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帝陵

　　位于陕西乾县城北梁山之巅的唐乾陵陵园内，设置了124件精美绝伦的大型石刻。这些石刻以朱雀门(南门)外最多，达113件，整齐有序地排列在纵贯南北长达650余米的司马道两侧。从南往北，依次计有华表(石望柱)一对，翼(天)马一对，高浮雕鸵鸟一对，仗马及控马者各五对，直阁将军、(中郎将)石人像十对，石碑两通(无字碑和述圣纪碑)，蕃臣石像六十一尊，石狮一对，殿门前另有石人座一对。这些数量众多，不同种类的艺术作品，以陈设位置的高低层次不同和数量的差异，组成了一组中国封建帝王陵园内最庞大的石雕刻群，代表着唐代高度发展的封建文化和石雕刻艺术，堪称盛唐石刻艺术的露天展览馆。
　　华表，又称恒表、谤木，本是封建帝王表示接忠纳谏的象征，渐至唐代演变为皇宫、陵墓、城垣或桥梁的标志或装饰品。乾陵华表(亦称神道石柱或通天柱)呈八棱柱形，高8.0米，直径1.12米，重约46.0吨，由基座、柱身、柱头三部分构成。基座、柱身均阴线刻蔓草纹饰和兽类图案，雕工十分精致。方形础座代表大地，圆球柱头代表苍天，中间的八棱柱身代表《八卦》表示的八个方位。整个造型典型地体现了唐人“天圆地方”的宇宙观念。乾陵华表的造型，具有中国传统的民族雕刻风格，其阴刻纹饰又浮现出某种欧式情调；础座的方形加覆莲16瓣与柱头仰莲托火珠的圆球体，寓示着古代先民对人类生殖行为的崇拜。将华表立于陵墓首位，昭示着生命长存的理念和以“昭其德政”的宏伟气魄。
　　华表之北，是一对昂首挺胸、浑圆壮观的翼马。翼马又称天马或飞龙马，是古代神话传说中的一种瑞(灵)兽。《山海经》卷三《北山经》载：“马成之山，其上多文石，其阴多金玉；有兽焉，其状如白犬而黑头，见人侧飞，其名曰天马。”《易·乾》有“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孔颖达疏：“谓有圣德之人得居王位。”又“天子乘六龙以驭天”，古时以“飞龙”比喻帝王，故唐代御厩于禁中增置飞龙厩。营造乾陵时，为了显示陵园的神秘气氛和地下宫殿的磅礴气势，以表墓主人之圣德，遂将这种想象中的瑞兽形象雕置于陵园内。
　　乾陵翼马高3.17米，长2.80米，宽1.15米，重约40余吨；础座为两层，东西长3.25米，南北宽1.47米，高1.25米。两马相距约25米，头相对，均用优质巨型墨玉青石精琢而成，腹下镂空，筋骨肾实，体态结构清晰，姿态雄伟骏逸，表性生动刚烈。从外型看，马头雕琢细腻，昂首、突目、闭口，鼻孔扩张，额部一犄角直刺当空，鬃毛成绺，披于颈右侧。双翼雕刻成优美的卷云纹浮雕图案，紧贴马肩两侧向后上部飘逸，四蹄蹬地，坚实有力，强悍而自豪的性格非常突出。洗炼而有力的刀法，使马的神态潇洒自如，英姿焕发。
　　乾陵翼马属于波期马钓身型，然又各有其特点。西边的一匹挺拔雄健，表情刚烈。轮廓与阴影的交界分明。它的翼而重叠涡卷，弧棱鲜明，宛如江中掀起的条条波浪，浪头旋绕，冲向向上，带有健陀罗式的雕刻风格。东边翼马的头胸虽然没有西边翼马挺得那么起，但体态却颇为丰满圆润。突目、闭唇，神态凝聚而力量含蓄。马肩两侧的翼面以流畅的涡线弧面构成，弧棱圆润细密，犹如花卉簇拥。刻工细腻，手法柔和，属于阿旃陀式的雕刻风格。这种风格，是汉魏以来我国传统的石刻艺术与外来的雕刻技法相结合而产生的一种新的雕刻类型。
