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帝陵

　　女皇武则天一生的政治历程，与她频繁地利用祥瑞紧密相关。中国历史上的帝王为了统治的稳固，都有利用符瑞来达到自己政治目的的习惯，但武则天与他们相比，利用的手法更为熟稔，更能达到自己的政治要求。已有的一些学者研究中已或多或少注意这一问题，如：金霞《中国古代政治文化视野中的祥瑞灾异》[1]、牛来颖《唐代祥瑞名物辨异》[2]、林世田《武则天称帝与图谶祥瑞——以S16502《大云经疏》为中心》等文章[3]，但是关于武则天是如何利用符瑞并没有作全面深入的系统探讨，对一些问题的认识还比较缺乏，如，武则天频繁利用符瑞的原因、手法和特点等。不可否认，武则天一生的重要政治活动往往都与符瑞发生过一定的联系，因此对这些问题展开探索是个分有必要的，对深化武则天研究必定有相当重要的价值。
　　一 唐初浓厚的符瑞氛围
　　在我国古代，天人感应论盛行，统治者惯于用符瑞来证明其为天命所归，大臣也常用所谓灾异现象来上疏劝谏帝王勤勉政事。如《汉书·刘辅传》云：“臣闻天之所与，必先赐以符瑞，天之所违，必先降以灾变，此神明之征应，自然之验也。”[4]君臣都利用符瑞来为自己的政治需要服务。
　　这里所指的符瑞，即祥瑞的征兆，犹言吉兆[5]，是国祚兴盛，天下太平的征验，史籍中亦称之为“瑞应”、“祯祥”、“嘉瑞”、“福应”等。《唐律疏议》卷25《诈伪律》引陆贾语称：“瑞者，宝也，信也，应人之德，故曰瑞。”又云：“祥，谓休征。”按陆贾的说法就是指呈现吉祥的征兆[6]。这说明，唐代以前，统治阶层已经对祥瑞有了较为明确的定义。至唐代，在成文法典中对符瑞及其相关事宜作了详细说明与规定。《唐律疏议》卷25又云：“诸诈为瑞应者，徒二年。若灾祥之类，而史官不以实对者，加二等。”[7]符瑞是不能伪造的，伪造就是违法。但真的有符瑞出现了，各级史官就要上报，并加以认真记录。
　　符瑞如何上报和记录?贞观初期，唐太宗为此专门颁下《诸符瑞申所司诏》，规范祥瑞事宜，限制祥瑞的奏报。诏书中说：
　　自昔帝王，受天明命，其有二仪感德，百灵锡祉，莫不君臣动色，歌颂相趋。朕恭承大宝，情深夕惕，每见表奏符瑞，惭恧增怀，且安危在乎人事，吉凶系于政术。若时主昏虐，灵贶未能成其美；如治道休明，咎征不能致其恶。以此而言，未可为恃。今后麟、凤、龟、龙大瑞之类，依旧表奏。自外诸瑞，宜申所司。奏者唯显瑞物色目，及出见处，更不得苟乘虚饰，徒致浮词。[8]
　　由此可见，唐初帝王们已经把符瑞天象作为一种政治文化来加以重视，对符瑞作用的认识已经较为深刻，并能够主动地利用符瑞。
　　法律规定和皇帝诏书都在一定程度上要求各级官员实事求是地利用符瑞，慎重对待符瑞的奏报，尽量把对符瑞的控制权和使用权掌握在高层，避免符瑞的泛滥，以造成政治上的浮夸之风，但实际上在各级官员中却从不缺少好以符瑞歌功颂德，专门献媚于帝王的人。比如，许敬宗就对符瑞充满着热情，一再利用符瑞拍帝王的马屁，他撰有《贺洪州庆云见表》、《贺杭州等龙见并庆云朱草表》、《贺隰州等龙见表》、《贺常州龙见表》、《贺富平龙见表》、《百官贺朔旦冬至表》，从可考的时间来看，基本上都是太宗时期的作品[9]。
　　高宗接位，政治空气中到处弥漫着符瑞的气息，高宗自己对于天人感应更加重视，不时地寻找和发现符瑞以达到自己政事上的要求，他在位期间频繁变更的年号大多是与符瑞相关。与此同时，不少大臣看出了帝王对符瑞的热衷，不断地制造符瑞来迎合帝王的喜好，而个别政治上抱别有用心的人则借着符瑞来掩饰自己，图谋不轨。可以说，当武则天掌握实权之际，她已浸润在符瑞的效用之下。
