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帝陵

　　隋唐两代实行东西两京制，多位皇帝曾巡幸东都洛阳，这种情况在文献中多有记载。本文拟以隋唐皇帝巡幸洛阳为切入点，对这一现象的原因和影响进行了初步分析，谈点个人粗浅的看法。
　　一 隋唐时期皇帝巡幸洛阳始末
　　隋唐时期皇帝曾多次巡幸洛阳，为了便于对这种现象进行更全面的分析，兹据《隋书》、新旧《唐书》和《资治通鉴》等史书对隋唐时期皇帝巡幸洛阳的概况进行梳理，并列表如下：
　　从表中可以看出，在有隋一代及唐朝前期隋文帝、炀帝和唐太宗、高宗及玄宗多次巡幸洛阳，在洛阳的时间共计28年；此外，光宅元年至神龙二年(684—705)武则天迁都洛阳，天祐元年(904)朱全忠强迫昭宗将唐都从长安迁到洛阳。如果将这些时间加进去，隋唐时期皇帝在洛阳共计51年又8个月。但因这两次属于迁都而非巡幸，故不在本文探讨范围之内。皇帝巡幸洛阳都在隋至唐朝前期，其原因在于安史之乱后，政局日益动荡，中原地区成为藩镇反复争夺之地，洛阳城受到严重破坏，宫殿建筑被焚毁，十不存一。考察隋唐皇帝巡幸洛阳的具体史实，依据其目的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就食型，主要指皇帝因关中地区粮食供应不足而不得不到洛阳去。如，隋文帝开皇四年(584)九月“甲戌，驾幸洛阳，关内饥也”[1],十四年(594)“八月辛未，关中大旱，人饥，上率户口就食于洛阳”[2]；此外，唐太宗贞观十一年(637)二月巡幸洛阳，是因为自贞观元年以来关中多次发生水旱蝗等灾害[3]，关中供应困难；高宗显庆二年(657)、四年、咸亨二年(671)、上元元年(674)、调露元年(679)和永淳元年(682)五次东幸洛阳，都是因水旱灾害引起关中粮食供应紧张；玄宗五次巡幸洛阳除了开元十二年(724)十一月至十五年十月这次以外，也是因关中粮食供应不足，这些都应该属于就食。二是征伐型，即因军事目的而巡幸洛阳。隋炀帝刚刚即位就东幸洛阳，与镇压汉王杨谅反叛有关；大业八年(612)和十年十月到洛阳主要是东征高丽；唐太宗贞观十八年(644)“十一月壬寅，车驾至洛阳宫。……，发天下甲士，召募十万，并趣平壤，以伐高丽”[4]。三是游乐型，包括皇帝因泰山封禅和巡游关东和东南地区而暂驻洛阳。隋炀帝东幸洛阳除了上面提到的三次是军事征伐原因，其余的都属于巡游河北或江都；唐太宗贞观十五年东至洛阳是“有事于泰山”；麟德二年(665)史籍并无关中发生灾害的记载，“是岁大稔，米斗五钱，麰麦不列于市”[5]，为东封泰山奠定了物质基础，高宗于是年二月至东都，十月出发东封泰山，次年四月即返回长安；唐玄宗开元十二年(724)，第三次幸东都，十三年十月发东都，封泰山。中宗、睿宗出于政治原因，没有前往洛阳。
　　二 隋唐时期皇帝巡幸洛阳的原因
　　隋唐时期皇帝为什么要频繁地巡幸洛阳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许多前辈学者曾发表过自己的观点，多认为政治因素是其主要原因。在我看来，除政治因素外，经济和军事原因也很重要。陈寅恪先生也指出隋唐皇帝巡幸洛阳“除别有政治及娱乐等原因”外，其主因为“经济供给之原因”[6]。
　　(一)经济原因
　　1．关中地区的人地关系状况
