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帝陵

　　唐代帝陵在中国帝王陵寝制度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它不仅汲取前世帝陵诸元素，而且对后代帝陵影响深刻。可谓承前启后，继往开来。饱尝沧桑的唐陵保留着丰富的历史信息，映照着李唐社会的重大变革，极富研究旨趣。遗憾的是，唐陵制度在典章坟籍中的记载却寥若晨星，语焉不详。幸有多年的田野考古工作，使得逼近其原貌成为可能。藉此，参较相关史载，或能钩沉发覆，对唐陵做一历史考索。
　　一 天子凶礼与唐陵制度
　　天子凶礼是凶礼中有关皇帝丧葬礼仪的部分，其中也应有帝陵制度的规定。唐代的天子凶礼集中在《国恤章》中。有关唐陵制度史载的状况，便跟《国恤章》的删去有着直接的关系。
　　唐高宗显庆三年(658)正月，许敬宗、李义府等上所修新礼，去《国恤》一篇，自是天子凶礼遂阙。《新唐书》卷二〇《礼乐志》云：
　　唐初，徙其(凶礼)次第五，而李义府、许敬宗以为凶事非臣子所宜言，遂去其《国恤》一篇，由是天子凶礼阙焉。至国有大故，则皆临时采掇附比以从事，事已，则讳而不传，故后世无考焉。至开元制礼，惟著天子赈恤水旱、遣使问疾、吊死、举哀、除服、临丧、册赠之类，若五服与诸臣之丧葬、衰麻、哭泣，则颇详焉。①据此知于《显庆礼》中确已不见《国恤礼》②，但是否永徽之后，《国恤礼》便因此不复存在了呢?
　　回答这个问题离不开唐代历次礼制改革的情况。《新唐书》卷一一《礼乐志》载：
　　唐初，即用隋礼。至太宗时，中书令房玄龄、秘书监魏征，与礼官学士等因隋之礼，增以天子上陵、朝庙、养老、大射、讲武、读时令、纳皇后、皇太子入学、太常行陵、合朔、陈兵太社等，为《吉礼》六十一篇，《宾礼》四篇，《军礼》二十篇，《嘉礼》四十二篇，《凶礼》十一篇，是为《贞观礼》。
　　高宗又诏太尉长孙无忌、中书令杜正伦、李义府、中书侍郎李友益、黄门侍郎刘祥道、许圉师、太子宾客许敬宗、太常卿韦琨等增之为一百三十卷，是为《显庆礼》。其文杂以式令，而义府、敬宗方得幸，多希旨傅会。事既施行，议者皆以为非，上元三年(676)，诏复用《贞观礼》。由是终高宗世，《贞观》、《显庆》二礼兼行。而有司临事，远引古义，与二礼参考增损之，无复定制。武氏、中宗继以乱败，无可言者，博士掌礼，备官而已。
　　玄宗开元十年(722)，以国子司业韦绦为礼仪使，以掌五礼。十四年，通事舍人王喦上疏，请删去《礼记》旧文而益以今事，诏付集贤院议。学士张说以为《礼记》不刊之书，去圣久远，不可改易，而唐《贞观(礼)》、《显庆礼》，仪注前后不同，宜加折衷，以为唐礼。乃诏集贤院学士右散骑常侍徐坚、左拾遗李锐及太常博士施敬本撰述，历年未就而锐卒。萧嵩代锐为学士，奏起居舍人王仲丘撰定，为一百五十卷，是为《大唐开元礼》。由是，唐之五札之文始备，而后世用之，虽时小有损益，不能过也。③可见，高宗上元三年以后，《显庆礼》与《贞观礼》兼行。故虽《国恤章》没有被《显庆礼》所采纳，但是因为有《贞观礼》的兼行，故而高宗时期《国恤章》实仍存在。
　　那《国恤章》的阙失究竟在什么时候?它的阙失跟《大腐开元礼》的制定有无关系?