　　与符瑞相对应的是灾异，通常指“自然灾害和反常的自然现象”[10]。古人常都认为灾异的出现是国家治理不好的标志，是帝王治理无方的表现，是上天的警示。到了唐代，灾异受到人们的特别重视。如北宋编修的《新唐书》对灾异作出了确切的定义：“夫所谓灾者，被于物而可知者也，水旱、螟蝗之类是已。异者，不可知其所以然者也，日食、星孛、五石、六鹢之类是已”[11]。灾异也是史官应详细加以记载的内容。《唐会要》卷63《史馆上·诸司应送史馆事例》中谈到各部门要送到史馆加以记录的材料有“祥瑞、天文祥异”。《新唐书》卷36《五行志三》中有很多灾异的记录，如：“永徽四年八月己亥，陨石于同州冯翊十八，光耀，有声如雷。近星陨而化也。庶民惟星，自上而陨，民去其上之象。一曰：‘人君为诈妄所蔽则然。”[12]《旧唐书》、《唐会要》等也均有类此的记载。这些条目详细记录了灾异发生的时间、地点、情形，同时对灾异现象进行了分类，如：常风、夜妖、华孽、陨石等，并且指出了每一类灾异所对应人事的影响。唐代的帝王们在利用祥瑞的同时，常常也会利用灾异为自己的统治服务。
　　二 武则天时期对符瑞的利用
　　作为一个心气甚高但又十分聪明的女强人，武则天的政治手段有着独特的风格。她看到了唐前期渐渐多见的利用符瑞取得理想政治效果的先例，在自己执政时期，她更频繁地利用符瑞堆积自己的政治资本，以达到自己的目的，在政局上取得了特殊的效果。
　　1．登上帝位前武则天对符瑞的利用
　　翻检史书，与武则天相关的符瑞事件有很多，但她最早利用的天人感应事件应该就是贞观二十二年左武卫将军武连县公武安李君羡之死案。此事《资治通鉴》中有详细的记载：
　　初，左武卫将军武连县公武安李君羡直玄武门，时太白屡昼见，太史占云：‘女主昌。’民间又传《秘记》云：‘唐三世之后，女主武王代有天下。’上恶之。会与诸武臣宴宫中，行酒令，使各言小名。君羡自言名五娘，上愕然，因笑曰：‘何物女子，乃尔勇健!’又以君羡官称封邑皆有‘武’字，深恶之，后出为华州刺史。有布衣员道信，自言能绝粒，晓佛法，君羡深敬信之，数相从，屏人语。御史奏君羡与妖人交通，谋不轨。壬辰，君羡坐诛，籍没其家。[13]
　　此案是令人生疑的一个谶纬事件，民间传播的《秘记》是本谶纬文献。古人讲天人感应，所以“太白屡昼见”在当时是属于灾异事件。谶纬，可以说是符瑞灾异的世俗化、文字化和神秘化的产物，与符瑞灾异本来就密不可分。这件事中武则天想关联的事情特别多，无非就是说唐传三代后就有个姓武的女王即将出现。李君羡的身上有不少特点与这件灾异相应，如名叫五娘，太宗笑他有个女人的名字，封官的地名都有“武”字，等等。其事似乎有什么玄妙。
　　这件事在《旧唐书》中的记录大致与《通鉴》相同，稍有不同的仅是谣言部分记为“当有女武王者”[14]，且并未记载李君羡与布衣“妖人”有什么交通的具体细节，此外李君羡曾出为华州刺史一事也没有记录到，仅记“会御史奏君羡与妖人员道信潜相谋结，将为不轨，遂下诏诛之”[15]。《新唐书》对此事记载的不同之处也在于罪名的解释上，其载曰：“会御史劾奏君羡与狂人为妖言，谋不轨，下诏诛之。”[16]从这件案子的记录来看，反映在李君羡身上事情还真不少，这些太史占言和民间传言似乎也不是李君羡个人能制造出来的。和妖人的交通，到底是李君羡相信了妖言呢，还是李君羡与他人共同在制造妖言，抑或只是偶尔与所谓“异士”有所接触，交代得不够详细。
　　如果纯粹从这几部史书对此事的记载来看，一个共同点是李君羡被劾奏的最后罪名都是“谋不轨”，可见这是一桩政治案件。此事发生在武则天出家为尼的前一年，不管这些传言是谁制造的，怎样流传出来的，它不但造成了李君羡的不幸，同时可能造成了武则天的被迫出家。李君羡案在使武则天吃尽苦头的同时，相信也使尚乏政治经验的她在这次事件中领悟到了符谶的政治作用。由于李君羡在这件事情中实在有点冤枉，“天授二年，其家属诣阙称冤，则天乃追复其官爵，以礼改葬”[17]。