　　关中地区从西周开始能够长期为都城所在，与它的经济军事地理优势有关。汉初，娄敬认为关中“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卒然有急，百万之众可具也。因秦之故，资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谓天府者也”[7]。司马迁也认为关中“量其富，什居其六”[8]。然而，经过1000多年的开发，迄及隋唐，“唐都长安，而关中号称沃野，然其土地狭，所出不足以给京师，备水旱，故常转漕东南之粟”[9]。关中地域范围狭小，开发已达到极限，土地产出已处于饱和状态，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经济发展已经遇到难以突破的瓶颈。隋至唐朝前期170多年间，关中地区社会相对稳定，人口迅速增长，已大大超过了土地的承载能力。开皇年间，“百姓承平日久，虽数遭水旱，而户口岁增”，“京辅及三河，地少而人众，衣食不给”[10]；到大业五年(609)今陕西境内的98县，共计户747526，口3737630；仅京兆郡就有308499户，1542495口，占40％多[11]。翁俊雄先生统计对比了唐初贞观十三年(639)到盛唐天宝十二年(753)114年间关中地区人口增长的状况，如表二：
　　据上表可知，关中地区在唐代前期人口增长迅速，人口密度大。唐高宗也不得不承认“咸京天府，地狭人繁，百役所归，无方胥萃。虽获登秋之积，尤亏荐岁之资”[13]；太子李弘上疏称“关辅之地，萌庶孔殷，丁壮受田，罕能充足”[14]。长安也集中了众多的皇室贵族、官僚、宫女、宦官军兵仆役及游食之徒等纯消费性人口，他们基本上不从事任何物质生产，而且大多过着奢侈豪华的生活，这又增加了关中的负担。从武则天临朝听政到天宝年间，国家机构渐趋膨胀，官吏人数大为增加，仅朝官已达17600多人[15]，比贞观时多出近30倍。因此，开元年间裴耀卿上疏说：“往者贞观、永徽之际，禄廪数少，每年转运不过一二十万石，所用便足。……今升平日久，国用渐广，每年陕、洛漕运，数倍于前，支犹不给”[16]，“京师大众之所聚，万旅百官之仰给，邦畿之赋岂足克用?”[17]
　　在古代社会，农业的发展极易受自然环境变化的影响。关中地区从西周到唐代开发已有1700多年的历史。率先开发的地区往往是植被最早受到破坏的地区，也是人类最早接受大自然惩罚的地区[18]。关中长期是国都所在，不仅大规模的都城宫殿营建活动对森林植被造成严重的破坏；而且随着人口的大幅增长，为了解决人口吃饭和日常生活樵采薪炭问题，隋唐政府鼓励民众砍伐森林，以扩大耕地面积，特别是泾河、渭水和北洛河的过度开发，这些都加剧了关中地区生态环境的恶化，造成自然灾害频发，水利设施淤塞，灌溉面积减小。战国时，关中修建了郑国渠“溉田四万顷”，汉代又开凿了白渠，“复溉田四千五百余顷”，而到唐永徽时，“两渠所溉，唯万许顷”，代宗大历初，“又减至六千二百余顷，比于汉代，减三万八九千顷。每亩所减石余，即仅校四五百万石矣”[19]。关中地区频发的自然灾害更加剧了对粮食的巨大需求与有限的产出之间的矛盾，特别是旱涝蝗灾和霜冻灾害等对农业生产影响巨大，一旦发生粮食作物将大面积减产，甚至绝收，进而引发关中地区的饥荒。据统计，从隋开皇元年至唐天宝元年的175年间，关中共发生旱灾44次[20]。自武德七年至开元二十九年(624—741)，京畿地区发生旱灾10次，水灾7次，蝗灾3次[21]，共20次，平均5-6年一次。“咸亨元年，关中旱，饥；九月，丁丑，诏以明年正月幸东都”[22]；开元二十一年“耀卿为京兆尹，京师雨水害稼，谷价踊贵”[23]；永淳元年，关中先水后旱蝗，“上以关中饥馑，米斗三百，将幸洛阳”[24]。霜冻雨雪之害，不仅严重影响农作物的生长，而且也会对贫苦农民造成人身伤害，减少农业劳动力，进一步影响农业生产。“咸亨元年十月癸丑，大雪，平地三尺，人多冻死”[25]。这些旱涝蝗和霜雪冻寒等灾害的发生，使“稼穑不成”，关中粮食供应紧张，频频出现“关中饥”，甚至“京师人相食”的惨剧。
