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晚而改过”
林剑鸣
农民起义、前线失利，以及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爆发，促使汉武帝不得不对客观形势和以往的统治政策重新加以认真考虑，这就使这个刚愎自用的国君在垂暮之年发生了重要的转变。
同秦始皇一样，汉武帝也妄想成仙，曾不惜挥霍臣资，愚昧地觅求方士，建造祠堂，举行祭祀，煞有介事地进行各种迷信活动。但经过几十年毫无效果的寻求，客观现实终于使汉武帝开始醒悟。他对求仙、觅长生不死药，由怀疑到摒弃。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追求成仙、迷信方士、妄想长生的汉武帝，竟果敢地在群臣面前承认自己即位以来，做了许多“狂悖”之事，使天下愁苦，并诚恳地表示追悔莫及。同时，明确宣布：从今以后，凡伤害百姓之举，浪费人才之事，一律停止。大鸿胪田千秋随即提出：方士们所鼓吹的神仙之事，毫无效验，请求废业这一切活动。武帝立即肯定田千秋所奏甚“是”，下令将这些靠迷信骗取爵禄、钱财的方士一律罢免。汉武帝还深有感触地对群臣说：自己过去太愚蠢，被方士所欺骗。天下哪有什么神仙?节食服药，注意身体少生病就是最好的办法了。这种认识在当时是极为可贵，是符合科学道理的。比起至死不悔的秦始皇来，他们可说是有天壤之别。
汉武帝废止方士的迷信活动，是他思想转变的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他开始认识到由于自己的“狂悖”，浪费了人力、物力，使天下愁苦。做为一个皇帝，在众臣面前诚恳地自责，在历史上是罕见的。这种转变并不是偶然的，早在镇压农民起义时，汉武帝就注意到官吏对农民私征太重，是造成社会不稳定的原因。元封四年(公元前107年)关东发生饥荒，出现200万“流民”，其中“无名数”(即无户口)的达40万。当时朝廷大臣主张把这40万无名数”的都当作罪人，迁移到边地，丞相也坚持这样做。汉武帝却责斥那些大官僚说：“流民的出现是地方官吏私征太重，使农民挝不下去造成的。”所以作流民法，禁止地方官吏重赋征民。汉武帝还指责丞相石庆说：“农民流亡之时，你居丞相之位，不但不依照流民法绳责地方官，还伙同其它公卿主张把那40万‘无名数’的老幼当成罪人，押送到边地去，实在令人失望。”武帝还要惩罚那些主张徙流民于边的官僚。从此可以看出武帝已经注意到汉王朝出现动乱的原因，只不过还没有后来那种明确的认识而已。
晚年的汉武帝也有与以前不同的认识和想法。大“巫蛊之祸”以前，他每次出巡离开首都时，都要把朝政交给太子刘据处理。刘据的性格和作风同汉武帝恰恰相反。武帝用法严酷，信任酷吏，而太子性情温厚，执法较宽，常常把武帝处理过的案件平反。这样做虽然得到百姓欢迎，但武帝所信任的执法大臣往往很不高兴。皇后卫夫人怕太子因此使汉武帝生气，曾悄悄劝太子要根据汉武帝的精神办事。然而，汉武帝知道以后，不仅不责备太子，反而认为皇后不应如此劝导太子。很明显，这是鼓励太子避免严刑酷法，而要以宽简为政。他还曾对别人说：“目前‘四夷侵陵中国’，若不出兵打仗，天下不安，所以不得不‘劳民’。使百姓不得安宁，是不得已而为之。如果后世同现在一样，连年用兵，非重蹈亡秦的覆辙不可。太子敦重好静，必能安天下。欲把天下治理得太平安乐，像太子这样的人是最恰当不过的了。”从这些活动中可以看出武帝对战争的看法。所以，当他晚年，当太子劝其少用兵时，他不仅不反对，不生气，而且笑着说：“我这样做不正是让你安逸一些，少为打仗的事操劳吗?”由此可见，晚年的汉武帝已经认识到只靠刑法、武力是不能治好国家的，开始准备改变政策。所以，当“巫蛊之祸”发生以后，汉武帝对主张为政宽缓的太子刘据之死十分怀念，严惩了有意陷害太子的人，并修建“思子宫”，在太子死地建“归来望思之台”，表达对太子的思念之情。汉武帝对太子刘据的怀念，正反映了他对汉王朝为政基本方针看法的改变。这种改变，是由于形势变化促使汉武帝主观认识的一次飞跃，而认识的飞跃必然会指导行动的转变。