　　不过笔者从情理猜测，李君羡犯案是事实，但附加在这个事件中的符谶可能是后代伪造的[18]。众所周知，唐高宗即位后，许敬宗于显庆二年被册封为侍中，监修国史，此后他随心所欲，歪曲和篡改史书，《太宗实录》是他重点篡改的史书之一，而这本书却又是《资治通鉴》、《旧唐书》、《新唐书》史料的主要来源之一[19]。上面那些“当有女武王者”、“女主昌”等传言，都是在说武则天将于若干年后要登上君王的位子，是为武则天造舆论的。咸亨三年(672)八月许敬宗死，而早在麟德元年(664)武则天就垂帘听政了，“天下大权，悉归中宫，黜陟、杀生，决于其口，天子拱手而已”[20]，政权已在武则天手中，难保不是武则天下令让许敬宗对《太宗实录》作有利于武则天登上皇位的修改。因此，附加在李君羡案上的这些符谶，不可能真是凑巧的民间流言，而很有可能是武则天操弄的结果。
　　从笔者搜集的武则天在登上皇位前所利用的几次符瑞来看，除李君羡案外，其他几次符瑞事件都和武则天当时的皇后位子相关。如《新唐书》卷35记载：“永徽后，民歌《武媚娘》曲”[21]。这很可能是武则天想做皇后而搞的一些政治伎俩。永徽五年，武则天被召入宫，第二年她就利用高宗将王皇后和萧淑妃废掉，并将她们杀死。其时武则天想的是自己能被立为皇后，怎奈朝中有不少大臣反对她。为了使自己被立为皇后，她想尽了一切办法，一方面逮住机会就收拾那些反对高宗立她为后的大臣，另一方面就大力制造舆论，为自己被立为皇后作舆论宣传。在笔者搜集的符瑞表中，可以看到永徽六年后符瑞突然增多起来，其中就是这个原因。
　　2．登位后武则天对符瑞的利用
　　武则天登上皇位后，为了使自己的统治更加合法牢固，对符瑞的利用更加热切和频繁。我们的列表只是根据现有史书的记载进行大概搜集，以《通鉴》和两《唐书》为准裁汰雷同条而成的简表，从中可以看到各地上报的符瑞有二十多次。这些符瑞可以分为几个大类：一是动物由雌变雄。武则天当然相信动物性别不可能真的发生变化，而她是要说明雌的动物能像雄的动物一样强盛，女性也是能控制政局当好帝王的。这类符瑞大都是武则天想要的符瑞，而各地官员揣摩到了她的心理而献上的。二是各地出现的很多与天相关的祥瑞征兆。与天相关的祥兆是武则天在舆论上造势的基础，目的在于说明武周的建立是天意，这是武则天制造舆论以巩固政治局势的重要手段。这部分符瑞一般而言是在武则天授意之下伪造的，也有可能是君臣联手伪造的。三是各地官员上报的与武则天个人有关的祥瑞。如某地有什么动物如凤凰之类的出现，某地有吉言的石头、有一场瑞雪出现，等等。这些祥瑞主要想说明武则天的统治十分稳固，是各地形势大好的征兆。这类符瑞大多是官员自发制造的，目的是想通过献符瑞在政治上为自己捞到一些好处，武则天心里也清楚是怎么一回事，但她的确也需要这些符瑞，所以陶醉其中，任其泛滥。
　　武则天执掌大权后，有一件比较能够表明她对符瑞态度的事件，就是垂拱二年新丰庆山事件。《旧唐书》卷37中记载：
　　则天时，新丰县东南露台乡，因大风雨雹震，有山踊出，高二百尺，有池周三顷，池中有龙凤之形，禾麦之异。则天以为休征，名为“庆山”。荆州人俞文俊诣阙上书曰：“臣闻天气不和而寒暑隔，人气不和而疣赘生，地气不和而堆阜出。今陛下以女主居阳位，反易刚柔，故地气隔塞，山变为灾。陛下以为‘庆山’，臣以为非庆也。诚宜侧身修德，以答天谴，不然，恐灾祸至。”则天怒，流于岭南。[22]
