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帝陵

　　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也是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为并州文水(今山西省文水县)人，生于唐武德七年(624)，载初元年(690)改唐为周，自称大周皇帝，卒于大唐神龙元年(705)，享年82岁。并州作为武则天的故乡，武则天对其有着深厚的感情，曾两次回到故乡，并为晋阳城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本文主要从武则天的籍贯问题、两次并州之行和武则天对晋阳城发展的贡献等方面展开讨论。
　　一 武则天的籍贯为并州文水
　　关于武则天的出生地问题，一直是民间社会和学术界关注和讨论的焦点。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成果很多，但是尚无一致的看法[1]。尽管武则天的出生地尚有争议，但是武则天作为并州文水人却是无疑的。在讨论武则天的籍贯问题时，有必要结合唐代的实际情况，厘清几个重要的概念，特别是籍贯和出生地、郡望之间的关系。
　　判断个人的空间地域归属，中国通常由籍贯表示，由于籍贯和户籍制度关系密切，因此籍贯也得到官方认可。籍贯通常指一个人的祖居或出生的地方，判断籍贯包括两项内容：一是祖籍即祖居之地，二是本人出生地。这说明籍贯是一个内涵宽泛、界定不够严密的概念，既可指祖籍，也可指出生地，而此二者又往往不统一，有时差距甚远。
　　当前中国常出现名人出生地的争议问题，也成为地方争夺旅游资源的一种手段。但是从古至今，出生地并非认定籍贯的唯一标准，而且在宋代之前出生地常常并不作为籍贯。清代王士祯在《池北偶谈》里说：“唐人好称族望，如王则太原，郑则荥阳，李则陇西、赞皇，杜则京兆，梁则安定，张则河东清河，崔则博陵之类。虽传志之文亦然。”[2]由于唐代士人比较看重郡望，喜欢以郡望标榜，一些官方修史者亦不详细考辨人物家乡籍贯，经常题署郡望了事，成为当时的社会风气，竟成为所谓修史“原则”，造成了历史人物籍贯的极大混乱。元代以后，人物籍贯出现了以郡望、祖籍为主向以出生地和户籍所在的居住地为主的转变，因此唐代人不将出生地和居住地作为籍贯，在当时是很正常的。事实上，如果古人的出生地不是祖、父辈的世居之地，也不是其成长和长期生活的地方，是很难对出生地产生认同感的，也不可能将其作为籍贯所在地。唐代人很重视门第、氏族，不仅不将出生地和居住之地作为籍贯，而且常以远祖居住的郡望作为籍贯。
　　事实上，即使在文化昌明的现代中国社会，一个人的籍贯也不是由出生地决定的，假如今天一个人的父母户籍均不在该人的出生地，他在当地也是无法登记户籍的。例如：现在有一个非北京户籍的农民工夫妇生下一子，如果没有意外发生，这个孩子是无法在北京落户的，他也不可能成为北京人。这和西方国家的国籍制度有着明显的差别，于是国人就热衷于在国外产子以便小孩加入外国国籍。当今的中国户籍制度如此，农业社会的古代也不例外，因此把出生地作为籍贯认定的唯一标准，无论是现代，还是古代，都不符合现实。只是古代社会普通民众一般无法自由迁徙，于是出生地就是其籍贯，但是处于流动状态的官员和贵族的籍贯就要复杂的多。
　　武则天父亲武士彟，晋阳起兵后就离开了并州。唐王朝建立以后，从武德三年(620)开始，武士彟一直在长安担任工部尚书。到武德八年(625)，武士彟又到扬州出任长史。贞观元年(627)十二月，因利州(今四川广元)局势不稳，武士彟出任利州都督。贞观五年(631)十二月，武士彟又改任荆州都督。贞观九年(635)五月，武士彟闻太上皇李渊驾崩，悲痛呕血而死。可见，武则天母亲杨氏嫁与武士彟后，一直随其游宦，先后在长安、扬州、豫州、利州、荆州等地居住。任职期间，唐代官员绝难擅离职守，因此武则天似乎没有出生在山西文水的可能性，更大可能在游宦期间出生的。