　　翼马石座两侧，分别刻有特别精致的《行龙图》、《双獬豸图》和《狮象图》纹饰。《行龙图》长248厘米，宽51厘米，龙身硕长，回首疾行。龙的头前尾后饰以缠枝卷叶纹样，龙身上下刻有卧式如意云头数十朵，以示龙行之迅疾。《双獬豸图》长254厘米，宽65厘米，獬豸又名独角兽或神羊，是古代传说中能识善恶，分辨忠佞是非之灵兽。据说皋陶被舜任命为法官，常让獬豸决疑案，獬豸遂用角触奸佞之徒。古代法官戴的獬豸冠，亦取此意。《后汉书·舆服志》载：“法官执法者服之……或谓之獬豸冠。”翼马座所刻獬豸，昂首峙立，巨目阔口，竖耳牛鼻，独角高耸，神情凶猛犷悍，颇具气吞山河之势。中国传统雕刻艺术寓动於静的手法，使这一意念之物表现得淋漓尽致，栩栩如生，出现在唐代的许多纹饰图案之中。《狮象图》刻于东边翼马座的二层北侧，长358厘米，宽69厘米，狮象均刻于缠枝卷叶纹之底上，狮在前，呈腾跃奋进之态；象在后，则身饰鞍鞯缨穗銙具，说明唐代驯象事业之发达。这些线刻画，多为幻想中的神怪形象，图案鲜明，形神兼备，线条犀锐，简洁有力，富有浓厚的装饰效果和艺术魅力。
　　翼马之北约220米处，是一对高浮雕鸵鸟。鸵鸟产于非洲，汉代由波斯(今伊朗)传入中国，先传入的是鸵鸟蛋，《汉书》称为“大雀卵”。《旧唐书·波斯传》载：鸵鸟“形如橐驼，飞不能高，食草及肉，亦能啖犬攫羊，土人极为患。”《旧唐书·高宗本纪上》载：永徽元年(公元650年)“吐火罗(今阿富汗境内)遣使献大鸟如驼，食铜铁，上遣献于昭陵。”所以，石刻鸵鸟是一千多年前，唐朝同非洲人民友好往来的物证。高宗李治死后刻石鸵鸟置于陵前，似有纪念性质。唐代帝陵前置鸵鸟自乾陵开始，以后各帝陵前之石刻鸵鸟，均沿袭乾陵，且体态有所改变。
　　乾陵鸵鸟，左右对称排列，为镂空立体高浮雕，两鸵鸟各雕刻在一块高1.95米—2.10米，宽1.55米—1.70米，厚0.35米—0.40米的石屏上，鸵鸟、石屏、底座为一整块石料凿成，重约9.6吨—9.8吨。鸟高1.80米，宽1.30米，厚0.25米。两鸟各损一条腿，余皆完整。鸟皆作行进状，体态活跃，羽毛丰满，昂首挺胸，生动自然，造型写实独特，刀法简洁圆润，显示了唐代工匠朴实的雕刻风格。
　　鸵鸟之北，是五对身披鞍鞯的石马及控马石人，皆圆雕。五对石马中，一对完整，一马不知下落，余皆残缺。马高1.80米，长2.45米，宽0.85米，鞍鞯镫辔俱全。石马座长2.50米，宽1.50米，高0.73米。牵马石人立于马首北侧，现仅存八尊，其中两尊身躯完好，两尊不知下落，余皆残缺。牵马石人皆缺头，身穿圆领紧袖武士袍，腰束带，双手置胸前作牵马状，最高者1.42米，宽0.6米。石马、牵马人和石座皆分别雕凿，拼合而成，总重约16.30吨—18.25吨。这类石马石人均系陵前装饰物，或以为夸耀其武功业绩，或以为象征御马厩。
　　接着是10对直阁将军石人像。分置于朱雀门外司马道两侧，保存基本完好。石人像又称翁仲。翁仲系一人名，本姓阮，为秦朝大将，身高一丈三尺(合今2.99米)，气质端勇，异于常人，秦始皇东向统一六国时，命阮翁仲率兵守临洮(今甘肃省临洮县)。翁仲多次击退外族的侵犯，威振夷狄。翁仲死后，秦始皇遂铸铜为像，置咸阳宫司马门外，以作纪念。匈奴至，有见之者，犹以为生，遂遁去。以后的帝王纷纷仿效，相沿成习。秦汉以后，随着金属用途的广泛化，翁仲像逐渐改用石头雕刻，后人因称铜人、石人像曰翁仲。