　　国恤礼以及天子凶礼的一度阙失，多少反映了唐代人心不古的时代潮流④，也由此导致了随后的唐政府对帝陵礼仪的两度整饬。这就是德宗时期颜真卿制定的《元陵仪注》以及宪宗时期裴墐《崇丰二陵集礼》的再度整理。颜真卿已为世人所能详；裴墐，字封叔，元和年间曾任吉州刺史。其高祖为太尉裴行俭，曾祖侍中裴光庭，祖父祠部员外郎裴稹，父大理卿裴儆。唐政府相继进行山陵礼仪的整饬工作，其意不啻于整顿山陵陵寝之礼，整饬帝陵建制，实也欲通过健全帝陵礼制来提高皇权。
　　建中元年(780)，唐德宗整顿山陵陵寝之礼的人选，是深达礼体的礼仪使颜真卿。唐人殷亮撰《颜鲁公行状》，记载了颜氏制定《元陵仪注》时所遭遇的非难和艰辛。状云：
　　今上(德宗)谅暗之际，诏公(颜真卿)为礼仪使。先自玄宗以来，此礼仪注废阙。临事徐创，实资博古练达古今之旨，所以朝廷笃于讪疾者不乏于班列，多是非公之为。公不介情，惟搜礼经，执直道而行已，今上察而委之。山陵毕，授光禄大夫，迁太子少师，依前为礼仪使。前后所制仪注令门生左辅元编为《礼仪》十卷。今存焉。⑤
　　从唐人殷亮撰《颜鲁公行状》知，帝陵礼仪注则是从唐玄宗时期方始废阙。
　　更为重要的一点，殷亮是颜真卿舅父之孙，亦即真卿母之侄孙，真卿之表侄，对颜氏事迹自当熟谙。而且二人的关系并不只是停留在表亲而已，在现实生活中殷亮与颜真卿交游甚密。如，唐永泰丙午岁(766)，颜真卿以罪佐吉州，是年夏六月壬戌、癸亥接连两天曾与殷亮等人偕游东林寺、西林寺，并有题名。⑥二人关系如此之密，其记载当不谬才是。
　　同样，令狐峘在所撰《颜真卿墓志铭》对颜氏制礼也有记述，所载情况亦与殷亮同。其铭曰：
　　代宗晏驾，朝廷以公(颜真卿)鸿儒，详练典故，举充礼仪使。祗护陵寝，率礼无违，加光禄大夫、太子少师，使如故。著《礼仪集》十卷，上方倚以为相，为权臣所忌，迁太子太师，外示崇高，实以散地处之也。⑦
　　令狐峘是令狐德棻的玄孙。《旧唐书》本传载：
　　令狐峘，德棻之玄孙。登进士第。禄山之乱，隐居南山豹林谷，谷中有峘别墅。司徒杨绾未仕时，避乱南山，止于峘舍。峘博学，贯通群书，有口辩，绾甚称之。及绾为礼部侍郎，修国史，乃引峘入史馆。自华原尉拜右拾遗，累迁起居舍人，皆兼史职，修《玄宗实录》一百卷、《代宗实录》四十卷。著述虽勤，属大乱之后，起居注亡失，峘纂开元、天宝事，虽得诸家文集，编其诏策，名臣传记十无三四，后人以漏落处多，不称良史。大历八年(773)，改刑部员外郎。
　　德宗即位，将厚奉元陵，峘上疏谏曰……
　　元和三年(808)，峘子太僕寺丞丕，始献峘所撰《代宗实录》四十卷。⑧不仅门第所形成的独特门风对家族个体的言行是一种无形的约束，而且自小的熏陶也使得他们多能自觉地以此高标。安史之乱时，令狐峘的隐居终南山恐便与此有关。如此禀赋之人后又得以兼任史职，其说亦该不误。
　　柳宗元亦持此说。柳氏所撰《裴墐〈崇丰二陵集礼〉后序》云：
　　自开元制礼，大臣讳避去《国恤章》，而山陵之礼遂无所执。世之不学者，乃妄取预凶事之说，而大典阙焉。由是累圣山陵，皆摭拾残阙，附比伦类，已乃斥去，其后莫能征。永贞、元和间，天祸仍遘，自崇陵至于丰陵，不能周岁。司空杜公由太常相天下，连为礼仪使，择其僚以备损益，于是河东裴墐以太常丞，陇西辛秘以博士用焉。内之则攒涂秘器，象物之宜；外之则复土斥上，因山之制。上之则顾命典册，与文物以受方国；下之则制服节文，颁宪则以示四方。由其肃恭，礼无不备。且苞并总统，千载之盈缩；罗络旁午，百氏之异同。搜扬翦截，而毕得其中；顾问关决，而不悖于事。议者以为司空公得其人，而邦典不坠。裴氏乃悉去其所刊定，及奏复于上，辨列于下，联百执事之仪，以为《崇丰二陵集礼》，藏之于太常书阁，君子以为爱礼而近古焉者。(中略)
　　而〔裴〕瑾也以礼奉二陵，又能成书以充其阙，其为爱礼近古也，源远乎哉!⑨
　　可见，《国恤章》的阙失是在开元制礼之后，因此殷亮、令狐峘、柳子厚才有此说，可为定谳。
　　综上，太宗《贞观礼》中《国恤章》有相应之位置。高宗时期，虽因《显庆礼》与《贞观礼》的兼行，《国恤章》仍得以保存，但却已开了将《国恤章》剔出凶礼的先河。玄宗开元制礼后，《国恤章》方始废阙。之后，德宗、宪宗时期先后对帝陵礼仪两度整饬。