　　既然关中地区的农业生产不能满足京畿地区与日俱增的粮食需求，为什么不向宽乡迁徙人户呢?只因隋唐统治者实行“关中本位”政策，需要关中留有大量人口，以满足拱卫京师有足够的兵源和以丁纳课扩大租调徭役征发的需要，不鼓励关中人口外迁。贞观初年，关中频年霜旱，朝廷立议，人口稠密之处，得移宽乡，陕州刺史崔善为即上表反对，“畿内之地，是谓户殷，丁壮之人，悉入军府。若听移转，便出关外。此则虚近实远，非经通之议”[26]。此外，从关东和江南大量输送粮食，也是解决关中粮食供应紧张的方法之一。但是，关中偏居西北，“关河重阻，无由自达”漕运不畅。为了方便山东漕粮西运，隋文帝于开皇四年(584)下诏引渭水，自大兴城东至潼关，凿广通渠，以利漕运；炀帝时又开凿了以洛阳为中心，北抵涿郡，南至余杭的大运河；然洛阳到长安漕运异常艰难，“渭川水力，大小无常，流浅沙深，即成阻阂”[27]，加上“河有三门底柱之险”，水运日艰，陆运成本太高，从洛阳运至陕“才三百里，率两斛计用钱千”。唐中宗景龙三年(710)，襄州刺史崔湜提出一个新的运输方案，避开黄河三门险段以及渭河水道，而设法沟通汉江与关中的联系，从山南引丹水通漕至商鑱山出石门，抵北蓝田，可通挽道。但这条道路也是异常艰难，仅在开凿时就“役徒数万，死者十五”，开通后“每经夏潦，摧压踣陷，行旅艰，僵仆相继”[28]。开元十八年(730)，宣州刺史裴耀卿上书建议朝廷分别在河口和三门之东西置仓，并利用原有太原仓、永丰仓、渭南仓，由官府雇船，节级转运至关中，“凡三年，运七百万石”，然运输成本仍然很高，当时民间有“斗钱运斗米”之说[29]。
　　隋至唐朝前期，一方面是关中地区经济发展受到了资源限制，农业生产满足不了人口增长和统治集团日益扩大的需求；另一方面，关中地区过于偏西，交通不便，漕运成本高，给政府和广大民众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因此，每当发生自然灾害，皇帝就率领皇子皇孙和文武百官到洛阳就食，以缓解关中的粮食供应压力。
　　2．全国经济格局的变化
　　隋至唐朝前期全国经济格局最明显的变化就是全国经济重心已经转移到黄河下游地区和江南经济的迅速崛起，这导致政治中心与经济重心的分离，且越来越远。
　　自东汉末年，关中地区屡遭战乱，成为华戎杂居之地，经济重心逐渐东移。隋朝已是“诸州调物，每岁河南自潼关，河北自蒲坂，达于京师，相属于路，昼夜不绝者数月”[30]；唐代河北道的南部和中部以及河南道除了洛阳附近各州和兖、沂两州山区之外的黄河下游平原地区成为全国最大的富庶地区。据王仲荦先生《隋唐五代史》中所列的唐代水利工程资料和年代统计，唐代前期河南、河北两道修建的农田灌溉工程各有23和37项，加起来共60项，占全国129项中的45.5％，而关内道仅有15项，且有些是对前代水利设施的修补[31]，河南河北两道水利设施的大量修建必然会促进农业生产的巨大发展。据统计，唐前期河南共有户2772996；河北有户2142414，两地共有户490余万，占全国总数的54％；全国十万户以上的大郡共34个，河南河北二地即占28个[32]。玄宗认为“大河南北，人口殷繁，衣食之源，租赋尤广”[33]。史载，天宝八年(749)两道粮仓存储，河南道正仓所储为五百八十二万五千四百一十四石，义仓所储为一千五百四十二万九千七百六十三石，常平仓所储一百二十一万二千四百六十四石，为全国各道中最多的；河北道正仓所储为一百八十二万一千五百一十六石，义仓所储为一千七百五十四万四千六百石，常平仓所储为一百六十六万三千七百七十八石[34]。这说明，天宝年间两道仍然是全国产粮最多的地区，是国家最主要的赋税来源地和漕粮供应区。