唐代柳宗元的《衡阳与梦得分路赠别》诗中有“伏波古道风烟在，翁仲遗墟草树坪”句，郭伯谐诗云“野水空山拜墓堂，松风湿翠洒衣裳。行人欲问前朝事，翁仲无言对夕阳。”句中翁仲，皆指陵墓前的石人。直阁将军也名中郎将，为官名，名称及职责源于秦代郎中令，掌宫殿掖门户。西汉武帝时更名为光禄勋，平帝时称为中郎将，皆统率皇帝侍卫而随从左右。东汉时有左、右、虎贲、羽林等中郎将，均隶属於光禄勋。东汉、魏晋时还有武卫、使匈奴等杂中郎将。唐代各卫的中郎将则为低级军官，其职责是侍卫皇帝的将官。
　　乾陵直阁将军石人像，皆圆雕，高4.1米，胸宽1.0米，侧厚0.56米。石人头戴冠(有的无冠)，腰束带，宽袍大袖，身材魁梧壮伟，肥头大耳，八字胡须(有的没有胡须)，双手拄剑恭立，双目注视前方，威严肃穆地守卫着陵墓。这些精诚的侍卫将军被雕刻大师们赋予了不同的的个性神态；有的皱眉，若有所思；有的庄重严肃，气宇森然；有的神态虔诚，小心谨慎；有的精神愉快，嘴角挂着微笑；有的面带忧虑，心情略显悲伤。这些栩栩如生，神态各异的武士石雕像，充分体现了唐代工匠的聪明才智。
　　翁仲之北竖有两通高大壮观的巨形石碑，一通是唐高宗的金字《述圣纪碑》；一通是女皇武则天的《无字碑》，堪称“历代群碑之冠”。述圣纪碑竖于朱雀门外司马道两侧阙楼遗址前，碑通高7.35米，边宽1.86米，座宽2.97米，总重约89.6吨。碑由顶、身、座三部分构成。其顶呈一完整的庑殿式房屋建筑模具，四檐角各雕一头顶斗拱的护法力士像；碑身由五块方石以榫卯扣接而成；座呈方形，由四块方石拼成，其正面阴线刻海石榴纹饰和瑞兽《獬豸图》，长254厘米，宽63厘米。獬豸形态与翼马座所刻相同。碑的顶、身、座正好七节，故当地群众俗称为“七节碑”，节数取于“七曜”(指日月及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意即李治的“文治武功”如“七曜”光照天下。
　　《述圣纪碑》碑文为武则天亲撰，中宗李显(李治与武则天第三子)书丹，字法遒健，深得欧(阳询)虞(世南)遗意。全文主要论述了高宗李治的生平史略和执政时期的“文治武功”。据文献记载，碑文为5600余字(讹为8000余字)。现经考证，碑文实存1700余字。除碑身第一石无字外，分别竖行阴刻于二、三、五石阳面，第四石文字已漫泐不清，无法辨认。文字初刻时填以金屑，由于年代久远，风雨的剥蚀，金饰已自然剥落。但仔细查看，仍可见金屑痕迹。碑身两侧为宋明时代文人学士游乾陵时的题刻。
　　值得一提的是，《述圣纪碑》记录了唐高宗的遗嘱：戒厚葬，藏习书。“自古圣皇，咸尊菲葬，谷林稽岭，唯闻简素之仪；毕陌迴渠，俱崇节俭之制。德弥厚者葬弥薄，圣逾重者瘗逾轻。且珠宝(以下泐)安厝之时，必□□绝明器，唯施凡木，灵物止。……因天造无侍人功，微将所习之书，以示不忘圣道，自钦顾命奉以周旋。藏殓之资，一遵遗志。”唐人多爱王羲之墨迹，高宗和武则天尤甚，曾亲自摹写和收藏。据《谭宾录》和《旧唐书·王方庆传》(卷89)载，李治与武则天“尝就求羲之书，凤阁侍郎王方庆献之，书共十篇，御武成殿，遍示群臣，令凤阁舍人崔融作序，自为《宝章集》，以赐方庆，士人韵其宠。”根据高宗临终遗嘱，将其所藏字画都埋在墓内，可以推测；乾陵玄宫内可能藏有王羲之《兰亭序》真迹、《宝章集》全文和唐高宗的飞白书手迹。乾陵发掘之时，或许能使唐代藏之于“秘阁”的重要典籍重见天日。
