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帝陵

　　众所周知，司马迁遭腐刑才愤而著《历记》，而令司马迁罹祸的直接事件就是“李陵案”，那么，这“李陵案”是怎么一回事?此案对汉武帝产生了什么影响呢?
　　李陵是“飞将军”李广长子李当户的遗腹子，羽林军统领李敢的侄子，又是汉武帝当太子时的陪读侍从，字少卿，颇有名将世家的雄武英壮、胆谋过人的遗风，后来因“善骑射，爱人，谦让下士，甚得名誉”被选为建章监，监诸骑，是西汉有名的将领。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曾经一代威名远播的名将，后来竟投靠匈奴，客死他乡，引来无数世人叹息，为英雄扼腕呀。
　　关于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还得从汉武帝天汉二年，即公元前99年说起。由于多次的对匈奴作战，至天汉年间汉武帝误以为此刻的匈奴已不堪一击，遂决心在其有生之年彻底地将匈奴击溃，从而达到一劳永逸的目的，于是，汉武帝就命贰师将军李广利率军3万出酒泉与右贤王于天山激战；令因杅将军公孙敖率军出西河，与强弩都尉路博德在涿邪山一带会合，最后安排李陵“欲使为贰师将辎重。”但李陵却请命武帝“臣愿以少击众，步兵五千人涉单于廷”，“母令专乡贰师军”。汉武帝见其请战志坚，且乃名将之后，便应允。但同时，为便于李陵行军方便，特命“强弩都尉路博德将兵半道迎陵军”，不料路博德“羞为陵后距”，建议暂缓出来，汉武帝知此“疑陵悔不欲出，而教博德上书”，遂而不悦既而大怒。
　　皇帝的命令哪敢不从，同样，由于汉武帝的固执使得汉军击匈奴一开始就埋有隐患，果然，在后来的战役中，李陵部以步卒5000人力敌匈奴单于与左、右部8万精骑，终因孤立无援而兵败，韩延年战死，李陵身负重伤被生擒，逃回将士仅400余人。对此次战役的详细经过，《汉书》中记载翔实：李陵率部出居延，又北行一月有余，抵达浚稽山后安营扎寨，并绘一路山川地形之图标，呈于武帝，武帝“甚悦，拜步乐为郎”。然而，此时的匈奴单于却率三万骑兵围击李陵部，且“以大车为营”，来势凶猛。值此危急时刻，李陵充分显示了他作为名将之后的风范，“闻鼓声而纵，闻金声而倒”，从而大败匈奴，杀敌数千。此后，匈奴单于恼羞成怒，又增兵至八万铁骑围攻李陵军，李陵则率壮士力战杀敌，且战且退，至一山谷中，不见援军。李陵乃命众将士中重伤者车战，轻伤者步战，“复战，斩首三千级”，后来又借助山谷林木丛生为掩护，破敌数千余众，万箭齐射单于，“战一日数十合，复伤杀虏二千余人。虏不利，欲去。”不料，由于俘虏的告密，本来已缓和的局势又再一次严重起来，“陵军侯管敢为校尉所辱，亡降匈奴”，向单于密报了汉军的战略布置及李陵军目前的形势，结果，本欲撤退的匈奴兵，又卷土重来，对李陵军血战。而此刻李陵所率领的军队，仅剩三千余人，且箭矢多已亡尽，无奈下的李陵只好遣散部下，令其各自逃生，自己与副将成安侯韩延年“俱上马，壮士从者十余人”欲精忠报国，舍身取义，不料自己却被生擒，有辱国威。李陵兵败，“群臣皆罪陵”，而司马迁却据理力争，为李陵辩护“陵事亲孝，与士信，常奋不顾身殉国家之急。其素所蓄积也，有国土之风”，“陵提步卒不满五千，深入戎马之地，拭数万之师，陵救死扶伤不暇，悉举引弓之民攻共围之。转斗千里，矢尽道穷，士张空拳，冒白刃，北首争死敌，得人之死力，虽古名将不过也。身然陷败，然其所摧败亦足暴于天下。”司马迁这一番辩解，实际上是指出了汉武帝战略布置的失误，而这对于后期好大喜功的汉武帝来说，是丝毫不能容忍的，怒不可遏之下赐这一“言逆之臣”腐刑。这就是所谓的“司马迁罹祸李陵案”的真相了，自然此案对汉武帝的震惊也就可想而知了，“李陵案”不仅挫伤了汉军的威严，更是对刚愎自用、好大喜功的汉武帝的政治策略的致命一击，影响能不深远吗? 

汉武帝刘彻百谜/惠焕章，贾鹏．—西安：陕西旅游出版社，200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