　　江南地区的大规模开发是从六朝开始的，“永嘉之乱”后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人口南迁浪潮，江南经济迅速发展，扬州三吴地区已是“一岁或稔，则数郡忘饥”，“丝绵布帛之饶，覆衣天下”[35]。隋唐时期，江南经济仍迅速发展，当时“讲南淮南诸州租船千艘已至跫洛，计有百余万斛”[36]。隋炀帝重筑洛阳城，开凿大运河，武则天迁都洛阳，就有明显的仰仪东南财赋，就近取食的意图；开元年间，裴耀卿改革漕运，运来江淮粟米供应京师，三年运七百万石，表明江南在国家经济生活中的地位上升。
　　由于当时区域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河南河北以及江南经济迅速发展，在全国的经济地位更加重要，国家财赋更加依赖这些地区，为了保障王朝的正常运转和满足统治集团的奢侈生活，就要加强政治中心与这些地区的联系。而洛阳拥有优越的区位地理优势。洛阳地处伊洛平原，“溯洛背河，左伊右瀍”，拥有充沛的水资源，土壤处于中上等，自古以来就属于农业发达地区，又背靠华北大平原，供应充足；此外，洛阳又拥有“为天下之中也，诸侯四方纳贡赋，道里均矣”[37]的地理优势。隋炀帝开凿了以洛阳为中心，北达涿郡，南通余杭的大运河，将洛阳与两大经济区域紧密的联系起来，洛阳的地理优势就更加突出，成为从关东和江南向长安运送粮食道路上最重要的转接枢纽。洛阳既离长安不太远，便于皇帝往来；而且是大运河的中心，交通极为便利，便于漕运河南河北及江南租粮。皇帝们也完善了洛阳的城市设施，设置了许多粮仓。据考古发现，隋唐时洛阳周围的粮仓有河阳仓(在今洛阳市东北)、含嘉仓(在今洛阳老城区北侧)、回洛仓(在今洛阳市隋洛阳故城北七里)、洛口仓(一名兴洛仓，在今河南巩县东南)、子洛仓(遗址在今洛阳市)[38]。这些仓库规模庞大，兴洛仓“仓城周回二十余里，穿三千窖，窖容八千石以还”，回洛仓“仓城周回十里，穿三百窖”[39]，储米粟多者至千万石，少者不减数百万石，这就保障了洛阳拥有充足的粮食储藏，以满足巨大的需求。
　　(二)政治军事原因
　　隋唐皇帝巡幸洛阳的征伐型与当时的军事形势有关。隋炀帝大业八年和十年，唐太宗贞观十九年前往洛阳，就是为了征高丽。魏晋以来，中原处于分裂动乱时期，高句丽趁机不断向外扩张，占领辽东四郡，并控制东北一些弱小民族，企图建立在东北亚地区的霸权。隋平陈后，高丽王“汤大惧，治兵积谷，为守拒之策”，“虽称藩附，诚节未尽”，“驱逼靺鞨，固禁契丹”，“又数遣马骑，杀害边人”[40]。而此时突厥在隋唐两代的军事打击和分化离间之下，逐渐分裂衰弱，威胁减小，时“四海廓清，三边底定，唯高丽小竖，狼顾燕垂”[41]，隋唐王朝与高丽的矛盾就突显出来了，朝野皆以辽东为意。乔凤岐也认为东征高丽的原因是隋唐皇朝与高丽之间领土争端引发的各种矛盾进一步激化，争夺对东北亚各少数民族的支配权和战略要地辽东地区[42]。仁寿四年隋炀帝东巡洛阳，是与平定汉王杨谅在关东的叛乱有关。长安偏居西北，“关河悬远，兵不赴急”，而洛阳居天下之中，交通便利，便于部署指挥战争。隋唐两朝都是关陇集团建立并主导的王朝，“自周秦以来就形成了关陇和关东两大地域政治集团，两大政治集团的合作和斗争直接影响国家的分合和王朝的更替”[43]，因此皇帝东巡，既有游乐的因素，也有安抚和威慑关东的政治考量。洛阳是从长安出关通向东、北、南方的交通分叉点，皇帝们不管是封禅泰山还是巡游江南河北都要经过洛阳。
　　三 隋唐时期皇帝巡幸洛阳的影响
　　(一)皇帝巡幸洛阳对当时社会的影响
　　皇帝巡幸洛阳，适应了当时经济重心向东、向南转移的新情况，减轻了关中地区的负担，缓解了人口增长与有限的土地空间的矛盾；也有利于控制广大东部州郡，视察民情，维护国家的安定统一；此外，隋唐皇帝频繁的巡幸洛阳，重视洛阳的设施建设，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洛阳的城市发展。隋炀帝营建洛阳新城，其形制和布局与长安相似，分宫城、皇城、外郭城，并设有三市和许多巨大的粮仓；唐高宗时又在洛阳皇城西南隅建上阳宫，武则天时又修了外郭城墙。但同时却把巨大的经济压力转移到了洛阳地区，每次皇帝到洛阳，“每之一所，辄数道置顿，四海珍馐殊味，水陆必备”，“郡县官人，竞为献食”[44]，洛阳也需重新建造许多新的宫殿和官署，以提供一个政治中心所必要的设施，给附近地区的人民带来巨大的负担。朝廷在东西两京之间来回迁移，也给帝国政府的正常办公带来很大的混乱。
