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周时期百官章服的变化
王晶
武周时期是唐代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变革时期。在这一时期，以武则天为首的统治者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从大量资料来看，武周时期的改革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社会生活诸多方面，对唐代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本文拟对武周时期百官章服的变化加以探讨，从一个侧面加深对武周改革的认识。
一 武周之前的章服制度
作为律令制度性较强的社会，唐朝对各类官服的形制均有较为严格的规定。其中最具时代特点的乃是对于官常服的种种规制，最终使之实际上取代了所谓朝服、公服的地位，成为唐朝一般意义上的“官服”代表。
然而，由于唐代是中国古代服饰的大发展时期，随着经济的发展，各种服饰也呈现出空前繁荣的景象。服饰的形制方面，由于以中原地区为主的传统服饰文化，经南北朝时期不同地域、不同民族服饰文化的相互撞击交汇以后，产生出许多新的变异。隋唐时期普遍流行各式圆领袍，不过，由于这种袍服的样式过于简单，使得中国古代服饰中的等级制度难以明显地分辨出来，于是，颜色就成为区分等级的有力工具和手段。因此，从隋代开始就有了“品色衣”，而到唐代已形成制度，成为此后我国官服制度的一大特点。
从隋炀帝于大业六年(610)整理服饰制度就开始了服色的演变，那时，服色被作为区分等级贵贱的一个标志，成为身份的象征，从而也表明常服被正式纳入了律令格式体系。官员五品以上穿紫袍，六品以上穿绯袍或绿袍，胥吏穿青袍。入唐之后，服色就更多了。唐初，皇帝不让士庶穿赤黄色，自己则以赤黄为袍衫的主色。此外，还规定，官员三品以上穿紫袍衫，五品以上穿朱袍，六品以下均穿黄袍。到了唐太宗时代，官员常服的服色被进一步规范，官员们三品以上服紫，五品以上服绯，六品七品服绿，八品九品服青。高宗时，再次下诏完善服色制度。规定文武三品以上服紫，金玉带十三銙，四品服深绯，金带十一銙，五品服浅绯，金带十銙，六品服深绿，七品服浅绿，并银带，九銙，八品服深青，九品服浅青，并玉石带，九銙，以銙的数量和质料来区别品级尊卑。自此以后，唐代官员常服的服色，基本都以品级即紫、绯、绿、青为准了。
唐代品色服制的正式确立，为中国古代官服制度增加了新的内容，成为继冕服和佩绶制度后第三种能有效区分等级的服饰标志。
二 武周时期的百官服饰
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比较有作为的皇帝，在她完全掌握政权之后，采取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
1．服制
武氏朝在服制方面的改革措施颇多，其中，鱼袋便是一例。
鱼袋是唐代标示高级官员身份的一个重要服饰构件。鱼袋所盛随身鱼符。原先主要作用是作为进出宫廷的一种凭证，一般只有高级官员才有机会常“应召命”出入大内，故又使其具备了“明贵贱”的功能。武周之前，紫绯服饰和鱼袋作为官常服的形制构件，有时也用于服饰赏赐。然而，从这点上来说，就先前与唐代的官服服色制度存在着某种程度的互扰关系，至武周朝，《唐会要》卷三十一《舆服上·内外官章服》之“开元四年(716)二月二十三日诏”注载：“天授二年(690)八月二十日，左羽林大将军、建昌王攸宁赐紫金带，九月二十六日，除纳言，依旧著紫、带金龟。从此，又将鱼袋改为龟袋。借紫自此始也。”[1]可能因为武攸宁的特殊身份(武则天从父兄子)，以前存在的违制现象，终于以一种偶然的形式，而成了合法的服饰赏赐手段。而官员佩带鱼袋的制度，在颁布三年后也开始调整，据《唐会要》卷三十一《舆服上·鱼袋》载：“(永徽)五年(654)八月十四日敕：‘恩荣所加，本缘品命，带鱼之法，事彰要重，岂可生平在官，用为褒饰，才至亡没，便即追收?寻其始终，情不可忍。自今已后，五品已上有薨亡者，其随身鱼袋，不须追收。’”[2]此敕令意味着，以前主要作为盛装官吏执事进出“大内”的“出入证”的鱼袋，至此已被官方正式承认为一种高级官僚的服饰饰件了。随后，重大调整不断出台，如垂拱二年(686)正月二十日敕：“诸州都督刺史，并准京官带鱼袋。”[3]“神龙元年(705)六月十七日赦文：‘嗣王、郡王有阶级者，许佩金鱼袋。’”[4]“景龙三年(709)八月，令特进佩鱼。散职佩鱼，自兹始也”[5]。至此，唐代官常服主要构件功能与官僚服饰赏赐功能，发生了局部履盖与混淆，而这种功能的相互覆盖与混淆，对二者都产生相当的影响。于官常服制度而言，其制度基础是按品秩定服色，以达明确上下职守、激励各级工作热情之目的，而今却以高品官服及所佩越级下赏，使官员改变服色的标准与渠道消极多元化，实乃完全违背其制度运行规律和建设初衷，其结果便是“时数赦，官多泛阶；又帝亲郊，陪祠者授三品、五品，不计考；使府宾吏，以军功借赐朱紫率十八；近臣谢、郎官出使，多所赐与；每朝会，朱紫满廷而少衣绿者。品服大滥，人不以为贵”[6]。
