颉利可汗渭水退兵之谜
惠焕章，杨婧
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八月，颉利可汗乘唐太宗刚刚即位，国内政局动荡之机，亲自率领20万精骑再次大举入扰。前锋攻破武功(今陕西武功县)，京师戒严，行军总管尉迟敬德虽然奋勇挫败突厥于泾阳，但其主力并未受损失。颉利可汗继续向长安进攻，他一方面列阵渭水北岸以威慑唐军，一方面派使者对唐政权进行军事讹诈。面对突厥兵的严重威胁，唐太宗决定亲自抵抗。他亲率骑兵布阵于渭水之南，与突厥隔河相对，以阻止突厥军队的进攻。于是双方军队在渭桥上形成相互对峙的局面，谁也不愿首先出击，这场僵局最终以唐太宗与颉利可汗“刑白马设盟”而告终，历史上称这次事件为“渭桥之盟”。
关于此事的记载，让人不禁想入非非：唐太宗与颉利可汗是如何达成妥协的呢?在“渭桥之盟”的表象背后是否还存在着其他交易呢?对于这两个颇值得注意的疑点，学术界持有两种不同的看法：
有一种观点认为，“渭桥之盟”主要是依靠唐太宗的机智沉着、深谋远虑而智退颉利可汗，才使得这一严重时刻化险为夷。颉利可汗不愿意看到中原土地上出现一个统一而强大的唐王朝，于是，为解心头之恨，他屡次侵扰唐王朝。唐高祖统治的武德初期，由于国力不足，政权还没有巩固，对于突厥的入侵，常常面临着被动挨打的局势。唐太宗即位后，唐国力虽较以前有所强大，然而仍然没有实力与突厥贵族相对抗。武德九年八月，颉利可汗屯兵于渭水北岸，唐太宗深感不安，但在危急之中他意识到敌强我弱，不能硬拼，只能智退。他很快识破了颉利可汗以静制动的狡猾伎俩，立刻采取了针锋相对的策略。唐太宗一方面扣留对方使节，一方面亲率数骑列阵渭水之南，与颉利可汗隔河相望，并大声斥责颉利背信弃义，在唐太宗的严词指斥之下，颉利哑口无言。随即，唐太宗命六军军容严整排列，故意虚张声势，士气激昂，颉利知道唐军是有备而来，又看到气势高涨，加之使臣被扣押，搞不清唐军实力究竟如何，摸不透唐太宗的疑兵之计，更不敢贸然出击，只得与唐太宗在渭桥上“刑白马设盟”而请和，突厥退军辙去。
有人却对以上看法表示怀疑。认为颉利可汗不会就这样善罢甘休，他既然是率20万精骑有备而来，怎么可能会轻易放弃进攻唐朝的策略呢?其中一定有另外的原因。武德初年，突厥也曾大规模地屡次入侵唐朝，但其主要目的则在于掳掠财物，每次都是“得赂即退”。史载：“高祖以中原初定，不遑外略，每优客之，赐与不可胜计。”可见在唐初，由于国力弱小，不堪与突厥相抗衡，的确有“财帛金宝入突厥”的议和政策。《旧唐书·郑元畴传》也载：突厥冠并叫，“元畴充使招慰，谓颉利曰：‘抄掠赀财，皆入将士，在于可汗，一无所得。不如早收兵马，遣使和好。国家必有重费，市帛皆入可汗。免为劬劳，坐受利益’。”由此可知，突厥贵族南侵的真正目的在于掳掠唐朝财物，一旦唐统治者满足了他们的欲望，必定会撤兵回师。唐太宗能让颉利可汗安心撤退，必定会与“财帛金宝”有所牵连，这大概正是颉利可汗退兵的主要原因。新、旧《唐书》在记载幽州和渭水事件时，都说是唐太宗以言辞智退突厥，丝毫没有提到“赏赐”之类的做法，但却漏洞百出，疑点颇多。而这两件事又都是表现唐太宗聪明机智的战斗作风，夸大唐太宗的个人作用，这不能不令人怀疑到贞观史臣的修史态度，恐怕都是溢美之辞，不能够完全相信。“吠以玉帛，顽虏骄恣，必自此始，将欲取之，必固与之。”这才是隐藏在“渭桥之盟”之后的真正实情，唐封建统治者与封建史家对此却都讳莫如深。
“渭桥之盟”的历史真相究竟如何呢?史学家虽已研究探讨了几十年，至今未能达成一致意见。
唐太宗李世民百谜/惠焕章，杨婧编著．—西安：陕西旅游出版社，2004.1