　　“无字碑”立于朱雀门外司马道东侧阙楼遗址前，高大雄浑，闻名于世。该碑用一块完整的巨石雕成，通高7.53米，宽2.1米，厚1.49米，重约98.8吨。圆首方砆，碑首刻有八条缠绕生动有力的螭龙。螭是古代传说中一种没有角的龙，喜欢登高，其形常见于古代青铜彝器、碑额、屋脊、殿柱及印章之上。碑身两侧各刻有我国目前最大的《升龙图》一幅，高412厘米，宽119厘米，龙爪锋劲尖利，身躯骄健扭动，腾云驾雾，充满活力。碑座阳面正中线刻《狮马图》长214厘米，宽66厘米。图中雄狮昂首怒目，威猛强健，而马却俯首屈蹄，安然就食。
　　中国古代帝王陵前立“无字碑”者，以唐乾陵为最早。乾陵“无字碑”盛唐时立，但却未刻唐人一字，个中缘由，后人纷纷猜测。如今留在碑上密密麻麻的字迹是宋明以来文人学士游乾陵时的题诗刻文，计42段，阳面32段，阴面10段，且大多数已模糊不清，唯碑阳面正中的少数民族文字清晰可见。这段文字经有关语言文字专家研究考证，被确认为是失传几百年，当今最难读的死文字，曾被日本学者山路广明称为，“二十世纪之谜”的契丹小字。旁有汉字译文，额称“大金皇弟都统经略郎君行记”，铭文曰“大金皇弟都统经略郎君响臣疆场，无事，猎于梁山之阳。至唐乾陵，殿庑颓然，一无所睹，爰命有司，鸠工修饰。今复谒陵下，绘像一新，迴廊四起，不胜欣怿。与礼阳太守酣饮而归，时天会十二年岁次甲寅仲冬十有四日。尚书职方郎中黄应期、宥州刺史王圭从行，奉命题，右译前言。”天会十二年(公元1134年)为金太宗完颜晟年号，皇弟应为太宗之弟。从此刻文可见金代时乾陵陵园已是殿庑颓塌，荒凉无睹，并在天会十二年以前有过一次大的维修。因而，这段铭文及其书体，对于今人研究契丹文字的历史、书法艺术和乾陵陵园的营建历史具有极为重要的参考价值。
　　至于对武则天立“无字碑”的说法，历史学家争执不休，聚讼纷纭。目前比较流行的有“德大说”、“称谓说”、“遗言说”等三种，对此，笔者已有拙文《唐乾陵无字碑之谜》求教，此不赘述。
　　司马道最北端的东西阙楼遗址后，置有蕃臣石像群，现存61尊。东群29尊，西群32尊，分东西四行站立。石像皆圆雕，与真人一般大小，高约1.50米—1.70米，胸宽0.56米，石人多数身穿圆领紧袖右衽或左衽武士袍，双手拢袖作抱笏或持笏于胸前状，皆腰束带，脚穿靴。东群29尊石人头全部被毁，其中一尊身穿圆领宽袖右衽三折武士袍，左手持弓挂于左肩上，一尊身穿紧袖翻领左衽武士袍；一尊身穿圆领紧袖左衽武士袍，腹前横挂一匕首。西群32尊石人中仅两尊头残存者，均身穿翻领紧袖左衽武士袍，一尊头梳小辫13条；一尊头卷发，留八字胡须。
　　石人像背部皆原刻族别、官职、衔爵和姓名，今模糊可辨者仅七尊，余皆漫漶。他们是：朱俱半国王斯*了（左阝右也）勒；于阗王尉迟璥；吐火罗王子特勒羯达健；吐火罗叶护咄伽十姓大首领、盐泊都督阿史那忠节；默啜使移力贪汗达干；播仙城主何伏帝延；故大可汗骡骑大将军行左卫大将军、昆陵都护阿史那弥射。
　　乾陵陵园立置这批刻具衔名的石人像，直接效法于唐太宗昭陵。昭陵陵园北司马门内立有十四尊背刻衔名的唐周边民族首领石雕像，历史上称为“蕃酋像”或“蕃臣像”。乾陵则雕置了61尊。关于这些石人的身份和设置的意义，史学者根据文献记载，对现存的36尊石人衔名详加考订，并以衔名前有唐十二卫大将军、将军之称和唐人封演之《封氏闻见记》等为据，认为乾陵石人像是为高宗、武则天朝侍立过“轩禁”的蕃臣形象，是为着民族间的友好与和亲而来到长安与洛阳的使者。许多人名前冠有“故”字，说明他们在立像乾隆时已经亡故。武则天和中宗李显将他们刻像列于乾陵陵园朱雀门外两侧并背刻官名，明显地表示侍卫宫阙，如生前之仪卫的性质。其目的在于“夸耀后世”，以宣扬高宗、武则天朝的国威以及和这些边境民族、国家的友好关系。