同秦始皇一样，汉武帝也妄想成仙，曾不惜挥霍臣资，愚昧地觅求方士，建造祠堂，举行祭祀，煞有介事地进行各种迷信活动。但经过几十年毫无效果的寻求，客观现实终于使汉武帝开始醒悟。他对求仙、觅长生不死药，由怀疑到摒弃。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追求成仙、迷信方士、妄想长生的汉武帝，竟果敢地在群臣面前承认自己即位以来，做了许多“狂悖”之事，使天下愁苦，并诚恳地表示追悔莫及。同时，明确宣布：从今以后，凡伤害百姓之举，浪费人才之事，一律停止。大鸿胪田千秋随即提出：方士们所鼓吹的神仙之事，毫无效验，请求废业这一切活动。武帝立即肯定田千秋所奏甚“是”，下令将这些靠迷信骗取爵禄、钱财的方士一律罢免。汉武帝还深有感触地对群臣说：自己过去太愚蠢，被方士所欺骗。天下哪有什么神仙?节食服药，注意身体少生病就是最好的办法了。这种认识在当时是极为可贵，是符合科学道理的。比起至死不悔的秦始皇来，他们可说是有天壤之别。
汉武帝废止方士的迷信活动，是他思想转变的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他开始认识到由于自己的“狂悖”，浪费了人力、物力，使天下愁苦。做为一个皇帝，在众臣面前诚恳地自责，在历史上是罕见的。这种转变并不是偶然的，早在镇压农民起义时，汉武帝就注意到官吏对农民私征太重，是造成社会不稳定的原因。元封四年(公元前107年)关东发生饥荒，出现200万“流民”，其中“无名数”(即无户口)的达40万。当时朝廷大臣主张把这40万无名数”的都当作罪人，迁移到边地，丞相也坚持这样做。汉武帝却责斥那些大官僚说：“流民的出现是地方官吏私征太重，使农民挝不下去造成的。”所以作流民法，禁止地方官吏重赋征民。汉武帝还指责丞相石庆说：“农民流亡之时，你居丞相之位，不但不依照流民法绳责地方官，还伙同其它公卿主张把那40万‘无名数’的老幼当成罪人，押送到边地去，实在令人失望。”武帝还要惩罚那些主张徙流民于边的官僚。从此可以看出武帝已经注意到汉王朝出现动乱的原因，只不过还没有后来那种明确的认识而已。
晚年的汉武帝也有与以前不同的认识和想法。大“巫蛊之祸”以前，他每次出巡离开首都时，都要把朝政交给太子刘据处理。刘据的性格和作风同汉武帝恰恰相反。武帝用法严酷，信任酷吏，而太子性情温厚，执法较宽，常常把武帝处理过的案件平反。这样做虽然得到百姓欢迎，但武帝所信任的执法大臣往往很不高兴。皇后卫夫人怕太子因此使汉武帝生气，曾悄悄劝太子要根据汉武帝的精神办事。然而，汉武帝知道以后，不仅不责备太子，反而认为皇后不应如此劝导太子。很明显，这是鼓励太子避免严刑酷法，而要以宽简为政。他还曾对别人说：“目前‘四夷侵陵中国’，若不出兵打仗，天下不安，所以不得不‘劳民’。使百姓不得安宁，是不得已而为之。如果后世同现在一样，连年用兵，非重蹈亡秦的覆辙不可。太子敦重好静，必能安天下。欲把天下治理得太平安乐，像太子这样的人是最恰当不过的了。”从这些活动中可以看出武帝对战争的看法。所以，当他晚年，当太子劝其少用兵时，他不仅不反对，不生气，而且笑着说：“我这样做不正是让你安逸一些，少为打仗的事操劳吗?”由此可见，晚年的汉武帝已经认识到只靠刑法、武力是不能治好国家的，开始准备改变政策。所以，当“巫蛊之祸”发生以后，汉武帝对主张为政宽缓的太子刘据之死十分怀念，严惩了有意陷害太子的人，并修建“思子宫”，在太子死地建“归来望思之台”，表达对太子的思念之情。汉武帝对太子刘据的怀念，正反映了他对汉王朝为政基本方针看法的改变。这种改变，是由于形势变化促使汉武帝主观认识的一次飞跃，而认识的飞跃必然会指导行动的转变。
汉代雄风汉武帝/林剑鸣编著．—西安：三秦出版社，2003.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