作为律令制度性较强的社会，唐朝对各类官服的形制均有较为严格的规定。其中最具时代特点的乃是对于官常服的种种规制，最终使之实际上取代了所谓朝服、公服的地位，成为唐朝一般意义上的“官服”代表。
“异文袍”亦是其中重要内容之一。武则天当朝时，颁赐一种新的服装，即在不同职别的官员袍上绣以不同的纹样，名为“绣袍”，以这种装饰的禽兽纹样来区别文武官员的等级。文官绣禽、武官绣兽，是补服的起源。在此之前，多采用佩印绶制和颜色制等来区分官员的等级。
武则天赐都督刺史袍，上皆绣有山形，山周有回文铭十六字：“德政为明、职令思平、清慎忠勤、荣进躬亲。”[7]以后凡是新任命的都督刺史，都赏赐这种带铭文的袍。两年后，武则天又赐给文武三品以上者以铭文袍而且各自都绣有图案，例如，诸王是盘龙和鹿，宰相是凤，尚书是对雁，十六卫将军是对麒麟、对虎、对牛、对豹等。这种铭文标志的官服在以后的玄宗、德宗、文宗等各朝中也都沿用。
笔者以为，之所以在武周时期出现在赐袍上使用文字绣纹的方式，一方面表现了武则天对政治生态主观强力牵制的愿望；另一方面，也表现了她女性心理倾向的明显特征。
除了上述两项服制的改变之外，高巾子可视为这一系列行动之“从头开始”的开场白。唐人幞头在一定时期内呈基本相似的造型，然因人发有疏密而致发髻有大小，故其裹头布帛所依附者，绝不可能仅仅是人之自然头形与发髻。现实中为求较统一的幞头造型，唐人在幞头裹帛下便另置一物以衬显模头外观，此物就是“巾子”。
唐初，包括隋代，乃至北朝末期的幞头形制平小已为常规，甚至一般情况挨头下并无巾子，或估计形制也颇低小，故高祖李渊对于之前历朝首服高耸，颇为诧异，以至于不解地询问令狐德棻：“比者，丈夫冠、妇人髻，竞为高大，何也?”[8]但至武周时期，情况则有了较大变化，据《唐会要·舆服上》之“巾子”条载：“天授二年(691)，(武)则天内宴，赐群臣高头巾子，呼为‘武家诸王样’。”[9]因巾子决定幞头总体外形轮廓，故只需赏赐大臣们与之前样式迥乎的巾子，便可因改变官常服系统中作为视觉重点之一的首服外观，而总体上对李府的官常服传统形制进行“革命”。此次武周女皇空前地“赐”群臣高头巾子，想必受者无人敢于抵触不用，这实乃是自北周以来对幞头形制的一次变相政策性统一。当时甚至有民间人士也戴起了高头巾子。
2．服色
武周时期将洛阳定为神都，把吏、户、礼、兵，刑、工六部改为天、地、春、夏、秋、冬六官，旗帜为金色，她所居住的紫宸殿布满了浅紫色的帷幔，八品以下官员官服改为绿色。
此次改制，作为一种新的官服形式，还是具有很大意义的，它毕竟为唐代官服制度增添了新的内容，并且也直接地影响到了明清的官服制度。
三 百官章服变化的原因及其影响
笔者以为，武周革命，对文物制度的改革乃是源于政治需要的一种自然行为，其中单就高官、诸卫，以及地方行政长官等，国家重要岗位官员服饰纹样方面的变化而言，与唐代其他各期相比，都是程度更为强烈、风格更为突出。例如，以色彩丰富艳丽的绣文袍替代过去的服饰形制，便是武周文物改制的一贯宗旨。其目的，在于营造一种万象更新的氛围。而异文袍使用的刺绣工艺，使图纹的效果和立体层次都比武周之前要鲜明，在形制上是空前绝后的，这就充分表露了武周革命对李唐王朝传统服饰制度的冲击与颠覆。而这种变化对于武周之后的几位皇帝，玄宗、德宗、文宗等的服制形成都有一定的影响。例如，武周时期在官员常服上绣动物图案明品级的方式到了玄宗时扩大到了诸卫郎将，德宗时，又扩大到节度使，此后，异文袍逐渐向一般中央文官中普及，虽然终李唐一代，异文袍并没有最终形成制度化的官服，但是它对后世、特别是明清时期的袍服的影响却是显而易见的。
注释
[1](宋)王溥：《唐会要》卷31《舆服上·内外官章服》，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667页。
[2][3][4](宋)王溥：《唐会要》卷31《舆服上·鱼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676页。
[5](宋)王溥：《唐会要》卷31《舆服上·鱼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677页。
[6](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165《郑余庆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5060页。
[7](宋)王溥：《唐会要》卷32《舆服下·异文袍》，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680页。
[8](后晋)刘昫：《旧唐书》卷73《令狐德棻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2596页。
[9](宋)王溥：《唐会要》卷31《舆服上·巾子》，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675页。
(王晶，西安工程大学服装与艺术设计学院)
乾陵文化研究（五）/樊英峰主编.--西安：三秦出版社，20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