　　关于这事，其他各书也有记载，但详简略有不同。从整个事件来看，无非就是大雨之后发生了山体坍塌事故，被坍塌的泥石滚到了另一个地方，形成了一座新山。坍塌下去的泥石堵塞了河道，形成了一个新湖泊。这本来是很正常的一个自然灾害后可能会出现的现象，地方上报后却被武则天利用。武则天在这一事件中对符瑞的态度鲜明地表现了出来，即不论这座新出现的山到底预示什么，她希望它是一座歌功颂德的“庆山”，也因为只有这样，这一自然现象才能成为祥瑞而非灾异，才能为其创造正面积极的舆论，破坏这种局面的人就严重影响了她的政治意图，所以一定会处以严惩!武则天对整件事的态度和采取处理方式表明，她对于祥瑞灾异事件一直采取主动的方式，已经能轻易地把一个自然现象改造成符瑞，并利用她的政治手段积极加以引导。
　　武则天登上帝位以后，对于符瑞的应用已是达到最佳境界，“洛水献瑞”的成功可以说是最好的例证：“夏四月，魏王武承嗣伪造瑞石，文云：‘圣母临人，永昌帝业。’令雍州人唐同泰表称获之洛水。皇太后大悦，号其石为‘宝图’，擢授同泰游击将军。五月，皇太后加尊号曰圣母神皇。”[23]对于此事，《旧唐书》和《通鉴》的记载较为相似，《新唐书》记载亦大意相同，只是较为简略，且未指出瑞石为武承嗣所伪造。不论瑞石是武承嗣主动伪造的，还是武则天授意其伪造的，我们必须看到武则天对瑞石所表现出的喜悦之情已达到亢奋的程度，君臣之间演绎的这一场假戏真是武则天特别需要的，因为这样武则天就有了加尊号的口实。显然她是充分认识到符瑞作为政治手段的价值，对符瑞的利用已不仅仅局限于引导曲解已有的自然现象了，还可以无中生有地根据需要而引导创造符瑞，从而为自己的政治意图造势。
　　随着年纪的增长，武则天统治的各个方面都逐渐呈现颓势，这使得本来就很缺乏安全感又惯于用强硬手段面对现实的她，更加需要精神的支撑，年迈的女皇帝沉迷于自己曾经玩弄于股掌之间的符瑞、称颂之中。此时，符瑞成为了武则天麻痹自己的药品，开始逐渐沉迷于这些所谓的上天昭示，而很多人看到了女皇的这一特点，也乐于用这样轻松的手段达到自己的目的。比如《资治通鉴》卷206神功元年记载：“先是，有朱前疑者上书云：‘臣梦陛下寿满八百。’即拜拾遗。又自言‘梦陛下发白再玄，齿落更生’。迁驾部郎中。出使还，上书曰：‘闻嵩山呼万岁。’赐以绯算袋，时未五品，于绿衫上佩之。会发兵讨契丹，敕京官出马一匹供军，酬以五品。前疑买马输之，屡抗表求进阶；太后恶其贪鄙，六月，乙丑，敕还其马，斥归田里。”[24]朱前疑的种种荒诞作为，仅凭几句吉祥谎言就加官进爵，说明此时年迈的武则天精神上非常依恋符瑞，成了她的麻醉剂。不过如果以为武则天真的相信朱前疑的这些鬼话，那也不是事实，毕竟她年老却并不糊涂，所以当武则天被贪得无厌的朱前疑搞得很反感时，朱前疑遂被斥归田里。不过，此后还有一事，“他日，又谓仁杰曰：‘朕梦大鹦鹉两翼皆折，何也?’对曰：‘武者，陛下之姓，两翼，二子也。陛下起二子，则两翼振矣。’太后由是无立承嗣、三思之意”[25]。因为一个梦的解析而影响自己立嗣，虽说这并不能成为影响立嗣的主要原因，也可能是后代杜撰，但这样的史料出现在诸多史书当中，至少也说明了当时她非常相信所谓的“天意”了。可以这么认为，在武则天统治的末期，一些有着特殊政治目的的大臣有意制造符瑞，形成了一种奇特的政治环境，某种程度上超出了武则天的控制范围。武则天对待这些符瑞事件的态度，是自我迷信、自我陶醉多于理性的思考，她通过利用这些符瑞以巩固自己的统治，从一定程度上说，取得了相当的效果。