　　颜真卿在元陵葬礼过程中所制仪注，两《唐书》及旧编文集均不载。清人黄本骥考证颜鲁公此仪注即《通典》所载《元陵仪注》。⑩裴墐所撰《崇丰二陵集礼》，惜已亡佚。(11)所幸韩愈《顺宗实录》中对顺宗丧仪稍有述及(12)，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此憾。参互二者可对唐代皇帝的丧仪有一个基本了解。此外，《国恤章》还有哪些内容?它对帝陵建制有何规定和影响?
　　仔细忖量，此中至少尚有如下几个问题。
　　其一，显庆三年所上新礼，去《国恤章》导致天子凶礼的阙失。此举应属当权者特意之行为，恐与武则天逐渐参预朝政的态势有关。可是，从唐陵陵地布局上来看，此时却正好是唐陵布局的转换以及神道石刻组合定型的关键时期。此后诸陵除了石刻个体规模之外，布局基本上依照乾陵的方案。(13)其原因为何?
　　其二，为何开元时期没有继续沿用《国恤章》?跟此刻玄宗文化、政治全方位的转型有无关联?
　　其三，德宗、宪宗时期对帝陵礼仪的整饬对唐陵建制有何具体的影响?
　　回答这些问题则恐惟有依靠唐代帝陵的田野考占工作。
　　①(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2月，页441。
　　②陈戍国《中国礼制史·隋唐五代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2月，页130—132。
　　③《新唐书》，页308—309。
　　④姜伯勤《唐贞元、元和间礼的变迁——兼论唐礼的变迁与敦煌元和书仪文书》，载所撰《敦煌艺术宗教与礼乐文明》，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11月，页445。
　　⑤(唐)殷亮撰《颜鲁公行状》，(唐)颜真卿撰、(清)黄本骥编订、凌家民点校《颜真卿集》，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页244。
　　⑥《颜真卿集》，页105—106。
　　⑦(唐)令狐峘撰《光禄大夫太子太师上柱国鲁郡开国公颜真卿墓志铭》，《颜真卿集》，页233。
　　⑧(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卷一四九《令狐峘传》，北京：中华书局点校本，1975年5月，页4011—4014。
　　⑨(唐)柳宗元《柳宗元集》卷二一，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9月，页572—574。
　　⑩有关《大唐元陵仪注》研究可详：〔日〕金子修一等《大唐元陵仪注试释(1)》，《山梨大学教育人间科学部纪要》3卷2号，2002年，页1—16；金子修一等《大唐元陵仪注试释(2)》，《山梨大学教育人间科学部纪要》4卷2号，2002年，页1—18；金子修一等《大唐元陵仪注试释(3)》，《山梨大学教育人间科学部纪要》5卷2号，2003年，页1—23；金子修一、江川式部《从唐代礼仪制度看<大唐元陵仪注>研究的意义》，云南大学：中国唐史学会报告，2004年7月，页1—11；金子修一等《大唐元陵仪注试释(4)》，《山梨大学教育人间科学部纪要》6卷2号，2005年，页1—13；金子修一等《大唐元陵仪注试释(5)》，《山梨大学教育人间科学部纪要》7卷1号，2005年，页1—17；〔日〕稻田奈津子《奈良时代天皇丧葬仪礼——大唐元陵仪注の检讨を通して》，《东方学》第104辑，2007年7月，页18—30。承禹成旼先生寄赠，谨致谢忱!McMullen,David L．，“The Death Rites of Tang Daizong”，in State and Court Ritual in China,edited by Joseph P.McDermott,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pp.150-196.