　　武士彟为并州文水人，落叶归根，死后遗嘱后人“归葬文水”，于是家人将其灵柩送回故乡安葬。武则天的籍贯为“并州文水”，不仅武则天自己如此说，也得到以官方史料为基础正统史书《旧唐书》、《新唐书》和《资治通鉴》的一直承认，可见唐人或邻近时代后人对武则天的籍贯问题并无疑议，存在争议的只是武则天的出生地。
　　因此，当今关于武则天出生地之争，并不影响武则天作为山西人的事实。历史研究必须基于具体的历史背景，如果将历史回溯到唐代的现实情景下，考察当时的籍贯认定原则，而武则天作为并州文水人的身份是毋庸置疑的，而关于武则天出生地的争论实际成为一个当今时代的现实性问题。
　　二 武则天的两次并州之行
　　武则天一生的身份经历多次转变，先是大唐工部尚书武士彟的女儿，接着是唐太宗李世民的才人，后来又是高宗李治的皇后，最后是武周王朝的女皇帝，但是不管身份如何变化，其与并州的关系均极为密切。武则天有生之年共回过并州文水两次，一次是12岁，当时满怀丧父之痛回乡葬父；另一次是37岁，武则天已经贵为大唐帝国的皇后，衣锦而荣归故里。武则天成为大周皇帝之后，虽然并没有再次回乡，但是凭借皇帝的巨大权威，对晋阳城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贞观九年(635)，年仅12岁的武则天护柩回乡葬父，这应该是她第一次回到故乡。此时武则天幼年惨遭失怙之痛，内心之悲恸可想而知。这次回到故乡，文献记载很少，无法获知当时详情。两年后失去依靠的武则天受到唐太宗垂青，只身踏入宫门。显庆五年(660)，经历残酷宫廷争斗，并最终成为帝国皇后的武则天功成名就，衣锦还乡，心境应该与第一次回乡大相径庭。《旧唐书·本纪第四》记载如下：
　　(显庆)五年春正月甲子，幸并州。二月辛巳，至并州。丙戌，宴从官及诸亲、并州官属父老，赐帛有差。曲赦并州及管内诸州。义旗初职事五品已上身亡殁坟墓在并州者，令所司致祭。佐命功臣子孙及大将军府僚佐已下今见存者，赐阶级有差，量才处分。起义之徒职事一品己下，赐物有差。年八十已上，版授刺史、县令。佐命功臣食别封身已殁者，为后子孙各加两阶。赐酺三日。甲午，祠旧宅，以武士彟、殷开山、刘政会配食。
　　三月丙午，皇后宴亲族邻里故旧于朝堂，命妇妇人入会于内殿，及皇室诸亲赐帛各有差，及从行文武五品以上。制以皇后故乡并州长史、司马各加勋级。又皇后亲预会，每赐物一千段，期亲五百段，大功已下及无服亲、邻里故旧有差。城内及诸妇女年八十已上，各版授郡君，仍赐物等。己酉，讲武于并州城西，上御飞阁，引群臣临观。辛亥，发神丘道军伐百济。[3]
　　与唐太宗北巡晋阳的背景相同，唐高宗也在临近出兵高丽之时，回到晋阳城，意味极为接近。唐高宗此次北巡，主要有以下活动：
　　第一，赏赐随从大臣和晋阳起兵勋旧人员，包括晋阳起兵的参与者及其子孙，祭祀了参与晋阳起兵，五品以上并且坟墓在晋阳的人。高宗出兵高丽前夕，封赏晋阳起兵参与人员无疑有利于鼓舞将士士气，起到战前动员的作用。并且，高宗讲武于并州城西，举行这一军事活动，有着一定的军事意义。
　　第二，武则天宴请故乡故旧、官员。与武则天第一次回乡葬父的凄凉境况不同，武则天经过残酷的政治斗争，获得大唐皇后的尊贵地位，衣锦还乡，于是在并州朝堂宴请亲族、邻里、故旧，命妇人参加在内殿举行的聚会，赐予皇室亲族金帛。高宗还因并州为武则天的故乡，为并州长史、司马增加勋官品阶，赏赐财物，为武则天增加了荣光。
　　第三，高宗和武则天此次晋阳之行，持续了长达一个半月，举办了很多活动，如登临晋阳城西北的龙阁俯瞰全城，一同登龙山，参观童子寺并赋诗而还等[4]。通过这些活动，进一步加深了高宗和武则天的感情，也为武则天执掌政权奠定了基础。
　　此外，武则天也为并州文水的经济建设作出了贡献，据《永乐大典》的文水县部分记载：“武后凿井给养，井至幽深，后一朝水溢，平流东南，注文水。”这一水利工程可能是武则天第二次回故乡后作出的惠民行为。
　　三 武则天与晋阳城的建设
　　魏晋南北朝以来，晋阳城的军事、政治地位日益突显。到了唐代，晋阳城的地位更加重要，一是由于晋阳所处地势险要，战略位置显重，其政治地位仅次于西京长安、东都洛阳；军事上，晋阳与范阳、灵武同为唐朝北方军事防御中心，也是东西两京军安全的最重要屏障。二是由于晋阳为李唐王朝的龙兴之地，李渊因晋阳起兵代隋建唐，之后唐代帝王皆视晋阳为“王业所基，国之根本”，因此重视晋阳城成为唐王朝的一贯政策。