　　就武则天一生来看，与其他帝王相比，她的确是擅用符瑞，达到出神入化的境界。之所以她十分喜欢利用符瑞，照笔者看来可能源自于这样几个原因。首先，从武则天的个人经历来看，她从唐太宗的一个妃子到自己登上皇位，一步步的过程其实与利用符瑞达到个人的政治企图密切相关，因此她知道符瑞在自己个人经历中的突出作用。其次，作为第一个抢夺政权的女性，她比其他执政者更加需要舆论的支持，得到大臣的拥护，而符瑞是制造良好舆论的最简捷途径。再次，在政治斗争中掌握优势后，却苦于没有舆论的合理支撑，为了表示出自己的合法性，她就想通过“天”的授意来巩固自己的政权，所以就十分迫切的需要符瑞来帮助她。还有，随着政治经验的丰富，利用符瑞在政治上带来的成功，逐步加深了她对符瑞可利用性的信心，于是她是主动地创造符瑞，或者是心领神会地享受着大臣们上奏的符瑞，以达到政治上的更大目标。
　　三 武则天利用符瑞的特点
　　综观武则天的整个政治生涯，在制造和利用符瑞以达到政治目的方面是很有一套手法的，可以归纳出三个主要特点：
　　其一，使用符瑞十分频繁且符瑞的种类较多。
　　在武则天的政治生活中随处可见她使用符瑞的痕迹。为妃为后时期，她大量制造和利用各种符瑞的昭示来给自己制造有利的舆论，为自己登基篡位制造理论依据，获得来自“天意”的支持。登基后，因为帝位的来之不易，而且是女性为皇的特殊情况，她比其他任何一个皇帝都更缺乏安全感，就更需要利用符瑞表明自己的合法性，故而她明确地大肆鼓励符瑞的上报。《通鉴》卷203武后光宅元年八月云：“及太后称制，四方争言符瑞；嵩阳令樊文献瑞石，太后命于朝堂示百官，元常奏：‘状涉谄诈，不可诬罔天下。’太后不悦，出为陇州刺史。”[26]根据这条资料可知，武则天是乐于见到“四方争言符瑞”的情况，并加大宣传，要“于朝堂示百官”，如果有人不知趣地提醒她，那么武则天就会将他贬官免职。在“庆山”事件中，武则天也是希望手下的人专挑好的符瑞上报。武则天长寿元年，“襄州人胡庆以丹漆书龟腹曰：‘天子万万年。’诣阙献之。昭德以刀刮尽，奏请付法。太后曰：‘此心亦无恶。’命释之”[27]。明明知道这件事是伪造的，就是胡庆想拍个马屁，捞点实惠好处，被大臣揭露了，但武则天却还是轻轻地发落，将胡庆放掉了。照例，碰到这样的事要按《唐律疏议》的规定处理，而武则天的处理却与法律规定大相悖离，说明她是喜爱、暗中鼓励怂恿上奏符瑞的。在“洛水献瑞”事件中，贡献“宝图”的唐同泰一夜之间就成了游击将军，这是多么大的诱惑，这等于是武则天在告诉官员和民众，进献符瑞有重赏，即使进献的所谓符瑞是人工制造也没关系，是假的也不会受到惩罚，相反阻碍符瑞进献和传播却要受到降职贬官的处罚。
　　在创造和利用的符瑞种类上，既有地理祥瑞，又有天象祥瑞；既有凤凰之类的动物祥瑞，又有梨花之类的植物祥瑞；既有正常的自然现象，又有千方百计的人工刻意安排，可谓无所不有。据有关学者研究，仅在《大云经疏》中引用的谶纬之说就有18种之多[28]。在这样的政策下，各地自然会“四方争言符瑞”，而武则天在这样的政治舆论烘托下，自然而然是坐稳了大周皇帝的宝座。武则天千方百计地创造符瑞，利用舆论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这在中国古代的帝王中实在是不多见的。
　　此外，武则天频繁地更改年号，更改自己及他人姓名，以及改造文字，这些都不能算作是符瑞，但也是她迎合天人感应的表现，是其以年号和新字来作为一种自造天人感应的心理状态的结果。比如年号，除去高宗、中宗、睿宗时武则天参与修改的年号不算，武则天独掌大权时其年号就有光宅、垂拱、永昌、载初、天授、如意、长寿、延载、证圣、天策万岁、万岁登封、万岁通天、神功、圣历、久视，大足、长安等十七个之多，在中国古代帝王中她的年号最多。这些年号的修改固然有不少特殊的原因，但大多与天意相关，实质上就是反映了武则天的一种愿望。永昌元年，她颁布《改元载初敕》，正名为曌，取日月当空之意，希望自己如同日月永远光照天下，这不也可以说是她为自己制造的一个符瑞吗?
