇压。但这一次却没有像对付以前出现的“流民”、“饥民”那么容易，被派去镇压起义的官兵遭到迎头痛击，农民起义的烽火愈烧愈旺，此伏彼起。汉武帝开始感到问题严重，特派光禄大夫范昆、张德、王贺、暴胜之等为绣衣使者，持节、虎符调集大军，分头围剿农民军。他们按照汉武帝的意旨大肆杀戮，有的郡仅余万人。不仅起义军被屠杀，凡同情起义军、曾供给起义军饮食的都被杀害。即使如此，起义群众宁死不屈，退据山川险要地区，同政府军队继续战斗。
面对着扑不灭的革命火焰，汉武帝别无它策，只有加强镇压。于是他制定了“沈命法”，即惩治藏匿起义军的法律，规定：凡发生起义的地方，郡县如没有发觉，或发觉后不能悉数扑杀的，从二千石以下的有关官吏，以藏匿起义军论罪，一律处死。他以为这样就可以消灭起义军，但适得其反，官吏们由于怕受惩罚，索性不向上报告。结果，起义的农民愈来愈多，反抗的烈火愈烧愈旺，一直持续到西汉末年。
这种形势不能不对汉武帝晚年的统治产生影响。不论他能否认识到，总之，农民的反抗斗争迫使他不得不放弃一味暴力镇压的政策。他从镇压农民起义失败的教训中，逐渐懂得必须使用较为缓和的办法，才能维持住西汉的统治。
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在汉王朝的东部广大地区，由于官吏统治的残暴，齐、楚、燕、赵、南阳等地普遍爆发了农民起义。庞大的农民队伍，攻城邑，开仓库，分财物，释放关押在监狱中的百姓，捆绑郡守都尉，杀死民愤极大的太守。其中，南阳的梅免、白政、楚的殷中、杜少、奇的徐勃，燕赵之间的坚卢、范生，都自立名号，影响最大。起义的风暴也波及到关中，震撼着西汉封建统治。
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的爆发，并不是偶然的。早在元封四年(公元前107年)，关东就出现200万脱离本乡本土的“流民”。在此前后，也多次出现数以万计的“饥民”。汉武帝的谋士徐乐曾提醒武帝说，天下之患不在于瓦解而在于土崩。吴楚七国之乱好比瓦解，农民起义好比土崩，很快把汉王朝推翻。徐乐已经预感到农民起义的威胁，但没有引起汉武帝的重视。天汉二年，关东各地农民起义的消息传到首都长安以后，汉武帝只派了御史中丞和丞相长史到起义地区督促地方官进行镇压。但这一次却没有像对付以前出现的“流民”、“饥民”那么容易，被派去镇压起义的官兵遭到迎头痛击，农民起义的烽火愈烧愈旺，此伏彼起。汉武帝开始感到问题严重，特派光禄大夫范昆、张德、王贺、暴胜之等为绣衣使者，持节、虎符调集大军，分头围剿农民军。他们按照汉武帝的意旨大肆杀戮，有的郡仅余万人。不仅起义军被屠杀，凡同情起义军、曾供给起义军饮食的都被杀害。即使如此，起义群众宁死不屈，退据山川险要地区，同政府军队继续战斗。
面对着扑不灭的革命火焰，汉武帝别无它策，只有加强镇压。于是他制定了“沈命法”，即惩治藏匿起义军的法律，规定：凡发生起义的地方，郡县如没有发觉，或发觉后不能悉数扑杀的，从二千石以下的有关官吏，以藏匿起义军论罪，一律处死。他以为这样就可以消灭起义军，但适得其反，官吏们由于怕受惩罚，索性不向上报告。结果，起义的农民愈来愈多，反抗的烈火愈烧愈旺，一直持续到西汉末年。
这种形势不能不对汉武帝晚年的统治产生影响。不论他能否认识到，总之，农民的反抗斗争迫使他不得不放弃一味暴力镇压的政策。他从镇压农民起义失败的教训中，逐渐懂得必须使用较为缓和的办法，才能维持住西汉的统治。
汉代雄风汉武帝/林剑鸣编著．—西安：三秦出版社，2003.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