　　(11)《新唐书》卷五八《艺文志》，页1492上栏。
　　(12)(唐)韩愈《顺宗实录》，《丛书集成初编》掘海山仙馆丛书本排印，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册3832，页22-23。
　　(13)详本书肆《唐陵陵园的分类及演变》。
　　二 唐陵研究的空间
　　唐陵多年的调查工作及成果的陆续发表，以及全国范围内特别是唐代两京地区考古工作的开展，使对唐陵的进一步研究成为可能。在目前发掘的唐代墓葬中，由于唐陵陪葬墓的墓葬等级都比较高，在唐代墓葬制度的研究中是一份极其重要的资料，不少研究都利用了这一批资料开展有关墓葬等级制度和壁画等专题研究，并进而对唐代皇室埋葬制度进行推测等等。这些进展无疑给研究位于唐墓等级差序最高点的唐陵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尽管中唐以来对唐陵特别是陪葬墓便有了模糊的认识①，但是对唐陵的研究仍旧代不乏人。自北宋绍圣元年(1094)游师雄调查唐陵，特别是1949年之后我国现代考古工作开展以来，关于唐陵的研究更是与日俱增。然而细考历来关于唐陵的有关讨论，总以泛泛征引者多，深入研究者少。征引者不外胪列资料，多停留在碑刻本身，并未涉及唐陵制度。这在金石学的著作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作为金石学的著录，未遑阐幽发微，探讨其内涵。深入研究者或探讨其碑刻墓志、或分析其陪葬墓、壁画或考索其帝陵制度②，虽未能重现其风采，但透过缜密推演，若干形神风采已宛然重建于纸上。
　　然而研究成果虽然丰硕，但对唐陵仍然缺乏一个整体认识。所谓“整体”，作为唐陵制度外在框架的布周就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议题。帝陵布局内容大体包括陵区选择与秩序、陵园设计、陪葬墓地安排等方面。但针对此点，学界仍然缺乏充分讨论。事实上，如由布局的层面切入，穷原竟委，查其流变，将更能厘清渊源，并发显、映照出唐陵的风貌及其深层涵意；通过唐陵布局的探讨，藉此推究唐陵的性质特征，并确立其制度渊源；在动态的发展过程中，考察唐陵制度的演变及其背后的社会机制。
　　唐陵陵区的形成与王朝的政治命运息息相关。同样地，各帝陵相对位置的选择也是陵墓制度的一个重要元素。长期以来，这种认识已成定谳。遗憾的是，对相关制度的误解，对国家政权威力估计的不足，使得他们认为广袤的渭北地区便可轻易阻挡统治者实施制度建设。显然，这种状况导致了该课题极大的进一步讨论的空间。关中唐陵陵位的安排历经了一个变化，其葬地选择原则的变更与厘定跟当时社会政治的重大变革息息相关。唐陵陪葬墓地在唐陵的表征中曾经承担着重要的功能，同样地，随着这个功能的逐渐淡化，其布局也产生了转变。这种转变不仅跟陵园的设计直接相关，更与当时社会权力结构构成的变化有着不可或分的关系。
　　作为同一语境下的产物，各种类型的帝陵是一个有机整体，在规划建筑时被置于同一系统里面综合考虑。换言之，唐陵园邑制度的演化有其自身内在的逻辑序列，这需要综合考虑所谓帝陵、祖陵、太子陵以及后妃陵墓的园邑布局。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整理出一个合乎逻辑的谱系。此前的研究对象大都是所谓的“关中十八陵”，而忽视了作为唐陵陵园制度演化中重要一环的追谥为帝王的陵墓之存在。无疑地，后者也是唐陵整体制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但是，因为没有被纳入到整个唐陵制度体系中来，从而也就奠定了唐陵陵园布局演变脉络不得理清的命运。在现有材料的基础上，若将它们视为一个整体进行综合研究，便可梳理出唐陵陵园的类型及其相互间的演化关系。当然，跟所有的研究结论一样，这只是一种逻辑上的演绎，所得结果也只是唐陵陵园制度最后形成的一个可能。中图文化是一个很早熟的文化。其文化性格基本上在春战时期便已成型，后世多以之为圭臬，如昭穆制度。这种以年代的久远来换取制度合法地位的做法，跟儒家文化在中国历史长河中始终居于威权地位有着莫大的关系。而研究中长时段视野的缺乏，也使我们未能对唐陵的陵园制度进行追溯、跟踪。如，长期以来，汉、宋等帝陵的考古发现及其相关研究的进展，没能很好地纳入唐陵研究的视野。