　　其二，武则天利用和创造的符瑞不少与性别有关，特别强调女性和女身。
　　武则天是以李家妇人的身份篡权夺位的，然而在传统中国社会中，男性与女性的社会地位毕竟是有很大差异的，在武则天之前，女性当皇帝是不可想象的。自从武则天登上帝位，开创了中国新的历史，女性成了最高的统治者。这不仅是被统治的男性大臣们不习惯，就是连坐在帝位上的武则天，心里也有许多不适之处。她除了要克服与男性进行政治权力斗争方面的困难之外，还必须解决因自身的性别而带来的各种阻力。对此，武则天也想到了符瑞，她便想用这便捷且奏效的办法来为自己以一个妇人的身份登上皇位提供合法的理论基础，这也成为了她在符瑞使用上不同于历史上其他君王的特色之一。
　　武则天时期的符瑞，有不少与性别相关。如在洛水的“天授圣图”上，明确写有“圣母临人，永昌帝业”的字样，强调了武则天是圣母下降到凡间为帝王这一特殊事实。在众浮屠为其炮制的经书中，解释的理论变换了一下手法，在顺应社会男性为尊的风气前提下，符瑞中多处强调武则天只是天神下凡而呈现出的是女身，她并非是真正的女人，如“为度众生现受女身”[29]，“即以女身当王国土”[30]等，用佛教神话和谶语来为其解决颇为困扰的性别问题。此外，有很多记录母性呈强势，或者雌性动物转变为雄性的符瑞，如“淄州高苑民吴威妻、嘉州民辛道护妻皆一产四男。凡物反常则为妖，亦阴气盛则母道壮也”[31]，说明女性在不少场合下是会压倒男性而更会强盛的。再如“文明以后，天下诸州进雌鸡变为雄者多，或半已化半未化，乃则天正位之兆”[32]；“垂拱之后诸州多进雌鸡化为雄鸡者，则天之应也”[33]，这些都表示女性在不少场合下性别能够转化，让大家对性别不必太过忧虑。当然，出现这么多的符瑞表示武则天登位后有不少人在附和这位女性掌权者，搜罗甚至伪造这些具有象征性的事件进行奏报，为武则天的女性皇位提供统治的理论基础。
　　其三，武则天利用和创造符瑞的目的性明确，功利性明显。
　　我们不难发现，其实武则天所用的符瑞，技术含量并不高，如上面提到的新丰踊出的“庆山”，“天授圣图”的横空出世，《大云经疏》富于想象力的编造，以及众多的瑞石和谶语，这些都只是简单甚至荒谬的手段，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这些东西的粗糙和假冒，武则天和亲信所演的戏码其实伎俩很拙劣，不过因为她握有实权，如果大臣对这些符瑞说了实话，会受到武则天的打击，所以敢于说真话的越来越少，大家只能共同推动一部部假戏的上演。
　　话说回来，这些符瑞虽然质量不高，但是却都有很强的目的性，武则天的无限放大和利用更使这些符瑞发挥出了意想不到的重大作用。如，她用“天授圣图”为革命前的自己获得了天时地利的条件，从而进行了改朝换代，李唐变成了武周。她用《大云经疏》和凤凰入宫顺利地拿到了帝王的权杖，天意、佛意和民意都支持着她一步步走向权力的顶峰。每当一个关键的政治节点到来，武则天几乎都会用符瑞来制造舆论，创造她走向成功的有利条件；每一个重要符瑞的出现和使用，往往都有很强的指向性。当然，达到这些政治目的，只有符瑞是不够的，但符瑞却在这一系列的政治事件中充当了很好的强力剂，将一切都推向顺理成章的地步，其作用直接而快捷，是不可小视的。
　　四 总结
　　武则天在唐代政治上的活动，与祥瑞灾异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紧密的原因和她是一个女性帝王有关，和她的王权是篡夺来的有关。武则天的政治经历、独特的女性身份、政治需求和政治经验，使得她一再选择符瑞这一有力的政治武器。在使用符瑞的过程中，武则天与很多帝王的具体手法有很大的不同，比如她利用符瑞是频繁多样，强调女性或女身的符瑞多次出现，其制造符瑞的针对性和功利性特别明显。若论其影响，作为一种政治手段，符瑞是武则天武周政权的理论先导和政治保障。在社会生活中，因为关于女性的符瑞多次出现，或多或少加强了唐代女性的自我认知，提升了妇女在社会中的受重视程度。武则天对符瑞灾异等事件的推崇，还使从宫廷、官员到部分民众，都参与到制造或利用祥瑞灾异现象中来，这使很多人明白了操弄政治权术是可以取得较为理想的政治局面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此后的唐代政治格局。武则天以后，韦后继续利用符瑞，操弄政治，实际上是受了武则天极大影响的。一句话，武则天时期，是符瑞利用的一个高潮时期。
　　注释
　　[1]金霞：《中国古代政治文化视野中的祥瑞灾异》，《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
　　[2]牛来颖：《唐代祥瑞名物辨异》，《世界宗教研究》，1999年第2期。
　　[3]林世田：《武则天称帝与图谶祥瑞——以S16502《大云经疏》为中心》，《敦煌学辑刊》，2002年第2期。
　　[4]班固：《汉书》卷77《刘辅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251页。
　　[5]《辞源》，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351页。
　　[6]牛来颖：《唐代祥瑞名物辨异》，《世界宗教研究》，1999年第2期，第128页。
　　[7]长孙无忌：《唐律疏议》卷25，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湾商务印书馆，第312页。
　　[8]宋敏求：《唐大诏令集》卷114，贞观二年九月，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594页。
　　[9]李俊：《初唐时期的祥瑞与雅颂文学》，《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5年第5期，第113页。
　　[10]《辞源》，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915页。