　　《元和郡县志》记载：“(晋阳)府城，故老传晋并州刺史刘琨筑……今城高四丈，周回二十七里。城中又有三城，其一曰大明城，即古晋阳城也。”[5]事实上，赵简子家臣董安于最早修筑晋阳城，之后历代屡有兴建。可见早在唐代之前，所谓“晋阳三城”中的西城已经存在，并且唐代也没有扩建，晋阳城的主要变化在于东城和中城的修筑。贞观十一年(637)，太宗皇子李治为并州都督，英国公李世勣作为并州长史协理，于汾河东展筑东城，南北约八里半，东西约五至六里，“西城”作为州城在汾河之西，“东城”是相对于西城而言。两年之后，李世勣又因晋水汾东地多碱卤，井水苦不能饮，于汾河设渡槽，从西城“智伯渠”引晋水入东城以甘民食。
　　武则天称帝以后，基于唐帝国对晋阳的一贯政策，加之由于对故乡的深厚感情，对晋阳城更加重视。长寿元年(692)，武则天以晋阳为北部，晋阳于是成为仅次于东都洛阳、西京长安的政治、军事重镇。到唐中宗神龙元年(705)北都罢，晋阳一直为唐王朝的第三大政治中心。此后，玄宗、肃宗曾先后将晋阳升格为北都，以后遂成为定制。武则天以晋阳为北都，无疑提高了晋阳城的政治级别，也大大增强了晋阳城的政治、军事地位。同时，武则天也极为重视晋阳的城市建设。
　　武则天任用崔神庆为并州长史，对其言：“并州，朕之枌榆，又有军马，比日简择，无如卿者。前后长史，皆从尚书为之，以其委重，所以授卿也”，由于晋阳在政治、军事方面的重要地位，武则天对于并州的长官任命极为重视。崔神庆到任之后，加强了晋阳城的建设，“先是，并州有东西二城，隔汾水，(崔)神庆始筑城相接，每岁省防御兵数千人，边州甚以为便”[6]，除了修葺汾西旧晋阳城外，还在汾东扩展小县城，继而又在东、西二城之间跨汾连堞，增建中城。于是太原县城被称为“东城”，晋阳城称为“西城”，两城之间的城堞则被称为“中城”，合在一起就构成了所谓“晋阳三城”。三城东西12里，南北8.5里，周遭40多里，规模极为宏大[7]。崔神庆修筑中城的主要目的是增强晋阳城的防御能力，其目的有两个：一是连通东城和西城，方便士兵和物资的调动，以加强两个城市的联系；二是隔绝汾河，防备敌人从水上攻城。至此，晋阳城达到古代历史上最大规模，由中、东、西三城相连而成，城门达24座，城墙高三丈五尺，比长安城还要高出一丈五尺，西城内还有大明城、新城、仓城，城外西北方还有用于军事防卫的罗城，于是形成一个规模巨大的城市群。
　　安史之乱期间，河东成为大唐与安史叛军争夺的关键地区，而晋阳存亡尤为关键，可谓：河东在则大唐可守，河东亡则大唐难存。当时，朔方军将领李光弼率领不足一万官兵成功抵御史思明的十万军队多次围攻，最终获得晋阳保卫战的胜利。晋阳保卫战的成功，一方面是因为李光弼统军有方、战略得当，但是另一方面也在于晋阳城的强大军事防御功能的有效发挥，而武则天对于晋阳城的建设功不可没。
　　注释
　　[1]关于武则天出生地有多种说法，学术界主要有山西文水说、四川广元说、陕西长安(今西安)说以及河南洛阳说等。
　　[2](清)王士祯：《池北偶谈》卷22，中华书局1982年，第540页。
　　[3](后晋)刘昫：《旧唐书》卷4，中华书局1975年，第80页。
　　[4]王振芳：《大唐北都》，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年，第40页。
　　[5](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志》卷13，中华书局1983年，第365页。
　　[6]《旧唐书》卷77《崔义玄附崔神庆传》，第2690页。
　　[7]张德一：《晋阳城的创建时间及都城周回》，《山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
　　(王效锋，历史学博士，太原师范学院，讲师)

乾陵文化研究（八）/樊英峰主编.--西安：三秦出版社，20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