　　中国古代帝陵制度是汉民族的丧葬文化与其他民族丧葬文化交融的历史，而这一过程又是跟该民族国家的政治典章制度建设同时的。中原河洛文明的早熟及其过早地被尊崇为文化正朔，周、汉代文化经过营造后又得以成为其代表，使得汉文化的典章制度被各民族国家视为政权正统建设的重要依据和根本目标。不管其实际行动如何，这已渗透到各个王朝的血脉之中，不论是天下一统，还是群雄分峙的时代。它已成为传统社会诸民族国家建设和历史更迭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图式。唐朝政府也难脱此窠臼，由其帝陵建设可见一斑。
　　作为国家制度整体的一个构成部分，唐陵园陵制度的基调肇始于唐高祖。贞观九年五月六日(626年6月5日)，唐高祖颁布《神尧遗诏》称：
　　其服轻重，悉从汉制。以日易月，于事为宜。其园陵制度，务从俭约。斟酌汉魏，以为规矩。百辟卿士，孝子忠臣，送往事居，勿违朕意焉。③
　　由此奠定唐代帝陵陵制的基调，并对李唐帝陵陵制局面的开创与形成产生深远影响。高宗的遗诏中便称“其服纪轻重，宜依汉制。以日易月，于事为宜。园陵制度，务从节俭”④。
　　唐德宗时，权德舆所上《代中书门下贺八陵修复毕表》云：
　　臣某等言，臣闻宗庙之享以致吉蠲，山园之制以极严敬，国朝祀典，尽用汉法。⑤又元和元年正月甲申(806年2月11日)，唐顺宗崩。其遗诏有言：
　　伏以崇陵仙寝，复土才终。甸邑疲人，休功未几。今又重劳营奉，朕所哀矜。况汉魏二文，皆著遗令。永言景行，常志夙心。其山陵制度，务从俭约。⑥
　　可见，汉魏陵园之制在唐代园陵制度中确实已经成为不变之规矩。
　　综观考古学资料，可谓一部空间的历史，这个空间始终与权力等秩相联系。若由考古材料研究传统国家制度，则都邑与帝陵无疑是最佳选择。通过斟酌汉魏之法，唐陵园陵布局与儒家意识形态核心得以契合。反过来，这种契合不仅强化了唐陵园邑制度的合法性，而且昭示着它所代表的皇权的正朔。由此，唐陵的布局在空间上与帝国的统治秩序有机地联系起来。
　　那么，这个话语在有唐一代是如何形成的?它经历了怎样的变化?又是如何被操纵、运作和修改的?这些对唐陵在空间上的布局又造成何种影响?
　　此上都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课题。
　　①详本书陆之《桥陵陪葬墓地布局》。
　　②有关唐陵研究问题史详沈睿文《唐陵研究缘起》，樊英峰主编《乾陵文化研究》(二)，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年5月，页335—355。
　　③(宋)宋敏求《唐大诏令集》卷一一《神尧遗诏》条，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4月，页67。
　　④(清)董诰等编《全唐文》卷一四《遗诏》条，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11月，页163上栏一页163下栏；《唐大诏令集》卷一一《大帝遗诏》条，页67—68。
　　⑤(宋)李昉等编《文苑英华》卷五七一，北京：中华书局，1966年5月，页2935上栏。《全唐文》卷四八四作《中书门下贺八陵修复毕表》，云：“国朝祀典，参用汉法。”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83年11月，页4949下栏。
　　⑥《顺宗实录》，页22—23。

唐陵的布局：空间与秩序/沈睿文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6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