　　[11]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34《五行一》，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873页。
　　[12]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36《五行三》，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958页。
　　[13]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99，太宗贞观二十二年七月，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259页。
　　[14]刘昫：《旧唐书》卷69《李君羡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524页。
　　[15]刘昫：《旧唐书》卷69《李君羡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525页。
　　[16]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94《李君羡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837页。
　　[17]刘昫：《旧唐书》卷69《李君羡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525页。
　　[18]王西坤认为李君羡的生平官职与预言相符是种偶然的巧合，“当有女武王者”与武姓女天子的出现，也应是偶然巧合。但是这偶然的巧合却被女天子刻意篡改，这才导致史籍中出现了预言与女天子两者之间的必然关系。参《试论史籍所载武周改唐预言的真实性》，《乾陵文化研究(四)》，三秦出版社，2008年版。
　　[19]牛致功：《许敬宗对唐代史学的功过》，载《唐代史学与墓志研究》，三秦出版社，2006年版，第145页。
　　[20]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01，高宗麟德元年十二月，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343页。
　　[21]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35《五行二》，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918页。
　　[22]刘昫：《旧唐书》卷37《五行》，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350页。
　　[23]刘昫：《旧唐书》卷6《则天皇后本纪》，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19页。
　　[24]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06，则天后神功元年五月，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518页。
　　[25]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06，则天后圣历元年二月，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526页。
　　[26]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03，则天后光宅元年八月，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421页。
　　[27]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05，则天后长寿元年七月，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6484页。
　　[28]林世田：《武则天称帝与图谶祥瑞——以S16502<大云经疏>为中心》，《敦煌学辑刊》，2002年第2期。
　　[29]《中华大藏经》第18册《大方等无想经》卷一，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页。
　　[30]《中华大藏经》第18册《大方等无想经》卷四，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6页。
　　[31]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36《五行三》，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954页。
　　[32]张鷟：《朝野佥载》卷4，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99页。
　　[33]张鷟：《朝野佥载》卷1，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43页。
　　(史佳楠，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 研究生)

乾陵文化研究（五）/樊英峰主编.--西安：三秦出版社，20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