　　(二)皇帝巡幸洛阳对中国历史的影响
　　在封建社会，皇帝是一切军国大政的最后决定者，是国家政治生活的中心，因此皇帝所在即为国家政治中心所在。隋唐时期皇帝到洛阳，不仅仅是简单地临时游幸，还修建宫殿、设置官署，做好长期驻留的打算。隋炀帝即位初就下诏营建洛阳新城，称为东京，也有宫城、皇城，设官分职，门下、中书和尚书三省亦如长安旧制，“既营建洛邑，帝无心京师，乃于东都固本里北，起天经宫，以游高祖衣冠，四时致祭。于三年，有司奏议，请准前议，于东京建立宗庙”[45]。唐承隋制，贞观时改称洛阳宫，乾阳殿改名含元殿，皇帝东巡洛阳期间常在含元殿西侧的宣政殿上朝听政；皇帝和朝廷的主要机构开始在洛阳办公处理军国政务，隋炀帝、唐太宗和高宗多次在洛阳决策部署伐高丽的军事行动，举行科举取士，接见高丽日本突厥和西域诸蕃邦酋长使者的朝贡。高宗显庆二年又改洛阳宫为东那。隋唐时期皇帝频繁地巡幸洛阳，使洛阳成为与长安并立的两大政治中心之一，以一种两都并立的特殊的过渡形式开启了中国古代社会中后期政治中心东移的过程。尽管在唐代中后期由于藩镇割据，政局不稳，以及出于政治惯性的拉力，唐朝大多数皇帝仍居于长安，但是政治中心的东移已是大势所趋。到五代辽宋时期，政治中心彻底东移，或都洛阳，或都开封，之后的元明清三朝或都于南京，或都于北京。政治中心的东移也意味着在全国地域性政治势力的竞争中关陇集团的衰落，关中地区在此后逐渐被边缘化，统治者不再像以前那样致力于对关中的经营，关中经济更加衰落，朝廷对江南财赋的依赖也更深，“今赋出天下，江南居十九”[46]，加速了中国古代经济重心的南移。
　　注释
　　[1](唐)魏徵：《隋书》卷1《高祖纪上》，中华书局1973年，第22页。
　　[2]《隋书》卷2《高祖纪下》，第39页。
　　[3]据(后晋)刘昫：《旧唐书》卷2《太宗纪上》载：贞观元年“是岁，关中饥，至有鬻男女者。”《旧唐书》卷37《五行志》载：“贞观二年六月，京畿旱，蝗食稼。”《旧唐书》卷2《太宗纪上》载：“(贞观)三年……六月戊寅，以旱，亲录囚徒。遣长孙无忌，房玄龄等祈雨于名山大川，中书舍人杜正伦等往关内诸州慰抚。”(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35《五行二》贞观四年记：“自太上皇传位至此，而比年水早。”《旧唐书》卷3《太宗纪下》贞观十年载：“是岁，关内、河东疾病，命医斋药疗之。”
　　[4]《旧唐书》卷3《太宗纪下》，第56—57页。
　　[5]《旧唐书》卷4《高宗纪上》，第87页。
　　[6]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七·财政》，三联书店1954年，第148页。
　　[7](西汉)司马迁：《史记》卷99《刘敬叔孙通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第2716页。
　　[8][37]《史记》卷129《货殖列传》，第3262页。
　　[9](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53《食货三》，中华书局1975年，第1365页。
　　[10]《隋书》卷24《食货志》，第681—682页。
