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帝陵

　　征和二年的太子“巫蛊案”带来的结果是，皇后、太子自杀，两位丞相公孙贺、刘屈氂及两位御史大夫暴胜之、商丘成皆遭诛杀。贰师将军李广利率七万汉军投降匈奴，江充挑拨离间，滥用刑法致“坐法而死者前后数万人”，加之太子军与武帝军的长安城大战，上演了一幕父子相残的悲剧，其损失、影响难以计量。如此重大的恶性事件，其深层次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这一问题在学术界引起了纷争。
　　有的学者认为，汉武帝晚年的这起巫蛊案的发生，与当时的汉中央统治集团势力权力相争有关，可以说是祸事的源头。他们认为，汉武帝由于长年外事四夷，内事兴作，对此，朝中大臣也分为两派。据《资治通鉴》记载：“上(武帝)用法严，多任深刻吏；太子宽厚，多所平反，虽得百姓心，而用法大臣皆不悦。皇后恐久获罪，每戒太子，宜留取上意，不应擅有所纵舍。上闻之，是太子而非皇后。群臣宽厚长者皆附太子，而深刻用法者皆毁之。邪臣多党与，故太子誉少而毁多。”学者田余庆先生对这段文字记载研究后认为，“江充充当了残酷用法臣僚的代表……，凭借党羽优势，用非常手段摧毁以卫太子为代表的‘守文’的政治势力，这也许就是巫蛊之狱的实质。”杨生民先生据此认为，汉武帝注重法治，故多任用酷吏行事，因此制造出来的冤假错案也比较多。作为“守文”一派的太子党则多为之平反，必然与用法深刻的官吏们发生冲突，且破坏了其幕后支持者汉武帝的权威，故此政治矛盾就逐渐显露出来了。对于“重法”派而言，汉武帝已至薄暮之年，倘若由太子来继承大统，势必会影响到自己的利益，所以他们就要首先发难，除掉太子，而江充则成为这一势力的代表而出现。由此可以说，田余庆先生的评断是合乎情理与实际情况的，也就是说，汉武帝晚年的太子巫盅案是一场政治派别争权夺利斗争的产物。
　　此外，杨生民先生还对支持太子的“守文”一派的“群臣宽厚长者”进行了探寻。他认为，“皆附太子”的长者的代表人物就是汉武帝在立太子时所选的太子太傅石庆及其子少傅石德。为何这样说呢?据《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石庆为御史大夫”，而后又为丞相，值巫蛊之祸时，正是石庆子石德任太子少傅，石德在这一事件中又多次出谋划策，并用秦始皇长子扶苏的故事来告诫太子，可知，其是支持者无疑了，而石庆与石德是父子关系，那么其中的奥秘自是不言而喻了。杨先生之所以在这个角度上探究，其实是为了从另一个角度来挖掘巫盛案发生的原因。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太子“巫蛊案”的发生，同时也是西汉王朝两种治国思想的交锋，即代表“黄老之学”提倡“无为而治”的石庆与代表“刑名法”，主张“有所为治”的所忠、江充之流，最终事态发展的结果，不仅是太子党的败北，更是汉武帝“霸王道杂之”统治思想的胜利。
　　不过，也有学者认为，引发这一事件的直接原因是汉武帝在选立太子这一问题上出现的失误。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汉武帝在立刘据为太子之后，纵其习性“为立博望苑，使通宾客，从其所好”，结果导致“宾客多以异端进”，由此影响了太子的教育问题，使其依照自己的爱好，专好儒学，终不堪用也。虽然《资治通鉴》记载有汉武帝决心立刘据为太子，将来继承大统的文字，表明太子刘据是其理想的接班人的意念，然而却又将钩弋夫人赵婕妤所生子刘弗陵喻为尧，这样就为二者之间的矛盾埋下了伏笔。既把刘据立为太子，又称刘弗陵为“尧”，这究竟是其意图废立太子的征兆呢?还是一贯追求张扬个性的武帝的无心之言呢?历史给我们留下了一个难解之谜，至今难以述清。但不管怎样，这个矛盾还是让那些权利之臣给发现了，尤其是维护刘弗陵利益的集团，这个矛盾成了他们反对卫皇后及太子的合理依据。据《资治通鉴》卷22《汉纪》载：“卫青薨后，臣下无复外家为据，竟欲构(罪)太子。上与诸子疏，皇后希得见。太子尝谒皇后，移日乃出。黄门苏文告上曰：‘太子与宫人戏。’上益(增)太子宫人满二百人。太子后知之，心衔(厌恶)文。文与小黄门常融、王弼常微词伺太子过，辄增加白之。皇后切齿，使太子白(向武帝说明)诛文等。……上尝小不平(有小病)，使常融召太子，融言：‘太子有喜色’，上嘿然。及太子至，上察其貌，有涕泣处，而佯语笑，上怪之；更微言，知其情，乃诛融。皇后亦善防闲，避嫌疑，虽久无宠，尚被礼遇。”可见，此刻由于汉武帝的一句赞美之言，竟有一些臣下试图加害太子，甚至奴才下人也掺和此事，由此可知汉武帝在选立太子问题上的犹豫，实是巫蛊之祸的起因。
　　近年来，又有学者认为，其原因是由于封建专制制度的局限性。封建制度的建立，决定了皇帝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甚至是绝对的生杀大权，如果这种权力被用于积极方面，则可以达到富国强兵、民众安居乐业的政治繁荣局面，可以统一全国人民的行动步伐，有利于国家政策的颁布实施。但是这种制度本身所包括的局限性是谁也无法克服的，即使曾欲努力改变这种情况的汉武帝也没能逃脱这个制度的缺陷带给自己的灾难。皇权的至高无上，使得好大喜功的汉武帝一意孤行外事四夷、内事兴作，搞得“天下虚耗，户口减半”，而作为“守之”一派的太子党便力图制止这一趋势，必然与崇尚法制、武力的汉武帝一派发生冲突；加之皇帝高高在上，听不到客观的意见，错误地听信诬蔑、诋毁太子的官僚的言论，结果使对国家造成重大灾难的巫蛊之祸发生。究其深层次的原因，甚或是根本原因，就是封建专制制度形成的皇权独立，缺乏监督的制度缺陷造成的。另外，也有学者认为“巫蛊之祸”的发生与汉武帝的个人气质也有极为密切的联系。
　　针对这一事件发生的原因，是具有一定复杂性的，而非个别原因所能解释清楚的，所以，虽然目前尚无定论，但也可以看出一丝端倪。 

汉武帝刘彻百谜/惠焕章，贾鹏．—西安：陕西旅游出版社，200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