　　从现存的36尊石像衔名来看，虽然大多数是周边民族首领，但都是唐王朝任命和敕封的朝官、大将军、十二卫大将军或西北边疆地区都督级以上的地方行政长官。他们管辖的地区，不仅有天山南北的我国新疆地区，而且北至巴尔喀什湖与额尔齐斯河流域，西则达到碎叶河以西的千泉、俱兰、塔什干、撤马尔干。它表明中国唐朝政府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年)在漠(碛)北直至叶尼塞河“置六都督府七州”，其后在天山以南设置安西、龟兹、于阗、疏勒四都督府；显庆三年(公元658年)前后在天山以北，包括巴尔喀什湖在内的碎叶河东西建置的二十多个都督府，都是具体实施了的。在这些地方普遍建立的中国唐王朝地方行政机构——都督府和州，不仅确有其官员，而且实管其地。乾陵的石人群像和现存的36尊石像衔名就是这个真正历史事实的证明。或有称为“国王”或“王子”者，都是唐朝廷敕封的王号，是隶属或臣属于唐朝的诸少数民族部落首领；真正的客使也不过两三人，即武则天朝东突厥族可汗默啜和吐蕃族首领派到长安和洛阳来的使臣，他们都是为着民族友好与和亲而来的。这些石人的事迹，大多数发生在唐高宗死后，武则天柄政时期，现存的唐代史籍里大都有记载。可见这批石人的雕琢当在武则天执政时期，而在武则天死后以皇后身份合葬乾陵时(公元706年)才竖立起来的。他们在陵前双足并立、两手前拱的姿态，既表现了归命中央，宿卫宫城的形象，也反映了作为地方官或部落首领，到长安来朝觐皇帝，听命中央召唤的历史史实，成为太宗、高宗和武则天朝“统治四夷”的最生动写照。
　　紧接蕃臣石像群的是内城南门前高大雄伟的一对石蹲狮。狮子的故乡在非洲、西亚和美洲等地。据《汉书·西域传》载，汉武帝派张骞通西域后，狮子才沿“丝绸之路”传入我国。东汉顺帝时，西域疏勒国国王曾特地派使者到洛阳，在送给东汉政府的礼品中就有狮子，这是传入中国的第一只活狮子，当时饲养在都城洛阳的宫苑之内，平民百姓很难见到。因此，汉代的民间艺术家们对狮子充满了神异感，认为它是能“食虎豹”的“殊方异物”，在塑造狮子的形象时，用传统的神瑞化装饰手法，展开幻想的翅膀，突出地表现了狮子威武、强健和凶猛的气质。有的给狮子的肩上平添了双翼称为狻猊；有的在狮子头上饰以单角或双角，身上雕以云纹或火焰纹，叫做獬豸，也有的称为天禄、辟邪或瑞兽、神兽的。唐代开放的社会风气，使得周围友好国家把狮子作为一种特殊的外交礼品，频频赠与大唐帝国。《旧唐书·康国传》载，唐贞观九年(公元635年)康国贡狮子时，唐太宗李世民特命秘书监虞世南作《狮子赋》。当时的名画家阎立本还曾绘过《狮子图》。随着数量的增加，狮子的原形日趋明显，到这时，人们心目中才出现了狮子的正式形象。乾陵石狮就是当时这种猛兽形象的真实写照。