　　[11]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陕西省志·人口志》，三秦出版社1986年，第64页。
　　[13](清)董诰：《全唐文》卷13《幸东都诏》，中华书局影印1982年，第160页。
　　[14](宋)李昉等：《文苑英华》卷605《皇太子请家令寺地给贫人表》，中华书局1966年，第3136页。
　　[15](唐)杜佑：《通典》卷10《漕运》，中华书局1988年，第213—224页。
　　[16]《通典》卷10《漕运》，第222页。
　　[17](宋)王钦若：《册府元龟》卷498《漕运》，中华书局1960年，第5959页。
　　[18]林立平：《六至十世纪中国都城东渐的经济考察》，《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3期，第91页。
　　[19]《通典》卷174《州郡四》，第4563页。
　　[20]陕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陕西省志·气象志》，气象出版社2001年，第159—162页。
　　[21]董咸明：《唐代的自然生产力与经济重心南移》，《云南社会科学》1985年第6期，第107页。
　　[22](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01高宗咸亨元年条，中华书局1956年，第6365页。
　　[23]《新唐书》卷53《食货志三》，第1366页。
　　[24]《资治通鉴》卷202高宗永淳元年四月条，第6407页。
　　[25]《新唐书》卷36《五行志三》，第935页。
　　[26]《旧唐书》卷191《崔善为传》，第5089页。
　　[27][30]《隋书》卷24《食货志》，第683页。
　　[28]《册府元龟》卷697《牧守部·酷虐》，第8316页。
　　[29]《新唐书》卷53《食货志三》，第1367页。
　　[31]王仲荦：《隋唐五代史》上册，中华书局2007年，第431—452页。
　　[32]朱大渭、张泽咸：《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第二卷，齐鲁书社、文津出版社1996年，第345页。
　　[33]《全唐文》卷31《谕河南河北租米折留本州诏》，第346页。
　　[34]《通典》卷12《食货》，第292—294页。
　　[35](梁)沈约：《宋书》卷54《孔季恭羊玄保沈昙庆传论》，中华书局1974年，第1540页。
　　[36]《册府元龟》卷498《漕运》，第5959页。
　　[38]曹铁圈：《隋唐时期洛阳及其周围地区仓储初探》，《中州学刊》1996年第5期。
　　[39]《资治通鉴》卷180炀帝大业二年(606)条，第5626页。
　　[40]《隋书》卷81《高丽传》，第1815页。
　　[41]《隋书》卷66《陆知命传》，第1560页。
　　[42]乔凤岐：《隋唐皇朝东征高丽研究》，中国社会出版社2010年，第47—56页。
　　[43]王明德：《从黄河时代到运河时代：中国古都变迁研究》，巴蜀书社2008年，第275页。
　　[44]《隋书》卷4《炀帝纪下》，第65页。
　　[45]《隋书》卷7《礼仪志二》，第139页。
　　[46](唐)韩愈著，阎琦校注：《韩昌黎文集注释》卷4《送陆歙州诗序》，三秦出版社2004年，第346页。
　　(梁克敏，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

乾陵文化研究（八）/樊英峰主编.--西安：三秦出版社，20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