　　乾陵陵园共四对八尊石狮，分置于内城四门之外，唯朱雀门外东西两侧的一对石狮，在雕刻技巧和艺术造型上，为其它三门石狮所不及。这两尊石狮为蹲式，皆用一整块纯青色墨玉石圆雕而成。两狮相距约16米。东边石狮高3.35米，胸宽1.30米，石座长2.35米，宽1.40米，高0.29米，础石长3.30米，宽1.64米，高1.08米，重约40余吨；西边石狮高2.80米，胸宽1.25米，石座长2.60米，宽1.42米，高0.29米，础石长3.33米，宽1.66米，高1.13米，重约38.8吨，两狮造型皆呈金字塔状，昂首挺胸，前肢挺拔；身躯后蹲，稳重如泰山；胸肌突兀，丰腴发达，巨头卷毛，硬额浓眉，突目隆鼻，阔口利齿，舌顶上颌，似闻隆隆吼声，有顶天立地之势，表现出兽中之王凶猛异常、威武无比的神情。巍巍然有不可撼动之状，给人以气宇高昂，雄健挺拔之美感。置石狮于陵前，使整个陵区蒙上一层神圣、尊严、凛然不可侵犯的气势，从而渲染了乾陵的威势和唐帝国的强盛。
　　乾陵石刻群雕成于武则天光宅元年(公元684年)至唐中宗神龙元年(公元705年)之间。根据各自的性质用途可分为五类：
　　①标志记事类，有华表和石碑；
　　②守卫祛邪类，有石狮、石人；
　　③仪仗类，有武将、仗马和控马者；
　　④中外文化交流类，有鸵鸟、蕃臣像；
　　⑤升仙思想类，有翼(飞)马和北门六马(龙)。
　　雕刻群如此庞大，种类又如此繁多；那么，它所表达的主题思想又是什么呢?
　　根据分析研究，笔者认为这些石刻不论是人像雕刻还是动物雕刻，以及华表、石碑等，除了具有守卫禁轩和仪卫的作用之外，都是服从于整个陵园所要表达的主题，即显示封建王权的至高无上，封建帝国的强盛和天下归心的思想。既然如此，雕刻群中的内容就有了继承，有了创新。从石刻平面布局看，主要是继承了北朝帝陵和初唐兴宁陵(唐世祖李昞)、献陵(唐高祖李渊)在南神门外神道两侧列置石仪的作法，同时也继承了北魏静陵(孝庄帝元子攸)、初唐兴宁陵、恭陵(孝敬皇帝李弘——唐高宗李治与女皇武则天长子)等在南神门外置坐狮的制度。翼马，则是依照隆尧唐陵(河北隆尧，李渊第四代祖和第三代祖)、恭陵置飞马的作法。而陵前列置鸵鸟则是目前发现最早的实物例子，因此，它是乾陵石刻创新的实例。
　　以石狮作为陵园四门的主要饰物是从唐乾陵开始的。它应是完全在“尊君”思想的指导下列置的。石狮在诸石刻中不但雄伟高大，而且在雕技、神态等方面也在其它石刻之上。置石狮于陵前，其威慑、煊耀之意不言而喻。翼马和鸵鸟这两种动物都是作为异国远方的象征而雕置的。翼马即传说中从西极“陟流沙”而来的“天马”；鸵鸟则是唐高宗、武则天时期和周围各国睦邻友好交往的象征。这两种动物雕刻的设置，更加突出了以前帝陵石刻中的武将、仗马和控马者的仪仗内容，加上献殿前东西两厢侍列的61尊蕃臣石像中有一些深目高鼻、穿著翻领服装的唐西部周边少数民族酋领形象，明显地表现了唐王朝统治者自以为天下中心的思想，形象地反映了初唐阶段的声威宣远，周边民族臣服于唐中央政权，邻邦使者纷纷来到长安、洛阳，经济文化交流已进入盛期的状况，成为封建社会上升时期时代特征的体现。
　　乾陵石雕群这样的有机组合，是中国帝王陵墓建筑史上的第一次，这种陵墓前石刻的组合，包括品类、数量、造型及陈设的位置等，出现在封建皇权更加稳固，经济文化趋向更加繁荣的时期，因此更能显示出帝王陵山的宏伟气势和庄严肃穆的气氛，更能强烈地表现“君权至上”的思想，这类石刻的陈设气势雄伟，布局富丽堂皇，有条有序，所以，后来诸陵也都仿效沿用，成为唐代及后世帝王陵园石刻陈设布局的楷模。
　　

乾陵文物史迹述丛/樊英峰，刘向阳.—西安：陕西旅游出版社，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